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初一中午13点40分左右，76岁的三叔因病医治无效，与世长辞。

接下来的几天，我们在紧锣密鼓地为他办理后事。根据我们本地习俗，去世当日应入殓，入殓后侄子、女儿、女婿和儿子应通宵守灵两夜。葬礼定在正月初三，覆土筑墓定在正月初五。在这期间，我们需要通知亲友，接受吊唁，并为出殡之日预备酒席。

正值春节，我们还要抽空走亲访友拜年。而我每年拜年时，都会应部分亲友的请求给他们看各种病，今年也不例外。所以这几天我忙得晕头转向，疲惫不堪。

初五下午，我终于坐上回北京的高铁了。上高铁前，一阵倦意袭来，我再也撑不住，在候车室睡了过去，睡得很沉。检票时，孩子和他妈叫醒熟睡的我，真是“匆匆忙忙、连滚带爬”地踏上了归途。坐上了高铁，才真正可以休息下来。

老家乡下的葬礼有一套非常复杂的流程，走完这套流程，全家人都会累得够呛。二十岁的时候，我也许会抱怨这仪式太过繁琐和花哨。但我今年快五十岁了，却发自内心地认同这套仪式。这复杂而隆重的丧葬仪式将一个大家族的力量凝聚在一起，大家共同操办后事，安慰亲人，最大程度地稀释了一个人去世给至亲骨肉带来的悲痛，也充分体现了结构-功能主义学派人类学者马林诺夫斯基提出的每一种社会习俗都有其功能的思想。

三叔是我亲手入殓的第三个长辈，三叔去世后，我和父亲、四叔以及四婶一起立即给他沐浴和更换寿衣，三叔家的堂弟妹则依照习俗跪在他们的父亲前面烧纸。

三叔去世前已有半个多月水米不进，所以他去世时瘦得皮包骨头。他生病前身材魁梧，我不可能抱得动他。但他去世时可能只剩下六七十斤，我可以轻易抱着他入棺。我难以想象一个人半个月不吃不喝会是多么痛苦的一件事情。就在一个多月前，三叔的胃口和体力还很好，这为他苦撑多日打下了基础。倘若不是这样，他可能只能撑住几天就去世了。

疾病对人类的折磨是非常残酷的，我所见到的终末期癌症患者大多不再有求生的意志，反而只求尽快解脱。三叔临终前跟父亲说过，他希望自我解脱，早日摆脱疼痛，但父亲劝他不要这样做，怕给孩子们留下不好的名声。

安乐死在我们国家还未合法化，人们在观念上还不能接受。但我这些年见证了许多癌症患者的死亡过程，由衷地期望我国能早日将安乐死合法化。

三叔确诊癌症后的治疗，真是一言难尽。因为其本人不能接受中医或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案，所以只能一直采取纯西医的治疗。从确诊到去世，只坚持了一年半的时间。前期化疗几乎没有副作用让他掉以轻心，最后一次化疗更换了方案后，毒性大增。新方案只用了一个疗程，直接就让他卧床不起。一直不知道自己真实病情的他此刻也知道了自己的真实病情，不再想拖累家人，从内心深处放弃了继续求生的欲望。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三叔算有福之人。他的离世正值大年初一，几乎所有的亲人都回到老家过年了，所以他临终前见到了所有他想见到的人，包括我。我回到家里时，他神志不是完全清楚，但还是能准确无误地认出我来。他断断续续地和我说的话，我也基本都听明白了。他出殡之日，亲戚们都来了。

这些年，老家的丧葬习俗发生了不小的改变。原因无他，年轻人都外出谋生了，没法请太长的假回家为长辈们办丧事。

我小时候，家里老人去世后需要做七次超度，每隔七天一次超度（也叫一个七），还需要供奉灵位三年。2012年我母亲去世时，我们还坚持为他做了七次七。这也意味着要守灵49天。但灵位就无法供奉了，只能在七七之日烧掉。

