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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有个老中医招学徒，我慕名前往，希望能拜他为师，跟他学医。 见他第一面的时候，他拿出一张刑事判决书给我看，告诉我他因为行医时碰到医疗事故，整整遭受了十年的牢狱之灾。 这位老师对我说，你如果决定学医，就要有心理准备，也许有一天，你也会因为行医而锒铛入狱。 那时候我的母亲尚在世，正在为胃癌折磨着，因为救母心切，我没有为他所述的职业风险吓住，还是坚决的选择了从医的道路。 前两年，我的一位师叔给一个老年患者针灸，患者出现气胸后亡故，患者家属对我的这位师叔穷追猛打，师叔把一辈子的积蓄都赔给了他们一家，仍然难以平息他们的怒火。 而在我的老家，我的堂哥正在当乡村医生，为家乡的父老乡亲们治点头疼脑热的小毛病。他在卫校的一个同学，也是我们那里另一个村的乡村医生，前几年因为一次输液，造成了一个患者亡故，不但赔偿赔得倾家荡产，还挨了几顿痛打，从此不再言医。 有两年，我的堂哥因为受这件事情的刺激，改行去工地上做小工了。 这件事情发生后，我们镇上的乡村医生人人自危，好几个改行了。这给当地的医疗卫生事业带来了很大的麻烦，乡镇上的干部又苦口婆心的劝说他们从新回去当村医。 我在北京的某家医院上班时，跟了一个退休返聘的老中医做临床。 有一天病人走后，我的这位老师在诊室里语重心长的对我说：“不要随便评价其他医生的处方，无论人家处方开得多不好，在病人面前也要跟病人说，这方子开得很好。同仁同仁，天下医生，都属同仁，你若批评其他医生开的处方，搞不好就会导致这个同行吃官司。” 阅事多后，我才体会到我的老师实在是菩萨心肠。而我当年对很多医生的批评是少不更事之举。我完全没有想到自己可能会给这些医生带来麻烦，更没有想到，社会上这样的行为多了之后，整个医疗环境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今年暑假回家，我去我的一个高中老师家里做客时，我的老师跟我说，现在我们那里高分考生愿意学医的不是很少，而是没有了，同一类别的大学中，医学类的录取分数线比其他院校要低不少。 我由衷的感到难过，医疗事业要后继有人，是需要医学院有高素质的生源的。 我在一家中美合资的医院里工作时，一个在美国行医的医生是我们的投资人之一，有一次他来中国，和我畅谈了五六个小时，他说他在中国看到的医疗现状令他感到很痛心。 他说美国都是一流的学生去学医，而中国却很少一流的学生愿意学医，中国的基础医学的发展很令人忧心。 我的一个老乡，也是一个医生，他从国外留学回来，现在在中国科学院工作，正在参与筹办中国科学院医学院。 有一次我去他的办公室里和他聊天，他在惋惜，我们中国有那么多的优秀人才，但是我们的医学和人家发达国家的差距却很大。虽然国家有意建设一家一流的医学院，但是却不得不面临人才匮乏的局面。 医疗是高风险的事业，没有一个医生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可以把病人安全有效的治好。 由于医疗存在天然的不确定性，对甲患者有效的方案，对乙患者可能会是致命的。外科医生的病人死在手术台上，内科医生的病人死于药，都是屡见不鲜的事情。 我年轻时，对医生们的批评尤其多。等到我自己学医和跟师行医，亲历了医疗事业的复杂性后，不禁为自己年轻时的很多冲动的言行感到汗颜无地。 而如今，我看到的我们的媒体和自媒体上，煽动医患对立的新闻报道几乎每天都有，严重的医患纠纷则是每周都会有报道，一些德高望重的资深医师死于患者或患者家属刀下，引来的是网友们压倒性的喝彩声。 我在医院里工作时，曾经从事过最高层的管理工作，需要对医院的日常管理和发展负责，要处理医院里的各种突发事件，这是一段很难忘的工作经历。 医院是需要面对最苦最难的一个群体的地方，各种各样的患者，都会有。穷病交加的，性情暴戾的，报复心很强的，这些我们都要面对，医护人员的人身安全也很令人操心。 所以那段日子，我患了应急性的胃溃疡和反流性食管炎，辞职休息了一段时间后，不药而愈。 本周有两条关于医生的新闻令我感到有不吐不快之感。 一条是某女士在微博上曝光一个退休返聘的老大夫，在诊室里抽烟而且服务态度不好，她的微博引来不少的口诛笔伐。 后来大家才知道这位女士与这位老大夫发生冲突的原因是她看病不挂号而且插队。但是网友们对该医生的抽烟和态度不好不依不饶，各种诅骂不绝于耳。 医生在诊室内抽烟确实不对，但是我也跟我师父在基层医院呆过，恕我直言，基层医院在诊室内抽烟的大夫真的不少。不止医生，病人们也大多在诊室里抽烟。我国的戒烟事业做得不够好，很多医生在当医生前就有严重的烟瘾，一辈子都戒不了。…

笔者作为一个中医的实践者，对中医的疗效可谓知之甚深。 中医可以治不少病，包括对癌症之类的绝症也会有一定的疗效，但是把中医的疗效吹嘘到无所不能的程度的，不是无知，便是无良。 常常有人来跟我说，一个中医师说治疗不了某种疾病，那只是因为他还没学到家，中医学到家了，没有治疗不了的病。 这种论调，纯属胡扯，但是偏偏能够迷惑住很多患者和患者家属。因为病急乱投医，很多患者和患者家属，已经失去理智了，他们缺乏判断力。 被中医界誉为医圣的张仲景，在其传世名作《伤寒论》的序言中就提到他的二百多族人，不到十年时间，因为伤寒类疾病死去了三分之二。 医圣张仲景算不算中医学到家了呢？为什么他就救不了自己那么多族人？ 从张仲景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中，我们可以看出张仲景有时到病人家中看病，病人故意诈病以试探张仲景的医术。 这从侧面反映了张仲景在世时，还是有很多人不相信他的医术，而之所以如此，也正是因为张仲景没有百分之百的治愈率。 而被民间奉为药王，建庙供奉的孙思邈，在其著作《千金方》中亦提及，死于他自己手中的患者常十之七八，而其能救治的不过十之二三而已。 历朝历代的负责任的临床医生，写的医著都很诚恳，坦言自己对重大疾病胜算不高。 比如中医外科正宗派的创始人陈实功，在其《外科正宗》一书中，就明确的指出，如”乳岩“（即今之乳癌）等疾病，他是无法治愈的，仅能帮助部分患者带病延年而已。 再如清代名医徐灵胎提及“噎嗝”（即今之胃癌、贲门癌和食管癌之类疾病）这类疾病“百人得，百人死”，坦言其自己亦无能为力。 近代北京四大名医之一的施今墨先生，算是旷古少见的中医奇才之一，他对自己的学生说：“人家都说我是名医，其实我一辈子还是没见过的病多，看不好的病多。” 施今墨先生晚年患了膀胱癌，自己诊断不出来也治疗不了，家人向他隐瞒病情。施今墨痛苦万分，临终前要求捐出自己的遗体供医学研究用。 从历代名医的医著中，能找到的类似的文字不胜枚举。而我至今所见到的那种鼓吹中医无所不能者，尚没有一个人在中医界的影响力可以达到以上这些名医的程度。 鼓吹中医万能者，不外乎三类人，一类是无知，二类是无良，还有一类是因为自己或自己亲人西医治疗无效后痛恨西医者。这第三类人，毫无理性可言，倘若中医治疗无效，他也会痛恨中医。 无知者实在是很可悲的，我在中医行业里，对中医界的很多事情知之甚深。 有相当多的学中医的，学识和眼光均非常的狭隘，低学历，读书少，见识浅，而且动辄自高自大的认为别人悟性低，自己悟性高。 说实话，中医界真的没有网罗多少优秀人才，高分考生学中医的极少，这是中医发展的重大遗憾之一。要想培养出真正的顶级的中医人才，还是需要从尖子生中网罗一批中医学子来。 但是眼下中医对尖子生的吸引力不够，所以中医院校招不到优质生源。一些老中医大夫以师带徒的模式带出来的徒弟中，也很少优秀人才。这种大的趋势导致中医界优秀的后继人才数量有限。 学中医的对现代医学应有充分的了解，甚至应该在其专攻的领域，有相当深厚的现代医学基础。排斥现代医学，诽谤现代医学，是对患者的生命不负责任的行为。很多疾病，中医治疗就是不占优势，学中医者鼓吹中医无所不能，蛊惑患者放弃现代医学，和谋杀患者并无区别。 还有一类就是打着中医的幌子骗人的无良的骗子，这些可以说是中医界的老鼠屎。他们以谋财为目的，拼命的鼓吹中医无所不能，为自己打广告。 比如屡见不鲜的伪中医科普文章鼓吹癌症患者完全不能手术和放化疗，一些患者或者患者家属看到了类似文章后，深受影响，不敢碰现代医学。其结果是导致很多早期的癌症患者错失最佳的手术机会，白丢了一条性命。 不是说中医不能治疗癌症，而是癌症这类疾病，在早中期这种阶段，尤其是早期阶段，手术切除的根治率相当高，远非中医所能及。碰上这类患者，从为患者负责任的角度出发，应该告知患者尽快手术，勿错失机会。 新加坡是允许中医执业的，但是在新加坡这样的地方，一个中医师如果给患者洗脑，导致患者错失最佳手术时机，这个中医师是会被判刑的。 从古至今，负责任的疡医，在肿瘤患者有手术机会时，都会尽早给患者做手术。中医外科过去是有手术的，中医外科管手术叫“刀圭之术”。 我们的很多中医外科名著中都记载有手术。比如《秘传眼科龙木传》中记载有白内障手术，《外科正宗》中记载有气管切开术、鼻息肉摘除术、食管缝合术、截肢术等。但是传统手术与现代的无菌手术相比，安全性是不高的，患者在手术时承受的痛苦也太大，所以逐渐被淘汰了。 一些不学无术或者别有用心的中医迷或打着中医的幌子行骗的人，根本就不了解中医外科史上有这些东西，一味欺骗患者，反对手术。…

大北京城实在太大了，以至于多数人，来到这座城市，都难头角峥嵘，最后只好都活得不显山不露水的。 林语堂的《京华烟云》一开始便塑造了姚思安这样一个居住在北京城的，与世无争的道家人物形象。以前我不是很理解，按理说，在天子脚下的这块土地上，人应崇尚奋斗才是，怎么会热爱清净无为的生活呢？ 在北京住的时间长了，渐渐就体会到，泡在这座巨大的文化熔炉中久了，人特别容易“百炼钢化为绕指柔”。在小地方要用一辈子去经历的事情，在这里，可能只用极短的一段时间就都经历完了。 而一个中国人阅历丰富后，就很有可能不自觉的成了道家门徒。 我在北京城呆了近二十年，前十年活出了一个热血青年的风采，奋发有为，连与人讲话都是铿锵有力的。近十年则活出了道家人物的清净无为的况味。与世无争，与人无怨，朋友聚会时，能不说话就不说话。久而久之，就没有朋友在聚会时会想到邀请我了。 人人都说北京城藏龙卧虎、人才济济，京都素来都是“居不易”的地方，这里一直都在上演着残酷而又激烈的生存竞争，从不谢幕。 在这样一个地方，无论是胜出者还是落败者，都会“伤痕累累”。说北京城是枪林弹雨也许夸张了点，但是混在北京城的人，谁没受过几次伤呢？ 钱钟书在《围城》中说出了一段经典的名言“留了学可以摆脱这种自卑心理，并非为了高深学问，出洋好比出痘子、出痦子，非出不可，见了博士硕士这些微生虫们，有抵抗力自卫。” 人生有很多的事情和钱钟书所说的留学一样，就像出痘子，总得出一回。这“痘子”不出出来，有很多人是不甘心的。出过“痘子”，也就对“痘子”免疫了。 在北京城有个好处，一个人一辈子要出的各种“痘子”、“痦子”，用不了几年，就都出出来了。 所以老北京自然而然的就带着一股道家人物的味道，热爱逛花鸟虫鱼市场，热爱在林荫道下遛弯子，热爱在街边下盲棋，就是不热爱谈论奋斗。 你若认为这帮老爷们儿都是草包笨蛋，那就大错特错了。当他们一展才艺时，你会发现这些看起来无所事事的家伙中，高手如云。 走进北京城的任何一家大公园，那些平时提笼架鸟、栽花种草，看似游手好闲的“北京人”们，演奏乐器的水平都令人折服不已。 光这足以媲美专业人士的演奏水平，就知道他们平时在家里下了很多的苦功夫。他们心中究竟还有多少丘壑，大概也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了。 清代有个文人叫李渔，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道家门徒，他写了一本书《闲情偶寄》，李渔在其著作中极力推崇各种悠闲而有情趣的生活方式，李渔所推崇的生活方式在中国很是深入人心。李渔的文章，是那种波澜不惊的世外闲人式的自述式文字，读来令人胸怀为之一宽。 有人说，中国的传统文化都东流到日本去了。看过李渔的《闲情偶寄》和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研究日本人的经典名著《菊与刀》后，我们就知道，日本人还是没有学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真正在传统文化的熏陶下长大的中国人，是轻松自适的。并不像日本人一样，一辈子背着沉重的精神包袱活着。也不像日本人那样，容易发展出军国主义这样的极端的民族情绪来。 罗素先生到过中国后，对中国人传统的生活方式艳羡不已。虽然彼时的中国正处在被世界列强凌辱的境况之下，但是罗素先生还是从普通中国人的生活态度中，找到了中国文化中至为宝贵的精髓。这种精髓，后来就体现在罗素先生的《悠闲颂》和《无用的知识》等一系列的文章中。 中国人的学问，很多是在悠闲的生活中玩出来的。朱熹在品论《中庸》时说：“善读者玩索而有得焉，则终身受用之，有不能尽者矣。”《闲情偶寄》是朱熹所说的这种“玩索而有得”的典型例子。 古人云“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从古至今，能够在学问上走向精深者，莫不是陶醉其中“玩索而有得”的“乐之者”。 《菜根谭》中有段话说：“学者有段兢业的心思，又要有段潇洒的趣味，若一味敛束清苦，是有秋杀无春生，何以发育万物？”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一个人治学，既要有兢兢业业的心思，又要有潇洒自如的趣味，若只知道一味的清苦勤勉，就像只有秋天的肃杀之气，没有春天的生发之气，是不能生育万物的。 所以《菜根谭》的作者洪应明又说了这样一段话：“忧勤是美德，太苦则无以适性怡情；澹泊是高风，太枯则无以济人利物。” 洪的这种观点就是一种典型的中庸之道，凡事适可而止，张弛有度，才能焕发出一股勃勃生机来。枯燥的学问，也只有这样去研究，才能研究出趣味来，才能真正的做到“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 但一个人要磨练出这样的心态来，是很不容易的。我个人认为，一个人也只有历经风雨，到了而立之后，才能渐渐的步入这样的境界。真正要做学问，需要特别冲淡平和的心态，随缘、不争、少求、不惑、无忧，唯有这样，才不至于急切和浮躁。 我上高二时，有段时间有些浮躁，我的老师李立新先生给我拿来一本流沙河先生写的《庄子现代版》。此后这本书伴随我二十多年，我无论走到哪里，书架上都会有一本《庄子现代版》，时不时的会拿出来翻翻。 《庄子》的译者和注家特别多，我为什么特别喜欢流沙河先生的《庄子现代版》呢？是因为我觉得流沙河先生写《庄子现代版》时的心境，和庄子本人著《庄子》原著时特别的相似。 流沙河先生是在文革过后翻译《庄子现代版》的，他的翻译并非对原文进行一字一句的文白对译，而是融入了他自己的再创作。…

