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漫谈 ⁽⁹⁶⁾

我现在学医行医，很多时候病人跟我开玩笑说，他们更想见的是作为一个作家的我，而不是作为一个医生的我。他们诧异于一个学医的文笔能如此流畅，还有一些人则希望我教他写作。这方面的能力，我实在是无需太自谦了，但这份功底是我花了三十年打下来的，是教不会的。我中学时代受教于恩师李立新时，为写出一篇达到他的期望的文字来，整天五六个小时的练笔，写的东西不好，觉得愧对他，手握笔的地方写变形了，至今仍然是畸形。其实那时我不止写作能力得到了锻炼，因为学习很刻苦，各科都考第一。我读医书很多，在熊继柏老大夫的文章中，读出了高山流水遇知音的感觉，他说：学医要吃大苦，既要聪明，又要勤奋，熟背医书，再加几十年的临床实践，才能成就为一代良医，善哉斯言，信不诬矣！这应是我们学医之人，对我们自己的最好的要求。 我的哥哥小时候过目不忘，比我聪明多了，但现在记的东西就没有我这么多，而且我这把年纪了还在背书。我七岁时为我祖母威逼利诱，她让我带她诵读各种佛经，因为她是个虔诚的佛教徒，到处请人抄经回家自己念，我刚会查字典时，她就让我教她念经，老人家记性不好，往往我背诵下来了她还念不通畅。这为我打下了扎实的佛学功底，也为我培养了背诵的好习惯。我的儿子从四岁开始，我教他背书，佛经、四书五经，乃至各种经典片段都会选点给他背，并讲给他听，还要他熟悉后讲给我听，当然，背的内容于考试和升学毫无益处。他妈妈总担心他语文不好，我一点也不担心。孔子说他十五才有志于学，小时候孩子可能都贪玩，但是根基只要打下去，等孩子长大后，有兴趣开始研究学问时，就会一鸣惊人。我是个理工科生，但不谦虚的说，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文科生没法和我比阅读量和写作能力。 学中医一定要背书，第一次见我的学生和学生家长时，我就跟他们说，学医，要打下扎实的基础，有五个字最重要----理解并记忆。我当场大段大段的背书给他们听，我要求他们的孩子要能背到我这种程度，甚至超越我。学习其他知识你可以只理解不记忆，但学医不行，学医一定要既理解又记忆。如果没有这个毅力和能力，就不要学医了。熊继柏说他一辈子也没学多少东西，只不过把几本书背得滚瓜烂熟了，所以临床疗效很高，这是实话。不会背书，是当不好中医的。 有个老兄问我是不是经方派，我说我不是，他一脸鄙夷的看着我，他以自己为经方派为傲。于是我提议我们一起背《伤寒论》和《金匮要略》，我整篇整篇的背得没有一个错漏字，轮到他时，结结巴巴，背不上几句，灰溜溜的走了。以前我在龙泉寺，有佛教徒认为我对佛教了解太浮浅，我于是也跟他提议背佛经，选了几本佛经，我就大段大段的背给他听，背完后让他背，一句也背不来。当然我能背书，主要得益于我良好的记忆力和比一般人多得多的学习时间。永远不要只学了点皮毛，就自诩为某某派某某宗，其实可能连自己自诩的那点东西都没弄明白，何来资格看不起其余的门派呢？

一 不断有人让我列书单，介绍一下学中医的门径。我半桶水，不敢应承此事，深怕误人也。 我性喜读书，从七岁入学至三十七岁，三十年如一日，手不释卷，大概终生都会如此。 我在学生时代也可以算得上品学兼优，高中时，我的老师不以寻常方法教导我，在我高中时代，我的老师因我考试能各科均可考到第一，数理化可考到满分而特许我不必听课，放任我自学，且极力拓展我的视野，让我一个理工科生广泛的学哲学、心理学、宗教、历史等社会科学，老师的这种特别的教诲让我终生受益，不容易形成偏见，也不容易被人洗脑。 我常见一些理工科尖子生遭遇点人生挫折就想不开，抑郁了或者出家了，这与他们青少年时期缺少人文知识的涵养有关。这类人形成极端人格后，出家后易走向另一个极端。 我少年时好浪漫，青年时喜思辩，中年时重实证，这种转变也影响了我对书的取舍。我少年时读书，喜多喜博喜快，如今越来越喜欢读薄书，喜专喜少喜慢。古人云：真理半张纸，闲言万卷书。