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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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寒假,我的哥哥正在上海同济大学上大二。

我因为饱受泌尿系统疾病的困扰而四处求医。哥哥把我带到了上海的一家医院,挂了个泌尿外科的院士的号,找他看病。

这个院士的名字我已经不记得了,虽然他并没有解决我的问题,直到现在,当时困扰我的尿频的问题,还是在困扰着我。但是他说过的一句话,我却一直都牢记在心。

他说:“病人到我们这里来了,也许是他们求医问诊的最后一站,我们一定要尽力解决病人的痛苦。”

我还记得当时他指着我的牛仔裤,略带情绪的对他的学生说:“这种廉价的牛仔裤,真是很害人,穿着很不舒服,对泌尿系统一点好处都没有。”

当时躺在床上供医生触诊的我,听完后满面羞惭。那是我穿出去“见人”的衣服。因为家里穷,那已经是我当时能买得起的最好的裤子了。

在《沉默的羔羊》中,女主人公史达琳幼年时曾经眼睁睁的看着羔羊待宰,却无能为力,这一幕影响了她一生。

对我来说,这个我已经忘了姓名的院士,说过的“最后一站”的这句话,也影响了我的一生。

我现在也成了很多人求医问诊的最后一站,他们走投无路时找到我,希望我能为他们争取最后的一线生机。

每当这种时候,我就会想起这位院士的这句话。只是和他治疗的对象不一样,我治疗的对象绝大多数都是晚期甚至终末期的癌症患者。

晚期癌症患者治疗失败是经常发生的事情,所以患者求医的“最后一站”,同时也意味着,我可能要面临的是患者在接受我治疗期间死亡的现实。

这甚至也影响了我对人生的认识。一个长期与死亡打交道的人,与一般人对人生的认识确实会有所不同。


2019年3月21日,一个生于1981年的晚期宫颈癌(小细胞癌)患者从武汉来找我。

此前她已经在武汉某三甲医院的某院士处接受过一个疗程的化疗,她对这个疗程的化疗高度不耐受,化疗导致她的身体几近崩溃。

患者来时,身体虚弱,我诊得她的脉洪大滑数,她的肿瘤已经四处扩散,体征和脉征显示,她属于正气虚弱,邪气正旺,最难治疗的状态。她的浑身散发出一股很重的异味,我惊惧而不敢治疗。

我给她量完血压后,她的42岁的丈夫拿起我的电子血压仪给自己量了下血压,血压计报数高压167。

我随口说了句血压怎么这么高,她的丈夫告诉我,上次感冒后他在社区门诊量过的血压更高,高压190多,他说他的高血压是家族性的遗传病。

那一刻我为这个家庭深感难过。

交谈中我了解到,这一对年轻的夫妻有个八岁的孩子。为了生活得更好,他们很努力,很拼搏,但是现在夫妻俩的身体却均已处于高危状态。

费孝通先生说,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婚姻最重要的作用是为了实现父母亲双系抚养,为未成年的子女创造一个安全系数最高的成长条件。

我也有幼子,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眼见这对夫妻八岁的孩子就这样处于父母亲身体都不好的高危状态,看着这对夫妻互相握住对方的手,绝望中彼此安慰的神情。我犹豫了一会儿,决定冒冒风险,为她寻求一条求生之路。

我不知道结局会怎么样,也许她会意外获救,也许不会,也许我治疗她会有风险,也许没有。

但是对这样一个已经走投无路的家庭来说,我这里即便不是他们求医问诊的最后一站,也差得不远了。当职业风险与恻隐之心作斗争时,我大概也只有硬着头皮,迎难而上了。

医学,从本质上来说,不仅仅只是自然科学。一切与人有关的学科,都绝非单纯的自然科学那么简单。

医疗的核心,是人道主义精神。但是医生是一种高风险的职业,随时都有可能因为疗效达不到患者或者患者家属的预期而陷入很被动的局面。

所以医生对接收危重病人产生畏惧心理,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我常常碰到那种对我有猜疑的患者,每次见到这样的患者的时候,我都会尽量避免接诊他们。因为我自己比他们更担心自己对他们的治疗会无效,担心这样的诊疗会给我自己带来不测之祸。