​人一生大概都会经历一个加减法的过程，中年前，精力旺盛，总是孜孜不倦的往自己的人生中“加”入各种东西，年过中年或者患了一场大病后，就会意识到“减”的重要性。 中国古人认为，静可养生，躁能害命，这是不无道理的。 我从事中医治疗癌症多年，见过的很多的癌症患者，尤其是中年以后患癌的患者，客观的说，其自己的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是导致其患癌的重要诱因。 人的体质生而有差异，有些人生来虚弱，有些人禀赋强壮，这种差异属于先天性的。但是不是禀赋强壮的就比生来虚弱的人更长寿呢？答案是否定的。 生来虚弱者，自知身体不够强壮，静以养身，所以看起来病病歪歪，反而活得长的很多。禀赋强壮者，自恃体质好，不知爱惜自己的身体，欲望多，活得很折腾，结果人到中年，身体就要为自己过去的折腾付出代价了。 人适当的懒惰点和不思进取点不是坏事，庄子主张人应该活在“有用”与“无用”之间，从身体健康这个立场出发，庄子提倡的这种人生态度是最适合的。不能太“有用”，太有用就意味着一辈子操劳，不能太没用，太没用就意味着生存不下去，适中的状态是最佳的。 《小有经》中有段话：“少思，少念，少欲，少事，少语，少笑，少愁，少乐，少喜，少怒，少好，少恶，此十二少，乃养生之都契也。多思则神怠，多念则志散，多欲则损智，多事则形疲，多语则气争，多笑则伤藏，多愁则心慑，多乐则意溢，多喜则忘错昏乱，多怒则百脉不定，多好则专迷不治，多恶则焦煎无欢。此十二多不除，丧生之本也。” 这段话反应了我国古代的养生家的基本态度，养生就要少耗费自己精气神，保住自己的元气。若一个人事情多，欲望多，情绪多，身心就不免受累，身心受累久了，就恢复不过来了。 《明医论》认为：“疾之所起，自生五劳，五劳既用，二藏先损，心肾受邪，脏腑俱病。五劳者：一曰志劳，二曰思劳，三曰心劳，四曰忧劳，五曰疲劳。五劳则生六极：一曰气极，二曰血极，三曰筋极，四曰骨极，五曰精极，六曰髓极。六极即为七伤，七伤故变为七痛，七痛为病，令人邪气多正气少，忽忽喜怒悲伤，不乐饮食，不生肌肤，颜色无泽，发白枯槁，甚者令人得大风偏枯筋缩，百关隔塞，羸瘦短气，腰脚疼痛。” 这段话反应了中国古人已经认识到过劳对人的身心健康的伤害。我们经常看到一些过劳者猝死的报道，这只是冰山一角。更多的过劳者，不会发生猝死，但是会患上各种慢性病和职业病，到了中老年后，就得为自己过去的操劳付出代价了。 青牛道士提倡了另一种养生的论点：“食不欲过饱，故道士先饥而食也。饮不欲过多，故道士先渴而饮也。食毕行数百步，中益也。暮食毕，行五里许乃卧，令人除病。凡食，先欲得食热食，次食温暖食，次冷食。食热暖食迄，如无冷食者，即吃冷水一两咽，甚妙。若能恒记，即是养性之要诀也。凡食，欲得闲，微吸气，咽一两咽，乃食，主无病。” 可见养生不但要做到事少欲望少情绪少，而且吃也要尽量少吃，饭后还要运动。我国古代的养生理论中，有一种观点认为，吃得少不但要体现在控制食量少，还应体现在控制食物种类上。 这一点可能与现代营养学理论有冲突，但是最近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些新闻报道中世界上各国的长寿老人中，不乏一辈子食谱极狭窄者。 2017年4月17日去世的意大利一位117岁的妇女Emma Morano，曾经一度保持了全球最长寿老人的记录，她一辈子吃的东西极简单，每天都只吃同样的食物，一天吃三个鸡蛋，根本不吃水果。 笔者亲戚中有个百岁老人瑞，至今仍然健在，一辈子一日只吃两餐，早餐是不吃的，中晚餐大多数时候也是吃家中人吃剩下的。但是因为生活简单快乐，所以直到现在仍然还活着，并且还在操持家务。 所以仅从养生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现代社会丰富多彩的生活，未必是好事。一个人心淡点，躲开名利场，活得悠闲点，身心少些劳累。于家人于自己都是有利无弊的。

中医治疗癌症的理法方药 第一部 理 1 从东巴文化说起 在我国云南丽江，生活着一个叫纳西族的少数民族，纳西族虽然人口不多，但是却有自己的文化、宗教和医学，人们习惯的把纳西族的文化称为东巴文化。 纳西族有自己的象形文字，纳西族本土信奉的宗教是东巴教，纳西人管纳西族的宗教领袖叫东巴。纳西族的大东巴非但掌握各种宗教祭祀方面的知识，同时也掌握很多原始医学方面的知识。 对于人类学家来说，东巴文化是一块人类古文化的活化石。 20世纪初，美籍奥地利人，著名的人类学家约瑟夫·洛克来到这里，对东巴文化进行了长达几十年的研究，东巴文化也因为洛克而一举闻名于世。 东巴文化有无穷的魅力，洛克对其十分着迷。1962年，洛克临去世前，对身边的朋友说，我与其病死在床上，不如死在藏区河畔的花草丛中。 2017年春夏之交，我应一个纳西族肺癌患者的女儿之邀，到丽江为其父亲治病，有幸接触到东巴文化，也有幸到洛克在丽江的故居一游，在与看守洛克故居的老人攀谈的过程中，了解到洛克在丽江做人类学研究时的一些往事。 洛克故居就在玉龙雪山脚下，坐在洛克故居的院子里，静看院中的花木草石，有种与浮世隔绝的幸福感。丽江旅游虽然火爆，但是几乎没有什么外地游客会到访洛克的故居，因为很少有游客会关注一个人类学家。 邀请我去丽江的这个纳西族家庭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患者的两个女儿温婉、平和、友善的性格，和患者本人安静自若的生活态度，都是我在出诊过程中很少见到的。 在这个纳西族家庭的小院子里，我欣赏着患者花了多年的心血栽培的各种花卉与草药。听着老人为我讲解纳西族的一些风俗习惯，雪山脚下安适祥和的生活韵味在老人不紧不慢的生活节奏中一览无余。 因为患上了晚期肺癌，这个纳西族老人的时日无多。癌痛虽然折磨着他，但是当他躺在自己的躺椅上，看着满园自己种植的花花草草时，幸福还是洋溢在他的脸上。 东巴教是一种相信泛神论的宗教，纳西人相信天地万物皆有灵魂。纳西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热爱自然，相信人死后会有另一个世界存在。我所接触的这个纳西族家庭，除了信仰东巴教外，也还信仰佛教。 这个纳西族家庭面对生死的态度令我感动。我用这样的一段文字来开始一本医学专著的写作，并非为了哗众取宠，而是希望读者们思考一个问题：医学的终极目的是什么？ 在癌症尚未被完全攻克的时代，一个人患了癌症，在我们中国民间的说法就是被医生们判了死刑。 在纳西族，和是一个大姓，我不知道纳西人为什么 渡边淳一，生命的本质

今年暑假，有一天，学而思培训班的老师给我打电话，问我儿子为什么只上了一次课，就没再去上课了。我跟培训班的老师说，我不希望我的孩子整个暑假都在上各种培训班，以至于玩不好，所以这培训班就不上了。听了我的回答，打电话给我的老师竟无语凝噎。 北京的孩子真的蛮可怜，从小就被逼着要上各种培训班。为了小升初，为了初中毕业能上个好高中，为了高考时能上所好大学，疲于奔命的上各种培训班。除此之外，还会有各种特长班需要上。 我的孩子天赋很好，很多人告诉我，把你儿子送到什么地方去培训培训，将来一定会有大成就。我这个人比较倔，从来没想过让我儿子今后有什么大成就，只希望他能活得不那么烦恼，多点快乐，所以很坚决的拒绝了这样的建议。 我自己兄弟俩从小就被寄予厚望，这从我们的名字就可以看出来，志远者，志向远大也。我哥哥叫志高，我兄弟俩的名字是从“志当存高远”这句名言中截取出来的。这两个名字听起来就振奋人心，同时又狂妄自大。 名字，看起来只是一个符号，其实不然，名字就像一个人一生的影子一样，对人影响很大。我觉得我兄弟俩从小就像被打了鸡血一样，活得很励志，也因此很累，甚至可以说疲惫不堪。 为了名副其实，我们都树立了很高远的理想。为了实现我们的理想，也都付出了比一般人多得多的努力。我们的性格深受我们的名字的影响。因为我们的名字正是我们的父亲对我们最初的期望。 直到我们年过而立，兄弟俩按照世俗的看法，被划为了碌碌无为之辈，成了人家眼中的笑柄，饭后的谈资。我们才深切的体会到了，这名字害了我们一辈子。如果人生能够重新开始，我希望我老爹给我取个阿猫阿狗之类的名字，别用这打了鸡血一样的名字来坑我了。 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励志故事泛滥成灾的时代。我个人觉得，励志故事听多了，人会听傻。傻到一定的程度，活着就像果戈理笔下的死魂灵一样，又像法国哲学家勒庞笔下的“乌合之众”一样，完全没有了自己的脑子，不知道该如何独立思考。 人凭什么要成功啊？我真是想不明白芸芸众生，挤破头的想成功是为了什么。不但自己挤破头想成功，还逼着自己的孩子挤破头的想成功。 成功了就能幸福？成功了就能快乐？成功了就比别人多点啥？人生除了成功就没别的意义了？ 我们现代人总是自诩我们现代文明比古代文明发达，我们现代人比古代人智慧。从人类的脑容量来看，近一万年，我们人类的智力进化微乎其微。而从人类近一万年的文明史来看，我们在生活态度上，几乎没有什么进化可言。

隋开皇十二年，后来被奉为禅宗四祖的司马道信，正值十四岁，还只是个小沙弥。 有一天这个小沙弥去礼谒禅宗三祖僧璨大师。 初礼三祖时，道信对僧璨说“愿和尚慈悲，乞与解脱法门。” 三祖反问：“谁缚汝？” 道信道：“无人缚。” 三祖道：“何更求解脱乎？” 道信禅师闻言，当下大悟。 这是禅宗史上的一段公案。说的是四祖道信禅师得三祖僧璨大师的指点，闻言大悟的事情。 这个公案翻译成现代文，大概意思是这样的： 四祖司马道信禅师见到三祖，纳头便拜，请三祖僧璨赐予他解脱的法门。 三祖反问四祖：“有谁绑着你了吗？” 四祖回答没有。 三祖接着追问：“既然没有人绑着你，还求什么解脱呢？” 四祖闻言立即大悟。 据说就这么一问一答，四祖道信禅师就算是领悟了甚深佛法。 禅宗的故事，多少都有点浪漫的色彩。把一件极难的事情，三言两语的解决掉。这样轻巧的解决方法，对我这样的俗世凡夫来说，不具备操作性。 现实中，一个人不是没有顿悟的时刻，而是顿悟之后是不是从根本上解决了自己的问题呢？我个人表示怀疑。 一个人的一生，受束缚是客观存在的。法律的束缚，世俗的束缚，亲情的束缚，友情的束缚，还有人体肉身对衣食住行性的需求，无不束缚着我们。 一个人想随心所欲，为所欲为，是几乎完全不可能的一件事。 那么，什么样的人受束缚最少呢？ 星云大师给出了一个答案。有一次星云大师接受采访时说，他一辈子没有与任何一个人走得太近，所以一生甚少牵挂，乐得轻松。 对此，我多少有点同感。 我从上高二开始，渐渐的只喜欢读书写作，不喜欢与人密切的交往。等到考入大学后，这种倾向就愈演愈烈。 从学校出来后，干脆在国家图书馆附近定居，多数时间泡在图书馆中或者呆在自己的书房里，读书，学医，写作，制药，治病，栽花种草，如此这般的活着，转眼间到现在快二十年了。 如今就已经完全习惯了这种生活，我这生不会有多大的波动，余生基本上也只会是循着这个足迹，波澜不惊的活下去。 所以我的朋友极少，假如不是偶尔的结交了几个生死之交的话，可能更会像独行侠一样。 如今我的知己也大多“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天各一方了，一年到头也就偶尔聚一两次，真如古人所说的”君子之交淡如水“了。 所以回归到日常生活中来，工作和家庭生活之余，便是长年累月的形单影只：一人，一堆书，一部手机，一台电脑。…

岳美中老大夫是深受我国当代中医界敬重的一位临床中医大师。

如果一定要把我自己归为哪个思想家的门徒，我情愿选择庄子。 司马迁给庄子写了个小传，说庄子“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 这前一句话的意思是说，庄子是个博览群书的人，但其要皆归于老子，所以道家的哲学思想又常被称为老庄之道。 后人总将老庄并提，一是因为庄子极力推崇老子的学说，二是二者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确实很相似。 这后一句话是说庄子这个人写文章恣意汪洋，随心所欲，只为自娱自乐，所以王公大臣，富贵显达们不鸟他。 王公大臣们不鸟庄子，庄子也不鸟他们。这从《庄子》一书中，庄子与王公大臣们辛辣的对话中可以看出来。 庄子身上的这点傲骨，自有一种天生的风流倜傥在，其他人是模仿不来的。 楚王派两名大夫请庄子去楚国当相爷，正碰上庄子在河边垂钓。 庄子听了两位大夫的一番恭维之词后，反应很冷淡，对两位大夫说，听说贵国的御花园里养着一只三千岁的灵龟，前不久死了，楚王吩咐厚葬，哀荣备至。 如果二位是那只灵龟，请问二位是愿意在烂泥塘里拖着尾巴活着呢，还是愿意把自己的遗骸留在庙堂之中，享受香火的供奉？ 两位大夫说，那当然是愿意拖着尾巴活在烂泥塘里啊。庄子说，那二位请回吧，就让老朽拖着尾巴活在烂泥塘里。 诸子百家中，文章写得比庄子的文章更漂亮的没有。 庄子行文如流水，亦庄亦谐，见识高妙，思想深奥，但是文风却又调皮活泼，不像老子那样严肃认真。如果真的文如其人的话，现实中的庄子一定是一个洞彻世事，却又顽皮可爱的人。 庄子才华横溢，但是这个人既无意于功名，也不觉得博学多知有多了不起，不像很多读书人那样自视清高。庄子不以世外高人自命，他的凡夫心态使得庄子的文章读起来让人很有亲切感。 庄子文章中经常自嘲自讽，用现代话来说，庄子可以算是个自黑高手。 庄子读书写作，交朋结友，纯粹是为了“自适”。 何谓“自适”？“自适”者，就是博自己一乐。古往今来，最轻松自在的事情莫过于“自适”这两个字。 一个人著书立说，若有讨好的对象，文字中就不免暗藏着一股媚态。庄子不想讨好任何人，所以爱怎么写就怎么写。 当然，有很多人都能这样写作，但是却有一点比不上庄子：没有庄子有才华，写出来的东西不好看。庄子这天赋是爹妈生的，强求不来。 同样强求不来的，还有庄子豁达知命的人生态度。 庄子妻死，庄子鼓盆而歌，庄子的老朋友惠施指责庄子薄情寡义，老妻陪你一辈子，帮你生儿育女，如今驾鹤西归，你不悲伤痛哭也就罢了，居然还快乐的敲着个破盆子唱歌。 庄子回答惠施，老伴刚亡故时，我何尝不痛苦？但是想想她从大自然中来，又回归到大自然中去，没了在人世间的一地鸡毛的烦恼，正该为她高兴才是。 惠施语塞，放下一袋子钱作丧礼，走了。 庄子将死，庄子的门人弟子们围着庄子，讨论应该如何安葬庄子。庄子说，天地给我作棺椁，日月星辰给我作珍珠碧玉，万物给我作陪葬，何劳尔等多事？ 弟子们怕庄子的尸体被秃鹫啄食了。庄子说，葬在地里给蝼蚁吃，天葬给秃鹫吃，土葬不过是从秃鹫嘴巴里抢出食物喂蝼蚁而已，有何区别？何必多此一举？ 门人弟子语塞，厚葬之议作罢。 这就是庄子，一个洒脱有趣的人。

