我曾在一家美式医院工作过，而且一度担任了该医院的高管。

我们那家医院的投资人之一是一名在美国行医的医生，他在美国是一名心血管方面的权威。我在那家医院工作期间，学习到了一些与中国医疗截然不同的知识和经验。

他一直想把美国医疗理念移植到中国来，改进中国医疗服务水平。不过遗憾的是，美式诊疗的很多理念，在中国有些水土不服。

我后来离开了这家医院，一度也想学习美国医生的工作模式——把诊疗做到非常细致的程度，靠自己的服务费而非其他收入来支撑自己的研究。

但是实践了一段时间后，发现自己的想法过于浪漫。中国患者还是习惯了不把医者的价值当回事的旧模式，他们认为救治他们的是药，而不是医者掌握的知识和技能。

在中国，如果一个医生敢于收取和美国专科医生相等的服务费的话，会有葬身于患者们的唾沫星子的危险。

我有一些病人去日本和美国看专科医生，每次诊疗的服务费几千人民币，不觉得自己付得冤枉。但是很多人在中国看专科医生，挂个号要几百块钱，都会觉得高。

所以中国的医疗，最后变得相当的糟糕，医生如果要想生存下去，单靠诊费是行不通的，必须得有别的收入。

最后，多数本来抱着救死扶伤的愿望去行医的医生，都被迫要考虑创收——如果不创收，他们将生存不下去。

实话说，我现在也还处在摸索之中——我也想找到一个平衡的方案，既可以照顾患者的心理，又可以支撑我的家庭日用开销和医学研究的合理的收费方式。

我们医院的那位美国投资人，他在美国行医，每个预约患者来就诊时，付给他的诊金差不多是我们半个月的工资了。所以他根本不用考虑其他的收入。

而另一个同样来自美国的牙科名医，在我们医院为一位北京某银行高管的家人做了两个小时的植牙手术，收了八十万人民币的手术费。

他们一般一上午只预约三五个患者，每个患者在就诊前，就把病历资料通过email传给他们了。他们在患者就诊前，会认真仔细的看每一个患者的资料，遇上自己不熟悉的病情会查阅文献，这样面诊时会有充分的准备。面诊完后给他们尽量开非常简单的处方，但是也解决了这些患者的问题。

医院的另一个投资人是中国人，这个美国心血管专家有一次来中国（他经常往返于中美两国），顺便给他的合伙人的父亲看了一次病。

他把这个老年心脏病患者的各种报告仔细的看了一遍后，认真分析，然后把老人正在用的药也研究了一遍。

最后，他一片药都没有开，而是把老人之前的用药锐减了百分之八十左右，就用老人之前用的少部分药解决了老人的问题，而且疗效比以前更好，因为副作用小了。

与他共事的那段日子里，我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在一起就餐时，他细致的照顾餐桌上的每一个人。这完全是出于职业习惯——他是一个训练有素的以照顾病人为生的医者，所以潜意识中已经把照顾他人的习惯纳入到自己的血液中去了。

他对每一个细节的严谨也令我动容，当有坐轮椅的病人来找他时，他会去注意诊室内有没有可能会绊倒轮椅的东西。如果有，他会迅速的挪开。如果他需要触诊患者，而自己的手比较冰凉的话，他会先把手搓热，再去接触患者的皮肤。

患者的任何一张检查报告他都不会放过，每一项都看得非常仔细。他给每个患者的问诊和交流时间基本上都是一个小时，而且会给患者留下自己的email地址，要求患者有问题，随时跟他沟通。每天他都会定时的处理自己的email，而不是交由助理去处理。

所有的患者的信息，他都会想办法管理好。他当时也正在想办法在中国推广他在美国找人开发的一套医疗管理方面的软件——那是一套可以把病人的病历、各种检查报告、就诊记录、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放在一起管理的软件。他想把这种将医疗和保险融合在一起的程序，在中国推广开来，以尽量节省病人的开销，自己同时也从保险公司那里赚点钱。

不过他的目标实在是太大了，他同时具备医生和商人的天赋。只是遗憾的是，他的想法在中国本土出现水土不服。他的很多做法在中国患者看来，完全是想骗他们钱——骗他们高昂的诊费、骗他们的保险费。所以他在中国折腾了几年，他理想中的事业却并没有如愿的进展。

我被这家医院的中美两国的投资人寄予很高的期望，他们准备把我培养成这家医院的院长。只是我不喜欢从事管理工作，我更喜欢做临床研究。

这份工作最终因为要在兼顾临床工作的同时，管理太多的人事而令我厌倦。一度我因为工作压力太大，患上了应激性食管反流，用各种办法都治不好。后来我辞职了，辞职后不到半个月，我的食管反流不治而愈。

但是在这段时间的工作经历让我学习到了很多东西。那家医院有好几个美国医生，也请了日本医生和韩国医生，还与国外的一些医疗机构和众多的保险公司开展合作。

而且当时为了创造收入，医院主要把那些在中国工作的发达国家的外国人定位为医院的目标患者，所以医院里的很多东西相当国际化和高端化。

我现在回想，我们当时的工作之所以很难在中国人中开展，主要还是因为我们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而且中国的医疗体制历史欠债太多，存在的问题盘根错节。中国人都很羡慕美国的医疗服务，但是若真的按美式医疗来搞，95%以上的中国人会比对现在的医疗体系更不满，因为太贵了。当然，现在美国人对他们的医疗也有很多抱怨，美国人也觉得医疗和保险负担太重，医疗负担是一个“环球同此凉热”的问题。