已故沪上知名中医姜春华教授曾说，中医在其发展过程中因掺杂了太多的哲学和宗教因素，而渐成诡辨而非实证之医学，致使临床疗效大减，学习时精力浪费严重。我自己读书临床多年，对姜老晚年的感悟有切身的体会。 很多中医学家一生的心血，也只浓缩成极薄的一本小书，但这极薄的一本小书，却耗尽作者一生的神思，书写成作者人亦两鬓斑白，但惠及后世千秋万代。读者要读懂这样凝练的著作并能应用之，并不容易，直到现在我仍然认为自己尚需二十年的成长方可真正的说深入了医学的堂奥。 我这些年，得益于全国各地的病友的帮助，不但学了很多书本知识，也拜了几十位临床医生为师，甚至收罗到一些古本和孤本中医典籍。古人说，读书三年，觉天下无病不可治；治病三年，觉天下无书可读。因为医学实践难如登天，想有较高的临床疗效不容易，一个医生有百分之四十的疗效就了不起了，几乎每个医生都是失败比成功的机会多。所以行医者会越来越谦卑，谈医者易越谈越自大。 我国当代医学家单书健先生说：历来都有一种文字之医，不专门行医治病，只偶尔有幸碰巧治好几例病人便洋洋自得，不可一世，夸夸其谈，认为自己深得医学之奥秘，这种陋习，沿袭至今，而这些人的著作和言论却风靡一时，影响了无数人。 我的一些病人也常让我出书，我都推到二十年后，未经岁月锤炼，我认为我不配著医书，二十年后，我可能会在我写过的医学文章中抽取一些最有价值的编辑成书，那一定是经我反复验证的真实的经验。老中医任应秋先生说，不到六十，未可轻言知医，因为医学靠的是大量可重复性的疗效，靠的是实证研究，靠的是一辈子大量的临床治验。治验少而轻浮言医者，易害人性命也。这大概也正是很多一辈子救死扶伤的老大夫，一生仅薄书一册传世的原因吧。…

常常有人希望我能谈谈如何学习中医，

《黄帝内经》是中医的经典读本，在我们中国，几乎每个学中医的都会被要求读《黄帝内经》，很多中医爱好者在学习中医时，也会被告知，一定要好好读《黄帝内经》。鉴于中国人向来有崇古的传统，很少有人敢挑战《黄帝内经》的权威性，如果一个中医人敢批判《黄帝内经》，一定会遭致很多中医粉丝的谩骂和批判。所以《黄帝内经》对中医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桎梏作用。 托名黄帝这个通天教主而问世的著作多得数不胜数，但是却以《黄帝内经》最为著名。大名鼎鼎的《黄帝内经》，肯定不乏真知灼见，但是其中的糟粕和垃圾，却也是很多的。长期以来，中医界的一些守旧的遗老遗少们，动辄抬出《黄帝内经》中的观点来压制中医界的一些创新性成果，简直迂腐之极，中国人的这种厚古非今的传统，极大的阻碍了包括中医在内的自然科学的进步。 可以肯定的是，《黄帝内经》绝对跟传说中的黄帝没有丝毫关系，只是战国时期的一些方术之士托名黄帝所作，到汉朝初期，又有一些方术之士往《黄帝内经》里添加了一些内容，《黄帝内经》全书的完成，可能经历了数百年之久。 据梁启超、胡适等史学家考证，《黄帝内经》中的阴阳五行等观念，既不是老子的思想产物，也不是孔子的思想产物，只是孔子和老子之后的齐国的驺衍，根据齐国传统的民间宗教中的一些理念，整理出来的一套概念。 梁启超认为：“春秋战国以前所谓‘阴阳’，所谓‘五行’，其语甚希见，其义极平淡。且此二事从未尝并为一谈。诸经及孔老墨韩诸大哲皆未尝齿及。然则造此邪说以惑世诬民者，盖始起于燕齐方士，因其建设之，传播之，宣负罪责者三人焉……，曰驺衍，曰董仲舒，曰刘向。” 梁启超的考证是不错的，在孔子、老子、墨子、韩非子等人的著作中，阴阳五行概念出现得很少。现在很多人把造出阴阳这个概念的黑锅扣到老子头上，实在是很冤枉老子，老子只不过说了类似于“负阴而抱阳”这样的话。阴阳在老子的著作中的含义也远远没有后世那么丰富和神奇，真正的阴阳家的鼻祖是驺衍。 驺衍何许人也？驺衍是战国时期齐国著名的稷下学宫中的风云人物。齐国因为靠海，商业较为发达，所以思想上很活跃。班固的《汉书》中记载齐国“太公以齐地负海潟卤，少五谷而人民寡，乃劝以女工之业，通鱼盐之利，而人物辐辏。……其俗弥侈，织作冰纨绮绣纯丽之物，号为‘冠带衣履天下。……至今其土，多好经术，矜功名，舒缓阔达而足智。其失夸奢朋党，言与行缪，虚诈不情。” 