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德载物,诗书传家

苏东坡的《三槐堂铭》中有句话:“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这常被中国人当作楹联,挂在自己的祖宗牌位或者门框上,但能做到这一点的家庭却不多。这句楹 联对家庭教育的要求很高,不仅要能给子孙提供良好的知识教育,还要能给子孙提供良好的道德教育。而这道德教育,首先就要求自己能够是一个“忠厚”之人。浊 世之中,又有几人能忠厚到底?

近代中国的伟大人物中,曾国藩是最为人推崇的一个。曾国藩不但做到了如梁启超所说的“立功,立德,立言”。更为难得的是,曾国藩创立的家风泽被子孙,直至 今日。曾国藩的后代仍然是出类拔萃的人物,不但才智超群,事业有成,而且一个个都在道德上堪为楷模。这与曾国藩坚持耕读传家,以身作则,要求子孙后代以勤 俭、忠厚为本有很大的关系。

也许是因为年龄的关系,也许是因为时代的原因,我现阶段经常接触到“传家”出问题的案例。无论是家族中还是朋友圈子里,在“传家”问题上翻船,以至于一辈 子奋斗,到了往下一代传时功亏一篑的都大有人在。虽说古人有“大丈夫难保妻贤子孝”的垂训,但是我作为旁观者却知道,问题的根源大多还是在那个“大丈夫” 自己身上。

这样的教训让我尤其重视对自己儿子的教育,我不想自己努力奋斗,换来的是儿子不幸的一生。子不教,父之过。儿子今后若是个混蛋,过错一定在我身上;儿子今后无法感知人生的快乐,过错也一定在我的身上;儿子若沾上恶习,若愚昧,过错还是在我的身上。

要把孩子教育好,先要把自己教育好。要儿子不是混蛋,不沾染恶习,不愚昧,且能快乐,自己首先要做到不当混蛋,不沾恶习,不愚昧,知足常乐。言传身教,潜移默化,才能真正的教育好孩子。

我出去跟人谈生意时,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做生意就是做人”。我同意这句话,但是却从各种细节中看出说这话的人,大多自己做人一塌糊涂,既无诚信,亦 不知感恩,言行不一致。唐太宗说“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我看到别人言行不一,首先想到的是自己是否言行一致。一反思就令人汗流浃背,别人的过往如何我 不尽知,但我自己的过往却是存在诸多遗憾的。所幸的是,虽有小过,但无大恶。当然,这句话也是有问题的,因为我的过和恶的标准也许在别人那里就不合格。

佛教六度中最重要的一度是“般若”(般若可近似译为“觉悟的智慧”),而般若分三层:文字般若、观照般若、实相般若,这是一个人对人生智慧认识的三个境界。

文字般若,仅仅只是停留在最浅表的言语、文字理解阶层,就是听懂了,看懂了,也能跟人侃侃而谈了。而观照般若则类似于现在所说的“案例教育”,看到了活生 生的例子,对般若有了深刻的认识;再深一层就是实相般若,实相般若是一个人因为种种机缘,洞察了人生智慧后,将这智慧融入到自己血液之中,时时处处用这智 慧指导自己的生活,做到了言行一致,做到了孔子所说的“不逾矩”。

很多人一辈子停留在文字般若这个阶段,就止步不前。中国有句古话“三岁小儿能知,八十老翁不能行”,知行合一殊不容易。一些做人的原则听起来很美好,但是一旦实践就意味着要吃眼前亏。一看吃眼前亏,多数人就不干了。

一个人修炼到哪一层般若,是强求不来的。古代禅师常常引用“语言道断”这句话来形容禅悟之道,这是因为一个人要想进入某种境界,单靠言语理解是行不通的。 只有当自己的认识到位了,碰的壁足够多了,见多识广了,这时候只需要一点暗示,一点指引,就能心领神会。到了这样的一种境界,自然就一切尽在不言中,言语 纯属多余了。

所以佛陀常说,他渡不了众生,众生靠的是自渡。这样的话,当老师的几乎个个有同感,一个学生能学到什么程度,老师是决定不了的,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这个学生自己。人生机缘,只不过是催化剂一样,在旁起一个辅助作用而已。

我现在认识到,教育后代,是一个自我再教育的过程。孔子说人要“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我在青年时代,心高气傲,觉得自己算得上是个才华横溢的人,用不着到三四十才而立和不惑,自认为二十岁即可达到而立和不惑。现在来看那时候的自负,就觉得是个笑话。

事非经过不知难,不到一定的年龄阶段,一个人的心智很难真正的成熟。即便少数天才可以早熟一步,但是与之同时,必有隐患藏在其中。拔苗助长这种违背自然规律的事情,就像金庸武侠小说中的那些速成的绝世武功一样,大多存在致命的缺陷。

