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志远 ⁽³¹⁹⁷⁾

1. 我们知道中医包含着科学真理，非常宝贵的科学真理，但人们“以貌取人”，怀疑中医有没有真理，或进而认为中医是封建糟粕。 1984年5月16日致李印生——《钱学森书信选（上卷）》0088页，国防工业出版社 2008，6 2. 中医理论就是典型法，从病人各种典型概括出阴阳五行的理论。但就是对人体这一千百年事例中得出的中医理论也不能作为死教条，按病人实际情况还应做适当调整。中国有名的中医都是根据自己行医经验对医方做些适当变动，这才是名医，不是庸医。 1995年1月25日致李世辉——《钱学森书信选（下卷）》1010页 3. 医学不已有几千年的经验了吗？人的一生是有变化的，生、老、病、死。但模式基本一样，在几千年中重复了亿亿万万次，所以医学，特别是中医，是有经验基础的。 1994年12月2日致王寿云等六同志——《钱学森书信选（下卷）》0992页…

新华社报道，以色列魏茨曼科学研究所近日发布公报说，研究人员分析了11名高级别浆液性卵巢癌（一种最常见且恶性程度较高的卵巢癌）患者的肿瘤样本和邻近淋巴结中的免疫细胞，发现这些淋巴结中存在具有免疫记忆的B细胞，它们携带可识别肿瘤的抗体遗传信息。相关论文已发表在美国学术期刊《免疫》杂志上，这一发现为开发癌症免疫疗法及预防癌症复发提供了新思路。 实验显示，这些B细胞产生的抗体中，超过三分之一能够强效结合卵巢癌细胞，而对人体自身健康细胞结合能力较弱，表明其具有较强靶向性。 研究发现，这类记忆B细胞可能在肿瘤附近的淋巴结长期存在，但在淋巴结内并未表现出活跃免疫反应。在需要时，它们可以从淋巴结迁移至肿瘤部位并被激活，从而持续参与针对癌症的免疫反应。 研究还显示，部分记忆B细胞产生的抗体针对的是卵巢癌扩散所依赖的关键蛋白。由于癌细胞难以通过突变完全摆脱这类关键蛋白，因此相关抗体可能提供长期免疫保护。 至于为何具有免疫记忆的B细胞在淋巴结中未能被激活，研究确认，是巨噬细胞抑制了淋巴结内B细胞的活化。 对于大多数卵巢癌患者，现有免疫疗法效果普遍不理想。研究人员表明，这一新发现可能为改善相关治疗提供新的方向。 研究指出，人体或具备对癌症形成长期免疫记忆的能力，不仅可能据此开发出针对癌症的新型免疫疗法，还有望推动癌症免疫疗法从治疗用途进一步扩展至预防复发领域。未来若能调控这类B细胞活性，也可能用于抑制自身免疫性疾病中过度活跃的免疫反应等。 注：卵巢癌是一种很难治疗的妇科肿瘤，目前用贝伐珠单抗、PD-1、PD-L1、CAR-T等治疗卵巢癌的效果都不是很理想，以色列魏茨曼科学研究所的这项新研究，有希望为卵巢癌的免疫治疗开辟新的方向，但离临床实践还有很远的一段距离。

链球菌属是化脓性球菌中的一大类常见的革兰氏阳性球菌，广泛分布于自然界、人及动物粪便和健康人鼻咽部，大多数不发病。病原性链球菌主要引起人类的各种化脓性炎症，还可引起人类肺炎、猩红热等疾病。链球菌属中有一千多种链球菌，其中强致病的主要是A群链球菌，人类链球菌感染引起的疾病中，90%以上属A群链球菌感染所致，尤其是A群乙型溶血性链球菌。 链球菌所致的疾病包括： A群链球菌虽然致病力强，但不容易耐药，青霉素能抑制其生长，A群链球菌感染后，西医规范的治疗是用青霉素G和抗炎药治疗，疗程通常为7-10天。 如果不学习西医，我们很难把各种化脓性疾病、猩红热、风湿、肾小球肾炎等疾病联系到一起。联系不到一起，我们就难以找到更好地治疗这些疾病的方法。 化脓性疾病在中医属于“痈”，中医认为是热毒所致，治疗时主要采用清热解毒的思路，代表方剂有仙方活命饮、五味消毒饮等。 但笔者比对了许多治疗方法，发现治疗链球菌所致的化脓性扁桃体炎（中医病名为“乳蛾”）等疾病，最有效的方法是用佛甲草的草汁滴鼻。这个方法可以让患儿的症状半小时缓解、一夜痊愈，其治疗速度远快于青霉素G。过去十多年，笔者屡次用此方法，从未失手过。 佛甲草为什么对链球菌感染所致的化脓性扁桃体炎那么有效呢？笔者一度怀疑佛甲草有较强的抑制乙型溶血性链球菌的作用，但查阅文献和做实验，发现它可能只有弱抑菌作用。 但一种弱抑菌作用的草药却有如此好的疗效，那肯定是有别的尚未能完全研究明白的机制。当然，如今知道真正的病因后，笔者也怀疑，佛甲草对此病的作用是不是只是治标不治本，这有待将来在实践中去验证。 笔者进而想到的另一个问题是，风湿性关节炎、风湿性心脏病和肾小球肾炎这类疾病，西医在急性期用青霉素G治疗此类疾病的效果很好。但在现实中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是，很多患者容易被误诊或漏诊，或者因为患者和患者家人的疏忽，未能及时就诊。最后发展为慢性的风湿性关节炎、风湿性心脏病、肾小球肾炎等，影响深远。 而中医是认识不到风湿和肾小球肾炎与链球菌感染之间的关系的。在中医古籍中，风湿性关节炎是风湿痹痛，肾小球肾炎一般会被归于血尿、水肿等疾病，这两种疾病的治疗方法与“痈”并不一样。…

