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国是全民的共同责任

中国有句古话叫“上医治国,中医治人,下医治病”,这话的意思是说一流的医者能治国安民,二流的医者“治人”,三流的医者才是治疗各种疾病的医生。当然,我们还有句话说“不为良相,即为良医”,这话就把医者的价值提高到与良相差不多的高度了。

我是个三流的医者,学的是治疗疾病的医术,从来都无缘治国安民之业,连一次社会选举都没有参加过,但是却总是莫名其妙的被素未谋面的代表们代表着做了不知道多少次决定。这么稀里糊涂的活了四十一年,一场瘟疫让我意识到我不能再无动于衷。

今天是北京市初三学生复课的第一天,早上我骑着电动车送儿子去学校上学。在路上的时候,我和儿子聊天,说这会是他人生中最难忘的一次开学,我又说很多八九十岁的老人一辈子也只见过这么一次大阵仗。儿子问我难道非典时期不是这样吗?我告诉他非典和这次的疫情相比太小儿科了。

我对儿子说,希望等到他这一代人走进社会后,中国能够变得比现在更好一点。人民生活得安定幸福,社会也更开放和理性,不要动不动就来一波瘟疫或社会运动,国家治理能力能够大幅度的提升。

和青少年没有负担的状况不一样,我这个年龄的人更多的是为下一代考虑。如果说社会需要有人牺牲和奉献,我希望是我们自己这一代人去牺牲和奉献,不希望是我们的孩子们去牺牲和奉献。我想这也是所有的为人父母的人的心愿吧!谁都心疼自己的孩子,劳累和危险我们愿意自己去承受,我们想给孩子们创造更好的未来。

我有这个期望,我就想靠自己的努力去推动这个社会的发展,而不是坐享其成。实际上假如我们人人都不去努力而是坐享其成的话,社会的发展就会成为奢谈。无论有缘无缘治国安民之业,我都可以用自己的个人努力去为社会的进步做点贡献。

我不再期待有个英明神武的“上医”来为我们大家治国之疾,我希望的是自己作为公民,理性平和的去为国家的进步做点事情。

最近闲时我又看了一下季羡林老先生写的《牛棚杂忆》,也看了一下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二手时间》以及另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被誉为“俄罗斯的良心”的索尔仁尼琴的部分文字。

季老先生的《牛棚杂忆》真实的记录了中国人在文革时期的狂热,有些人担心中国会再来一次文革,我觉得这些人不妨去看看《牛棚杂忆》,看了之后可能就不这么想了。中国人还在文革免疫期内,虽然社会上有很多争议,但是要想倒退回文革那是难如上青天。没有任何一个人有能力把中国倒退回文革时代,因为文革幸存者不同意,广大中国人民也不同意。

有极少部分人可能表现出了文革时的革命小将的一面,但是这些人只要真的敢走向打砸抢,相信马上就会被法律惩处,也会被民意炮轰。但是诚如季羡林先生所言的那样,“人性恶”是一直存在的,社会矛盾尖锐时,激烈的冲突在所难免,浑水摸鱼者也在所难免。

我有孩子了,我不希望社会再退到那个“派性”十足的年代去。如果有人试图把社会搅乱到那样的状态,即便让我粉身碎骨我也会去阻拦。不过现在我看到的是问题没有那么严重,目前的一些事情只不过是我多年来一直在目睹的“网络暴力”的又一次大爆发而已。

在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二手时间》里,作者详细的描述了苏维埃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心理状态。中国人看这本书应该很有亲切感,因为我们的心理状态和书中人物的心理状态高度一致。《二手时间》就像是一部真实的社会心理纪录片,向我们展示了苏联社会各阶层的真实心理变迁历程。

索尔仁尼琴则是一个另类,他在前苏联痛骂前苏联,到了美国后又痛骂新自由主义,苏联解体后他又痛骂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令左右两派都瞠目结舌。索尔仁尼琴是一个真正的斗士,他的身上有战斗精神,但是却没有“派性”——他既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他只坚持自己的原则,他的坚强和清醒令人钦佩。

