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个人还是社会，常态下都是有病的状态，无病只是一种奇迹。我们人类一直与病原体处于共生的状态，每个人生来就携带着很多种病毒和细菌，随时可能会处于生病的状态之中。

社会也是这样，作为人类社会基本细胞的个人，天性中就有各种各样的缺陷——我们或无知或自私或贪婪，这些缺陷导致人类社会永远都无法达到十全十美的状态。套用一句医学术语，人类社会也不过是在带病生存而已。

中医强调“勿劳尔形，勿摇尔精，乃可以长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人的身体不过度疲劳，精神也不过度疲劳，才可以长寿。这是自古至今最好的养生之道，不但在现在不过时，即便在科学更发达的未来也不过时。

将来人类科学可能会比现在发达多了，但是人类的寿命的极限还是会与古人相差无几。我们人类寿命的极限也许就在120岁左右，古代的一些长寿老人也可以活到这个岁数。

这些人之所以能活满天年，一来是基因好，二来是不折腾自己。如果他们过分的折腾自己的身体和精神，有再好的基因也是长寿不了的。

社会要想长治久安，也需要各方不互相伤害太深。有些人太贪婪，占有社会太多的财富，贫民的生存空间就很狭窄。有些人太无知，头脑发热只知道暴力不尊重常识，也不讲道理，同样会导致自己和其他人死于非命。

如果我们对这一现实有深刻的认识，或许就不至于有那么多的牢骚和愤懑。当前社会上出现了很多极端的声音，我的家人也问我社会矛盾为什么一下子这么尖锐。我的回答是社会矛盾一直都很尖锐，只是眼下的状态是一种非正常状态，所以很多人能够感受到这种尖锐的矛盾而已。

对于一些敏锐的观察人士来说，早在发生瘟疫之前就已经察觉到我们的社会正处在一种矛盾很尖锐的状态之中。眼下我们医护人员很受称赞，但是我还记得去年屡次发生杀医案，每次都会有一大堆的人高声叫好。

这种令人痛心的状况的背后是社会贫富悬殊太大，财富积聚在少数精英手中，普罗大众对掌握着全社会大多数财富的精英阶层很不满。所以我们今天能看到很多令人意想不到的社会现象。

有些人说这些现象像极了文革，也有些人说很多人的表现像义和团，而另一些人则把公共知识分子视为叛国者。对垒的双方都希望对方倒霉，甚至恨不得从肉体上消灭了对方。

新冠病毒只不过是一种催化剂，把这种潜在的矛盾激化出来了而已。这些矛盾都不是新矛盾，而是旧矛盾在新的社会形势下被放大了。

我们在治疗疾病时，从来没想过把病人打死然后再去治疗他们。无论是治疗感染性疾病还是治疗癌症和糖尿病这类慢性病，没有医生跟我们的对手硬着来。我们都是想尽办法维持患者的生命的情况下，一点点的来解决患者的问题。所以一个人在医疗行业实践久了，就有耐心了。

社会的病和人的病一样，没有办法靠走极端去治愈。极左思想和极右思想都很偏激，我偶尔也会在推特，youtube，bbc，法广和美国之音之类的媒体上看新闻，有时也会关注一下国内的与医疗有关的热点事件，看看国内网民的反应。看完后对交战的任何一方都不敢苟同，无论是照着所谓的左派还是照着所谓的右派的想法去改造社会，恐怕都会血流成河。

医生要是把病人治疗得血肉模糊，一定会被认为是一场非常失败的医疗事故，搞不好会引来杀身之祸。我接触的人很多，暂时还没有碰到一个一直健康的人——即便有人认为自己很健康，那也只不过是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也有病而已。

我们人类的医学还不具备轻松的解决人类疾病的能力，中国有句俗话说医治不死人，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医生只治得了那种病不至死的人。这句话是非常正确的，医学的能力很有限，人类希望医学让自己健健康康，这样的想法只不过是一种美好的愿望或曰痴心妄想而已。

我们真正要适应的是“有病”这种常态，要在“有病”这种常态中追求相对的健康，而不是追求绝对的无病。

很多人不明白这个道理，一直在追求绝对的“无病”，结果就走向了过度医疗，最后出现了一系列的医源性身体损害。这种医源性身体损害也是医患纠纷的重要诱因，医生们对这样的事情是极为头痛的。

社会要相对祥和，也是需要尽可能的在包容的前提下不断的进行调整，平衡各方的利益，让它少犯病。任何一方不够包容，希望追求绝对的理想国，最后都容易激化成激烈的冲突或战争，导致普通大众死伤无数。

我比较反感那些蛊惑其他人牺牲而自己躲在背后等着获利的家伙，这样的人还不少。如果他们愿意为自己的理想站出来献身，我会很钦佩他们。若不敢这么干，只是希望别人去实现他们的理想，那就很卑劣。

我有生之年，只要有机会，一定会努力尽我个人的公民责任去为改进社会发声和出力。若有人想将其个人利益凌驾于包括我自己在内的社会大众之上，罔顾我们的生死，那我一定会不惜一死站起来阻拦他们。但若还没有恶化到那种程度，那我就不愿意看到很多人流血去换取所谓的理想。

医生们总是更愿意选择“留人治病”——留下患者的生命，更安全有效的来治病。我想改进社会也是需要遵循同样的原则，只有以最小的牺牲去改进社会，才是真正的“善政”。

毕竟，任何一个人的生命都是宝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