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漫谈 ⁽⁹⁶⁾

我有个病人，有一次跟我说，医生要有医德，病人也要有病德。这句话说得很好。我们癌症圈里有个老大哥圣地没牙，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好像就叫《做个好病人》。 我今天就以这个主题来写写我的感受，谈一谈病人和医生如何相处才能取得较好的疗效。 今天早上我四点钟起来，看书查资料到六点，吃完早饭后帮一个老患者制药到八点四十，匆匆收拾完后，九点不到开始接诊今天的患者。 诊疗结束时是十一点半，结束后我匆忙带着我儿子到知春路的一家培训机构，上北京市教委规定的自选课。 十二点半到达，我们吃了顿快餐就匆匆进教室，孩子的饭才吃一半，还有个蛋挞没吃完，只好装进口袋里等下课再吃。 这样紧赶慢赶，终于赶上了孩子下午一点钟的课。闲下来时我打开我的微信，看到一个素不相识的病人家属在微信上咨询后，因为未得到及时回复，不忿的骂我医德不好，对人爱理不理。 另一个说我不够慈悲和大度，不肯在网上开处方治疗他的病（因为我有个原则，不见到患者本人是不开方子的，一般来说对类似的请求我都礼貌的婉拒了）。 这两位从未和我见过面，也从未付过一分钱给我，但是要求我医者仁心，帮帮他们。 他们的心情我很理解，但是我已连轴转了两周没休息，网上类似的求恳每周不少于二百人次，而我自己每天的工作已经排得满满当当。我想任何一个人站在我这样的位置上，都满足不了这么多人的要求。 今天我儿子上完课后我还要赶回家，备明天的课，因为明天我要给我的学生们上一天的课，这就是我的周末。过完周末后，立即又要投入到下一个紧张的工作周中去。…

今天，十九大闭幕。我虽然不关心政治，但是内心却确实盼望我们中国能够更强大。而且相信，只有我们国家强大了，华夏文明才会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们的国粹中医的真正价值才会被全世界人更深的认识到。 鲁迅说了一句话：“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或无意的骗子”，多年来，因为鲁迅的巨大的影响力，这句话成为反中医者能扛出的最鲜明的一面旗帜，我也曾深受鲁迅这种态度的影响。 说到底，还是因为我们不够强大，所以对自己的文化和传统医学缺乏自信。 2017年，我因事要去美国，连续三次去美国大使馆面签，签证都没有通过。每次被拒签后，在美国大使馆门口，我心中都在想，如果我们中国更强大一点，我们中国人想签证到任何地方，都不再困难，因为没有人再会怀疑我们因为贪图他们国家富足的生活而非法移民。 刚好这两天，我老家的一位朋友在写我们县抗日史方面的文章，我看到他收集的各种历史资料，内心深处感受到有种声音在呼喊，我应该为祖国更强大做点什么。 小时候，我老家的老人们跟我们讲过这段历史，据亲历过这次战争的老人说，当时白崇禧部官兵，为了保护国土完整，打得极为艰苦。 在我们村附近的一个山头上，一营官兵冲上前线，后方做饭的把饭做好了送上去，结果看到的是遍地的尸体，无一名战士生还。 我上小学的时候，老师曾经带我们到白崇禧部官兵在我们村附近的一个战场上参观，那时还能从山上捡到不少子弹壳，小时候对这样的历史耻辱感受不深。但是如今读到这些文字时，发自内心的感到伤痛。 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但在四大文明中，只有我们华夏文明虽然屡经战火的洗礼，但是至今尚存于世。 虽然因为过去的封闭和自大，导致我们华夏文明曾一度落后于世界，但是从大的历史轨迹来看，我们华夏民族尽管也有多次落后挨打的历史，但是每次都能浴血重生。华夏文明一次又一次的复活，在汲取了外来文化的精华后，再次壮大了自己。…

中西医之争由来已久，日本早在明治维新时代就出现了汉方医（中医）和兰医（西医）之争，由于西方文明的传入，尤其是荷兰人带来的解剖学的影响，汉方医的主流医学的地位受到了极大的冲击。 明治革新思想家津田真道说 ： “所有学问大别之有两种 ，高谈空洞理论的虚无寂灭 ，五行性理 ，或良知良能等说的 ，是虚学 ；根据实象 ，专论实理…