中医开方，用药多，方子杂，素来都容易被批评，就是施今墨先生这样的大名医，也难免因为素来喜欢用大方剂而被非议。 尤其是那些用惯了经方的中医师，更是对用大处方者不屑一顾。而患者和患者家属，从经济角度考虑，当然更加的喜欢小处方。 但是笔者临床治疗晚期癌症多年，深切的体会到，用药味繁多的大方子，对癌症患者来说，是很有好处的。 而且也深切的体会到像施今墨和李东垣这样的成为一代宗师的名医，用大方子不是没有缘由的。 清代名医徐灵胎写过一篇文章《名医不可为论》，这是一篇很有趣的文章，老实说，并不是所有的从医者都能体会到徐灵胎的这篇文章的况味。 一个医生，只有成为了名医，才能对徐灵胎文中所说的诸多现象有深切的体会。 徐的文章中有这样的一段话：“故病家凡属轻小之疾，不即延治，必病势危笃，近医束手，举家以为危，然后求之。夫病势而人人以为危，则真危矣。又其病必迁延日久，屡易医家，广试药石，一误再误，病情数变，已成坏症。为名医者，岂真有起死回生之术哉？病家不明真理，以为如此大名，必有回天之力，若亦如他医之束手，亦何以异于人哉？” 我之所以大段的引用这段话，实在是这段话说得太中肯了。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一般的病人，病情轻的时候大多是不去找那些名医治疗的，一定要到患者病情危重到了其他医生束手无策时，才会去找名医治疗。 我这些年所碰到的很多患者，找到我时，告诉我，他们已经找遍了中西医，找到我这里，算是找到最后一站了，希望我能给他们创造奇迹。这些患者病情棘手的程度，令人望而生畏。 曾经有个淋巴瘤患者，认识我两年，一直没有找我治疗。两年内在他们本地到处找医生治疗，治疗到最后时刻，想找我治疗，而且对我说她已经病入膏肓了，我把她治好了，就是通过了最严酷的考验，可以成为中医中的顶级高手。 对这样的患者，我只能是一声苦笑。癌症这类疾病，本身已经是令群医束手的重大疾病，还一定要拖到病入膏肓，被其余医生治疗得出不了门时，再来让我治疗，岂不是为难我？ 我认为那些批评施今墨和李东垣这样的医学大家用方复杂者，大多数是体会不到一个名医所面临的患者的病情的复杂程度的。 我们学中医的，有很多人，动不动就抬出中医的“六不治”的原则来拒绝太危重的患者，这种避重就轻的行医，是很没心肝的做法。 一个人学医了，从职业操守上来说，只要患者找上门来诚心求治，无论患者病情有多重，不能找借口回避，再怎么艰难，也要为缓解患者的痛苦想想办法。 作为一个癌症患者的儿子，在遭遇了自己母亲步入晚期时，四处求医碰壁后，我对那种见到重症就回避的做法，确实有些抵触。 一个名医，是很难回避危重患者的。而危重患者，用寻常的治疗思路，是很难取得疗效的。 施今墨、李东垣这样的名医，接触到的很多患者，已经重到难以救治的程度。但是他们不拘一格的用大处方，往往力挽狂澜，救了患者一条命，这正是他们的过人之处，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但是李东垣死了快一千年了，施今墨也去世了几十年，批评他们用方大而杂的声音，仍然屡见不鲜，这真是令人惋惜。 我自己经常用大处方，有时颇有疗效。 五年前一个肝脏巨大型肿瘤（16公分大）患者找我治，我一张方子用了六十多种中药，治疗了几个月后，患者肿瘤缩小至12公分，体重增加，可以重新工作了。后患者一定要介入，介入后立即不好了，两个月不到死亡。 最近有两个患者，我用了五十多味中药，均半年不到，治疗得肿瘤几近完全消失。反倒是我小心翼翼用药，尽量按照各种规矩来，用药很少的时候效果很差。 梁秀清老大夫在世时治疗癌症，动则六十到上百味中药一起用，方子之杂，令人咋舌，可很多癌症被他治好了。 岳美中老大夫谈及一个民间老太太贡献出了一张祖传秘方，用药几十种，效果奇佳，结果方子一献出来，一批中医理论家群起而攻之，但衮衮诸公，就是疗效没人家好。可见理论家和实践家，真是不一样。 我这几年用大方子用得有点怕了，因为太多患者有好多“高人”指点。每次我开张大方子，总有老前辈看后嗤之以鼻，斥之为乱搞。 任何一个人治癌都没有很大的成功率，所以在这个医患关系紧张的年代，谁都怕说三道四者一通指点后，患者来找我们麻烦。 久而久之，也就学会了看人下方，不熟者初次处方必循名方思路，绝对无懈可击，名家看了也赞不绝口，但说实话，就是治不好癌。 没有我以前初生牛犊不怕虎锐气十足时，开的大方子有效。我也只敢给那些对我很放心的患者开大处方，这是一种悲剧。 癌症这类疾病，无论是传统医学还是现代医学，都难以有太好的疗效。但是确实也有不少的幸运的患者，通过中西医的治疗，能够死里逃生。…

脐疗在中医中属于外治法之一，自古有之。人的肚脐，在中医经络学说中，又被称为神阙穴，是人体最重要的穴位之一。古中医认为神阙穴是五脏六腑之根，神元归藏之本，在人体中的作用极为显要。 我国古代的医学名著中，很多有脐疗法的文字记载。 晋代皇甫谧的《针灸甲乙经》指出，脐宜灸不宜刺，并记载了运用脐疗法治疗不孕、水肿、腹水、脐疝、腹痛、肠鸣、奔豚气等疾病的方法。 同为晋代的道医之祖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中记载有用盐、人尿等填入肚脐的脐疗方法。唐代孙思邈的《千金方》和王焘的《外台秘要》中也不乏脐疗法的记载。 隋唐时期，甚至还发明了一些专门用于脐疗的膏药，如阿魏化痞膏、紫金膏、太乙膏等。其中的阿魏化痞膏更是肿瘤科的经典名方，是用脐疗法治疗肿瘤的重要用药。我国当代名医赵绍琴教授就常以之治疗癌症患者，颇有缩小肿瘤的疗效。 此后的宋金元明清各代的医著中，脐疗法等外治法日见其多，且逐渐出现了一些外治法方面的专著。如《太平惠民方》中记载“卒中不知人，四肢厥逆，附子研末置脐上，再灸之，可活人。”《针灸资生经》：“若灸溏泻，脐中第一，三阴交等穴，乃其次也。”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也记载了大量的脐疗方法。兹不枚举。 中医外治法专著的出现，使得脐疗法逐渐系统化。清朝嘉庆年间刊刻的《得生堂外治秘方》（亦名《急救广生集），由程鹏程编撰）是我国第一部外治专著，该书中记载了大量的脐疗方法。此后，吴师机的《理瀹骈文》、邹存淦的《外治寿世方》、陆晋笙的《蜉溪外治方选》、赵学敏的《串雅外编》等，都是中医外治法的专著。 专门的外科著作如宋代的陈自明所著的《外科精要》、元代齐德之所著的《外科精义》、明代申斗恒所著的《外科启玄》、明代陈实功所著的《外科正宗》、明代薛己所著的《外科发挥》、清代王维德所著的《外科证治全生集》、清代高秉钧所著的《疡医心得集》、清代祁坤所著的《外科大成》、清代顾世澄所著的《疡医大全精要》、清代徐惪銈所著的《外科选要》等著作中，均不同程度的记载有用脐疗法治疗各种良恶性肿瘤的方法。 当代更是有部分学者专门撰写了一些脐疗方面的专著，如谭支绍的《中医药物贴脐疗法》、程爵棠的《中医鼻脐疗法》、魏振装的《中医脐疗》、李忠的《常见病药物脐疗法》、高树中的《中医脐疗大全》等。 有心的读者可以按图索骥的翻阅相关文献，从中学习古今中医用脐疗法等外治法治疗疾病的经验。 从现代医学理论来说，人的肚脐是人体腹壁最后关闭和最薄处，是透皮给药最佳位置，从肚脐透皮给药，最有利于药物的渗透和吸收。从各种医学文献记载来看，脐疗可以广泛的应用于各种疾病中，既简便易行又绿色环保。 近年来，笔者在临床实践中，经常使用脐疗法为癌症患者解决一些简单的问题，效果还是可靠的。比如笔者经常嘱一些便秘或者痛经的患者，用大蒜一瓣，砸碎，外敷肚脐眼上，部分患者敷一夜即可达到通便或治疗痛经的效果。操作极简单，疗效明确。这种简单易行的疗法很值得推广。 脐疗法在癌症治疗过程中的应用也颇为广泛，有些患者因为放化疗的副作用导致的腹泻不止或者呕吐等也是可以通过脐疗来治疗的，如笔者曾让部分患者用黄连和肉桂各等份，研成极细末，用水调和后，外敷在肚脐眼上止泻，效果极佳。 笔者也曾以中药外敷肚脐的方法缓解部分癌症患者的癌痛，其疗效明确且没有阿片类止痛药物的副作用，这也是值得推广的。 脐疗法甚至可以为患者升高白细胞起到一定的作用，腹水和盆腔积液患者，用脐疗法治疗，也有一定的有效率。甚至部分肿瘤，也是可以通过脐疗来进行抗癌治疗的。 脐疗法与内服药相比，有一定的优势，对那些皮肤不易过敏的患者来说，脐疗法可以减轻患者服用中药的痛苦。脐疗对患者肠胃系统和肝肾的伤害也小很多。 本文谨将笔者多年来收集到的各种适合癌症患者的脐疗法收集在一起，供广大癌症患者和临床医生参考。 最常见的脐疗法就是艾灸，艾灸神阙穴和气海穴，可以对部分放化疗患者起到升高白细胞的作用，这在很多癌症患者群体中，已经成为颇为流行的保健方法了。 艾灸有普通的单纯的以艾条艾灸，也有隔姜片艾灸、隔蒜灸以及隔药饼灸等多种方法。可以根据患者病情不同，选择不同的艾灸方式和不同的药饼。 除艾灸外，肚脐填药外敷也是常用的脐疗法之一。笔者一般嘱患者购买空白膏药贴，将要在肚脐上外敷的药物装在膏药贴内，用膏药贴贴上，这种外敷方法更方便。 （未完待续）​

防己黄芪汤是汉代名医张仲景《金匮要略》中的一张名方，笔者经常用这张方子加减来治疗癌症患者的胸腹水，用之得当，效果非常不错。兹撰文介绍一下此方的用法。 防己黄芪汤在《金匮要略》中主要是用来治疗风湿表虚之证，以身体痛重或浮肿、脉浮、汗出恶风为临床用药指征。 所以在临床用药时，应该注意这些用药指征，如果患者出现了这些用药指征，就可以大胆的使用本方进行治疗。 防己黄芪汤一共四味药：黄芪、汉防己、白术、甘草。 在治疗癌症患者的胸腹水时，笔者临床常用的量为生黄芪30g，汉防己30g，炒白术30g，炙甘草10g，笔者曾经单纯以这四味药治疗过数例胸腹水和盆腔积液患者，多数在一周到一个月不等的时间内取得了良好的疗效。 当然，在具体的治疗过程中，也可以根据患者的相应症状，进行加减，以对患者进行更对症的治疗。以下为笔者常用的加减法。 如患者腹水严重，小便点滴难下者，加牛膝、车前子各10-15g。大便溏软，小便艰涩者，加茯苓、猪苓各10-30g。 营卫不固者，加生姜、大枣各适量。腰痛如斩者，加续断、杜仲各10-15g。膝软无力者加巴戟天、仙灵脾、沙苑子、菟丝子各10-15g。 若遇大便秘结者，加生大黄6-30g。口苦肋痛，有黄疸现象者，加柴胡10g，黄芩10g，炒栀子10-15g，茵陈10-30g。 脾虚湿盛者，可酌加薏苡仁，素体脾胃虚弱者加炒薏苡仁，素体脾胃健旺者用生薏苡仁。胃纳不佳者，加焦三仙各10-15g，炒鸡内金30g。 腹胀甚者，加莱菔子30-60g，槟榔6-15g。有血性腹水者，视出血严重程度，加大蓟、小蓟各10-30g，白芨6-30g。素来有慢性前列腺炎及尿道炎者，还可以与中成药三金片一起同用。 除了可以治疗患者的胸腹水之外，笔者用这一思路治疗了一例癌症患者的瘫痪，也收获到了令人满意的疗效。 有一个基层儿科医生，曾经接诊了一个腹水患者，不知如何治疗，向笔者咨询后，笔者建议他用防己黄芪汤，该医生在笔者常用的防己黄芪汤原方的基础上加了猪苓和茯苓各30g，治疗该患者约一个月后，该患者的腹水被治好了。 后来该医生又用这张方子治疗了一例下肢脉管炎患者，结果也取得了良好的疗效。 笔者自己经常用黄芪防己汤治疗向笔者求诊的胸腹水患者，约有一半时候能取得良好的疗效，尤其见四肢浮肿无力者，用之效果尤佳。 若是顽固的癌性腹水患者，从腹水中可以检测出艾氏腹水癌的，则需要结合有关的中西医抗癌治疗方案。 笔者曾经治疗过一例因为脊椎有转移病灶，已经瘫痪的出现了腹水和盆腔积液的晚期癌症患者，在以防己黄芪汤为主，加味补肾健骨的中药治疗后，竟然在治疗好了患者的腹水和盆腔积液的同时，无意间也治好了患者的瘫痪。 至笔者撰写本文的前一天，该患者再次来复诊时，已经可以脱离轮椅，自由走动了。相信此患者之所以能够获得这样的疗效，与本方中的防己在治疗痹症方面有良好的作用有关。 但是此方不可久用，按照中医的理论解释，健脾之方，久用伐肾。 本方中黄芪、防己、白术等药，都有很强的利尿作用，过度使用将会导致患者小便频数。 所以用药要适可而止，一般见患者四肢浮肿消退后就应调整治疗思路，以肾气丸和归脾丸等丸药缓治以善后，并嘱患者逐渐连丸药也要减量。胸腹水相关症状消失后，便应根据患者的身体状况，改用更有针对性的抗癌方剂。  

中医治疗癌症的理法方药 第一部 理 1 从东巴文化说起 在我国云南丽江，生活着一个叫纳西族的少数民族，纳西族虽然人口不多，但是却有自己的文化、宗教和医学，人们习惯的把纳西族的文化称为东巴文化。 纳西族有自己的象形文字，纳西族本土信奉的宗教是东巴教，纳西人管纳西族的宗教领袖叫东巴。纳西族的大东巴非但掌握各种宗教祭祀方面的知识，同时也掌握很多原始医学方面的知识。 对于人类学家来说，东巴文化是一块人类古文化的活化石。 20世纪初，美籍奥地利人，著名的人类学家约瑟夫·洛克来到这里，对东巴文化进行了长达几十年的研究，东巴文化也因为洛克而一举闻名于世。 东巴文化有无穷的魅力，洛克对其十分着迷。1962年，洛克临去世前，对身边的朋友说，我与其病死在床上，不如死在藏区河畔的花草丛中。 2017年春夏之交，我应一个纳西族肺癌患者的女儿之邀，到丽江为其父亲治病，有幸接触到东巴文化，也有幸到洛克在丽江的故居一游，在与看守洛克故居的老人攀谈的过程中，了解到洛克在丽江做人类学研究时的一些往事。 洛克故居就在玉龙雪山脚下，坐在洛克故居的院子里，静看院中的花木草石，有种与浮世隔绝的幸福感。丽江旅游虽然火爆，但是几乎没有什么外地游客会到访洛克的故居，因为很少有游客会关注一个人类学家。 邀请我去丽江的这个纳西族家庭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患者的两个女儿温婉、平和、友善的性格，和患者本人安静自若的生活态度，都是我在出诊过程中很少见到的。 在这个纳西族家庭的小院子里，我欣赏着患者花了多年的心血栽培的各种花卉与草药。听着老人为我讲解纳西族的一些风俗习惯，雪山脚下安适祥和的生活韵味在老人不紧不慢的生活节奏中一览无余。 因为患上了晚期肺癌，这个纳西族老人的时日无多。癌痛虽然折磨着他，但是当他躺在自己的躺椅上，看着满园自己种植的花花草草时，幸福还是洋溢在他的脸上。 东巴教是一种相信泛神论的宗教，纳西人相信天地万物皆有灵魂。纳西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热爱自然，相信人死后会有另一个世界存在。我所接触的这个纳西族家庭，除了信仰东巴教外，也还信仰佛教。 这个纳西族家庭面对生死的态度令我感动。我用这样的一段文字来开始一本医学专著的写作，并非为了哗众取宠，而是希望读者们思考一个问题：医学的终极目的是什么？ 在癌症尚未被完全攻克的时代，一个人患了癌症，在我们中国民间的说法就是被医生们判了死刑。 在纳西族，和是一个大姓，我不知道纳西人为什么 渡边淳一，生命的本质

