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漫谈 ⁽⁹⁶⁾

治病既久，与病人打交道多了，有时不免一声长叹：病人比疾病难治多了。尤其是来找中医治疗的病人，治疗起来更是难上加难。 病人难以建立对中医治病的信心，此是最大的一道难关。常常有病人中医治疗半途而废，有时倾注心血预备把一个病人治疗得更理想，病人却悄悄的飘然而去，一场善意的期待立即打了水漂。临床时间长了，从病人的只言片语和点滴行为中就能感受出来。 虽然有些病人仍然虚与委蛇，但是我是能敏锐的觉察出来，患者已经另请高明了，之所以仍然寒暄，不过为了多条备胎，以备不时之需而已。 病人的性格各异，有些病人特别性急，对重大如肿瘤之类的疾病，期望值不切实际到希望一个月就把它治愈。虽然我追求速效，但是实在是难以满足这一期待。有些病人刚刚吃药几天，时刻关注着肿瘤的一举一动，稍有变化，内心立即波澜壮阔。这种不切实际的期望常常导致病人贪功冒进。 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来找中医治疗肿瘤的病人，是已经到了西医无法收拾的地步了。这类病人十个中有九个会在短期内死亡，然而一旦开始了中医治疗，则又希望马上治好。尤其以年轻病人为甚，他们低估了肿瘤的治疗难度。医生抗癌常常是竭尽全力，也只不过能取得点滴疗效，这显然是不能满足病人的期望的。 因此，病人就像走马灯似的更换着医生和医疗方案。这样的病人，十个有九个迅速死亡。无他，每一个医生或者一种疗法对他而言，都会有一个摸索的过程，一点一滴的时间加起来，就已经到了病人的死期了。 我深知其中之弊。但是面对病人我选择沉默不语。因为我可以肯定的说，对来找我的病人中的百分之九十以上者，我是不可能治好他们的，我所能做的就是改善他们的生存质量，延长他们的生存期。我这一辈子可能会治好少量病人，但是那绝对是寥若晨星的概率。既然如此，何必阻挡病人其他的求生选择？ 癌症病人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他们的理智是有限的。有一些病人明明已经取得了十分显著的疗效，但是另外来了几个病人一说别的疗法很好，就马上心动了。我对这类病人现在都是立马恭送。因为我自己没有办法为他们打包票，但是别人则不一样，他们喜欢信心十足的告诉病人，XXX已经被他们治愈了。这样的话最能令病人中毒的了。爱找谁就找谁去吧！拦阻了之后万一治不好他，我如何交代？病人会说我耽误了他尝试别的方法。 还有一些病人视医嘱为无物，极度无知的期待疗效迅速，离谱的擅自更改治疗过程。这使得我认识到治疗疾病和治疗病人是两回事。治疗疾病比治疗病人容易多了，病人或者病患家属可不像疾病那么好对付的。 我喜欢寻找理智的癌症病患或患属，与他们结下医缘。因为他们思想成熟，高度理智，与我的性格吻合。治疗他们不会使我觉得有压力，实际上这类病人的治疗效果是最佳的。他们与医生配合得相当好，有时虽然看起来很凶险，却转危为安。另一些不理智的病人，看起来短期疗效出色，但是因为病人或者病患家属毛毛躁躁，一个躁进的行为就足以令前功尽弃。…

传统中医的覆灭已经是不可逆转的事情了，很多中医粉丝认为在日本传统中医还有保留，其实日本昔日辉煌的汉方医学街道今天已经成了纯粹的旅游景点，从西医传人日本后，中医在日本就已经日渐式微，终至于近乎消亡，只有中药还在被研究，废医存药在日本已经成为事实。 当下中国的新增注册中医师每年都在减少，减少的幅度还很大，注册成功的执业中医师中还在从事中医这个职业的也不多。传统中医在中国的消亡只是早晚的事情了，这个趋势是无法被逆转的。这也是中医界深为痛心的事情。 中医最后会依附在现代医学中继续存在，成为现代医学的一个小分支，中医药的精髓部分会得到保留，传统中医的一些值得怀疑的理论体系会受到重新的审视。无论是医生还是患者，都希望某种治疗或者某种药物的疗效是100%的，但是传统中医药的普遍疗效很低，很难超过30%，与现代医学相比，这个有效率很难令人满意。