这是我给我的学生们上课时讲的一些内容，现整理出来，撰成文，供大家指正。 首先，医生治疗的是病人，不是病。所以，治疗疾病的第一关就是要辨人论治。 同样的一种病，不同的患者，处方有时是截然不同的，医嘱也是截然不同的，如果千人一方，这样去治病，是治不出好效果的。 我们中国的患者，历来有重药轻医的倾向，所以我们在临床治病时，听得最多的就是患者直接来问，医生我这个病该用什么药？ 还有很多患者和患者家属，根本不愿意看医生，只愿意电话或者网络咨询一下医生，我今天哪儿哪儿不舒服了，你看我应该吃点什么药？我家某某某生了什么病，你看应该吃点什么药？或者有些干脆问，医生，你看某某药能解决我的病吗？ 我每天接触到的这类咨询者多得数不胜数，你若不回复他们，他们焦躁得很，有的直接骂你医德不好。医德这个词，被滥用到令人难以想象的程度。 国家立法禁止医生在未见到患者的情况下开处方，正是为患者的生命安全考虑。 现在有些患者挂号看医生，患者本人根本不来，家属带着患者的检查报告直接就找医生，或者直接通过通讯工具一咨询，就要求医生开方治病，这种情况就让医生很为难。 病人都见不到，怎么辨人论治呢？ 同样的感冒，在不同的人身上，有不同的症状，素来健壮的人，和素来虚弱的人，用药就不能一样。当面看诊都未必能用准药，何况在没看到病人的情况下，就随意用药，搞不好病人就会被治出大问题。…

我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会抑郁。 我天生的乐观，我的哥哥曾经说我是盲目的乐观主义者，可见我年轻时候心态是多么的阳光明媚。 但是现在我必须承认，我抑郁了。 巨大的工作量，使得我的学习和工作时间几乎是常人的两倍。 体力上和精神上都长期透支，病人越治越多，多到我应接不暇，而且很多病人几乎每天都会不厌其烦的问我很多问题，需要从我这里获取生存下去的勇气和希望。 随着口碑传播，每年有成千上万的患者来找我看病。 有时我一想五年后，十年后的自己，将会因为越来越大的影响力而为更多的患者和患者家属们包围时，我感到很恐怖。 而我所治疗的，几乎全部是晚期癌症患者，一年都碰不到几例早中期癌症患者。 由于缺乏宗教信仰，中国人普遍的恐惧死亡。重视孝亲的文化传统，让多数中国人在面临癌症这样的重病时，显得很不理性，总是有着过高的期望值，每个求诊者都给我们这些治癌症的医者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压力。 今年3月8日，我看到肝移植之父…

上海已故知名老大夫裘沛然先生曾说，医患互得是疗效的重要保证，并且撰长文对医患互得进行了详尽的描述。 中医的经典著作《黄帝内经》中也多次强调医患关系对疗效的影响，提出了“病为本，工为标，标本不得，邪气不服，此之谓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治疗疾病，关键在病人自己，医生只是起辅助作用，如果医患之间不能建立起良好的互信关系，患者不积极应对自己的疾病，病是治不好的。 癌症这类疾病，治疗更是如此。癌症是大病，癌症的治疗，不但需要医生和患者在互信的基础上密切合作，还需要患者家属的参与，这三方有任何一方出现问题，治疗效果都不会很理想。 所以我一直特别强调癌症患者应该对自己的病知情，因为这是患者求生成功的重要保证。 常常有癌症患属出于种种原因隐瞒患者，不肯把患者的真实病情告诉患者，这种做法是不理智的。而且说句实在话，没有任何一个人比患者本人更重视自己的生命，只有患者自己知道自己患了什么病，他们才能守卫自己的生命。 患者不但应该知情，而且还应该对自己的疾病的预后有清楚的了解，患者知情后，在专业医护工作者的帮助下，建立起战胜疾病的信心，才能更好的配合医生的治疗。 据我自己与上万的癌症患者打交道的经验，癌症患者知情后，多会主动去了解自己患病的原因，了解预防癌症复发的知识，主动积极的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 我个人目前所见到的知情的患者，真正被自己的疾病吓死的不多，但是社会上各种以讹传讹的文章总在宣扬有多少比例的癌症患者是被自己的疾病吓死的，这种文章很误导人。 在知道自己患了癌症后，患者肯定会遭受一定程度的精神打击，但是人类出自天性的求生本能，多会使患者在遭受最初的打击之后，逐渐冷静和理性起来，积极的学习抗癌知识，改变自己的行为习惯，这些对患者的康复有很大的好处。…

