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治疗癌症时的组方用药经验介绍——《周志远中医抗癌研究心得》1

1. 大道至简

真理半张纸,闲言万卷书。

我打算只用一篇文章,而不是一本大部头的书,把我治疗癌症的核心理念写出来——其实这一理念非常的简单。

癌症患者堪称是一个疾病的综合体,一朝确诊为癌症,不但患者本人,就连患者家属,都会陷入到巨大的恐慌之中,疑神疑鬼,身体的各种问题都出来了。只要有一点不适,他们都喜欢与癌症挂钩。

所以我经常碰到一些有满肚子的话想向我倾诉的患者或患属,他们从媒体上阅读了很多浅薄的文章(惭愧的是,我也曾写了不少这类浅薄的文章),然后对号入座,希望医生能够解开他们的困惑。

人生病了,医生就是他们的天,患者的这种希望医生答疑解惑的心理,可以理解。

在这种情况下,医生要想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被患者带节奏,也不被各种文献误导,很不容易。

尤其是年资较浅的医者,由于缺乏经验和主见,加上阅读的各种文献观点分歧很大,莫衷一是。很容易怀疑患者的癌症跟各种各样的因素有关,并试图从这些关联中,寻求解决患者的问题的办法来。最后误入歧途,越走越远。

我自己也曾经历了这样的一个阶段,我也曾追捧过各种理念,直到一次次的失败让我对这类诡论失望到底。

最近几年,我从这诡辩的泥潭之中走出来,明确的把癌症当作一种病因尚不明确的疾病,少谈病因,把重点放在解决癌症患者出现的各种各样的症状上,逐渐摸索出了自己治疗癌症的思路和诀窍来。

我的情况很特殊,病情轻微的病人,不会找我治疗,找我治疗的病人,绝大多数首先经过了西医的治疗,再经过了各种各样的中医治疗,百般治疗无效,且身体状况相当糟糕的情况下才找到我。

所以我接手的,基本上都是一些最棘手的患者。这些患者或者出现了严重的胸腹水,或者大出血,或者高烧不退,或者肿瘤已经破溃,脓血四溢。在很长一段时间,我就是一个急救郎中。

说句不好听的话,这些年,大多数的患者,都是把我当作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来对待。尤其是前些年,很多患者未必真的信任我,他们找我只不过是没有别的路可走而已——因为害怕承担责任,或者不愿面对死亡,多数医生已经拒绝接诊他们了。

所以我需要非常快速的解决威胁到这些患者的生命的一些问题,这迫使我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用药风格——必须迅速见效,否则患者随时死亡。

急救治疗需要医者既要有精准的判断力,又要大胆,出的治疗方案要安全且速效。

在这些急症患者面前,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常规的思路均已不管用。有时我开的方子很小,有时我开的方子很大,但是每开一张方子,我都是经过了非常缜密的思考,然后才开出来。

头几年,我治疗过一些生命垂危,医院里的医生按照常规挂上告病危的牌子,或者送进ICU里,找患者家属谈过话,签好各种风险预警和告知书的患者。这些患者的家属,多希望我能够起死回生。

临危受命,既需要冷静的头脑和很强的判断力,还要有敢于担当的勇气和娴熟的谈话技巧。假如缺乏这些素质的话,这种高风险的诊疗,带来的麻烦会很棘手。

我以前经常应邀到异地出诊,那会儿我的患者没有现在这么多,也还有时间接受这种邀约,现在患者太多了,就没这个精力了。

这样的病情,不容我犹豫不决,也不容我掉书袋,拿各种玄谈来和患家扯淡。患者高烧不退,吐血盈盆,或已神昏不醒时,只能当机立断,用药务求快狠准。

虽然我也曾用过单味白及、麻杏石膏汤、小柴胡汤这样的经典小方子急救过患者,但是多数情况下,用这样的寻常思路来急救终末期癌症患者是行不通的。

自从行医后,我出门习惯了带两套钥匙,职业训练让我的风险意识在日常生活中都强到了这种程度。在生命稍纵即逝的当口,就更加的需要把患者病亡的风险降到最低。

所以我在关键时刻用药,遵循的是“韩信用兵,多多益善”的原则,把好几个解决某一个问题的方子组合在一起,同时使用,这种堆砌药味且药量惊人的用药方式,很多中医同行看后嗤之以鼻。

