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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治疗过一个黑色素瘤全身多发转移的患者，这个患者是浙江人，他也是我这辈子最好的朋友之一。他是一个非常慈悲而又努力的人，生病后依然马不停蹄的做着高强度的工作，这也是他最终治疗失败的重要原因。 他是做金融的，好的时候年收入有几千万。他乐善好施，捐助一些穷困患者时动辄为一个人捐款十万甚至更多，这是我见过的最慷慨的人之一。他很想在北京郊区为我寻找一片可种植药材的土地，还曾与我讨论过这个问题。他告诉我他在门头沟找到了一块三百多亩的地，他想租下来转赠给我，让我把那里当作一个中药材种植和研究基地。我告诉他这对我的研究并无多大好处，只会分散我的精力，让我无法集中注意力进行更有益的研究，因为我的优势在于思考与临床实践，不在于种植药材。他听后觉得我所言有理才作罢。 他有非常宏伟的志愿，他希望在中国建立真正帮助癌症患者的慈善机构，解决他们的经济困难，为他们提供最好的服务。他经常奔波于中国、北美和欧洲地区，拓展自己的事业。因为他无儿无女，而且已经是癌症晚期，所以他的心愿就是把自己赚的钱用于帮助癌症患者，尤其是那些儿童癌症患者。 我用中成药西黄丸、复方斑蝥胶囊、平消片和我自己给他配置的一种药，将他腹股沟处的转移瘤治疗得缩小了80%左右。在腹股沟肿瘤缩小之前，他走路有困难，缩小后他可以行动自如。 他在找我做中医治疗后不久，决定中西医结合治疗，到美国MD安德森癌症中心去接受美国医生的治疗。众所周知MD安德森癌症中心是世界肿瘤医学的天花板，因为他有这样的经济条件，而且我那时候也确实对MD安德森癌症中心充满了敬畏之情，所以很为他能够得到更好的治疗而感到高兴。毕竟他当时才刚刚40岁，如果能有更好的方法救他一命，应该去尝试一下。 但不幸的是他在那里的治疗很失败，他在接受了免疫治疗后一下子衰老了许多——这是我第一次从实践中见证到抑癌基因会加速人的衰老。他也在那里做了精准放疗，之后又采取了先进的溶瘤病毒治疗。溶瘤病毒治疗让他的肿瘤在一周左右的时间迅速发展，他的腹股沟很快就被肿瘤长满了。 我在治疗他期间，一直在劝说他从高强度工作中解脱出来。他在见我的时候还同时在茶室里安排了好几桌客人，匆匆看完病后还需要一桌一桌的谈各种商务上的事情。他在生病后依然改变不了透支自己生命的工作习惯，他在美国治病期间，也经常飞到欧洲和加拿大等地继续开拓事业。 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日子里，他终于醒悟自己一直都在透支自己的生命。当然，透支生命的方式不止疯狂工作一种。很多人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透支自己的生命，有的沉浸在某种恶习中，有的沉浸在负面情绪中不可自拔，这些都会大幅度地缩短一个人的寿命。 我另外有个关系很要好的淋巴瘤患者年龄也只比我大几岁，我们交往时也很投机，我给他治疗的效果并不算差。但是他经常熬夜和抽烟，他是一个公安干部，在日常工作中已经习惯了熬夜，这种习惯对他来说是非常大的消耗。他的爱人总恳求我劝说他不要熬夜，不过即便我要求他不熬夜，他依然做不到，所以最后他也很悲剧的遭遇反弹和复发。 每个人能承受的压力都有个最大值，这个最大值因人而异，我们的身体和心理素质决定了我们能承受多少压力。我们要为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压力设置一个阀值，达到了阀值时就得给自己喊停。这也是为什么我经常清理自己的微信好友，控制好友数量的原因。我们无须强大到无所不能，也不用活得完美无瑕，不必因为在乎别人对我们的评价而过度消耗自己。我从事的这个职业让我对社会大众对我们的道德绑架有很深的体会，总有人希望我们像圣人一样，完全罔顾我们也是血肉之躯。如果我们感到工作和生活不能让我们轻松愉悦，就应毫不犹豫的摆脱它，尤其是在生病之后更应如此。 窃以为一个人年过不惑，他的人生如果还充满了各种计划和规划，实乃人生之大不幸。因为按照现代人的平均预期寿命计算，正常人也只能活到八十岁左右，四十岁后已经是进入了人生的下半场，理应以享受的态度去生活和工作。我不是说四十岁以后的人不用工作，实际上我自己是打算工作到死的那一天的，我的意思是说四十岁以后，我们的工作不必那么有压力。 前几天我写作了一篇文章《抵御消费主义，过低压力生活》，有个老年癌症患者对我说，陷入消费主义让人很有压力，可是如果人人抵御消费主义，经济发展不起来，没有那么多的工作机会，养不活那么多的人口，那该怎么办？这是一个很有社会责任心的阿姨，我当即劝她不要想太多。 社会是由无数人组成的，每个人承担的社会责任并不相同。有些人（比如大多数癌症患者）已经陷入困顿之中，是需要社会照顾的对象，无须再去承担太重的社会责任，而应先照顾好自己。还有无数健康人在消费，有很多低消费的人（比如我自己）在通过慈善捐赠让财富在社会上流通，所以社会受重病患者降低自己的生活压力之举的影响甚微，根本不足为虑。 即便是健康人，也要预防癌症，不宜透支自己的身体去工作、娱乐和消费。当一个人过度忙碌，总是精疲力尽时，他就不会热爱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也不会热爱自己的亲友，甚至会厌恶自己的爱人和亲人，也厌恶自己的生命。因为他在疲劳状态已经感受不到爱人的温暖和体贴，也感受不到生命的愉悦。 有许多人有人生规划，我们只要想一想几百年前很少有人像今天的人类一样有各种各样的人生规划，而只是随缘的活着，就知道人生规划是很不合理的一种存在。我们作为生物来到人世间，和其他的生命体是一样的，我们只不过在此世间活了一辈子，死后什么也带不走，所以人生规划纯属累赘。 生物的本能是适应环境，我们不但不要有死板的规划，而且还要发挥我们与生俱来的适应能力，随时因为变化而调整自己的状态。不为变化留有余地，一门心思去实现自己的人生规划的人很容易透支自己的生命，活得压力重重。

有个抑郁症患者这样描述自己看医生的经历：有一次她去看一个医生，向医生诉说自己的苦楚，医生默默地听她倾诉，听完后充满了同情心的深深叹息了一声。这声叹息让患者热泪盈眶，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理解和关爱，她的病从那一刻开始出现了重大转机。 这个患者之前也找过不少医生，但那些医生认为她既然能把大学和研究生都读完，说明她的病并不严重。那些医生不知道她读大学和研究生付出了多少的艰辛，只是按照常识去判断一个人如果能够完成这些人生任务，说明他还不至于太糟糕。只有这个医生叹息完了后说了句：“你可真不容易，这一路一定付出了许多人想象不到的代价。”这句话让这个患者有了知遇之感，瞬间对这个医生产生了无比的信任和亲近感，之后的治疗就顺畅多了。 任何人都需要有人接纳和理解自己，这世界上哪怕只有一个人接纳和理解我们，我们便不会再有孤独之感，我们会有了战胜疾病的勇气——一个人一旦有了战胜疾病的勇气，治疗就会容易很多。 前不久有个患者的儿媳告诉我，她的婆婆非常执拗，过去一年与自己的儿子打了三次架。对我这个几乎从不与自己的母亲红脸的人来说，母子打架是永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但我还是很理解这对母子的行为。 我对这个患者的儿媳说，如果我母亲这样执拗的话，我首先就会想到这可能是因为老人家的下丘脑出了问题，所以存在情绪障碍。实际上这个老人家正是丘脑处发生梗塞，可惜的是家人缺乏医学常识，只想着去扭转老人的坏脾气，甚至发展至暴力冲突，结果把事情搞得越来越糟。当然，从医学角度来说这位老人的儿子可能因为遗传原因和家庭环境影响，下丘脑也存在某种程度的损伤，他才会控制不了情绪与自己的母亲发生暴力冲突。 也许我们的家人存在各种各样的情绪问题，以至于全家人都不能接纳他们，在这样的时刻我们首先要想到的是他们是不是生病了，或者是不是太累了。我们要接纳他们，让他们放松下来，而不是激惹他们的情绪，和他们处于紧张和对立状态。只有当我们接纳他们，体谅他们并且愿意理解、关爱和抚慰他们，他们才会解除“战斗－逃跑”模式，愿意和我们沟通而非对抗。 未成年孩子身上可能也会出现种种不如意的情况，以至于和父母不断的冲突，反抗父母的管制，甚至不理会父母。遇到这样的情况，父母最佳的处理办法就是首先接纳孩子，然后再与他们沟通，而非说教甚至暴力教育。只有当孩子觉得自己被父母接纳的时候，他们才会愿意与父母沟通。当他们觉得自己的父母不理解不接纳他们的时候，孩子们会产生本能的逆反心理。 我的儿子存在偏科现象，文科成绩不如理科，孩妈有时候会焦虑。有一天我感受到她又在为这个问题焦虑了，我就故意在客厅里对孩妈说我们儿子理科成绩既然都很好，数学和物理学得那么出色，说明他的学习能力不差。只要学习能力不差，我们就不需要担心他今后的发展，毕竟他将来在社会上生存时最需要的是学习能力而不是现在的这点成绩。而且我相信学习能力强的孩子学习各门功课都不是难事，孩子目前文科成绩不理想，只是因为还没有找到兴趣点，如果找到了，他一定能学好。 我讲这些话时，我的儿子在房间里能够完完整整的听到，这段话让他大有知遇之感，他因此而愿意与我们沟通而非抵触我们对他的说教。在这种情况下，我告诉孩子文科对一个人非常重要，应该好好学，我以他的师公（也就是我的恩师）的个人涵养为例，我告诉孩子他的师公之所以令我们这些跟他读过书的学生这么尊敬，是因为他阅读了许多文史哲方面的经典著作，这些书滋养了他的心灵，让他成了一个温润如玉的谦谦君子和智者。我的儿子对我的这段话产生了好感，愿意多花点时间学习文科。实际上孩子的成长要靠自己，父母帮不了他们，我们最多只能启动他们学习的意愿​，在具体学习过程中对孩子指手画脚只会适得其反。 接纳最初源于被接纳，很多患者其实并不是不能接纳别人，而是不能接纳自己，所以才会出现种种情绪问题。而他们之所以不能接纳自己，是因为他们在幼年时期不被父母接纳。他们首先需要有个人接纳他们，把他们从自我囚禁和自我批评的状态中释放出来，然后他们才能接纳自己，再逐步实现心灵成长和自我疗愈，最后才能接纳别人，接纳整个世界。所以被接纳是非常关键的第一步。 一般来说，不被接纳首先是发生在自己的原生家庭中。这种不幸的经历会让一个人毕生都惶恐不安，不能接纳自我，他们总活在自我怀疑和自我攻击之中，这让他们表现得缺乏安全感、信心和耐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存在这样的倾向，只是有些人比较严重，已经不能正常生活，大多数人还不至于严重到影响日常生活的程度而已。 费孝通先生说再开明的父母一个小时内对孩子的管制也会比一个独裁的暴君一辈子对他的国民的干涉要多，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从父母和长辈那里接受到了大量的否定、反对和批评，如果父母不能以爱和肯定来平衡我们的精神世界的话，将会影响到我们对世界的看法。 悲观和乐观都是一种思维习惯，小时候被肯定的孩子长大后更容易成为积极的乐观主义者，小时候被否定过多的孩子长大后容易成为消极的悲观主义者。积极的人能够更全面的发展，消极的人缺乏活力与动力，发展受阻，而且只要遭遇挫折就很容易陷入抑郁和焦虑的状态。 ​没有人的成长过程是百分之百完美的，人总会在环境中接受一些负能量。友谊和爱情是疗愈我们的良药，朋友和恋人给我们最多的就是肯定、赞美、理解、关爱、陪伴和支持，倘非如此，我们就不可能和他们相处太久。这种关爱是平衡我们受过的伤害的重要力量，所以好的爱人是在互相治愈。如果家人相处也能如此和善而不是互相攻击，那么家庭关系就会非常和睦。一家人的心情都会是愉悦的，做事的积极性也会高许多，这样的家庭很容易百事兴旺，正如俗话所说“家和万事兴”。 一个家庭只要有一个人愿意开启积极情感模式，整个家庭都会受益。我们需要接纳、包容和忍耐我们的爱人、子女和父母。有时候这需要我们做出一些付出和牺牲，但这种代价是值得的，因为我们会在不远的未来收获到快乐和幸福。往往一个家庭的不幸是因为所有家庭成员都互不相让，在日常交流中互相攻击所导致的。 悲悯情怀、喜乐的心和优雅的幽默感是维持良好关系的基础，人人都更喜欢与和善可亲和富有同情心的人打交道。佛教以培养人的慈悲心为重要目的，基督教也教人宽容和爱，如果我们不知道如何去爱别人，不妨从宗教中汲取营养。 生病的人也要学会优雅的活着，我们如何对待别人会导致别人如何对待我们，如果我们总是以消极的态度和语言去影响甚至攻击家人，那就很容易让全家阴云密布。所以尽可能坚强和积极一些，与家人相向而行，共同努力才能营造出良好的家庭氛围。 病人的失态虽然可以理解，但有时确实令人难以接受。我偶尔也会遇到对我充满了质疑，甚至语言攻击我的病人，一般来说发生这样的事情就意味着彼此之间无法建立医患关系。即使建立医患关系，医生也会由于担心患者的过激行为而不敢大胆用药，冒着风险为病人取得更好的疗效，而医疗经常需要医生有承担风险的勇气。 如果患者存在经济困难，好好的与医生沟通，绝大多数医生会理解和照顾患者，为患者减轻负担，有时甚至帮助患者募捐。但切忌对医生进行人身攻击，人身攻击意味着完全无法走向医患之间的正向合作。选择了一个医生也要全心全意的信任，医生会从患者的言行中去判断患者的性格及患者对自己的信任度和依从度，并由此来决定为患者承担何种风险。聪明的患者大都和医生成了好朋友，彼此互信，医生也敢放心大胆地治疗他们，医生在医疗行为中适度的勇敢是患者的福音。 索取一定要有度，并且懂得回报。在占用别人的时间和精力时，我们也要有所付出，帮助或关爱别人。单向情感无法持续太久，无论是对家人还是对朋友，我们都要记得享受别人的照顾的时候，也要好好照顾别人；接受他人的帮助时别忘了感恩和付出回报。 我为三千多人提供服务，平时的工作并不轻松，经常有人把我当免费的家庭医生使用，超出我的专业范围的问题也需要我来义务解答，有的人有事没事就想和我聊天排遣寂寞。我的微信又不断有新人加入，所以这类索取过度的人就会被我定期删除。我想大多数人都会在自己负担过重的时候为自己减负，这无可厚非，毕竟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 我从自己的这种经历知道，如果我也对别人过度索取，则别人也会在内心中排斥我。我们不要以圣人的标准要求别人而对自己却百般纵容，那只会让我们失去别人的关爱。所以把握好尺度，积极情感才能持久。

