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父们教给我的那些行医智慧:敬、慎、诚、细、谦

我跟过很多老师,有中医老师,也有西医老师。我从他们那里既学习到了医学方面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也学到了行医和处世的经验,这些都很宝贵。随着我自己在医疗行业呆的时间越长,我对他们的教诲体会得越深。专业的医学知识和技能难以用一篇文章来概括,但是行医和处世的经验却可以用这样几个字来概括:敬、慎、诚、细、谦。

首先说说这个“敬”字。

我有个师父是武警总医院的一位退休的老大夫,我拜她为师时,她被返聘到一家门诊部坐诊。老人家满头白发,但对任何来就诊的患者的称呼都是“您”而非你,哪怕那些患者都可以当她的孙子。当然跟我这样的学生就不会这样称呼,而是直呼我的名字。

师父对我的要求很严格,她总是告诫我,要行医先要学做人,当医生要搞好关系,要跟同事搞好关系,跟病人搞好关系,跟同仁搞好关系,对任何人先要敬他们三分。

我跟师那会儿还很年轻气盛,觉得学医的吃技术饭,用不着仰人鼻息。尤其是我师父这样的德高望重的老大夫,还要尊称那些年纪轻轻的患者为“您”,而大多数患者对我师父则是大剌剌的称呼为“你”而非“您”,这让我心中颇为我师父抱不平,觉得患者们不懂礼貌。

我自己一年比一年大了,不知不觉的受到了我师父的影响,现在有任何来咨询我的人,我都尊称他们为“您”。有些病人和我相处的时间长了,听到我口口声声的称他们为“您”的时候感到难为情,要求我以后改“您”为“你”,但我还是无法改变自己对病人的这一习惯性称谓。

我师父是个非常低调的人。其实她是某位国医大师的师妹,如果不是因为该国医大师的孙子办喜宴,师父应邀出席,被我的一个领导碰到了,我的身边就没有一个人知道她的师承。我们只知道她的医术过硬,师父从来不与人讲自己的老师是谁,也不允许我拿师门的招牌装点自己。所以直到如今,我也从来不提我的师父和师祖是谁。

我知道师父的师承的那一天,在跟我师父抄方的时候和我师父说了这件事情。师父对我说,我们行医要靠自己的本事,自己的路要自己闯出来,老师们教了我们医术就已经很值得我们感激了,不能再拿他们的招牌来为自己贴金。我们光大门楣了还好,万一医术不好,人家知道我们是谁的徒弟,我们就算给师门抹黑了。师父说一个人行医,老老实实的给人治病最重要,搞那么多虚头巴脑的东西神化自己,忽悠病人,必有后患。据我所知,我的师祖一生也是这样的医风,没有像现在的一些人一样,动辄自诩为“大师”。

我跟师行医的时候,也在帮医院做文字工作,师父见我很会写文章,一再告诫我不能成为学术商人。师父说她一辈子最看不起的就是学术商人,师父说,一个人但凡有捞取名利的企图,就不适合当医生。

我师父并没有口口声声的要当圣人,她教我这些其实是为我的人身安全着想,不同于其他医生动辄将这些归为道德问题,我师父总是跟我讲她对我讲的这些是安全的保障。我跟她出门诊的那会儿确实很难理解到这一点,但是现在我懂了。礼敬病人和患属,礼敬同事和同仁,我们才不会树敌如林。

再说说“慎”这个字。

我自认为自己天性谨慎,思维缜密,但是我跟这位武警总医院退休的师父抄方的时候,还是意识到自己仍然有不够谨慎的地方。师父对我特别严厉,虽然当时也有几个年轻人想跟她出门诊,但是师父只收了我一个徒弟,她说人多了她教不来,要教就得认真的教。

我跟她抄方的时候已经三十出头了,但是师父对我是一点情面都不留,手中常常有个可以打人的东西,只要看到我犯了错误,师父就毫不客气的打,丝毫不避人。师父怕我感到委屈,私下里对我说,我现在打你,你不要觉得委屈,我打你,你长记性了,今后你就不会挨患者和患者家属打。师父的打是为爱护你而打,患者和患者家属打医生杀医生就不会像师父那么客气了。因为师父的严格要求,我在临床过程中很少犯低级错误,我直到现在还感激师父对我的这些训练。

师父每天要我把各个诊室和检查室的规则看一遍,有时甚至要我向她复述,她说她一辈子都在牢记这些规则。因为医院里的每条规则都是为了病人和医生的安全设置的,师父说医疗的核心是安全有效,一定要牢记“安全”二字。病人安全了,医生才能安全;病人不安全,医生的安全无从谈起。

我师父是中西医兼通的,她总和我说,她学医那会儿有本教材真是很好,是从国外引进的,那本教材里连医生在诊室中的座位应该安排在哪里都谈得很仔细。我问师父为什么教材里要谈这个问题?师父回答说,因为医生的座位设置得合理,碰上医闹,医生就能成功逃掉,不至于白白的牺牲了。可能有些读者看到这样的话时觉得好笑,但是我这些年真是觉得我师父可谓善教矣!她把我在书本上学不到的,但是确实又是医疗中常见的问题的解决办法都教给了我。

