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我带着我的一个叔父的女儿和女婿在北京协和医院就医，挂的特需专家号。我们此行最主要的目的是请协和医院的专家帮我们做个判断，看看我这个妹妹要不要做胰腺切除术，以预防胰腺癌。

其实就诊前，我根据她的病历资料，已经明确地提出她完全不应该做胰腺切除术。但此前一个胰腺专科的二级教授强烈建议她立刻做胰腺切除术，该教授是某知名三甲医院的胰腺专家，职称是二级教授。

普通人可能对医院里的二级教授这个头衔没有概念，我国教授一共分四级，两院院士是一级教授，二级教授仅次于两院院士，可以说是除了院士之外的天花板级别。

我一直做的是中医研究，现在在临床医学（西医）专业学习还未满一年。所以，尽管我在肿瘤医学和神经医学方面已经有很丰富的经验，足以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应该做癌症预防切除手术，但威信还是难以与一个二级教授相提并论。

胰腺的完全切除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所以叔父一家在手术前犹豫不决。其实他们家是医学世家，我这个叔父本人以及他的爱人都是主任医师——这已经是医疗系统的高级职称了。除此之外，他家近亲在医院当医生且职称较高者，有将近十人。所以他们在医疗行业内的人脉是非常广的。

这样的家庭，在被一个二级教授提出，其某个家庭成员高度怀疑有患恶性胰腺癌的可能或风险时，依然不知所措、手忙脚乱，可见普通人在遇到类似情况是多么的无助。上周四，叔父打电话给我，让我周末带他家的这个妹妹去协和医院找该院的胰腺专家看看，并请我全权代表他本人去为他女儿的病做决策。

医疗界向来有“医不自治”的说法，一个医生在自己家人遭遇重大疾病时，自己不敢做重大决策或参与治疗，这是非常正常的现象。因为医疗决策需要摆脱情感因素的影响，做最理性的抉择，而近亲通常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

我的这个叔父对我是完全信任的，既信任我的为人，也信任我的专业水平，所以在他作为父亲，无法替自己的女儿做这种重大决定的时候，他希望我帮帮他是可以理解的。受这样的委托，我当然不敢怠慢。

我看到这个妹妹的病历资料后，立即判断出这个二级教授的建议是一派胡言，极为不专业，他给出的意见与其身份和地位极不相称。胰腺是人消化系统最重要的器官之一，完全切除胰腺，病人的余生将很受影响。这个妹妹只是慢性胰腺炎，而慢性胰腺炎癌变的概率其实很低，而非像这位二级教授声称的癌变风险很高。

我从她的影像检查结果判断病人现阶段不可能是癌症，我看了不下一万例癌症患者的检查报告，对癌症的影像太熟悉了。这种规则的钙化灶和纤维化病灶，与癌组织有着显著的区别，低年资的临床西医应该都是可以看出来的。

我也查了我国胰腺癌的发病率，是3.5/10万，这个发病率很低。慢性胰腺炎中，最可能癌变的遗传性慢性胰腺炎的发病率也只比常人高10-20倍，非遗传性慢性胰腺炎甚至只有常人的4倍。

用简单的数学方法就可以计算出慢性胰腺炎患者癌变的概率，这个概率最高不过万分之七而已。为了万分之七的小概率事件，让一个人把胰腺切除了，这简直是匪夷所思，而提出这个建议的居然是专门研究胰腺疾病的二级教授。

他的另一依据是患者的ca199偏高，这个指标其实不是癌症独有，它是慢性胰腺炎的常见指标之一。其他领域的医生不懂得这一点是情有可原的，毕竟隔行如隔山。但胰腺领域的二级教授因此而轻易断言患者的胰腺存在癌变的高度可能，不经更谨慎地继续监测和评估，直接要求病人切除胰腺，这就太鲁莽了。

