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世上自始至终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像我这样的人，一种是不像我这样的人。

与说话相比，思想更加辽阔饱满。

——作家王小波

狂犬病是一种致死率极高的疾病，一旦发作，死亡率是100%。如今，人们在被可能携带狂犬病毒的猫和狗咬伤或抓伤后，第一时间会去医院接种狂犬疫苗。接种完狂犬病疫苗后，基本上就不再可能发生狂犬病了。

那么狂犬病疫苗最先是由谁研制出来的呢？是法国微生物学家路易斯·巴斯德——他被誉为现代微生物学的创始人，我们喝的牛奶采取的巴氏消毒法就是他发明出来的。

路易斯·巴斯德又是如何研制出人类的第一支狂犬疫苗的呢？他最早是用感染狂犬病病毒的干燥兔脊髓悬液的减毒活病毒尝试预防狂犬病，他给一个被狂犬咬过的小孩连续注射了13针用这种方法研制而成的狂犬病疫苗，结果获得成功。此后，科学家们就在此基础上不断改良，最终研制出了如今被广泛应用的狂犬病疫苗。

在今天看来，路易斯·巴斯德研制狂犬病毒疫苗的原理并不复杂，一个学过医学免疫学这门课的低年级医学生便能够想明白其中的道理。狂犬病病毒侵入的主要是动物的神经系统，从感染狂犬病病毒的动物的脊髓（动物的中枢神经系统包括脑和脊髓）中去提取减毒活病毒，低剂量注入人体内，使人体产生相应的抗体，就能避免狂犬病的发作，这是一个我们的免疫系统产生适应性免疫的过程。

最早发现这一规律的是路易斯·巴斯德吗？不是，是中国东晋时期的医学家葛洪。在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亦名《肘后救卒方》）中记载着预防狂犬病的方法：“乃杀所咬犬，取脑敷之，后不复发。”葛洪的方法与路易斯·巴斯德的方法遵循的是相同的原理，都是从感染了狂犬病病毒的动物的神经系统中提取减毒活病毒，让这些减毒活病毒刺激我们的自体产生相应的抗体，以此来预防狂犬病。而且葛洪还能明确指出这是预防“后不复发”，而非发作后的治疗，可见当时葛洪已经掌握了这一规律。

当然，葛洪的这种预防狂犬病的方法大概率也不会是他自己首创的，而是他收集的民间经验。葛洪曾著《葛洪玉函方》，该书卷帙宏大，达一百卷之巨。后来他自己都感到不好意思，觉得这么庞大的一本书，大家用起来太费力，不切实际。所以他从中浓缩出一本小册子，这就是《肘后救卒方》，后人把它改名为《肘后备急方》，简称为《肘后方》。

这本书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屠呦呦教授研究青蒿素，就是从这本书中获得的启发。《肘后备急方》记载了疟疾的治疗方法，其文字极为简略，“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就这简短的一句话，没有用阴阳五行学说来诠释，只是用老百姓都听得懂的大白话，记述了当时的人们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治疗疾病的经验。

葛洪的著述用现在的话来说是干货满满。他的《肘后备急方》不但有这些，还记载了吹气人工呼吸法、烧灼法止血、腹穿、导尿、灌肠、清疮、引流、骨折外固定、关节脱位整复、水银软膏治蛲虫等治疗技术。他的书是在1700多年前写成的，但中国有很长一段时间，在科学上的进步是非常缓慢的。所以，虽然他记述的一些经验非常有价值，但却未能在古代引起重视。

狂犬疫苗拯救了无数人的生命，青蒿素也拯救了无数人的生命，而这些都可以从葛洪的著述中找到影子。可见中国古代的一些医学家们很有洞察力和创新精神。我在前天写作的另一篇文章《人类与天花病毒漫长的斗争史》中提到了我们中国古人研发天花病毒疫苗的历史，从这段历史中，我们也看到了我国古代医学家们身上的洞察力和创新精神。

这种洞察力和创新精神才是推动医学进步的最重要的力量，遗憾的是，在很长一段时间，这样的一些能促进医学技术进步的积极因素非但不能受到重视，反而被不断打压。

葛洪本人是个炼丹的道教人物，中国古代另一个非常有名的医学家陶弘景也是道家人物，他们实际上是最早的化学家。中国古代称这种人为“江湖术士”，这个称呼带有强烈的蔑视的意味。

葛洪生前肯定是感受到过这种歧视的，《肘后备急方》的序言中有这样一段话：“世俗苦于贵远贱近，是古非今，恐见此方，无黄帝仓公和鹊逾跗之目，不能采用，安可强乎？”

这段话非常形象地描述了中国人迷信权威的特点。直到现在，还有许多人存在这种倾向。一谈起中医，不可避免的便会厚古薄今，言必称《黄帝内经》、经方、汉唐医学，把汉朝和唐朝以后的医学贬斥得一钱不值，蔑视进步到了令人不忍卒睹的程度，而信者居然多如牛毛。可见在我们这片土地上，医学创新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如果我们这个民族一直都重视创新，可能微生物之父、免疫学之父都会是中国人，我们的医学也会比今天发达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