顺便一提,他也是一个抗癌英雄,他患了癌症后居然还能存活几十年,而且非常活跃的创作了那么多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并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俄罗斯人一度对他十分痛恨,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俄罗斯人终于认识到了索尔仁尼琴才是真正的民族英雄,给予他十足的敬意,现在索尔仁尼琴是俄罗斯人的骄傲。

我也看了我国的欧洲问题专家陈乐民先生的著作《欧洲文明十五讲》和《公民社会与启蒙精神》。陈先生代表我国政府在欧洲搞了几十年的外交工作,亲眼目睹了欧洲社会发生的一系列的巨变。陈先生说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欧洲的左右两派也是斗争激烈,但是最终社会在左右两派的博弈中走向了和解,发展出了挺有特色的欧洲福利社会。

陈乐民先生认为欧洲的启蒙工作没有以“运动”的形式进行,欧洲的思想家和科学家们是以一种循序渐进的方式,自然而然的改变社会的。这种启蒙看似旷日持久,但却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因为任何一个社会都存在强大的社会惯性,依靠“运动式”启蒙,只能带来灾难,对社会改变不大。

季老在《牛棚杂忆》中也曾提到,在文革时期以及文革前的一段时间里,我们社会动不动就“运动”一下,结果呢,上一轮运动中受打压的对象在下一轮运动中得势了,就去报复性的打压上一轮运动中的“实权派”。这样运动来运动去,我们国家很多人都成了受害者。

我为什么要讲我读的这些书呢?是因为我从这些作家的笔下了解到了社会发生过的历史和社会变迁的过程。阅读和观察现实世界让我有我自己的思考,我在思考我该为我儿子以及他的同龄人们做点什么。

说实话就我个人而言,什么苦我都吃得来,但是我却不希望我儿子以及将来可能还有的孙子们还去吃没有必要吃的苦。人固然应该吃苦耐劳,可是让人去吃那些根本没必要吃的苦就是愚昧和自虐。

我们这个国家历史悠久,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历史上经历过很多次动荡,每次动荡都大伤元气,之后再从零开始,几无积累。我个人不认为我们有必要再陷进这样的轮回之中。尤其是我们中年人不能参与到这样的动荡中来,我们是家庭和社会的中流砥柱,如果我们头脑发热,整个社会就都会狂热起来。

伏尔泰有部名著,题目叫《论宽容》,约有十来万字的样子。我们现在谈欧洲的精神内核是科学和民主,但是如果我们去溯源的话,我们更应该看到欧洲启蒙思想家们创导的宽容和理性的精神。欧洲在二战后和解了,而非依旧是派性十足的互殴,这是欧洲人之福。你给我戴一顶帽子,我回赠你一顶帽子的做法终非了局。

那么我希望我给我孩子留下些什么社会遗产呢?我希望我能够在中文世界里推动这种宽容的精神。文革结束后,季羡林老先生又从被批斗的对象变成了北大的“实权派”,他没有再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去“整人”。尽管过去整他的那些人在他手下工作,战战兢兢的担心自己会被报复,但是季老发扬了君子之风,没有以牙还牙。

我们不能再深陷在暴力文化中彼此伤害,南非国父曼德拉坐了大半辈子的牢,出狱后提倡的是社会的大和解。中国是一个有着十四亿人口的大国,我们的社会如果再不寻求和解的办法,而是始终以对立的方法来制造恐惧和暴力,那么我们的后代还会在这样的轮回中走不出来。

社会进步非一日之功就能实现得了的,但是我们的前辈们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倘若没有他们的努力,那么我今天在中国是看不到我上面所说的那些著作的。我们可以在前辈们的基础上做更进一步的工作。有没有选票,是否能够当选为代表并不重要。有选票和能当选为代表的人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力,未必有我们这些没有选票,当不上代表的人大。

我们可以用我们自己的力量和我们自己的方式来促进社会的进步,只是不必操之过急。如果我能活到六七十岁,我相信我是可以看到中国社会步入更理性和更宽容的状态的,我相信我们的下一代不会再像我们或我们的上一代那么有暴力倾向。如果中国终于能够不必再在各种运动和革命中轮回,后代中国人能够不必生活在对同胞的仇恨与恐惧之中,我亦知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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