​我一直不揣谫陋的想写一本中医治疗癌症方面的专著，把我多年的阅读和临床所得系统化的整理一下，以供其他人参考。 但一来总觉得自己水平还不够，不敢轻易撰述这样的专著，二来因为工作实在太忙，也没有时间和精力来做这件事情，所以这个计划被搁置了很久。 近年来开始意识到时不我待，这项著述对我个人来说，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可能需要耗时十多年甚至是我余生的全部时间才能完成，不趁着年富力壮开始启动，大概这样的人生理想是实现不了的。 我见过很多临床疗效卓著的医生，一辈子也很有愿望要撰著一本医书出来，但是却多数因为精力不济而不得不作罢，其一生的宝贵的医疗经验得不到广泛的传播，实足遗憾。 我长期研究癌症的治疗，尤其在中医治疗癌症方面着力最多。癌症作为现代社会的一种高发病，正在困扰着无数的家庭，包括我自己的家庭，我的母亲就是因为癌症不幸早逝的。她的早逝令我悲痛不已，也坚定了我研究癌症和治疗癌症的决心。 我本来是一个理工科生，虽然家族中一直有中医和青草医的传承，但是很长一段时间我更加的崇尚现代医学。 直到我自己身患哮喘等顽疾，在北京上海找遍了中西医方面的名医，其中有一些甚至是院士级别的大医生，仍然无济于事，最后自己不得不中西医并学，靠着包括运动和医药在内的综合的方法，解决了自己的一些健康方面的问题，才开始渐渐的消除对中医的偏见。 我现在对中西医均无偏爱，如果时间足够，我会尽可能多的阅读中西医方面的各种经典著作，丰富自己的医学知识，甚至会阅读大量的看来与医学无关，实际却与医学息息相关的人文社科方面的著作。 一个人只有广泛的阅读，日积月累各种知识和经验，才能逐渐的扫除自己的盲区，使得自己成为一个不受偏见和傲慢情绪左右的狭隘之人。 但是我为什么要专门来写一本中医治疗癌症而非西医治疗癌症的专著呢？ 这是因为我在实践中确实领略了中医药对癌症患者的作用，同时也深切的感受到中医药面临被边缘化的现实困境，所以非常希望能够为中医药的继承与发展，贡献一点力量。 日本的汉方医学家汤本求真先生在其著作《皇汉医学》中写过这样的一段话：“余实一中西医学之折衷主义者，欲助发西医所长而弃其所短，更益以中医之精粹而为综合新医术之导源，此予志也。然今独力扬中医者，因此学衰微，仅保余喘，行将废灭，故特发挥其独擅之长认为当务之急，而举西医所短，乃比较讨论上不得不尔者。余岂好诋西医以为快哉？” 我对汤本求真先生的这段话很认同。 日本从明治维新时代开始，立法废除发源于中医的汉方医，此后日本的汉方医学受到了重大的打击。为了逆转汉方医学颓败的局面，日本汉方医学界的很多杰出的医生，不停的大声疾呼，遂使得汉方医学于近现代在日本终于有所复苏。 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西方列强打开中国国门后，西方的科学技术也涌入了中国，中医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从清末开始，就不断的有人呼吁废除中医，直至今天，仍然不乏大声疾呼废除中医者。 但是中医在中国有非常深厚的群众基础。中医是一门古老而常新的医学，是世界上传统医学中最特别的一种，直到今天它仍然有旺盛的生命力，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医确实有实际的疗效，在治疗各种疾病时，能够发挥作用。 不可否认的是，人类的医学一直在进步，现代医学作为主流医学，在治疗重大疾病方面，具有很大的优势。尤其在治疗重大疾病的成功率上，更有传统医学难以比拟的优势。 所以我撰述这样的一本著作，并非为了否定西医而以中医为独尊。乃是希望在现代主流医学昌盛发达的今天，为中医药的存留和发展留下一些东西，供广大医务工作者和患者在治疗癌症时参考。 我个人非常的不愿意参与到中西医之争或曰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之争中去。 作为病人，老实说，如果我们在现代医学中没有获取到我们想要的帮助，仍然固执的拒绝传统医学的帮助，那么我们不是明智，而是愚蠢。 传统医学之所以仍然有大量的信众，也正是因为现代医学尚不能解决全部的医学问题。如果未来医学发达到不需要传统医学就能解决人类全部的健康问题的话，我想传统医学自然就会寿终正寝。 我一直认为一个真正的学医人是没什么好骄傲的，因为我们一生注定了要经历无数次的失败。 医学天然的不确定性决定了我们虽然也能成功的救治部分患者，但是却没有办法救治每一个患者。每个医生能治好一半的求诊者就已经非常了不起了。 如果一个人学医了，依然充满了傲慢与偏见，我只能说这样的学医者学得还很浅，还需要更丰富的人生阅历和更广博的学习，来扫除自己的盲区。 我们只有把自己化作一滴水，汇入海洋才能成其大。我们每个人都如蝼蚁一样渺小，都如沧海一粟一样微不足道，但当我们所有人的力量汇聚到一起时，就非常的了不起了。我是不主张在医学上因个人的偏好而攻讦其他医学流派的。 我们学医人，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都应该把自己的医疗经验奉献出来，把自己失败的教训也奉献出来，供其他人参考与借鉴，正如我们每天都在参考和借鉴别人的经验和教训一样。 古往今来的医生都是一个共同体，没有必要互相攻讦和歧视，而是应该互相学习，取长补短。 早在两千多年前，太史公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时就清楚的认识到“人之所病，病疾多；而医之所病，病道少”，这句话的意思是普罗大众最头疼的是疾病太多，而医生最头疼的是自己掌握的医术太少。…

  我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会抑郁。 我天生的乐观，我的哥哥曾经说我是盲目的乐观主义者，可见我年轻时候心态是多么的阳光明媚。 但是现在我必须承认，我抑郁了。 巨大的工作量，使得我的学习和工作时间几乎是常人的两倍。 体力上和精神上都长期透支，病人越治越多，多到我应接不暇，而且很多病人几乎每天都会不厌其烦的问我很多问题，需要从我这里获取生存下去的勇气和希望。 随着口碑传播，每年有成千上万的患者来找我看病。 有时我一想五年后，十年后的自己，将会因为越来越大的影响力而为更多的患者和患者家属们包围时，我感到很恐怖。 而我所治疗的，几乎全部是晚期癌症患者，一年都碰不到几例早中期癌症患者。 由于缺乏宗教信仰，中国人普遍的恐惧死亡。重视孝亲的文化传统，让多数中国人在面临癌症这样的重病时，显得很不理性，总是有着过高的期望值，每个求诊者都给我们这些治癌症的医者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压力。 今年3月8日，我看到肝移植之父 Thomas Earl Starz博士在美国匹兹堡的家中逝世的消息，当时还看到他在自传中说他讨厌手术，他在给一个患者做完肝移植手术后八个月，那个患者去世了，Thomas Earl Starz博士从此不再做手术。Thomas Earl Starz博士说每次手术前的准备他都会感到恐惧不已。 我看到这个新闻，心有戚戚焉。 我送走了太多的患者，在我的微信朋友圈中，我能看到的最多的就是各种为治疗癌症募捐的文章和各个患者家属发的讣告。有一些尽说大话的医疗界的骗子们，总是乐意吹嘘自己治疗晚期癌症手到病除，但是我在现实中还没有碰到一个那样的医界圣手。 还有很多的我无法满足的咨询者，愤怒的对我骂骂咧咧。他们没有付过一分钱的咨询费，但是喜欢对医生们进行道德绑架，认为我们既然学医了，就应该道德高尚，同情病人，无私的帮助他们。 因为在抗癌的圈子里小有影响力，多时一天数百人来咨询我，即便不吃饭不睡觉我也无法回复完那么多的咨询。 多数患者或者患者家属对医生必须当面看到患者，才能给出正确的诊疗意见这一工作流程不太理解，他们总是急不可耐的希望我能够妙手仁心，不用见面就立即解除他们自己或他们亲人的倒悬之苦。很遗憾，我只是一个很平凡的人，不是神。 有一次我应一个患者家属之邀到桂林去看一个患者，另一个患者的女儿见到我，对我说，她还没有看到互联网上关于我的负面评价。我想这是时间还没有到，随着找我的患者和患者家属的增多，铺天盖地的谩骂迟早会到来。因为我能力有限且分身乏术，无法满足所有患者和患者家属的期望。 每天我要面临的是这个世界上最艰难的人们，他们自己，或者他们的亲人们正在遭受晚期癌症的折磨，一些焦虑的患者或者患者家属，将他们内心正在遭受的痛苦向我们倾诉和宣泄，有一些甚至对我们这些医者采取过激的方式来排泄自己内心的压抑感。 这些都不可避免的影响到我了。 我也没有办法有一个像样的假期，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我甚至没有一天可以真正意义上的歇下来。即便我终于可以抽出一天时间来陪我的家人旅游，在旅游的途中，我的手机也会响个不停，我的大脑必须不停的思考，以帮助患者和患者家属解决他们此起彼伏的问题。 我常常不得不中断自己的休假计划，提前回到工作岗位中来。…

倏忽之间，我投身到癌症的研究和治疗中，也有十多年了。从最初的想挽救自己患癌的母亲开始，到现在我的母亲已经故世五年多了；从最初的自救，到渐渐的应一些患者和患者家属所求，救治他人；也从最初的那个二十多岁的涉世还不深的青年，逐渐成长为一个阅历丰富的中年人了。 治疗癌症是一件压力很大的工作，要承受常人所无法承受的痛苦。仅就目睹很多晚期癌症患者骇人的身体状况来说，就不是一般人所能受得了的。我曾见过一些癌症患者肢体腐烂，也曾见过一些体表肿瘤患者的肿瘤上有蛆虫在爬动，走近时，一股恶臭扑面而来。 从内心里，我也非常的害怕见到这样的患者，但是当他们处在绝望之中，通过亲友介绍或者通过阅读我的文章来找我时，我难以拒绝，因为我很不忍心看着那些与我自己的母亲患有同样的疾病的患者，在人生的最后一个阶段，连点活下去的希望也没有。即便我只能起到救命稻草般的安慰性作用，也强过他们精神崩溃的度过余生。 我上高中时，我哥哥在上海上大学，有一次他带着我去上海找一个泌尿科的知名教授看病。这位老专家在该领域内是国内数一数二的权威，我记得当时在他诊室门口看到他写给他的学生的的一句话，意思大概是这样的：病人找到我们这里，也许已经是漫漫求医路上的最后一站了，如果我们不能善待他们的话，他们将会陷入绝望的深渊。所以，不管我们能不能治愈他们，一定要善待他们。 二十多年过去了，这段话一直印在我的脑海之中，久久不去，对我产生了很深的影响。所以凡是那些信任我并将自己的生命托付给我的患者找到我时，我都会尽可能的在治疗他们的同时，安抚他们已经疲惫不堪的心，给他们带来一些安宁。 当然，我的能力十分有限，尽管努力去做了，但是实际上可能并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我的母亲是我见过的最憨厚的人，她一生都在尽自己所能，帮助那些她同情的人，但是总是事与愿违。我受她的影响很大，同时也深切的感受过母亲在结果不美好的情况时经历的失望和痛苦，所以对自己所作所为所能产生的效果，并不敢给予太积极的评价。 如果有适得其反的情况发生，我只能惭愧的对我的患者及其家人们深表歉意。 我成长的年代，我们中国正在渐渐崛起为一个技术大国，但是与此同时，也从一个人文大国日渐衰落。现代科技和经济发展模式，对传统文化和信仰产生了摧枯拉朽的破坏作用，社会矛盾开始变得日益尖锐，人与人之间的很多美好的情感消失不见了，新的宽容和理性的社会模式尚未成型。 这一基本的时代背景对医疗行业的影响尤其巨大，因为医疗这个行业，据说是社会良知的最后一道防线，很多人认为倘若这道防线也破溃了，我们人之为人的最后的尊严也就荡然无存了。 人之为人，说到底，一切皆因我们有生命。正因为有了生命，我们人类才会产生如此璀璨的文化，也正因为有了生命，我们才会经历缤纷多彩的人生。 医生是在生命受到威胁时，为生命保驾护航的人。医生的工作，是最实在的人道主义救援行动。 但是真正的大公无私的人道主义救援行为只存在于理想的状态之中，医生受三种现实条件制约，永远无法满足待救的患者们的愿望，一是医学本身并不完美，没有办法解决所有病人的问题；二是每个医生的能力有限，医术无法达到最完美的状态，解决不了患者的所有问题；三是医生们也要养家糊口，很难在救援时完全的大公无私。 因为这些原因，医生一直都是一个很敏感的职业，古今中外都是这样。 ”医者，治病工也“，这是我国古人对医生的定义，据我阅读中国和日本的医学史所知，医生这个职业，在过去的中国和日本，一直很不受社会尊重。 读书人无奈之下才会学医行医，而且即便学医行医，还会特别强调”儒志医业“（以儒为志，以医为业），仿佛当医生靠收取那些患难的患者的救命钱，赖以谋生，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需要有”儒志“这块遮羞布来挡一挡。 这与我们儒家文化圈将人按照”士农工商“四个等级来进行区分有关系，作为”治病工“的医，仅比”四民之末“的商稍微好一点，我们的文化基因中，对医生很轻视。 清朝的中兴名臣曾国藩就特别的指出，他自己一不信巫，二不信医。历朝历代的名医，死于非命的很多。眼下的中国，医患纠纷的报道屡见不鲜，互联网上对医生的口诛笔伐也是很严重的。 在各种医生中，治疗癌症的医生最尴尬。因为多数时候，我们治疗患者，最终却让患者家庭承受人财两空的损失。而不治疗患者，患者和患者家属又要对我们采取”追围堵截“式的恳求，希望我们援手。 我特别感激那些患者去世后，仍然能够对我说声谢谢的患者家属。曾有几个患者家属，在患者去世后的第一时间联系我，真诚的感谢我在患者最后的日子里给予患者的帮助，他们寥寥几句话，就足以令我感动得热泪盈眶。 孟子说，君子不立危墙之下。这些年，很多医生逃离医疗这个高危行业。没有逃离这个行业的医生们中的大多数，也尽可能的从肿瘤科转向其他科，癌症足以摧毁医生的自信。 一路上很多医疗界的同仁劝说我，治点可以治好的病，不要与这种充满了死亡气息的疾病打交道。 但是我却不知不觉的在这条路上渐行渐远，从最初的兴趣激发，到如今的因为日渐扩展的个人影响力导致的骑虎难下，其间心态不能说完全没有发生变化。 以前我会不顾个人安危，有求必应，如今，遇到可能会危及自己的人身安全的情况时，还是会首先想到要保护自己。 我的恩师曾经期待我”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如今我对自己的儿子的期待在这八个字的基础上加了四个字：”深通人性“。 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一个人读书所学到的知识，到实践中经过检验后，就会更有价值。医学从来都不完全是一个技术工种，医生除了要治病之外，还需要与病人、病人家属，乃至社会公众打交道，一个医生是不可避免的要”深通人性“的。 我理解的深通人性的极致是宽恕一切。 无论某个人自以为自己多么强大，在死神面前他都只不过一只束手待毙的羔羊而已。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爱恨情仇的人间纠葛，使得再强大再骄傲的人，在真正的人生灾难面前，也同样不堪一击。我们每个人都如此，没有一个能够例外。…