我的另一位师父是我老家的一位老中医,我和他签了正式的师承协议,行过拜师礼。我的这位师父非常的谦虚,有些病他认为自己不如我研究得多,有病人找他的时候,我师父就推荐病人来找我。有一次他自己村里有个病人得了肿瘤,请了好几个医生去会诊,因为师父的推荐,他们也请了我。病人卧床不起,医生们只能到他家里会诊,同时去的既有中医也有西医。

我那会儿很热心肠,患者家属请吃饭,我觉得这是师父的熟人,熟不拘礼,在饭桌上谈论病人的时候,说话就有点收不住,给病人提了一些比较大胆的医疗建议。我师父就用脚在桌子底下轻轻的碰了我一下,我立即会意了。师父是在告诉我,即便是再熟悉的病人,人命关天的时刻,也要注意风险,说话要谨慎。

在我老家,我师父很受人尊重。有时我和师父从中医院往他家走,一路上不断的有人跟师父打招呼,大多数人对我师父都很尊敬。但是即便如此,我们去找人办事的时候,师父还是不断的叮嘱我说话要小心谨慎,礼貌周到。医生这一行,这辈子注定了都是需要谨慎的。

说到谨慎,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收钱的问题。医生肯定需要收入养家,但是我跟过的所有的师父,没有一个在收钱上不小心。收了钱就意味着要负一份责任,所以有些钱是不能随便收的。病人的钱,要每一分都算清楚,宁可我们吃亏,不要病人吃亏。倒不是唱高调说这是多么高尚的行为,而是病人吃亏了,医生可能就有麻烦。

我有一次在老家乡下,有个病人去我老家找我,我自己当时身体不适,乡下没有药买,我叮嘱那个从城里过来的病人路过药店时帮我买一下药,到了我付药费给她。药费并不多,应该是一百元左右。病人到我老家后,我们聊着聊着,聊得很兴奋,我就忘记了跟病人算这笔药钱。后来这个病人跟另一个病人说,我欠她的药钱不给,我赶紧联系了这个病人,把钱还给她了。

我并不愿意接收癌症之外的病人,因为我长期的关注点只有癌症,偶尔治疗一些疑难杂症,也只是在熟人中给人试试,我自己知道因为研究得不深,所以成功率很低。治疗熟人没什么关系,治不好别人也不会怪我,陌生人就不一样。前几年有个女患者,有妇科病和轻度抑郁症,她总是希望我治疗她,自己主动的用给我的文章打赏的方式付诊费。付了钱,就不好拒绝,我收治了她,疗效不能令她满意,结果这个患者就对我很不忿。

这两件事情给了我一个教训,任何时候,都不能在钱的问题上疏忽大意。因为钱而与患者闹矛盾,是非常不应该的,也是很危险的。我现在对一些终末期癌症患者,或者对一些期望值高于我的能力的咨询者的费用都不收,因为并不想急着和任何人建立医患关系。治疗这类重症患者得有个前提,那就是患者和患者家属的期望值是合理的。

再说说这第三个字“诚”。

我的这位从武警总医院退休的师父在北京有很多患者,这些患者介绍的新患者虔诚的来向她求诊的时候,师父总是不厌其烦的跟他们沟通,了解这些患者的心理预期,评估自己的治疗效果与患者或患者家属的心理预期之间的距离有多大。如果患者病情重,病人和家属的心理预期又太高,而师父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取得他们想要的效果时,师父就会如实的告诉病人和病人家属自己能力的边界在哪里,由病人和家属自己抉择,绝不夸大其词。

师父对我说,不要为了急于得到病人们的认可而失去诚实的品性,跟任何病人都实话实说。你是为什么学医的,学了多长时间医,擅长什么不擅长什么,老老实实的告诉病人。他们愿意选择你,你就好好的给他们治病;他们看不上你,你也别觉得丢人。日子长着呢,老老实实的,就不会有祸端。

我现在对师父她老人家的这些教诲也懂了,而且一年比一年懂得更深刻。虽然在一些特殊的患者群体中,我也已有了一定的知名度,但是我跟任何一个来找我的患者和患者家属沟通的时候,都严格遵循我师父教导的这些原则。我以前确实技痒难耐,急于给人治疗疾病,碰了几次壁,挨了几次骂后,现在就知道师父说的话真是经验之谈。

再说说这个“细”字。

我跟过三个女老师学医,其中一个是我师父,另一个是我的一个患者——她是老牌的北京大学医学院毕业生,曾经是我们国家卫生部(现在叫卫健委)领衔的解毒专家李钟蕙大夫,还有一个是北京协和医院呼吸内科专家黄席珍教授——我是因为为我师娘求医而找到黄教授,并定期找她复诊开药,因此而有机会得到她的指教的。