按照班固的记载，齐国人迂缓阔达，好议论，并且有夸大其词、言行不一的短处。《史记》有类似的记载，”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采布帛鱼盐……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 也就是说这个齐国，因为是近海国家，工商业较为发达，加上国君喜欢招揽四方奇谈怪论者，所以思想较开放，不过开放到后来，就有些如胡适所说的“想象力往往不受理智的制裁，遂容易造成许多怪异而不近情事的议论。” 同时代人对齐国的这种风气的评价也不是很好，比如庄子说“齐谐者，志怪者也。”孟子驳咸丘蒙时说：“此非君子之言，齐东野人之语也。”成语“齐东野语”就是这么来的。齐东野语说的是一群胡说八道，哗众取宠的家伙在齐国稷下学宫一带，臆造各种不切实际的怪论。…

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故明据先王必定尧舜者，非愚即诬也。 ——韩非子《显学篇》 韩非子的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没有经过验证而认定某件事或者某种道理，是一种愚蠢的行为。不能确证某种真理，而以之为依据，是一种扯淡的行为。所以动辄说先王、先圣怎样怎样的家伙，不是愚蠢就是扯淡。这段话实在是骂得痛快。 中国人历来有厚古而薄今的传统，言必称先王。中国的中医，是以《黄帝内经》为理论根源的。有相当一部分人确信《黄帝内经》真的是中国的三皇五帝中的黄帝和他的大臣岐伯所作，实际上，《黄帝内经》的成书年代不会早于战国时期，作者只不过是在借黄帝的这张虎皮，来宣扬自己的观点。其中不乏正确的观点，也不乏错讹百出之篇章，以之谈玄可以，用来指导临床治病，绝对是不可取的。 中医传入日本之后，日本人以大和民族重视实践胜于理论的精神，将中医改造了一番，成了日本的汉方医学。今天，靠着中国的中医做起来的汉方药在世界上的普及程度，比中国的中医药要广泛得多。日本社会对汉方药还是颇为认同的，就连日本首相安培晋三患溃疡性肠炎，都在服用汉方药治疗。 日本的汉方医虽然认可中国的中医为源头，但是对中国的中医是做了取舍的，而非对中医理论拿来就用。屠哟哟教授在获取诺贝尔医学奖时，也曾有过这种表述，屠哟哟说，中医药是个宝库，但不是拿来就可以用的。从屠哟哟参与的抗疟治疗研究史来看，当时中国组织了大量的中医参与到抗疟研究之中，收集的各种治疗疟疾的方剂有几千张，针灸、艾灸等方法也被应用上了。但是收效甚微，屠哟哟在晋代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中找到青蒿治疟的记载，然后屡经实验，才发现了青蒿素，青蒿素治疗疟疾的疗效达到了百分之百，这才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有意思的是，葛洪撰写《肘后备急方》时，也为中国人厚古薄今的传统所困扰，在《肘后备急方》序中，有这样一段话：“苟能信之，庶免横祸焉。世俗苦于贵远贱近，是古非今，恐见此方，无黄帝、仓公、和、鹊、踰跗之目不能采用，安可强乎？”葛洪若知道自己的这本《肘后备急方》在一千多年后，启发了一个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在九泉之下的葛洪一定会很感安慰。 胡适先生在撰写《中国哲学史大纲》时，通过翔实的史料，考证了中国的诸子百家十有八九是伪作，同样是伪作的还包括道教的各种经典以及大量的佛经和中医典籍。之所以会有伪作出现，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很多著者在世之时均威望不高，不得不托言某某先圣所作，以增加其著作的可信度。所以很多医者在撰写自己的医学专著时，都会说自己遇到了某某仙人，得授某某医术，如此这般，老百姓才相信他们。 