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基础理论存在了两千多年，在历史的发展中，又不断地改进和更新，逐渐变成了一个庞大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中既有精华，也有糟粕。

由于历史条件所限，绝大多数的中医理论都出于唯心的“臆测”或“内观”。唐代名医孙思邈说“医者意也，善于用意，即为良医”，重视“意”成为中医的一大特色。这种倾向逐渐发展为一种过度的唯心主义，以至于后来又出现了“医易不分家”的说法。将中医理论与《周易》所构建起来的中国古代朴素且错讹百出的逻辑思维体系挂钩，搞出了许多脱离临床实效的花架子。更有甚者，把这种花架子发展为文字游戏。遂使中医理论成为脱缰野马，不切实际。

直到现在，这些花架子还在中医界和民间有极大的影响力。我个人认为，这是阻碍中医发展的一大绊脚石。中医源自于民间的经验医学，还应回归到经验医学的本质中去。重视临床实践数据，不受中医基础理论束缚，用新思维和新方法研究中医药和针灸等传统治疗方法治病的真正原理，总结新经验，为临床实践提供更可靠的临证指南，使中医药理论体系能够朝着更精准、更有操作性的方向发展，这样才能使中医药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我遇到一些中医博士，他们在学了多年的中医后，对中医越来越绝望。因为他们学的理论听起来很雄辩，但到临床实践中，却发现不能获得理想的疗效。不但他们自己治病治不出疗效，他们所跟的导师也没有多好的疗效。有几个博士想跟我做临床，他们想看看中医治病究竟有没有疗效。

这种心情我很能理解，把博士学位读下来，付出的精力和心血都是非常多的。最后如果发现自己所学的知识在临床实践中不实用，这是一件令人极为沮丧的事情。我有时也会看看中医期刊杂志的论文，看这些论文时总是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中医论文大多既不像纯粹的学术论文，又不像传统中医的玄谈，而是把二者杂糅在一起后产生的一种怪胎。作者在写作时，似乎觉得没有那些华而不实的中医行业的“漂亮话”，就不足以说服同行似的。

学生通常是没有实践经验的，老师在授课时讲什么就信什么。如果没有重大的变故，老师所教授的一套思维方法，也会在他们学术生涯中扎下根来。无论中医还是西医教育，都存在这个问题。西医授课老师和中医授课老师，许多都是做基础研究的，而非经验丰富的临床工作者。他们容易把一种理论理想化，忽视了临床实践的复杂性。凡是理想化的理论，本质上其实都是一种偏执而又有缺陷的认知。

举例来说，我学西医过程中，听到最多的话就是实在不行就手术，我只听过我的一个解剖实验老师在课堂上极力反对手术，他说人体的各器官是进化多年的产物，可不能随便切掉。其他的老师（无论是实践中接触到的还是在上网课时接触到的）都很容易将手术二字脱口而出。这显然是教学上形成的一种惰性思维，把手术过度理想化，忽视了手术能解决的问题也极为有限的现实。

而且手术带来的并发症和医患纠纷这种复杂的问题，专事教学的老师其实是不用面对的，一些教师直言不讳地说自己就是怕临床纠纷而选择教书育人。但一线临床医生就不得不面对，处理不好，甚至会酿成重大的医疗纠纷。如果各医学院校的老师们就是这样教学生，那现在基层医疗界动辄手术的现状就不难理解了。

所以我最近有时候听课会听得心灰意冷，怀疑这样的学习是否真的对我有帮助。毕竟我46岁了，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见过的手术制造的医源性创伤问题，恐怕比学校的老师多多了，对手术不像他们那样热心。

而中医学院的老师则过度理想化六经辨证、八纲辨证、阴阳五行、脏腑学说等理论，学生在学校接受的就是这一套。但其实一到临床实践，中医学生就会发现，没有几个病人是照着课本上描述的经典症状来生病的。问诊过程中，新医生自己脑子就已经凌乱了，这病人究竟是怎么回事？应该诊断为何种证型？该用哪种方剂作为基础方？似乎诊断为左也行，诊断为右也可以。

传统中医理论大多是一群秀才或落第秀才出身的中医师造出来的，这句话不是我胡编乱造的，各位去看历史上那些有名的中医大家的简介，他们几乎都是这样的背景。他们前半生不学医，而是学写八股文，学儒学，科举失利后改而学医，所以他们自然而然地就习惯性的将他们前半生学习儒学形成的思维习惯带进了中医。

古代有句话说“秀才学医，笼内捉鸡”，这句话极贴切地道明了儒学与中医之间的关系。秀才学儒家经典，再去看其他儒生写作的医学著作，可不就像笼内捉急一样容易吗？但儒生或落第儒生们的加入，对中医学的发展，恐怕是过大于功。因为他们所钟爱的儒家理论，渐渐地让中医脱离了实践。

日本汉方医学（日本人管中医叫汉方医学）界有个学派叫“古方派”，他的代表人物是吉益东洞。他毕生最大的贡献是将中医从复杂的儒学理论体系中剥离出来，将中医还原为经验医学。他的代表作是《药征》一书，该书主要阐明各药的用药指征。

近代日本最有名的汉方医学家汤本求真是吉益东洞思想的重要继承者，汤本求真本来是个西医，毕业于日本著名的金泽医学院。他的女儿因为肠伤寒经西医抢救无效，夭折了。这件事情对汤本求真打击很大，他改而学习中医。他做了一件与吉益东洞差不多的事情，他总结了以张仲景《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中的方剂为主的许多中医经典方剂的用药指征。他的代表作是《皇汉医学》一书，写作这样的书需要良好的西医基础。

