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过去两年在中医抗癌方面的研究,有得也有失

过去这两年,我在中医抗癌方面的研究有得也有失。

八月份是三伏天,每年的八月份,咨询和就诊的病人都比其他月份要少,我在八月份整理了很多病人的资料,回顾他们的治疗历程,思考其中的得失,寻找自己的偏颇之处,以改进今后的工作思路,提高疗效。

首先来谈一谈不足之处。

第一个不足之处是我这两年过于依赖自己的经验了。

过去的两年,找我治病的多数患者,都是通过口碑相传而来的,这样来的患者,呈现了比较明显的病种集中的特点,因为他们基本上都是在病友群体中知道我的。

常来向我求助的患者中,最多的是肺癌患者,其次为小儿神经母细胞瘤患者,再次为脂肪肉瘤患者,再次为卵巢癌、宫颈癌和乳腺癌患者,再次为淋巴瘤患者。

因为患者比较集中,我自己也有些依赖过去的经验,给每个患者的用药方案较为接近。实际上这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导致部分患者的治疗效果并不理想。我查看一些治疗效果不理想的患者的医案,自己也觉得更换一些方案去治疗,也许会有更好的效果。

但工作久了,人很容易形成思维定势,对同类患者,寻求近似的治疗方案,不但是医者容易犯的错误,也是患者和患者家属们内心的期待。很多患者看到自己的病友用某某方或某某药有效后,自己也跃跃欲试,总觉得如果医生没有给自己用同样的药,可能效果就不如那些病友。

实际上每个病人的具体情况都不太一样,套用治疗成功的患者的用药方案去治疗,是一种存在思维惰性的做法。通常我治疗的某个病种的前几例患者的疗效是最好的,之后的患者疗效反而不如以前。这或许是因为对新接触的某个病种,我花费了很多的心血去研究,这花费的心血足以抵得过经验不足带来的弊端。反而经验丰富后,却容易因为犯经验主义的错误,而减少了在新病人问题上的思考时间,导致治疗有失偏颇。

所以今后走出经验主义的误区,对某个病人还是要认真仔细的分析其具体的情况,采取相对应的治疗对策。

第二个问题是我过度的追求降低治疗成本了。

两年前我制定了一个目标,想尽量把儿童肿瘤患者每个月的花费降低到1000以内,把成人肿瘤患者每个月的花费降低到2000元以内。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一直在尽量少开或者不开一些比较贵的中药。

另外,为了减轻患者的负担,也尽量降低患者的复诊频次,复诊时间设置得过长,一般是三个月复诊一次。在这三个月内,基本上我都是远程免费指导患者调整用药方案,这对一些病情不太严重的患者,或许是对的。但是对一些病情严重的患者,就不合适。

实际上,这些为刻意降低患者花费的目标定的非常的不合理。一味的追求低价,追求自己在患者群体中有个相对较好的评价,也会耽误一些患者的治疗。在货币不断贬值,物价一路攀升的今天,要想以如此之低的成本去治疗癌症,最终只有绕开一些疗效较好但是价格较贵的药。治病还是应该根据病人病情实际需要用药,不能太刻意的追求低成本。

曾经有个和我共事的大姐对我说,我自己为患者尽量省钱,但是患者家庭该花的钱,他们并不会少花。不花在我给他们开的药上,就要花在别的医生或医院给他们开的药物和治疗项目上。我一味追求省钱的做法,是受我出身于贫民阶层的生活经历的影响。

我现在不得不承认,她对我的这一评价是正确的,我自己每次开药稍微贵一点,给某个患者开的药费若达到了每个月三千以上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对患者家庭充满了愧疚之心。但是实际上,患者在其他的医疗项目上,根本就减少不了多少费用。

从私心里说,我降低治疗费用,也是为了避免发生不必要的医患纠纷。有些患者就诊时,患者和患者家属觉得我开药太便宜,担心疗效,主动提出要求开一些贵一点,疗效好一点的药,我也不太愿意开。根本的原因还是因为我担心万一治疗无效,让患家花的钱多了,容易产生矛盾。

这个问题也是医生们经常遇到的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并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一个问题。医患关系很敏感,因为涉及到经济问题,所以经常发生纠纷,我自己是不大敢触碰医患纠纷的高压线的。我只敢向一些素质较好、收入较高、交情不错的患者开名贵药。

过度追求降低治疗费用,降低治疗风险,最后的结果就是降低了疗效。曾经有个在医院里从事管理工作的患者家属对我说,她在自己的医院里目睹着医生们为了避免日后的医疗纠纷和经济纠纷,对一些也许还存在希望的患者采取的是放弃的态度,她理解自己的同事们的做法。但是当她自己的孩子面临死亡的威胁的时候,她深知这些存在于医生内心深处的潜规则,看着她自己的孩子也被这样放弃了,她却无能为力去改变,这让她很痛心。

这是一个很残酷的现实。癌症患者和他们的家庭非常值得同情,为了求生,很多癌症家庭动辄在医院花费几十万、上百万,因病致贫,有些癌症患者的家庭因此而支离破碎。为了摆脱自己的负担,一些患者的配偶选择与患者离婚,父母放弃子女或者子女放弃父母,这样的事情我都见识过。所以对癌症家庭因为经济原因而与医生关系紧张,也是深有体会的。

所以我对于人在遭遇癌症的威胁下的任何行为都非常理解和深表同情,甚至对那些无端的谩骂我的人也是如此。我相信如果他们不是遭遇了癌症这样的人生难题,也不至于无端的失礼到这种程度。当然,理解归理解,防范还是要防范的。

死亡的威胁,经济上的巨大压力,心情的极度悲伤和压抑,导致很多癌症家庭失去了常态。也给很多治疗癌症的医生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外界对肿瘤科医生面临的这些压力并不理解,社会上对肿瘤科医生的怨言很多,所以很多医生在肿瘤科干不久便逃离了。

