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山骨灰林游后感

上午我送孩子去上学,送完孩子后就想出去走走,于是骑着电动车往西山方向去了,乱转了一大圈后到了西山森林公园。由于防疫的需要,进公园要出示健康码和测体温,手续太繁琐,我就没有进去。我顺着公园外的一条无人的山道往上走,走着走着,无意间走进了西山骨灰林。

四野茫茫,风声猎猎,蓝天白云下,极目所望,皆无人烟。我站在西山骨灰林门口,心中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异样感。

人活着时有千万种想法,死去只有一把骨灰,埋在土里,做了山中植物的营养,成为草木的一部分,日夜与这蓝天白云和繁星明月为伴。是生而为人,尽享七情六欲好呢?还是化为泥土,守着这片山林好?还真不好说。

世人多贪恋生畏惧死,又太执着于“众生相”,总觉得“人”才是最好的存在方式,不能接受自己转换为另一种形式存在。所以一般人到骨灰林这种地方,心中多少有些发毛。但生亦何欢?死亦何苦?一具臭皮囊,终究要回归太虚。若能参透生死,无物我之区别,视生死为如一,顺其自然而生,顺其自然而死,又何足忧喜?

记得我母亲将要离世时,我小姨哭着问我:“外甥呀,这要怎么办才好啊?”那时我竟能平静的安慰她:“人死之前不知自己什么时候死,人死之后已经没有知觉,不知道自己死了,难过的只有一瞬间,不要太看重那一瞬间。活着的时候好好活,死了也就一了百了。”

虽然母亲去世后我也悲痛欲绝了一段时间,但是在她即将离开人世而我又知道医学对她无能为力时,我和母亲的心态都坦然了。

我是个无神论者,但是我的母亲是有神论者。我对生死的分野看得不是很重,能平静的接受死亡。而我母亲则因为宗教信仰的缘故,确信自己死后还可投胎,可以和她深爱的家人们再相逢,也没有恐惧和悲伤。所以站在人道主义立场上,不管信仰的是什么,只要对人的身心有益,都是好事。

我父亲与我和我母亲都不同,他是一个夹杂在无神论和有神论之间的疑神论者。有时他相信有鬼神,有时又不相信。他既不像我完全的不相信,也不像我母亲完全的相信。但他对传统的丧葬仪式有他的执念,如果死后没有一具棺材,他会觉得少了点什么。所以他这几年心心念念的就是想为自己备下一具棺材。

最近父亲回老家,回家之前总是念叨着他自己的棺材还没准备好。等他回家隔离了十四天后我们通电话时,我对父亲说,有空时去镇上的店里看看棺材,选一具符合自己心意的,让人送上门来,把这个心愿实现了,免得下次再出门时老惦记着这件事。然后父子俩讨论了棺材的价格,父亲和我的意思都是生前厚养,死后薄葬,棺材不必买太好的,够用就行。如果不是老家有需要棺材的传统,我大概是连棺材都不会给父亲买的。

并非我不爱我父母,他们在世时我都尽心尽力的去让他们活得开心一些,生活质量好一些。但是大限到了时,人力是挡不住的。再说人去世只不过是换了一种形式存在于天地间而已,人死后家人所做的一切都微不足道。顺其自然,适度的悲伤是不可避免的,我只做这不可避免之事,其余皆属不必要之累赘,省之可也。

我哥哥是个虔诚的佛教徒,我母亲去世时他诵经,将来我父亲百年后估计他还是会诵经,我若死在他前头,他或许也会为我诵经。他自己往生时,最希望得到的可能还是有人在旁边诵经助念,他的期望是大家都能往生佛国。因为有佛教信仰,他对死亡也没有执念。

我缘分浅,虽然我对佛教的研究比我哥哥早,读的佛教书籍比他多,家中也摆有佛教摆件,但是我对佛教始终达不到信仰的程度,成不了他那样虔诚的佛教徒。我一家人虽然各有各的信仰,但是大家求同存异,亲情并没有受到影响。可见不同信仰的人只要不强迫其他人和自己信仰相同,也是可以和谐共存的。

我们大家都是可怜的有情众生,生死不由我们自己主宰,几乎每个人死亡前都需要有力量支撑我们战胜对死亡的恐惧,所以对他人的信仰还是包容和尊重些好。

我自己死后是不希望有葬礼的,学医后我签署了遗体捐献意向书,我的遗体如果有医用价值,最好是被人拿去用了。如果我儿子一定要为我办葬礼,我希望他把我的骨灰浅浅的埋在树底下,连盒子都不要。这样我的骨灰中的某些成分就能以最快的速度被树木吸收为营养,我也能成为树木的一部分,又能以“树”这种生命形式回归到大自然中来,不亦乐乎?

我常常劝说部分患者和患者家属不要太纠结于生死问题,按照佛教的“因上尽力,果上随缘”去做是最好的。身体有病了,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尽心尽力去治疗,医疗是个无底洞,并且医生们都心知肚明医疗不是越贵越有效,不必强求超过自己经济能力的医疗服务。能够留得住生命固然好,实在留不住也不必太执着。太执着于生死,人生最后的这段日子就过得太悲伤,也太没质量了。

我近期刚读完张大庆教授写的《医学史十五讲》,了解到欧美古代的医生大多是在宗教场所行医的,他们一面为患者治病,一面尽力安抚患者的心灵,同时还要给患者和患者家属做死亡教育,让患者和患者家属能够接受死亡。到了近现代,医学越来越独立为一门只解决人的身体疾病的技术类专业,遂使医疗变得越来越冷漠。而医生们也对患者家属的过度反应很难接受,殊不知正是因为我们今天的医疗脱离了它本应在的轨道。

张教授在《医学史十五讲》中提到的统计数据显示,医学中百分之六十以上的治疗是无效治疗,太多的无效治疗加上冷冰冰的医疗模式,必不可免的会导致患者与患者家属心生不满,这正是现代医疗的症结所在。医疗界为人民治病,医疗界自己的病又该如何治疗呢?

最近的这些年,医疗界开始认识到医学是一种“生物-心理-社会”的综合性学科,强调医生们要接受人文教育,既要学习治疗病人的医术,又要具备对病人进行精神安抚的能力,为病人做好人道主义关怀工作。近年来美国医学院的入学考试题目中,心理学知识占了四分之一,可见我们又回到了古人摸索的医疗模式中去了。

十多年前有个热心的患者家属把他家先祖手抄的医书借给我看了看,看完后我问他们家还有没有其他的手抄本,他又把他先祖手抄的佛道两教的经书借给我看了看,内容基本都是民间办丧事时的那些唱诵词。原来他的先祖既是医生,又兼为人做法事。

可见自古至今,医者要治疗的从来都不只有人身体上的疾病,还有人脆弱的灵魂。芸芸众生一辈子只在自己的至亲骨肉去世时才需要直面生死,只有医者天天在直面生死,所以医生是有必要对大众普及死亡教育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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