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有的人当中,最肮脏的那个人可能是我自己

生而为人,我很遗憾。

——《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台词

我之有苦,因我有身。若没有这具臭皮囊,大概很多罪就不用受了,很多孽也不会造了。这可能是很多人共同的心声。

中国有一句成语,叫“罄竹难书”。罄者,尽也;竹者,古人用来著文写字的竹简,类似于今天的书写纸。罄竹难书,也就是说一个人罪孽深重,用尽竹简也书写不完他的罪业。

《旧唐书·李密传》里有句话:“磬南山之竹,书罪未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这都是用夸张的手法来形容一个人的罪恶太多。

如果扪心自问,我觉得这个词用在我自己身上挺合适。

我一生做了很多的坏事,倘若把全天下所有人的是非观集中在一起的话,则可能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坏得很。为什么呢?每个人的是非观其实都不尽相同,所以一个人做的很多事情,在此人看来合理,在彼人看来是罪。

欧阳修写过一对名联:“书有未曾经我读,事无不可对人言。”我多年前把这副对联改了两个字,用来形容我自己:“书多未曾经我读,事有不可对人言。”我不敢像欧阳修这个牛皮匠那样胡吹大气,说自己没做过亏心事。

我一生做的亏心事挺多,所以我必须得承认,我是“事有不可对人言”,做的很多亏心事,只能当自我隐私保护起来,要是都向大众坦诚,我会被撕得血淋淋的,不好看。

偶尔,我看到一个道貌岸然的公众人物的高大形象突然因为丑闻而轰然倒塌,便会惕惕然的问我自己:“我会不会有一天也和他们一样身败名裂呢?如果我身败名裂了怎么办?”

这个问题问着问着,我就想明白了,我是有身败名裂的可能的,所以最好永远也不要道貌岸然。假如有一天舆论哗然的抨击我,把我说得很不堪。我请诸君相信,那一定是真的。尽管我也自认为我自己做过了很多助人为乐的好事,但是我因为管不住我自己,犯下的过恶更多。

我在前几天写的一篇文章里说,我大学时的一个老师曾经对我说过:“年轻人犯错,上帝都会原谅。”我很惭愧,有辱师门,不但年轻时犯错,如今年龄大了,也还犯错,想来将来年老了,可能还会犯错。正如一句流行的话说得好:“不是老人变坏了,而是坏人变老了。”我老了犯错,就是典型的坏人变老了。

那么假如有一天我身败名裂了我该怎么办呢?我厚着脸皮告诉诸位,我将一如既往地过我自己的生活:看书,弹琴,栽花种草,采药,治病,写文章。任诸君指指点点,我心只是个岿然不动。

不是我不知羞耻,有罪就伏法,无罪开释。若有还够不上犯罪的过错,就自己面壁思过,对自己伤害过的人弥补忏悔以求原谅,也就够了。我不觉得过度的惩罚和自我惩罚有必要。

正如我在文章一开头就引用的那句台词所说的那样:“生而为人,我很遗憾。”总有一些根植于人性深处的冲动和欲望是我想战胜但是却战胜不了的,因为它们,而导致我做了一些触犯法律与道德的事情,伤及其他人,我甘愿受罚。

但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况且老实说,我一直就怀疑,古往今来,这世上真的有无过的圣贤吗?

至于诸位,我想如果大家扪心自问的话,大概也会有同感吧?谁是完完全全干净的?

日本作家太宰治,写的文字颇能触动人心,不过读者给他取了个名字,叫无赖派代表作家,说他颓废,但是这个人内心深处却是十分的真实和纯洁。

他和日本的另一个作家,医生出身的渡边纯一,都是深入到人性深处去探索过的思想者,他们的文字不做作,我很喜欢看。可惜的是,太宰治这家伙,实在太脆弱了,居然得了个抑郁症自杀了。

我认为人应该有自知之明,同时也要有点无赖精神。当代的佛学大师中,我最喜欢看宗萨蒋扬钦哲仁波切写的东西。他是个有自知之明,同时又有点无赖精神的,坦诚得一塌糊涂的人。

