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碍中医发展的“医者意也”

​梁启超说:“中国凡百学问,都带有一种‘可以意会,不可以言传’的神秘性,最足为智识扩大之障碍。”中医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与中国古代哲学有非常紧密的联系,所以同样存在这样的一个特点。

中医常常讲“医者意也”。固然,在某些时候,“医者意也”确实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在更多的时候,这种“医者意也”的低级思维,让一些中医学者对中医的医理和药理的解释,充满了主观性和随意性,准确性和可信度极低。

在对中药药理进行阐释时,一些中医学者就充分的发挥“医者意也”的特点。比如汪昂的《本草备要》说浮萍这味药之所以有发汗利湿的作用,是因为它“辛散轻浮,入肺经,达皮肤,能发扬邪汗”。

如果汪昂只记载浮萍有发汗利湿的作用,这就很客观了。但他偏偏要用浮萍“轻浮”的特点来解释浮萍的药理,这就犯了主观臆测的毛病。这样来解释中药功效,是一种非常低级的思维,也很缺乏说服力。

当然,历史上绝不止汪昂一个人这样做。《金匮要略》开头的那一大段“夫肝之病,补用酸,焦苦入心,甘入脾,脾能伤肾,肾气微弱,则水不行。水不行,则心火气盛,则伤肺。肺被伤,则金气不行,金气不行则肝气盛,则肝自愈”的话,就属于典型的“医者意也”的言论。

再如《伤寒论》中治疗“阴阳易”这种据说是是因为病后性交造成的怪病,用“烧裈散”为方。取妇女内裤近生殖器处部分,烧成灰用水冲服,这也是典型的“医者意也”思想在作怪。我是不相信它真有疗效的,但有不少中医说这个方子有用还附上自己用这个方子的验案。我个人对这些都是持怀疑态度的。

历朝历代的中医学者,用这种“医者意也”的态度来随意解释中医药治病原理的大有人在。中医的脏腑理论和经络学说,中药的药性和药理,都可以说是这种“医者意也”思想的结晶。

中药、按摩、推拿、针灸、砭石均能治病,但是历代中医学者在没有弄清这些治疗手段祛除疾病真正原理的情况下,牵强附会的用自己想当然的想法来给这些治疗方法做理论上的解释,最后就或多或少的让中医的一些理论变得像胡扯一样。

今天的人在看到这类文字时就不免要大生疑心,觉得如此荒唐可笑的理论真的能治病吗?就连很多具备基本生活常识的中医学者,自己也很难信服这样的解释。《金匮要略》篇首说可以通过伤肾和伤肺来达到治疗肝的目的,这是很荒唐的。只怕肝脏没治好,肾和肺也搭进去了。

但是儒家文化圈有非常强悍的崇古传统,多数人不敢质疑被奉为经典的前人著作。其实很多时候不过是在上演皇帝的新装的故事而已,当然也有一些人是真的虔诚的信奉经典中的一切,虽然他们根本无法理解,也无法诠释这些内容。长此以往,中医的一些经典即便有错误也不能被纠正。

我碰到很多中医院校的毕业生,他们也对中医缺乏自信。原因无他,中医的基础理论实在太缺乏说服力。而且如此模糊不清的基础理论,在很多时候说了等于没说,这会让中医学习者在临床实践中无所适从,不知道该如何治病。更有甚者,一些神乎其神的人还大谈特谈虚无缥缈的悟性和灵性,或将神仙鬼怪之类的不存在的东西拉进医学中来,使之成为巫术。

但是自古至今,中医在民间有旺盛的生命力,却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中医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尤其是在人类尚没有能力解决一切疾病的情况下,必然还会有很多的受众。

作为一个中国人,很少有人不知道中医,也很少有家庭没有找中医看过病。这是因为一直都有一些中医学习者能从大量的中医典籍中,沙里淘金的学习到真正有用的东西来,并以之为患者服务,取得了实际的疗效,为中医争取到了一些体面。

