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汹涌，舆论沸腾，世界各国政客们甩锅的甩锅，说谎的说谎，自吹自擂的自吹自擂，新闻看得令人作呕。作为一个小老百姓对这一切无可奈何——我们空有不满之心，但是却又几乎什么都改变不了。我们只是这个时代里一个个渺小的众生，对这个世界的影响微不足道。

疫情和经济衰退给我个人带来的最大的好处是我终于有了更多的属于自己的空闲时间。为了远离令人生厌的政治新闻，我关了电视，也不怎么上网，经常骑着车往山里跑。

我住在离北京西山不远的地方，我家离海淀的香山、石景山的八大处和门头沟的群山都不远，无论是骑自行车还是骑电动车到这些地方都很方便。现在我的工作量较之前减少了差不多一半，一周能往山里跑两三次。

我以前特别想闲下来过过山民的生活，只是总没有那么多的时间，现在终于可以静下心来细细的品味这天高云淡的人生了。山外的是是非非离我越来越远，山里的清凉世界让我的心也安宁了许多。

我经常一个人骑行进某座山里，饱览一顿美景后，对着群山发发呆或看看书，甚为惬意。唯一的遗憾是少了个游伴，不像苏轼和张怀民一起夜游承天寺时，还能发出“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的感慨。

苏轼是个豁达的人，他笔下的生活令人神往。中国古代的文人墨客大多和苏轼一样喜欢寄情于山水，所以他们的田园诗写得很好，山水画也画得很好，这算是老天给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们的一种精神补偿。

几千年来，由于封建政府对知识分子的控制和打压，中国知识分子们活得很憋屈。大家空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为往圣继绝学”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宏大誓愿，却一个个受制于体制，很难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大多被迫无奈的成了体制内俯首听命的乖宝宝。偶尔有个把从体制内逃出来的文人——像嵇康和李贽这样桀骜不驯的风流才子，却也因为意识形态问题触怒了当权派而死于非命。真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要想逃脱皇帝和权臣们的监视，还真不容易。古代知识分子们命苦如此，若再不寄情山水，简直就了无生趣。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们阿Q式的自我安慰，隐遁山林的知识分子大多是一些不得志或不能适应体制内生活的人，皮里阳秋的庄子和“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渊明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倘若他们能够生活在一个可以“独立思考，自由表达”的社会里，不用“低眉折腰事权贵”，他们真的会选择隐遁山林吗？我个人是持怀疑态度的。

政治压迫也并非一无是处，受了政治压迫的中国先哲们在人文哲学上收获颇丰。中国先哲们对生命的终极思考充满了智慧，这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闪光的地方。中国哲人对人生和世界看得很通透，对生死很达观，达到了“物我无别，生死一如”的境界。中国人对境界的追求情有独钟，这是西方人难以理解的，在他们看来这种追求虚无缥缈，是属于神秘主义的。但是中国人知道，境界不同的人的生活质量是有天壤之别的。

陶渊明用“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不复独多虑“这样的诗句来表达自己对生死坦然的态度。这种态度很有代表性，从孔子以降，中国多数知识分子都是无神论者，中国哲人是无需借助宗教的力量来帮助自己战胜对死亡的恐惧的。因为他们对死亡根本就不恐惧，他们像庄子一样达观，视死亡为回归到大自然这个终极的家。

中国的知识分子活得很实在，无论贫富，都能自得其乐。自古至今，中国读书人安贫乐道者不计其数，在生活方面，他们是很惬意的。中国古代不但有陶渊明这样快乐的隐居者，也有李渔这样的玩家和苏东坡这样的吃货，还有留下苏州园林的文雅的达官富商们，他们的生活充满了诗情画意。至于像颜回这样的深居陋巷仍然不改其乐的则更是多得难以胜数。

罗素先生到了中国，看着中国人生活得悠闲自适，颇有情调，彷佛一下子就找到了知音，激动得不得了，迫不及待的向西方人推荐中国人的这种不紧不慢的生活态度。那时候的西方就像今天的中国，人们热火朝天的赚钞票，完全没有闲暇时间去享受生命。

只是假如罗素先生看了柳宗元的《永州八记》和《囚山赋》的话，不知道罗素先生是否还会这样激动。同一个柳宗元写的同样的永州的山水，《永州八记》展现出来的是一副岁月静好的画面，而《囚山赋》则处处透露着作者内心深处难以遏制的抑郁和悲愤之情。