当然,我这样来形容他,首先得向宗萨蒋扬钦哲仁波切自己和他的信徒们道歉,因为我可能用了些他们所不喜欢的词语来形容宗萨蒋扬钦哲仁波切。

宗萨蒋扬钦哲仁波切无论是在演讲还是在著述,都时时刻刻不忘告诉听众和读者们,他虽然鼓励大家做个好人,但是他自己的道德境界不咋的。我作为一个读者,我很喜欢看他的书,因为他既坦诚又智慧,偶尔还胡说八道。

但是叫我作为信众,视他为上师,皈依他,成为他的信徒,那对不起,他给我十个亿我也不干,因为我这个人不想成为任何人的信徒,完全不想有宗教信仰。世界那么美好,你让我只喜欢佛教这么一种东西,实在是太叫我为难了。

中国文化,或者说整个东方文明中,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很道学”,“很道学”是客气的说法,不客气的说法是“假道学”。儒释道墨等诸子百家,几乎都如此。道学的一个典型的特点就是希望用理想化的人性来代替现实中真实的人性,这显然是不现实的,最后只能造假。

日本有个诺贝尔奖获得者中村修二先生曾经抨击整个亚洲的教育,他说亚洲的教育制度是“浪费时间“,中村修二先生把亚洲教育的失败归结为亚洲教育体制是普鲁士式的教育体制,扼制学生的思维发展。

我认同他对亚洲教育体制的抨击态度,但是个人觉得亚洲教育失败的根源,恐怕与东方文明中根深蒂固的假道学的关系更大一点。

亚洲文化首先是一种根植于农耕社会的乡土文化,乡土文化的特点往俗里说,最大的特点就是要面子,再说得不好听点就是虚伪,它与希腊的城邦文化是一种截然不同的文化。所以一个心直口快的盎格鲁人来到中国这样的地方,他的第一感觉就是中国人好面子。

美国人阿瑟史密斯在中国呆了半个世纪,写了一本颇为有名的著作《中国人的性格》,开篇第一章,就是讲中国人“面子要紧”。“面子要紧”这种思想,就是源自于我们的“假道学”。

维护道统是我国自古至今的所有的知识分子们共同努力的方向,我们讲以德治国讲了两千多年,思维几成惯性,直到现在还在讲。

儒释道三家思想是华人文化圈子里长盛不衰的主流思想,这三家其实都在追求“圣王之治”,维护道统,试图以道统来维护世道人心。

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佛家的“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愿望,道家的清净无为的政治主张,都建立在让普罗众生自觉的克制人性恶的基础之上。

这种主观愿望非常的好,但是太幼稚,太理想化。这些愿望都有一定的作用,道德对人心的约束,是治理社会的重要手段之一,但是绝对没办法把它当作主要手段。毫无疑问,主要还是要借助外力来限制人性恶。

人类文明发展至今,宪政,民主和法治在社会治理方面呈现出的优势已经非常明显了。而我们却一直还在希望道统让我们的社会秩序更好,让普罗大众少作恶,少犯错,这作用实在是太有限了。

维护道统者一厢情愿的认为,只要把他们自己认可的那一套在人世间广泛的推广开来,世间就不会有人作恶。

首先不论这种愿望是否能够实现,人的一生漫长,道统维护者们自己一辈子是否能够始终如一的秉持道统,堂堂正正的做人,心中无愧的做每一件事都值得怀疑。

我发自内心的认为欧阳修说的“事无不可对人言”是一句违心之言,欧阳修有没有做过恶心的事情?我个人认为是必不可免的。

即便这样的道学家没有做过坏事,让全世界所有人都变成这种高度自律,时时刻刻都能克己复礼的道学家,那也是痴心妄想,而且很不人道。人嘛,犯点错很正常。完全不犯错要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一个时代,能有十个纯洁无暇的圣人就已经不错了。芸芸众生,不可避免的要犯错,所以以德治国只能是依法治国的辅助,道德约束自我也只能是靠法律和舆论监督约束自我的辅助。