我早期也曾公布过我的很多急救医案,后来惹来各种坐而论道的“中医高手”们的指责,为了避免惹来麻烦,我把这些医案大多数都撤了。

但是很多患者在我手中起死回生了。

一张六七十味药的方子,可能会让一个已经瘫痪的患者两三天就告别轮椅,站立起来了。

一张用量大得令人瞠目结舌的经方,也可能会让一个已经卧床不起、人事不知的患者,第二天就可以下床,向我示范正步走。

一日用几十克到上百克的白及,研粉吞服,也可能让一个每天吐血盈盆的肺癌患者,一两天内就止住了吐血。

猛刺某个急救穴位,久久留针,可以让一个昏厥的患者醒过来。

这样立竿见影的疗效,让我对中医药的疗效十分佩服。也让我对自己的治疗思路有了信心。

我很多次抢救病人失败,但是抢救成功的也不在少数。而且我抢救的病人,无一例外属于其他的中西医已经抢救过,但是没有疗效的病人。

我十分肯定的说,对我治疗的那些病人来说,如果不是我用我自己的这种看起来是堆砌药味的方式来用药,只有死路一条。

那些被我从鬼门关抢救过来的患者和他们的家人,很多成了我忠实的读者和粉丝,他们身边的其他癌症患者,也纷纷的成了我的患者。

我已经走过了那个没有多少患者信任我的阶段了,昨天我统计了一下,我曾经治疗过的患者多达一万人以上,仍然在长期跟诊的患者有三千多人,每天新增的经我治疗过的患者介绍的,有意向求诊的新患者有二三十人——而我每天只接诊包括老患者在内的三五人而已。

而且患者也已经形成了聚集效应,在一些特定的肿瘤患者群体中,比如神经母细胞瘤、妇科肿瘤、肉瘤、肺癌、消化道肿瘤等患者群体中,很多患者或其家人把我这里当作他们求医问诊必选的一站。

这非常有利于我开展定向研究,因为对同一类疾病有大量的临床实践经验,我可以在这基础上做深入的研究,形成针对性更强和疗效更高的治疗思路。

所以从两三年前开始,我就进入到了可以从众多的患者中挑选我认为彼此可能有缘分的患者来治疗,而不是任患者来挑选我的阶段了。

2.两点之间,直线最短

在医学领域,完美的逻辑,并不能解决实际的问题。我并不认为逻辑一钱不值,在人类医学探索的路上,逻辑帮了我们很大的忙,但是医学不同于任何一门其他的学科,医学更重视实践。

真理往前一步往往就是谬论,医学理论的过度演绎,的确使它看起来很有说服力,但是这种虚假的说服力,不但会迷惑住患者和患者家属,同样会导致医者自己走很多的弯路。

中医与传统哲学结合得太紧密了,以至于中医的很多理论,纯粹都是演绎推理得出来的,并不是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这样的理论,很雄辩,治病疗效却很差,以之指导临床,有效率不高。

我治疗疾病,遵循的一个基本的原则是:两点之间,直线最短,少些玄谈,直接有针对性的解决问题才是最重要的。

医者一怕不知病,二怕不知药。病证和药证对应得好,会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治病首先要了解疾病,某种疾病,会呈现什么样的特征,专门研究该病的医者要了如指掌。

比如一个医者如果对多数癌症患者容易出现的恶病质、恶液质、肿瘤长大时压迫神经造成癌痛、肿瘤破溃时出血、癌症晚期时会有癌热等特征不了解的话,让他去治疗癌症患者,就是一种奢谈。

其次就是要熟悉药物的性能和作用。

金元时期的李东垣,母亲患病后四处求医问诊,直到他母亲去世了,医生们还说不出他母亲得了什么病,大家都陷在阴虚阳虚之类的玄谈之中,意见纷呈,争论不休。

李东垣痛定思痛,后来自己学医有成后收徒授业,首先教徒弟们的不是各种中医门派的理念,而是各个药的药性和功效。

李东垣要求自己的弟子们,只有在熟悉了各药的基本功效后,才能再去学习中医的基础理论,避免先入为主的陷入到某个中医门派的偏见之中,难以自拔。

在那个战乱频仍的时代,瘟疫流行,李东垣自己目睹了很多所谓的名医,治疗当时流行的瘟疫时,喋喋不休的做理论上的争辩,开出的处方几乎都无济于事的现状。

李东垣抛弃了玄谈,自己组方治疗在这场瘟疫中被传染上了的患者,效果卓著。这个方子,就是中医史上的一张经典名方——普济消毒饮。

李东垣抛弃传统理论创建的这张方子,救活了很多人,当时被人刻在路旁的石头上,广为传播,为遏制金元时期的那场大头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李东垣也终因其卓著的临床疗效和在中医史上的诸多创见而成为一代宗师。