如何传家的问题,最后就变成了如何修身,如何克己复礼的问题。与儒家倡导的立言、立功、立德问题归于一个源流了。孔夫子说过“吾道一以贯之”,有个门人不 明白孔夫子说的是什么意思,就追问师兄曾子,老夫子讲的这个“一以贯之”的“道”是什么,曾子说:“夫子之道,忠恕也”。宋明大儒就将这“忠恕”之道发展 为蔚为壮观的“心学”。

据我理解,夫子的忠恕之道,首先是责之于己而非责之于人的道,“忠”字从“中”从“心”,“恕”字从“如”从“心”,都是发自内心深处的真实的反省和宽容,所以儒家提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精神。

有清一代,儒家因为受到西方科技和文化的冲击,开始寻找新出路,提出“经世致用”的思想,在儒家“经世致用”思想中,最为人倡导的是“内圣外王”的观点。 传统儒家门徒,依然认为一个人只有内心修到了圣人的境界,才可以成就王道,曾国藩是“内圣外王”思想成就的一个最典型的伟大人物。

儒家的这些思想,虽然在治国方面不免落下了人治的弊端,但是在治己方面和治家方面却是成功的。中国社会发展出了问题,并不是因为儒家“内圣外王”观点的迂 腐,而在于中国向来只有人治没有法治,跛了一只脚,公共权力成了某一姓某一家的私产。试问如果儒家思想迂腐的话,《圣经》就不迂腐吗?《圣经》影响下的教 徒们,为啥就没有人治的弊端呢?而欧美的总统,就职宣誓时,大多还需要手按《圣经》发誓呢。再好的法律体系,也需要一群道德高尚的人来执行,才能落到实 处。

世界是复杂的,因为组成这个世界的人的本性是复杂的。从古至今,人类社会就从没有停止过利益争夺。如果不加遏制,人性中的种种私欲将会发展到无法收拾的地 步。用宗教来克己复礼和用法制来强行约束,尚且不能使人完全的免于为内心的魔鬼驱使,去犯下过错和罪恶,更何况两者皆不顾,任人性恶泛滥成灾呢?

人类社会之所以选择公德和良序为其共同遵循的人与人交往的原则,乃是从现实需求而来的,因为尚不如此,人类就会自相残杀,难以共存。而既然已经选择了公德和良序作为共同遵循的游戏规则,那么脱离此游戏规则者就需要付出代价。

赏善罚恶的规则无处不在,除了国家权力机关在履行这一规则,民间社会也在履行这一规则。更要紧的是,在我们看不见的漫漫人生长途中,乃至我们死后,这一规则都会在发挥作用。虽然它被履行的比例不一定是百分之百,但是还是占了绝大部分。

因此一旦我们有了损人利己之举,早晚有一天都会祸及自身乃至祸及后代。一个人做坏蛋,很容易熏陶到自己的孩子也做坏蛋,;一个人有恶习,儿女也可能会继承 他的恶习;假如这孩子不肯做坏蛋,反感这恶习,就难免要与其父母反目成仇。一个人任性,搅得世界不得安宁,自己又何尝能安宁片刻?

人的一生绝对不会只是当下的一个片段。虽然我们提倡活在当下,每一刻都应该保持好心情。但是若是为了当下的私欲,为未来种下祸根,那也是佛教所说的“造恶业”之举。而造下恶业,早晚有一天就不得不吞下恶果了。过了某个度,有些帐,迟早都会被清算。

我回顾自己人生的前三十六年,自知有很多“业障”尚未消除,对未来会遭遇的“果报”心中有数,亦能坦然接受。一切既作,不能使不作。一个佛教信徒,对自己 所种的“业”,应该抱的态度是消除而不是躲避。这些年,一有机会,我就会去找到过去曾伤害过的人,向他们诚恳道歉,如导致他们有损失,会加倍赔偿他们的损 失,这样冤家渐少。但是扪心自问,因为父母常常耳提面命,要求我行善弃恶,多少还是有些作用的。既往所作的事情中,真正称得上奸恶之举的,却也不多。

柴静拍摄《穹顶之下》时说,当她有了孩子的时候,就发现这个世界与自己有了关系。我对此感同身受,我儿子今年十岁,如何做一个好父亲而不是一个坏父亲这个 问题,就常常在我脑海之中盘旋。观照我身边的成功的和失败的“父亲们”,做一个父亲的“般若”,我大体是明白了,希望今后能够将这“文字般若”和“观照般 若”上升到“实相般若”,教出一个好儿子来,同时也建立起好家风,以免有一天会与我见过的前辈们一样,在传家时翻船。

这做父亲的般若,浓缩为八个字,最好的莫过于:厚德载物,诗书传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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