这三个女大夫共同的特点是细致。

我师父向我示范如何为病人查体时,一项项的工作都做得非常的仔细到位,通常,她看一个病人最少要花费二十分钟,我从来没看到她火急火燎的看过病人。看完病人,师父还会向我讲解这么做的道理。

李大夫是因为一次偶然的相遇而认识我的,李大夫的爷爷是个中医,但是她自己是个西医,她身体不适,希望我用中医给她治治。我们两家住得近,所以经常彼此往来,我跟她谈我对中医的见解,她教我西医知识,她教了我许多临床技巧。

她告诉我如何看待检查报告和临床症状之间的关系,她说有段时间有大量的患者患乙脑,那会儿她收治了许多病人,她都不是等检验报告出来了才给人确诊的,而是根据经验认真给患者查体,及时用药。

李大夫说,这种急症,等验血结果出来的时候再用药治疗,已经来不及了,会把病人耽误,导致他们死亡。所以她非常重视查体,她也教我看各种报告单,有些人很奇怪为什么我懂很多西医知识,其实我的许多西医知识都是她教我的,这位老人家教了我三四年。

黄席珍教授则是那种只要患者找过她一次,这辈子都很难忘记的大夫。她是个西医,是协和医院呼吸内科的特需专家——现在黄教授应该不再出诊了,我带我师娘去找她看病时,老人家已经八十高龄了。她的挂号费很贵,十多年前她就是协和医院挂号费最高的特需专家之一,我们找她那会儿是三百的挂号费,那时候的三百相当于现在的一两千。

但是她看病非常认真仔细,她把病人既往的每一张检查报告都耐心的看,一边看一边做记录,非常仔细的帮病人分析,向病人讲解病情。她自己没有给我师娘开过任何检查单,她告诉我们要从多角度下手去治疗我师娘的哮喘,整个病情分析和讲解费了老人家四十多分钟的时间,我师娘的问题被她解决得非常好。

我以前一直津津乐道中医的整体观,不过看了黄教授之后才知道一个高明的西医,也是具有整体思维的。我们找她看的呼吸道疾病,但是她认为我师娘病了这么长时间,吃了那么多药,伤胃了,所以要把胃也一起治疗,才能有理想的效果。她还给我师娘开了一些预防感冒的药物,多管齐下,我师娘的病情被她控制得很好。

因为我师娘不在北京,每次复诊开药都是我去代我师娘找黄教授,每一次黄教授都不曾马虎过,她总是要我跟我师娘打电话,她在电话中仔细问诊,一条一条的记录,然后认真的辩证和开药。我师娘病了多年,在黄教授那里治疗的两年是她遭受痛苦最少的两年,而且药费也很低。

我那会儿求知若渴,大量的阅读医书,每次总遇到一些不懂的问题,我恭敬的向黄教授请教,她不厌其烦的向我讲解,豪不藏私的把自己的临床经验传授给我,而且总是一脸祖母式的微笑。后来黄教授不再出诊了,我师娘就一直是我自己维持着治疗,我能把我师娘的身体照顾得很好,也得益于黄教授两年多来的指点。

最后说说这个谦字。

医生的谦,不是谦虚的谦,而是谦卑的谦,是一种心甘情愿的处于卑下的位置上的谦卑。这是我从我的几位师父身上学到的最深刻的做人道理之一。我从来没有看到我的任何一个师父趾高气扬。

我老家的师父,我们本地很多人见到他都毕恭毕敬,但是他却从未把自己当个“人物”看待。我们要找人帮点小忙的时候,师父总是不忘告诉我,要对人谦恭有礼。其实只要我师父给人打个电话,基本上人家都会心甘情愿的帮忙,但是他总是不忘告诉我,我们就是个小医生,别太拿自己当回事。

很多人可能觉得当医生很受社会尊重,我不知道有多少医生真的在“享受”这份尊重,我对我的师父们的观察让我知道,他们每个人都谦卑得很。古人形容行医之人“如履薄冰,战战兢兢”,这种描述非常的贴切。要说一个医生一辈子没点出彩的时刻,那是不可能的。大多数医生都有把病人“起死回生”的光辉历史,但是若我们躺在这样的功劳薄上,到处给人大言不惭的谈论自己是多么的厉害,那我们在医生这个岗位上挨的骂一定多得数不胜数,因为还有许多病人让我们束手无策。给人太高的希望,是在误导人。

有个大学教师曾经对我说,我应该在那些权威期刊杂志上发表我的文章,别让那些庸医的文章误导人。我马上告诉她,庸医的帽子只能给自己戴,不能戴到别人的头上去。这是我的心底话,我宁可别人把我当庸医看待,不要别人觉得我医术高明。因为老实说我真的觉得自己的医术不咋的,满足不了绝大多数患者和患者家属的心理预期。若被过度的溢美之词冲昏了头脑,以为自己了不起,跟病人交流时流露出了这样的情绪,治疗效果不佳时,就有患者找我们麻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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