清代乾隆年间的状元石韫玉有副很有名的楹联：精神到处文章老，学问深时意气平。我将其略修改了一下，作为本文的题目，抒发一下我个人的一些内心感受。 一个人走进人世间，大抵都是要经历一个满腔热血，然后失望透顶，再逐渐适应的过程，这是一个心智逐渐成熟的过程，也是一个理想去泡沫化的过程。 随着人生阅历的增多，我相信多数人会不断的纠正自己对人生的看法的。 《红楼梦》中有个对子：“窥破世情惊破胆，参透人情冷透心。”这副对联所反映的，正是一个满腔热血的人，有了一些真实的人生阅历后，逐渐的对现实失望透顶的情况。 有一些人会在这种失望中沉沦，另一些人会在这种失望中不断的调适自己，最终达到一种恬淡自得的平静状态。这样的一种状态，就是我所要说的“阅历多了性情淡”的情况。 一个热爱思考的人，是可能会在生活的风浪中，淘洗掉心中的沙砾，渐渐的沉淀出一池清泓，最终达到宠辱不惊，超然物外的境界的。 人性的多样化，决定了我们人类社会充满了不确定性。 我们常说某某人善变，其实善变这个词用错了。某某人原来怎样，后来又突然不怎么样，不是因为其善变，而是因为人性是复杂多样的，他之所以变了，只不过我们看到了他身上的，我们在过去没看到的一面。 我们习惯于一厢情愿的认为，人性中那些我们喜欢的一面才应该存在，而那些我们不喜欢的一面不应该存在。这种对人性根据自己的好恶进行的简单的取舍，恰是一个人心智还不够成熟的体现。 人类天生的是一种群居的动物，所以多数人会选择群居的生活模式，与很多人建立起各种社会关系，仅有极少数人会选择完全的遗世独立，但是作这种选择的人，也未必比其他人更高明，充其量不过因为这种人适应能力太差，无法适应群体生活的社会模式而已。 人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需要吃喝拉撒的动物，需要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获取资源才能生存下去。所以人与人之间，为夺取资源而出现的各种掠夺性和欺骗性的行为都不足为怪。人性中恶的那一部分是天然的，善的一部分才是被驯化出来的。 人类学家们认为，人类的很多善良的品质，比如互助互爱等，均是在共同生活的情况下被训练出来的。原始人类单独狩猎很难成功，因此就必须依赖同伴一起才能猎取猎物生存下去，也必须和同伴在一起，才能共同抵抗来自外界的威胁，这种互相依赖的关系，发展出了人类的各种美德。 但是我们从小就充满了幻想，错误的认为人类社会已经文明到了人人可以永远互助互爱，永远诚实的程度，这种幼稚的人生观必然会遭遇现实的嘲弄，而这些来自现实的嘲弄又会使一个人梦想幻灭。 唯有阅历足够时，我们才能体认到，人性中善的一面和恶的一面都是客观存在的。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能更加深刻的认识到，每个人作为芸芸众生之一，无法摆脱人性困境的无奈。不但别人无奈，我们自己也很无奈。 如果还认识不到自己也处在这种无奈之中，那说明我们的心智还不够成熟，没有达到可以认识自己的错误的程度。我常常见到一些总以为自己是善良而其他人很恶劣的人，他们的内心充满了愤激和抱怨。请恕直言，有此想法的人，尚不够成熟，还不能反躬自省。 《菜根谭》中有段话：“完名美节，不宜独任，分些与人，可以远害全身；辱行污名，不宜全推，引些归己，可以韬光养德。” 我个人的浅见，这段话说得很好，但是还不够好。 这段话鼓励我们忍受一下自己的名誉受点玷污，这是很有意义的。但是却又貌似是在鼓励大家多些谦谦君子的风范，以使自己更美好，淡化了人人本身具备劣根性的一面的本质。 我认为更好的说法是，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和其他人一样，都不同程度的存在劣根性。我们和其他众生一样，也无奈的活在复杂的人性困境之中，没有办法达到“止于至善”的状态。 这样的认识有助于我们获得宽容平和的心态，不再热衷于与人“甘若饴”的交往，也不至于心中有太多的怨恨和计较。 这就是我要说的“阅历多了性情淡，学问深时意气平”。 性情淡和意气平是一体两面，其本质都是放弃对人性和社会的止于至善的要求和幻想。唯有放弃这一要求和幻想，我们才能够宽容的对待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每一个众生，原谅他人，也原谅自己，不因苛求而苛责他人和自我。 需要注意的是，我这里所说的是放弃对人性和社会的止于至善的要求，而不是放弃对人性和社会的止于至善追求，实际上我个人是很愿意提倡大家追求自我的不断完善，追求社会的不断完善的。 但是这就像在考试，我们很难所有科目都考到满分一样，作为能力有限的人类，我们确实做不到“止于至善”。诚如古人所言：人无完人，金无足赤，既然如此，那又何必和自己，和这个世界过不去呢？ 最后，今天正值高考。在文章的末尾，叔祝各位烤生朋友们旗开得胜，马到成功，个个都考进理想的大学。叔在工地上，等你们四年后，出来和叔一起搬砖。

上海已故知名老大夫裘沛然先生曾说，医患互得是疗效的重要保证，并且撰长文对医患互得进行了详尽的描述。 中医的经典著作《黄帝内经》中也多次强调医患关系对疗效的影响，提出了“病为本，工为标，标本不得，邪气不服，此之谓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治疗疾病，关键在病人自己，医生只是起辅助作用，如果医患之间不能建立起良好的互信关系，患者不积极应对自己的疾病，病是治不好的。 癌症这类疾病，治疗更是如此。癌症是大病，癌症的治疗，不但需要医生和患者在互信的基础上密切合作，还需要患者家属的参与，这三方有任何一方出现问题，治疗效果都不会很理想。 所以我一直特别强调癌症患者应该对自己的病知情，因为这是患者求生成功的重要保证。 常常有癌症患属出于种种原因隐瞒患者，不肯把患者的真实病情告诉患者，这种做法是不理智的。而且说句实在话，没有任何一个人比患者本人更重视自己的生命，只有患者自己知道自己患了什么病，他们才能守卫自己的生命。 患者不但应该知情，而且还应该对自己的疾病的预后有清楚的了解，患者知情后，在专业医护工作者的帮助下，建立起战胜疾病的信心，才能更好的配合医生的治疗。 据我自己与上万的癌症患者打交道的经验，癌症患者知情后，多会主动去了解自己患病的原因，了解预防癌症复发的知识，主动积极的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 我个人目前所见到的知情的患者，真正被自己的疾病吓死的不多，但是社会上各种以讹传讹的文章总在宣扬有多少比例的癌症患者是被自己的疾病吓死的，这种文章很误导人。 在知道自己患了癌症后，患者肯定会遭受一定程度的精神打击，但是人类出自天性的求生本能，多会使患者在遭受最初的打击之后，逐渐冷静和理性起来，积极的学习抗癌知识，改变自己的行为习惯，这些对患者的康复有很大的好处。 癌症患者本人采取的各种措施，在癌症的康复过程中所占的比重是最大的，甚至可以这样说，没有患者自己的配合和主动积极的寻求各种康复办法，癌症是无法取得理想的疗效的。 到现在为止，我见过大量的患了癌症后长期生存的患者，其中有部分是我自己治疗过的，也有很多是通过各种关系认识的。这些患者无一例外都对自己的病情知之甚深，他们中有一些在被确诊为癌症时，已经是晚期。 这些患者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对自己所患的疾病有很深的了解，有一些掌握的知识甚至比一些专业医生更全面。医生们多会局限于自己的专业领域，但是患者却多会主动学习与自己疾病相关的一切领域的知识。 比如很多西医可能一辈子都不愿意去了解中医抗癌的相关知识，而多数中医师也很排斥西医，但是在大部分患者这里，就不会有中西医之争，患者多属实用主义者，只要对自己的康复有作用，他们都不排斥。 很多患者甚至在癌友群体中主动积极的去学习狭义医学之外的有关康复的知识，比如宗教知识，心理学方面的知识，以及一些自然医学方面的知识。 这些知识都对癌症的治疗有一定程度的辅助作用，这一点可能很多临床医生不太愿意承认，但是就我个人的见闻而言，我可以肯定的是患者的这种广泛学习抗癌知识的行为是有益的。 癌症患者的康复，还需要一个良好的人际关系环境，其中最主要的是家庭环境要温馨，家人之间的相处要尽量互相友爱，言辞平和，不要频繁爆发激烈的人际冲突。 这一方面固然需要患者自己调节好自己的心态，另一方面也需要患者家属调节好自己的心态。尽管对癌症的发生与人的情绪是否有关，在医学上尚存在争议。但是在癌症康复的过程中，精神的轻松和愉悦，肯定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笔者自己诊疗过的超过一半的患者处在激烈的人际冲突中，总是有一些患者家属背着患者跟我诉苦，患者性格如何暴戾，生活习惯如何不好，他们觉得患者是会听医生的，所以他们希望我们在给患者治病的同时，也劝说患者本人能够改一改脾气和行为习惯。 多数时候，这是相当可笑的。据笔者本人在临床过程中观察，来诉苦的患者家属，性格缺陷一点也不比患者本人强多少，甚至可以说比患者本人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行为和语言均非常极端，自私自利，甚少考虑过别人的感受。 曾有一个患者的四个姐妹在患者就诊于笔者时，都来找过笔者。知道笔者的电话和微信后，只要自己心潮一动，随时随地就会毫不顾虑笔者本人是否正在忙于工作的拨打笔者的电话或者微信弹出视频请求。 谈话内容基本上都是互相抱怨，各种诉苦，诊费则互相推诿，没有一个人肯出。这种病人和家人接触多了之后，我才知道作为一个医者，轻易把自己的联系方式给病人或者病人家属是一种很不理智的行为。 人贵在反省，家中亲人得了癌症这样的重病后，无论是病人自己还是家人，如果每个人都能够忏悔自己的过失，尽量少去指责别人，改善家人之间的关系，那么无论是对患者本人的康复，还是对家人的幸福，都有很大的帮助。 诿过于人是最不理智的，身体出现了问题，一定要积极的解决问题。 曾经有个肠癌肝转移的患者，就诊于笔者时，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控诉自己的丈夫和婆婆如何在精神上虐待自己，她认为自己的病是自己结婚一年多，被自己丈夫和婆婆施加的种种精神虐待造成的。 我不得不告诉患者，像她那样的肠癌发展到肝转移，绝非一年两年的功夫，向她普及这一医学常识，希望她能放下心中的种种怨念，心态平和下来，积极的寻找真正的致病原因，对症下药的解决这些问题。 这样的矛盾激烈的人际关系，对患者的康复是百分之百有害的。患者本人和患者家属，应该尽量静下心来，解决这个问题。给患者营造一种和睦放松的人际关系环境，让患者心情舒畅，帮助患者康复。 另外不得一提的还有患者以及患者家人与自己的医生相处的问题。…

有一次应邀去一个看一个外地的患者时，我遇到一个年过七旬的患者家属，在沟通时，这位大叔跟我说，我的期望也就是减轻一下老伴的痛苦，癌症都到了晚期，一定要医生把她治疗得怎么样，那也是为难医生了。 听到他的话，我非常的感动。这是我听到的最贴心的话之一，因为他的这种态度，我也就敢放开手脚对他的老伴进行治疗，疗效还算可以。患者家人的这种长者风范，令我很宽慰。 另一些患者家属，则常常问出令我跟本不敢接答的问题，比如说，他们想知道我是不是有办法能够解决掉患者的痛苦，如果有办法的话，多久能解决掉患者的痛苦，鉴于医学存在天然的不确定性，我想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无论是年轻大夫还是年长大夫，碰到这样的患者或者患者家属，大概都只会在内心里苦笑一声吧？ 还有一些患者的家人，对患者本人隐瞒真实病情，比如一些癌症患者的家人，往往因为种种原因对告知患者真实的病情有所忌惮，他们不但要求医生能够解决他们的家人的问题，而且在其家人因为不知情而对自己病情反复而对医生产生恼怒和不信任情绪时，把一腔怒火全部洒在医生的身上。 笔者本人曾经去南京一个癌症引起的肝腹水患者家中为该患者看病，患者的两个女儿只告诉患者她所患的是一般性的“肚子胀”。老太太当着我，把南京本地的给她治过病的医生骂了个遍，说一个简单的肚子胀也治不好。 笔者开的方子有一点不良反应，老太太即十分生气，其女儿也跟着特别生气，各种尖酸刻薄的话全部朝着我扔过来。实在无奈，笔者退掉了患家支付的少得可怜的一点出诊费，从此以后把这家人的所有成员都拉黑了，请他们另请高明了。 因为有一点虚名在外，笔者曾经就职于某医院，一患者来挂号时，前台挂号的护士要求先挂号后就诊，患者家属一定要先对本人当面“验验货”后再付诊费，前台的导医护士不肯带患者和家属到我的诊室去，该患者家属居然大闹起来，使劲踹门。 也有一些患者，根本不提前打声招呼，直接闯入我的私人场所，要看看我本人长啥样，作为一个年轻的中医人，我对此不以为怪，只是在内心深处已经把这样的患家列入了一个特别的名单里，能不接待就不接待。根本不沾患家一分钱，惹不起这些大爷们，但是躲得起。 医生和患者，是一种超乎寻常的合作关系。在患者把生命和健康交付给医生的同时，医生也把自己以及自己家人的安全，交给了患者和患者家人，自古至今，医患纠纷从未间断过。 我曾经跟过的一位老师在第一次带教我做临床时，就跟我说，当医生有两件事情很重要，一是要保障病人的安全，二是要保障医生自己的安全。我的老师接着跟我说，她在医学院接受教育时，曾经在一本国外的医学教材里，看到一篇文章告诉医生诊室的门应该如何开，在受到患者袭击时，应该如何迅速逃跑。 而另一个我曾经希望能师从他的老医生，在见第一面时，更是直接拿出了自己因为医疗事故而被判刑的判决书给我看，让我选择行医这条路，就一定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要小心谨慎。 美国医学界的一项统计数据显示，棘手的患者约占全部患者中的15%，这些棘手的患者因为种种原因，会非常粗暴的对待医生。也就是说，即便医生做得再好，仍然无法满足这些棘手患者的要求。 医患纠纷这个问题在全球普遍存在，只是在美国这样的法制环境较好的国家，医患纠纷通常是通过法庭来解决，美国每年有大量的医疗纠纷官司，有些律师就专门做这项生意。 实事求是的说，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多数医护人员，首先应该考虑的是保护自己和自己的家人，然后才是治疗病人。我现在常常直接或者间接的拒绝很多人的求助，一是时间上确实安排不过来，二是其中有一部分是出于自身安全考虑，不肯接诊。 我国居民对医学疗效，往往是从虚构的电视剧里了解到的，一些造神的电视剧简直把治病吹嘘得太简单了，比如《神医喜来乐》这样的神剧。以至于很多人误认为，只要找到了好大夫，再绝望的疾病也是可以治愈得了的。 有一次一个患者的女儿跟我说，她觉得只要找对了大夫，她的患了晚期胃癌并 出现了肝转移的母亲一定是可以救治得了的，她认为我就是那种可以救治得了她母亲的大夫，我当场否定了自己有那么神奇。 实在说，我个人取得的每一次看似不错的疗效，都既有我自己呕心沥血，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诊疗的因素的同时，又有患者本人的运气因素在内的。 我不认为这世上有神奇的医生，我倒是见识了很多自吹自擂的“神棍”，曾经有几年，我以戳穿他们的谎言为乐，其中有几个神棍，被我抓住了治死了人的把柄，同时其个人信息也被我收集到了，对我极为忌惮。但是后来我也不再热衷于干这种事情，因为一是发现这类神棍几乎越来越多，二是担心自己和家人的安全。 每个疗效卓越的医生，靠的都是大量的阅读文献和与同行交流经验，在临床治病时审慎仔细的诊疗，以及不辞辛苦的对患者治疗后的反应跟踪了解，绝非什么神奇的不可告人的秘诀。 一个患者要想把病治好，是需要与自己的医生建立起牢固的信任，对医生的工作方式和工作效果充分的理解和包容，才能得到医生的细心仔细的治疗和长期的跟踪服务的。 即便是对感冒这样的小疾病，任何医生也都是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可以把患者治好的，更不敢向患者保证在多长时间内可以见效。我自己学医以来，最确定的一件事情就是，医学天然的存在不确定性。每一次处方，医生自己都会如履薄冰，战战兢兢，一直要到看到患者病情有好转后才能放下心来。 倒是象古人所说的那样，有一些愚人，学医三年便敢目空一切，以为天下无病不可治，真正的临床治三年病后，会发现自己狗屁都不是，太多的病治不了，过去读的书基本上都成渣渣了。 曾经有一个肝癌患者找我，告诉我他此前到处找中国的各种治肝癌的名医，每个医生处治疗一个星期左右，没有明显的看到自己的肿瘤缩小他就骂人家徒有虚名，听完他的唠叨后，我决定自己还是不献丑了，因为我知道下一个他要骂的人会是我。所以与其寒暄一番后，告诉他我本人学验俱浅，请他另请高明。 曾经有个病人跟我说，医生要有医德，病人也要有病德。我是第一次听人用病德这个词来形容病人，但是细细一想，她讲得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胡搅蛮缠的患者，实在无异于自杀。没有几个医生敢于冒风险去对这样的患者施治。 如果把自己，把自己的家人当上帝去求医，那肯定是错误的。有一些患者或者患者家属极尽自我保护之能事，对医生的尊严和人身安全肆意践踏，其结果就是他们成了医生眼中的令人头疼的帮助对象，不得不小心翼翼的跟他们打交道，能不冒的风险尽量不冒，最后实际上处于一种怠工的状态。 这对患者来说，绝对是最糟糕的局面。医患对立，医生看似处在强势地位，但是在中国实际上是处在绝对的弱势地位。 患者的数量天然的就比医生的数量多，而且一个患病的人本质上是一个落难的人，很容易引起社会各界的廉价的同情心------这个廉价的同情心意谓，公众喜欢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同情患者，与此同时并不从医疗技术上和经济上帮助患者，而是寄希望于医生这个群体能够象慈善家一样帮助患者。…

