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志远 ⁽³²⁰⁹⁾

一 不断有人让我列书单，介绍一下学中医的门径。我半桶水，不敢应承此事，深怕误人也。 我性喜读书，从七岁入学至三十七岁，三十年如一日，手不释卷，大概终生都会如此。 我在学生时代也可以算得上品学兼优，高中时，我的老师不以寻常方法教导我，在我高中时代，我的老师因我考试能各科均可考到第一，数理化可考到满分而特许我不必听课，放任我自学，且极力拓展我的视野，让我一个理工科生广泛的学哲学、心理学、宗教、历史等社会科学，老师的这种特别的教诲让我终生受益，不容易形成偏见，也不容易被人洗脑。 我常见一些理工科尖子生遭遇点人生挫折就想不开，抑郁了或者出家了，这与他们青少年时期缺少人文知识的涵养有关。这类人形成极端人格后，出家后易走向另一个极端。 我少年时好浪漫，青年时喜思辩，中年时重实证，这种转变也影响了我对书的取舍。我少年时读书，喜多喜博喜快，如今越来越喜欢读薄书，喜专喜少喜慢。古人云：真理半张纸，闲言万卷书。已故沪上知名中医姜春华教授曾说，中医在其发展过程中因掺杂了太多的哲学和宗教因素，而渐成诡辩而非实证之医学，致使临床疗效大减，学习时精力浪费严重。我自己读书临床多年，对姜老晚年的感悟有切身的体会。 很多中医学家一生的心血，也只浓缩成极薄的一本小书，但这极薄的一本小书，却耗尽作者一生的神思，书写成作者人亦两鬓斑白，但惠及后世千秋万代。读者要读懂这样凝练的著作并能应用之，并不容易，直到现在我仍然认为自己尚需二十年的成长方可真正的说深入了医学的堂奥。 我这些年，得益于全国各地的病友的帮助，不但学了很多书本知识，也拜了几十位临床医生为师，甚至收罗到一些古本和孤本中医典籍。古人说，读书三年，觉天下无病不可治；治病三年，觉天下无书可读。因为医学实践难如登天，想有较高的临床疗效不容易，一个医生有百分之四十的疗效就了不起了，几乎每个医生都是失败比成功的机会多。所以行医者会越来越谦卑，谈医者易越谈越自大。 我国当代医学家单书健先生说：历来都有一种文字之医，不专门行医治病，只偶尔有幸碰巧治好几例病人便洋洋自得，不可一世，夸夸其谈，认为自己深得医学之奥秘，这种陋习，沿袭至今，而这些人的著作和言论却风靡一时，影响了无数人。 我的一些病人也常让我出书，我都推到二十年后，未经岁月锤炼，我认为我不配著医书，二十年后，我可能会在我写过的医学文章中抽取一些最有价值的编辑成书，那一定是经我反复验证的真实的经验。老中医任应秋先生说，不到六十，未可轻言知医，因为医学靠的是大量可重复性的疗效，靠的是实证研究，靠的是一辈子大量的临床治验。治验少而轻浮言医者，易害人性命也。这大概也正是很多一辈子救死扶伤的老大夫，一生仅薄书一册传世的原因吧。…

中医治疗癌症，其基本思路是扶正与祛邪相结合的综合性思路，理想状态下，用中医治疗癌症，要取得既能改善患者的生存质量，又能对患者身体内的癌瘤和癌毒有抑制作用的疗效。不过这一疗效的取得并不容易。笔者就自己多年阅读文献和临床实践的一些经验，将中医治疗肿瘤的要点提炼为以下十点：益肾、健脾、保肝、利胆、护肺、破瘀、散结、通腠、攻毒、泻下，前五点属于扶正，后五点属于祛邪。 一般的中医师认为益肾健脾为中医对癌症患者进行扶正治疗的关键所在，这在中医界基本形成共识。保肝、利胆和护肺则少有人专门提及。笔者将在下文中对这些进行展开性讨论。 肾为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本。肾好则人的精气神均好，肾是人体免疫力的重要保障。脾的作用也是巨大的，人没有脾这个后天之本，可能活不了几天，因为脾的作用是运化水谷，为人体各器官提供必要的营养，脾还主造血生血功能，脾胃不好，百病由生。中医四大家之一，脾土学派的李东垣之所以为后人所推崇，就在其创造了脾土理论，为后人治疗疾病探索出了一条重要的思路。 故益肾健脾思路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鲜少有医者对此有异议。