对于这一部分患者,放弃他们,并没有太大的道德上的负担。因为患者有自主选择医生的权利,他们还没有选择我。

但是对于那种真诚来求助的危重病人,我们该如何处置?这就是一个问题。

患者确实已经走投无路,医者并不知道自己能力的边界在哪里,也许努把力,可以救治成功,也许不可以。

但是拒收患者,患者就连这一线的希望都没有了。

尤其是当我们是患者的最后一站时,拒绝他们,会让患者绝望到底。

前两天,一个已经被我治疗了一段时间的眼眶肿瘤患者的母亲找我,这个患者适逢青春期,面临恶性肿瘤和中考双重压力,脱离学校又有被边缘化的压力,她因此而产生了一些心理问题。

我建议她的母亲去寻求专业的心理医生的帮助,患者的母亲告诉我,她们曾经去找过心理医生,但是还没有碰到可以令她信任的心理医生,她不敢把自己的女儿交给这些心理医生。

她和她的女儿更信任我,相信以我的知识结构,可以帮助到她们,所以希望我能解决患者的心理问题。我只好耐心的倾听她的倾诉。

这个患者的一家比较特别,曾经在一年多前就找过我,但是看诊过后,她们又四处求医问诊一年多,最后比较来比较去,选择了又来找我。

对她们来说,也许可以走的路也不多了,我可能是他们为数不多的可以选择并信任的医生之一。

推卸自己的责任,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推卸下责任后,也会很轻松。但是我们推卸了自己的责任,这些患者去找谁求助呢?


药王孙思邈在《大医精诚》篇中如是说:

“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心凄怆,勿避险巇、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

我以前多少会觉得这样的原则有些迂腐,然而在生死线上,为生命站岗久了,渐渐明白,一个真正热爱医学的人,只能遵循药王所提出的这种原则去行医,别无其他选择。

一个人学会了医术,因为任何原因而见死不救,都会给自己带来愧疚和不安心理。但是治病并非一件简单的事情,医疗风险无处不在。所以作为生命最后一站的站岗者,医生们都会有很强的忧患意识,时刻都在防范意外。

前年,我有次应患者家属去了趟甘肃庆阳看一个患者,当时患者已经在ICU,生命垂危。

ICU里的急诊医生拿出一大堆的避免法律责任的文件来让患者的儿子签署,这种行为显然加重了患者家属焦躁的情绪。但这却是医疗领域内规范的操作流程,医生们不敢因为此刻的疏忽而留下后患。

但实际上,很多激烈的医患纠纷往往因此而起。因为人在面临自己或自己的亲人们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时,其情绪很容易失控,有时就会发生一些不理智的行为。

​此前这个患者在北京某三甲医院里告病危时,找我急救过,我把他救过来了,所以他的家人们很信任我。

我没有要求患者家人跟我签署任何法律文件,而是直言不讳的告诉他的家人,患者已经失去了救治的意义。让他们迅速找车把病人带回家里,让病人能叶落归根。

患者家属看着患者呼吸越来越困难后,虽然从情感上来说,很难接受这一建议,但是还是尊重并听从了我的建议。并请求我随车照护病人,尽量把病人的生命延长到他们能到家。

我答应了他们。

在路上,患者的儿子,仍然希望我能创造奇迹,把他的父亲抢救过来。但患者的弟弟,趁着自己的侄子不注意时,轻轻的用脚碰了我一下,我明白他的意思。他希望我能劝说他侄子放弃幻想,不要折腾病人。

其实当时患者的情况,可以肯定是完全不可能再被救过来。所以我尽量给患者做一些安慰性的治疗,同时告诉患者的儿子,减轻患者的痛苦,也是一种孝顺。

我们到了患者的老宅,一个位于甘肃山区的窑洞里,把患者抬到自己的炕上后不到两分钟,患者安详的停止了呼吸。

那时已经是下半夜了,我站在他们家的院子里,看着逝者家人们按照当地的风俗习惯,给他烧送纸人纸马,送他上路。院子里乱哄哄的。

尽管家里在办丧事,但是他的所有家属,都待我如上宾,尊敬有加,没有发生任何激烈的医患冲突。也没有谁指责我,有的只有感谢声。

一阵忙碌后,他们把我送到当地最好的宾馆,安排我住下了。

当我们没有办法挽留住患者的生命时,是应该冰冷的按照法律法规行事,还是应该给患者提出最中肯的建议,然后给予他们温情的安慰?这是我们在现代医疗管理制度下生存的医护工作者们,应该思考的问题。