像汪昂对浮萍功效的记载,就很有实用价值。《金匮要略》中的大多数内容,也很有实用价值。葛洪撰写的《抱朴子》和《神仙传》虽然幼稚可笑,但是其《肘后备急方》中的一些偏方也是能治病的。当然,《肘后备急方》也不是葛洪一个人的著作,后世陶弘景等人对该书增补过。所以里面的内容到底哪些是葛洪编录的,已经无从稽考了。

我们在临床治病的时候,也不会去考虑汪昂对浮萍药理的解释和葛洪《神仙传》中的奇谈怪论,而只会考虑浮萍和青蒿的功效是否可以解决某个患者的问题,并因此而决定是否给该患者开浮萍和青蒿这类药。

我认为,“药证”(用药指征)和“方证”(用方指征)是中医生命力的核心。学习中医者要紧抓“药证”和“方证”,做到“一要知病,二要识药”。这样在临床治病时起码不会茫然失措,成为一个糊涂蛋。

李东垣在授徒时,首先要自己的学生们学习的就是中药的功效,然后才学习各种中医理论。

因为李东垣有两个切身之痛。一是他的母亲得了胃病,遍访名医求治,这些名医讲起理来头头是道,但是直到李东垣的母亲因病亡故,仍然不知道李东垣母亲究竟得了什么病。二是李东垣曾经在金代末年的战后亲眼目睹了瘟疫大流行。当时京城名医对这场瘟疫的病理也是争论不休,但是大家都对这场瘟疫束手无策,京城各门每天抬出去的死于瘟疫者的棺材不下两千具。

这种见闻使李东垣痛心疾首,深为中医的落后和迂腐而愤怒,遂毅然决定自己学医行医,改变当时中医界的面貌。

我也有一些见闻,我小时候在家里看到我父亲,一个识字不多的农民,从田间地头里采些本地的青草药给人治病。

他没有学过望闻问切,但是凭借着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用药经验,他用一种草药治疗喉科急性感染性疾病,只需要一个晚上的时间就能让患者痊愈,而且治愈率是100%。

我也见过他用另一种草药,砸碎后与鸡蛋白和糯米饭合在一起,外敷治疗蜂窝组织炎之类的急性感染性疾病,也只要一夜时间就能让患者痊愈。这个蜂窝组织炎的治愈率能否达到100%我就不知道,因为他治疗蜂窝组织炎的病例不多,不足以说明问题。

不但我父亲讲不出来这样治病的道理,就是我接受过高等教育了,我也讲不出他所用的这些草药治病的道理。

到我自己学习中医后,我从《本草纲目》《中华本草》《中药大辞典》这类大型的中草药辞书中,找不出我父亲所用草药的记载。我拿这些药问过很多从事植物学研究或者中草药研究的专业人士,他们连认识都不认识。这种药卑微到我找了很多人,连个学名都问不出来。

我以前看不起我父亲的这两把刷子,但是我自己从事医学实践以后,我就对他的这两把刷子佩服得五体投地。因为我现在不但治疗癌症的成功率不高,就连治疗一些小毛病,也对100%的治愈率望尘莫及。当然,医学上能达到100%的治愈率的疗法是不多的。我父亲就像陈咬金的三板斧一样,只会治疗有限的几种病。

屠呦呦教授从青蒿中提炼出的青蒿素对疟疾的疗效也能达到100%。屠教授的发明在很多人看来没什么了不起的,某些人觉得她只是从中医古籍中继承了一点东西而已。但是对疟疾患者和临床医生来说,青蒿和青蒿素简直就是天壤之别。原始的使用青蒿治病的办法,只能让少数患者痊愈。患者得了疟疾之后只能有一半求生的把握,但是提纯后的青蒿素可以让所有的疟疾患者痊愈,这就非常的了不起。

我也一直在想像屠呦呦教授提炼青蒿素一样的从我父亲的经验用药中,提炼出有效成分来造福那些喉科疾病患者和蜂窝组织炎患者,只是个人能力有限,暂时还出不来成果。

如果我记载我父亲的用药经验,我就只会去记载这个药的用药指征和用法用量,而不会对它的药理进行“医者意也”的主观臆断式的解释。我会把我还研究不明白的药理留给后人去研究。