一些铁杆中医粉丝认为中医药没法现代化，但是实际上，屠呦呦们的工作非常有意义，她把传统中医对疟疾的30%不到的临床疗效提高到了100%，她所发明的青蒿素不但过去和现在，未来仍然能拯救难以计数的疟疾患者。 所以重新研究中医药，提高中医药的临床疗效，是中医药唯一的出路。中医的很多基础理论是错误的，如果没有承认这一点的勇气，不去发现中医药基础理论的错误，没有革新中医药理论，提高中医药临床疗效的能力，中医药就会真正的死亡。 对中医理论和临床技术的改进是有重大的社会意义的，但是这个改进应该是建立在对传统中医理论深刻认识的基础之上的。我不认为一个人热爱中医，就应该维护古老的中医的一切。阅读传统的中医文献时，应该带着怀疑的精神去读，对中医进行批判继承，而非一股脑儿直接继承。 中医需要一批继往开来的继承者，而非墨守陈规者。人类遭遇疾病的威胁越来越多，中医在人类健康事业上可以发挥很好的功效，而这更好的功效的取得，正是依靠一代又一代的中医师和中医研究者推陈出新，将中医理论和实践技能进一步往前发展。唯有如此，中医才能在更为复杂的医疗环境中获得生存和发展。

现在中医界有很多说话轻飘飘的家伙，动辄用一句“癌症早就被中医攻克了”来忽悠患者和患者家属，以达到其个人不可告人的目的。对患者和患者家属造成误导，耽误患者的最佳治疗时期，同时也给真正的中医同仁抹黑。真是既可恨又可恶，其中的一些神棍我曾经追踪调查过，大吹法螺的背后是患者被其治疗得七荤八素，损人寿命。中医在广大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越来越糟糕，跟这类把中医当欺骗信众的幌子的家伙的不负责任的言论有很大的关系。 自古至今，中医典籍中记载的关于癌症等顽疾的相关文献，均会标上“为难治”、“不治”、“XX日死”、“百人得，百人死”、“苟延岁月”之类的备注。这些文献，只要认真去阅读，就不难发现，癌症等疾病在古中医那里是非常难解决的医学难题，病死率极高。所谓的治愈，仅为极个别的的幸运者，这种个案的疗效根本没有办法成为拯救广大癌症患者的福音。 医学一直在不断的进步，几十年前，中西医联手治疗肝癌，能让患者存活一年，就可以在医学杂志上发表一篇论文，引起同行们的关注。治癌高手孙秉严大夫，所治的患者也是死者多生者少，并且孙大夫一直是主张中西医结合的，他还经常将化疗药给患者内服。反倒是今天，在当代中西医共同努力下，很多过去不太可能活过一年的患者，都能活过三年五年甚至更久。 一些对医学缺乏了解的中医粉丝，盲目的信仰中医，把中医当作神术，这种现象令人惋惜。还有一些认为中医越古老越好，这种是古非今的现象在中国文化中根深蒂固，同样令人惋惜。事实是，中医在历史的长河中一直是在不断进步而非退步的。最初的中医，是非常原始和初级的医学，中医在发展的过程中凝聚了大量医生们的心血，汲取了民间的智慧，才逐渐成长起来的。 中医药事业要想往前进，就要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而非依靠种种神化中医药的“噱头”。总有一些遗老遗少，一面不断的哀叹中医在没落，医疗技术在退步，希望回归到从前，一面大吹法螺，把中医和他自己描绘得无所不能，真正患者上门求诊后，就发现上这类家伙的当了。中医药在癌症的治疗过程中，有很好的辅助治疗的作用，然而中医药绝对没有解决癌症这个世界医学大难题。 中医药的确有其存在的价值，但是却绝非无所不能的。中医药在现实中败给了现代医学，不是因为任何当权者或者群众愚昧，而是因为其疗效的确定性比现代医学逊色。中医药要成为现代医学中的一部分，充分发挥其作用，为人类的健康事业服务，就要检视自己的不足之处，不断的探索提高临床疗效的道路，靠吹牛皮是吹不好病人的疾病的。 人类抗癌之路还很漫长，需要中西医协力合作，共同探索，不断创新，不断的为提高疗效而努力，寻找新的药物和新的出路。若是别有用心的欺骗患者说中医早已解决了癌症这个世界难题，只会令中医在上当受骗的患者心中的形象越来越差。 治疗癌症是这世界上最难的事情之一，凡是把癌症的治疗说得轻飘飘的家伙，都是不值得信任的。但是患者和患者家属常常因为心存幻想而容易掉入这些人的圈套之中，为其所利用。我常常提醒我的朋友们要警惕那种极端的所谓的医者或者民间神医们的言论，不要为其误导而耽误了自己的治疗。真正学有所成的中医师，是不会这么不负责任的夸大其词去误导患者和患属的。