久而久之，此风一盛，中国的很多医学著作就成了韩非子所指出的“非愚即诬也”的著作。中国的著述者创造了借圣人而为自己立言的恶俗，以至于后世学者，如果没有一双火眼金睛，就很难从前人著作的沙砾中淘出真金来。 孟夫子有句经典名言：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这句话所揭的是中国大量的著述者不诚实的短。日本人研究中医，采纳的正是孟夫子的这种态度。他们从中国的中医典籍中学习到了很多的东西，但是并没有将其中的所有的理论都照搬过去，而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并在此基础上，将中医的实践价值进一步提升，用实证的方法去验证中医的实际疗效，通过积累大量的临床数据，得出某种药的适应症范围，将用药依据科学化，将中医的疗效提升上去了，所以脱胎于中医的日本汉方医药才会在日本，乃至在全世界具有强盛的生命力。…

老婆的一男同事，对中医类的电视养生节目很着迷，且与很多北京本地人一样，看了节目之后喜欢去药店里买点“专家”们推荐的药吃吃，养养生。这样的习惯保持了N多年，据说他的抽屉里长年都有这草药那草药的。暑假去体检，肌酐超标，医生提示肾功能受损，没有太理会，过了一两个月，迅速发展到肾衰竭，不得不住院治疗。 北京电视台的那个养生堂节目，只要一播出，推荐了某某药，第二天北京各中药店里这药就会销得很好，一堆的中医爱好者排队买药。我碰到过几次，其中一次是大家抢购鸡爪黄连，场面蔚为壮观。一打听，原来是养生堂节目里的某大牌专家推荐了它。 养生堂那个女主持人，医学素养实在不咋的，也认识不到自己的言论会给人造成怎样的恶劣影响，但是因为擅长煽情，很是影响了一些人，还借此名气出养生类图书赚钱。我上面所说的我老婆的这位男同事，一个苦逼的北京男教师，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去医院看医生，负担不起，相信了类似的电视节目和街头养生书，结果换来了肾衰竭。 另一老太太，相信了电视上的专家所说的健康人身上也有癌细胞的说法，然后又不知从何处得来了那张用白花蛇舌草、半枝莲、铁树叶和大枣组成的抗癌神方，出于对癌症的恐惧，希望借助这个神方来杀杀自己身上的癌细胞，结果吃成了肝坏死。 我接触的很多患者，常常对我说，圈圈圈说，阴虚火旺应该怎么样，阳虚应该怎么样，肝肾不足应该怎么样，让其描述自己的病情，则术语迭出，诸如宫寒、阳虚这类雷得我里焦外嫩的术语全出现。然后用狐疑的眼光看着我，也不知道是不信任我的临床诊断还是希望借此机会考校我。这里的圈圈圈是个泛指的对象，包括各种电视台节目，各种养生大师，各种冠以“国医”、“大医”称号的专家，甚至还包括互联网上出现的各种测人体体质的软件（oh, my god, 太高大上了），或者类似于《甄寰传》这类风靡一时的电视剧里的“太医”。 每当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方舟子这样的反中医的旗手实在太有存在的必要了，虽然热爱中医的我几乎完全的不认可他对中医的论断，但是我觉得他的反中医事业还是让很多人认识到了滥用中医的坏处。 有一次我老婆去看一个老中医，老中医给开了一个大处方，然后对我老婆说，放心的吃吧，中药又没什么副作用，这都是些对身体很有好处的补药。我拿到方子还没走出他的视线就撕了，我看到了老头子强压着恼怒的脸色。医生若利用大众对中医药这样的迷信的观念来传播谬论，是毫无道德可言的。…