现在已经没有人再做超度了，去世后第五日，覆土筑墓之后就会把灵位和遗物都烧掉。葬礼就算彻底结束，不会再有后续，年轻人也都可以回城工作了。

这匆忙的时代，连一个缓慢稀释家人悲伤的机会都不给我们。陶渊明说“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现在是亲戚也难“余悲”，我们成了社会这架机器上的零件，不能脱离自己的岗位太久，结束了葬礼便要重返快节奏的现代生活。悲伤和不快都只能自己快速消化掉，无法在短时间内消化掉不良情绪的人很难适应这个时代，这或许是现代人精神疾病高发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父亲一共有兄弟四个和四个堂兄弟，按照我们本村的传统，这八个长辈及他们的配偶中的任何一个去世，我都要按照最高标准披麻戴孝。现在他们都陆陆续续进入暮年，最年长的伯父今年已经86岁了。可以预见的是，我在接下来的十多年时间里，可能需要参加十多次这样的葬礼。

后面村里葬礼习俗会否继续简化，还不得而知。目前的葬礼需要16个抬棺人，这次为三叔抬棺的，有一半多已经年过七旬。这一代人将陆陆续续离世，年轻一点的村民留在村里的已不多，几年后村里大概连一个完整的抬棺队伍都组织不起来。如果没有足够的抬棺人，传统的葬礼将无法继续下去。

生产关系的变化促进了社会的变迁，许多传统都会在我有生之年消亡，而新的足以支撑人的精神的习俗还没能形成。我们仍然需要探索适合现代人的新的“安心之法”，以让人类能更安宁和幸福地生活下去，所以发展新文化和新思想是很有必要的。

生育率下降后，新生代也不再像我们这一代一样有足够的人口去坚守传统。三叔有两个儿子和两个女儿，女儿都有丈夫，还有五个亲侄子。儿子、女儿、侄子和女婿都为他通宵守灵，这一共有11个人。难得的是，我们11个人这一次集聚齐全，一个都不缺。两个通宵，我们都一起在灵堂里回忆童年趣事。

我们村守灵的规矩是在逝去的亲人的棺材旁边铺设地铺，这样做据说是因为这是最后的与逝去的亲人同居一室的机会，但我觉得这种习俗更大的作用是让逝者的配偶和至亲骨肉面临丧亡时在情感上有个缓冲的过程。同时，兄弟姐妹们的陪伴又可以减轻他们内心的痛苦。

守灵的晚辈们在地铺上轮流睡觉或打牌或聊天。整个守灵的过程并不是悲悲戚戚和哭哭啼啼的，而是充满了欢声笑语，我们一起回顾父辈的许多趣事，也一起回顾我们共同的童年往事，所以守灵时笑声不断。这是我们鄂东地区的习俗，尤其当逝者是年龄较大的长者时更是如此，因为年长者的逝世会被视为符合自然规律的“喜丧”。

这样的守灵是一次很好的死亡教育和家庭聚会，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学会了顺其自然地对待死亡，更好地处理内心的丧亡之痛，也在这个过程中加固家族关系和亲情。

在这种文化中成长的农村人面临自己的死亡时会很坦然。我送走了母亲、岳父和我的三叔，他们无一例外地对自己的后事流程一清二楚，也非常接受这样的传统。在他们的心中，死亡并不可怕。我们的丧葬文化让大家相信人去世后只是去了另一个世界，一个有家族祖先在那里开疆辟土的温暖的世界，而且有后代们为逝者张罗他们在另一个世界的一切，所以这样的死亡真的算得上是一种“安息”。

这种信念使得死亡给人带来的恐惧并不强烈。这种精神上的支撑非常宝贵。但这样的精神支柱却无法靠三言两语建立起来，只能是在漫长的人生长河中通过一次次重复同样的习俗和流程，逐渐形成。一旦形成，便会牢不可破。我认为，人是需要这样的精神支柱的，否则我们无法在内心深处从容应对我们自己和我们的至亲的死亡。

对死亡的恐惧比死亡本身更折磨人，这种恐惧往往会让人丧失理智。死亡是人类无法抗拒的自然规律，关于这一点，我们的祖先早已经认识得很清楚。我们人类文化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围绕死亡这个主题展开的，医学、宗教、文学、哲学、民俗从不同角度为缓解人类对死亡的恐惧做出了贡献。我们要想内心“安宁”，是需要从这些文化遗产中去汲取营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