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证论治的思想是张仲景最先贡献出来的，所以称张仲景为医圣实不为过，历朝历代的中医师都要算张仲景的徒子徒孙了。辨证论治发源于张仲景，这是老生常谈，其实辨病论治同样发源于张仲景。

我们知道，《伤寒论》和《金匮要略》是张仲景的两部杰出的医学著作。《伤寒论》的特点是讲“同病异治”，也就是同样的“病”，治疗方案不一样。《金匮要略》在讲“异病同治”，也就是说，不一样的“病”，治疗方案一样。其实这两者结合，就是辨证论治和辨病论治。

辨证论治和辨病论治的核心在于辨，辨者，辨认也，也就是认识和分辨。古人说，当医生有两难，一难在不知病，二难在不知药。不知病是对病的认识不到，不知药是对药物的用途认识不到。一个医生，如果对疾病和药物的用途认识不清楚，那么临床就很害人了。

这个“证”字，历朝历代医学家解释不一样，现在有些医学家认为这个证等同于“症”，我个人认 为这种认识是错误的。这个“证”就是“证据”的“证”，不是什么通假字。古人用字很考究，“症”这个字明明存在，弃而不用，去用“证”字，不会是无缘无故的。尤其是医学著作这么严肃的著作，张仲景写作的时候态度是很严谨的，在这个关键性的字上用通假字，可能性不大。

合而言之，辨证论治就是通过一系列的证据去辨认疾病，在此基础上对病人进行治疗。一个患者生病了来求医，医生应该怎么处方，根据什么处方？这就需要辨证和辨病，要辨认清楚患者属于什么样的一种状况，适合用什么样的药，就需要收集患者所有的用药指证。

我们中国的中医学家有好大一部分，喜欢玄而又玄，有些将中医直接讲成“道”，你要叫他进一步讲“道”是个什么东西，它自己也说不清楚。于是套用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来搪塞，摆出一副不可say的架势来，其实是他自己也说不清楚。这叫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自己稀里糊涂，还想通过他表述来让别人清楚明白，这是办不到的。

中医传到日本，在日本受到很大的欢迎。日本的医学家对中医的应用特别讲究“证”，腹有腹证， 脉有脉证，药有药证。判断一种疾病，用一种药，一定需要有可以说得出来的证据，没有的话就不乱讲，不乱开方子。这种研究方法固然有不足，但是却切合临床精神。一个医生做临床，若是重视理论胜于重视客观实际，有点把人命当儿戏。

合而言之，辨证论治就是辨认证据进行判断和治疗。辨病论治就是辨认疾病，进行治疗。辨证论治不一定就等于辨病论治，辨证论治很多病在一起我认为是一种“证”，比如病人可能有胸膜炎，有肋膜炎，在中医辨证的时候可能统统归于少阳证。用柴胡汤系列方剂统治了。辨证论治和辨病论治不应该孤立起来。有时候辨病论治治疗效果欠佳，有时候单纯的辨证论治也是治不了病。

以前有个叫张海峰的老中医就提起过，说我们中医过去在治疗肾炎等疾病的时候，没法治断根，然后病人复发了就怪罪病人吃盐了，过去有时候让病人戒盐，要戒好几个月，不能吃盐，这让人哪能受得了啊。其实这类病人不是吃盐复发的，是按照辨证论治，病人没治断根。张海峰老中医就说，开始的时候他也认为是病人吃盐复发了。但是现在检查仪器很发达，后来他通过一检查，发现病人其实是病根还在，相关的指标仍然居高不下。

这就是辨证论治的劣势所在，你单纯的解除了病人的症状，解决不了病人的病根，那病还是好不 了，只要一有机会，它又复发了。这种情况在癌症等疾病的治疗中非常明显，中医师开出的方剂可能让病人吃了后精神矍铄，甚至长肉了。但是癌细胞却还在，病人随时又会再复发。这是辨证论治的不足，我们应该认识它。很多铁杆的中医迷，你跟他一提辨证论治的不足，他就跟你急，好像你踩着他的尾巴，中医界很多人保守得要命，以至于中医的革新很困难，这很可悲。

辨证论治的证据有多方面的证据，有脉证，有症状，有腹证，也有从患者脸色、习惯等望诊出来的 一些表征。望闻问切，就是通过医生观察患者体貌和行动，听患者说，对患者进行专业性的询问和记录，对脉搏和胸腹等部位进行切诊，来收集临床证据。再根据这些临床证据来判断患者应该接受什么样的治疗。