中国是个人多嘴杂的国家，在中国要想取得话语权不容易，除非秉承一种偏激观点，声嘶力竭的到处呼喊，否则就很难有人听得到你的声音。屠呦呦教授获得了诺贝尔医学与生理学奖之后，在中国引起了大量的争议，其中最令人心寒的是对中医药的强力否定。中医药研究院的首席研究员研究出的科技成果获得了诺奖，最后得出来的是对中医药的否定的社会评价，有比这更荒唐的吗？ 中医药事业一直在进步，只要稍稍研究过中医史，耐心的学过一段时间中医的人都会知道，中医是中国古人在漫长的与疾病抗争的历史中，日积月累的丰富的临床经验的总和。中医界历朝历代都会有推陈出新者，利用其时代的各种学术成果，将中医事业往前推进。把中医假想成两千多年前的一成不变的古老的医学，是完全无视历代中医学家们在中医领域耕耘的成果。今天的中医药学家，把中医与现代科技结合，进一步促进中医药学的发展，完全的合乎中医一向重视实践和与时俱进的传统。中医是一门很活跃很有生命力的科学，它成为现代医学的一个分支为患者造福不是一件坏事。 中医药中有许多经验非常宝贵，值得重视。曾经有一个人对我说，中医这么古老的东西今天还有个屁用，我给他的回答是，米饭也是几千年前的先民发现的食品，今天我们是不是要抛弃米饭吃别的？人类的生活经验并不会因为时代的变迁而失去价值。中医药是历代先民在医学实践中做过无数次人体实验，总结出来的大量的实用成果，这些实用知识，不但在过去，而且还会在现在和将来，继续为人类解决疾病带来的痛苦作出相应的贡献。 现在大肆议论中西医是非长短的人，很少有真正了解中西医的，有一些是仅仅了解一点皮毛，就敢妄自尊大，目空一切的半吊子。我认为一个真正的对医学入门了的人，无论是对中医这样的传统医学还是对以西医为主的现代医学，都会持谨慎的看法。尤其是在临床治病的过程中见识了大量的死亡后，更会缄默。因为无论是传统医学还是现代医学，都是有作用的，同时又都是作用有限的。当一个医生目睹了患者在自己的百般努力之下，仍然不治身亡时，这个医生是不会自满和自大的，更不会对于自己所学的医学知识不持任何怀疑态度的。 医学需要进步，中西医都这样。放弃偏见，为提高疗效而博览群书，不断的自觉的去积累自己的医学知识，以放下的心态去对待医学，是一个人学医真正入门时刻的开始。我们学医的目的，不是为了捍卫我们信仰的某个医学流派的尊严，也不是为了卖弄自己，而是为了提高疗效，解决医学问题。 学医贵在沉潜，也贵在敢于怀疑，敢于创新，贵在结合时代的新技术，推进一门医学技术的发展，而不是守旧。

《伤寒论》是中医经典著作之一，全称是《伤寒杂病论》，包括《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部书。张仲景的《伤寒论》将中医临床提高了一个很大的档次，我认为这其中，真正值得我们学习的是张仲景撰述《伤寒论》和《金匮要略》时的学术态度，而非《伤寒论》和《金匮要略》本身。但就《伤寒论》和《金匮要略》本身而言，它们的确是不错的医学著作，可是论对疾病的认识和治疗水平，只能说还是处于比较初级的阶段。 我这么说，在中医圈子里会引起很多人的抗议。因为据我所知，学中医的很多深陷在《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之中，并且创造了一个张仲景所不知道的门派——经方派。经方派是中医领域内最目空一切的门派，经方派的门徒们往往表现得狂傲、偏执。 中国人历来有是古非今的崇拜权威的传统，所以一旦某个人被造神了，其余人只要敢质疑这座神，就会有无数的信仰者恨不得用唾沫星子淹死质疑者。经方派在遭遇疑难病症时，在实践上虽然也不是完全没有效果，但是效果未必有他们自己自信的那么显著。 金元时期，一代名医李东垣遭遇了一场战后的大瘟疫，当时帝都四个城门，每天每座城门往外抬出棺材两千多具，基本上都是死于这场瘟疫的死者。城内的伤寒门徒们整天在研究用《伤寒论》或者《金匮要略》中的那张方子可以救治这些病人。