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我母亲在北京一家三级甲等医院治疗胃癌。主治医生是一位专门负责消化道肿瘤内科治疗的副主任医师，他是一个年龄约四十岁的医学博士。我母亲术后返院时，被安排住院检查，我父母在住院期间会看每日的费用清单。住院的第一周，还没开始治疗，每日花费就在五千元以上。

我母亲就问了一下主治医生花费怎么这么高，这个主治医生当时很不耐烦，又很不礼貌的回复我父母一句话：“你儿子预交的钱不是还没花完吗？需要你们着什么急？老老实实配合就是了。”我父母因为这医生的态度而勃然大怒，尤其我母亲，她觉得这医生讲话几乎毫无人性。

母亲心疼我赚钱不易，于是当日就不顾任何劝阻出院了，不肯再去医院检查和治疗。我很无奈，只好硬着头皮，自己给母亲做后续治疗。实际上像我母亲那样的还不是太严重的胃癌的治疗，中西医结合的效果会更好，但那个医生的沟通水平让我母亲直接对医疗失望到了极点，再不肯配合了。

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还专门查了一下我母亲当年的主治医师的情况，他如今已经成为主任医师和博士生导师了。我不知道这些年他与患者的沟通水平有没有提高，也不知道他带出来的学生在医患沟通方面会否继承他的衣钵。老实讲，他令我对医疗系统内的专家们的医患沟通能力很失望。

当然，他并非唯一的不太会与自己的患者沟通的医生，我带着我母亲在武汉的某三级甲等医院找了一个专门研究胃癌方面的院士看病，他的态度更恶劣。我母亲当时还只有出来了胃镜报告，他看后直接断言，这已经是很严重的胃癌了，活不了多久。我和我父母在他的诊室里希望得到更多的指导，被他以非常不耐烦的语言轰出来了。

如果我免费找他咨询，他是这种态度，我能理解，但我花了高价挂了特需专家号，已经表达了我对他的信任和尊重，他依然如此，这就令我颇为难受。实际上，我母亲术后的大病理显示，这个院士徒有虚名，判断错得离谱。

我遇到的这两个医生都还在世，也都还在相关的医疗机构工作，我如今也从医，能够部分理解他们，但仍然无法苟同他们的做法。也许患者实在太多，他们也忙得焦头烂额，所以很难有耐心，但如此拙劣的医患沟通水平，说明他们实在很不称职，而他们高居院士和博士生导师之位，也让人对医学教育的前景堪忧。

我常怀有一种期待，就是我们的医护人员能对患者温和一些，多点人文关怀精神。我自己因此而弃商从医，一度受到了某个医疗机构负责人的青睐，蒙其看得起，让我担负起某个医疗机构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我当时之所以被吸引住，加盟该医疗机构，是因为我提出的“做有温度的医疗”的理念被该医疗机构负责人所认同。但实际上这样的认同只不过是叶公好龙而已，当我准备在那里实践我的理念的时候，我发现自己被忽悠了，所以后来我离开了那里。

昨天，我的一个多年的读者因为她的父亲患有肠癌而咨询我。她是上海人，她的父亲正在上海的一家三级甲等医院住院治疗。刚与我通上话她就泣不成声，她父亲的主治医师和她沟通的时候，就像我母亲的主治医师当年和我父母的沟通一样简单粗暴，这让她既无助、恐惧、焦虑，又愤怒和痛苦。

亲人被确诊为癌症，对一个家庭来说不啻为晴天霹雳，每个家属都迫切地希望从医生那里了解更多的信息。但很多临床医生对家属的心情毫无体会，他们连基本的检查报告都不肯给患者家属看。这位家属希望看到自己父亲的检查报告，或咨询医生她父亲的治疗方案可不可以考虑中西医结合时，主治医师有些愤怒的质问她学过医吗，是她懂得多还是医生懂得多，就此打断她。

我尽量详细的向我的这位读者解释了她父亲的病情，并告知她，医生现在给出的方案是合理的，让她不需要多担心。同时希望她对医生因为工作繁忙和医患沟通经验不足而无法和她好好沟通而多担当点，我告诉她医生出的治疗方案还是正确的。我向她讲解了这个病的特征，以及她父亲当下所处的状况和预后，告诉她如何更好的照顾她父亲以及与她父亲的主治医师沟通。这番通话结束，这个读者心中的恐惧、悲伤和不安的情绪缓解了很多。