儿子： 你十二岁了，在中国生肖文化中，十二年是一个纪，从十二周岁开始，你要进入一个新的“纪”。这一“纪”，是你从未成年人步入成年人的关键阶段。 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里，爸爸有些话想跟你说，十二岁之前，是蒙童阶段，十二岁之后，就是一个人渐渐的从蒙童阶段走向理性、成熟和独立的阶段。 爸爸并不期望你成为一个“显赫”、“成功”的人，但希望你能成为一个自由、快乐、健康和幸福的人。爸爸不希望你为出人头地而随波逐流，被各种东西绑架着勉强自己去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 爸爸希望你将来所有的人生选择都是出于自己的热爱而非别人的期待作出的，希望你能独立的做选择、做决定，无论你将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只要你做到了在不伤害别人的前提下，自己内心真实的快乐，爸爸都会为你感到高兴的。 但是要想做到一个自由、快乐、健康和幸福的人，并不那么容易，爸爸快到四十岁了，依然很少见到几个人能够活到这种境界。 爸爸自己一生独立特行，勉强算是活到了这样的一种状态。可以自己支配自己的时间，也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来安排自己的人生，对自己的生活基本是满意的。爸爸希望你将来也可以像爸爸一样，独立自由的生活着，幸福快乐的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 那么怎样才能活到这样的一种状态呢？爸爸有几点人生经验，想与你分享一下。 一个人是离不开社会的，无论他如何努力的想“出世”，都无法真正的出世。从古到今，几乎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真正的“出世”，任何试图完全摆脱社会的努力，最终都有可能会被证明为徒劳。 所以，既然离不开社会，就要学会在适应社会的同时，保持自我的独立。 那么，如何才能在适应社会的同时，保持自我的独立呢？ 首先，你要善意的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学会和他们和睦相处。不要伤害他们的尊严，也不要伤害他们的身体，如果可能的话，在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尽自己的能力去帮助他们。 除此之外，你还需要与人群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要陷入到狂热的社交之中，不要盲目的跟随自己的同伴的行为。做任何事情时候，都需要自己独立思考一下再去做，不要因为别人的鼓动而去做。你要从每一件事情中养成这样的习惯，久而久之，你就会成为一个独立的人。 根据我自己多年的观察，多数人之所以不幸福，不快乐，是因为他们做不到以上两点。不能善待身边的人，就避免不了各种人际冲突。不能独立思考，就避免不了被外界绑架着活着。所以爸爸希望你从小学会善待他人的同时，凡事有自己的主见。 当然，做到了这些，还是不能真正的独立。真正的独立，还需要你有独立的生存能力和应对各种危险的能力。爸爸给你的书里有人类学家莫里斯先生写的“裸猿”三部曲，爸爸希望你有一天能够好好的翻阅一下，跟随莫里斯先生认识一下人类世界的本质。 你小时候，爸爸常常跟你说过，爸爸应该像大狮子教会小狮子在丛林中生存一样，教会你在社会中生存。你要想在这个分工很细的社会里生存，将来一定要具备一定程度的专业能力，要有为其他人服务的能力，假如你缺乏这种能力的话，你就不能靠着诚实的付出，在这个社会上生存。 你需要选择一个你自己喜欢的方向，在某个领域内积累丰富的知识和技能，只有当你具备足够的知识和技能时，你才能成为一个有能力为其他人提供服务的人。 所以不要懒惰，要勤奋。 为他人服务，你需要面对各色各样的人，有一些人可能会给你带来不愉快，会让你感觉自己的付出没有意义，觉得自己的生活很枯燥。你需要在合理安排自己的生活和工作节奏的同时，锻炼自己的心理承受能力。 爸爸希望你从小就学会去帮助别人，并且要适应我们所帮助的对象并不能善待我们自己这一现实。 你要知道，我们所帮助的对象，因为种种原因，和我们在观念上存在差异，这些观念上的差异，决定了他们对我们给他们提供的帮助不一定领情，所以不要对他人对你的回报有太高的期待。 社会是不完美的，人也始终摆脱不了自己作为人的狭隘性，所以，你要学会接受现实的不完美的一面。你活在这个世界上，重要的是去感受生活的美好，而不是沉湎在不美好带来的沮丧中，如果生活中某些事情让你不如意，要学会绕道而走，忘记那些不快，把注意力用在其他的令你感到快乐的事情上。 如果你对不美好的生活也感到很满足了，那么你就会成为一个很容易满足的人。你的快乐不取决于你获得了什么，而取决于你对自己所获得的东西的满意度。 你的奶奶是一个快乐的人，她把快乐的基因遗传给你爸爸了，爸爸也希望你能继承这一快乐的基因，不要斤斤计较，学会做一个宽容和憨厚的人。 在做事上你尽可以孜孜不倦的追求完美，但是对事情的任何结果，都要学会欢喜的接受。 你需要成为一个“有力量”的人，才能实现独立、自由的人生。爸爸在这里用到的“有力量”是一个涵义很广的词汇，既包括强大的精神力量，也包括体力上的力量，还包括较强的专业能力。 前天，你和妈妈在路上看到一个快递员被一个与他发生交通意外的人暴打，发生这件事情后，爸爸一直想跟你说，这种事情也可能发生在你身上。爸爸认为那个快递员不敢反抗是错误的，你要学会在自己被威胁、被伤害的时刻，保护自己。要有勇气对任何强横者施以反击。 碰上这种事情，不要胆怯，平时也不要胡吃海喝糟蹋自己的身体，使之在这样的时刻不能灵活的反击，无法保护自己和自己的家人。爸爸虽然强调你要善待他人，但是在发生这种问题的情况下，你要毫不犹豫的用尽各种办法反击，不要懦弱。…

写下这个题目，不是因为我厌恶生命，而是因为像热爱生命一样，我也喜欢死亡。 我活得很快乐，也希望死得很快乐——痛快一点，安乐一点。 既然死亡是一切生命无法避免的最终结局，我就没什么好排斥它的。 如果有一天我死了，我希望我在世的亲友们，想起我的时候，能够莞尔一笑，相信我这家伙活着的时候，那么豁达和搞笑，那么热情洋溢，如今死了，如果存在另一个世界的话，想必在那里同样不知厌倦的在找新乐子。 而不是哭哭啼啼的，烧几刀黄表纸，用点残羹冷炙来打发我。 死亡使我明白，一切荣耀和一切苦难，都将归于尘土。 因为认识到死亡的不可避免，所以，在荣耀面前，我不会卑躬屈膝，在苦难面前，我也不至于惊慌失措。一切皆有终点，何必为它欢喜为它忧？我且过好当下，不去懊悔过去，也不为未来恐惧，对每一种生存状态都安之若素。这份豁达，是死亡教给我的。 死亡也让我懂得了幽默。 如你所知，无论一个人自我标榜或者被人吹捧得多么出色，多么伟大，他的结局和一只蝼蚁的结局没什么两样。 在死亡面前，一切众生实现了真正的平等。所以，人世间一切趾高气扬，或者自以为是的想法，都可以当笑话看。包括我自己的各种奇葩的自以为是的念头，也都可以当笑话看。 对笑话，当然就用不着太认真了。有趣的人生，需要幽默感。 倘若没有死亡，我就会无休无止的自我膨胀，无休无止的夸大自我，丝毫不懂得谦卑。因为有了死亡，我也就有了点自嘲和自黑的精神。 死亡使痛苦不那么难熬。”千古艰难唯一死，伤心岂独息夫人？“再艰难的人生，只要有了死亡，也便有了终点。只要一想到苦难终有尽头，苦难便变得没那么了不起了。 我是个乐天派，但是即便不是乐天派，在见证了大量的死亡之后，也不再把人世间的所谓的苦难太当回事了。饥寒之外，如果还有烦恼的话，多属自找的。 死亡并不是一个很可怕的过程，在死前的那一刻，没有人会想到自己具体何时何刻死，死亡后人已无知觉，死亡的那一瞬间是非常短暂的。我见证过自己的亲人死亡，也见证过无数的患者死亡，在如今的我看来，死亡，实在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 我们过度的贪恋生害怕死，以至于死亡将临时，内心颤栗不安。其实人从出生开始，便应逐渐明白，死亡是必不可免且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死亡也可以让我们活得更有趣味。总有一些不知死之必至的傻孩子，觉得自己的一生可以无穷无尽的挥霍，尽做一些违背自己的心意的事情，浪费自己的生命。 倘若他们从小便被告知，你迟早得死，要趁着活着的时候，好好的享受一把生命的乐趣，我想他们是不会被人绑架着，过自己不乐意的人生的。 我赞叹死亡，因为它如生命一样美好，它使灵魂有永远安息的时候，它帮助病弱的肉体摆脱各种折磨。在我们疲惫不堪的时候，它将我们化为泥土，让我们重新回归到大自然中。它是上苍给我们最后的仁慈，我们没有必要厌恶它。 经过了一次又一次生离死别的洗礼，我已经完全的放下了对死亡的执着。倘若有一天我再有亲人离开这个世界，我将不会再悲伤，而是在心中默默的思念着他（她），回顾着他（她）一生的美好时光。 以此方式，与他（她）的肉体而非精神作最后的告别。她的精神将长存在我的脑海之中，直至我自己告别人世的那一天。 ​

日本人说，中医的不传之秘在于量。中药的用量决定了临床疗效，但是这个用量很难掌握。 曾经有个医生给患者开了一张方子，患者按照医生的方子吃药后无效，后来患者有点不耐烦了，把医生开的药三贴药一起煎了，再服用取得了立竿见影的疗效。 我国温病学派名家赵绍琴教授，生平用药的最大特点就是方小量轻，所以与他同时代的名医秦伯未对赵绍琴教授的评价是“平正轻灵一良医”，从赵绍琴的医案里，很少看到赵绍琴教授开大剂量处方的纪录，然而其临床疗效却非常出色。 日本的中医名家汤本求真和大塚敬节留下的医案中的处方，用药量之轻则更是令我国当代的一些提倡用重剂治病的中医师，诸如李可等知名中医大跌眼镜，汤本求真和大塚敬节等日本汉方医学家开出的处方中，附子等药的用量常常不过1克到3克，有时甚至只用0.5克，其疗效也是很出色的。 我曾一度喜欢用重剂治病，重剂用药，往往可以在患者临近死亡时，发挥到起死回生的作用。笔者近几年，经常参与告病危的患者的急救工作，用中医的汤药时，剂量有时大得惊人，但是疗效也十分出色，多次在各种其他中西医急救办法不能凑效的情况下，把患者起死回生了。 但在治病的过程中，我也犯下了用药过重，以至于患者服药后，出现严重副作用的情况，减轻药量，反而取得了非常不错的疗效。这些实际的经验告诉我，用药的剂量不好掌握。 附带一提，李可大师素以用药剂量大而著称于世，他在世的最后几年，治疗的很多患者也出现过非但没有治好病，反而有严重的副作用的情况，笔者本人当时接触过不少这样的被他治坏的患者。 有些中医师认为，现在的药的质量欠佳，所以用轻了没有疗效，我有一度也这样认为。 但是我的患者天南地北，到处都有，我开出处方后，他们多数是在他们本地的药店或者中医院购药的，只要方子开得不错，多数情况下，即便剂量很小，疗效还是很出色。 我甚是怀疑，各种宣扬现在的药材质量不可靠的文章多少有些哗众取宠，同时也有为临床处方水平不高推卸责任之嫌。 以日本人的精细，对中药临床用量的问题如此看重，必是因为日本人在研究中医时，确实注意到了中药的用量与疗效关系太密切，所以才会发出中医的不传之秘在中药的用量这样的感叹。 经过多年的临床实践，我虽然尚不敢说掌握了中药临床用量的诀窍，倒是也摸索出了一些可供参考的规律来。 一般慢性病患者，用药时量是尚轻不尚重的，因为慢性病没有办法像急性病一样取得迅速的疗效，患者必须长期吃药，所以药的用量太大，很容易伤及患者的脾胃肝肾等器官，反为不美。 即便是补益类的中药，用于慢性病患者，也是要尽量使用小剂量的。中医古方中的一些补益类方剂，如八珍汤、十全大补汤等，实际单次用量都非常低。按照古代医书上的记载，用量多在10克以内。 虚损类疾病，是需要一个较长时间的调理过程的。慢性病造成的体虚的患者也容易出现虚不受补的现象，所以临床用药时，从轻用药，更为有益。 对急性病，比如大出血类的疾病，用止血药时，可以考虑大剂量使用，笔者曾参与过一些肺癌、胃癌患者大出血时的抢救工作，这类患者服用常规剂量的中药不能见效，用西医的止血手段也无效，但是将中医的止血药白及用量提高到30克时，止血效果就非常明显。 笔者在读已故上海知名中医刘民叔的医案时，看到刘民叔采取了另一种方案，他每次用云南白药等止血药的量很轻，一次用0.1到0.5克，但是用药时间间隔非常短，刘民叔采取每隔15分钟给药一次的办法，给一个患胃癌的老僧止血，连续治了个把月，也获得了不错的疗效。 而李可生前，最著称于世的，就是他对很多病危患者，尤其是心衰患者的急救的疗效非常出色，李可临床用附子等药，用量常突破100克。 这两种用药思路，都是和常规的用药思路不一样的，可供急救医生参考。 当然急性病也分很多类，并非所有的急性病，都适宜用大剂量用药的方式急救，大剂量用药时，安全性很差，很容易出医疗事故，如果一个医生用药经验不足，小剂量用药可能不至于对患者身体造成较大损伤，但是大剂量用药，风险就高多了。 所以从安全起见，大剂量用药还是要小心的。笔者个人采取的方法是，先从小剂量用起，或者多煎少服，一边给药，一边观察患者的反应，如果反应较好，副作用不大或者没有，就不断的加量，直至解决患者的问题。 当然，用药的根本还在于用准。赵绍琴教授曾说他的父亲，清朝最后一任太医院院长赵文魁先生在教他学医时，特别告诫他，用药治病，就如给锁找钥匙，用的是巧劲而不是蛮劲，只要用药准了，就会如找对了钥匙，轻轻一拔，锁就开了一样，很轻松的就能把病治好。 不过我相信即便是赵文魁先生复生，也不能保证自己每次都能轻松的找准那把疾病的钥匙，所以真正的“平正轻灵”的境界，也不是那么好达到的。一个临床医生，要常在用药用量上动脑子，长期积累，就会渐渐的形成自己的有效的用药思路。