这样的话,即便这个药治疗疾病的原理我们还不清楚,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用它来治疗一些特殊的疾病,就像我父亲所做的那样。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起码不会让后人学起来像在云里雾里似的晕头转向。也不会让患者提心吊胆的试药,毕竟求生之机会稍纵即逝,不太精准的治疗方法对患者来说是一场风险太大的赌博,而生命这个赌注也实在是太过沉重。我对那些愿意把赌注下在我的身上的患者固然很感激,对那些不敢把赌注下在我身上的患者也深表理解。

我想我父亲的用药经验之所以比较精准,是因为他没有把他所用的药物治病的原理进行臆测性的理论上的总结和随意性的升华,然后再不经大量的实例验证就大面积的推广到其他疾病上去。

比如他不会说这个药性苦寒,归肺胃经,有清热解毒和消肿止痛的作用,然后再根据中医的理论,用此药治疗一切被他认为属于有热毒的肺胃经的疾病。假如他这样做了,那他的疗效也会变得稀松平常,很不靠谱。

我相信大量的中药和草药,最初大家对它们的认识都是质朴无华的,直到有汪昂这样的信奉“医者意也”的学问家的介入后,事情才变得复杂,变得不可信也不足信了。而中医药的临床疗效,也因此而大幅度的下降。

中医要想重新焕发出生机来,要想在科学素养越来越高的当代和后世中国人中仍然有较多的信众,就要剥掉“医者意也”这层外衣,还原其真正有价值的一面来。

我们当代的中医学者,也应该响应陆渊雷和施今墨这些近现代中医界的有见识的前辈的号召,走求实的科学发展之路,让中医脱离玄学,变得更有说服力和亲和力,更值得普罗大众信任。

科学的精神并不是唯我独尊和自以为是的精神,科学的精神恰恰是批判和自我批判的精神,是不断的在新的认识下否认旧的自我的精神,是一种勇于自我革新的求是精神。我不迷信鬼神,也不迷信任何权威,所以我相信科学,我选择以科学的精神进行中医药学的研究。

我从十八九岁开始学习中医,迄今已经学习了二十余年。二十年多年来,我所读的中医古籍中,大多是这种“医者意也”的主观臆测性的文字与真实疗效掺杂在一起的很容易让人迷惑的文献。

我深感在这样的文献的指导下学中医之不易,在大量的臆测性理论指导下进行的临床实践,也颇不易取得确切的疗效。我时时为治疗无效而觉得愧对患者,所以一直在努力寻找疗效更确切的疗法。此路艰难,但既然已经选择了从医,也只有为寻求更好的医疗方法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

很多中医学者学医多年后,说些套话说什么由博返约。我对由博返约没有多大兴趣,我觉得自己真正愿意做的事情是去伪存真。没有这道去伪存真的程序,我们所读的书,就足以蒙蔽心智,害人匪浅。

古今治国学者,被前人的文字记载所误的多矣!本文中提及的晋代的葛洪,即是其中之一。此老幼时家贫,在书肆中打工谋生。葛洪是个书呆子,读了一些古代的书简后,居然相信彭祖活到上千岁是真实的事实。那些如今被我们当作志怪小说来阅读的古代寓言,他信以为真。

葛洪最后入了道家修真悟道,还写了对中国道教颇有影响力的《神仙传》和《抱朴子》。葛洪一直相信通过修炼内丹和外丹,服食一些养生药物,人可以长生不老,或许他也服用了当时颇为流行的五石散。可惜的是他自己只活到了61岁就死了(也有说他活到了81岁),而不是长生不死。

不过这并不妨碍他的《神仙传》和《抱朴子》被后世的道士们奉为道藏中的经典。时至今日,可能还有人相信按照《抱朴子》的养生理论,人可以实现长生不死的愿望。

尽信书不如无书,读者若不能有充分的理性,不能从实践中去验证和质疑古人的文献,就很难从古籍中学到真知。但理性,诚如王小波先生所言,并不是轻易就能获得的东西,人需要很努力才能获得真正的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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