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医学思想：医学的核心任务是解决人体的“太过”和“不及”问题
天之道，其犹张弓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
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圣人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其不欲见贤。
——摘自《道德经》
一、中医的“太过”和“不及”思想与西医的稳态学说
医学的终极使命，并非单纯地消灭某种具体的病原体，而是致力于修复生命系统内部的秩序。无论是东方传统医学还是现代西方医学，其核心任务都可以归结为对机体“太过”与“不及”问题的精准干预与修正。这种对失衡状态的纠偏，不仅是治愈疾病的途径，更是维护生命尊严与质量的根本法则。
在中国传统医学的哲学语境中，“太过”与“不及”被视为疾病发生的根本病机。《黄帝内经》高度概括了这一病理状态，提出“阴胜则阳病，阳胜则阴病”，即机体内部阴阳两股力量的偏盛或偏衰，打破了原有的和谐。
针对这一失衡，中医确立了“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的治疗原则。这里的“平”，并非绝对的静止，而是一种动态的平衡，即《素问·生气通天论》中所描绘的“阴平阳秘，精神乃治”的理想健康状态。
当机体出现“太过”时，需损其有余；出现“不及”时，当补其不足。这种纠偏的智慧，深深植根于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之中。《道德经》言：“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医学正是效法天道，通过人为的干预，引导机体回归到“致中和”的轨道上，使气血调和、脏腑安和。
无独有偶，现代西方医学在探索生命规律的过程中，也殊途同归地确立了与“太过”与“不及”高度契合的核心理念——稳态（Homeostasis）。
稳态理论的发展，是一部人类认知不断深化的科学史。早在19世纪中叶，法国生理学家克劳德·贝尔纳（Claude Bernard）便提出了“内环境”的概念，他指出，多细胞生物的内部环境（如血液、组织液）必须保持相对恒定，这是自由和独立生命的前提。这一思想为稳态理论奠定了基石。
20世纪20年代，美国生理学家沃尔特·坎农（Walter Cannon）在贝尔纳的基础上，正式创用了“稳态”（homeostasis）一词，并在其1932年出版的《身体的智慧》一书中进行了系统阐述。
坎农指出，稳态不是僵死的固定，而是一种“相似但不变”的动态调节状态。当机体受到内外环境干扰，导致体温、血糖、血压等生理变量偏离正常范围（即出现“太过”或“不及”）时，身体会自动启动负反馈机制，通过神经和内分泌系统的协同作用，使这些变量重新回到设定的正常区间。
例如，当血糖过高时，胰岛素分泌增加以促进葡萄糖的利用和储存；当血糖过低时，胰高血糖素则促使肝糖原分解，从而维持血糖的稳态。
随着20世纪中叶工程控制论的引入，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的负反馈理论为稳态提供了精确的数学和工程语言，使得医学对“太过”与“不及”的理解从定性描述走向了定量模型。
如今，稳态的概念已从单一的内环境扩展到了全身系统乃至分子层面的网络调控。现代医学的诸多治疗手段，本质上都是在协助机体恢复稳态：使用降压药是为了纠正血压的“太过”，补充胰岛素是为了弥补内分泌的“不及”，而抗感染治疗则是为了消除破坏稳态的外部干扰因素。
综上所述，无论是《黄帝内经》中“以平为期”的东方智慧，还是现代医学中“负反馈调节”的西方科学，都在诉说着同一个真理：生命是一个在动态环境中努力维持自身平衡的复杂系统。医学的核心任务，就是作为这一系统的辅助者和修复者，敏锐地察觉并纠正机体在结构与功能上的“太过”与“不及”，最终引导生命重归和谐与稳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