医学发展到今天，医生大部分时间所能做的，也不过如此而已。如果说有什么改进的话，就是今天 我们的科学进步了，检查仪器先进，可以弥补过去诊断疾病手段的不足。但是在绝大多数小毛病上，这些仪器是用不上的。医院里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大部分时间靠的还是望闻问切这一套原始的诊断方法。

这些临床证据中，有一些是患者自己可以感觉出来的，我们可以说那是症状。有一些是患者感觉不出来的，就不能叫症状，只能是医生去观察。中医是一门通过“察外”去“知内”的学问，医生辨认得详细不详细，对临床疗效有关键性的作用。辨认得越仔细，判断得越准确，采取的医疗措施就越精确，疗效自然得到提升。

这个临床证据的收集需要一个很耐心的过程。很多医生临床，都很草率，看病看得非常匆忙，所以 结论下得就未免欠妥。这种现象历朝历代都惊人的相似，今天我们去医院，很多时候是会被医生分把钟就打发出来的。张仲景年代也好不到哪儿去，所以张仲景在 《伤寒论》的序中就批判很多医生治病草率，临床证据收集得不到位。

好医生和好侦探有很多共同之处，他们都需要非常缜密的分析能力，都必须重视客观证据。坏医生和坏侦探也很相似，坏医生看病就非常匆忙。有些医生可能一眼就对病人的疾病有了成见，然后的临床证据收集过程就有点类似于刑讯逼供了，根据自己的成见去选择性的问病人，如果病人述说的刚好与他所怀疑的某种疾病吻合，就直接下结论了。

其实这样做是不对的，人与人之间的表达是不是真的能够传递真实的信息？只要学过诠释学，我们就知道，语言有时是不一定能够传递真实的信息的。它有个漏斗效应，能够过滤掉很多重要的东西。更不用说一个医生一旦形成成见，就会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看问题就会选择性的去看，失于片面。

我刚开始问诊病人的时候，认识不到这一点，问诊得也很草率。但是现在我问诊病人的时候我就会刨根究底。比如问病人平时感到口渴不口渴，有的病人说是的，我感到口渴。那么有些医生在医案中会写上“病人口渴”，这么写就不一定对。有些口渴不是病理性的，病人并不专业不知道，所以就会随口一说。谁不会感到口渴呢？人人都会，你这么问他肯定要这么回答。你要继续问病人一天喝多少水，喜欢喝热水还是喜欢喝凉水，是不是渴得很烦躁。病人可能告诉你他不爱喝水，口渴也不觉得有多烦躁。这你医生怎么就可以草率的在病案上写上病人“渴”呢？这样一写，你判断的一条很重要的依据本身就是错误的，辨证当然要发生偏差。

辨证出问题了，用药一定会不见效，反之则很有效。中医治病不一定药到病除，但是用药对证起码可以“药到证除”。很多病是治愈不了的，比喻癌症、艾滋病和乙肝这些顽疾，无论中西医，现在都还不能说能把这些病治愈，能治愈的都只是个案。对这些病，能把病人的证消除就不错了。“证”没了，病人起码活得有质量了，也可以延长寿命。而医学在人类尚未攻克的疾病上的全部作用，莫过于此。

我开始学医的时候，一门心思的想把每个病人的病治好，这样的愿望只有神能够实现，医生是实现 不了的。如果说一个医生口出狂言，说自己对绝症的治愈率很高，你都不用去查，一定是骗子。我母亲患脑溢血后遗症和癌症多年，我求医问药费尽了心思，所遇到的说自己能治愈这类疾病的江湖郎中无数。我这个人比较的较真，一个一个的去调查，调查的结果显示说假话的概率是百分之百。

但是这并不是说中医本身就是骗子。中医药疗效高不高呢？要我说是很高的，我们常常说药要对证一口汤，中药真有这疗效。这里的关键就在于医生是不是真的“辨”准确了。

我以前对自己的医术不是很有信心，自己得病了也不敢自己治疗。有一次我严重腹泻，西医治疗用抗生素，各种治疗胃肠炎的药都试过，就是止不住。后来呢，我就自己去判断，认为这个病应该用中药的黄连解毒汤，开的方子很简单：黄芩6g，黄柏6g，黄连9g，栀子9g。一副药熬了一碗，我喝了半碗，止住了，剩下的半碗就没再喝了。那效果就这么快。