在日常诊疗工作中，我发现许多人陷入错误认知中一辈子都不自知，真正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这种现象不但存在于认知障碍患者身上，同样存在于正常人身上，甚至也存在于我自己身上。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唯有不断学习。 我长期服务的患者达三千余人，每个月诊疗人次约150——这主要是因为我在严格的控制自己的工作量，我知道自己的能力有限，每天诊疗超过5人次，效果便会大打折扣，那会让我没有耐心去倾听患者说什么。所以我总在控制微信好友的数量，每天都会删除二三十个并非找我治疗癌症的好友，以确保我的好友数量不要超过3500人，超过了这个数字我就会压力重重。 而且我现在也逐渐的不再接收那种对我的信任不够坚固，或者到了终末期才决定把自己交给我来治疗的患者，这最后的一棒给医生的压力太大。如果我接收太多的这类患者，我自己将会崩溃，对其他找我的患者并不公平。 对这三千余人，我一直在鼓励他们学习，向他们推荐值得阅读的书籍。并不断地发朋友圈鼓动他们阅读——对于重病和慢病患者来说，自己不积极学习相关知识，仅靠医生的帮助是不现实的。有许多患者想找医生倾诉自己的心声，但医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来倾听。 医生单次的诊疗根本不足以解决一些根深蒂固的问题，比如急躁、焦虑、抑郁和失眠问题，这些问题的病因盘根错节，非常复杂。医生能指导患者朝着正确的方向努力就已经不错了。指望医生每天二十四小时的照护是不现实的，而且多数患者也付不出高昂的治疗费，大家要通过学习相关知识进行自助式治疗。 我服务的许多患者是中青年人，在这群患者中有不少人有希望长期生存，几十年后他们可能会成为抗癌明星。如果他们希望长期生存的话，学习相关知识是必须的，因为未来的几十年他们用得上这些知识。 人的行为是由认知决定的，而知识可以改变一个人的认知，知识是我目前所知的对人的认知作用最大的东西。学习知识，我们才能刷新自己的认知，纠正自己的错误，并且疗愈自己。荀子曰：“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学习能启发更有益的思考，固执己见者往往不学无术。 荷兰脑科学家迪克 · 斯瓦伯教授说人和人的最大区别在于大脑，大脑决定了我们的认知，认知决定了我们的行为，所以他为自己的成名作取名《我即我脑》。佛教修行法门众多，关键者为六度（持戒、忍辱、布施、禅定、精进、般若），但是佛陀说般若才是最重要的，佛陀所说的般若实际上也是指认知。一个人的认知发生了改变，整个人将会脱胎换骨。 前不久有个比我小几岁的乳腺癌患者告诉我自从她几年前来找我诊疗后，我在文章中推荐的所有书她都看了，这些书让她脱胎换骨——附带一提，她几乎从不占用我的时间请我开书单，她只是在阅读我的文章时看到我在文章中提到什么书就去找来看看，我提到的许多书在微信读书上可以找到免费电子版，所以并不需要花多少钱。 这个患者现在康复得非常好，不但乳腺癌得到了很好的控制，处于无癌生存状态，原生家庭造成的心理障碍也一并拔除了。而且明显的比以前智慧了许多，应对生活的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连工作都比过去得心应手了。 如今她在做翻译工作，她有意识地多接医学翻译的活儿。因为这不但可以为她带来收入，还能让她学习到医学知识，真是两全其美。我感到欣慰的是不止她一个人从我多年来的写作中获益，我有一批患者从我的写作中获益了，甚至还有很多未找我治疗过的人也告诉我他们因为阅读我的文章而获得了新生。正是他们的康复让我受到了很大的鼓舞，我才有信心和动力持之以恒的坚持写作到今天。 美国有个抗癌明星叫路易斯 · 海，她在八十多岁时写了一本书《生命的重建》，讲述了她自己从42岁开始重建自己心灵的过程——她所用的康复方法是学习和感悟。有许多人觉得她的方法不科学，但科学并不能让一个癌症患者痊愈，而她所走的心灵重建的路却让她成为了一名癌症痊愈者，这真是对科学至上者的嘲讽。当然，我们可以说她成功的经历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但不可否认的是她成功了。她不但摆脱了癌症，也摆脱了原生家庭带给她的种种阴影，成了一个积极乐观的人。她的精神鼓舞了许多人，她的著作在全球发行了几千万册。 癌症是一种慢性病，在早期筛查手段越来越发达的今天，许多中青年癌症患者是有机会在早中期发现的，这些患者长期生存的概率很高，也有足够的时间去修正自己不良的思维和行为习惯。正如中医经典《黄帝内经》中提到的一条重要的诊疗原则“病为本，工（即指医生）为标”所指出的那样，病人才是痊愈的关键所在。只有病人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在工作之余，不断阅读相关书籍，实现自我心智的成长，才能获得比单纯的医学治疗更好的疗效。 我很遗憾的看到许多病人不是谦虚好学者，他们看到别人提出了与他们既往的观念不一样的理念时，首先想到的不是去学习一下相关知识，思考一下别人的意见是否存在合理性，而是为捍卫自己的想法去与人争辩，甚至对异议者人身攻击。这样的人是很难进步的，他们陈旧的自我导致他们生病了，但是他们却完全不自知，没有改变自我的意愿，不愿意去学习，只愿意固守自己的成见。他们的错误认知也就很难被改变，他们的病怎么可能痊愈得了呢？ 聪明人的一生是一个不断否定自我，不断蜕变成全新的自己的过程。生物在地球上生存需要不断进化，人在自己的一生中也要不断进化。“不肖子孙”才能让文明进步，对祖宗家法完全深信不疑者只能一直停滞在原地不动。进化这个词并不是什么高大上的离我们很远的词，我们父辈不会的技能，我们掌握了，我们这一代相对于上一代就是进化了。过去我们有一些错误的行为和思维习惯，如今纠正过来了，也是一种进化。 比如过去吃腌肉导致很多人得癌症，如今我们知道腌肉里亚硝酸盐是致癌物，不再吃腌肉，这就是一种进化。进化是不断修正自己的行为以更好地适应环境，提升技能和延长寿命的过程。一个人过去心胸不够宽广，总喜欢与人生闷气，现在通过读书和学习，修养提高了，心胸开阔了，与人相处更加宽宏大量，这也是一种进化。人类的生存技能是在类似的进化过程中提升的。 我喜欢推荐那种反思型作者写作的文章和书籍，一是因为我自己也是这样的人，再就是这样的作者可以让读者更好地认识自己，能够鼓励读者发现自己的问题并纠正自己的行为。但是有一类读者缺乏幽默感和反省精神，他们看那种反思性文字，不会反躬自省，只是对作者的问题感到好奇，完全不知道这些作者是在通过反思警示世人，启迪读者自省，修正自己的错误。 这样的人虽然也阅读，但是却是入宝山而空回。孔夫子说过一句话：“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说的正是这种情况。

我们一天会接收到多少条商业广告？海洋地理学家雅克 · 库斯托为我们做了一次有趣的实验，他在早上七点到晚上七点在巴黎散步的过程中，记录自己会遇到的广告次数。他说：“每当我遇到人们向我推销我不需要的东西的时候，我就按一下计数器，结果一天下来，我总共按了183次。”在大学营销学课堂上，教营销的老师挥舞着手臂，激情澎湃地对学生们宣讲：“如果你们要想说服他人购买你们推销的产品和服务，你们必须得想尽办法让他们处于激动状态——让他们感动、兴奋、紧张、抑郁、焦虑或恐惧，因为人在平静的状态下是不会有掏钱购买的欲望的。”我们今天的社会已经陷进了消费主义的深坑，我们每个人每天都会被各种各样的广告包围，许多人在向我们推销商品和服务。我们常常在他人的说服下突然觉得自己确实需要某种商品或服务，真正掏钱购买了之后，就会把这些东西搁置在一边，过段日子便忘记了我们购买过它们。各种节日更是消费狂欢时刻，情人节和妇女节的鲜花价格飙升，我们要不要给自己的伴侣也买一束价值288、388、588、1888、16888的鲜花，以表示我们在意她们？如果不买的话，她们会不会失落？会不会跟我们闹情绪？别人的孩子穿着Nike和Adidas甚至更好的球鞋和运动服，我们要不要也给我们的孩子买一套？同学买了辆豪车，我们是不是也要买一辆？我们要不要住进更宽敞和更舒适的房子里？深夜，我们在为自己的赚钱能力不足而焦虑不已，难以入眠。我们抱怨命运对我们不公，想尽各种办法去赚钱，即便节假日也无心休息。我们已经没有时间去锻炼身体，也没有时间陪伴爱人和孩子出去看看风景。生活中尽是压力重重的事情，我们内心充满了沮丧的情绪，久而久之我们抑郁了。我们抱怨一切，抱怨家人对我们不够体贴，甚至也抱怨马路上的路人们太吵。消费主义就像一只无形的手，把大多数随波逐流的人拿捏得死死的。国家在制定各种各样刺激消费的政策以促进经济的发展，缓解政府的压力；商家也开展各种促销活动，叫卖声伴随着歌舞表演刺激我们的耳朵和眼球；左邻右舍买到了新的东西总不忘向我们炫耀一番，这令我们感到自己很失败。雅克 · 库斯托是个书呆子，他在《消费者社会是我们的敌人》一文中浪漫的希望政府和社会能够建立起抵抗消费主义浪潮的机制，殊不知消费主义正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政府若不依靠消费主义来促进经济的发展，政权就会岌岌可危。抵御消费主义浪潮的只能是我们个人，不可能依靠社会的力量。我从不参加同学聚会，也拒绝加入各种同学群，甚至讨厌那些爱炫耀的人到访我家——我曾“不近人情”的把熟人中那些搞传销和爱炫耀的人从自己的通讯录中拉黑了，让他们无法联系到我。只为我不想和他们一样沉浸在消费主义的漩涡之中，不愿意和他们为伍，不愿意让他们焦虑的情绪感染我，我的生活不需要这些噪音，我不认为这些熟人是值得我珍惜的朋友。疫情发生后，推特上兴起了一股浪潮，我不记得这股浪潮具体名字是什么，大致的主题是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我们拒绝浪费它。现在欧美和亚洲许多国家的职员掀起了一波辞职浪潮，原因无他，疫情让这些人认识到了过去为了迎合消费主义而去过的生活太辛苦，太不值得了。如今他们想过简单朴素的生活，他们不需要那么多钱，不需要工作得那么辛苦，不需要为孩子购买昂贵而又不值得的附加教育服务——众所周知，这种教育服务非但不能带来实际的效果，反而让孩子活得更痛苦。在商业时代，医疗也是一种消费，而且是一种高消费。各种各样昂贵的医疗服务都会有人愿意购买，但是治疗效果可能还不如自己调节饮食和作息规律后达到的效果好。但又有谁愿意沉下来想一想呢？在这个充满了广告噪音的时代，我们的智商明显不够用，总有人能够利用人性的弱点来说服我们购买商品或服务。我们最宝贵的时间就这样浪费掉了，生命是什么？生命其实就是属于我们的每一分每一秒时间。生活压力大是我在工作中遇到的最多的字眼，但是为什么我们会有那么大的压力？真的是我们吃不饱穿不暖吗？对当下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温饱是不成问题的，问题在于我们无法让自己的内心安宁下来，无法让自己从消费主义的陷阱中逃脱。如非绝对之必要，我现在不消费。对我来说，除了食物是绝对之必要外，其余的都已经不是绝对之必要了。衣服不用买了，衣柜里的旧衣服足够穿，一部手机我可以用十年不用换。我经常穿着二十块钱一双的老北京布鞋，这鞋子还挺耐穿。清淡饮食也花不了多少钱。我不必被这个充满了噪音的社会牵着鼻子走，任何传统或新造的节假日对我来说都是普通的日子。这个世界上有一群人在过这样的生活，他们甚至尽可能的少用电和燃气，这样的话他们的花费就更少，对地球也更友好。不跟随潮流走，不被消费主义浪潮淹没，我们才能有真正的自我，也才能活得更轻松愉悦。大多数人活得太被动了，因为他们一生都在追逐各种各样的潮流，他们被大环境牵着鼻子走，他们无法忍受周边的人看不起自己——实际上没有人真正的关注我们，只不过我们自己觉得他们在耻笑我们而已。如果一个人能够成功抵御消费主义，他的压力起码减轻三分之二。那些心无旁骛的学者和科学家们之所以比大多数人优秀，只不过是他们不受消费主义影响，躲进了自己的书斋，把世界隔绝在外，沉浸在自己的事业之中了而已。我们大多数人的智商不比他们差，普通人不及他们的是抵御外界诱惑的定力。

