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份，我两次梦到了母亲，都是在学校宿舍里睡觉时梦到的。两次的梦境相同，都是母亲临终前，我们母子做临终前的诀别的情景，我醒来时内心依然充满了悲痛。夜深人静，我一个人躺在宿舍的床上心潮起伏。我已经有快十年没有做到这样的梦了，毕竟，母亲已经撒手人寰十三年了。

也许是因为生活变动太大，激发了我内心深处的痛楚，我才连续两次梦到母亲。如果没有母亲的病，我想我这辈子不会与医学结下如此难解之缘，也不会如此锲而不舍地在这个年龄，仍然到学校里接受临床医学教育。

我母亲一辈子基本都是在中国最基层的农村生活着，我从小目睹她为疾病所折磨，非常希望有医生能解除她的痛苦，但却未能如愿，母亲终于在58岁的时候，因病撒手人寰，这是我一辈子挥之不去的痛。我现在所在的这所医学院，主要是为全国各地培养基层的医学人才。我来学校后，殷切地期望身边的同学们都能好好学习，毕业后到基层社会去，帮助我母亲这样的基层百姓解除病痛。

但我耳之所闻，目之所见，皆是一些不够努力的孩子。他们基本都沉迷于手机游戏，很少有愿意沉下心来好好学习的。最初的日子里，我的内心不免为这种现状所触动，深感悲凉。

但渐渐地，我也能理解这就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一个事实，基层社会发展机会少，高素质医学人才不愿意去，也只有这些不够努力的医学毕业生们愿意去基层社会工作。一个人要想获得更好的医疗条件，也要靠自己努力去争取。我的这些同学们将来能够掌握一些基本的常见病的治疗方法，就足以应对基层医疗机构的日常工作了。从这个角度去看，他们现在付出的努力确实已经足够了。

尽管如此，我还是希望尽量用我个人的力量去影响极少数的同学，让他们成为好学上进的人，今后成为医术高明一点的好医生，为他们的患者带来福音。但这也没法操之过急，只能是以身作则，潜移默化地影响这群比我孩子还小的稚气未脱的同学。

在学校里学习西医的时候，偶尔我也会想，如果1998年我的高考第一志愿没有错过，我那时候就被录取到临床医学专业了，那样的话，我这辈子对中医的认识就不会像现在这么深刻。我在听临床医学课时，经常在心中暗暗感叹，假如我不是在学临床医学之前就学了这么多年的中医，而是先学习了临床医学，我可能会对中医充满了偏见。又假如我不是在有了丰富的中医临床经验后再学临床医学，我可能对西医也充满了偏见。无论是这两种情况中的那一种，都是挺令人遗憾的。

现在的我，是一个既不会对中医有偏见，也不会对西医有偏见的人。我不会藐视现代科学的成就，也不会藐视人类自古以来从生活中摸索出来的原始的治疗疾病的实践经验，我能就某一个病人的具体情况，去做更合适的，对病人伤害更小的医疗方案的选择。

这一切都是命运之手在冥冥之中发挥作用，它让我去经历我前半生所经历的一切，让我去感受失去母亲的痛，让我去见证中医的疗效和不足，也让我去见证西医的的疗效和不足，它又让我既有机会学中医又有机会学西医，而且还有机会为患者服务，从实践中去全方位的认识医学。如果不将这一切归因于命运的安排，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合适的解释。

从九月到现在，我又有一些重要的亲友确诊为肿瘤类疾病，他们的检查报告都第一时间发给我看过，我也深度参与到他们的治疗方案的制订之中。我以前想过些年回到基层社会去，为我母亲这样的基层老百姓治疗些常见的头痛脑热的小毛病。

但其实我也明白，这对我来说，已经是一种不可能的奢望。我的路走到了这里，就再也退不回去了，社会需要我承担更大的责任，需要我去与更严重的疾病作斗争，享受完几年安静的校园生活后，我还得回到我的战场去。因为与绝症的斗争需要一个人付出巨大的努力，这个世界上愿意付出巨大努力的人并不多，我恰好是其中之一。所以命运早已给我预备好了我的位置，我逃不脱命运的安排。

在《我即我脑》这本书中，荷兰籍脑科学家施瓦伯说，人一生所遭遇的各种事情，看似偶然，其实背后都有其必然的原因，没有一件事情是真正的偶然。我们遇到什么事，我们和什么样的人成为关系亲密的人，都在我们成为受精卵的那一刻就已经被决定了。

因为我们一生的所作所为取决于我们的大脑，而我们的大脑将来会发展成什么样子，在我们成为受精卵的那一刻也已经被决定了。这可以说是一种科学的宿命主义思想，我到了中年后，信奉了这种宿命主义，并自觉地接受了命运的安排。冥冥之中，造物主让我走上了今天的这条路，一定有它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