结果是毫无结果，李东垣痛恨这种崇古的作风，研制了一张名为普济消毒饮的名方，力挽狂澜。 李东垣属于中医的创新者，李东垣的母亲患病，找了一堆的中医治疗，一直治疗到死，医生们连李东垣的母亲得了什么病都不清楚。一代富商巨贾李东垣愤然自学中医，最后成为金元四大家之一。这种勇于突破陈规，重视实践的精神，正是一个医生最应具备的不迷信权威，实事求是的精神。 我相信张仲景本人并不希望后世医学家们奉《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为圭臬，人体复杂，在治疗疾病这个问题上，任何一个医生或曰医学家的经验都是非常有限的。一旦陷入门派的束缚之中，就没有办法在更大的范围内拓展自己的思路和疗效。 一个人学中医，一定要学习《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但是却完全不能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束缚，也不能为中医的传统理论束缚。传统的中医临床有效率并不高，一个老中医，临床有效率达到30%已经算不错的中医师了，这么低的临床疗效，说明我们的中医理论窟窿还很大，也还很多，需要继承者对中医药和疾病有更深入的研究，不断的发展中医药的理论，为提高临床疗效而努力。 实践证明，现代中医借助科技手段对中药的药理和毒理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从传统中药中提取的制剂，对一些经现代医学手段确诊无误的疾病，有接近百分之百的临床疗效，这种进步是值得肯定的，是我们这些中医药研究者应该学习的榜样。

今天，最令中国人兴奋的消息是中药学家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医学生理学奖，这是中国本土科学家第一次获得诺贝尔科学类奖，诺贝尔医学生理学奖授予了一个研究中医药的中药学家，这是对中国科学家的肯定，也是对中医药的肯定。 中医药是一个巨大的宝库，可以从中医药里开发出大量的有益于人体健康的资源来。屠呦呦从公元三百多年前的葛洪的著作《肘后备急方》中发现青蒿可抗疟疾，之后研究青蒿的抗疟作用，并发现了青蒿素。青蒿素的发现，为全球疟疾患者带来了福音。 屠呦呦的研究在两个方面具有重大的意义，一是屠呦呦的研究肯定了中医药和中医古籍的实用价值，这些年，中医药在中国被人斥为骗子、伪科学等，学中医的成了过街老鼠一样受人质疑。屠呦呦的获奖对广大从事中医药研究者有很大的激励作用。二是屠呦呦推进了中医药事业在现代科技背景下的发展。她用现代科技的手段，大大的提升了传统的中医药事业的价值。通过现代科技开发新药，不但丰富了传统中医药的内涵，而且拓展了中医的思路。 中医内部，历来派系林立，很多学习中医的，陷入各种派系互相争执。屠呦呦潜心研究中医药与现代科技的结合，大大的提高了中医药的临床疗效，从实践上让中医药研究者看到了一条正确的中医药发展之路。中医学要想往前发展，必须要进步，而非复古。 看到屠呦呦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和生理学奖，我心情激动。作为一个醉心研究中医药的人，我也曾为中医药在当前时代遭遇的冷遇和排斥而感到痛心，也曾感到前途黯淡，但是当我看到全球科学家对中医药学的这种肯定时，我的信心增长了。 下附媒体对屠呦呦的报道 【中国药学家屠呦呦与两名海外科学家分享今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瑞典卡罗琳医学院刚刚宣布，屠呦呦与另外两名海外科学奖分享了今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屠呦呦多年从事中药和中西药结合研究，突出贡献是创制新型抗疟药———青蒿素和双氢青蒿素。（央视记者王薇薇） 屠呦呦成为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历史上第12位获得该殊荣的女性。 【中国女科学家屠呦呦获奖理由】诺贝尔委员会称，屠呦呦，威廉-坎贝尔以及Satoshi Omura…