肿瘤医生面临的是一个个高度紧张的家庭，患者生死悬于一线，担忧过度的家人们早已脱离了正常的生活轨迹，肿瘤医生是他们最后的救星。如果能够给他们带来得救的希望，也就拯救了患者濒临崩溃的家庭。职业操守问题对于肿瘤医生来说尤其重要，因为肿瘤医生面临的任务真的不是单纯的医治患者。 人在面临生死考验时，很容易陷入极端的状态，一个治疗肿瘤的医生，若是利用患者的这种心理，对患者进行钱财方面的敲诈，是很容易达到目的的。但是，此举对于大多数贫困患者来说，不亚于害命。因为患者的疗程通常很长，当一种治疗方法失效时，患者钱财也被医院掏空了的话，患者就没有能力再尝试另一种治疗方法，也就失去了可能得救的机会。 我希望在我人生责任完成时，可以不必再为稻粮谋，能够完全投入的去治疗肿瘤患者，尽可能的减轻患者的花费，以帮助更多的贫困患者争取到得救的机会。一代名医姜春华曾说，一个人学医，只有当其根本的目的是救死扶伤，而非靠行医发财，才能把医学好。我对他的说法深表认同。医治成功一个顽症患者，所获得的精神愉悦，远非金钱所能买到的。 这些年我一直在治疗肿瘤患者，我的母亲也是肿瘤患者，目睹一个个家庭因为肿瘤而一贫如洗，很多家庭最后人财两空，我对肿瘤患者这个群体充满了同情。总是不断的从各种医学典籍中学习，尽量为他们寻找最便宜又最有效的医疗方案，久而久之，患者与我建立起了非常友好的关系。但这种行医风格与这个时代显得格格不入，我自己的生活不免过得比以前拮据多了。但我对自己的这种选择丝毫不后悔，因为我从中得到了我要的快乐。

中医在现在这个时代所面临的质疑和争论是非常多的，每个在中医领域内耕耘的，都会面临各种各样的质疑、非议和争论，到天涯、猫扑这类论坛上一看，无数人想将中医灭之而后快。中医界内部的争论也是极其剧烈，中医是要复古还是应该现代化？经方派和时方派以及各种医生创建的自己的门派究竟谁的观点对？这些争论一起，就跟武林豪斗一样。 而一个中医师出来行医，面临的非议之多也是数不胜数的。处方被同行非议，被患者和患者家属怀疑，疗效不如意，各种不利的消息纷至沓来，很容易把一个学医的人打垮掉。 真正打不垮的，能够在最后的战场上剩存下来的，只有那些对中医疗效有切身体会，而又热爱中医的人。这些人在经历各种世事，沉淀下来后，会成为中医界的中坚力量。唯有不畏非议之中医学者，最后能成为中医的集大成者。 医学很尴尬，因为医生的临床疗效不是百分之百，放眼全球，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临床疗效能够达到40%以上的医生，都是不多的。临床疗效能够达到百分之五十的，可为医界精英。而在晚期肿瘤、哮喘、乙肝、中风后遗症等世界医学难题领域，多数医生的临床有效率都很低，这是最容易受到非议的领域，而人类医学偏偏又存在太多的这种医学难题。 患者和社会大众对医学缺乏了解，对临床疗效期望值过高，而医生不能达到患者的预期，之后患者和患者家属对医生心生怨言，甚者打医生杀医生，都不足为怪。医生要有足够的心理承受能力，才能做到对这些不在乎，一如既往的在医学领域前行。因为医学总须有人投入心血去研究才能进步。 当此时代，中医受到怀疑是非常正常的，中医中的糟粕本来就很多，去芜存菁，推动中医的发展，才是真正有志于中医事业的人应该做的事情。而这，需要很多人投入毕生的心血，钻入中医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之中，日积月累的打下深厚的基础，才能量变引起质变，最终将中医这么古老的医学的精髓保存下来，为人类的健康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 作为一个中医的实践者，我对中医的作用毫不质疑，除此之外，关于中医乃至今后关于我个人的种种争议，我均一笑置之。短暂的人生，终究不是为了跟人斗嘴生闷气的。

原文撰于2012年8月 昨天再到抗癌七年的淋巴癌患者原朝阳医院的西医专家李大夫家，探望李大夫，向她学习西医，在她家逗留了六个小时，直到凌晨一点钟才离开，打扰了老人家的休息，实在是抱歉，李大夫昨天给了我很多启发。兹一一整理，以供其他病友参考。 李大夫的病情最近有所发展，但是人的精力一点也不见差，体重也丝毫未减，CT检查显示淋巴肿瘤在发展，唯一的症状是便秘，我用中医骨伤科手法中的晃动法为李大夫按摩腹部十来分钟，然后教李大夫易筋经的起式，张至顺道长金刚长寿功的起式，以及我自己摸索的缓慢下蹬起立式等几个简单的调节肠胃的运动方法，不到一个小时，李大夫即去了趟厕所，大便通畅。 承李大夫错爱，李大夫已经把我当作关门弟子一样的教了，并把她自己的癌症的治疗托付给我。