如果我们翻开我国的医患沟通方面的官方教材，我们会从中看到许多触目惊心的数据，中国的医疗纠纷正在呈爆炸性增长的趋势，一些恶性的伤医事件频繁见诸于报道。每次出现类似的恶性案件的新闻后，我看网络上有许多的叫好的声音。

我因为热爱医学而学医，如今也可以说是医疗行业中的一员，看到这种现象，心情其实颇为沉重。我们不能把医患纠纷高发的责任都归之于患者和患者家属的不理性——尽管患者家属和患者的不理性和看病不付费的行为确实客观存在，但部分医护人员的医患沟通能力恐怕也存在很大的问题。

在看《当呼吸化为空气》一书时，我被其中的一句“当手术刀不能发挥作用时，医生要会用语言去治疗患者”深深打动。有许多患者的疾病已经不是医学技术能够解决得了的问题，当他们向医生求助时，如果医生能够有一颗悲天悯人之心，耐心向患者和患者家属做一些解释，尽可能地安抚和舒缓他们的情绪，然后采取适度的临终关怀治疗，患者和患者家属会好接受许多。

我们现在片面的把医疗理解为用手术刀和药物治疗患者，这只是把医学当作一种技术来对待，忽视了医学服务的对象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很多医生不懂得基本的人情世故，不知道照顾患者的心理，最终导致医患关系非常紧张，有些甚至酿成恶性悲剧，这很令人痛心。

当然，在我带着家人求医问诊的过程中，我遇到的绝大多数医生都是非常好的医生。有些医生，比如协和医院的黄席珍教授这样的德高望重而又和蔼慈祥的老大夫，甚至让我特别感动。她不但帮我治疗我的亲人，还耐心地为我答疑解惑，指导我学医。我的师娘在她那里治疗的两年间，我差不多算得上她半个学生，她指导我学习了许多新知识。

像黄席珍教授这样的好医生，我相信她的患者们就会非常喜爱她和尊重她，但现在像她这样的医生数量也是不多的。我在参加医学考试前，看了许多备考的资料，我经常是一边看一边想，若是真正按照执业医师考试的这些标准来要求医生，恐怕大多数的临床医生是不够资格当医生的。许多人学的医学伦理和医患沟通的相关知识，除了应试时用过，其他时间恐怕都不曾用过。

安抚患者和患者家属的情绪，详细为患者和患者家属科普疾病的相关防治知识，是医生的职责所在。把患者当人看待，而不是当作冰冷的病历看待，处理事情合情合理，就很少有患者为难我们。

有一次我应邀去甘肃庆阳看一个患者，那个患者之前在北京告病危的时候被我抢救过来了。后来回家，一次感冒后，他又处于病危状态。我到的时候，患者已经在医院的重症病房里住着，他的主治医师忙着让患者家属签署一系列的法律文件。我理解这个主治医师的心情，患者即将离世了，他担心后续会有医患纠纷。而且看得出来，他和患者家属之间的关系很紧张。

患者家属请求我帮忙处理患者的病情，我见到患者的时候，患者已经不能腹式呼吸，只能胸式呼吸了。终末期的癌症患者到了这种程度，已经无力回天。于是我耐心地与患者家属沟通，告诉他们真实的情形，并且劝说他们按照本地的习俗，做好患者即将离世的安排。

患者家属听完后理解并接受了，他们又支付费用，请求我陪同他们一起送患者回乡下老宅，好让患者不至于在路上就去世了。我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全程没有与患者家人签署任何法律文件。

这个患者一家直到现在仍然与我保持非常友好的关系，他们的亲戚朋友生病了，还是会来找我看。这件事情让我知道，在医患关系中，合情合理比合法重要多了——法律文书又岂能抵挡得了在过度悲伤的情况下失去理性的患者家属的屠刀？只有医生的慈悲不但可以减轻患者和患者家属的痛苦，还能降低自己的职业风险。

我希望我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得越来越好，希望患者们能够得到越来越好的照料，也希望我国的医护人员都能在工作中收获快乐、平安与成就感。但要做到这些，恐怕我国的医疗系统在人文关怀精神上要有大幅度的提升才行，医护人员也不只需要学好医疗技术知识，医患沟通能力的提升也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