儿子感冒后扁桃体和会厌部突然发炎红肿，来势凶猛，吃饭喝水吞咽都感困难，这是中医所说的“喉蛾”、“喉痹”等病。咽喉为人体要塞之地，病势凶险之时患者有猝死的风险。自古至今，这都是很凶险的病。 老婆要求去儿童医院，考虑到我接触的两例成年患者，幼年时患类似疾病后，经抗生素治疗后留下了终生难愈的后遗症，我不同意去西医院。 于是自己翻阅中医喉科方面的著作，按照上面的辨证论治的精神处方。在耿鉴庭教授的《耿氏六代咽喉科传灯录》一书中找了几个对应的方子治疗，尤其重视其祖传的丹栀射郁汤，希望能够取得明显的疗效。但是儿子服药后疗效并不明显，按照耿教授的弟子们的记录，这个方子一般需要吃上一周到半个月才能治愈。 我的性子比较急，儿子喉痛不能下咽，晚上睡眠呼吸粗重，病情如果进展太快，将不得不去西医院接受抗生素治疗。紧急之下，我只好求助于家中老父的草药。这草药必须用鲜草汁才有效。从我记事开始，我就知道父亲用青草医治疗“喉蛾”、“喉痹”（急性扁桃体炎、急性会厌炎）等病效果如神，通常只需要自采我们本地的一味青草药（至今为止，我不知道这味药的学名，在《中药辞典》和《中华本草》中也未曾找到它的身影），绞取汁后滴入鼻中，一到三日之内必定彻底痊愈，并且不会留下任何后遗症。所以我坚持要尝试一下自己祖传的这种治法。我根据此前的记忆和一位中医前辈的指点，在北京郊区采了“垂盆草”这味草药（以前这位前辈指点过我，说我父亲所用的这味青草药叫垂盆草，实际上当我采到了垂盆草后和我家祖传的这味青草药一对比才发现那药根本不是垂盆草）。按照父亲的指导，绞取汁后从儿子的鼻子里滴进去，没有看到效果。 无奈之下，我打电话让父亲速从家中采药，并到火车站去试着央求老家来北京的旅客顺带一下，如果无人肯顺带，我打算回家一趟去取药。父亲接到电话后当即采药，急急忙忙的去火车站（从我的老家有到北京西站的列车）找了个到北京来游玩的老乡，这位老乡在父亲的央求下同意把药带到北京西站给我。取得药后，我立即绞取汁，按照父亲教的方法将约5毫升的药汁从儿子的鼻子里滴入。 次日早晨，儿子吃饭时跟我说，老爸，我的喉咙好了，爷爷的药见效了。这是我前几天用汤药内服和垂盆草滴鼻从未取得过的疗效。父亲除了治疗喉科疗效如神之外，治疗各种毒蛇咬伤和无名肿毒也是效如桴鼓，只需要去田间地头采一两味药，在家锤烂后，以煮熟的糯米饭和鸡蛋白合而为膏外敷在患处，一般是一到三日肿消痛止，无论患者病得有多重。 我以前一直很轻视我自己家祖传的这点青草医的医术，因为父亲是从家族中的一位叔祖和一些民间的单方郎中那里学来的这点东西。而我的这位叔祖我是知道的，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文盲农民，农闲时以卖豆腐为生，倒是四处乡邻都知道他懂青草医，擅长治疗“包毒”，常常有人找他治疗，远近闻名。我以前对自己的这位叔祖的医术是很看不起的，他根本就不曾读过《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这类中医经典著作。我学习中医越深，越是对叔祖他们治疗疾病的方式感到很不屑，我觉得这些民间的青草医治病毫无章法，无凭无据，非常的落后。但是，从自己实践了祖传的青草医疗法之后，我深切的体会到了，青草医治疗某些疾病的疗效可以说是无敌的，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均非青草医的敌手。 喉蛾、喉痹之症，无论是西医的教材还是中医的教材，都会标注这种病极其凶险，治疗不易，死亡率高。西医的抗生素治疗一般需要坚持一周到半个月，中医喉科的诸多方剂也是要求患者服药差不多相同的周期。据耿教授的喉科专著记载，耿氏的祖先是因为治疗了当地的一名老僧的“喉痹”之症而医声鹊起，渐渐成了当地名医。而耿氏祖先治疗那一例喉痹的医案在我父亲看来，未免太过复杂。我父亲一辈子经手治疗的喉蛾、喉痹急症，无一例失手。