我的外甥有一次感冒了，我父亲在老家照顾他，带他去医院里打针，十多天不好，白细胞很低。医生开升白药，并且说如果这药吃了后半个月再检查，白细胞还低要去排除白血病。那会儿我母亲刚刚因为癌症去世，听到这话我父亲就很紧张。我回家的时候就给他用中药发汗，汗一发人就好了。白细胞也正常了。

当然这不是说中医比西医更优越，一种两种疾病上，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也不代表我自己医术有多高明，学过医的，多少都会有这样的神效的时刻，但是不会是每次都会这样。

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治病的关键，在于辨认清楚疾病和用药指证。

日本有个医学家叫吉益东洞，在日本的中医学界很受人尊敬。他写了一本书《药征》，专门写各种药的适应症。这书很受欢迎，日本很多中医师奉之为临床用药圭臬。他就特别强调用药一定要有非常可靠的指证。

我为什么要反复提日本的中医呢？这是因为我在现实中看到我们中国的很多中医跑偏了，中医在中国人普遍的认识中也跑偏了。

现在有些病人一上来就问我，我是不是肾虚了？你看电视上，纸媒上，也到处都会是这样的谈论中医的。肾虚、脾虚、肺虚，很多病人就把自己往这些方面套，然后就来问要不要用什么什么药。

昨天还有个病人问我，他吃地黄丸好不好。我就问这个病人有什么症状，论症状没有一项是和地黄丸适应症对应的，她就一门心思想补肾而已。因为很多病人听说癌症病人多肾虚，补肾有好处。于是她就想着给自己补补肾。

这样的吃药，疗效能好吗？中药不是这样开的，中医师开方一定要有用药指证。六味地黄丸就需要有六味地黄丸的指证，归脾丸就需要有归脾丸的指证。你要是口口声声就来辨证病人属于什么器官虚了，而不去管病人有什么体征，然后去补哪个器官就是胡说八 道。这样就走向了唯心路线，我常常跟人强调，中医不是唯心的，是非常的重视实证的。

这种重视实证的精神就从《伤寒论》开始，桂枝汤有严格的桂枝汤用药指证，麻黄汤有严格的麻黄汤用药指证，葛根汤有严格的葛根汤用药指证。病人的脉是什么脉，要有哪些症状才能用什么样的处方，有哪些症状需要在哪个处方里加什么药，那都是十分清楚明白的。如果感冒病人本来已经大汗淋漓，你再用发汗猛药麻黄汤，就是在把病人往鬼门关送。反之病人如果麻黄汤用药指证全部具备，逡巡不前不敢用麻黄汤，那也错过了治疗的最佳机会。

辨证论治和循证医学非常的接近，用药指证不明显的话，医生应宁可不开药，绝不能乱猜测，乱开药。现在很多的中医大师，讲起理论来头头是道，治病的时候很少有实际的疗效，其原因就在此。

我以前开方子的时候，有时候病人的症状我找不到对应的方剂，我就自己按照中医基础理论臆测开 方。结果开出去的方子病人吃了就是吃也吃不死，但是要说疗效嘛，也没有。现在我若是自己都辨证不清楚病人属于什么状况，我就不开方，翻医书学，中医书籍翻翻，西医书籍翻翻，务必弄明白了是什么样的一种状况才开方。

《伤寒论》是临床医学著作，整本书没有废话，也没有主观的玄虚的东西。张仲景这个人很实诚， 有一些病他知道病人有什么样的症状，但是他自己治疗不了，他就只记录病情，不写处方。有一些病是难以治疗的，他就明白的表明“为难治”。能治疗的病，他如果要开处方的话，对病人会出现的情况一定会说明得一清二楚。

那么《伤寒论》是不是可以作为一切疾病的临床圭臬？现在很多中医因为热爱张仲景，极力推崇张仲景，就把《伤寒论》的功效无限放大，这也是不对的。我想张仲景如果复生，也不希望看到别人这样做。《伤寒论》中的很多处方，确实可以治疗狭义伤寒之外的很多疾病，这不奇怪，一种药能治多种疾病很正常，西药也有这功效。很多不同疾病表现很类似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治愈也不奇怪。

从大方向上来说，《伤寒论》还是侧重在治疗狭义伤寒的。然而《伤寒论》创导的辨证论治精神则是远远超越了狭义伤寒的治疗。我认为学《伤寒论》，最应该学习的是张仲景临床时的严谨的态度，实事求是的作风，心细如发的缜密，这些是一个临床医生应该具备的基本素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