柳宗元之抑郁和悲愤并非为他自己——当柳宗元和刘禹锡同时被贬，看到刘禹锡要被贬到条件艰苦的贵州遵义时，柳宗元竟请求皇帝让自己和刘禹锡互相交换一下，自己代替刘禹锡去受苦，有如此高尚的道德情操的柳宗元之抑郁和悲愤又怎能是因为他的一己之私呢？

多数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像柳宗元一样，在无奈的现实面前克制和隐藏着自己内心深处的痛楚。要说他们没有政治诉求那绝对是胡扯，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有浓厚的家国情怀，受前贤们的精神感召，他们希望”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慨然以利国利民为己任。

只不过向来对皇权看得很重的大一统的中央政府是不会允许他们有太多的个人想法的，尤其容不得他们对皇权的稳定构成威胁。皇帝需要他们为朝廷办事，但是又对他们极为戒备，为了政权的稳定随时都可以牺牲他们。皇帝们理想的臣子是那些必要时可以牺牲自己，同时又时时刻刻能为皇权的稳定而歌舞升平的人，这样的人是最理想的御用文人。

而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则一方面希望知识分子们替他们请命，为他们发声——因为知识分子是夹在普通百姓与皇权中间的一个阶层，既可以接触到皇权，又可以接触到百姓，可以为百姓请命；另一方面一旦知识阶层发动的改革可能威胁到老百姓，让他们稳定的生活有被破坏的危险时，这些老百姓们又会对知识分子们大加挞伐。所以在中国，改革者的下场有时是非常惨烈的，大声疾呼有双重风险。

张岱年先生在其《传统文化的反思》一文中写道：“我认为文化的内容包含不同的层次，至少有两个层次，一是高层文化，即学术思想，包括哲学、宗教、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等等；二是底层文化，即社会心理，包含大多数人的通俗观念。中国传统的高层文化的核心是儒家和道家的哲学思想。中国传统的底层文化即是世俗的价值观与二千年来小农经济所养成的风俗习惯。在历史上，哲学家的思想与社会中一般人的意识，既互相影响，又有很大的区别。二者往往有很大的距离，例如，儒家宣扬‘安贫乐道’，道家更是唾弃富贵荣华，而一般人所追求的还是富贵荣华，升官发财。”

张岱年的这个总结一针见血，部分热血沸腾的知识分子很容易成为社会各阶层利用的对象，一旦大家看到了他们身上的某种东西可能对自己有利或者有害时，那这些人就高度危险了。

所以从古至今，中国知识分子从骨子里又都对无情的政治很厌倦，时不时的想”倦鸟归林“，希望回归故里过着与世无争的耕读生活。

苏轼从四十岁开始，便不断的给皇帝上疏，口口声声的称自己年纪大了，身体越来越不行，要告老还乡。乌台诗案后，陷入文字狱（文字狱真可以算得是中国人的第五大发明，以之对付政敌无往而不胜）里的苏轼看穿了政治鬼把戏后更是如惊弓之鸟，巴不得早点儿脱离政治，过着“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的自在生活。只是上船容易下船难，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们除了“学而优则仕”，并无太多的出路，这才有“人生识字忧患始”的感叹。所以苏轼直到死，也不能完全“忘却营营”，终其一生，都无法“夜阑风静彀纹平”。

苏轼一辈子都活在牢笼里，苏轼只能在自己的小世界里自得其乐，苏轼的自由恰如胡适晚年的感悟一样——不觉得不自由，也便是自由了。

按照胡适的这个标准，人一生能享受到的自由时光实在太短了，只有身与心都能由自己支配才能算得上真正的自由，这样的自由时光又能有多少呢？所以一个人能灿烂时还是应该尽量灿烂，莫要到了老弱病残时空余恨。

我生活在中国，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我身上的东西也很复杂。我有时会热血沸腾，有时又会胆战心惊，有时能平静如水，有时又愤懑填膺。但是随着时光的流逝，终于也学会了回归自然，在山水之中自得其乐。

近日游山玩水时写了一首小诗，谨以此诗为本文结个尾：

青山绿水常自在，蓝天白云不参禅。

世人烦嚣无休止，虫鸣鸟啁乐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