癌症可治愈吗？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受流行观点的影响，认为它是不可治愈的。因为在实践中总是功亏一篑，我们原以为有些癌症患者不会复发，但是他们复发了，复发的原因非常令人困惑。 但是我也不断地遇到抗癌明星，他们患癌几十年，治疗后未再复发，有一些抗癌明星甚至能活到100多岁。比如原中顾委委员苏毅然1977年确诊为胃癌，生存至2021年，终年103岁，癌后生存44年。 我自己在实践中也遇到少数患者经治疗后长期无癌生存，其中有部分是我自己治疗的患者，所以我对他们的情况知之甚深。虽然我一直不肯对外宣称我已经治愈了他们——这主要是怕带来不必要的麻烦，让其他患者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给我施加太大的压力，但是我怀疑我治疗的这些疗效较好的患者最终会生存几十年，活到非常高龄。 我发现这些康复的患者有以下三个共同特征：一是坚持素食为主的饮食习惯，二是情绪比其他患者更稳定，三是生活简单。由于我治疗的多是在国内生活的癌症患者，符合以上三条的患者大多是佛教信徒，所以我见过的效果良好的康复者中佛教信徒居然占了80%以上，这让我对佛教信仰不得不刮目相看。当然我也认识一个生活在美国的华人癌症康复者，她是信仰基督教的，她的平静也令我印象深刻。 以上三点都非常不容易做到。我国的癌症患者在确诊为癌症后，大多数都会认为自己是虚弱所致，所以都想尽办法补充动物蛋白——尤其是在手术和放化疗过后，很多患者更是服用各种补品和保健品，医嘱也如此。有一些甚至能买到稀有动物（如穿山甲等）来进补，结果是这些患者复发和死亡的速度普遍比其他患者快多了，说他们是把自己往鬼门关送一点也不夸张。 至于情绪稳定问题，那更是难上加难，被确诊为癌症对许多患者来说无异于被判死刑。这样的晴天霹雳让本来没有心理问题的也有了心理问题，既往已有心理问题的更严重。在现代社会中，生活简单就更难做到了。各种流行的思潮和广告，早已经让大多数人失去了自我，成了消费主义的奴隶，在这种情况下要想生活简单谈何容易！ 癌症是众病之王，是一种病因非常复杂的疾病，人的遗传基因、生活习惯、环境和食物、成长经历都出了问题之后才会发生癌变。有许多携带原癌基因和长期接触致癌物的人并不发生癌变，是命运之神的眷顾还是另有原因？遗憾的是无论是现代医学还是传统医学，都没把癌症当作一个系统的问题来对待，而是用简化主义的办法，把它视为一种简单因素造成的疾病。 我认为全球目前真正堪谓癌症治疗师的还没有一人，因为所有医师都没有把患者当作一个复杂的整体来对待，而只是学到了解决患者的某个局部问题的一技之长。这显然是不够的，癌症患者是全方位地出了问题，光靠解决单方面的问题怎么可能治愈呢？治愈癌症需要从患者的身心灵全方位着手。简言之，我们需要让患者改头换面重生一次。 进入现代以来，我们在认识世界时习惯了简化主义，我们认识到某种基因突变或致癌物可能会导致癌症，我们也认识到某种不良的生活习惯可能会导致癌症。但当我们尝试着去解决患者的某个基因缺陷问题的时候，我们发现疗效并不如我们预料的那么理想。因为激发某种疾病的可能不止一种基因，而是一组基因发生了突变，并且同时还有其他的非基因因素在发挥协同作用。对人体内存在的生物化学反应，以及这些生物化学反应之间又如何互相影响，我们目前只掌握了一些皮毛知识。现代医学建基于这一点皮毛知识之上，毫无疑问，这种粗浅的认知与真相相距甚远。 一个活生生的人存在许多互相关联的问题：营养问题、情感问题、精神压力问题、人际关系问题、经济问题、生活习惯问题、教育与信仰问题，这些问题每一个都非常复杂，而且它们之间还互相影响。 癌症是一种整体性问题而非任何单一因素导致的，要解决癌症患者的问题，需要启动一项改造患者本人的系统工程——这项工程需要患者本人、患者家属和医生共同协作完成。真正的癌症治疗师要具备以上各方面的知识和技能，并且有耐心和爱心去帮助患者，才能解决他们的系统性问题。 现代医疗把医师的治疗行为割裂成一个个单块，任何一个医师都像盲人摸象一样无法窥见疾病的全貌。外科医师只懂手术，中医只懂中医，负责化疗的医师只懂化疗，负责放疗的医师只懂放疗，心理医师对癌症的常规治疗手段一窍不通，这种医疗模式很难称得上科学与成功。我相信在未来，癌症治疗师将会更专业，他们会掌握系统的知识而非只懂一些片面的知识。他们能锐利的发现患者身心灵和生活习惯方面的问题，并有能力引导和启发患者去做彻底的改变。 人之所以患癌，是因为他们的整个生命系统出了问题。仅仅研究某个突变的基因就试图把病人治愈的想法过于浪漫，在实践中我们也已经知道，按照基因突变理论来研制的治疗癌症的靶向药普遍既存在副作用又存在耐药性问题。抑癌基因（如P53）也是一把双刃剑，它的确可以抑制原癌基因的过度表达，阻止癌细胞的增殖，但同时也有促进衰老的作用，并不能为患者赢得更长的寿命。 接受资助的生物制药研究机构动不动就释放出一条轰动性的新闻，这些新闻的背后往往存在经济利益问题。我研究癌症近二十年，以前看到这样的新闻我会怦然心动，如今看到这样的新闻我会在潜意识里去挑研究者的各种毛病，而且很快就发现了这些研究存在的各种缺陷和他们宣传时故意夸大其词的倾向，因此知道它们几乎毫无实践价值。 我们处在一个癌症高发的时代，有些人声称癌症之所以如此高发主要与人的平均寿命在增长有关。这种说法只存在部分合理性，它忽略了现代人的生活方式本身不健康的问题。 被誉为营养学界的爱因斯坦的柯林 . 坎贝尔教授在菲律宾研究黄曲霉毒素致肝癌作用和贫困儿童的蛋白质缺乏问题时，无意间发现富裕家庭的孩子更容易得肝癌，贫困家庭的儿童在受到黄曲霉毒素的影响时并不致癌，因为他们没有条件以肉类为食，这让坎贝尔教授意识到黄曲霉毒素只有与动物蛋白相结合才具有高致癌性。 后来坎贝尔教授还从报道中知晓，印度学者在动物实验中发现将黄曲霉毒素与20%的动物蛋白混合喂养小鼠时，小鼠100%患肝癌。将等量黄曲霉毒素与5%的动物蛋白混合喂养小鼠时，无一例患肝癌。坎贝尔教授和他的学生在康奈尔大学重复了几次这个实验，得出相同的结论。 坎贝尔教授与中国国家疾控中心合作研究中国农村地区的饮食结构与疾病之间的关系长达40年之久，结论就是素食更健康。素食者更清心寡欲，更知足常乐，也更少患癌症、糖尿病、心脏病、中风等重大疾病。 其实他的结论中国古人早就得出了，中医经典《黄帝内经》中说“膏粱厚味，足生大疔”，清代名医陈士铎在他的外科名著《洞天奥旨》中也提到，当时京城富贵人家患痈疽（即今日之各种良恶性肿瘤）的特别多。我们一直都知道动物蛋白（鱼肉蛋奶等食品的主要成分）是肿瘤的罪魁祸首，只是太多人战胜不了口腹之欲。 有许多人试图告诉我，如果人类不食用动物蛋白（鱼肉蛋奶）的话，身体将会虚弱。在我看来，这纯属胡说八道，因为这种说法与我自己的亲身见闻完全不相符。我二十岁前大多数时间在乡下生活，那时中国农村的农民们的食物中很少有鱼肉蛋奶——那个年代生活条件差是普遍的现象。但是我们村那些素食为主的村民们却有一身发达的肌肉，体格比现代都市人健壮多了，这是在劳动中锻炼出来的。如今我们富裕了，吃的动物蛋白比过去多多了，体力劳动和体育运动比过去少了许多，我看到的却是大多数人比以前的人更肥胖和更虚弱，也更容易患癌症、心脏病和糖尿病等致命性疾病，且低龄患者非常多，我相信我的同龄人肯定存在这种共识。 以前农村人寿命不如现在的人长，说实话不过是因为前些年农村的机械化程度太低，农民们劳动强度太大导致身体拖垮了。如果他们不那么劳累而又保持素食为主的饮食习惯的话，他们的寿命肯定要长很多。 我出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们村很大，常住人口2000余人，而且是同一氏族的，大家都有相似的基因。二十年前基本上没有癌症和心脏病患者，那时大家吃得都很素，逢年过节才吃肉。如今我们村每年因为白血病、癌症和心脑血管意外死亡者十多人。 所以我们仅从直觉判断即知动物蛋白确实对人体有害，我发布的几例成功的医案中的患者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患癌后变得清心寡欲了，吃斋念佛。其中有个患者去年忍受不了清淡饮食，禁不住诱惑又吃肉了，结果病情反弹，现在老老实实在坚持清淡饮食。所以对癌症患者来说，最好的忌口就是不吃或少吃动物蛋白，能全素就全素。 我从个人的生活经历和我治疗的患者的真实情况知道，坎贝尔教授的研究成果是正确的。坎贝尔教授推崇全素的天然蔬食，很多人觉得全素饮食会导致人不够健壮。事实上我们与黑猩猩和大猩猩是近亲，我们人类的这两种近亲都不是肉食动物，但是他们的体格比人类强壮多了。 经过坎贝尔教授的不懈努力，美国医生的主流观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美国防癌抗癌协会出版的癌症患者饮食与运动指南就明确地写明要以植物来源食物为主，而且要求患者每周进行五小时以上的有氧运动——所谓有氧运动就是能出汗的运动。世卫组织也已经将红肉列为致癌物，而最新的一些研究发现过去认为健康的白肉（如鸡肉）也致癌。 全素食加有汗运动，再加清心寡欲，这就是我现在的养生保健理念，我自己对这一理念身体力行。以前我很怕冷，但现在我在北京生活，整个冬季都不用穿羽绒服和棉服，过完春节就脱了秋裤，大多数北京市民没法做到这点。我现在体力非常好，完全不怕冷，虽然我学中医，但我没有对自己进行任何扶阳治疗。这两年我的身体改善很大，心情也比以前好多了。我不再急于拓展业务和参加各种考试和培训，而是一切顺其自然，我现在把自己的健康看得很重要。我认为一个学医的若自己病怏怏的，说明学得不咋的。…

首先，我得对健康的人际关系下一个定义，我在这里提到的健康的人际关系是指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我们交往的对象都有益的关系，这里的有益是指对身心健康有益。爱人、家人、朋友、师生、同学、亲戚之间要想能长久地融洽相处，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不给彼此带来太多的负担，同时又能互助友爱。 位居各种人际关系核心的亲人、爱人和至交（这里的至交可以是师生、同学，也可以是知己）则会将爱发展到更深层次——无论生老病死都不离不弃，在最困难时刻互相守望。对每个人来说，这种最核心的人际关系才是最重要的，它在我们所有的人际关系中所占的比重超过95%。 全球各国的大型流行病学调查数据都支持这一结论：有亲人支持和有亲密关系的人普遍比缺乏亲人支持，缺乏亲密关系的人更长寿。那些有伴侣陪伴的老人们不但寿命更长，生活质量更高，自理能力也更强。 所以当人拥有这样的亲密关系的时候，有无其他人际关系并不重要。虽然每个人实际上都需要这种关系，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并非所有人都能有幸拥有这样的关系。泛泛之交也可以稍微缓解一下心中的寂寞，但是在需要爱人或亲人照料的时候，泛泛之交是无法替代的。因为需要做出重大牺牲的时候，只有那些深爱我们的人才肯为我们付出。 在最核心的人际关系中，爱情又是重中之重。张中行先生说人生最重要的关系莫过于男女之间的关系——当然对同性恋来说，也可以是同性爱人之间的关系。罗素认为人在一生中大多数时候都会是孤独的，爱情的重要意义在于情侣在一起可以驱除这种精神上的孤独。在罗素看来，性爱固然重要，但却并非爱情中的首要因素，互相陪伴才是最重要的。我们中国人用一句形象的俗语来形容罗素的这种观点——少年夫妻老来伴。 倘若我们核心的人际关系是完整并和谐的，则我们一生的幸福指数会相当高。如果我们核心的人际关系是不完整和不和谐的，则我们一生都难免孤独。 爱首先来自于父母对子女的天然之爱，一个被母亲亲密的爱抚，被父亲充分保护的小生命就像一粒完好无损的种子，最终会长成爱的参天大树。但是一个被父母嫌弃或疏忽的孩子则毕生都缺乏安全感，很难与其他人建立起亲密关系，甚至可能出现一般性的心理疾病或比较严重的精神疾病。 有些人的命运从出生的那一刻便注定了是悲剧，父母不相爱，或孩子不是父母期待的上帝恩赐的礼物——在重男轻女的家庭中，女孩往往会让父母和祖父母失望，这些都会给人留下心理阴影。 在我出生的年代，这种现象非常普遍，因为那时候大搞计划生育。中国人又有生儿子传宗接代的传统，所以农村许多家里偷偷摸摸的生了几胎女儿，还想继续生儿子，这些家庭中的女儿没有得到善待。父母和祖父母对女孩的照料不够，她们长大后普遍地缺乏安全感和自信，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剧。 另外，男女两性在人际关系中的角色也不同，女性需要承担更多的照料家人——尤其是照料子女的责任。这导致妈妈们普遍更焦虑和抑郁，我国焦虑症患者中男女比例约为1：4，抑郁症患者中男女比例约为1：2至1：3.女性所患的肿瘤也与情绪关系更大，男性癌症则与不良生活习惯的关系更大。 人在不同的年龄段会呈现不同的人际关系特征。在幼儿阶段，除了自己的父母，孩子们都会喜欢去寻找同伴一起玩。玩伴充足的孩子长大后人际交往能力更出色，玩伴不多的孩子长大后不太擅长社交。在农村——尤其是一些大的村落里长大的孩子往往更有亲和力，原因即在此。 我始终认为最好的幼儿园就是农村，在农村长大的人很少患心理疾病。农村儿童得到了更多的保护和陪伴，不过遗憾的是我们人类社会在发展的过程中抛弃了这种最有效的幼儿抚养模式。现代都市里的幼儿园太喜欢教孩子们各种规矩，而忽视了孩子们天然性情的发展。所以许多孩子们长大后郁郁寡欢，不知道如何开发新的兴趣点。 在青少年阶段，人会结交大量的朋友，这既能促进自己心智的发展，同时也可以从这种人际交往中打下未来事业的基础。中青年人在工作中逐渐会认识一些意气相投的朋友，也会结交新朋友。但是一般中年以后，结交的新对象就越来越少了。根据社会学家的研究，一个人一生不同阶段结交的亲戚和朋友的数量最适宜的数目是150左右。超过了这个数量便会成为负担，实际上扣除掉有血缘关系的亲戚、同学和老师后，我们一生真正需要结交的朋友非常之少。 与数量众多的人交往会让一个人精疲力尽，因为人际交往也很耗费精力和财力。朋友最多的人往往和谁都不够亲近，因为好的关系需要精力维护，朋友很多的人很难抽出时间维护一段更牢固的友谊。 人到一定的年龄后就会自觉地砍掉不必要的人际交往，以抢救自己宝贵的时间和有限的资源，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朋友太多的人不一定快乐，反而可能发自内心的厌倦社交活动，因为那些无聊的交际会让人觉得很累，与新的交往对象之间的磨合不会像与老朋友相处那么令人轻松愉悦。 “相识遍天下，知交无一人”是人生的悲剧，这诗固然是佳句，但是从现代医学的角度去看，诗的作者是个心理存在缺陷的人。如果某个读者对这样的诗深有同感的话，那说明这个读者也是心理存在缺陷的人。绝大多数人都可以在人群中找到与自己有共鸣的朋友或爱人，如果知交无一人，说明这个人不善交际——要么性格太挑剔，要么存在沟通障碍，所以需要不断的寻找新的关系来弥补心中的不足。这意味着有这种想法的人心智不健全，如果问题严重到会影响生活的程度，就需要去看心理医生。 精神上的对话总是在两个性情相近的人中发生的，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在两个不同家庭背景和教育背景中长大的人不太可能实现良好的沟通。与那些和我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不一致的人沟通往往会给我们带来痛苦而非快乐，那样的人际关系也是冲突多于共识。冲突太多会给一个人造成精神压力，那些被迫应酬的人往往最后都会罹患身心疾病。有些人一生的交往对象不止一千人，最后却疲惫不堪和无比寂寞。 无法处理好人际关系的人大多有不幸的原生家庭和教育背景，或受过重大精神创伤。医生或许能治愈他们，或许不能治愈他们。希特勒和丘吉尔都属于这种人。丘吉尔一生都在辛苦的与自己的抑郁症做斗争，希特勒长期使用精神类药物。我们当世的政客中也有一些人处于这种状态，只是他们的健康问题被当作隐私保护起来罢了。但是专业医生还是可以从他们平时的一些细微末节中察觉出他们存在什么问题。比如某个总以硬汉的形象出现在全球公众眼前的政治人物，他的办公桌长达六米，任何人在他的办公室见他都得在六米之外，这种细节在心理学家看来显示他心中非常缺乏安全感，担心别人杀他。 疗愈一个人的身心疾病是这世界上最难的事情，仅仅发现他们的问题就很耗费一个医生的心血，更遑论疗愈。理想的治疗方案应该包括为患者调整人际关系在内的各种措施。这种调整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要纠正患者在与他人相处时的错误习惯，另一方面需要与患者家人沟通，调整家属与患者之间的关系——好的人际关系总是双方相向而行的结果。而良好的人际关系对患者的康复至关重要，亲人们不但可以给患者提供经济支持，还可以给患者提供精神支持和情感陪护，帮助患者去完成一些他们做不到的事情。 人世间堪称完美的人际关系很少见，一个人要心智成熟到一定的程度时才能处理好自己的各种人际关系。一个人心智成熟后，待人接物总是温和与友善的，因为温和与友善的态度可以避免各种冲突。温和与友善是一种可习得的性情，如果父母性情温和友善，子女可能性情也会温和友善；如果老师性情温和友善，受其影响的学生的性情也会温和友善；如果夫妻双方中的一方的性情温和友善，相处日久，另一方也会变得温和友善。 攻击性很强的人和那些对他人生死与痛苦漠不关心的人往往在成长过程中疏于照料，没有人关心过他们，或者他们曾遭受攻击和仇恨教育，所以他们内心中缺乏爱的能力。爱首先来自于被爱，一个初生婴儿是没有能力为自己的父母付出的，只有父母为他们付出和爱抚他们，让他们感知到自己被爱和被保护，他们才会学习到爱别人和保护别人的能力。我们从一个人爱另一个人的细节中可以看出他们幼年时被父母照料的影子。 生命早期的一些影响确实根深蒂固，因为它从本质上来说是在一个人缺乏辨别能力的时候，让人从环境中习得了一系列的习惯。但这种影响却也并非不可以清除，通过“行为－认知”训练，一个人是可以改掉自己的性格的。这听起来似乎不可思议，然而这种事情每天都在真实地发生着。 有些人非常痛苦，他们希望摆脱自己的精神痛苦，他们便会自动去学习和探寻自己的痛苦之源。他们渐渐便能找到这些痛苦的源泉，认识到自己身上存在的一些问题，并下定决心去改正，养成新的习惯。性格这种东西听起来似乎很玄乎，其本质实际上只不过是一系列的思维和行为习惯而已。 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在工作中帮助他们的患者分析他们性情形成的原因，认识到问题之所在，然后再帮助他们养成一种新的习惯——对大多数人来说，经过专业和集中的训练，一个月即可养成一种新习惯。少数人可能需要更长时间，但是如果下定决心去培养一种新习惯，最多两年就可以了。所以如果一个人真的想要新生的话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人的命运是可以改变的，也是可以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的。 宗教在这方面能发挥不小的作用，有许多人在信仰某种宗教后，性情大为改变，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在宗教环境中习得了新的思维和行为习惯。但是也有些人在信仰某种宗教后，变得更为偏执，这与宗教环境中缺乏对某个具体对象的针对性策略有关，所以有些在人际交往过程中经常发生自我冲突和自我攻击行为的人真正需要的是精神科医生的帮助。

