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我岳母，一次感冒后，突然出现了耳聋现象。因为我在学校上学，老人家怕影响我的学习，就没告诉我，自己去我们本地的人民医院治疗了一周多，无效。医生要求她做手术治疗，这下老人家瞒不住了，把病情告诉了我爱人，我这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于是我当即打电话问了她的症状，判断她应该是感冒引起的一种后遗症，在中医属于肺热咳嗽，给她买了连花清瘟胶囊和耳聋左慈丸，老人吃了不到一周，听力恢复了。

当时本地医院的医生建议我丈母娘开刀的时候，我爱人兄弟姐妹几个都忧心忡忡，我爱人甚至准备回家带我丈母娘开刀。像我岳母那样的状况，如果一点中成药就解决了，那么当初的诊断都未必是正确的。根据错误的诊断去做手术，手术对她就非但无益，反而有害。

也是去年，我一个在广东的朋友的不到十岁的孩子，因为牙痛，当地医生居然建议对这么小的孩子进行根管治疗，把那颗牙的相关神经切除。朋友问我该怎么办，我让孩子先吃吃牛黄甲硝唑加上头孢看看，不急着拔牙和切除牙神经，因为孩子的一生还很长，这种治疗方法后患无穷。这孩子照着我的方法治疗后，不到三天就好了，后来再未复发。

上周末我带着我的一个叔父的女儿在北京协和医院就医，这个妹妹也是刚刚被一个很有名的外科医生建议尽快做胰腺切除手术。我看了她的病历资料后极力反对，幸好北京协和医院的医生看完病历资料后，诊断结果和对手术的态度和我高度一致，这才阻止了这场手术。

以前我对北京之外的这些医疗状况没有太大的感受，因为我们日常在北京就医，很少有医生动辄提手术。但最近几年，因为家里老人们和亲友相继出了一些健康问题，亲历了他们的治疗过程，才体会到现在一些医疗机构对手术的态度之轻率，真的是令人意外。

我国心血管病专家胡大一教授十多年前写过一篇文章，他提到我国心脏病患者做支架的问题，他说，我国的做法非常特殊，最近5年（指他写文章的时候）几乎100%使用药物支架，这是任何一个国家，从古巴到美国到印度，没有看到过的。

胡大一教授接着指出，药物支架有其先进的一面，即减少再狭窄，同时也带有其“双刃剑”的另一面，它是可能引起血栓甚至非常晚期血栓的有隐患的治疗工具。我国的支架数每年递增30%，已经突破30万，可能很快成为除美国以外用支架量最多的国家。而且用的都是最贵的、存在血栓风险隐患的支架。

而美国和英国的资料发现：稳定的冠心病患者放支架，12%完全不需要；38%疗效不明确，用药就够了；只有一半做的合理，给患者带来了利益和价值。当时我看到胡大一教授的文章，决定不按照医生的建议，给刚确诊为冠心病的家父手术。那个医生对我说，如果我父亲不手术，恐怕只有三五年的好日子。如今过了快二十年。我父亲甚至连常规的治疗冠心病的药物都没吃过一片，体力状况依然良好。

胡教授列举的这些数据不被我国医学工作者重视，我国医疗界也未曾像美国和英国那样做过类似的统计，外科手术都快泛滥成灾了。当然，这些年在像胡大一教授这样的一些顶级专家的呼吁下，这种情况略有改善，国家现在也在加大力度限制滥用手术。

许多疾病是完全没必要急着采用这些有后患的手术治疗的，但遗憾的是，我通过自己身边的这些亲友的经历了解到，现在这种滥用手术，滥用有创检查方案的情况实在太多了，常规的内科治疗不再被重视。

久而久之，这不但对病人造成损害，也导致内科治疗的整体水平在下降。这背后既有经济利益的驱动，也有常规医疗水平不足的原因。近几年我家亲友在各地医院治疗的效果，都很难令人满意。他们的病其实并不难治，因为大多数时候，我都把他们的问题解决了。

我现在自己也在学习外科手术，我们在实验动物身上做手术，已经掌握了一些基本的麻醉技能和手术技能。用那些锋利的手术刀开膛破腹确实很容易，但手术后就很难再为手术对象恢复其良好的生存状态。

我国现在提倡中西医并举，重视基层中医医疗机构的建设，这是一个很好的医疗改革方向。非立即致命的常见疾病，理应先尝试多种非手术的治疗方法，为患者多提供一些选择，实在不行时再考虑手术也不迟。

我也希望大家在就医的时候，保护好自己的身体，不要轻易同意手术，除非所患的疾病真的是致命性疾病。在被要求做手术后，多去几个医院，多看几个医生，综合判断，看看是不是真的有手术的必要，如果不存在急迫的手术需求，就不要随便破坏自己的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