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强调自己是个乡下人，但其实忽略了自己在北京生活了快三十年的事实。三十年的时间，足以在不知不觉间改变许多东西。

北京是中国的首都，是经济、文化和医疗都很发达的城市。呆在北京久了，人最容易产生的错觉是，北京的这一切都是稀松平常的。但实际上，离开北京，到真正的基层去呆一段时间，就会发现，北京人享受的社会资源远非基层百姓能比的。

曾经有个地级市的市委秘书长跟我说，就享受的医疗条件而言，你们这些生活在北京的人，比我们这些地级市的市委书记都还好。当时我们两人正就其爱人的胆囊癌发展历程展开讨论，确实，如果他爱人是生活在北京，她的胆囊癌应该在早期就被筛查出来了。

我是从北漂上岸，成了新北京人的外乡人，现在全家都有了北京户口。在北京也有了一个小窝，虽然房间面积没有办法像在二三线城市那么大，但也足够我们居住了。我们享受了北京便捷的交通，也享受了北京优质的医疗服务。而我本人，过去二十多年，起码有一半的时间是泡在国家图书馆里，还享受了北京优质的文化教育资源。

从去年九月份开始，我到了一个三四线城市读书，在医疗行业，这种学习也属于进修性质。有时我跟我爱人开玩笑说，我这在古代，就是被贬放了。最开始的一段时间，我确实有一些的不适应。举例来说，在北京，公共厕所都有独立的小隔间，而我们学校的厕所却没有。习惯了北京的公厕，很难一下子适应这种敞开式的公共卫生间。

同样，在国家图书馆读书，和在我们学校读书，感觉也有很大的不同。国图的读者都非常文明，不存在喧哗和吸烟的人群。但在我们学校，我饱受二手烟之苦。宿舍走廊、厕所里，到处都是吸烟的大学生。

在国图看书的年轻的读者，基本都是来自于周边的几所985或211大学或者人大附中、首都附中和理工附中等重点高中。这些年轻人普遍的好学上进，自律能力很强。这样的优秀人才聚集现象，在我国其他任何一个地方都是很难看到的。所以，从这样的一个地方到一个自律性很差的团体里，我也不完全适应。

我从高中开始，便是一个非常自律和勤奋的学生，同时，我大多数时候都是班长和学校学生会和团委的主要学生领导。作为湖北黄冈地区的一名竞赛生，当时我们还经常被集中进行竞赛培训。所以，总体来说，我过去所处的环境真的是比较好的，身边的同学大多也很优秀，他们现在在各行各业都处于较为领先的状态。

我们这些人，也许勉强算得上是社会精英，但不同于出身很好的那些社会精英，我们是在苦哈哈的农村地区长大的，过去是真真切切地体验过最基层的“下里巴人”的生活的。现在依然与农村老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的父母大多数也还在乡下生活着。

所以，就我本人而言，我有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期望，我希望我国农村地区的生活条件和医疗卫生水平也能提高到令人满意的程度，好让我们的亲人们生活得好一些。实事求是的说，农村地区的生活水平和医疗卫生水平较过去也有了很大的提升。只是就像政府文件中经常出现的“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期望”一样，我们总还是对基层现状并不太满意。

这一个多学期，我在我们学校学习，我们学校主要的培养目标是那些来自基层，将来回到基层当医生和护士的学生。我与他们相处日久，渐渐地看清了一个事实，基层的医疗水平要想提高，最缺的是优秀的人才。聚集在国家图书馆里的那些自律性很强的高材生们，基本都是不可能回到基层去的，最终到基层卫生机构，为基层百姓服务的，只能是我们学校这类院校培养的毕业生。

我们无法期待所有层次的医学生都成为医疗界德才兼备的精英人才，我最初对身边的一些医学生抽烟、酗酒、习惯性逃课感到很痛心，但现在在渐渐的接纳这一切。

上周，我们的一个和我一样是70后出生的专业课老师和我聊天时对我说，我们学校这几届的学生素质提升了不少，因为学校录取的分数线上来了，以前的学生比现在的学生素质低不少，她对此感到很欣慰。听到她的感慨后，我当时心中百味杂陈，因为在我看来很拉胯的一批孩子，在学校的资深教师的眼中，比往届学生有了不小的进步。她的这句话治愈了我的失落心情，让我认识到了现实。

70后的身上，有一种被嘲讽为喜爱“宏大叙事”的时代烙印，如果从善意的角度去解释我们的这种特征，可以厚着脸皮说我们比较有社会责任感。我们在物质匮乏的环境中长大，我的大多数同龄人上学的时候，都是每周背着粮食和咸菜，翻山越岭徒步去学校的。在学校里把门面换成饭票，每次从食堂里打点米饭，就着从家里带的咸菜下饭。70初的一些人，甚至在学校里连饭都吃不饱。整整一代人，都有着强烈的改变现状的愿望，所以我们关心社会的整体发展，这就是被嘲讽的所谓的“宏大叙事”吧。

社会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优质的资源总是更容易集中在发达地区，落后地区的百姓的整体生活水平很难一下子提升起来。无论个人多么希望努力改变这一现状，都是螳臂挡车，我们只能期待随着社会进步，将来这种区域不平衡的状况能得到更大的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