癌瘤对人体的消耗，容易造成癌症患者出现神衰精疲，饮食不化等症状，在服用了一些健脾益肾的中药后，多数患者会出现改善，即便是对终末期的患者来说，也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改善患者的生存质量、延长患者的生存期。 而对一些在做放化疗治疗的患者而言，益肾健脾的治疗思路也是有很大的帮助的。放化疗属于损伤性治疗，在攻击肿瘤的同时，也会伤及人体的正气，导致患者白细胞降低、食欲下降、脱发掉发等问题，如能结合中医的益肾健脾的思路，对患者进行相应的扶正治疗，能迅速改善患者因为放化疗造成的损伤。 另外，患者在进行西医内科的非化疗治疗时，造成的一系列副作用，也可以通过中医的益肾健脾的思路来进行调理。笔者在临床中发现，多数癌症患者，存在过度输液的问题。这个问题会导致患者体内水液潴留严重，出现肢体肿胀

痣，几乎人人身上都有，但很少有人知道，就是这个看似无害的东西，有一天会不知不觉的发生癌变，发展为死亡率极高的恶性黑色素瘤。

中国传统艺术理论中，有一种观点认为，逸品为艺术之最上乘者。士之境界，也以功成而弗居的隐逸之士为最高。“逸”是一个象形字，从“兔”从“走”，其本意为野兔逃跑。引申而言，象征着超凡脱俗、卓尔不群的一种品质。逸者，出离也，超脱也，飘逸也。逸是一种出世和避世的态度，人之所以喜欢逸，想逸，乃因厌倦了滚滚红尘。 滚滚红尘之所以令人厌倦，根源在于人性中有破坏性的一面，人因自私、贪婪、好逸恶劳、爱慕虚荣、趋利避害、喜新厌旧等恶劣的习性而不惜加害自己的同胞以达到利己的目的，这种人类相处的模式自古即有之，直到人类毁灭那一日可能还会存在。 《圣经》中说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单从人的一些通性来说，自古至今，确实变化不大，人作出的多数事情，也确实不新鲜。这大概也是古人的著作，今天我们读来，依然能读得津津有味的原因吧。而宗教之所以如此吸引人，大概也与各种宗教都普遍提倡的无私博爱的精神恰是人类身上所缺乏的品质有关。 所以人与人相处，就像两只刺猬靠在一起取暖，靠近了刺得痛，离远了又会觉得冷。人与群体之间的关系，大致也如此，离开了难以生存，融入群体之中，又难免会产生种种不适。一个人活着活着，逐渐就会活出一种智慧来，懂得如何恰如其分的，与他人和群体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距离，活在一种“逸”的状态之中，与世无争。 东方人的理想人格，也体现在一些慈眉善目、乐于助人、宽厚大度而又与世无争的长者身上。从佛教、道教和儒教的造像艺术来看，我们也可以体会到这一点。庙里的菩萨、圣贤和神仙，个个都慈祥和蔼，长得一副无害人兽的样子。 在中国古代，倘若一个人一辈子过着一种与世无争，同时又乐于助人的生活，活出了人中逸品的境界，死后就很有可能被受其惠泽的某个地区的人民建庙祭祀。我的老家就有一座药王庙，庙里祭祀的是隋唐时期的一个大夫——药王孙思邈，据说他生前就曾在此地行医济世。在安徽、福建、陕西等地有一些被建庙供奉起来的肉身菩萨，这些肉身菩萨生前也是当地的一些修行人。 我相信多数人活到一定的年龄，都会愿意与人为善，也不爱争强好胜，一辈子刁难别人的人，毕竟在少数。但是人想成长到这种程度，需要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孔子说四十而不惑，我看现在这个时代，对很多人来说，要想达到四十而不惑这种状态还很难，因为我们身边，刺激我们感官的东西太多。而人只要尚沉迷在感官刺激的状态之中难以自拔，便很难与人性的劣根做真正的决裂。不与这些劣根决裂，我们便始终被其所惑，遭其控制，一遭其控制，便难免会如佛家常说的陷在无明之中。 所以一个人要进入逸的状态，首先就需要把一切看得通透，吃够了亏，上够了当，碰够了壁，经历过生死离别，贪婪过，舍弃过，得到过，失去过，乐也乐过，痛也痛过，悲过，喜过，自大过，谦卑过，最后将一切归于平淡。如此，方能驾驭得了自己的内心，使其不再如无缰之野马，四处乱串。也能超脱得了人性之劣根的一面，不再追名逐利、哗众取宠，也不再喜欢损人利己、残害他人。 如人类学家莫里斯所言，人的天性中除了有劣根性的一面，亦会有美好的一面。