父亲不经任何辩证，只要见到患者是喉蛾、喉痹等症，即便是严重到生命垂危的程度，统统只用一味药绞取汁从鼻滴入草汁3－5毫升就可以治愈。父亲说得相对保守，他认为一般在一到三天痊愈，但他一辈子治的病例也不少，没有一例不是头天晚上用药，次日早晨患者即告痊愈的。 我相信中医的根源在民间的青草医，正是民间青草医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给了中医前辈们总结中医思想的基础，才会诞生包括《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在内的中医经典著作。但是，这些医著既然是从实践经验中提取出的理论结晶，则难免有著者个人的臆测成分在，所以中医的基础理论虽然不乏精彩之处，但是绝非无瑕疵的。有些东西在实践中应该被证否掉，只是中国自古至今的传统是重视权威，不敢质疑，以至于以讹传讹几千年后，一些错误的东西甚至也被人奉为圭臬，这是违背医学的实践精神的。 学医既久，临床治病多了，有时不免对中医的疗效深感失望。中医理论中的一些东西学起来相当的费力，之所以学着费力，是因为一些理论脱离了常识和逻辑，古人以简单的类比（即中医理论家们常说的以类取象）即推断出某项不足以说服人的结论来，这些让人接受起来就很困难。医学是一门强调实践精神的科学，无论中医还是西医，都不例外。实际的疗效很差，理论再怎么雄辩，都不足以令人信服。只要能够安全有效的把患者的病治愈，即便毫无理论依据又有何妨？过去我很看不起自己家中祖传的青草医，这种偏见正是受正统中医思想的荼毒，以至于重视理论而轻视实证。…

我自学医以来，读书颇多，令我印象深刻的话有几句。其中最重要的一句是赵绍琴教授提及他的父亲——清朝太医院院正赵文魁先生教育他的一句话：用药治病就像是在用钥匙开锁，关键是要找对钥匙，只要找对了钥匙，轻轻一启，就能打开锁。赵氏父子用药，轻清平正，常见他们用药剂量仅1克或者0.5克，但是疗效却很卓著。很平和的一副药，就将重症危症患者救活了。 过去我自己用药时，在用药剂量上很难做到这一点。后来我渐渐减少用药剂量。因为临床经验告诉我，按照现代科学的药理去用中药治疗如癌症这样的重大疾病，如果处方思路没有用对，用多大的剂量都不足以抵抗癌细胞的发展。但是如果用药方向对了，用中药治疗癌症，很多药只需要用几克，药味并不需要很多，也能达到理想的效果。这样一来可以减少患者的经济负担，二来药用得少，也可以减少药物对患者肝肾的损伤。 我治疗每个患者，都会不断的总结成败和得失。谚云：熟读王叔和，不如临诊多。从理论到实践，经历过一番后，对中医的理解渐渐的由模糊到清晰，再由清晰到深刻。虽然眼下不能说透彻理解流传了几千年的中医文化，但是对其精华，则实有得失寸心知之感。 中医之精要，在于阴阳二字。执其要领，用以辨证治病，虽然患者病情复杂，但是总是可以找到思路的。但是对阴阳二字的理解，却是非常不容易的。 国医大师任应秋教授说，人不到六十，很难理解真正的中医。以前我对这一句话不太理解。但是学医至今，忽忽间快二十年了，回思自己这一路对中医理论的认识和体会，发现常常有觉今是而昨非的感觉，对任老这句话就很认同了。我相信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中医的认识还会越来越深刻的。 清朝的温病名家吴鞠通，年轻时用药偏于寒凉，年老时则偏于温补。十多年前，我从自己吃药的体验，也是倾向于温病学派，并且温病学派的药方对我确实管用。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发现自己身上的那团“火气”渐渐的自然消退了，再用寒凉药已经不合适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一个人身体的盛衰也在发生着明显的变化。步入中年之后，就不会再有青少年时期的血气方刚。火气消退之后，用药方向也就自然需要随之改变。 吴鞠通到了晚年的时候，体验到了自己身体的多功能衰退，用药偏爱温补也就不足为奇了。 