清代的温病名家吴又可,也是力主一病必有一药的理念,自己钻研药性,创建方剂,解决了其他医生解决不了的问题。

癌症这种疾病,是一种特征鲜明的病种,研究癌症的医生,不应该太过重视玄谈,而应该脚踏实地的研究癌症的特征,并且根据癌症患者的各种症状,选择能够缓解相应症状和有阻止肿瘤发展作用的药物,组合成方。再在实践中去跟踪了解自己组合的方剂的实际疗效,分析成功与失败的原因,积累临床经验和数据,不断地改良自己的处方。

唯有如此,方可研制出临床疗效出色的方剂来。

自古至今的方剂,都是由人创建出来的。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发达,现在的医生学习医药学知识的途径,比过去多了,学习的效率也高了,所以我们完全有创建出疗效超越古人所制的各种方剂的方子来的能力。

不瞒各位说,我没有什么秘诀。我只是刻苦的学习各种中药的药性和功效,多看古今中外的中医(日本的汉方医)的效验方和他们治病的医案,从中学习他们组方的技巧,思考各种药物组合起来的作用,并在此基础上,组建我自己的方剂。

或者去追访我能追访到的中医和他们的患者们,学习他们的用药经验,自己尝试着将他们的用药经验纳入到自己常用的方剂中来。

近几年来,我在处理癌症患者的各种并发症方面,有效率较之前有了大幅度的提升。治疗的肿瘤患者,肿瘤缩小乃至消失的比例也较之前有了明显的提升。而我所制的部分药,也达到了广谱抗癌的效果。

我的方剂还在改良中,我常用的药多达数百种,有很多药物属于民间用药,非但药店买不到,就连药材批发市场也没有,只能去找山民采购。

我常用的方剂也很多,我将在未来陆陆续续的整理和公布出来,并且详细的介绍它们的用法和功效。

这种组方的经验,很多人可能会认为太低级。但是我相信历史上的那些真正卓有疗效的方子,是用这么低级的思维方式组出来的,而不是用看起来很高级的哲学思辨思想组建出来的。

3. 多靶点用药

正如我前面提到过的,我用药的最大的特点就是“韩信用兵,多多益善”。

我一直在默默的追访那些用中医抗癌有效的医生们和患者们,我自己也曾经用历史上的经典名方治疗过不少肿瘤患者。这些医生和方子不是没有效果,但是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治疗癌症有效率太低了。

不同的患者之间必定有不同之处,但是同一个类型的疾病的患者之间,也会有大量的共同之处。

治疗各个患者的不同的症状,需要我们对患者提供个性化治疗,这种个性化治疗,是需要深厚的中医方剂学和药物学功底的。

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过度的强调中医的个体化治疗而忽视了同一类疾病有大量的相同的症状这一基本的事实,所以治疗同一类疾病的用药,一定有很多共同之处。

能够用现代科学去把每一味药和每一张效验方的科学原理阐释清楚,当然是最理想的。只是目前的条件下,人类医学还不具备这样的水平。

可是疾病不等人,在人类医学尚未发达到可以用现代医学解决一切问题之前,非常有必要研究传统医学治疗疾病的经验,不必要等到这些治疗经验的科学原理被解释得一清二楚后,再去用它来解决问题。

目前有一批的学习现代自然科学出身的医生——有的是西医,有的是中医,反对用中医治疗疾病,这显然过度的偏激了。

现代医学解决不了患者的问题,难道让患者坐以待毙,或者被现代医学治疗至死才符合医学伦理?