在《医垒元戎卷第四》中，王好古收录了某医官的一张治疗“症瘕”（多属现代医学中的肿瘤）的处方，此方无名称，但组方思路精巧，非常有启发意义。 该方组方如下：虻虫（面炒）四十个，水蛭（炒）四十个，斑蝥（去翅足，炒）一两，杜牛膝一两，当归三钱，红花三钱，滑石二钱半。 以上药共为细末，每次服用一钱（3g），生桃仁7个研细末，入酒调下。如血未通，再服，以通为度，饭前服用。 以笔者的经验，这张方剂最初一定出自于一个很有经验的临床医生之手，而且这个方剂应该是屡经修改过的。中国古代医生认为症瘕多因体内有瘀血，所以他们组方时注重使用活血化瘀、破血除积之药。这里的虻虫、水蛭、斑蝥、当归、红花、牛膝、桃仁均属于活血化瘀、破血消积的中药，只有一味滑石是利尿剂。 非常有意思的是，斑蝥这味药有很大的副作用，致死用量很低，它对肾脏和血管有伤害，而滑石恰好是能够减轻斑蝥副作用的一味药。本方以虻虫、水蛭、当归、红花、牛膝、桃仁协助斑蝥发挥作用，使得可以在减轻斑蝥的实际用量的情况下，增强其临床疗效，体现了传统中医组方时“相须为用，相得益彰”的指导原则。 而对斑蝥的毒性，这位组方者显然也是很熟悉的。最初拟定这张配方的医生不但采用了减毒的措施，将斑蝥去翅和足厚炒制——斑蝥一般是用糯米同炒至焦黄色，筛出糯米，再入药使用。他还使用了可以减轻斑蝥的副作用的滑石——当然，滑石也有一定的副作用，不过不像斑蝥那样有很强的致死性。 这个组方的力度很大，所以用量很轻，几种药共同研成细末后，每次总共只需要服用一钱，所以安全性还是较高的。古人认为斑蝥有“蚀疮”的作用，现代药理研究显示斑蝥有抗肿瘤作用。 斑蝥作为一种抗肿瘤药物，在临床上应用得较为广泛，用斑蝥制成的现代抗癌制剂有艾迪注射液、去甲斑蝥素片、复方斑蝥胶囊等。我个人的看法是，这些现代制剂在组方上，都没有这张方剂精巧，我们应该学习传统中医组方的这种巧妙的思路，而不是单纯的按照药物的药理作用来制定单一成分的现代制剂，那样制药，无法发挥中药复方的协同作用，疗效会打折扣的。