没有这样的人生体验，就难以理解宋代儿科名医钱乙说过的小儿之体“纯阳无阴”这样的话的涵义，难以理解为什么中医的思想会与强调万物在不断的变化之中的《周易》的思想一脉相承。 人的身体的盛衰变化，只有自己亲身去体验过，才会有深刻的理解。所以任应秋教授所说的，不到六十，难以透彻的理解中医是不无道理的。医生首先应是一个善于观察世界，善于观察自己的身体的人。只有这样的观察和发现才能让一个中医学习者，真正的深刻理解中医理论。死记硬背的中医理论在指导临床时，常常百无一用。这样来学中医很容易陷入门派的纷争之中，形成偏见会害死很多人。…

最近的几桩关于大师的新闻报道让我一直在深思：这些大师存在的深层原因何在？被挖出来的大师们几乎都集中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医、气功乃至命理领域，而我自己现在也对其中的中医和气功颇感兴趣。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他人的得失，深思之可以教育自我。 中国一直有“大师”辈出的历史，《三国演义》中记载的被孙策杀死的于吉，乃至中国历朝历代风起云涌的大大小小教派组织的教主，最初都是以治病和命理迷惑众生，成为受人“敬仰”的大师的。 江湖术士一直都被人瞧不起，但是却一直都不乏其人。术士之中鱼龙混杂，其中有很多是中国最早的自然科学家，但是更多的可能还是行骗的骗子。所以在三教九流之中，术士被划归为下九流，很不受人尊重。医、巫、骗混杂在一起，非常的难以分辨。 没有市场，就无所谓大师。大师的出现，一定是存在消费大师的市场。以中国最近几十年，风起云涌的气功大师为例，他们都是受到了包括国家高级官员和军队将领追捧后才成名的。大师最初大多是一些无名小卒，作为无名小卒，大师们绝不会想到自己有朝一日 会成为大师的。但是一些偶然的机遇，让他们崭露头角，然后鬼使神差的邂逅到“贵人”，于是顺理成章的成了耀眼的大师。 生老病死是人的肉身必然要遭受的四大苦，造物主在这个问题上是公平的。这四大苦很少有人得 免，无论富贵贫贱，谁都难逃。一场顽疾可以最大程度的消磨一个人的意志，得病后，富贵者较之于贫贱者更慌张。因为富贵者有条件，所以四处求医问诊，正规的医疗手段无效的时候，大多都会寄望于神奇的大师们。 所以对大师的需求，是来自于人类天然的本性。说句难听话，人们之所以需求大师，就如嫖客在性欲的折磨下需求妓女一样，都是天然的欲望所驱使的。相对而言，因为顽疾的折磨而走入绝境中之人，对大师的渴求，比嫖客对妓女的渴求更甚，因为性需求乃一时兴起，完全可以压制下去，绝症患者对生的渴望却无法如此轻松放下。 大师之路是高度危险的，无论其是否有起死回生的能力，患者都愿意相信他们掌握着司命之权，救死扶伤不成功最容易滋生患属的怨恨。非但于吉这样的妖言惑众的术士被砍头，华佗这样的被后世誉为神医的高明医生也被砍头。与华佗和扁鹊齐名的淳于意，也因为医术高超但是却不愿意出入权贵之家，为豪门驱驰，而为权贵所害，几欲被杀。如果不是他女儿缇萦上书请求代父去死，最终感动了汉文帝，得到赦免，仓公恐怕是难逃一死的。缇萦救父因此而成为中国最感人的成语之一，在这成语背后，是一个医者的惊心动魄的人生。 我常常直接面对患者和患属，看过一些严重患者的病情之后，会直言相告他们救治不过来。但是这些患者和患属比我自己还要相信我自己的医术，他们会幻想我能够成功，期盼奇迹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是却不够理智。患者和患属的心理是最脆弱的，此时只要稍微灌一点点迷魂汤，都足以令患者家庭愿意付出一切。患者和患属非常的愿意相信这世上有神医和大师存在。与其说神医们是产生出来的，不如说是被期待出来的。…