有一次应邀去一个看一个外地的患者时，我遇到一个年过七旬的患者家属，在沟通时，这位大叔跟我说，我的期望也就是减轻一下老伴的痛苦，癌症都到了晚期，一定要医生把她治疗得怎么样，那也是为难医生了。 听到他的话，我非常的感动。这是我听到的最贴心的话之一，因为他的这种态度，我也就敢放开手脚对他的老伴进行治疗，疗效还算可以。患者家人的这种长者风范，令我很宽慰。 另一些患者家属，则常常问出令我跟本不敢接答的问题，比如说，他们想知道我是不是有办法能够解决掉患者的痛苦，如果有办法的话，多久能解决掉患者的痛苦，鉴于医学存在天然的不确定性，我想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无论是年轻大夫还是年长大夫，碰到这样的患者或者患者家属，大概都只会在内心里苦笑一声吧？ 还有一些患者的家人，对患者本人隐瞒真实病情，比如一些癌症患者的家人，往往因为种种原因对告知患者真实的病情有所忌惮，他们不但要求医生能够解决他们的家人的问题，而且在其家人因为不知情而对自己病情反复而对医生产生恼怒和不信任情绪时，把一腔怒火全部洒在医生的身上。 笔者本人曾经去南京一个癌症引起的肝腹水患者家中为该患者看病，患者的两个女儿只告诉患者她所患的是一般性的“肚子胀”。老太太当着我，把南京本地的给她治过病的医生骂了个遍，说一个简单的肚子胀也治不好。 笔者开的方子有一点不良反应，老太太即十分生气，其女儿也跟着特别生气，各种尖酸刻薄的话全部朝着我扔过来。实在无奈，笔者退掉了患家支付的少得可怜的一点出诊费，从此以后把这家人的所有成员都拉黑了，请他们另请高明了。 因为有一点虚名在外，笔者曾经就职于某医院，一患者来挂号时，前台挂号的护士要求先挂号后就诊，患者家属一定要先对本人当面“验验货”后再付诊费，前台的导医护士不肯带患者和家属到我的诊室去，该患者家属居然大闹起来，使劲踹门。 也有一些患者，根本不提前打声招呼，直接闯入我的私人场所，要看看我本人长啥样，作为一个年轻的中医人，我对此不以为怪，只是在内心深处已经把这样的患家列入了一个特别的名单里，能不接待就不接待。根本不沾患家一分钱，惹不起这些大爷们，但是躲得起。 医生和患者，是一种超乎寻常的合作关系。在患者把生命和健康交付给医生的同时，医生也把自己以及自己家人的安全，交给了患者和患者家人，自古至今，医患纠纷从未间断过。 我曾经跟过的一位老师在第一次带教我做临床时，就跟我说，当医生有两件事情很重要，一是要保障病人的安全，二是要保障医生自己的安全。我的老师接着跟我说，她在医学院接受教育时，曾经在一本国外的医学教材里，看到一篇文章告诉医生诊室的门应该如何开，在受到患者袭击时，应该如何迅速逃跑。…

日本人说，中医的不传之秘在于量。中药的用量决定了临床疗效，但是这个用量很难掌握。 曾经有个医生给患者开了一张方子，患者按照医生的方子吃药后无效，后来患者有点不耐烦了，把医生开的药三贴药一起煎了，再服用取得了立竿见影的疗效。 我国温病学派名家赵绍琴教授，生平用药的最大特点就是方小量轻，所以与他同时代的名医秦伯未对赵绍琴教授的评价是“平正轻灵一良医”，从赵绍琴的医案里，很少看到赵绍琴教授开大剂量处方的纪录，然而其临床疗效却非常出色。 日本的中医名家汤本求真和大塚敬节留下的医案中的处方，用药量之轻则更是令我国当代的一些提倡用重剂治病的中医师，诸如李可等知名中医大跌眼镜，汤本求真和大塚敬节等日本汉方医学家开出的处方中，附子等药的用量常常不过1克到3克，有时甚至只用0.5克，其疗效也是很出色的。 我曾一度喜欢用重剂治病，重剂用药，往往可以在患者临近死亡时，发挥到起死回生的作用。笔者近几年，经常参与告病危的患者的急救工作，用中医的汤药时，剂量有时大得惊人，但是疗效也十分出色，多次在各种其他中西医急救办法不能凑效的情况下，把患者起死回生了。 但在治病的过程中，我也犯下了用药过重，以至于患者服药后，出现严重副作用的情况，减轻药量，反而取得了非常不错的疗效。这些实际的经验告诉我，用药的剂量不好掌握。 附带一提，李可大师素以用药剂量大而著称于世，他在世的最后几年，治疗的很多患者也出现过非但没有治好病，反而有严重的副作用的情况，笔者本人当时接触过不少这样的被他治坏的患者。 有些中医师认为，现在的药的质量欠佳，所以用轻了没有疗效，我有一度也这样认为。 但是我的患者天南地北，到处都有，我开出处方后，他们多数是在他们本地的药店或者中医院购药的，只要方子开得不错，多数情况下，即便剂量很小，疗效还是很出色。 我甚是怀疑，各种宣扬现在的药材质量不可靠的文章多少有些哗众取宠，同时也有为临床处方水平不高推卸责任之嫌。…