高血压、高血糖（糖尿病）、肥胖症与高血脂、心脏病、中风（脑溢血或脑梗）、焦虑症、抑郁症等慢性病是在癌症患者身上同时出现的频率最高的几种疾病。我相信大多数肿瘤科医生都和我有同样的直觉，只要在肿瘤科工作过五年以上，门诊量超过一千人，我们便不难从患者的病历中得出如上的结论。 虽然各种癌症的癌前病变不太一样，如乙肝为肝癌的癌前病变，EB病毒感染为鼻咽癌的癌前病变，幽门螺杆菌感染为胃癌的癌前病变，返流性食管炎为食管癌的癌前病变等，但是不同癌症患者身上却有一些共性，那就是他们大多数还伴随以上几种身心方面的慢性病，上述慢性病患者也更易患癌。 我们知道并非所有的癌前病变都会演变成癌症，也并非所有的原癌基因（如BRCA1/2）携带者都会致癌。中国有超过一半的人携带幽门螺杆菌，但却只有少数患者会发展为胃癌，而且还有一些胃癌患者并非幽门螺杆菌携带者，幽门螺杆菌感染者最终发展为胃癌的百分率只有个位数。 同样，大多数的乙型肝炎患者终生都不会发展为肝癌或肝硬化，只有约三分之一的乙肝患者会发展为肝癌或肝硬化。BRCA1或BRCA2基因携带者也不一定会发展为乳腺癌。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部分人发展为癌症呢？医学界的共识是癌症是由易感基因、环境因素和不良习惯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三者不是相加的关系，而是相乘的关系。这就像一道因式分解的数学题一样，去掉任何一个因式都会大幅度地降低罹患癌症的概率。 癌症是一种多因素诱发的疾病，癌症患者大多有如下的共同特征：存在先天性的致癌基因或后天性癌前病变（如感染乙肝病毒、幽门螺杆菌、EB病毒、HPV病毒、艾滋病毒等）、生活或工作环境中存在致癌物、长期生活在毒性压力之下（毒性压力的性质和定义可见拙文《让毒性压力见鬼去》）、饮食上嗜好动物性来源的食物（鱼、肉、蛋、奶）、缺少运动或劳动、人际关系压力过大（包括交往对象太多或缺乏交往对象以及人际关系紧张等）、生活单调枯燥、缺乏兴趣爱好、存在不良嗜好或不良的生活习惯（如抽烟、喝酒、暴饮暴食、喜热食热饮等），以上因素共同作用才会导致一个人发生癌变。 我们现在知道这些因素中除了致癌基因和致癌物之外，其余的那些因素也是高血压、高血糖（糖尿病）、肥胖症与高血脂、心脏病、中风（脑溢血或脑梗）、焦虑症、抑郁症等慢性病的致病病因。所以癌症患者出现这些并发症是在情理之中的事情。 癌症能否逆转或者治愈呢？能！有部分患者以其实际的疗效告诉我们癌症患者可以生存几十年，高寿者可以在五六十岁时患癌，但却能活到一百多岁。但是这些癌症患者也都是脱胎换骨重新做人者，就我目前所接触到的癌症患者来说，接受适当治疗的佛教信徒的生存期更长。其原因可能与佛教提倡的素食习惯和佛教信仰对患者情绪的稳定所发挥的作用有关。 以上包括癌症在内的几种慢性病与摄入的食物都有一定的关系，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坎贝尔教授被誉为营养学界的爱因斯坦，他在美国癌症研究所、美国癌症研究中心和中国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共同支持下，开展了几十年的关于营养与癌症等慢性疾病之间的关系的研究。 著名的致癌物二恶英就是他发现的，他在菲律宾开展的一项儿童营养研究还让他意外的发现黄曲霉毒素（一级致癌物）与植物性来源食物搭配在一起并不会导致肝癌，但是黄曲霉毒素与动物性蛋白搭配在一起则大幅度的提升了肝癌的患病率。坎贝尔教授的著作《救命饮食：中国健康调查报告》以及《救命饮食2》非常值得一读，他的结论都是在严谨的大型研究的基础上得出的，有可靠的流行病学数据支持他的结论，而非像现在的一些信口开河的作者仅根据自己的臆测就下的结论。我相信大多数人在看完坎贝尔教授那些翔实的研究报告后都会大吃一惊，坎贝尔教授提倡的是以蔬果低盐为主的饮食观。 当然，坎贝尔教授的研究仅局限于营养与疾病的关系，这还是不足的。其他的常见的致病因素也是癌症等慢性病的罪魁祸首，如环境因素、精神压力和生活习惯等。环境污染问题的严重性就不必说了，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重大危机。现代化的生活习惯也乏善可陈，过多的动物性来源食物加上缺少运动导致许多人肥胖和高血糖。 癌症患者精神抑郁的比例也相当高，癌症患者可能是内源性抑郁症，在发生癌变之前就存在抑郁症问题，也可能是继发性抑郁症——有些患者是在确诊为癌症后情绪抑郁。抑郁患者缺乏活下去的意愿，在这种消极情绪的作用下，其行为习惯也发生了改变，身体也自发产生了一些慢性自杀的机制，罹患难以治愈的绝症也就不足为奇了。 我国目前抑郁症的诊断率并不高，大多数抑郁症患者终生都不会被诊断出来，他们默默的承受着这种精神疾病的折磨，在生活中煎熬着，或靠自己想办法自愈，我们经常要在一个人自杀后才发现原来他生前为抑郁症折磨着。社会大众对抑郁症的认知也有限，所以许多癌症患者在确诊为癌症之前长期为抑郁症折磨而不自知。肿瘤科医生大多数不懂抑郁症，也很少邀请精神科医生或心理医生对患者进行会诊，所以许多癌症患者的抑郁问题未被关注。 但我总体的感觉是超过一半的癌症患者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问题，我之前没有对我接触的那些患者进行抑郁症方面的诊断，因为我之前对抑郁症的研究较少，也不会使用抑郁症相关量表对患者进行诊断。所以癌症患者中究竟有多少比例的患者存在抑郁问题，他们的抑郁达到了什么样的程度，这些具体的数据我还没有，医疗界对这个问题也未有足够重视。我国医疗卫生事业还不发达，国民对精神疾病也存在歧视现象，心理咨询费用又贵，所以大多数肿瘤患者并没有得到心理医师的帮助。发达国家的癌症患者已经有专门的心理咨询师介入治疗了，但是众所周知的昂贵的治疗费用也让很多患者望而却步。 至于焦虑问题，现在可能在我国国民中非常普遍。我儿子向我反映了一个现象，他们班（北京海淀区的一个由中等偏上的优等生组成的班级）除了他是在完全自由的环境中成长的，其他同学全部是在存在压迫的家庭环境中成长的。每个孩子都上培训班和拼命刷题，家长对他们有殷切的期望，全班同学中很少有不存在焦虑心理的。我们下一代的健康问题可能更普遍，按照流行病学的一般规律，我国慢性病高峰尚没有到来。 我之前在新加坡《联合早报》上看到过一篇关于某项大型流行病学研究的报道，该报道显示二战后出生的那一代人的健康状况是人类的峰值——他们的饮食结构更健康，体力运动和劳动量也更大，各种慢性病患病率更低，从那以后人类整体的健康状况就在走下坡路。该研究显示，虽然现代人类的人均寿命在延长，但是延长的那段日子基本上都是在现代医疗机构里用各种生命支持系统来维持的，毫无生活质量可言，只不过增加了病人和家属的痛苦与负担罢了。我们现在正处在这个下坡阶段，人类的身心健康状况一代不如一代。 学医和从医给我带来的最大好处是让我认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和失去健康的原因。如今，有几件事我一直都在坚持：工作、简单生活、清淡饮食、劳动、与佛对话、骑行、学习、种植、读书、学音乐、写作，以及与所爱的人在一起共度美好时光，减少一切不必要的交际。大多数事情我都做得稀松平常，远远达不到专业水平，但好在我自己乐此不疲，娱己而已，不必认真。 在几百年前，大多数人类还是过着我现在这样的生活，只是工业化以后，人类成了像机器一样的奴隶，渐渐的不知道如何调适自己的身心了。结果满街都是愁容满面、行色匆匆的现代人类，医院里挤满了病人，连走廊的病床上都住满了病人，焦虑的家属和郁郁寡欢的病人们让那些医生们实际上也成了另一种病人。狱警们常对犯人们说你们只在监狱里呆几年，而我们却要在监狱里呆一生。说实话，按照现代医院的运营模式，病人只用“病”一段时间，医生们则终生都在“病”着。 现代生活给人的身心造成了难以承受的负担，所以现代病越来越多也就不足为怪。其根本原因是文明进化的速度太快，而人自身进化的速度则很缓慢，社会进化的速度远远超过了人类自身进化的速度，人肯定就不能适应。如何摆脱这种过快的进化浪潮带给我们的压力？唯一的一劳永逸的办法就是——不鸟它。 有时候我躺在一片草地上，晒着太阳眯缝着双眼看着天上那悠悠的白云，心中就在想造物主将我们制造出来，是为了让我们应付数不清的考试，然后一辈子按部就班的从事某项安稳的工作，获得一份养家糊口的收入，往银行账户里无休无止的储存永远也花不完的钱，贪图这份所谓的安全和安逸，在满足口腹和身体的欲望中度过此生的吗？ 我的内心告诉我不是这样的，造物主是让我们来享受生命的乐趣的，所以人间的一切愚不可及的规则和教条我都视之为无物。我决定由自己来主宰自己的一生，并教会我的孩子以同样的态度来过完自己的这一生。所以如今我无论对待何事，都能保持一种随意和随缘的态度，不去强求任何结果。