孔子将这美好的一面命名为“仁”，孟子将这美好的一面命名为“恻隐之心”，老子将这美好的一面命名为“慈”，佛陀将这美好的一面命名为“慈悲”，现代人统称之为爱心。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人类这美好的一面，源自于人具备的“理解与同情”的能力，正是由于人类中的每个健全的个体均具备感受痛苦，并且由于自己感受过痛苦，所以同情其他陷在痛苦中的人的能力，所以人身上才会拥有这令他人迷恋的一面，这一面，佛家名之为“同体大悲”的精神。倘若没有这一面，人间将只剩下血腥的自相残杀的场景。这也是多数人能够在红尘俗世中终老，而非隐逸在山林中死去的原因。…

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佛教也常说：生死事大，无常迅速，所以佛教常催促教徒努力修行，务必早证菩提，体悟解脱大道。 那么道是什么？孔子对道有孔子的解释，老子对道有老子的解释，佛陀对道有佛陀的解释，耶和华对道有耶和华的解释，这些圣人的徒子徒孙们，即便在同一门派，也会存在对道的理解不一的情况，由于这些分歧，各个思想派系或宗教派系又分裂成多个子派系，彼此不断攻讦，有时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和剥夺其他人的生命。这种事不但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在当下也经常发生。 同一家人，也常出现道不同，不相为谋，以致于同床异梦，同室操戈的情况，我所接触的病人中，有很多人的家庭成员间就因为道不同而纷争不断，这让他们想安心的养病治病成了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佛教说一个人临命终时，常有怨亲债主找上门来讨债，未必真有鬼魂之类的怨亲债主，但自己身边的人，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实在是不折不扣的讨债鬼。 我所见到的很多重症患者，生病后都处在“树欲静而风不止”的状态，他们想安心下来养病，但与身边人的恩怨却始终是“剪不断，理还乱”。结果，日日纠结于恩怨情仇，不免于五内如焚，病难好矣！ 在地球上，人为万物之首，处在食物链最顶端，人因有发达的智能而活得精彩，但人类的这种发达的智能并非只有益处没有坏处。 动物只要吃饱喝足了就很少会有烦恼，植物更是没有情感意识可言，而人的一生则充满了困惑和烦恼，地球上的生物中大概也只有人类爱自杀。佛教发展之初，佛教信徒成群结队的在恒河集体自杀，甚至直到玄奘法师到印度学佛时，这种集体自杀的现象仍然屡见不鲜，玄奘法师的《大唐西域记》中就记载了此事，后来佛教不得不加上戒杀的戒律。 动物也不像我们人类这样需要悟那么多道才能在这世上生存，尽管我们也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动物要想生存下去，也必须掌握一定的生存技巧，比如捕食和逃生的技巧。但是动物是不会有“闻道”的追求的，更不会因为自己脑子里的一些想法而自杀或者杀人。 人类的各种奇葩的行为中最令人费解的一点莫过于，他人大脑在想什么也会影响到我们的情绪，甚至有些愤怒的家伙，还会想办法去痛骂或者干掉那些想法与自己相异的同胞。家人之间，也常常因为对方想法和自己不一样而大动干戈。 这些都是因为人所信奉的“道”在起作用。我们的祖先类人猿，可能怎么也不会想到，他们的子孙有一天会进化到大脑里会装进“道”这个东西，早上闻道后，傍晚死了也无所谓，信奉某种道，殉道自杀和卫道杀人都会理直气壮。东方人还特别强调这个道靠悟，悟道成功的那一刻，简直就是惊天地泣鬼神。…