中医外科历来有“五善七恶”的说法，这是古代中医外科医生临床诊病时，总结出来的判断患痈疽疮疡类疾病（即今日我们所说的各种良恶性肿瘤和溃疡类疾病）患者的预后。 五善和七恶是患者呈现的各种体征和症状，五善为顺，预后较好；七恶为逆，预后不良。 为方便记忆，后人将“五善七恶”编成歌诀： “五善七恶要知晓，第一心善精神爽，第二肝善身轻便，第三脾善唇滋润，第四肺善声音高，肾善水火自升降。 再看七恶是哪桩，一恶神昏心烦躁，疮形紫黑言语喃；二恶腰挺目斜视，疮流血水心惊悸；三恶形瘦脓腥臭，疮塌软陷不知痛；四恶皮枯声嘶哑，痰多喘息鼻煽翼；五恶消渴口干燥，面黑囊缩肾亏虚；六恶浮肿肠鸣泻，大便滑脱脏腑衰；七恶疮形如剥鳝，四肢发凉疮流水。 五善七恶辩端详，谨慎用药从医良。” 过去，“五善七恶”是外科医生需要牢记的用来判断患者预后，以对患者采取相应的医疗处置方案的金标准。一个中医外科医生是必须熟悉“五善七恶”的，否则就很容易乱治，导致医患纠纷。 从古人总结的五善来看，一般来说，肿瘤和疮疡类患者，如果精神状态尚好，浑身上下并无太多的疼痛之处，口唇滋润，胃口尚好，声音也还正常，大小便正常，那么就很有治疗价值。这样的患者，即便西医检查出来，属于中晚期癌症，但是中医尚有不少可用的方药，对患者进行治疗。 而如果患者已经开始出现神志不清，情绪烦躁，肿瘤破溃流血，脓水腥臭，抽搐斜视，体重锐减，声音低微嘶哑，喘息不止，口渴异常，面黑囊缩，四肢浮肿，肠鸣腹泻，大小便不通，或者肿瘤像剥了皮的黄鳝一样，四肢发凉，肿瘤破溃流水等情况，则预后很不好。 七恶符合今天我们所见的终末期癌症患者的一些症状，即西医所说的出现恶病质和恶液质等现象，此时患者多有严重的并发症，出现胸腹水，体重也锐减，部分患者甚至脸黑如炭，病情到了这个阶段的患者，再要治疗就非常困难了。 虽然现代医学确实在抗癌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传统的中医外科总结的这“五善七恶”，仍然适用于现在的医疗条件下，判断患者预后，指导临床用药。 一般来说，七恶出现四种以内尚有治疗价值，如果七恶见五种以上，则患者距死不远，无论是医者还是家属，都应明白，在这种情况下，不要做徒劳无益的治疗，因为那样做纯属劳民伤财，不但救不了患者，反而会给患者带来不必要的痛苦。

中国有句古话，叫“小病从医，大病从死”，我想在这句话上狗尾续貂一句：“不治之症从轻治”。 我这些年研究中西医治疗癌症，对“小病从医，大病从死”这句话深有感触。此前在新加坡的联合早报上看到过一篇报道，该报道引用了一项医学统计，数据显示近年来人类的人均寿命是延长了，但是延长的那部分，基本都是在痛苦中度过的。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概莫例外。 我侍奉我自己生病的母亲多年，对她病后的生存质量深有体会。最折磨我母亲的，还不是她的癌症，而是脑溢血后遗症。 我的母亲因为脑溢血后遗症造成偏身感觉障碍，每天都会觉得自己的一半身体在火炉里烤着一样，阴雨天更严重。我用尽了中西医的手段，我们家人通过自己的社会关系，找过美国、德国和日本的医生，也没能解决她的痛苦。最有效的手段居然是让她去打牌，打着打着她就忘了。 当然这种遗忘只是暂时的，天气变化时她还是生不如死。有几次，我的母亲跟我说，她想自尽以了结痛苦，作为儿子我当然极力劝阻她。有一次我陪她在河边散步时，母亲几乎是号啕大哭着对我说，她不想活下去，我扑通一声跪下来求她不要轻生。 如今我自己目睹了很多人与疾病痛苦的抗争后，对生死渐渐看得很淡然，有时回头去想我的母亲，我倒是觉得当初她脑溢血时，我们全力抢救她未必多理智，那会儿她人事不知，走了也就走了，不用再在人世间受这么多的苦。 在病入膏肓的情况下，我对中医和西医都很失望。无论中西医，对病入膏肓的患者，所能带来的帮助都有限。并且，越是治疗，越是可能给患者带来更多的痛苦。 我个人认为，如果一个患者已经到了不治之症的地步，比如终末期的癌症，或者一些多器官衰竭的重病患者，最好的策略是从轻治。 如何从轻治呢？就是用一些简单的，对身体损伤较小的治疗方案，适度（注意不是全部）缓解患者的痛苦。对这类患者，追求治疗得十全十美是一个错误的决策，因为要把这类患者治疗得完全没有痛苦，那是违背现实的幻想，抱着这种幻想去治疗，最终肯定要让患者遭受过多用药带来的痛苦。 我现在经常出入于各大医院或患者的家中，为那些重症患者做临终关怀治疗，的确在少数患者身上发生了令人惊喜的奇迹，大大的延长了他们的寿命，但是这种小概率事件可遇不可求，多数情况下，只能是缓解患者的部分痛苦，让不能吃饭的患者有了食欲，让疼痛的患者不再疼痛，让受癌热之苦的患者能够不受癌热之苦，适度延长了一下他们的生命，改善了他们的生存质量。 我比较害怕接触那些对疗效有过高期望的患者和患者家属，对那些不顾一切的尽孝者或者那种不理智的患者敬而远之。 我有个老乡，他得了癌症，他把自己的全部家产治没了，然后到处举债，花掉了差不多五百万，然后很悲壮的写出自己的故事，到处募捐，我说实话，我一分钱都不肯捐给他。一是因为我确实不宽裕，但是更重要的原因是我觉得他太不理智，很自私，不怎么考虑他的家人的死活，这个患者在把自己家人拖累得够苦的情况下没多久便辞世了。 我也曾见过一些完全无望的患者拼命的使用大量的药，希望能够控制住自己身上的癌细胞，他们求生的心情我是很理解的，但是遗憾的是，这样做只会适得其反。 从我个人的经验来看，对治疗价值已经不大的患者，少量用一些药，缓解一下患者的可以缓解的症状，对无法缓解的症状任其维持原状，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意义大多了。 在这个医患纠纷频发的时代，我个人特别的谨慎，并不乐意参与到那种不顾一切的治疗当中去。因为这样的治疗，往往意味着患家花费巨大，最终却人财两空，极易产生医患纠纷。 我在医院工作的时候，我的上司对我说，就中国人对待死亡的态度，即便我不接受临终患者不顾一切的治疗态度，那些患者还是会换了别的医生，倾家荡产的去治疗。 我现在阅历比以前丰富了，认识到他所说的是对的。但是即便如此，我自己仍然坚持自己的原则，

中药大蓟和小蓟可以用于部分癌症患者，对解决患者因为腹水引起的水肿有较好的作用

癌症是慢性病，治疗癌症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尤其是选择中医抗癌的患者，更是需要吃很长一段时间的中药，才能对癌症形成有效的控制。 但是并非所有的患者在吃中药时都会从中药中获益，很多患者吃着中药治疗癌症，越治越糟糕，但是又怕停止用药，癌症得不到控制，硬着头皮吃药，结果越来越虚弱，最后骨瘦如柴，未死于病，而先死于药，这是很可惜的。 中药方子用得不对，对胃的损伤会很大。笔者近期到外地出诊，所见的患者中，有一半以上是吃中药后，胃被伤得太厉害，以至于水米难进的危重患者。 给这些患者开中药的中医师也并非泛泛之辈，基本都是各地中医界的知名专家，所以患者和患属在吃药的过程中，特别容易因为迷信专家的权威地位，而在出现明显的副作用时，仍然坚持吃药。 无论中医西医，对癌症患者有效率能够达到50%都很了不起了。所以即便是再权威的中医专家，开出的方子也不一定就真的对癌症患者有益无害，在接受中医治疗的过程中，患者要做一个聪明的患者，而非迷信的患者，要学会自己来分辨医生的处方究竟是否适合自己服用。 笔者不久前在广西桂林出诊时，遇到一个患者，服用桂林本地某知名老中医开的中药，这个老中医给这个患者开的是龙胆泻肝汤加味，姑且不论这张方子中的木通的副作用，但就这张方子中的龙胆草而言，基本上算得上是最苦的中药之一了。患者连续服用了四十多天后，连喝水都呕吐。 该医生认为患者胃有问题，又给患者开治胃的药，要求患者继续服用龙胆泻肝汤，患者很抗拒，因为患者自己知道，他的胃在吃药前没有问题，吃了中药后才出了问题的。 我在问患者病情的时候，患者告诉我，自从吃了四十天左右的龙胆泻肝汤之后，他口苦到连牙齿都感到苦，喝水都会引起呕吐。因为无法吃饭，该患者急剧的消瘦下去，总是很想吃糖，要靠西医输入营养液才能生存下来，基本处于卧床状态。 我诊断后，用小建中汤和归脾汤加味，调理患者的胃口，经治疗约一周后，患者能吃饭，不再呕吐，体力得到恢复，可以出去骑车活动了。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癌症患者需要长期吃药时，不适合久用大苦大寒的药。 即便是体质偏热的患者，需要用苦寒泻火的药，也需要考虑一下用药的时长，并且需要配合保护脾胃的药，一旦过用苦寒，就会造成像笔者提及的这个桂林的患者一样，伤了脾阳，饮食难下。脾为后天之本，一旦受伤，就是伤了生存下去的根本。 本月初，笔者去兰州看另一个患者时，碰到的情况也很类似。该患者此前服用了约一年左右的苦寒泻下的中药，体重锐减五十多斤，人消瘦乏力。 据患者家属告知，之前的医生在甘肃省有很高的声望，用的方子苦寒泻下的药用得很久。患者吃药后泻得很厉害，患者和家人以为这是在排毒，依然坚持服药约一年，最后导致患者元气大伤。 这里笔者特别要提及一点，大黄这类泻下药，也是不宜长期使用的，大黄既可以通便，但是用久了又可以造成患者习惯性便秘。中医认为久用苦寒，会伤脾阳，所以从古到今，医生们长期使用这类药时也是很慎重的。 笔者这些年见得比较多的，还有那种常年累月服药，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不间断的服药的患者，最后也把胃吃坏了的。胃吃坏了是最麻烦的事情，人如果没有一个好胃，吃不下饭，就是再好的灵丹妙药，也保不住命。 我自己的患者在吃药时，我会密切关注他们的胃口的变化，既会特地的要求他们每吃一段时间的药就要停几天不吃药，还会叮嘱他们做个聪明的患者，自己在感到自己的胃口受到较大影响时，立即停药，联系我进行处理，这样最起码可以保住一个相对健康的胃。

北京的医疗改革终于启动了，取消了挂号费，设立了医事服务费，不过网上叫骂声一片。 我的这篇文章从标题到内容，可能都是要遭骂的，但是我并不在乎。中国的医疗事业要想往前发展，必须得尊重知识，尊重医护人员，这种尊重，在经济回报上要体现出来。 提高医生的服务费，让医生光明正大的靠着自己的知识和技能生存，才能让医生不必靠卖药和开检查单生存，不做一个令患者憎恶，令自己讨厌的人。 中国目前的诊疗费用中，医生的价值根本体现不出来，即便是新改革的价格体系，医生的真正价值还是体现不出来，与国外同行相比，差距非常大。但是即便如此，还是被骂得一塌糊涂。 要改变这种现状，尚需要几十年的时间，中国医生的诊疗费，在未来的几十年时间中会逐渐提升，直到提升到一个合理的价格标准上，才会真正的实现高水平的医疗。 我们在医生的挂号费上，仍然保留着大锅饭时代的思维习惯，认为医生理所当然的应该廉价，应该道德高尚的为全社会服务，不计较报酬。 让某个医生做到道德高尚不难，让全国数百万医护人员做到道德高尚，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改进医疗服务，只能靠制度，靠价格体系，不能靠道德说教。 中国的医护人员缺口非常大，相对于中国庞大的人口数量，我们的医护人员远远不够，而且更严重的一个问题是，中国优秀的人才大多不肯进入医疗行业。 医学是世界上最难的一门学科，在发达国家，只有最拔尖的人才才可以考入医学院，但是我们的尖子生都去学更赚钱的专业去了，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医疗行业吸引力不够，报酬低，工作量大，职业风险高。 我上学的时候，我们学校里最优秀的学生，进入医疗行业的没有几个，倒是当时成绩中等或中等偏上的，学医的有一些。我说句不客气的话，这种天赋上的不足，不是后天努力改变得了的。如果一直持续这种现状，我国的医疗事业就只能停留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 我自己在中学时代，属于高平衡的尖子生，倘若不是我母亲身体不好，我大概也不会学医。我在学校的时候，属于解压轴题的高手，每次考试的时候，总有那么几道压轴题，按照我们学校老师的说法，是专门为我出的，他们就想考考我，看看我是不是解得出来。 那时候我自己常常因为解开了某道数理化方面的压轴题而飘飘然，觉得自己了不起，我们黄冈地区出题向来以难到变态而著称于世，解开那些压轴题对一个学生来说，确实很有成就感。如今我学医治病，觉得解决每个患者的问题都比当初解压轴题难多了。 研究医学需要智力，一个国家整体的医疗水平的提升，需要一群高智商的人投入其中，如果一个国家的医疗事业糟糕到高智商者望而却步，这个国家的医疗水平就上不去，最终害的是所有的国民。没有高水平的医疗技术，怎能为生命保驾护航？ 我们没有尊重知识的传统，在我国盗版不算事，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极低，像医生这种需要读大量的书的知识分子，本应该受到应有的尊重，不过在现实中，我们的医生的挂号费低廉到完全看不到这种尊重的存在。不但如此，我国目前舆论环境，对医生是羞辱和谩骂居多。 试问，在这样的环境下，有廉耻的人真的愿意干医生吗？不要喊几句空口号就以为能哄得大家去干这种又苦又累又操心的工作。聪明人干什么都能赚钱，何苦一定要干这种既累又不体面的工作？ 如果能够体面的赚到钱，我想医生们不会厚颜无耻的去开高价药和检查单拿提成。 我国居民也还没有买医疗保险的习惯，我曾在某贴吧看到一个帖子，里面有个人站出来骂现在农村合作医疗交的钱多。老实说，该地农村的收入状况我是很清楚的，存款在五万以下的家庭屈指可数，但是每年一个家庭千把块钱的医疗保险费用，就引起群情激愤。 按照我们的思维习惯，居民应该免费医疗，医生的服务费应该低廉到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 我在北京的一家美式诊所干过，见识过美国医生和日本医生在中国行医时收取的诊疗费，对中国患者来说，那诊疗费是天价。我的一个同事，美国的一个牙医，给一个患者做了两个小时的植牙手术，收费26万人民币。 我觉得这些医生的收费很贵，但是人家早已习以为常，因为他们在美国在日本就是这样收费。所以这个诊所虽然设在北京，但是只对老外和中国的富人阶层开放。人家的医疗技术确实好，看病也非常仔细，一个患者过来，很少在半个小时内看完。 我在这家诊所工作的时候，诊所的投资人之一，一个美国医生，对我一个小时收几百块钱到上千块的服务费感到十分的惋惜，他认为我的服务费最少应该提升五到十倍，但是我已经因为这么高的服务费遭致骂声一片。 有一次一个鼻炎患者在网上找我，我告诉他我的收费标准，这个患者破口大骂，骂完了感觉还不解气，现在都过去了好几个月，他每隔一段时间还要在网上通过各种渠道骂我一顿，我也只能遥祝他早日康复了，同时我也庆幸我没有给他看过病。 我一直奉行只开方不卖药的原则，顺便一提，美式诊所里是不设药房的，医生只处方，药都是患者自己去药店买。对一个除了这点费用之外，别无收入的医者来说，我不觉得自己的收费有多高。我知道国内的同行在治病的过程中，绝大多数都会通过其他途径创造收益，收入比我高很多。 美式诊所的花销，总费用不比国内医院高，一些出国治疗的患者，甚至花费远比国内低，原因无他，医生们的阳光收入已经足够了，他们不会再在药品或者检查上敲诈患者。 我以研究癌症为主，开出去的药方很便宜，以现在的物价水平，很少有患者一个月的医药费超过五千块，多数一个月的平均花费在一千块到三千块左右，有些甚至一年的花销不到一万块。治疗的一些小毛病则多是开几块钱一剂的药，有时甚至是几毛钱一剂的药。 我个人认为这是很有良心的一个价格，但是还是有很多人一听我收取的服务费就吓住了，这我就没有办法了。 我们中国人，物贵人贱的思维，已经固化了，要想改正过来，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如果一个医生一个小时的时间，还不如我们冬天买的一件毛衣那么值钱，那只能说是我们民族的悲哀。 中国医疗行业的从业人员数远远不够，这是个事实。当下的中国医疗行业，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很严重。如果我是卫生部长，就算要冒天下之大不韪，被全国人骂死了砍掉了脑袋，我想我还是会坚持矫枉过正的进行一系列以医为本的改革，尊重医护人员，保护医护人员，形成良好的行医环境，吸收优秀人才加入到医疗事业中来，才是提高中国医疗事业的关键所在。…