我不知道自己的行为是否正确,是否安全,但是我一直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做到实事求是,同时合情合理,谨遵一个人应该遵守的各种底线。

至于这么做之后是否令患者和患者家属满意,会不会给我自己带来麻烦,我很难预判。

决定收治那个从武汉来的晚期宫颈癌患者后,我和她以及她的丈夫,进行了充分的沟通。

我决定尽我全力,为这个年轻的妈妈做最后的一搏,但是这也意味着,需要用到很多可能会给患者带来风险,也会增加患者的经济负担的药。如果万一治疗无效的话,患者的家人将面临着人财两空的局面。

他们夫妻俩表示理解,并且愿意尝试。

我希望他们能够留在我身边观察一周再走,为了降低风险,我计划循序渐进的给患者加药。留在我身边,可以就近观察她对各种药物的反应,便于我作出更准确的判断。

他们同意了,遵照我的思路,一点点的加药,每次服药后有什么反应,都会及时的过来当面告诉我。我在他们在我身边的这几天里,把患者的用药加大到了最大的程度。

3月25日,患者一切安好,再来看我时,身上的异味消失了。患者的丈夫说,他这段日子一直陪伴在患者的身边,服用我开的药后,仅两三天,患者身上浓重的异味就已经消失了,而且患者并无多大不适。

我也松了一口,为这个患者感到高兴。在这短短的几天里,已经看到疗效了,那她的病,还不算完全没有希望。

我鼓励她回去,耐心的治疗一两个月后,再用检查结果来评估疗效。如果肿瘤缩小,那么就耐心的按照现在的方案治疗下去。

医学存在天然的不确定性,医者按照理论和经验,给患者处方治病时,患者服药后会否有效,医者自己心中并没有数。所以经常有患者或者患者家属问我,我对治疗他们有没有把握。我只有一个答案:“没有!”,然后听其自择。

韩国有个医生说过一句话:拯救病人的是上帝,我们只是为病人找到了一条通往上帝的路。

确实如此,要想医治成功,一半要靠医生的努力,还有一半,要靠患者的运气。

上周日一早,那个患有眼眶肿瘤的小姑娘和她的母亲,如约的来见我。在这之前,她的母亲在电话里恳求我帮助她解决她的女儿的心理问题。

在他们来之前,我已经对这场诊疗加谈话有所准备,既然答应人家了,就当信守承诺。

小姑娘因为疾病,已经变得有点封闭了,话很少,不愿意交流。打开她的心结,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我的儿子比她小一两岁,我带的徒弟和她年龄差不多,所以我对这个年龄段的孩子的心理特征,还不算太陌生。我的谈话渐渐让她感到放松,并且产生了听下去的兴趣。

我鼓励她面对现实,接受现实,自己坚强起来,不要幻想着依靠任何人,要自己精神强大起来。我用一些成功抗癌的患者的经历,激励她树立起战胜癌魔的信心。

同时告诉她,上帝关上一扇门的时候,会为她开一扇窗,告诉她学会寻找并发展自己的优势,避开自己身体上存在的劣势,活出自己的风采。

谈话还算成功,小姑娘露出了笑脸,临走前信心又回来了,态度很积极。

她回去后会否继续积极,我不得而知。但是我们约定了,如果她觉得心理很崩溃的时候,再来找我谈谈心。

我给她推荐了几本对她有益的读物,希望她能够去阅读。临走前勉励她树立为那些与她命运差不多的患者服务的志向,学习好身心医学方面的知识,将来也去解除其他病人的痛苦。

她在心理上需要的是人生奋斗的方向,如果她能找到适合自己,并且自己也很热爱的事情做,我想她会很快积极起来的。

但是对我来说,战争并未结束,我还需要为她寻找解决她的肿瘤的方法,直到她们放弃在我这里的治疗为止。如果肿瘤不解决,精神再强大,这条年轻的生命,还是要面临着死神的威胁的。

一年前,一个年轻的病人和他的父母来找我看病。

他的母亲是湖北黄冈人,跟我是老乡。

这一家人见到我特别亲切,也许是缘份到了,也许是我待人一向和蔼给他留下了好感,患者本人见我第一次,就觉得自己遇到了命中贵人,坚信他的病会因我而痊愈,对我的信任超过了任何其他医生。