北京协和医院的专家看了病历资料后，做出了和我几乎完全一致的判断。首先，他认为这不可能是癌变组织；第二，他也指出来慢性胰腺炎癌变为胰腺癌的概率很低，为预防胰腺癌切除胰腺太奇怪了；第三，他认为切除胰腺的手术弊端太大，完全没必要如此急着切除胰腺，而是可以更谨慎地对患者进行监测和评估，排除恶性的可能后，定期复查观察即可。

所以他开了一些检查的单子，当天就做了ca199的复查，结果很快就出来了，该项指标已急剧下降到接近正常值的范围。这是典型的慢性胰腺炎的病理现象。他的意见复查结果，让我叔父一家心中的石头终于落地，我也可以心里踏实地在周日下午返回学校了。

我为什么要如此详细地讲这一件事呢？这是因为我经常遇到类似的情况，一些存在癌前病变问题的患者会咨询我，他们要不要提前做手术，切除可能癌变的组织或器官。这样的问题其实很难有简单而统一的答案，它需要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做个案分析。

但有一些总的原则是可以通用于每一个患者身上的。癌症预防性切除术是一定要谨慎的，不能说某个人患了一种属于癌前病变的疾病，就要切除他的相关组织和器官。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国家一半人的胃都要切除掉，因为我国幽门螺杆菌感染率接近一半，而幽门螺杆菌感染是胃癌的癌前病变之一。我国还有一亿多的乙肝病毒携带者或乙肝患者，乙肝是肝癌的癌前病变。幽门螺杆菌阳性和乙肝的癌变率都与慢性胰腺炎接近，

是不是这些人都应该预先切除掉胃或肝？答案当然不是。动辄切除组织和器官是极为鲁莽和不负责任的行为。一些在这个问题上做得过火的医生，比如湘雅医院的刘翔峰，已经被判入狱了。在判刑前，他可也是他们科室的大牛呢！

只有在癌变的风险极高，比如家族性肠腺瘤性息肉病癌变的概率为100%，肺部非典型腺瘤样增生的癌变率高达10%-30%，这些都属于高风险的癌前病变，如果结合其他指标，判断未来癌变的可能性较大，就可以考虑预先切除病灶局部。另外，皮肤上的一些可能癌变的组织，其手术范围和副作用小，在选择切除术上可以放宽一些要求。但重要器官中的癌变可能性较低的病变一律不应轻言器官切除。

我和我爱人在经历这件事后感概，像我这个叔父这样的医学世家在遭遇了这样的问题时，都慌了神，普通家庭在听到一个二级教授的建议后，只会更手足无措。毕竟，每家三级甲等医院都只有为数极少的几个二级教授，他们离院士可是只有一步之遥啊！他们的话，又有几个人敢不相信呢？

我们也深感后怕，因为我们自己的家人同样可能会遭遇类似的问题，在这样的医学权威面前，他们可能只有听命。同时这也给我敲响了警钟，我现在在脱产学习临床医学，毕业后经过一系列的考试后，就可以同时具备中医和西医的处方权，未来可能需要面临大量的病人，如果我不审慎的评估每个病人的病情，我一样会犯这种错误，而这些错误将会导致许多人生命和健康受到威胁。这不但对病人不好，对我自己也很不好。

我庆幸北京协和医院的这位专家和我自己的判断近乎完全一致，如果没有他的及时的纠偏，仅凭我自己，很难消除叔父一家心中的阴影。即便我进行了非常专业的分析，他们仍然难以完全释怀，此后恐怕一直要生活在恐惧之中。

上周，我自己的妹妹、父亲和爱人，身体相继都出了一些状况，加上我这位叔父家的孩子的问题，都集中到我这里来，要我出主意。整整一周，我在上课之余，都不得不全力应对这些亲友的健康问题。周末返校时，我感到自己已经累趴了，在火车上很快就睡着了。

所幸的是，最后的结果都令人满意，没有出现高风险的意外。若我不是学了这么多年的中西医学，加上个性冷静，这局面恐怕是对付过来的。可见人确实不能对医学太无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