假如有一天我身败名裂,陷入舆论的风波,我将保持沉默。但是这种沉默的态度,绝不是因为佛教徒所说的一句“是非以不辩为解脱”。

我作为芸芸众生之一,深知自己触犯社会规则的地方很多,甘愿接受舆论的监督和法律的惩罚,即便舆论中有过激的不符合事实的言论,也是我自己自作自受,怨不得别人。

倘若这世界上只存在我一个人,或者每个人都完全独立不与其他人来往,则法律和道德这些玩意儿,完全没有必要存在。如果我从一出生下来就像鲁滨逊一样在荒岛上一个人生存,别人还来对我有各种指责,我就可以理直气壮的以屁迎击之。遗憾的是我没这个底气,我活在社会中。

法律和道德之类的维护社会秩序的工具之所以有用,是因为人实在是没有办法完全脱离社会而存在。既然要集体生活在一起,制定道德和法律规则,约束人的行为,避免人与人之间的激烈冲突,维护世界和平,就很有必要。

我作为社会中的一员,混迹在社会中以求生存,不幸战胜不了自己人性深处的冲动和欲望,触犯了这些维护社会稳定的规则,社会惩处我,那是很公平的一件事情。

人世间之所以美好,是因为有良好的社会治理手段在维护着社会秩序,尽量让大家少作恶,少做损人利己的事情,让恶心的事情少发生,这样大家能舒心的生活在一起。

我不太相信我自己的德性,因为既往我所做的恶已经证明了,我是一个不能靠自己的德性来约束自己行为的人。我更相信完善的社会治理制度,可以让我少作恶。

我们亚洲人在“克己”上花费的精力实在太多,浪费了大好的光阴。我们从小到大,接受的潜移默化的教育就是礼教,社会治理技术进化得很慢,结果社会治理得很不理想,每个人都成了受害者。

就连那些作恶多端的人,也是受害者,假如有更完善的预防犯罪的社会环境,他们何至于会走到作恶多端这一步呢?

严复先生说:“华风之弊,始于作伪,终于无耻。”天性向往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人类标榜自己能克己复礼,是一种不折不扣的伪君子的行为,虚假得很,所以多数道学家一辈子言不由衷,最后就成了无耻之徒。

《儒林外史》中的余大先生,就是一个典型的假道学,一方面,他以孔孟之徒自居,处处显得自己高风亮节,谈起社会上的违背礼教的事情,义愤填膺。另一方面,自己在政府里收人钱财,关说人事,残害社会正义。但是这样的人,最后居然还混成了道德标兵。

我们必须承认,每个人都需要借助外力,借助制度,才能被驯化为一个爱好和平,不容易伤害其他人的善良的人。完善社会治理制度,建立起一个对人性恶有强约束力的社会环境,比鼓励每个个体修心养性有效多了。

道学的另一危害就是它存在得太久了,影响了人道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发展,让社会变得不太人道。我们这个社会里很难产生卢梭和萨特这样的思想家,他们通过剖析人性,进而对人性有深切的理解和同情,发展出高度的宽容精神和建立在真实的人性的基础上的理性。

我们一味的压制人性,以追求不切实际的崇高。比如我们的汉传佛教,直到现在还以压制人人生而有之的性欲为道德高尚的行为,其结果当然是很失败的,和尚们倘若不能克制性欲,让他们顺其自然结婚生子,只怕内心更平和,也会少发生很多宗教性侵的丑闻。

我们的风俗习惯,也对绝对的愚孝的行为加以鼓励。总之,我们道德的进化,严重的滞后于时代的发展。

我们习惯的认为,道德是个传统的东西,其实道德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不随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道德,自身是否道德,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我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是一个做过很多坏事的肮脏的家伙,也知道自己是一个还可能会继续作恶多端的人。因为这个原因,我对其他人犯错很理解和宽容。

当然,这并不代表我就鼓励对我自己和他们少些谴责和惩罚,恰恰相反,我希望犯错者该受的惩罚都应该受了。

但同时我也迫切的希望,我们的社会治理制度能够更完善一些,能够借助良好的社会制度来约束我,约束那些和我一样的管不住自己的人,让我们少犯点错误。

最后我想以一段可能比较恶心的话来结束这篇文章:认识到自己是一泡屎,可能比认识到别人是一泡屎更有意义。一个人如果能够认识到自己是一泡屎,就不会对别人那么挑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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