同样是抑郁症，东西方患者的主诉会不一样，欧美等国的抑郁症患者更强调自己一无是处。最著名的抑郁症患者英国首相丘吉尔说过一句经典名言：“我一生做了许多事情，但是却一事无成”。丘吉尔一生都在对抗自己的这种消极思想，所以他又说：“人皆为蝼蚁，但我相信自己会是一只闪闪发光的蝼蚁。”他以此来排遣自己的抑郁情绪。但是在东方文化中长大的抑郁症患者则更强调疲惫和躯体疼痛，无价值感并非他们关注的焦点。 实际上，自我评价低（缺乏价值感）、躯体疼痛和疲惫，乃至便秘、嗜睡或失眠在抑郁症患者身上广泛存在，无论是受东方文化影响的患者还是受西方文化影响的患者都有上述症状。但是这些患者自我感知的最典型的症状却截然不同，这说明文化对疾病有深刻的影响。 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东方文化对虚无主义有免疫力，庄老和佛陀的哲学在东方文化中大受欢迎，几乎所有的在东方文化中长大的人都认识到人生的终极价值是虚无的这一事实，并在心理上对此已经免疫。所以在东方文化中长大的抑郁症患者也对缺乏价值感这一点免疫了，整个社会都接纳人生无终极意义，他们自然不会特别重视自己的这一症状，反而更重视躯体疼痛和疲惫等症状。 Daniel Schacter等学者认为，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对在两种文化环境下长大的人的思维方式的影响很大。在西方文化中长大的人倾向于使用分析观进行信息加工，关注的是客体或人本身，而不太关注其所处的环境；而在东方文化中长大的人则更倾向于使用整体观进行信息加工，关注的是客体或人及其与所处环境之间的关系。 这种差异在东西方医学上体现得特别明显，西方医学注重对人体的精细研究，其对人体的认知是建立在解剖学的基础之上的，东方医学（包括中国古代医学和印度古代医学）则重视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中医强调整体论，认为人与自然、社会、家庭是一个关系紧密的整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认为外界环境会影响人的健康，印度古代医学阿育吠陀也是如此。 如今我们知道，这二者各执一端，均未窥见全豹。 随着表观遗传与精准医学理论的兴起，人们越来越发现东方医学存在一定的合理性。表观遗传学研究的就是环境对生物的影响，所以学生物的人很容易接受中医的整体观，同样中医在学生物学中的表观遗传学时也会倍感亲切，因为表观遗传学的基本理念与中医的整体观高度一致。 表观遗传学研究发现，生物在环境因素的作用下，会导致一些基因组出现甲基化，这是生物致病的重要原因。所以现代生物学家在寻找去甲基化的办法，通过揭开组蛋白修饰的原理来理解疾病和寻找治疗疾病的药物。 中医也认为人在外部环境（如中医常说的外感六邪风、寒、燥、湿、暑、火等）的影响下致病，中医治疗疾病是旨在消除这些不良影响对人体的损害。中医还认为人的七情（人的七种情绪）也是致病的重要原因，中医将七情所导致的病称为情志病，现代脑科学家、精神病学家和心理学家研究的一些结果表明这类疾病也是人在生命早期（胎儿期和童年期）遭受的环境影响的结果，实际上也是一种表观遗传现象。 未来医学的发展必然是朝着融合东西方医学各自的优点的道路上走。生命很复杂，我们无法忽视中医的整体观，也无法忽视西医的精细研究，同时我们还无法忽视进化论的观点。 演化医学是最近几十年才兴起的一种医学观念，直到二十年前大多数人都不知道演化医学。​但是如今演化医学却正在成为一支劲旅，在医学世界里崛起。演化医学就是从进化论的角度来看待人类的各种疾病，分析人的疾病与人在自然界中的进化存在什么样的关系。比如癌症这种病，从演化医学的角度来看，就与人的繁殖和进化有关。那些携带原癌基因的人，平均生育的子女比不携带该基因的人要多，这意味着原癌基因携带者具有进化优势。 虽然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东西方在许多方面存在着分裂的现象，但是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目前的全球一体化导致的冲突和融合现象必定在未来将东西方的思维特征糅合成一个整体，为我们人类后代所继承。东西方医学也会如此，在经历碰撞与融合后，将来也会糅合成一个整体，成为一种全新的医学。 如今就已经有这样的苗头了，Edmund Bourne是著名的焦虑症与恐惧症方面的专家，其著作《焦虑症与恐惧症手册》受到了全球医师和患者的欢迎，目前已经更新到第六版。我们在他的书中能看到大量的这样的建议：腹式呼吸、冥想、静坐，这与中国古代的气功和打坐以及佛教的禅定有何区别？塞利格曼研究善行对心理疾病患者的好处，鼓励心理疾病患者参与公益活动，这与佛教鼓励信徒布施和放生，认为这些活动能帮助他们获得健康又有何区别？ 疾病问题并不是现代才有，自古至今人类一直都在与身心疾病做斗争，一万年前人类的大脑已经进化到与现代人不相上下的程度。也就是说我们并不比一万年前的祖先更聪明，我们只是多了些知识和技术上的积累而已。无论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在过去一万年摸索出来的文化和医疗经验都具有实用性。如何将东西方的古今医学融为一炉，造福患者，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惊蛰这天，我扛着铁锨去我租的小菜地翻地去了。干了一会儿活儿后，身心舒畅。最近天天看俄乌战争和核威慑的新闻，心情很郁闷，劳动了一下午后，这种郁闷的心情一扫而光。 劳动确实很减压。本来今年不打算继续租地种菜，因为我在准备重新高考，复习很占时间。但是这一下午的活儿干完后，心情舒畅得让我又下定了决心继续种菜。考试复习固然重要，身心健康更重要。我对名利和社会身份标识不是那么看重，更重视生活质量。到了我这个年龄，接触了那么多垂死的病人，什么事情都可以放下了。有社会身份固然好，没有也没啥。 疫情加战争让全球大多数人这段时间都很郁闷，我看到外媒在欧洲采访，欧洲的老百姓说自己很恐惧。我国媒体没那么开放，对这类问题很少采访，所以我国居民就算心情郁闷也不会有公开报道。主流媒体只关注正面消息，他们想证明我们生活幸福，没有痛苦，并不敢去涉足这样的话题。这可以理解，不过大家都心知肚明这只是掩耳盗铃式的自欺欺人。 核威慑让全球人感受到了压力，核威慑的时间越久，这种压力就越呈现毒性压力的特征，所以那些发动核威慑的人是全球大多数人的公敌。 当初研发核武器的科学家们一定没有想到有一天核武器会成为某些战争狂人威胁全球的工具，如果他们知道有这一天，应该会拒绝研发这样的武器，因为科学家大多有良知。参与研发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的科学家有许多，大家当时一腔热血想结束希特勒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但是却不曾预料到以后有人可能会利用核武器触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我们生活在一个并不完美的世界中，也许还有一个并不完美的家庭，或一份并不完美的工作。这些外在的环境和我们内在的因素共同作用，就可能会给我们造成毒性压力。承受毒性压力时间久了，人就会生病，超过一半的癌症患者在生活中长期承受毒性压力，约有三分之一的癌症患者同时有抑郁症倾向。癌症是一种多因素诱发的疾病，毒性压力是其中之一。毒性压力还会造成精神疾患，如抑郁症、焦虑症、恐惧症和强迫症等，心脑血管疾病和高血压等也与毒性压力有关。 所谓毒性压力（toxic stress），是指强烈的、频繁的或者长期存在的压力。比如低质量的看护、混乱的家庭环境、工作环境、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或持续的生存威胁等均可以导致身体遭受毒性压力。毒性压力会影响大脑的发育，激发大脑物理结构的改变。承受毒性压力时间久了，就会罹患各种疾病。 与毒性压力相关的概念有两个，一个是可承受压力（tolrable stress），另一个是正向压力（positive stress），这两者不至于致病，正向压力更是人进步的动力。 可承受压力是指压力虽然强烈到可以影响大脑物理结构的程度，但是它们持续的时间短，或者可以被亲友的支持缓解。正向压力是指短期的和适度的压力，比如我们在学习和工作中会承受一些并不严重的压力，这些压力能够提高我们学习和工作效率，让我们成为一个高效的人，这种压力对人很有好处。 所以也并不用对所有的压力都忌惮，在养育孩子的时候，我们要放手让孩子去面临正向压力，同时要避免孩子承受毒性压力。如果孩子遭遇了较强的压力，我们要善于缓解孩子的压力，使之成为可承受压力。 对自己也一样，一定不能让自己压抑太久。超过两周的较强压力（达到让人持续不开心的程度就算较强压力）就会成为毒性压力，不管这压力是劳累造成的还是精神刺激造成的。所以我们在生活中要善于休息，也要有减压项目。 一个人兴趣爱好越广泛，相应的减压项目就越多。工作之外，最少要有两三项业余爱好。因为只有一项业余爱好，我们可能很容易对它产生厌倦心理。如果有两三项爱好的话，我们就可以在不同的爱好中切换，不容易产生厌倦心理。我的爱好比较广泛，种菜、养花、弹琴、骑行、读书、写作，我还一直沉浸在爱的激励中，所以我自己不太容易出现毒性压力。 当然，这不是说我这辈子就没有过毒性压力，实际上我也经常可能会有毒性压力。比如某个重病患者生命受到威胁，而我又刚好接手了这个患者，那么那段时间我可能就会有毒性压力。亲人或爱人生病，我也可能会有毒性压力。我曾经斑秃过几次，但是每次一有斑秃的迹象出现，就引起我警惕了。斑秃说明有毒性压力，出现这种苗头就要立即调整工作强度和生活节奏，并适当服药（对我个人比较管用的是中成药二至丸），每次我都可以在一个月不到的时间把斑秃治好，这些毒性压力就转化为可承受压力了。 有些人则更容易产生毒性压力，比如那些对自己要求很高，人生计划太苛刻的人就很容易长期沉浸在毒性压力之中。人生计划最好随意点，我实际上不太喜欢制定详细的人生计划。我觉得一个人有人生方向就够了，不必制定太较真的人生计划，一切顺其自然最轻松。 我们可以选择一项自己热爱的事业作为人生方向，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就够了，三年规划、五年规划或者各种大目标都是画蛇添足——我一辈子都不喜欢在体制内工作，因为体制内有太多的年度计划。最好也不要经常更改自己的人生方向，这不利于积累经验。人在世上生存，从事自己最有经验的工作是最轻松的。古人说常立志不如长立志，大概就是这个道理吧！我不喜欢跟着潮流跑，跟着潮流跑太累了，有个固定的人生方向就不必在乎外界如何变化。 我有个经验，一件事情如果我们想一年内把它做好，那肯定压力重重；如果想一个月内把它做好，那不但不现实，而且会让我们被焦虑压垮。我是做终生打算，总在憧憬未来的日子会如何好过，在这种憧憬中就不会对当下感到不满了。我只要一想到现在努力积累，未来自己会多么快乐就开心得很，所以我哥哥总说我是个无可救药的盲目乐观主义者。 实际上，我是在放弃短期计划，执行终生规划。短期计划总是容易让人肾上腺激素飙升，压力重重，这样的计划不美好。什么叫功利主义者？其本质就是短期主义者，也就是俗话说的盯着眼前利益的人。如果我们坚持一个长期方向，我们的心态就会平和很多。我们会不紧不慢地把要做的事情分解成若干可以轻松完成的小目标，人在执行小目标的时候，不会有压力，也不会焦虑。 将一个个小目标汇聚在一起，不知不觉就实现了我们的心愿。我们中国人有句俗话管这叫“厚积薄发，大器晚成”，这正是我老师当年对我的教诲。另外，最好不要设置终极目标，人生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追求终极目标并不现实。持这样的人生态度，不容易有终生性的毒性压力。有许多人很急躁，结果一辈子大多数时候生活在毒性压力中，并因为毒性压力失去了宝贵的健康。 除此之外，人际关系也很重要。罗素先生说，除了身体健康之外，建立在互助友爱的基础之上的人际关系是人生最重要的快乐之源。人要想没有太多的毒性压力，一定要有人替我们分担。如果有人替我们分担，那些可能成为毒性压力的强烈压力或长久压力就能转化为可承受压力。活得太孤立的人到了晚年很容易患阿尔兹海默症，因为毒性压力会导致人的大脑萎缩。 对于如何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这个问题，我想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答案。但是据我所知，最好的维护人际关系的办法是无条件地去爱和关心别人，而不是计较和挑剔自己所爱的人。 不管我们爱的那个人是我们的人生伴侣或亲人，还是我们的老师或同学，抑或是同事与朋友，我们都应无条件的去爱他们，同时接纳他们的一切特征而非试着让他们去改变自己来适应我们——爱是理解和支持，而非占有和禁锢。违背这一原则者通常不是在爱一个人，而只不过是索要另一个人对自己的关怀和迁就而已。 我们不要做挑剔的人，也不要和挑剔我们的人做朋友或恋人，与我们有血缘关系的亲人，我们尽量多理解。如果处理不好家庭关系的话，可以去寻求家庭咨询师的帮助——心理咨询师中有一种专门调整家庭关系的家庭治疗师。幸福美满的家庭生活、恋爱关系、师生关系和朋友关系是存在的，我对自己的这些亲密关系都感到很满意，愿意为自己的朋友、老师、亲人和爱人打满分。 我初中时有个教我语文的老师告诉我一条人生经验，他说“来说是非者，即是是非人”。一个人如果在我们面前说别人的坏话，这个人一定不值得交往。因为他也会在别人面前说我们坏话，我老师说人的行为具有一贯性。 我听了他的话后受到了很大的启发，我现在也依据人的行为具有一贯性这个原理来判断是否要和一个人建立起友好关系。比如，某个人如果有一次漠视他人生命的表现，我就不会与他们结交为好友，因为他一定还会在另外的时刻漠视其他人的生命。人是隐藏不了自己的，一个人语言、神情中透露出来的信息能够让别人对他们有正确的判断。 当然，我们也不能一棍子把人打死，因为人是会改变的，有些人就可以改变过来。只是在重大的原则性问题上可能不容易改变，这与人在生命早期受到的环境影响有关。专业的心理医师都不一定能矫正某个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更别说普通人了，所以在日常生活中遇到三观不合的人要远离是有道理的。…