北京的医疗改革终于启动了，取消了挂号费，设立了医事服务费，不过网上叫骂声一片。 我的这篇文章从标题到内容，可能都是要遭骂的，但是我并不在乎。中国的医疗事业要想往前发展，必须得尊重知识，尊重医护人员，这种尊重，在经济回报上要体现出来。 提高医生的服务费，让医生光明正大的靠着自己的知识和技能生存，才能让医生不必靠卖药和开检查单生存，不做一个令患者憎恶，令自己讨厌的人。 中国目前的诊疗费用中，医生的价值根本体现不出来，即便是新改革的价格体系，医生的真正价值还是体现不出来，与国外同行相比，差距非常大。但是即便如此，还是被骂得一塌糊涂。 要改变这种现状，尚需要几十年的时间，中国医生的诊疗费，在未来的几十年时间中会逐渐提升，直到提升到一个合理的价格标准上，才会真正的实现高水平的医疗。 我们在医生的挂号费上，仍然保留着大锅饭时代的思维习惯，认为医生理所当然的应该廉价，应该道德高尚的为全社会服务，不计较报酬。 让某个医生做到道德高尚不难，让全国数百万医护人员做到道德高尚，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改进医疗服务，只能靠制度，靠价格体系，不能靠道德说教。 中国的医护人员缺口非常大，相对于中国庞大的人口数量，我们的医护人员远远不够，而且更严重的一个问题是，中国优秀的人才大多不肯进入医疗行业。 医学是世界上最难的一门学科，在发达国家，只有最拔尖的人才才可以考入医学院，但是我们的尖子生都去学更赚钱的专业去了，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医疗行业吸引力不够，报酬低，工作量大，职业风险高。 我上学的时候，我们学校里最优秀的学生，进入医疗行业的没有几个，倒是当时成绩中等或中等偏上的，学医的有一些。我说句不客气的话，这种天赋上的不足，不是后天努力改变得了的。如果一直持续这种现状，我国的医疗事业就只能停留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

我国金元时期的一位伟大的医生李东垣，收了一个叫罗谦甫的徒弟，收徒时，李东垣问罗谦甫：“汝来学觅钱医人乎？学传道医人乎？”罗谦甫回答说：“亦传道耳。” 对罗谦甫的底细知之甚深的李东垣听了罗谦甫的回答，收了这个徒弟。罗谦甫追随李东垣学医三年，有一天，李东垣给了罗谦甫二十两银子，对罗谦甫说：“吾知汝活计甚难，恐汝动心，半途而止，可以此给妻子。” 罗谦甫辞而不受，李东垣对自己的弟子说：“吾大者不惜，何怜乎细？汝勿复辞。” 这段文字记载了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李东垣是如何培养一个医术继承人的，收徒的时候，严格筛选，选择了罗谦甫这样一个至纯至孝之人。罗谦甫是李东垣的一位挚友向李东垣推荐的一个有志于学医的学徒，人品和心性均佳，智力也非同一般。 李东垣认真考察了罗谦甫后才决定收他为徒，罗谦甫学医三年，李东垣担心罗谦甫会因为生计问题半途而废，非但不收罗谦甫的学费，反而给了罗谦甫白银二十两，让罗谦甫拿去养家糊口。 我自己现在连犬子一起，共收了三个徒弟，我无法知道他们是否会半途而废，从收徒之日始，就决定不收他们分文学费。很多人不懂为什么我会这么做，中医之道已日渐衰落，传承乏人，免费授业，尚且很难有人坚持到底，收费授徒就更加的容易半途而废。 李东垣这个人，据他同时代人的记载，是一个出身豪门的读书人，因为自己的母亲患病，家里四处延请名医诊治，直到他母亲去世，尚没有一个医生说明白了他母亲得了什么病，李东垣愤而弃商学医，终于成为中医脾胃学派的开山祖师。 李东垣的弟子罗谦甫后来也成为一代名医，李东垣去世后，罗谦甫视李东垣的遗孀如亲生母亲，带到身边奉养老人并给她送终，罗谦甫还将李东垣的学术思想整理出来，流传后世。使得李东垣的医术，直至今天，仍然在造福人类，我们常用的补中益气丸等知名的中成药就是李东垣所创的名方。 日本的汤本求真医生，在学中医之前，是一名西医，因为自己的长女患了肠伤寒，经西医救治无效死亡后，愤而改学中医，此后颠沛流离了十八年，终于成为一代中医大师。在日本，他是近代汉方医学的翘楚，他所付出的代价是十八年颠沛流离的生活。 我国的很多知名的中医专家，如张仁济，沈自尹院士等，均是从西医转学中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