2025年6月6日是那年高考前的最后一天，那天吃完早饭后，我和父亲一起，去母亲的坟前祭奠母亲，告诉她，第二天，她46岁的儿子又要走进高考考场，参加国家的统招高考了。 在那前一周（5月30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给我发了一份《民事判决书》，判决我胜诉了一场交通事故民事纠纷的官司。这场官司经北京市海淀法院、北京市金融法院和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三次审理，均是我胜诉。 打这场官司的时候，我多少有点激于义愤。因为根据北京市既往的审判规则，我是会被裁决败诉的。那段日子我咨询的北京市的律师、警察、法官朋友，纷纷告诉我，那场官司我必定会败诉，律所甚至不肯代理我的官司。 但我希望改变这项不公平的审判规则，所以花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自学有关法律，写了一份长达42页的辩护词。也许是这份辩护词的逻辑太过缜密，所以这场官司初审，我就轻松胜诉了。起诉我的保险公司不服，又到上级法院两次上诉，依然是我胜诉。 根据我国类案同判制度，经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决的案例，将在北京地区产生指导作用，所以这场官司彻底改写了北京市既往的审判规则。这不只是我一个人的胜利，从此后，北京市的交通事故纠纷中，弱势的一方的权益将会得到法律的保护。 我身边好些学法律的朋友都感到很意外，因为他们认为必败无疑的官司，被一个不信邪的法律小白给打赢了。但看完我在一审、二审、再审中所写的辩护词，他们也都服气了。有两个法官朋友跟我开玩笑说，哪天你不想干医疗了，改行当律师，将会是非常成功的律师。 当时我多少有点自鸣得意，所以，回家参加高考的时候，在母亲的坟前和家父聊了这件事情。意外的是，我父亲非但没有附和我，反而教诲我不要仗着自己聪明去欺负别人。 我父亲年轻时算得上是村里的半个法官，我家是村民纠纷化解中心，经常有争吵不休的村民到我家找我父亲秉公评理。所以他一直保持一种凡事要公平公正的态度，他认为既往的审判规则既然存在那么多年，一定也有它存在的道理，他提醒我要换位思考。 父亲的这番谈话让我冷静了下来，那一刻我发自内心地佩服父亲的家教。即便北京市法院判决自己儿子赢了，他依然提醒儿子要换位思考。从这来看，父亲虽然年纪大了，甚至前两年还出现了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些早期症状，但思维能力和判断力依然很好。 因为父亲的这番谈话，我在后续与这家保险公司的医疗费索赔官司中，礼让了他们一步，最终双方和解了。…

山西中医药大学博士生导师、2017年被授予“国医大师”称号的王世民教授，1935年出生于河北省元氏县泜屯村（今苏阳乡纸屯村），其曾祖父王长宝为当地名医，当地乡民曾赠其曾祖父一块“佩德神医”的金字匾额。受其曾祖父的影响，王世民从小就立志长大后当医生。 1953年春，王世民的母亲因外伤未及时治疗，感染破伤风，不幸去世，当时正在上中学的王世民深受打击。 祸不单行，少年丧母之痛让王世民心力交瘁，自己也患了面神经麻痹。屡经中西医治疗，针灸从头扎到脚，也用了许多治疗中风的方剂，效果均不佳，历时两年，病情未能缓解。 这种锥心切肤之痛让王世民更加坚定了学医济世的决心，1956年，王世民高考时，毅然报考了北京中医学院（现北京中医药大学）并被录取，成了该校第一批大学生。历经六年寒窗苦读，于1962年顺利毕业。实习期间先后师从陆石如、孔嗣伯、刘渡舟、谢海洲、印会河等名家，得到了这些老大夫的悉心指点，学问日有长进，经验日渐丰富。 毕业后王世民被分配至山西省中医研究所（今山西省中医药研究院），第二年，被指定为山西四大名医之一的白清佐之徒弟，侍师襄诊，抄方、记录医案。并继承和整理白清佐老先生的临床经验，深得其真传。 在山西工作期间，王世民始终与刘渡舟、谢海洲、印会河等老师保持密切联系，请教问难，探讨学术，分析病情，发表文章，并从事中医类专著的编撰工作。先后协助中医儿科学家孙华士先生整理校定了《小儿药证直诀释义》《幼科金针》，协助印会河先生整理《中医内科新论》，还整理了《谢海洲临床经验辑要》《谢海洲医学文集》，协助刘寿山先生完成了《中药研究文献摘要》第二、三编的部分内容。 王世民教授一边从事中医文献编撰和整理工作，一边在山西中医药大学教学，同时还从事临床实践工作，教学研与临床相结合，打下了厚实的理论功底，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在对方药深入系统研究的基础上，王世民教授总结出“方对证，药对症”的临证思路，认为方剂的功效是方中各药物经过配伍组合而成的“合力”，定向地作用于某一病证而发挥的作用。并不是某一味药的作用，亦非是各药物作用的简单堆砌，药有个性之特长，方有合群之妙用。药物是组成方剂的单位，方剂是药物运用的更高形式。 王世民教授对中医方剂学的现代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长期的临证、教学、科研中，王世民感到只有探明方药的物质基础，才能最终揭示方剂产生疗效的真谛。很多古方名方组方严谨，疗效肯定，但有关其疗效的说明和机制的阐述大部分停留在过去直接观察所得到的宏观认识上，要想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探明微观机制，要想使古老的中医方剂配伍理论发扬光大，被世界所接受，必须进行实验研究。 对药物和方剂的功效的研究是王世民教授毕生工作的重点，他将其思想浓缩为“方对证，药对症”这六个字，笔者认为，这六个字才是中医真正的精髓。…