至于患者和患者家属完全的厌恶和抵触中医,我就不做任何评论了,人有做自己的选择的权利和自由。

研究传统医学的医者,有责任提高传统医学的有效率。我相信任何一个医生都有非常出色和成功的治病经历,我丝毫不怀疑某些医生治疗成功的案例,但是我所了解到的是,大家在这种疾病上的成功率不高。

我在做这样的一种尝试,把各种有效的方案组合使用,提高临床有效率,而且这种尝试确实取得比过去更高的有效率。

我借用了一个时髦的医学名词,管这种尝试叫多靶点用药。

我现在在研制的几种药,最少的药物都在四十种以上,但是我不是以汤剂,而是以丸剂的形式用药。只是组方的时候,会参考中医组方的基本思路的,毕竟很多组方思路也是成熟的临床经验。

用丸剂最好的一点就是可以根据患者的体质特征去控制用量,从小剂量逐渐增加到患者身体能够承受得住的最大用量。

丸剂的另一好处就是可以降低治疗费用,我有一个梦想,就是把儿童癌症患者每个月的用药费用,努力降低到相当于现在物价水平的一千元左右,把成人每个月的用药费用,努力降低到两三千元左右。除了少数经济条件较好的患者,多数患者我不给他们用太名贵的药。

只是我的这个愿望,目前还不能完全实现。

丸剂因为不像汤剂那样浪费药材,所以治疗的成本低很多。当然,再要往下降,以满足特别贫困的患者的需求,固然更理想,不过说实话,这种刻意的追求低价,也是对患者生命的不负责任。

不敢用药,一样会耽误患者的治疗。

爱用丸剂,不代表我放弃了汤剂,对很多丸剂解决不了的问题,我还是会用汤剂去配合。而且有部分患者,对丸剂很不耐受,只能用汤剂。

但是我用汤方,也沿袭了我过去急救病人时的思路——把多种有效的方剂和药组合在一起,提高临床有效率。

我这一生都会在这个方向上往前走,并且会把我的尝试记录下来,供后人参考。

我不是没有用小处方治疗的经验,对很多自限性疾病的治疗,乃至部分肿瘤患者的治疗,我都有用过小方剂,只是说实话,治疗自限性疾病还好,治疗癌症这类疾病,小方剂的有效率实在太低了。

经过我自己的比较,多种有效的同类方剂和药物的组合使用,成功率比单一的用小方剂或者单味药,效果更理想,有效率更高。

4. 厚积薄发,不断改良

大处方是很难驾驭的,这就像多兵种作战时,很难指挥和协调一样。一个医者要想娴熟的用大处方治病,需要有非常扎实的医药学功底。

古今中外的医书汗牛充栋,有很多人的医疗实践非常宝贵,但是读医书需要有沙里淘金的本事,否则的话,很难甄别出医书中哪些内容才是真正有价值的。

这正如我在本书的序言中引用的歌德的那句经典的名言一样,治学,要“能遍”,“能透”,学中医,要“能入”、“能出”。

要想有从浩如烟海的记载中,挑选出真正有用的东西的能力,需要厚积薄发。书应该越读越多,但是不能越读越糊涂。

要想创建出疗效卓著的方剂,就要从前人的记载中,和今人的实践中,去广泛的汲取经验,自己再在他人的肩膀上,前进一步,再前进一步。

因为患者基数大,我有机会每半个月改良一次我的各种配方,我能够从各个患者那里收集他们服药后的实际疗效和副作用的信息,根据这些反馈信息,评估自己的方剂对某些疾病的疗效和副作用。

再在这种实践数据的基础上,一步步的改良我的处方。我发自内心的不相信,效验方是靠哪个人的悟性创建出来的,效验方都是试出来的。药物用后的真实的反应和效果,不做试验,是完全不可能知道的。

我把自己每天接诊的病号限定在三五个人,每个患者看诊时间都在一个小时左右(哪怕我分文不收人家的),绝不多收治病人。

我不肯草率的对待任何一个患者,不管他们是支付得起我的诊费的,还是支付不起我的诊费,被我免除了诊费的。我需要有足够的时间,去详细的了解患者的情况。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我的疗效。

每个患者的临床症状,我都仔细去收集,每个患者服药后的反应,我也会仔细去收集和记录。并且根据自己收集的这些信息,查阅资料,咨询中西医同行,寻找更佳的用药方案。

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再发现新问题,再解决新问题。当一个又一个的新问题被解决时,当越来越多的患者取得了令人欣喜的疗效时,我们学医人付出的所有的心血和汗水,都得到了最好的回报。

这些能算什么秘诀吗?我觉得一点都算不上,所以如实的把它命名为我的组方用药经验。

我不是不会进行哲学上的思辨性的玄谈,我相信以我的哲学功底和文字能力,我能写出多数中医人写不出来的高水平的玄谈方面的文章。

但是我还是更愿意,以简单直接和平实的语言来写作这本书,介绍我治病的经验和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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