我们村有个智障儿童，他们的父母是近亲结婚，所以生出来的孩子先天存在智力缺陷。我以前回村的时候每次都能看到他在村里到处晃悠，从垃圾堆里捡东西吃，但是他也没傻到不知道回家的程度。 前几年我有一次回家探亲的时候，没有看到他。我好奇地问我父亲，这个智障孩子是不是去世了。我父亲告诉我他没有去世，只是他的父亲把他带到很远的地方——据说是新疆，遗弃了他，然后自己一个人回来了。 这事情让我感到有些难过，但是村里人大多对这件事情没什么看法。我们大家也理解这对父母，因为他们一共生了三个孩子，只有一个孩子是正常的，照顾两个智障孩子让这对父母不堪重负。除了遗弃掉的这个智障孩子之外，他们家里还有一个智障孩子，我们甚至怀疑他们今后会不会把剩下的这个智障孩子也遗弃掉。 我虽然对这孩子被遗弃感到难过，但是很难去指责他的父母，也觉得自己无权指责，因为同在一个村，我从来没有去帮助过这家人。大概是从小就习惯了他们的生活状态，所以也以为他们已经习惯了，以为他们对这样的生活状态不感到痛苦。实际上那只是因为我们没有深入到这对父母的内心中去，无从了解他们真实的感受。 铁链锁女事件发生后，我就想起了这个被遗弃的智障孩子，所以我一直都不知道该如何去评价这一引起社会轰动的事件。因为那个被锁的女子从医学角度来说，她的精神分裂症是娘胎里就有了的。从成为受精卵的那一刻，她的一生就注定了是悲惨的，父母双亡后，被遗弃是她难以避免的厄运。 中国有几千万的精神致残患者，许多都流浪在全国各地的街头，从垃圾桶里捡东西吃，随时可能因为中毒或感染某种病菌而死亡。我们经常在街头看到这样的人，相信大多数人对这些人的反应都是麻木不仁，很少有人想过他们需要帮助。这些人最初大多也是被家人遗弃掉的，如今他们流落在街头，都成了来历不明的流浪人口，连姓名都无人知晓。 小时候我们附近村有两个精神致残者，到处捡东西吃，每到一村，村里的孩子们都追在他们后面唱童谣，嘲笑和辱骂他们，还有人用石头木棍扔他们，大人们看到了也就在旁看热闹取乐。如今我自己从医，回忆这样的往事，不记得自己是否跟着他们起哄，如果参与了就真应该忏悔。大的环境缺乏对病人的同情心是我们这个社会最大的悲哀，无知和麻木让我们特别残忍而不自知。 对病人的歧视是无处不在的，我们不止对病人存在歧视现象，也存在性别歧视、地域歧视、文化歧视、民族歧视等种种歧视现象。这与多数人一向对自己的认知是相反的，我们大多数人都会觉得自己是好人而不是坏人。原因就像罗素先生所说的那样，人们都对舆论有恐惧心理，谁也不希望自己被人说成是坏人，所以大家总是努力的认为自己是好人，以此来安慰自己。 我接触得最多的就是病人以及病人家属，常常有人说，医生是把生死看透的人，但很少有人知道医生也看穿了人性。只要从医十年以上，而且平时观察仔细，一个医生大概可以练出从三言两语就看穿一个人的灵魂的本领。 我们见证过太多的遗弃事件。每年我大概都会接触不下十例被亲人和爱人遗弃的患者，能收留和帮助的我基本上都收留和帮助了。我身边也有几个朋友，一直在和我一起做这样的帮扶工作。 我曾治疗过一个年轻的宫颈癌患者，她确诊为癌症的那一天，她唯一的至亲——她的亲生父亲给她送了一万块钱后，从她的世界彻底消失了，手机号码都换了，直到她去世都没有再联系过她，家里的亲戚们也都躲得远远的。所以有人跟我说唯有父母对子女是完全无私的这样的话，我也只是付诸一笑。最后这个患者是我当时组建的一个病友组织里的病友们合力捐款治疗她，患者去世后，她的亲人们开始出现了，来查她银行卡的余额——那些我们捐给这个患者治病和生活的钱，争着分她的遗产。 我治疗的另一个女患者，病重的时候丈夫偷情，和偷情对象微信聊天，期盼妻子早点死掉，被妻子发现。患者内心难受，只好找我倾诉。这类现象实在太多了，很多人在家属患癌后想尽办法离婚以逃避责任，热恋时的所有誓言在遭遇真正的不幸时都可能让现实挤兑得很尴尬，这就是真实的人间。我有两个出家的朋友，出家前都是医生，见多了这些负面现象后，他们抑郁了。 我经常做一些患者家属的工作，让他们对患者好一点，但有时会让患者家属感到很恼怒。有很多患者家属抛弃自己的亲人并不是因为他们真的很穷，有些患者家属年收入过百万，房产好几套，但是对自己患病的亲人仍然是想尽办法躲避和抛弃。部分原因是因为这些家属本身也存在心理问题，他们可能因为先天基因和后天环境的影响，处于“贫穷妄想”的状态，拥有再多的钱都没有安全感，总觉得自己的生活惨不忍睹，这是抑郁症的一种表现形式。 还有一些患者与他们的家人则互相仇视，完全没有爱。我儿子曾经养过一窝仓鼠，我得以有机会观察到一种在动物中存在的现象。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只养了两只仓鼠，它们的食物很充足，仓鼠表现得活泼可爱，互相之间也没有争斗。后来仓鼠繁殖了许多后代，抢食物的时候就异常激烈。 有一次我们外出了几天，外出前给仓鼠放了一些食物，以为足够它们吃的。孰料等我们再回来的时候，有些仓鼠已经被另外的仓鼠吃掉了，只剩下一些残骸。人和仓鼠在基因上相似度高达99%，仓鼠间存在的行为在人类社会也广泛存在。当生存竞争过度激烈的时候，人类很容易从和平友爱的相处模式转为互相仇恨的相处模式。 仇恨情绪在人类社会普遍存在，也有许多人在利用这种情绪。政客、商人乃至一些精神不正常者，他们经常煽动大家的仇恨情绪，仇恨情绪就像汽油一样，只要有人一点燃就会着火。 纳粹和日本的军国主义是典型的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号煽动起来的仇恨情绪，我们今天很不幸的看到在全球各国都广泛的存在这样的仇恨情绪。无论是民主国家还是一党专政的国家，都有严重的民族主义和仇恨情绪。我们虽然说一直在反对纳粹主义，但是纳粹思想总是阴魂不散的跟随着人类，所有的发动战争的檄文都能闻出希特勒的味道来。 毋庸讳言，仇恨情绪在我们中国网络上泛滥成灾。有些人认为这是因为仇恨教育的结果，这的确是原因之一，但是并非全部。我访问得了全球各国的互联网，我发现美国的仇恨情绪也极为严重。推特上仇恨言论泛滥成灾，和中国的微博不相上下，特朗普主义兴起的背后原因是美国铁锈地带那些失落的人群们的仇恨情绪无处发泄。 阅读两本书有助于了解美国仇恨情绪泛滥的原因，一是华裔美国学者许倬云写的《许倬云说美国》，二是美国的一个律师JD.万斯写的《乡下人的悲歌》。这两本书对美国社会那些从中产阶层掉入底层和从底层奋斗到中产阶层的人的生活有详细描述，我们可以从中窥见大多数美国人的精神世界。说到底这些仇恨情绪的背后仍然是生存竞争压力。 中国网络上泛滥成灾的仇恨情绪的背后也是生存压力，我是中国最早的一批网民，二十多年前就上网，我的QQ号码是五位数，只有真正的骨灰级的早期网民才有这样的QQ号。我对中国网络上仇恨情绪的变化有深刻的认知，二十年前虽然网络上也存在仇恨情绪，但是没有现在激烈。现在我国互联网上的仇恨情绪已经到了非常极端的程度，它让很多人丧失理性，活得焦虑和抑郁。因为这个原因，中国网络上的偏见和误导性的假新闻多得数不胜数。 我平时都只读新加坡的《联合早报》，因为在华文媒体中，大概也就《联合早报》客观理性一点吧，不带那么多的情绪。虽然我也能看到《美国之音》和BBC以及国内媒体的报道，但是我对这些泛滥着极端言论的媒体报道都不感兴趣，因为真实性太差。处于交战状态的媒体一定都是存在偏颇的，只有旁观者才有理性可言。社交媒体我则基本上全部断绝了，社交媒体中煽动性的情绪化言论更加泛滥成灾，因为它比传统媒体少了一层约束。 从营销学的角度来说，平静的受众是不会购买广告中的商品或接受作者的观点的，只有让受众处于各种各样的激动状态（如恐惧和惊慌），才能让受众购买商品或服务。我的文笔很好，但是文章点击量一直不怎么样，原因无他，我没有卷入到种种情绪化炒作中去。这种情绪化炒作非但对受众有害，对作者自身也有害，只是许多人认识不到这一点，或者虽然能认识，但是在欲望的控制下已经身不由己了。 我在上一篇文章中提到，二十年前我依托国家级平台研究过一个重要的课题：不可持续性发展将引发人类的生存危机。二十年前许多学者已经预感到人类社会将出现各种各样的社会危机和环境危机，但是那时候有许多学者乐观的认为，人类可以通过约束自己的行为来改善这一切。 不过我经历了二十年的见闻，发现如今这些危机比过去严重多了。根本原因在于过去二十年人口一直在增长，过剩的人口在抢夺不足的资源，自相残杀就不可避免。可能一直要到人口进入下降通道，这些社会压力才会逐步缓解。 我们活在这样一个消极情感泛滥的年代，很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尤其是像我这种与人的生死打交道的人，更是频繁的接触负面事件，内心不够强大的人很容易垮掉。我是通过更深的理解世界万物运作的背后规律来避免这些消极情感对我的不良影响的。 如果我们认识到了这些事情背后的规律，知道它们深层次的原因，就很容易原谅和宽容一切，愿意接纳这个世界。虽然我们仍然有去改善这个世界的愿望，但是也不会太着急了，毕竟自然规律并非人力可扭转。

美好的人生是为爱所激励，为知识所指引的人生。——哲学家罗素 2002年，我23岁，在国家发改委主导的一个与“资源-人口-环境可持续发展”相关的项目中任主笔和统筹，大量阅读与气候变化、森林和湿地保护、荒漠化、水土流失、生物多样性保护、空气污染、水资源污染、能源危机、清洁生产、循环经济等相关的文献。经常往各个部委跑，开会，要资料，要数据。 2004年，我25岁，为国务院政策研究室撰写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报告，同时在为央视撰写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的解说词。我依托国家级平台，连续三年多从事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的工作，与许多学者和官员交流合作，掌握了这个领域的全面信息。我这样的“笔杆子”在体制内是稀缺人才，很多人想提携我作为他们的左膀右臂，替他们撰写各种文章和材料，只是我不喜欢这样的生活。 我二十多岁时精力旺盛，记忆力很好。当时我做的项目是一个上百人的团队在做，我是这上百人中的“文献数据中心”。我快速阅读了半屋子的文献，并将这些杂乱无章的数据系统化和条理化，大家要想了解某方面的全面信息都会来问我，因为在那个团体里，我的知识结构最全面，记忆力也最好，我们团队的组织者常常说我一个人能顶十个人用。我还负责搭建整个框架，撰写大部分的稿件。 我记得我当年看到的一些数据令人触目惊心。有数据显示养活当时的全球人口需要一个半地球——如今起码需要两个地球；还有数据显示因为人类活动造成的破坏，导致我国每年新增的荒漠化面积相当于一个大县的面积。 2022年我43岁，度过了我在北京20余年来见过的第一个昆玉河不结冰的冬季。一叶落而知天下秋，这样的异常让我预感到今年的气候灾害将比去年多很多。随着疫情的发展，我国的“清零政策”也将不得不面临终究会放弃的局面，到时候社会肯定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核战争的阴云也笼罩在全人类头上了。 这几年的悲剧性事件会前所未有的多，但这只会是开始，人类或将经历一个长达百年的人口递减过程。只有留下现在一半左右的人口，才能达到与环境和资源和谐相处的条件。未来，战争、瘟疫、灾难以及少子化将结合在一起，使人类人口逐渐递减至可以维持生态平衡的水平。 百年在进化史上只是弹指一瞬间，生物学上的大小年规律告诉我们，当一种生物过度繁殖，破坏了生态平衡后，这种生物就将迎来一个数量锐减的“小年”。如今全球各种战争、灾难与瘟疫，以及年轻人被内卷得拒绝生育的现象，归根结底还是生物学内在的大小年规律使然。马尔萨斯在《人口论》中提到的这种理论，我们乡下人常常用直白的话这样来说：人太多了，天要收走一部分人。 我在清华大学“荷塘月色”水域看那里多得数不胜数的鱼拼命抢食的时候，想到我们今天的人类其实也很像那密密麻麻的鱼，在争夺有限的生存资源。争夺的过程中，尔虞我诈者有之，大声喧哗者有之，大打出手者有之。贪婪者占有几辈子都用不完的生存资源仍不收手，弱势群体饥寒交迫。人们焦虑不安，互相仇视，缺乏友爱之情。我们不能怪鱼缺乏仁爱之心，在“荷塘月色“那鱼挤鱼的水域里，食物是稀缺资源，鱼只能凭本能去抢夺生存资源。人在本质上也如此，只是每种文化的最高境界都是指向战胜人的本性，用爱来代替仇恨，避免恶性竞争。 爱既多又稀缺，因为大多数的爱仅限于口头表达，并不走心。在我们这个时代，性已泛滥成灾，随之而来的性病也如此，但爱却很宝贵。执所爱之人之手与其共享每一刻美好的时光，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幸福的事情。“与子偕老”就要看运气了，因为在这样的年代，并不是每个人都能顺利的活到老。 我在中年时期见证了自己二十年前研究的一个大课题——人类的不可持续性发展终将引爆生存危机，不知道这是幸还是不幸。 我在年轻时接触这种关于人类命运的大课题让我对今天所发生的一切有充足的心理准备，我知道这些坏日子终究会到来。鲁迅是弃医从文，而我则是先弃文从商，再弃商从医。我曾做过几年国际贸易，在三十岁前解决了财务自由问题。之后回归到自己热爱的医学事业中，从容不迫地研究医学。 如今我对人生很淡定，因为年轻时该去经历的都经历过了，所以了无遗憾，不需要再向自己和外界证明自己有存在的价值。我现在就像罗索说的那样在爱的激励和知识的指引下活着。 2012年清明节，我在老家陪我母亲晒太阳。我母亲此生最后一次和我畅谈，母亲对我说，儿啊，娘没爱够你！她流露出她对这个世界的眷恋之情，一个多月后她与世长辞。我有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母亲，她一辈子给我留下的最大遗产是爱的能力。她富有同情心，只要看到别人遭难了就难过，对那些缺乏人照料的孩子，不是自己亲生的她也肯抚养。 今天我与一个被家人以种种理由放弃的患者家属沟通，他向我阐述了所有的困难，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他们管不了病人，只能顺其自然。听完后我默不作声了一会儿，然后对患者家属说：好，从此你家病人就是我的亲人，我来负责治疗和照料他，这责任我来承担。我不觉得多的是负担，我认为多的是一个亲人。我给予这个信赖我的患者爱和关怀，他会同样回报给我爱与关怀。而且多年来由于我的这一作风，我身边的一些好友也自发的和我组成了一个团体，帮扶一些特别困难的患者。 很少有人能理解我母亲给我留下的这份精神遗产的宝贵性，我母亲几乎从来不仇恨任何人，她总是对受难者充满了悲悯之心。我从小受我母亲影响很深，小时候我很难对其他人记恨超过一天，如今则是很难记恨一个人超过一秒。但我乐于不断的给出爱，我也收到了太多的爱的回报。这些爱的回报让我活得特别有力量——当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爱我们的时候，我们不会感到慌张。我的恩师们至今都对我念念不忘，我的同学中大多数还是像当年那样待我很友善，亲友则公认为我可信可交。像我这样的人是无所畏惧的。 我不认可任何建立在仇恨基础上的价值观，对那些试图用仇恨情绪来同化我的人，我总是敬而远之，尽量不和他们浪费口舌。两个出发点截然不同的人是不会有同样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很难在精神上进行对话。很多人心中的仇恨使得他们很难安宁，而我则很容易安宁下来，我活在爱与被爱的环境之中自得其乐。仇恨是一种负担，它使人沉重，甚至会扭曲人性。我选择铭记历史，忘记仇恨。铭记历史是为了保持警惕之心，避免悲剧重演；忘记仇恨是为了不成为仇恨的囚徒，避免冤冤相报，一个冤冤相报的人间永无安宁之日。 经常有人问我，你为什么会选择学医行医？他们认为我应该去做更大的事业。对这个问题，我统一的回复是当医生让我感到很舒服。实际上医学所提倡的博爱众生，生命至上的原则和我的价值观高度吻合，帮那些信赖我的病人减轻痛苦能让我获得莫大的快乐，救助那些陷入困境中的患者更是让我觉得自己无愧于母亲的教诲。 从小我就有与众不同的勇气，我在学校里看到其他同学被人欺负，不管这事与我有关还是无关，我都会站出来帮助弱者主持公道，哪怕自己会因此而挨揍。其他人大多胆小怕事，与自己利益无关时都会作壁上观，与自己利益有关时则争破头。他们长大后和我的差异就越来越大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会因为各种利益与人起纷争，有时他们会在这些纷争中扭曲人性。而我始终还是坚持儿时的风格，一直都有基本的同情心和同理心。 因为这个个性，我在初中时被选为班长和学生会主席，高中时成了全校的精神领袖。如今在我的患者群体中也有很好的口碑——当然也有一些人对我心怀不满，这个我并不觉得意外，也不觉得难过，毕竟任何人都无法令这个多元世界里的每个人都满意，那些与我们价值观相反的人很讨厌我们。 这个时代确实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风险，但是一个活在爱中的人是不惧怕这些风险的。因为我们知道有许多人和我们以各种各样的爱建立起牢固的纽带，我们不会放下他们不管，他们也不会在我们受难时袖手旁观。 许多人不发声只是因为自愿或被迫成了沉默的大多数，毕竟我们的言论环境不是那么宽松友好，是被人为操纵的。但这并不代表大多数人认可那些流行的极端言论，我从小就知道沉默的大多数有明辨是非的能力，只是他们缺乏公开表达意见的勇气，而且他们也形成了一股不容任何人小覤的力量。他们默默地支持和保护着像我这样看似另类的人，把我们而非那些极端主义者当作真正可信赖的朋友。我们的言论环境让那些极端主义者误认为自己好似有许多同伴，但其实如果能让所有人都畅所欲言的话，他们将会发现原来实际上他们自己才是少数派，大家心中对他们的不认可只是不在口头上表达出来而已。 在这种环境下，健康、爱、友谊和知识就显得弥足珍贵。 我知道危机时代已经到来，但是每天我还是会骑着车去山脚下锻炼身体，坚持看书学习，坚持爱他人，坚持快乐生活。罗素先生说，对一个身心健康的人来说，建立在爱的基础上的人际关系是最重要的快乐之源。而建立在仇恨基础上的团体则一有机缘便会互相倾轧，因为仇恨是一种习惯性情绪，总在折磨人。渡尽劫波爱还在，人间三月仍芬芳。只要有爱在，就没有什么可畏惧的。爱终能化解一切纷争，爱是最好的救赎。 佛教常讲慈悲，儒家提倡仁爱，道家推崇不争，医学的宗旨则是“博爱众生，生命至上”。许多人以为自己受传统文化熏陶，热爱儒释道，殊不知只是叶公好龙，既不懂儒释道的精神，也无法知行合一，只不过嘴上说说而已。 佛教说人要“常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心中没有贪婪、嗔怒、仇恨、痴迷、执着、傲慢等不良情绪的人是有福的。慈悲生安宁，智慧驱烦恼。人间已进入多事之秋，瘟疫、灾难、战乱胶结在一起，许多人会意外丧生。活着的每一天有爱相伴，不被疾病、仇恨和烦恼折磨，才是最美好的事情。