但不幸的是我没有解决他的问题,治疗失败后,我据我自己对中医界同仁的了解,介绍他们去找了另一个老大夫,这个老大夫解决了他的癌热问题。

其时,患者的母亲介绍的另一个病人找我治疗,疗效显著,残余肿瘤迅速消失。他们一家三口非常心急,担心我介绍的这个老大夫治不了他们的肿瘤,也担心自己错过了在我这里治疗肿瘤的时机。

我凭着他们对我的信任,为这个老大夫的水平做了担保。并保证如果他治不好,我还会再治疗这个患者,叫他们既来之则安之,耐心等待起效。

坚持了一年后,他们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效果,肿瘤几乎全消失了。患者一家从此对我介绍的老大夫深信不疑。

今年的3月11日,他们特地来感谢我,因为他们觉得如果没有我的介绍,和在他们六神无主时跟他们说的那番话,他们就错过了得救的机会,因为他们已经被中国医学科学院附属肿瘤医院这样的顶级医院放弃了。

他们应我的要求,把他们在该老大夫那里33次就诊的处方带来给我。老人家所用的是中医温病学派的思路,鉴于他年事已高,我让这个患者详细纪录自己每一次的处方和用药反应,以供这位老大夫百年之后,其他医生再接着治疗他时参考。

我还给患者推荐了温病学派的几本经典著作,让他自学,了解更多的对自己的疾病有针对性的医学知识。这样以后他在这个老大夫和我都去世后,再求医时不致于盲目,对其他医生开的方子也有了鉴别力。

患者母子俩千恩万谢,并且主动要求解决我生活上的困难。

当患者把我当作最后的救命稻草,而我又救不了他的时候,我选择了为他们另谋生路。我个人的尊严和面子,其实远不如一条生命重要。

我一生基本上都算得上是顺风顺水的,我觉得根本在于我的母亲把她憨厚的性格遗传给我了。再加上我的恩师呕心沥血的栽培我,把我培养成了一个胸怀还算宽广的人。

所以我自己为人处事,不会因为太过陕隘而见死不救或见利忘义。这些年多少也帮助了一些人,挽救了一些人的生命。

阿德勒说,单纯的探讨一个人的人生价值,没有任何意义。一个人的人生价值,是体现在为其他人创造的价值上的。

挽救患者的生命,确实让我对自己的人生价值的评价趋向于积极。


我曾经跟随过一个老大夫做临床,有一天她对我说:”你不要急,你即便四十岁才开始独立行医,一直工作到六十岁,你还能治病救人二十年。治二十年的病,也就足够了。“

我的师父的意思是说,医生这份职业,干二十年,已经够一个人受的了,因为这份工作,的确很辛劳。

另一个老大夫,我对他很尊敬,他在一家三级甲等医院上班,我经常会介绍一些患者给他。但是他总是告诉我不要这样做,因为他需要休假。那时候我不太理解他,直到我自己也无假可休的时候,才体会到了他的苦衷。

走上学医行医这条路,有很多的不如意。高风险,工作强度大,精神压力大,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但是这份职业,可能天然就如此,也许直到人类消失的那一天,还会是这样,因为我们是在跟人的生命打交道。如果一个学医行医的人,总是对这份职业充满了负面的看法,那只能说明他可能并不适合干这种职业。

据我所知,即便是在我们很羡慕的西方发达国家,同样存在各种各样的医疗问题,有很多的棘手的患者,也有很多的其他问题令医生很头痛。

我也曾退缩过,也曾抱怨过,但是渐渐地我明白了,这就是现实,是我们自己需要面对的现实。

我们经常在和病人谈话时,鼓励病人面对现实。为什么自己不能面对自己职业存在诸多困难的现实?既然爱上了医学,走上了学医这条路,我愿意心平气和的接受这一切。

这种心态的转变,让我自己变化很大。如今,我不抱怨,也不愿意去阅读任何极端的宣泄作者的情绪的医疗方面的文章,无论这种宣泄是来自医生的,还是来自患者的。

因为我觉得,写作这类文章的作者,还不够成熟。我的人生经历告诉我,唯一能够帮助我们从困境中解脱出来的办法,是提升自我。

为生命站最后一岗,我们需要的,不仅仅只有医学专业知识和技能,还需要有海一样宽阔的胸怀,需要有良好的心理素质,需要有出色的沟通能力,需要有高超的接诊艺术。

所以与其抱怨,不如完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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