从小，我们的师长就教育我们，多个朋友多条路，鼓励我们广交朋友，从某些角度来说，这样的观念没什么不对。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多个朋友也多份累赘，少点交际会少很多烦恼。 人类需要不需要朋友？当然是需要的，因为一个人活着太孤独了。但是朋友多到了一定的数量，也是很容易令人崩溃的，社交这种事情，既累心又伤财，而且更加令人不爽的是，朋友的组成如果太复杂，和朋友交流着交流着，我们就会习染各种不良的情绪和习惯，最后变得焦虑不安、浮躁不堪。只要自己内心泰然，离群索居，可以轻松自在很多。 我这个人被身边的人习惯性的认为性格孤僻，不爱社交，以至于我老婆的一些同事，如果有喜庆事，我被老婆拽着去参加了，他们会以一种发现外星人时的那种惊叹的表情看着我，甚至会当面来一句：“周志远，你今天居然出来了，真是很不容易啊”，大有怀疑太阳当天从西边出山的感觉。 一般这种情况，我会先报之以蒙娜丽莎式微笑，再保持高深莫测式沉默，以维护自己在他们心目中的孤僻形象。毕竟，这种标签已经成为我个人的品牌性标签，维护了这个个人品牌，可以为我挡掉很多不必要的麻烦。比如张家大妈某年某月某日会突然请我捉刀，写篇文章；李家大叔某年某月某日会请我代为筹谋，如何编造借口，对付一下他们家顽固的子弟。而这些事情，实在是我很不愿意做的。 其实小时候我嘴巴很甜，见人就打招呼，我老娘在世时，直呼我为婊子嘴。就是现在性格也不孤僻，并非处理不了人际关系，也没有什么广场恐惧症、社交恐惧症之类的心理疾病。 一点不吹牛皮的说，以医为业之人，是这世上最会处理人际关系的人。一般人处理的人际关系，都是简单的，点点头哈哈腰就能维护得很好的人际关系。但是医生要处理的是非常复杂的人际关系，医生每天面对的都会是一群群心情不美丽的人，患者对医生的情绪很复杂，起伏波动，在现在这种医患纠纷频发的年代，一个不慎，医生会被上一刻还毕恭毕敬的患者或患属打得满地找牙。 所以说句玩笑话，诸位从我牙口完好皮肉也无外伤等情况，也是能判断出我还能应对得了这种职业性的复杂的社交工作的。扯这么多，无非不过证明我之逃避社交，非不能也，实不为也，现在证明完毕，验明正身，就可以押赴刑场，开刀问斩了，呵呵。 据一些人类学家研究，一个人一生结交的对象，如果超过了一百五十个，那么他结交的这些对象，就会对他造成负面影响。在现代这种处处讲人脉的社会里，很多人一年结交的对象，都不止一百五十个。尤其是商人、政客和业务员，更是需要与成千上万的人打交道，当然我们医生也不例外，所以他们的生活，也会因此而变得疲惫不堪。 我长期结交的朋友，一只手可以数过来，把我的师长算在内，不超过五个。即便放宽点标准，再把一些彼此相知，但是很少交往的老友也算上，也没法超过十个。但是这些朋友既然交上了，就不会是泛泛之交，虽然不敢夸张的说，这辈子生死与共，可确实关系可以密切到如同手足、生死不弃，亦即江湖上盛传的死党也。 所以人皆谓我孤僻，这种评价也不算错。我想我这种人，大概是什么都可以与朋友分享，唯独时间和女人是不能与其他人分享的。尤其是年过三十后，发现人生真是如白驹过隙，过得飞快，而自己想干的事情还很多，看样子这一辈子的时间是远远不够用的。…

医生与患者和患者家属的沟通是治疗的一个基本方面，良好的沟通不但有助于建立医患之间的信任，促进医患互相理解和体谅，而且对于患者的康复也是很有益处的。同时，由于肿瘤科的医生每天都在面对死亡，精神压力巨大，医患间的沟通也有助于缓解肿瘤科医生的心理压力，在当前医疗纠纷高发的情况下，良好的沟通还有助于减少医患纠纷。 但是多数肿瘤科的医生并未接受专业的与患者和患者家属间的沟通培训，图书馆里甚至连这一方面的文献资料都非常少，多数医学著作只关注医疗方案，鲜少有医著会提及沟通技巧的问题。笔者在实践中遭遇过这方面的困惑，阅读过有关文献，兹就笔者的阅读和个人在临床实践过程中的一些思考撰述此文，供大家参考和指正。 首先要承认的是，在专门进行这方面的学习之前，我本人在与患者和患者家属沟通的过程中，有很多地方是做得不够好的，有时甚至给患者和患者家属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心理伤害，而我自己由于缺乏这方面的技能培训，尚处在无知无觉的状态，对此，我深表歉意，希望能得到我的患者和患属的原谅。 在Dennis A . Cascinto主编的《临床肿瘤手册》一书中，编者提到，被患者认为最有价值的医患之间的交流是让患者和患者家属在医生的帮助和指导下建立起战胜病魔的信心和希望。这应该是几乎所有的患者和患者家属的共识。 通常，医护人员缺乏这种需要全面关心患者和患者家属的意识，缺乏与患者和患属在这方面的沟通，这种缺乏加重了患者和患者家属承受的病痛与压力。