2026年5月31日，《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发布了美国多所医学院校共同参与的一项关于晚期胰腺癌新药daraxonrasib的临床试验研究报告，这项研究报告也在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芝加哥年会上公布了。 该临床试验项目共招募了500名已转移且无其他有效治疗方法的晚期胰腺癌患者，将其随机分成两组，对其中一组使用一种名为daraxonrasib的新药，另一组继续化疗。结果发现，口服daraxonrasib组的患者的中位生存期从约7个月延长至13个月，存活时间延长了近一倍。对照组化疗组的中位生存期只有6.7个月。 参与研究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医生温伯格（Zev Wainberg）指出，这是首款在这类患者身上显示出明显优于化疗的药物。 另一位参与研究的亚利桑那大学癌症中心医生施罗夫（Rachna Shroff）说，她从事胰腺癌治疗16年来，首次看到研究结果时甚至落泪。她指出，不少患者能够持续接受治疗，并从中获得持久且有意义的益处，疼痛减轻，生活质量也有所改善。 胰腺癌号称癌症之王，是死亡率最高的癌症之一。胰腺癌早期症状不明显，多数患者一发现即进入晚期，所以错失了早期手术根治的机会。 超过九成胰腺癌与KRAS（Kirsten Rat Sarcoma…

应该是因为天太热了，本周一第二节课，我们班一个女生在课堂上突发疾病，呼吸困难，手足抽搐，无法动弹，四肢冰凉。老师发现了，终止了讲课，后来，我们把她送到医院了。 周二，天气预报播报的本地气温是37度，但体感温度似乎有39度左右，部分同学的手机上显示的教室内的温度更高达40度，人在这样的高温条件下热得昏昏欲睡。 我们的教室里没有空调，热得更像蒸笼一样，风扇吹出来的风都是热的，周二的第三四节课，上课的老师都热得吃不消。周二下午和晚上，全校停课避暑。 年近五旬的我，本来用不着在这样的环境里吃这个苦的。但我对此行无怨无悔，尤其是最近，我在这里开启了我梦寐以求的一些基础医学研究，更让我觉得自己的这次人生选择简直太有意义了。 班里有个孩子有一次拿一些中年人的搞笑视频来对我说，叔，您本该去过这样的生活啊，何苦到这里来和我们卷？ 少年不知人世苦，笑问老叔何所求。 小时候我很希望长大后当一个科学家，从事科研工作。我做心理测试的时候，测试结果也显示我最适合从事的工作是研究员的工作。 但我们这些70年代出生于中国农村的人，年轻时因为家国之原因，许多人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梦想去为生存问题奋斗。那时候我们的国家实在是太穷了，还没有力量支撑一大批人做科研。我们自己的家庭也实在是太穷了，填饱肚子都成问题。 而科研是最吃经费的事情，一项动物实验的花费少则数万，多则几十万。还不一定能够成功，搞不好做几年的实验都会打水漂。 如今，国家实力比以前强了太多，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比以前高了许多，很多家庭都不再像以前一样无法为孩子的理想提供经济支撑。年轻人再想做科研，条件好了许多。…