我儿子曾经向我表示,他不想再像我一样的学医行医了,如果叫他去干这行,他宁愿自杀。如非热爱医学,我想我也坚持不到今天。所以我尊重我儿子的选择,我让他学点医,也只是为了让他今后能生活得更健康,倒也未必逼他走上医学之路。除非他今后转变了兴趣方向,热爱上了医学,否则我想我家学医行医之路,在他这一代是要断掉的。

无论是出于同情患者的目的还是出于规避医疗纠纷的目的而降低治疗费用,都是应该适可而止的。北京同仁堂的西黄丸这类名贵药一涨价后,我除了偶尔给一两个患者开之外,基本上都不用,这就有点过度了。

第三个问题是我没能很好的为自己设置一条能力的边界线,拒收部分治疗价值不高的患者。

如果我能为自己设置一道能力的边界线,知道在何时应该明确的告知患者和患者家属,我无能为力,请他们另请高明的话,我自己承受的心理上和体力上的压力就会少很多,也能更有效率的去治疗那些有治疗价值的患者。与此同时,也避免了某些失去了治疗价值的患者家里遭受没必要的经济损失。

当然,就像《最后的告别》的作者,美国医生阿图葛文德所说的那样,医生不太容易知道自己能力的边界在哪里,因为医疗是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的。看似严重的患者却创造了奇迹,看似轻微的患者病情进展迅速,这都是很常见的事情。

医生为自己划出的那道能力的边界线,也只能是在自己人生阅历的基础上,估摸着划出的一道并不完全准确的边界线。我们无法如患者和患者家属所期待的那样,总是能帮助他们做正确的判断和决定,无法帮助所有的求助者解决他们的问题。何时承认自己无能为力,是无法有清晰的标准的。

对医生而言,一个重病号通常要耗费掉十个以上的轻病号所耗费的时间和精力,而且其疗效还会差很多。而治疗重病号时,面临的风险比治疗轻病号时要高出很多倍。所以划出这样一道能力的边界线,对患者家庭和医生本人都非常的有帮助。什么患者都接收,并不合适。

这是我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需要解决的三个主要的问题,解决了这三个问题,我相信自己在治疗效果和职业经验上都会再上一个台阶。

当然,这两年也不是只有“失”,而没有“得”。有一些患者,还是受益于我近两年尝试的新思路的。

癌症非常顽固,中医治疗的癌症患者,大多数已经是西医无能为力了的患者。现在社会上有些声音在批评中医,认为一些中医在欺骗癌症患者信任中医,放弃西医。我对这种说法很有意见,这都是自己拍脑袋想象的结果。

不仅仅我自己,我相信绝大多数的知名的中医老教授,他们接诊到的癌症患者也大都是被西医放弃的患者。实际上,超过百分之八十的向中医求助的癌症患者,都属于已经接受过西医治疗,没有效果,濒临死亡的患者。即便是另外的百分之十几的状况还好的患者,也大多在同时进行中西医治疗。

这些患者只是不甘心就这样束手无策而就诊于中医,真正不先经规范的西医治疗就找中医治疗的患者是极少数的。在现代社会里,中医势微,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去给癌症患者洗脑。就我自己接收的患者来说,绝大多数也是因为他们身边的病人在我的帮助下有起色了才会来找的,而非靠宣传吸引来的。对那些用其他疗法治疗有效的患者,我也不鼓励他们放弃正在接受的有效的治疗而选择我的治疗。

所以这样的一些严重的患者在中医的治疗下,病情有起色,生命得到了延长,是非常令人欣慰的一件事情。

治疗这样的患者,难度非同一般。我遵循常规的治疗思路,治疗无效的患者中有一部分人,一直在恳求我继续为他们想办法。我才不断的突破常规,为这样的患者谋一条生路。

一个人研究任何一门学问,难的不是照葫芦画瓢式的学习,难的是学习完后,能突破这门学问中业已形成的思维定势,闯出一条新的路子来。在前人没走过的路上摸索,需要一个人不断的思考和实践,不断的总结和归纳。

借助现代医学对癌症的认识,重建中医对癌症的辩证和辨病的方法是很有必要的。借助现代药学知识,吸纳传统中医组方经验,不泥古的去组建真正解决问题的方剂,也是很有必要的。一切应以实际疗效为判断对错的标准,而非一味的遵经重典。

我最近两年在重建中医癌症辩证和辨病的思路和重建中医抗癌方剂的组方思路上进行了大量的探索,没有因循守旧,遭到了一些同仁的批判。但是我的很多患者获益了,他们的病情得到了缓解,生命得到了延长,用现代检测方法去检查的结果证明了这样的治疗思路存在一定的合理性。

我这样治疗的很多医案我已经公布了,在我公开的文章中是能够找到的,另一些医案我也会陆续整理并公布。

我希望我自己的这些思考,对其他同仁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也冒昧的请求一些中医同仁,能够胸怀宽广一些,不要戴着有色眼镜来看这类新尝试。我公布的医案里大多有病人在各个医院的检查号或者住院号,在各个医院的数据系统内是能够查询到的。

我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保证这些医案的真实性和可追溯性,我是能够坦然的接受医疗界的同仁们监督的,而非自己编造出一些虚假医案来糊弄人。当然为了保护患者的隐私,我没有公布患者的个人信息。这样做兼顾了病人治疗效果的可追溯性和对病人个人隐私的保护。

未来我会继续在这个方向上摸索前行,尽可能的组出最佳的针对癌症患者的各种问题的用药方案出来。同时也尽可能克服我所犯的经验主义错误,和自己在治疗原则上犯下的一些错误,更好的为患者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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