这可能也是目前患者对医护人员抱怨最多的地方，患者和患者家属常常会因为医生对其心理感受的漠然态度而倍感沮丧和恼怒。 据我自己的观察和体会，有时候，有些医护人员是在逃避这种沟通，因为这样的沟通是一项非常艰难的任务。在获悉自己或自己的亲人身患癌症后，多数人的精神容易陷入崩溃状态，所以肿瘤科的医生经常需要面对情绪极端低落的患者和患者家属，这非常容易导致肿瘤科医护人员自己精神压力过大，负面情绪过多。 尤其是，在国内目前医生诊务过度繁忙的情况下，医生所承受的精神压力太大。肿瘤科医生因为压力过大而尝试自杀以求解脱的，我亲自接触过的有两个。有一段时间我自己也非常抑郁，对人生深感绝望，患上了应激性胃溃疡。…

儒家的经典《大学》提出”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这样的一种人生理念，这是一种不断的自我革新的精神。三国时的吕蒙说了另一句话：”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之所以要刮目相看，就是因为“士”能“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清华大学的校训为“厚德载物，人文日新”，这个校训充分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这种重视自我革新的精神。 在佛教的《金刚经》中，佛陀说众生“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一个人如果在不断地学习和阅历人生，心就难免一直在变化，所以所谓的“我”（自我意识）并非一种永恒的存在，而是在日日新，会不断的发生变化。同样在《金刚经》中，佛陀认为，一个人要想得道成佛，获得最终的精神解脱，是需要从百千万佛，而非一佛二佛处种善根的，这实际上是在说，一个人需要广泛的从很多人那里学习，最终才能让自己的精神世界获得圆满。 在佛说《四十二章经》中，佛的弟子问佛“何者最明”的时候，佛陀说“心垢灭尽，净无瑕秽，是为最明。未有天地，逮于今日，十方所有，无有不见，无有不知，无有不闻，得一切智，可谓明矣”，佛陀是受过宫廷教育，非常博学和好学的一个人。在佛陀的时代，古印度动荡不安，一些智者到丛林之中修行，彼此思想交流频繁，辩论激烈，佛陀在这种环境中，也是经历了一个“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的阶段。所以对“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这样的自我瞬息万变的状态是深有体会的。 西方的心理学认为一个人的改变，首先要从认知上改变，所谓的改变认知，和儒家的“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是很相似的一种概念，而认知要想改变，就只有靠读万卷书和行万里路这样的方式来改变。 日新，从字面上理解，就是每一天都会有一个新的自我产生，每一天都在超越昨天的我。我个人的体会是，人过三十之后，日新的速度就会越来越快。尤其是当一个人明白了自省的重要性后，就会更加明显的“日日新”。这个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人，只要想改变，任何人都可以得到改变，只是有相当一部分人，性格顽固，拒绝改变自我。据我的观察，多数这样的人，是不具备反省精神的。 人为什么要日新？这个问题颇费思量，一部分人是因为喜欢思考，所以乐于日新。另一部分人是因为讨厌自己，所以需要日新。还有一部分人是因为生存能力和适应环境的能力太差，如果不日日新就容易被淘汰，所以不得不日新。更重要的是，在一个不断进化的社会群体中，如果我们不日日新，我们就不免要被群体淘汰。除非一个人已经做好了充分的精神准备，愿意从人类群体之中脱离出来，离群索居，否则的话，我们就不得不面临着我们周边的环境在“日日新”的现实，从而自己也尽最大可能的保持日日新的状态。 一些人类学家认为，人类社会越发展越复杂，社会组织发展的过程中牺牲了人类的个性，割断了旧人类与生俱来的与周边人群相连接的纽带，使得一些相对孱弱的个体在进入社会群体之后，非常的不适应。这是我们整个人类进化的过程中，难以避免的悲剧，人类的进化是以牺牲一部分弱者为代价的。若想不沦为社会发展的牺牲品，日日新是不可避免的。 在治学上，我是很反对顽固守旧，不肯“人文日新”的复古倾向的。一个社会或者个人过度的崇古和保守，是很难往前发展的。尤其是医学这样的需要不断进步以更好的解决人类身心疾病的学科，如果一味的崇古和保守，就很容易走进困境。