最近，俄乌战争爆发后，出现了两个截然不同的阵营，一个阵营支持用战争解决问题，另一个阵营呼吁用和平手段解决问题。仔细去分析，支持战争解决问题者抱持一种悲观主义思想，认为事情已经糟糕到不用战争解决不了的程度。反对战争者抱持一种乐观主义思想，认为和平手段可以解决各种社会问题。这两者的各种看法都截然不同，所持的价值观也完全不一样，在做重大决定的时候，他们的选择迥然有异。 在我看来，人应该是积极的，心态应该是阳光的，待所有人都应和善而非仇恨谁到要用武力解决问题。我认为“博爱众生，生命至上”这种理念不应该只是医生们的价值观，而应是全民的共识。铭记历史，忘记仇恨，这是更进步的历史观。人类的文明是向前发展，而非往后退的。战争这种非理性的暴力行为在任何年代都不应该引起欢呼声，在文明的二十一世纪，人们应该学会对话解决问题。各囯领导应该竞相为本国民众带来福祉，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好，而非在国内贪腐横行，民生凋敝，矛盾尖锐的时候就发动战争，转移矛盾，否则老百姓有权推翻他们。老百姓只想平安到老，不想看“英雄”和“大帝”们表演。 人都只为自己认为实现得了的理想奋斗，不会为被自己认为不可实现的目标努力。所以乐观主义者为一个积极的目标奋斗，悲观主义者为一个“现实”（实则为消极）的目标奋斗，结果二者都达到了自己的目标。于是他们也都通过实践证实了自己心理预期的正确性，就更加确信自己的思维是理性的。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思维惯性，实际上，在我这样的乐观主义者看来，悲观主义者的理性是残缺不全的。 我们的世界有时候会被悲观主义者主导，比如引爆二战的那群人说到底都是一些悲观主义者。有时候又会被乐观主义者主导——比如结束二战的那群人，我们看到他们身上闪烁着美好而积极的人性的光辉。 在我看来，我们不应该只是消极的极端民族主义者，而应该是积极的国际主义者和人类主义者。如果所有的民族都只关注自己本民族的利益，而罔顾正义，那么最后就无所谓正义，国民们就会成为对其他国家的国民的灾难麻木不仁的好斗分子。极端民族主义者既然眼睛盯着本民族利益，凡是对本民族的利益有影响的事情，不管对其他民族的人是不是残忍的，都不在乎，那就是功利主义者，功利主义者的眼中只有功利，没有真正的正义。 健康的民族主义者应该是通过自己的积极奋斗，努力促进本民族的​各项事业发展，提升本民族的福祉，同时又能够对其他民族的人遭受的灾难深表同情和乐于帮助的人。结束二战的正是这样的一群人，他们既做利己的事情，身上又有利他主义精神。这些人是一群积极乐观的理想主义者，他们是在灾难发生后拯救世界的良药。诺贝尔奖之所以授予理想主义者，也是因为人类中的大多数人其实是在鼓励这样的理想主义精神的。 战争一度使我非常郁闷，但是我很快就又恢复了乐观，无论今天我们遭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我相信大多数人还是​会认识到暴力手段只会引发更多的暴力和仇恨，不会解决任何问题，最终还是会走向和平，我们也会为那些无辜的死难者​讨回公道，制止住暴力。

芒硝是中医自古至今都入药使用的一种矿物，其主要成分为硫酸钠。硫酸盐中的硫酸钠和硫酸镁都是很好的泻药，其致泻机制是因为所含的硫酸根离子不易被肠道吸收，在肠道内形成高渗盐溶液，保持大量水分，致使肠道扩张，引起机械刺激，促进肠蠕动。另外，硫酸盐对肠粘膜也有化学刺激作用，但并不损害肠粘膜，所以临床上都用作泻药。现代医学中给患者做肠镜前一日，多会让患者服用一天的硫酸镁或硫酸钠，以排空肠道，便于检查。不过硫酸镁对中枢抑制药中毒和肾功能不良的患者有副作用，对这类患者宜用芒硝导泻而不宜用硫酸镁。但芒硝也有一定的毒性，芒硝煎液腹腔注射小鼠LD50为6.738g/kg。芒硝中毒的事件常有发生，胡万林常常让人大量饮用芒硝水，结果导致一年轻人猝死，胡也因此而被二次判刑。芒硝除了可以内服外，还可以外用。感染性创伤用10%－25%硫酸钠外敷，可以利用其高渗压作用产生消肿止痛的效果。中医还常用芒硝外敷在肚脐眼上，以利尿通便。芒硝也可以少量含服，对食管癌不能进食的患者，含服芒硝可以略微缓解患者的症状，但是效果不长久。芒硝和黄连煎水外洗，可以治疗皮肤红肿瘙痒。中医认为芒硝有泻下通便，软坚散结和清火消肿的作用，芒硝是中医治疗便秘的常用药之一。大小承气汤都用芒硝，便秘患者很容易出现烦躁和“上火”的现象，所以中医也用芒硝除烦泻火。精神疾病患者有躁狂反应的时候多伴随便秘，尤其是抑郁症、躁郁症和精神分裂症，发作期大都会有便秘的现象。所以芒硝在治疗这类疾病的时候使用的概率较高，一般这类患者用含有芒硝的大承气汤、小承气汤和增液承气汤都能缓解发作期的癫狂和便秘症状。肿瘤患者也常有便秘的现象，所以肿瘤科医生用芒硝和大黄等导泻药的机会较多，且有许多肿瘤科医师用芒硝和大黄排泄因肿瘤产生的各种坏死组织和废物，所以治疗肿瘤的下法方剂中芒硝使用的概率也较高。芒硝和冰片按照10：1的比例一起做成散剂外用消炎止痛的效果较好，可以用来治疗急性乳腺炎、蜂窝织炎、淋巴管炎、静脉炎等，也可以外敷治疗烧烫伤。芒硝和硼砂、冰片共做成的冰硼散是一种在药店里可以买到的中成药，冰硼散可以用来治疗目赤肿痛、咽喉肿痛、口疮、肠痈、乳痈、丹毒等。芒硝风化后会成为粉末状固体，这种芒硝粉末叫玄明粉，效果基本与芒硝相等。芒硝和玄明粉都不需要煎，而是在其它药煎好后，将芒硝和玄明粉倒入药液中，直接溶化服用。芒硝的常用量为10－30g，脾胃虚弱，大便溏泄者和孕妇都不宜用芒硝。

​科学家和医生应该不应该关心政治？我常常听到一些声音告诉我，你好好学医和搞科研就行了，不要关心政治​。这句话实际上是我国传统文化熏陶下的一种独特的扭曲的价值观的反应，这种价值观可以用文采斐然的话来形容​——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 在这种文化的熏陶下，人间盛产对他人的命运漠不关心，甚至蘸人血吃馒头的看客，​久而久之，大家习惯了麻木不仁。我在很多重大灾难爆发的时刻，都没有袖手旁观过​。虽然个人力量微薄，但是我也知道​我发出的声音可以加强与我持相同的价值观的人群的声音的响亮度。我们不能因为害怕别人反对我们而退缩​，如果我们认为某些原则不应被侵犯，就要站起来说出来。 据我所知，爱因斯坦、费曼、白求恩和罗素都是和平主义者，毕生都在做自己的研究的同时呼吁和平，反对战争。​爱因斯坦甚至和罗素签署了“爱因斯坦－罗素”宣言，在全球发起反战运动。 在一些持相同价值观的人看来，爱因斯坦、费曼、白求恩和罗素做这样的事情非但无损其科学家、哲学家和医学家的形象，反而得到了更多的尊重。因为他们不是对他人的苦难麻木不仁的人，不是拿别人的痛苦当赏心乐事来​调侃的人，不是只管自己吃饱喝足，不管他人死活的自私的人。 我国古人说上医治国，医者对所有的生命都是一视同仁的，医生应该是真正的国际主义者、人道主义者与和平主义者​，不可能美化任何一场战争。不管这战争是哪个阵营发起的，我们一律反对。​ 二十一世纪是对话的世纪，没有任何人的生命应该遭到其他人的践踏。如果停留在历史中不断的冤冤相报，全球​没有谁的生命会得到安全的保障，因为人类历史写满了仇恨，我们应该战胜仇恨而不是被仇恨战胜。这就是我的立场，不会因为任何原因​发生动摇。 我们无法追求持不同价值观的人认可我们——尤其是那些好战分子，他们唯恐天下不乱，也很难说服每个人同意我们的​主张，但我们可以大声呼吁，发出我们自己的声音。如果所有的和平主义者都因为​担心遭到攻击而噤声，好战分子将会更加有恃无恐，​世界会乱成一锅粥。我们必须站出来，让热衷于战争的人感受到来自我们的力量不那么好对付，唯有如此才能减少战争。 人的生命高于一切，和平能给所有人带来更大的福祉，人类的幸福不应该以利益来衡量，更不应该靠战火来维系。​寻求战争之外的办法解决问题才是人类应该努力的方向，战争只会造成苦难。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其他人丧失生命，在战火中流离失所。 尽管有许多人试图阻止我们发出这样的声音，但是我们无所畏惧，我们希望能够让更多的人加入到和平主义者的阵营​，用我们的力量来阻止战争。一人之力虽微弱，无数的和平主义者​站在一起组成的力量却不容小觑，​我对此坚信不疑！

普京治国无能，反腐失败，导致俄罗斯经济萧条，卢布贬值，民生凋敝，他还尸居其位，篡改宪法，想赖在总统位置上一辈子。他镇压反对派，发动战争，被其国内许多人反对，动辄使用警力欧打关押平民百姓以维稳。这样一个独夫民贼，居然也有很多人支持。可惜其做梦都没想到，他自以为发动一场闪电战就可以让人屈服，结果却遭到顽强反抗，人家也不同意任何武力压迫下的“城下之盟”，闪电战遂转为消耗战。俄罗斯被制裁得一塌糊涂，俄罗斯国内各大城市反战游行大爆发，内忧外困，拖累全球，制造无数悲剧。历史再次证明独裁者的危害是巨大的，愿所有人不必活在独裁者的统治之下。 俄罗斯这几届领导人一届不如一届，把前苏联留下的一点家底都快败光了。国内民众怨声载道，经济发展停滞不前，坐拥全球最大的国土资源，GDP却不如我国广东一个省，沦为二三流大国。徒有全球第二多的核武器，但缺乏正确的发展方向和领导力，内政外交一塌糊涂，权贵资本为所欲为，政府官员贪渎枉法，只好靠发动战争来转移国内矛盾。可惜普京集团太高估自己的力量，也太高估国内民众对他们的支持度，低估了国内外人民被战争点燃的怒火。 俄罗斯对中国坏事做尽，占我海参崴，分裂我外蒙古，中苏交恶的时候，威胁要以核武器对中国进行外科手术式轰炸。普京一面大卖武器装备给印度，分裂我藏南，一面大演政治秀，洗脑我国人民。这种人的把戏终会被揭穿，自作孽不可活，且看他以疲弱的国力能拖延战事到何时。我大胆的判断在这场战争中，普京什么也捞不着，只带走天怒人怨，让他自己四面楚歌而已。 只可惜了乌克兰和俄罗斯百姓为这种独裁者的私欲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普京发起核威慑，以为全世界会怕他，但普京若敢发射第一颗核弹，第二颗核弹的滋味就将是他自己和他的家人去品尝了。核弹在发射之前是核威慑，发射之后就是核自杀。所以在这场战争中，普京全程不理智。他的所作所为，只能说明他已经疯了，长期统治俄罗斯导致他个人膨胀得对世事缺乏正确的判断力。 有人说如果不是普京，俄罗斯将会如何如何悲惨。说实话，这样的话十足的无知。俄罗斯掌控着全球第二多的核武器，一头猪当总统也没人敢把俄罗斯怎么样。至于说中国要靠俄罗斯庇护，那更是笑话，历史上每次俄罗斯帮中国后，都要从中国割走一点领土。中国国力稍弱时，俄罗斯更是对中国虎视眈眈，中国的邻居中，只有俄罗斯割占中国领土最多，也从不归还。 乌克兰只有几千万人，俄罗斯欺负到乌克兰头上，乌克兰人也没有坐以待毙，而是奋起反抗，保家卫国。中国14亿人，经济体量已经是全球第二（甚至有些经济学家认为从人民币购买力来说，中国的经济体量实际已经是全球第一），还有核威慑力，这样的大国，自己不发昏，有人敢欺负？这都是被迫害妄想症在作怪。经济上互相拉锯扯皮，那都是商业竞争而已，依靠智商和实力去对付就行了，不必上纲上线。时间和火候到了，该得到的自然会得到，不该得到的也必有自己的原因。 中国要认清普京的嘴脸，不要被他绑架和利用，卷入到一场毫无意义的战争之中，损害自己的国家利益，影响自己的发展。这种破坏和平，践踏他人生命的战争，也只有嗜血分子喜欢罢了。

