慷慨悲凉的建安风骨与张仲景的救世情怀

要了解一代医圣张仲景,需要以他的同时代人作为参照。张仲景的生卒年份虽然不详,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他是建安时代的一位医生。

在建安纪年之初,张仲景即已行医。关于这一点,一者有张仲景《伤寒论》的序言为证,张仲景在序言中提及建安年间的瘟疫导致其家族成员大量伤亡,仲景颇有所感,故发奋研究医学以济世活人;二者有皇甫谧的《针灸甲乙经》的序言为证,《针灸甲乙经》的序言中记载过张仲景为建安七子之首的王仲宣诊病的事迹,所以仲景与王仲宣是同时代人。

皇甫谧生于公元215年(建安二十年),卒于公元282年。他对建安时代的事情有所了解是再正常不过的,只是他为神化张仲景的医术,有夸大其词的言语。这或许是当时医林中以讹传讹,传到皇甫谧的耳朵中,以至于皇甫谧也相信张仲景提前预测到王仲宣四十岁后当“眉落而死”的传说。

我在前几天的文章中已经指出过,王仲宣并非“眉落而死”,而是死于公元217年(即建安二十二年)的一场大瘟疫。这不但有正史的记载,还有和王仲宣交往频密的同时代文人曹丕等人的文章为证,所以王仲宣“眉落而死”的传说肯定是错误的。王仲宣体弱多病,张仲景给他看过病或许确有其事,但是张仲景预料王仲宣“眉落而死”,之后果然应验这样的奇迹不存在。

张仲景的医术传人是西晋太医令王叔和,王叔和约生于建安十五年。王叔和编次《伤寒论》时,对张仲景的称呼是“师”。从张仲景和王叔和的生卒年代来看,王叔和师从过张仲景的可能性很大。《伤寒论》的部分文字出自张仲景之手,部分文字出自王叔和之手。

因为缺乏正史的记载,同时代人的文章和笔记中也没有记载张仲景具体的生卒年份,所以张仲景的真实生卒年份很难搞清楚。但是在建安时代,张仲景已经在行医,则是可以确定的事实。

建安是东汉末年汉献帝的第五个年号。提到建安时代,很多人或许不熟悉,但是提到三国时期,则几乎每个中国人都知道。建安时代就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三国时期,张仲景是与曹操、曹丕、刘备、诸葛亮等人同时代人。

建安时代是一个战乱频仍,瘟疫横行,民不聊生的时代。

当时的瘟疫流行到了什么程度呢?张仲景说他自己的家族中二百多口人,不到十年,因为瘟疫而死了三分之二。文学史上鼎鼎有名的“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等七人),在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一下子因为瘟疫死了五个(笔者在前一篇文章中说死了四个,乃统计错误):陈琳、王粲、徐干、应玚、刘桢。而阮瑀(即竹林七贤中的阮籍的父亲)死于公元212年,孔融死于公元208年。也就是说建安二十二年的瘟疫,把当时还活着的建安七子一网打尽了,可见其惨烈程度!

我们也知道这个时期是军阀割据,三国混战的时期,瘟疫加上战乱和饥荒,导致当时很多地方的人口已经死绝了。

所以建安年间的文人写出来的诗词歌赋,都有一种慷慨悲凉的味道,这就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有名的“建安风骨”。

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指出,汉代的政府是“士人政府”,或曰“读书人的政府”。在东汉时期,我国实际上已经废除了除皇室之外的封建世袭制,实行孝廉察举制。东汉时期,满二十万户的郡国每年都得举荐一个孝廉,中央对各郡国举荐的孝廉进行一番考试后,再行委任。所以当时的读书人在潜意识中都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和理想。

人间悲剧如此深重,建安时期的士子写出来的诗词歌赋就很难不充满了悲凉的味道,唐代杜甫诗歌的格调,就是源自于建安七子之首的王粲——当然,这些诗词歌赋如果出现在我们当下,很容易被当作所谓的负能量,遭到网友谩骂。不过历史对建安风骨有很高的评价,公正的历史评价需要很多年才会出现,因为政治影响总是难以避免的。

建安时期的文人,包括曹操、曹丕和曹植父子三人的文章,都充满了这种慷慨悲凉的味道。曹氏父子虽然社会地位很高,但是在那种时代背景下,也不能不有所触动。

曹操在《蒿里行》中这样写道:“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这种场面可以说惨绝人寰。曹丕在《与吴质书》中,念及故人,也是悲凉凄惨:“闻者历览诸子之文,对之抆泪。既痛逝者,行自念也……昔伯牙绝弦于钟期,仲尼覆醢于子路,痛知音之难遇,伤门人之莫逮。诸子但为未及故人,自一时之俊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后生可畏,来者难诬,然恐吾与足下不及见也。”

曹操位极人臣,曹丕更是称帝了的人,他们所历所闻所见,也令他们无比伤感。曹植这个在政治上失势的陈留王,笔底下则是更加的惆怅伤感。其余士子的诗词歌赋,也是读来令人肝肠寸断。

王粲(字仲宣)在《七哀诗》中这样写道:“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后人认为杜甫的名篇“三吏三别”,就源自王粲《七哀诗》。

建安风骨慷慨悲凉,摧肝断肠,是有其现实背景的。虽然后人说张仲景曾经被举孝廉,当过长沙太守这样的事情并不可靠,但是从张仲景《伤寒论》的序言和内文来看,张仲景本人的文学修养很高。张仲景的文章写得文采斐然,荡气回肠,也颇有建安风骨的味道。如果张仲景不是一名医生,而是一位文人,其文学造诣当不输给“建安七子”。

我们可以看看张仲景为伤寒论写的序言:

“论曰:余每览越人入虢之诊,望齐侯之色,未尝不慨然叹其才秀也。怪当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医药,精究方术,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但竞逐荣势,企踵权豪,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务,崇饰其末,忽弃其本,华其外而悴其内。皮之不存,毛将安附焉?卒然遭邪风之气,婴非常之疾,患及祸至,而方震栗;降志屈节,钦望巫祝,告穷归天,束手受败。赍百年之寿命,持至贵之重器,委付凡医,恣其所措。咄嗟呜呼!厥身已毙,神明消灭,变为异物,幽潜重泉,徒为啼泣。痛夫!举世昏迷,莫能觉悟,不惜其命。若是轻生,彼何荣势之云哉?而进不能爱人知人,退不能爱身知己,遇灾值祸,身居厄地,蒙蒙昧昧,憃若游魂。哀乎!趋世之士,驰竞浮华,不固根本,忘躯徇物,危若冰谷,至于是也!

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虽未能尽愈诸病,庶可以见病知源,若能寻余所集,思过半矣。

夫天布五行,以运万类,人禀五常,以有五藏,经络府俞,阴阳会通,玄冥幽微,变化难极,自非才高识妙,岂能探其理致哉?上古有神农、黄帝、岐伯、伯高、雷公、少俞、少师、仲文,中世有长桑、扁鹊,汉有公乘阳庆及仓公,下此以往,未之闻也。观今之医,不念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终始顺旧。省疾问病,务在口给,相对斯须,便处汤药,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趺阳,三部不参,动数发息,不满五十,短期未知决诊,九候曾无仿佛,明堂阙庭,尽不见察,所谓窥管而已。夫欲视死别生,实为难矣!

孔子云:生而知之者上。学则亚之。多闻博识,知之次也。余宿尚方术,请事斯语。”

能写出这样一篇序言的张仲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绝不是底层人士。诚如钱穆先生所言,虽然汉代的选拔人才制度已经比较公正,不再是权贵世袭制,但是因为当时的教育成本很高,所以实际上真正的读书人大多数还是出自世家。张仲景要达到这么高的文学造诣,也要接受成本很高的基础教育,所以张仲景的家境不会太差。

张仲景的文才在《伤寒论》内文中也多有体现,如桂枝汤条:“太阳中风,阳浮而阴弱,阳浮者热自发,阴弱者汗自出。啬啬恶寒,淅淅恶风,翕翕发热,鼻鸣干呕者,桂枝汤主之。”姑且不论其指导临床实践的价值,这样的文字的文学价值就很高。

所以张仲景和建安时代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也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潜意识。只是曹操和曹丕这样的人,他们的理想是通过政治斗争来实现的。而王粲和陈琳这样的人,他们的理想是通过依附曹操和曹丕这样的当权派来实现的。而张仲景的理想,则要靠医学来实现。

当其时也,医生的数量并不多,而且因为瘟疫一再流行,有限的医疗资源被严重挤兑,所以医生看病非常匆忙。张仲景批评时医看病潦草,“省疾问病,务在口给,相对斯须,便处汤药,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趺阳,三部不参,动数发息,不满五十,短期未知决诊,九候曾无仿佛,明堂阙庭,尽不见察,所谓窥管而已。夫欲视死别生,实为难矣!”这种看病潦草的现象,今天依然普遍得很。只是可能不像仲景所感叹的那样,是医生单方面的原因,更有可能是病人太多,医疗资源紧缺导致的。

张仲景“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奋发图强,学医救世。从《伤寒论》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出张仲景是一个心细如发的人,一种证和另一种证,仅仅有细微的差别,张仲景便会把它指出来,用不同的方法治疗,这只有临床经验丰富的医生能够做到。

同时我们也可以从《伤寒论》的字里行间看出当时的医疗水平很差,医生们治病缺乏正确的用方和用药指南,以至于常常出现“本太阳病,医反下之”这样的误诊和误治,出现了很多的医疗事故。很多病人不死于病,而死于医。这令张仲景痛心疾首,故他“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经验,写下了《伤寒论》这样的医学名著。希望后世的读者阅读后,“虽未能尽愈诸病,庶可以见病知源,若能寻余所集,思过半矣!”

这种济世活人的伟大情怀,正是在酝酿出建安风骨的同样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张仲景所批评的“当今居世之士”中的大多数人,也并没有真的像仲景所说的那样“但竞逐荣势,企踵权豪,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务”,只不过他们是在不同的领域内,有着和仲景相同的理想,试图拯救黎民百姓于水火之中而已。

但现实之残酷,远非人力所能改变。中国历朝历代在发生重大的天灾人祸过后,都会出现社会动荡不安的局面,统治阶层的地位岌岌可危,政风无一例外的会转向严酷。汉代如此,元代如此,明代亦如此。

故在“建安风骨”后,中国的士子们又开始进入“魏晋玄风”时代,出现了阮籍、嵇康、刘伶这样的避世之“竹林七贤”式的隐士,避谈政治,一心研究性命之学。阮籍等人算是张仲景的子侄辈,因阮籍的父亲阮瑀和张仲景是同辈人。张仲景也可以说是开“魏晋玄风”之先河者,张仲景与其后的皇甫谧和王叔和等人,都是避谈政治,专门研究医学以求救世活人的人。竹林七贤的嵇康也喜欢大谈特谈养生论。

如果我们试图在这样的大时代背景下去理解张仲景,便会对仲景的《伤寒论》有更深一层的认知。亦会理解仲景为什么对医学领域的保守力量如此痛心疾首,创造性的建立了影响深远的中医六经辨证体系。后人视仲景为医中之圣者,仲景是当之无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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