昨晚给李大夫开出了第一张处方，阳和汤加味肉苁蓉，这是与李大夫此前接受的治疗方案截然不同的治疗思路。李大夫此前接受的治疗大多是疏肝解郁、清热解毒、活血化瘀、舒经通络的治疗原则。我则尝试用全生派的温通与托毒排脓法给李大夫治疗。 李大夫一定要我给她处方，我十分的没有信心，对李大夫说，此前的医生治疗的疗效很不错，维持了她七年多的高质量的生活，我治疗的把握很小，尤其与此前她找的专家疗效相比，恐怕要差很多。李大夫却鼓励我大胆的开处方，即便治疗不好，就当拿她做试验好了。这令我十分感动。李大夫已经搬家到我家附近，两家的距离步行十五分钟可到。到李大夫家向李大夫请教和照看李大夫都十分便捷。这恐怕是我继先慈之后，最方便诊疗也最信任我的一个患者了。 李大夫昨天教了我四个多小时的神经内科疾病的诊疗技巧，一个退休十多年的医学专家，由于对医学的热爱，直到现在，每天都在读书、剪报、做笔记，看着李大夫翻出她近期做的一大堆的笔记，我深受感染，此种治学态度，正是一个高明的医生所应具备的。 李大夫早期毕业于北京大学医学院，当时的北京大学医学院的录取分数线在北京大学各专业中是最高的，可见李大夫的智力是超乎一般人的，而其直至如今仍然兢兢业业的治学态度，恐怕也是从小就养成的习惯使然吧。无怪乎李大夫在其擅长的职业病领域内是中国首屈一指的专家，以前只要有重大的工业污染引发的伤亡事故，李大夫都会是卫生部组建的处理事故的医疗组的核心成员。 李大夫的祖父是一个传奇的针灸医生，他六十岁才开始学医，每天拿牛肉做针灸试验，此后就靠着高超的医术，养活一家六口人，一直到九十高寿才辞世，辞世前人很健康。可惜的是医术无人继承，李大夫在北京大学医学院所学的是西医。 此后我们探讨起以毒攻毒治疗癌症的办法，李大夫告诉我她工作期间接触到的一些白血病患者，在接受了砒霜治疗后，由于砷中毒，皮肤都发黑，在她那里接受排砷治疗。但是这些患者如果不接受砒霜的治疗，却又性命不保，所以这些患者就不断的吃砒霜，不断的接受排砷治疗。 李大夫跟我说，中医抗癌，过去以毒攻毒，不懂得在治疗后要排毒，排毒的手段也不发达，所以有时候副作用会导致病人有很多的后遗症，如果能够借助现代医学的一些技术，以毒攻毒治疗后进行排毒治疗，病人的生存质量、生存期都会大有改善。这是我以前从未想过的事情，恐怕这也是目前尚没有多少人研究的方向。…

中医是中国祖先发明出来的，在中国具有最广泛的影响力，但是中国的中医药出口占全球中药出口市场的百分比是个位数，日本、韩国和印度的中医药出口市场份额比中国为高，尤其是日本，占据了中医药出口市场的绝大多数份额。 中医在日本被称为汉方医学，曾经一度，汉方药是日本人治病的主要手段，直到被日本人称为荷医的西医传入中国后，汉方药的地位才逐渐式微。但是中医药作为一种有确切疗效的医疗手段，并没有被日本人抛弃。汉方药在日本仍然有很大的市场，就连日本首相安培得了溃疡性肠炎，也是在接受中西医结合治疗，在服用西药的同时，安培也在服用汉方药。 日本人对中医现代化的研究与中国中医同行不一样，日本人基本不再开发新的中药方剂，把精力集中在传统方剂的疗效的研究上。日本人对中医的一些临床有效的药物和方剂的疗效进行跟踪访问，统计出中医药的有效率和副作用，按照循证医学思想，来推广汉方药，结果很成功。 而中国中医界多年来孜孜不倦的在开发新的中药制剂，每年中国研制的新的中成药上千种，可是市场份额却不大。中国新研制的中成药在循证医学数据收集和市场营销方面能力的缺失直接导致中国的中医药事业难以发展壮大。 我的一个朋友，只研制出了一种中成药，用于治疗白癜风的，多年来一直孜孜不倦的推广这种外用的中成药，市场营销做得非常不错，推广得极为成功。而另一个我熟悉的老中医，据我所知，他研制的一种外用膏药，治疗颈椎病、腰椎病的效果也很好，但是推广起来却相当吃力。 推广的过程肯定是一个营销的过程，现代化营销一直是中国中医同行的短板，如果能够把这一短板做好。牢把安全有效的关，中医药没有理由发展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