我国著名的方证学派大家胡希恕教授就深受汤本求真的影响，胡老生前说，他以前对中医很迷茫，后来无意间看到汤本求真的《皇汉医学》后，反复翻阅研读，临床疗效大增。胡希恕的著作中，有汤本求真《皇汉医学》的影子，他几乎完全继承了汤本求真的万病起源于自身的食物中毒、血毒、水毒等学说，而汤本求真的这一理论又是在吉益东洞的”万病皆一毒“学说中演化而来的。胡希恕先生的著作，主要是他在北京中医药大学当教授期间的讲义，由其弟子们整理出版的《胡希恕伤寒论讲义》、《胡希恕金匮要略讲义》等书。

这三位中医大家的著作，现在都有中文版书籍在出售，各位对中医感兴趣者，可以自己购买来看一看。家兄以往对中医不屑一顾，后来我给了他一本胡希恕的著作，他读完后，对中医的看法大为改观。胡老虽姓胡，讲学却很不喜欢胡说八道，确实令人信服。

吉益东洞、汤本求真、胡希恕等人所做的努力，是在极力地把中医的精华从大量的玄谈糟粕中捞出来，以临床实际数据为依据，指导临床实践，这颇像现代医学中的“循证医学”理念。但他们只做了部分工作，并未完成中医新理论的创建，更未能将中医治疗各个病种的有效方法及其原理系统化地整理出来。甚至他们还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错讹之处，也存在门户偏见，但他们的这种求真务实的精神是极为可贵的。

药王孙思邈说过一句话：”学医三年，便谓天下无病可治；治病三年，便谓天下无方可用“，这句话非常形象地描述了医学生们的心境。学的时候，都觉得原来治病如此简单，治病后，才发现既往学过的教科书尽在扯淡——绝大多数医学书籍真的是这么令人失望的。

我以前觉得中医界自古至今，所谓的医学家，每个基本都是抄书大王。中医类医书看起来很多，其实基本都是重复性的。唐代某个名医著作中的内容，宋代某个名医写书时会照抄一遍，到明代的另一个名医著书立说时，又会照抄一遍，以此类推，代代相传。

我过去喜欢买书，买着买着，渐渐地觉得这样的投入价值不大，基本都是重复性内容反复购买，阅读还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买回来扔了又可惜，最后都堆在书架里，积满灰尘，占了家里大量的地方，害得我老婆老是抱怨我一个人的藏书占了家里太多的空间。

如今我在图书馆查西医文献，发现西医也这样，医学著作基本都存在抄书现象，真正有启发性思维的著作不多。所以有时候，一些医学博士看我的文章，大呼过瘾。他们觉得我写的文章比他们读的医学专著好多了，比他们自己写的医学八股文式的论文也好很多，因为我很不喜欢抄书。虽然偶尔我也抄抄，但是抄的比例还是很少。我也敢于提出自己的看法，而非人云亦云。抄书抄出来的文章，是会让人读着读着就昏昏欲睡的。套话和空话说多了听多了，离实际可不就越来越远么？

看的抄的书多了，我们容易产生一种错觉，觉得既然这么多医生都这样说，那肯定就是对的。实际上，我们忽视了他们的懒惰，他们不是对的，他们只是懒惰，惰于思考，以抄代作，人云亦云。中国有个成语叫“三人成虎”，这个成语的意思是说，说的人多了，谣言也会被当成事实。在医学问题上，三人成虎的现象广泛存在。人云亦云的人多了，大家也都觉得一种存在多年的医学学说好像就是对的，于是乎就不对其产生质疑。实际上真理是在质疑中产生的，没有质疑，就不存在进步。

但社会大众历来对质疑权威者都不怎么宽容，布鲁诺因为宣扬所谓的异端邪说被教会烧死了；遗传学鼻祖孟德尔提出他的遗传学说时，曾遭到当时顶流学术界的嘲讽；大科学家普朗克甚至说过，要想改变社会成见，只能靠一代代人死亡的自然法则来实现。我写作的文章，实际上也经常遭遇各种各样的攻击，我以前在公开渠道发布文章，现在懒得去招惹是非了，就在个人自媒体上发布，和人争吵太浪费生命了。

中医要在新时代得到更好的发展，靠沿袭旧的中医理论是行不通的。这种话不止我一个人这样说过，几十年前，中医临床大家施今墨、赵绍琴等人也这么说过。

我这些年在研究神经系统疾病和肿瘤类疾病的治疗的过程中，对此深有感触。过去的中医著作我也看了不少，但真正能帮我解决实际问题的书籍还没有。最终能帮我解决实际问题的，是我自己在不断地进行一些非常规的尝试，试出来的新办法。我曾把我治疗此类疾病的心得撰成篇幅很长的论文，有意者可以在我过去的旧作中去翻阅。

但我本人要强调的是，这些文章也存在很多不足，读者不可过度依赖它们。若能从中借鉴我思考问题的方式，我认为这收获会比我的文章本身能带来的收获更大。须知，解决实际问题时，最需要的就是形成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而非照抄他人解决问题的方案。

我接受完几年院校教育后，最想做的事情是带着几个医学博士一起做中医理论的创新工作。这种工作需要在长期的实践中去观察和总结，也需要很强的系统化思维的能力。我相信我这一生在这一方面，多少会有点建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