在经过了多年的对各种人生意义的质疑之后，我接受了这样的人生态度：人生是没有意义的。并且在可以预计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不打算改变自己的这种人生态度。 以前我看过一个科学家与一个有神论者之间的对话，可惜现在忘了这个科学家的名字，在谈到人生意义这个问题时，这个科学家笑了，他觉得讨论这个问题不如讨论下顿饭的着落更有价值。 哲学家罗素先生说他小时候因为思考人生意义这个问题，最后很抑郁，整天闷闷不乐，觉得人生毫无意义，既漫长又无聊。直到后来，罗素先生接触了数学之后，发现了数学学起来真是有趣极了，这才变得很快乐。 当然，罗素其实是一个爱好很广泛的天才式人物，他在文学、历史和哲学方面也建树不小，甚至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二战期间又乐于参加社会活动，因为反战，罗素后来和爱因斯坦一起发布了《罗素-爱因斯坦宣言》，爱因斯坦一生最爱看的就是罗素的书。除了学问之外，罗素还乐此不疲的谈了一场又一场的恋爱，一生结了四次婚，很难想象这样的一个人曾经如此抑郁。 季羡林老先生在耄耋之年回首自己的一生后，说觉得人的一生实在是毫无意义的。不但功名利禄毫无意义，就是自己等身的著作也是毫无意义，社会地位、在学术界的声誉、留下的学术思想都是毫无意义，所有一切都不过一场空而已。 我在上中学的时候也在思索人生的意义何在，因而被我的老师引进了哲学的殿堂。因为要想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只有学哲学，当然，宗教徒会另有看法，不过我的恩师不是个宗教徒。记得那时候，我经常在教室外的走廊里找我的老师谈心，谈论一些在那个年龄段很少有人去思考的问题，我的老师很少直接回答我，只是根据我的提问，从他家里带来了一摞又一摞的书放在我的课桌上，让我去阅读。 作为一个理工科生，思考这些问题有点儿不务正业。但是那时我其实很烦恼，一方面我的学习成绩很优秀，另一方面我又因为学习压力和成长引起的各种心理问题而苦恼不已，我需要自己走出来。 前些年，我曾给我自己的人生赋予过很多“意义”，设置了很多人生目标，让自己去追求。但渐渐的，我被自己恶心到了，最后觉得这些“意义”都很扯淡，不过是一种自我催眠的说法而已。有一段时间，我看了大量的人类学著作，从这些著作中，发现这个世界上各个族群，追求的人生意义大都不一样，有一些族群的人生意义和价值标准在其他族群看来，是很可笑和荒唐的，但他们自己却郑重其事地对待这一切。 人生意义是一个非常主观并且非常个人化的问题，有一些人认为这样的人生有意义，另一些人认为那样的人生有意义，在我的老家，多数人会觉得有钱的人生有意义，如果一定要追根究底的问下去，为什么有钱的人生有意义，大家也说不上来。我成长的过程中，很多人向我灌输过人生意义和人生价值观等观念，如今看起来，都是一些连他们自己也没想明白的陈腐的、从大众中习得的观念。我这个人对于未经自己认真思考和验证的观念不太容易接受。 在一本人类学著作中，我看到某个人类学家记载的萨摩亚人教育子女的方法，据说萨摩亚人在儿女很小的时候，会经常的刺激他们兴奋起来，然后迅速让其失落，这样教育起来的萨摩亚人成年后性格平和、淡定，幸福指数很高。萨摩亚人这个族群在教育子女这个问题上就很智慧，让人在很小的时候就对“亢奋－失落”这种人生模式很适应，长大后就不会因为人生的波折而懊恼，心态自然很冲淡和平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