如果这一套体系可以展开的话，最终受益的可能是患者——当医生可以靠诊费生存时，医生就不会乱开药和乱开检查，患者的经济负担和身体上的负担会少很多。而且当那一套保险制度运作起来的时候，患者的医疗费用有很多能找保险公司报销。

只是当我在一些贴吧里看到中国的农村合作医疗统收的医疗保险费用每年升高到几百块，就遭到了一堆人的谩骂后，我知道我们医院的投资人的想法还太天真，完全没有群众基础。对于很多人来说，吃顿几百块钱的饭，理次几百块钱的头发可以接受，为医疗保健花费几百块钱很难接受，有很多理念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培养，才会在社会公众中被广泛接受。

我们现在的医疗制度相当的粗放，因为医患比例失调，医生们都太忙，没有几个医生有时间去掌握自己的病人的全部情况。中国居民的健康档案也很不完善——我们那个美国同事对这一点极为痛心，他非常的希望改变中国的这一现状。他觉得没有完善的健康档案，医生给病人看病，简直就是草菅人命。

病人和患者家属也完全没有建立自己的健康档案的意识。我看的一些病人，跟诊了一年后，我才知道他们几十年前患过什么重大疾病，做了那些治疗，留下了那些后遗症。因为患者本人早已忘记了这些事情，而他们又没有健康档案供我参阅。

最后大家只能寄希望于有“神医”出现，通过把脉就能知道他一切问题的根源——而脉诊的价值和不可靠性，也只有长期临床的医生才知道。古人早就说过“脏腑如能语，医生面如土”，也只有仅学一些理论皮毛就夸夸其谈的中医爱好者才会无限夸大中医，真正做多了临床的只会越来越谨慎。

健康档案非常重要，有很多患者，当下的一些症状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但是只要知道他们之前得过什么病，就能找到合理的解释。

比如我有一个胆囊癌肝转移的患者，一直高血压，脸部浮肿，身上爱长各种囊肿。我对她的治疗有一定的效果，她当初被其他医生预言很难活过一年，但是经我治疗后，现在存活两年了也还健在且无病情发展的迹象。

但是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没能根除掉她的高血压和脸部浮肿的问题。她找我看了快一年，几次复诊后，才在我的追问下，回忆起她年轻时候得过肾盂肾炎。

我于是按照慢性肾盂肾炎的思路给她治疗，她的血压降下来了，浮肿减轻。部分患者就是肾源性高血压，解决了肾脏的问题，血压自然就降为正常值了。

如果我一开始就有她从一出生到她找我治病时的全部的健康档案的话，我可以给她提供更为理想的治疗，只是遗憾的是我没有。

而我每次给她的时间都是一个小时左右，我们能充分的沟通，这才有机会了解到她年轻时的病史。她一路看的其他的医生，很难有人能给她五分钟以上的时间，所以就更加的难以了解到她的病史了。

不但是医生客观上无法重视患者病史的追溯，就是患者本身，也对自己的生命和身体很粗率。我经常碰到各种各样的向我恳求一张处方的患者——他们惜字如金，比如，他们告诉我，他们或其家人肺癌并骨转移了，请我给他开一张方子治疗他们的疾病。

这些人别说面诊了，就连具体症状都不愿意多讲，这样的情况叫医生如何开方？若他们自己当几年医生，碰到这样的求助者，只怕他们自己也不知如何是好。

在很多患者和患者家属的潜意识里，只要自己报一个病名，医生就应该有能力给他们开方用药。至于这么做潜伏着的巨大的风险，他们完全漠然。当然，一旦出了医疗事故，开方的医生未必会被他们的家属放过。

尽管我一再向这么求恳我的人解释，医疗事关人命，必须当面详细的了解病人的情况之后，才知道该如何治疗，否则医生就是在以病人的生命和医生自己的身家性命冒险。但是就是有很多人觉得这种解释是在寻找托词，无非不过想赚他们几个钱而已。有很多人会愤激的认为，这种不肯给他们处方的医生冷漠无情。

我一直在十分费力的改变很多咨询者的观念，希望为他们提供一种建立在详尽的问诊和了解病史的前提下的更加安全和有效的医疗服务。只是在很多人那里，也如我当初的美国同事那样的水土不服。

当然，我不会放弃这一努力。在我有生之年，我将以绝大多数人根本无法做到的勤奋、克制和耐心，尽力将这一医疗理念贯彻到底。我带的学生，我也希望他们未来能够继续我的这种模式。

而且我也希望，我能通过自己的文章，将这一理念向更多的同仁和患者普及，因为我明白，这才是医疗真正应该存在的模式。也只有这样就医和诊疗，才会达成相对安全有效的治疗，疗效也会更理想。

正如我经常对那些别的医生治疗无效但经我治疗有效的患者所说的那样，并非我的水平比别人高，实际上我的水平可能不如人家，但我为病人花费的时间多，所以偶尔取得一点疗效，也就不足为奇。如果别的医生也花了这么多时间，也许比我治疗得好多了。医疗从本质上来说都是碰运气，只是医生精细一些，好运的概率大点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