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这首诗的丘处机道长是中国道教全真派的一位著名的思想家，在金庸的武侠小说中丘处机道长是一位武艺高强、侠肝义胆的武林高人。
现实中的丘处机道长并非武学高手，但是却因为修为很高，受到了南宋、金朝、蒙古帝国统治者以及广大人民群众共同的敬重。
丘处机道长74岁高龄时，为了拯救天下苍生，跋涉35000里，远赴西域劝说成吉思汗下达“止杀令”，结束了旷日持久的战争。
当时正处在战乱频仍、瘟疫流行的乱世，连年的战乱和瘟疫导致人口锐减、十室九空，普通老百姓的生命很脆弱。丘处机所见所闻，比我们今天的所见所闻还要悲惨，所以他内心深处的感受想必是既无奈又悲凉的。
作为一个著名的道教思想家，丘处机道长对生死看得很透，对世事无常也有深切的感悟。所以他的这首《落花》与佛家对世事无常的感叹颇有相似之处，丘处机道长对当时金国、蒙古和南宋之间的战争厌倦透顶。
但是他的恻隐之心让他无法对生灵涂炭的现状熟视无睹，所以他不远万里的奔赴西域，去做成吉思汗的思想工作，既为缓解军队中的瘟疫出谋划策，也力劝成吉思汗体察上天的好生之德，不再屠戮苍生。
“百年大小荣枯事，过眼浑如一梦中”，对成吉思汗和南宋的皇帝来说，帝位和权力很重要。但是对一个出世间的道士来说，这些都如过眼烟云一般的微不足道，真正重要的是天下百姓的生命。
在金庸的小说中，丘处机是一个民族英雄，痛恨金人。但在真实的历史中，丘处机并不是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他对天下苍生一视同仁。他不希望南宋百姓死亡，也不希望蒙古战士死亡。
丘处机努力以其医术救人的同时，也以其个人的道德感召力和思想魅力，说服当时最强悍的统治者放下屠刀。
新冠肺炎发展到今天，已经是危及全人类的巨大危机，这是二战结束后人类面临的最大的一次世界危机，其影响绝不逊色于两次世界大战。
到我写作这篇文章时，因为新冠肺炎而死亡的人数已经破万，最终死亡的数字肯定远远不止于此。不管死的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罹难的其实都是我们的同类和同胞。
一个国家接着一个国家的沦陷，惨不忍睹的伤亡，这些对大多数人的冲击都很大。我相信普通老百姓中没有那么多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更多的是充满了恻隐之心的善良之人。
不过打开我国的一些新闻app，在新闻评论区，我看到最多的是对其他国家沦陷的叫好声。这些叫好声的背后，是一个个心怀仇恨的狭隘的民族主义者。
可悲的是，这些狭隘的民族主义者的认识水平很有限。他们不明白瘟疫不长眼睛，如果其他国家最终无法控制住疫情的话，瘟疫会像海啸般的倒灌中国。
全球若有超过一亿人感染新冠肺炎，中国根本就无力阻挡疫情的倒灌。发展到那么严重，中国再次沦陷不可避免。今天幸灾乐祸者，来日会死不瞑目。
欧美国家股市的狂跌对我们也不是好事，这意味着我国的经济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中国作为世界工厂，海外市场萎缩，我们的很多国民都要失业。
不止中国网民如此。全球各国人民中都不乏心胸狭隘的民族主义者，有些政府首脑和外交官们也在发出鼓噪声，制造民族对立和仇恨情绪，转移视线。
他们以邻为壑，互相攻讦和伤害，甚至罔顾人道主义精神，挥舞制裁的大棒，在最需要同舟共济的时候，表现出的却是最狂热和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精神。
我为死难者伤怀的同时，也为我们人类陷入互相仇恨和对立的状态而难过。大疫临头，这么多人的死难仍然无法让人类化干戈为玉帛，同舟共济。试问，全球化时代谁能在瘟疫中独善其身？
我们这个时代也没有一个像丘处机道长这样的德高望重的长者能够站出来化解各国之间的矛盾，制止人类的自相残杀。
病毒在人类的混乱无序中趁虚而入，杀人如草不闻声。瘟疫造访千门万户，虽然暂时还没有达到曹植笔下的“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的状态，但是若继续发展下去，是有可能每家每户都会有人死亡的。
一百年后，我们的后代如何看待我们今天的这种狂热和偏执？如何来评价我们今天各个国家的政治人物的一举一动？我们自己看得很重的“百年大小荣枯事”，在他们眼中也许只能用荒唐和可悲来形容。
武汉的长春观是丘处机道长的道场之一，观名就是以丘处机的号“长春”为名的。刚刚结束不久的世界军人运动会是在武汉召开的，而这次疫情最初的爆发地也是在武汉。
军运会快结束时，我正在武汉，也正好去了长春观。还写了一篇《长春观访道医不遇》的文章，发布在我的公众号里。那天，在武汉的某位大领导也正好在长春观方丈室里与方丈攀谈。
我衷心的希望全球各国的政治领袖和老百姓能在长春真人丘处机的精神感召下冰释前嫌，共同抗疫——眼下，新冠肺炎病毒是全人类共同的敌人。如果我们四分五裂，最后败在病毒的手中，全球直接和间接死难者将会是一个极其恐怖的数字，而且会不会因此而发生战争还很难说。
难道我们真的愿意看到这样悲惨的结局？真的愿意我们的亲人甚至我们自己也死于这场瘟疫之中？
放下仇恨，共同抗疫，再不能拖延了，不要错过最后的遏制瘟疫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