据《卫报》报道，今年在芝加哥举行的美国临床肿瘤学会年会上提交的两项由休斯敦的MD安德森癌症中心牵头开展的研究，分析了美国1800多万名18至50岁成年人的健康数据。研究显示，过去30年，年轻人患上癌症的病例增加了近80%。 全球早发性癌症病例从1990年的182万起上升到2019年的326万起，而40多岁、30多岁及更年轻人群的癌症死亡率上升了27%。进一步的研究显示，年轻人不规律的睡眠模式可能与年轻人患癌风险升高有关联。 研究人员发现，睡眠习惯不佳的人更容易患上早发性肠癌、乳腺癌、子宫癌或卵巢癌。在某些情况下，被诊断为失眠的50岁以下人群，在五年内患癌的概率是一般人的三倍。 研究人员称：“这些发现显示，睡眠紊乱可能是早发性癌症风险分层中一个具临床意义且潜在可改变的风险因素，值得进一步研究。” 笔者认为，上述研究也可能存在另一种解释：睡眠差或许是身体发生早期癌变的征兆之一。无论是两种解释中的哪一种，都意味着睡眠差和癌症存在一定的关联。 随着人类的生活方式的改变，当代年轻人的作息规律与其父辈和祖辈有很大的不同，现在很少有人仍然坚持早睡早起的作息习惯，晚睡晚起者居多。 年轻人的睡眠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因素的干扰，工作压力大、越来越丰富多彩的夜生活和电子产品的广泛使用，都正在扰乱人类长期以来形成的自然作息习惯。 这些因素导致许多人存在睡眠问题，失眠与癌症、肥胖、糖尿病、抑郁症、老年痴呆症等慢性病都存在一定的关联。人类想更健康地活着，需要调整好作息习惯。 安德森癌症中心的这两项研究也为癌症的治疗带来了一些新的思路：一是应对失眠者开展更多的癌症早期筛查项目，以更早地发现他们身上可能存在的早期癌症；二是治疗癌症时，或许也应该考虑采取有效的措施，改善患者的睡眠质量，应将治疗失眠纳入癌症的综合治疗目标之一。 笔者多年来在临床实践中，也确实发现了癌症患者中的失眠者的比例比普通人群更高。如果能够有效地改善癌症患者的睡眠质量，对控制其病情的进展有一定的帮助。…

现在互联网上许多人鼓励癌症患者抗癌时要有乐观的心态，这是一件好事。但一部分人过度强调乐观心态的重要性，甚至夸大乐观态度的作用，这就有些过头了。 得了癌症，很多人会惊恐、紧张、焦虑和抑郁，对于这样的患者，确实有必要给予足够的鼓励，让他们走出对癌症的恐惧，卸下心头的压力。但另一部分患者，似乎被宣扬积极心态可以抗癌的论调洗脑了，相信靠积极的心态与有限的治疗或某种功法就可以抗癌，拒绝或害怕规范的抗癌治疗，这就很有问题。 虽然规范的抗癌治疗的确也不是百分之百的有效，但是全世界医生共同从临床数据中得出的医疗指南，比单独的某一个“大师”得出的结论还是要靠谱多了。按照规范的医学指南进行的综合治疗的患者总的治愈率是最高的，生存期也是最长的。 乐观的心态结合规范的治疗，才是癌症患者抗癌成功的最大保障。一味强调积极乐观的心态的作用，忽视规范的治疗，这是一种偏执，不是智慧。乐观过了头不叫乐观，叫失去理智了。 我为什么要写这样的文章来提醒各位癌症病友呢？是因为在现实中确实存在许多这样的“乐观主义者”，他们相信纯粹靠乐观主义就能打败癌症。可能他们的亲友也想竭力减轻他们的心理压力，所以对病情有所隐瞒，同时在劝慰患者要乐观时又用力过猛，再加上网上的一些不负责任的人的鼓吹，这导致患者在后续的治疗时，容易对规范治疗和综合治疗方案产生抗拒心理。最终造成无数悲剧。 老版电视剧《红楼梦》中林黛玉的扮演者陈晓旭女士就犯了这个错误，她过度的相信积极的心理暗示对癌症的作用，排斥规范的抗癌治疗，最终很不幸地早逝。 除了对心理暗示有执着的迷信，还有一部分患者对中医调理也有执着的迷信。我都是建议患者在规范的治疗中纳入中医，而不是完全迷信中医调理的单独作用。但因为我本人是以中医而为人所知的，所以很多患者想当然地认为我和他们在网上看到的一些鼓吹单独靠中医调理就能抗癌的人一样，这种认识是大错特错。 我在实践中见识了很多号称靠中医调理就能治愈癌症的，只不过遗憾的是，他们实际成功的案例很少，成功的比例太低，甚至不能排除那些成功的患者是别的因素的共同作用（比如采取了放化疗）所致的。中医调理有一定的意义，但在癌症治疗中，无论是用西药还是用中药，抗癌治疗才是主流，调理只是陪衬。把二者的重要性倒过来，势必会误导患者最终错失综合治疗的最好机会。 所以我希望各位癌症患者朋友，在保持乐观心态的同时，也一定要理性对待自己的医疗方案，选择规范的综合治疗方案，不要迟疑。规范的综合治疗方案是胜算最大的方案，如果说抗癌是一场赌博，那么这种综合治疗方案是赢面最大的。 只有失去了最佳治疗机会的患者，才有必要把最后的一线希望寄托在积极心态出奇迹上，其他的患者都应优先考虑规范的综合治疗方案。也只有基础疾病多，身体各器官功能已经很差的患者，才应选择最保守的治疗方案。奇迹确实存在，但是其概率太低，把希望寄托于渺茫的奇迹，很不理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