我很少卷入中西医之争，因为中西医之争和信仰之争一样，争来争去，不大可能会有个令任何一方改变其主张的结果。换句话说，就是争来争去，最后发现是在说一堆废话。 我本人同时在学中医和西医，有好几位中医老师和西医老师。我的中医老师是获得“湖北省知名老中医”称号的某老中医（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不公布我老家中医师父的名字），在湖北很有名，我跟他签订过正式的师承关系合同并经过公证处公证，一有机会就跟随他临床。这是师父为我铺设的考执业医生执照的路，师父希望我能有资格合法行医。师父欣赏我的学医的态度，意欲成全我成为一名合法的好医生。我国卫生部为允许师承关系的学医者考执业医生执照，我的师父对我很关爱，为我提供了这样的条件。当然，我的中医老师并不止这一位，以后我有机会会写写我的师父们。 我的西医老师则有原北京朝阳医院职业病研究所的李钟蕙教授和原协和医院呼吸内科专家黄席珍教授，还有我的一些师兄们。黄教授是一位博士生导师，因为感于我一片至诚的学医之心，在我每次去找她为我师娘开药时，都会耐心的为我答疑解惑，指引我学医。我非常感激这位老大夫，她的医术超群，医德高尚。虽然经过两年时间的治疗，费尽心血，黄教授最终也未能根治我师娘的哮喘，但是我和我老师一家还是很感谢黄教授两年以来的悉心治疗和教导我临床医学的知识。她的治疗一度缓解了我师娘的痛苦，让她过过一段时间生存质量较高的日子。 有一次我去协和医院找黄教授，黄教授门诊患者多，我就去王府井书店查资料，查得入迷后忘了跟黄教授预约的时间，结果错过了与她会面的时间一个多小时，匆匆忙忙的回到协和，白发苍苍的黄教授还在那里等我。她的一个博士生非常生气的对我发脾气，说黄教授八十高龄，早该下班回家了，因为我的爽约，她中饭没吃，在那里饿着等我。我十分惶恐的解释了原因，黄教授一直慈祥的微笑着， 制止她的学生对我的训斥。耐心的为我的师娘诊病，回答我提出的医学问题，逐条解答我的疑惑。两年时间的相处，每次黄教授都是那么的细心和耐心，使我受益匪浅，在医学方面的进步很大。 关于黄席珍教授在医学界的影响力，大概百度一下就能查出来。这样一位在中国一些医学领域堪谓创始人的西医专家，绝非泛泛之辈。 李钟蕙教授是曾尽心教授我西医的老大夫，她是我治疗的一位淋巴瘤患者。她退休前是卫生部领衔的解毒专家，经常奔赴全国各地为那些从事特殊职业中毒的患者解毒。但是她解毒解得最多的，是为化疗所伤的癌症患者。她对化疗中毒后的患者的遭遇，是深切同情的。她与药物中毒和化学物品中毒作战了一辈子。七十岁出头的时候，她患了淋巴瘤。此前她的丈夫患了肺癌，经过化疗治疗几个月后去世。李钟蕙教授是老牌的北京大学医学院毕业生，在医疗领域耕耘了一辈子，老年时已经是医术高明的全科大夫，阅历丰富。但是李大夫患了晚期淋巴瘤后，毅然放弃了化疗，走上了纯中医治疗的道路。我以前著文提及她的病情的时候，一直不公布她的真名，是怕她受到打扰。其实这种担忧挺多余，反倒是我自己受医疗事件影响后的心情要靠她来帮我调适。 我的这两位西医老师，都在告诉我不要轻视中医，不要忽视西医的严重的副作用。当然，她们并不是排斥西医。两位医学教授是终生用西药给患者治病的，但是黄教授很公正的告诉我，我的师娘正是西医越治越坏的，是西医的激素疗法摧毁了她的免疫力。 李钟蕙教授就更不用说了，她把自己交给了中医。她在请我为她治疗她的恶性淋巴瘤的时候，我惴惴不安，告诉她我学艺不精，无异于是在患者身上做人体实验。她正色的告诉我，她从医一生，每一次治疗都是在患者身上做人体实验，医生这个职业就是拿患者做人体实验的工种，如果我不敢拿患者做人体实验，就不要学医。后来我给她治疗的疗效很好，我才放下心来。她之所以敢找我这种未出茅庐的小中医治病，是因为她看到了我对医学的热爱超过了绝大多数的医学专业高学历人士，我给她讲的中医知识令她信服。 后来我阅读了大部头的西医《实用内科学》，这套十六开的大部头著作，分上下两册，合起来有两块大砖头那么厚。在这里，我看到了现代医学里的很多理念都被标注为“假说”，也就是说。直到现在，对很多疾病的病因，医疗界仍然只是依据经验的一种猜测，尚未完全证实这些猜测，不能将之命名为原理。正如李钟蕙教授所说的那样，临床医生就是拿患者做人体实验的，用这些实验来验证或者证否这些医学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