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夕，也叫七巧节，在民间传说中是牛郎织女相会的日子，也是我母亲的生日。我的母亲生于1954年七月初七，如果她能活到今天，也才不过65岁而已。在现代社会，65岁并不算老。她辞世时，还不满58周岁。

曾经，我因为她过早的离世而痛惜不已，七年多过去了，现在我接受了这个结果，并且觉得如果我自己也能像我母亲一样，在老迈到来之前就辞世，也未必是一件坏事。起码，我不必经历老态龙钟带来的无奈。佛陀所说的人生八苦中的“老”之苦，能避免了也挺好。

所以之前我也曾对癌症和其他致死性疾病产生过的恐惧心理，现在逐渐消失了。我已经活到了四十岁，在古代，多数人活不到四十岁，活过四十岁的是少数。战争和疾病是导致人类死亡的两大因素，我们生活在和平年代，未被战火焚烧，能活过四十岁已经很幸运了，不必再奢求无疾而终​。

此次我去陕西旅游，顺便在西安看了一个七十多岁的肺癌患者。老人已经进入了终末期，此前因为过度治疗，身体损伤很大，现在生存质量很不好。我下火车的时候，他的女儿在火车站接站，我便跟着她到了患者家里。

到患者家里后，看到患者基本上已经处于卧床不起的状态，人也极度消瘦。我很直接的告诉这位老年患者，我并不能够治愈他，我来看他，也不是为了治愈他，而是希望在他临终前给他做临终关怀治疗，让他少受些罪，走的时候痛苦少一点，告诉老人不要对治愈存在太多的幻想。

我们的谈话坦率自然，甚至可以称得上是一场愉快的谈话。这个老人对死亡没有多大的恐惧，真正感到慌乱和痛苦的，是他的家人。

我在来的路上已经跟患者的女儿说了很多，让她对死亡看开一些，没有必要为她父亲做太多的无益的治疗。如果能为她父亲减轻一些痛苦，而不是因为追求不切实际的治愈而去进行太多的创伤性的治疗，今后她父亲辞世时，她的心中回想起来会好受很多。

离开患者家里时，患者的女儿跟随着我们出来了，在路上，她说他们之前一路求医问诊，从未碰到过一个医生能如此坦率的告诉他们如何应对死亡。她和家人们也从未和老人如此直接的讨论过他的死亡，未曾讨论过临终关怀的问题。而我能够把他们这层纸捅破，让她感觉既意外又获益匪浅。

她问我为何能如此冷静和理性的对待死亡，是不是因为我见多了生死。见多了生死的确是其中的原因之一，但是我想真正能令我淡然生死的，还是我阅读的那些书籍和我的与死亡不存在关系的人生阅历——既已精彩的活过，何惧死亡随时来临？生当如夏花绚烂，死应如秋叶静美​。

死亡是任何人都无法逃避的人生主题，但是遗憾的是很少有人能够对这一人生主题进行理性的思考，因为大多数人都厌恶死亡，贪生怕死是人类的天性。只是无论如何惧怕死亡，死亡终究是要到来的。在死亡面前，逃避和恐慌是无益之举。

如果有一天我要面临死亡，我真正需要的，并不是与死亡对抗，而是我的家人们尽量减轻我在肉体上和精神上的负担，不必让我饱受肉体上的折磨和情感上的煎熬而去。我只希望我所爱的人，能够在我临终前，给我自然而平淡的陪伴，而非夹杂着悲伤和慌张的挣扎。

我大多数时候，都是在做临终关怀治疗，因为找我的患者，​多数已经病入膏肓了。作为一个以照顾病人为职业的人，我需要为这些临终病人考虑的是如何在他们人生最后的时刻，用相对较低的代价，为他们争取到最好的生存质量，同时尽量适度延长他们的有较好的生存质量的生存期——​如果生存对他们来说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那这生存期不延长也罢。

这需要患者和患者家属的理解和配合，如果他们无法在治疗目的上和我达成共识，那么这种治疗终将半途而废——不是我中途放弃，便是他们中途放弃。所以我更愿意坦率的与患者和患者家属做直接的沟通，而非欺骗——无论这欺骗是善意的还是恶意的。

所以我总是希望患者能够对他们的疾病知情，而非充满了焦虑情绪的猜测​。很多患者家属在向患者隐瞒患者的病情，但是他们没有能力解决患者肉体上的痛苦，最后只能导致患者备受折磨的猜测自己究竟是不是病入膏肓了，这种猜测其实比知道自己真实的病情更折磨他们。

对人生最后的这段日子应该做如何的安排，最应该听从的是患者自己的意见，而非家人们的意见。我活了这么久，尚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人是不渴望独立和自由的，即便他们口头上否定，但是他们仍然在具体的行动中，​捍卫着自己的独立和自由。由亲人们来决定一个人的生死和安排他（她）死亡前的最后这段日子，是违背人道和人性的。

只有明了这些道理，我们才能看到临终关怀治疗的意义，也才能真正的为患者带来最有价值的帮助。

​临终关怀治疗不是放弃，而是在务实的​做最后的努力。人生的意义也不在于能活多久，而在于活着的时候是否​幸福。学医的目的，也不一定在于救死扶伤，在病人最后的时刻，尽量减轻病人的痛苦和安抚病人家属的悲伤，也是医生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