我国金元时期的一位伟大的医生李东垣，收了一个叫罗谦甫的徒弟，收徒时，李东垣问罗谦甫：“汝来学觅钱医人乎？学传道医人乎？”罗谦甫回答说：“亦传道耳。” 对罗谦甫的底细知之甚深的李东垣听了罗谦甫的回答，收了这个徒弟。罗谦甫追随李东垣学医三年，有一天，李东垣给了罗谦甫二十两银子，对罗谦甫说：“吾知汝活计甚难，恐汝动心，半途而止，可以此给妻子。” 罗谦甫辞而不受，李东垣对自己的弟子说：“吾大者不惜，何怜乎细？汝勿复辞。” 这段文字记载了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李东垣是如何培养一个医术继承人的，收徒的时候，严格筛选，选择了罗谦甫这样一个至纯至孝之人。罗谦甫是李东垣的一位挚友向李东垣推荐的一个有志于学医的学徒，人品和心性均佳，智力也非同一般。 李东垣认真考察了罗谦甫后才决定收他为徒，罗谦甫学医三年，李东垣担心罗谦甫会因为生计问题半途而废，非但不收罗谦甫的学费，反而给了罗谦甫白银二十两，让罗谦甫拿去养家糊口。 我自己现在连犬子一起，共收了三个徒弟，我无法知道他们是否会半途而废，从收徒之日始，就决定不收他们分文学费。很多人不懂为什么我会这么做，中医之道已日渐衰落，传承乏人，免费授业，尚且很难有人坚持到底，收费授徒就更加的容易半途而废。 李东垣这个人，据他同时代人的记载，是一个出身豪门的读书人，因为自己的母亲患病，家里四处延请名医诊治，直到他母亲去世，尚没有一个医生说明白了他母亲得了什么病，李东垣愤而弃商学医，终于成为中医脾胃学派的开山祖师。 李东垣的弟子罗谦甫后来也成为一代名医，李东垣去世后，罗谦甫视李东垣的遗孀如亲生母亲，带到身边奉养老人并给她送终，罗谦甫还将李东垣的学术思想整理出来，流传后世。使得李东垣的医术，直至今天，仍然在造福人类，我们常用的补中益气丸等知名的中成药就是李东垣所创的名方。 日本的汤本求真医生，在学中医之前，是一名西医，因为自己的长女患了肠伤寒，经西医救治无效死亡后，愤而改学中医，此后颠沛流离了十八年，终于成为一代中医大师。在日本，他是近代汉方医学的翘楚，他所付出的代价是十八年颠沛流离的生活。 我国的很多知名的中医专家，如张仁济，沈自尹院士等，均是从西医转学中医的。 张仁济是北京大学医学系出身的，在日本留学多年的西医，因为自己患了溃疡性肠炎，遍寻京城各大医院里的知名西医，久治无效后，因人介绍，就诊于曾经的京城四大名中医之一的施今墨先生，只吃了三贴中药后就根治了，从此拜施今墨为师，改学中医。期间艰苦，不言而喻，正是因为亲身体会到了中西医的疗效后，才坚定了他学习中医的决心。 而同样从海外留学归国的沈自尹院士，也正是在已故上海知名中医姜春华先生旁边侍诊多年，亲眼见证了姜春华先生出色的疗效后，方始心悦诚服的改学中医的，并且成为当代中医脏象学说的一代大师。 中医不被看好，是一个事实。施今墨先生曾经忧虑一百年后，中医是否还会有立足之地。 如今看来，他的忧虑不无道理，随着现代科学思维渐渐一统天下，中医正在被严重边缘化。虽然中国政府最近通过了《中医药法》，确定了中西医并重的发展方针，但是现实中，每年新增的注册中医师的数量正在呈递减的局面。 我现在带的学生，超过了十二岁我就不收。原因无他，我觉得真正能够耐心的学习中医达十年以上者，今后方能成为一个很好的临床中医师，开出去的处方方可有疗效。而要学习十年以上，大概也只有这些未成年做得到。 有不少的成年人想跟随我学中医，我认为都不现实。年过二十岁者，是要面临现实的生存问题的，哪能花费十年以上的时间去耐心的学医呢？ 过去我也曾短暂的在网络上开过一段时间的中医药方面的课程，结果发现有人学习了几个月，粗通皮毛之后，就出去给人开方治病，仔细一想，这是极为恐怖的事情，生命岂是儿戏？ 所以后来我中断了这样的教学，也不再收那种玩票式的学中医的成年人为徒。现在很多粗略的学习了一点中医皮毛的人，给自己或者自己的家人朋友处方治病，治出一堆的问题。 学习中医既要有广阔的视野，又要有扎实的功底，真的不是几个月的时间，几年的时间就可以速成得了的。一个智力中上的人来学中医，十年的学习，仅能入门。 惭愧的说，直到现在，我自己也只是停留在一个入门的水平上，离我想要达到的炉火纯青的境界，还有很远的距离。除了小时候耳濡目染的知道一些青草医的知识外，我真正的接触中医是始于1998年的。从1998年到现在，也有二十年了，但是二十年的时间，仍然太短暂。 我在我自己的儿子之外，收了两个徒弟，一个徒弟的父亲因为严重的过敏性鼻炎，在北京找了很多知名专家治疗无效，最后经我用了五贴中药汤药根治了，这位父亲曾经很看不起中医，从此之后对中医的看法大变。另一个徒弟自身就有不少的顽固的小毛病，多次在我手中应手而愈。 我之所以只收这样的人为徒，是因为中医在我们这个时代，十分的尴尬。很多人认为中医落后，不能治病，所以我选择了从我的患者和患者家属中收徒，唯有他们，切身体会到了我的疗效后，方能对我传授给他们的医术产生坚固的信心。 至于我自己的儿子，从出生到现在，因疾病而进医院的次数屈指可数，基本都是喝我给开的中药应手而愈的，所以他对中医药的疗效，不会产生丝毫的怀疑。 这三个小徒，乃至于我今后可能还会因为机缘而收的新徒弟，他们若选择了以中医为终生的事业，必不会是一片坦途。我比他们的父母还要担忧他们未来的生计问题。 我希望有人来继承我的医术，但是跟随我学医的这些学生，即便不是我自己的孩子，带他们十年八年，我与他们的父母，也没有太大的区别了。等他们长大后，若行医环境不理想，他们的生存问题难以解决，我是会为他们担忧的。 所以我教他们的第一课，不是中医，而是《周易》的乾卦和坤卦，以及佛教的《四十二章经》的一些重要章节，并且要求他们在理解后背诵下来。 有一些人会感到奇怪，这跟中医有什么关系呢？我的解释可能会令很多人感到好笑。学习这些，对理解中医的理论知识没有太大的帮助，但是对锻炼自己的抗打击能力很有帮助。 中医已经被时代的口水淹没，在这个时代，各种各样的意见领袖，都以反中医为荣，学习中医，就要做好一辈子与各种冷嘲热讽打交道的心理准备。…

我小的时候，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就是我的母亲经常在家门口呕吐酸水，痛苦不堪。 因为出生在大饥荒年代，我的母亲过了很多忍饥挨饿的日子，导致她在未出嫁之前就得了慢性胃病，每遇劳累，胃病就会发作。 每次母亲胃病发作时，不但呕吐酸水，胃还会痉挛性的疼痛，不停的打嗝和抽搐，我看着自己的母亲受这样的苦楚，心如刀绞。 那时我总在想，如果我长大后成为一个胃病专家，治好了自己母亲的胃病那该多好。 我的母亲看了很多的医生，吃了大量的中西药，但是她的胃病却总是时好时坏，并没有被完全治好，就这样一路发展成了胃癌，最终因为胃癌而不治身亡，去世时不到六十岁。 母亲去世的那几年，我家中的长辈一个接一个的去世，死因多为癌症或者脑卒中。 那几年我开始直面死亡，这死亡发生在我的眼皮底下，去世的是我自己的至亲。死亡带来的震撼是如此的巨大，以至于我彻底的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观，也重新调整了自己的人生之路。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觉得我的母亲之所以胃病迁延不治，是因为我们家穷，无权无钱，所以找不到好的医生。 但是我自己有一段时间虽然算不上特别富足，也还是通过经商赚了不少钱，为母亲请了很多知名的中西医专家，治疗效果一样欠佳，有一些甚至把我母亲越治越糟糕。 我现在回想小时候我母亲找过的医生，也并非全是泛泛之辈，我们本地治疗胃病较为有名的名医，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她都去看过，有一些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医学专家。 我家中传承的一点青草医的微末伎俩，也并没有在我母亲的胃病上发挥多大的作用。 后来我自己学医从医，有一段时间，我跟了一个从西医改行做了中医的退休后被返聘的老师做临床。有一天，一个胃病患者来找我的老师看病，我在旁边跟诊。 病人走后，我的老师对我说，以后对胃病患者，如果你开西药的话，开奥美拉唑这类抑酸剂时，一次不要开超过两周的量，患者吃了超过两周的奥美拉唑，就会有麻烦。 我赶紧问我的老师为什么奥美拉唑不能一次开超过两周的量，我的老师告诉我，这个药吃长了，会有很大的副作用，有一些患者会发生肠上皮化生病变，所以欧美国家的医生是不轻易开超过两周的量的。 我听了我的老师的话后，脑子嗡的一声炸响了。根据过去为我母亲诊治的医生的处方，我的母亲几乎是在长年累月的吃奥美拉唑这类抑酸剂的。 我的这位老师是一个很有声望的医学专家，从小就师从我国某著名的医学泰斗，一生阅历丰富，见多识广，但是为人却极为低调，就连我也是无意间才得知她的师承关系的。 那一次跟诊，我的老师跟我说，刚刚走的那个病人的胃镜报告上显示他有肠上皮化生，老师在追问其用药史时，得知了患者是长年累月的使用奥美拉唑的，为了避免导致其他医生面临医疗纠纷，老师并没有当着患者的面告诉我这些。 我研究肿瘤十多年，知道肠上皮化生是胃癌的癌前病变之一。 那之后我观察了很多来找我求诊的胃病患者，发现了其中有几个发展到肠上皮化生的病人，确实有长期服用奥美拉唑的历史的。 我的母亲之所以患上了胃癌，是有可能与此前的医生们给她的治疗方案有关的，属于医源性癌变。 我小时候，家里虽然算不上穷得家徒四壁，但是也是相当穷的。所以过去我总认为，导致我母亲胃病不能痊愈的根本原因是因为我们贫穷。 等到我自己在肿瘤圈子里声名鹊起的时候，我所积累的越来越多的见闻告诉我，事实并非如此。 有一次我应患者家属之邀请，到某地级市去看一个胆囊癌病人，在追问病人的病史时，患者家人告诉我，患者几年前曾经发现过一个单发的1.5公分的胆囊息肉。 我很吃惊的问她，难道当时出现了这个胆囊息肉的时候，医院里的医生没有让他们考虑一下手术切除掉？患者的家人跟我说，医生跟他们提都没有提过，也从来没有一个医生告诉过他们超过1公分的单发胆囊息肉是有发生癌变的可能的。 这个患者的家庭条件是不错的。患者的丈夫是该市的一位领导，与医院领导的关系很好。但是同样想不到的是，这个患者本可以在癌前病变就被阻挡住的疾病，一直就这样被完全无视的发展到了晚期癌症。 再之后，我接触了越来越多的家庭条件很好的癌症患者，他们的故事和我母亲的故事大同小异，几乎都是一路走来，不知不觉的就从慢性病发展为难以救治的晚期癌症了，其中甚至不乏专业的医生。 有一段时间我在北京的一家高端门诊里工作，这家医院的投资人之一是一个在美国行医的华裔医生，他是美国心血管疾病方面的权威医生之一。他的诊疗费要得非常高，一些国内的富贵人家会找他看病，而他给患者做得最多的一件事情就是帮助患者减药。 在他看来，中国的现代医疗简直就是一塌糊涂，他总是不断的批评中国国内的医疗现状，批评中国的医疗体制让优秀人才无法进入到医疗行业之中，导致中国医疗的整体水平始终很难提高。…

因为职业的原因，我堪谓见惯了生死。 每年，我都在见证大量的癌症患者从生到死的过程。 我有一个患者，生前也算是很出色的一个人，临终前饱受折磨，有一次我和她谈话时，她跟我说，她正在遭受的折磨，将她之前的人生中的所有美好都抵消了。 很少有人在临终前，能够真正的坦然无悔的与这个世界告别，我们总会有很多的不甘心。人生最可悲的一件事莫过于，死亡居然是不可避免的。 作家王蒙说过一句话：“谁的青春都不是吃素的。”人大概都会有年少轻狂的时候，有些人甚至一生都活在年少轻狂之中，不可一世的自以为自己了不起。但是在我们这些每天都要面对生死的医生眼里，人类的狂妄自大实在是人最可笑的品质，没有之一。 无论一个人多么了不起，无论他（她）在俗世中被认为有多大的成就，在浩瀚无垠的宇宙之中，我们每个人都生如尘埃，死如蝼蚁，渺小而无助。 因为越来越发达的医疗条件，现代社会很少有人不是在病痛的折磨中走完自己人生的最后一程的。 我们总希望我们能够阻挡死亡，而死亡却是如此的铁面无情。很多人临终前浑身插满了各种管子，只因为他们的家人们希望出现奇迹，能够阻挡死亡。 实际上，这种幻想最终只不过让自己的亲人在冰冷和痛苦中，饱受折磨的度过人生的最后时光。每每面对这种残酷无情的局面，我都会替弥留者感到十分难过。 我不是一个天生的悲观主义者，也不是一个后天的悲观主义者。但是我现在看待世界，看待人生，在很多人看来，多少有些悲观。 其实我并不觉得自己对人生，对世界的看法悲观。 我只是在自己独特的人生阅历中，体会到了功名利禄的虚无缥缈，体会到了人的渺小和无奈，认识到了一个人还是要活得实事求是一点，别整天跟打了鸡血一样，为自己的那点可笑的自大情绪所驱使，傻不愣登的活着。 更不值得的是，为了各种扯淡的人生目标，极尽伪装之能事，憋屈得像个孙子一样的活着。一直要到临终前，饱受折磨之时，方才后悔自己这一辈子，活得不够舒展。 一个人活得疏狂一些，真实一些，舒展一些，少一些伪装，少一些负担，才对得住自己。别一辈子为了那些扯淡的人生理想和所谓的伟大的价值观，把自己折腾得没完没了。 所谓的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有多少不是人类自我麻痹的精神鸦片呢？又有多少战争狂人，不是在各种人生理想的刺激下，逐渐丧失人性的呢？ 人这种长着两天腿一张嘴的动物，本来吃饱穿暖了就该满足，但是形成了人类社会后，便发展成了一种欲壑难填的独特的物种。为了莫名其妙的私欲，总喜欢装点门面，强颜欢笑，取悦众生，还美其名曰为理想奋斗，真是扯淡之极。 我现在把我自己，还原到最简单的一种原始动物的状态来对待，只要无害于他人，我爱怎么活就怎么活。因为我知道，我今天在病床前抢救的某个在痛苦中呻吟的患者所遭遇的一切，某一天也许同样会降临到我自己的头上。真的到了那时候，一切人生光环都会变得空洞无比。 如果一定要说我还想继续做点什么的话，我想我毕生所好，大概还是钻研医学。但在我的眼里，医学这个概念已经越来越泛化了，甚至渐渐泛化得有些模糊不清了。 以前我觉得，医学就是一门治病的学问，现在我不这样认为，广义的医学包罗万象，不仅仅只是治病那么简单，或者说广义的疾病包罗万象，不仅仅只是可以诊断得出的精神和皮肉之苦那么简单。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细微末节之处，所有的看得见的，看不见的地方，都有医学的影子存在。 而一个医者的最高境界，可以用“学究天人，识穷天下，达本归真”来形容，也就是说，一个真正合格的医者，是要有极为渊博的学问和见识的，不但如此，还需要知行合一，自己认识到生命之本质，回归到生命的本真的状态之中。 这是很不容易的。 所幸的是，每天都要面临的生离死别，时时刻刻都会像庙里的暮鼓晨钟一样，提醒着我们：生死迅速，我生渺小！ 有此体验，也就不至于活得太扯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