生物学家们发现，对人的发展，乃至对疾病的发生和发展，基因和环境的影响力各占一半。我们实际上可以利用基因和环境的这一特点来改变自己的命运，调节自己的健康状况。 举例来说，我们可能天生的缺乏运动细胞，我们的基因决定了我们不爱运动。但是如果我们身边的朋友们都爱运动，我们选择的生活方式需要多运动，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后天的这些环境因素来改变我们先天基因的不足。 如果一个人生来就很自律，那么他受环境的影响可能会比较小，他可以在不良的环境中坚持自己的选择。人的自律精神的确有可能是天生的，我见过戒烟最成功的人是我的父亲，我母亲中风的那天，我师哥把我父亲叫到医生办公室里对他说，我母亲好转过来后，不能再生活在一个有二手烟的环境中，我师哥希望我父亲戒烟。从医生办公室出来后，我父亲虽然因为戒断反应非常煎熬，但是他真的从此没有再抽过一支烟。而我的自律精神也是极为少见的，如今我在我儿子身上看到了同样的现象，他进入青春期后期，自律能力比一般人强多了。所以我在想，我们家族中的这种自律精神确实是先天基因决定了。 如果一个人不具有自律精神，很容易受环境影响的话，那么他就要考虑学习“孟母三迁”的精神，选择一个非常适合自己发展的环境，让环境来影响自己。广场舞是非常典型的受环境影响的例子，很多人过去不爱运动，但是在参加某个广场舞组织后，爱上了运动。 我在癌症患者这个群体里发现，有些患者参与了某些由癌友组织的抗癌乐园（这种抗癌乐园全国各地都有）后，情况得到了很大的改善。过去不爱运动的，现在跟着大家坚持运动；过去有许多不良习惯的，在抗癌乐园的群体影响力下，也逐渐改掉了自己的不良习惯。这些人在受到环境影响后，普遍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改善。有许多行为习惯和生活习惯很难靠我们个人的力量去克服，但是在加入一个同类成员组成的群体后，在其他人的帮助下，我们可以克服以前克服不了的不良习惯。 学生中天然的就分两种，一种不受环境影响，能自学成才，另一种很受环境影响，在一个更好的环境中会发展得更好。我们固然要想办法提高孩子的自驱力，让他们学会自动自发地去学习。但是也要看到有些孩子存在先天不足的问题，需要环境带动他们学习。总体来说，大多数学生都是在先天基因和后天环境双重影响下成才的。 我接触的问题家庭很多，我发现这些问题家庭有一些共同的特征，这些家庭中已经形成了固定的交流模式，夫妻之间，父母与子女之间，经常互相指责和抨击，而不是善于发现对方的优点，赞同对方的观点。通常这样的家庭问题重重，家长和孩子的心理都不健康，而且这种模式还很容易代代相传。一些通过婚姻与这样的家庭结合的成员会倍感痛苦，久而久之，他们也被同化了。因为在这样的家庭中，好好说话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当然这不是说家庭内部的环境就完全的不可改变，当一个自律精神非常强的人决定改变自己的家庭环境的时候，他通常都能做到这一点。某个家庭中，只要有一个成员决定改变，而且坚持不懈，一般一两年的时间里，这个家庭就能形成一种新的氛围，家庭成员们会养成新的习惯。或者，当一个人参与了某个团体，从这个团体内习得了某种习惯后，他也容易以身作则，把这种习惯带给他的家人。现代心理咨询师中也有一些专门从事家庭关系治疗的心理咨询师，他们通常也需要通过一段时间的干预，才能改变一个家庭的交流模式。 人的自律精神也跟年龄和阅历有关，摔的跟头多了，吃的亏多了，自律能力自然而然就增强了。我个人相信那些有自律基因的人，他们的祖先一定是栽了许多跟头的人，正因为栽跟头多了，所以知道自律的重要性。所以一个人自律的先天基因形成的条件和后天的自律精神形成的条件是一致的——这个必须得是一致的，否则的话就不符合生物进化理论了。 我在治疗癌症的过程中发现除了需要用药物控制患者的病情外，还需要矫正患者的行为习惯和性格特征，而要成功的做到这一点，真的需要费尽心血。因为基因和习惯的力量太强大了，有些人因为基因和幼年形成的习惯，已经形成思维定式了。我们每次矫正他们的行为和思维习惯时，他们似乎总有恍然大悟的感觉，但是下次再遇到同类的事情的时候，他们习惯性的行为模式和思维模式又在发挥作用。这其实需要患者本人有意识地去运用我介绍的这些方法去改变自我。 中国古代有句话说“江山易改，秉性难移”，讲的就是这一点。不过我在实践中发现，秉性虽然难移，但是不是不可移。有许多人还是成功的把自己的秉性移除了，移除这些秉性的办法就是通过自律和他律。自律靠的是自律精神，他律靠的是环境影响。自律与他律的结合，是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的。而且，的确对人的身心健康的影响很大。

葡萄科崖爬藤属植物三叶青是浙江民间常用的一种抗癌药，三叶青的全草均可入药，但是以地下块茎的效果为最好。中医认为三叶青有清热解毒、活血散结、祛风化痰和理气健脾的作用。三叶青也是瑶医常用的一种草药，瑶医主要将之用于治疗结石——胆结石、肾结石和输尿管结石​等。 现代药理学研究发现三叶青除了可以抗癌外，尚有消炎止痛的作用，可用于小儿高热惊厥、痢疾、支气管炎、肺炎、咽喉炎、肝炎、病毒性脑膜炎、扁桃体炎、蜂窝织炎等感染性疾病的治疗​，也可以用于治疗跌打损伤和毒蛇咬伤。 三叶青具有广谱的抗癌效果，浙江等地的民间和中医界将之用于食道癌、胃癌、肺癌、肝癌、胰腺癌、乳腺癌、宫颈癌、白血病、卵巢癌、膀胱癌、前列腺癌、​胰腺癌等多种癌症的治疗。 因为浙江民间广泛地采用三叶青抗癌，所以浙江省中医药管理局曾经组织专家对三叶青抗癌的效果和机制进行了专项研究，南京公共预防医学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也曾对三叶青的抗癌机制做了专门研究。这些研究机构的研究表明，三叶青对癌细胞具有促凋亡作用，其机制可能是因为三叶青乙酸乙酯能对肿瘤细胞增殖周期产生阻滞作用。此外也发现了三叶青具有增强单核吞噬细胞和巨噬细胞的吞噬能力，​能提升人体免疫力。 三叶青尚有一定的止痛作用，浙江民间和贵州民间也将三叶青当作止痛药使用，有学者报告三叶青用于治疗晚期癌痛有辅助作用。三叶青对改善患者的胃口有一定的效果，所以也常被用于治疗放化疗患者出现胃纳下降症状者。由于三叶青还有一定的利尿作用，所以也可用于腹水患者的辅助治疗。 当代浙江中医非常喜欢用三叶青抗癌，多数浙江省的中医师的处方中都有三叶青出现。笔者遇到的浙江省癌症患者也常常被本地老人告知可用三叶青煎水服用，甚至有些家庭条件不好的患者，放弃了正规治疗后，自行采挖三叶青抗癌。但目前单纯以三叶青治疗肿瘤有效的患者并不多，所以患者在使用三叶青的同时，最好结合其他的抗癌措施。 干品三叶青的成人常用量为10-30g，鲜品可加倍，煎水服用或与其他中药同煎。三叶青的副作用很小，暂未有严重的副作用报告，笔者所遇到的几个浙江患者长期服用三叶青，均未见到​明显的副作用。

要想了解俄罗斯这个民族的性格，先得了解俄罗斯的地理特点。俄罗斯虽然是世界上国土面积最大的国家，但是其四分之三的国土并不适宜人类居住，俄罗斯大多数国土属于苦寒之地。西伯利亚地区广袤的土地上，平均每平方公里分布的居民不到一人。这个地区是人类最难发展起来的地区之一，人烟稀少导致这里的物流成本非常高，商业发展受到了致命的影响。 寒冷的气候对俄罗斯民族的影响是深远的，伏特加酒是俄罗斯的民族标签，这或许与酒能驱寒有关。俄罗斯小说家笔下的主人公很多常年处于醉醺醺的状态。酗酒对俄罗斯人来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冬季的俄罗斯经常有冻毙于街头的醉汉。 俄罗斯的假酒很多，所以俄罗斯殡仪馆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家人因喝假酒同时去世。俄罗斯曾经一度禁酒，但是这种根深蒂固的民俗在俄罗斯很难根绝，只要稍一放松，嗜酒的俄罗斯人便会依然故我。 酒精改变了俄罗斯国民的基因，我们知道醉汉大多冲动好斗，俄罗斯人冲动好斗是全世界闻名的。我们常常说俄罗斯人是战斗民族，此言非虚。自古至今，俄罗斯人都习惯了四处劫掠，所以俄罗斯成了全世界国土面积最大的国家。中国的大片领地也被俄罗斯抢过去了，海参崴（俄称符拉迪沃斯托克）就曾是中国的领土，在满清时代为中国吉林将军管辖的领地，外蒙古也是在俄罗斯的胁迫下从中国独立出去的。百年前俄罗斯分裂中国，抢夺中国领土的招术，与今天俄罗斯分裂乌克兰，抢夺乌克兰的领土的招术如出一辙。这是俄罗斯这个民族形成的思维惯性，历史学者一般认为这是居住在苦寒之地的游牧民族觊觎居住在平原地带的农耕民族的生存资源所致。 中国辽宁阜新、河北辛集、河北枣强大营和浙江海宁等地的商人对俄罗斯人性格的了解很深，因为这些地方盛产皮草。俄罗斯人对皮草的消费占了他们产出的一半以上，许多中国的皮草商人常年在俄罗斯的中国城做生意。俄罗斯人不像中国人这样勤奋节俭，大多数俄罗斯人比较懒惰且不爱储蓄，他们有钱就花光，因为俄罗斯经济发展迟滞，通货膨胀严重，卢布贬值的速度很快，存钱很吃亏。经济状况不好，加上俄罗斯人嗜酒如命，导致俄罗斯的治安不好，中国城的商人经常被俄罗斯流氓抢劫。俄罗斯的警察对这种现象基本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俄罗斯被抢，报警作用不大，中国商人碰上这种事情大多也本着破财消灾的心理，不大计较。 经济萧条导致俄罗斯出现许多社会问题，俄罗斯生育率逐年下降，青壮年因为生计的问题移民国外寻找发展机会，以至于俄罗斯的人口减少速度越来越快。2021年，因为经济因素和疫情的影响，俄罗斯人口下降幅度达到历史最高。 俄罗斯人精神障碍的发生率在全球也位居前列，早在2004年，俄罗斯有关专家就进行了一项长达5年的调查研究，该项调查研究显示，俄罗斯人因为生活问题困扰和社会压力等方面影响，心理状况明显恶化，约有380万俄罗斯人存在严重的心理问题，约占俄罗斯人口的2.6%，另有1400万人需要接受不同程度的心理治疗，精神致残的俄罗斯人较之前增加了50%左右。由于存在酒精依赖问题的人太多，俄罗斯人患抑郁症、焦虑症和恐惧症等常见精神疾病的比例偏高。 普京曾经想尽办法提高俄罗斯的人口出生率，但普京为促进人口出生率升高的一揽子计划仅仅减缓了俄罗斯人口出生率下降趋势几年，此后俄罗斯人口出生率再次进入下降的快车道。俄罗斯不是一个移民国家，其经济发展迟缓的状况也让这个国家对海外移民失去吸引力，所以俄罗斯人口下降的速度让该国领导层很头痛。 俄罗斯领导人大多性格强势，远的不说，近代的列宁、斯大林、赫鲁晓夫、叶利钦、普京等都是这种性格的人。这让俄罗斯习惯了以盛气凌人的方式与其他国家打交道，所以俄罗斯在外交上经常陷入困境，这大大地削弱了俄罗斯国际合作和经济发展水平。在全球大国中，俄罗斯的经济衰退令人印象最深刻。伴随着经济衰退而来的是社会的不稳定，俄罗斯在近年来腐败横行，民生凋敝，治安越来越差。 这个日渐衰落的帝国犹如一只焦虑的困兽，在近代左冲右突，希望找到突破口，改善人民的生活，提高社会稳定性。但是情况不尽如人意，国内的矛盾需要转移为国际矛盾，国际矛盾又会激化国内矛盾。表面看俄乌战争是北约的步步紧逼造成的，实际上俄罗斯最大的问题是自己的经济萧条导致的祸起萧墙。 俄罗斯这个民族在发展经济上存在天然的劣势，他的地理环境让俄罗斯的商业很难发展起来，轻工业需要密集劳动力，这对俄罗斯来说也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而且俄罗斯地处寒带，国民并不像中国人这样勤劳，大多数俄罗斯人都比较懒惰，得过且过，过不下去的时候就去酗酒或抢夺。 俄罗斯侵占中国的海参崴，分裂外蒙古时也口口声声称中国对俄罗斯构成了威胁，实际上无论满清政府还是国民党政府，当时都自顾不暇，很难威胁到俄罗斯。根本原因还是因为俄罗斯的资源和人口紧张问题导致俄罗斯内政不稳，俄罗斯需要发动侵略战争来缓解自己的国内矛盾。 今天的俄罗斯继承了俄罗斯的历史基因，俄罗斯人不但好战而且善于战斗，也很善于伪装。普京这一次就出色的表现出了俄罗斯人善于伪装的特点，全世界大多数人都想不到普京在步步紧逼，达到了自己的政治目的之后还会发动战争。普京之前也曾信誓旦旦的表示俄罗斯不以入侵乌克兰为目标，只要求乌克兰答应其条件。但就在乌克兰同意谈判的时候，普京发动了战争，这一点就连普京的许多幕僚也没有想到。 这可能与普京个人的性格有一定的关系，普京出身克格勃，已经习惯了兵不厌诈的行事风格。特工出身的人的承诺不太可靠，他们也不容易相信人。如今回头去看，我们会发现普京对中国和印度都是既质疑又拉拢。他出席冬奥时，与我国达成系列协议，也是为了战争爆发后有条退路可走。但普京又拉拢印度，向印度出售高端武器，让中印两个存在领土争端问题的大国陷入紧张与对立之中，以钳制中国，所以他对中国也是既想合作又不信任。 如果从精神病学与心理学的角度去看普京的成长经历与其面临的现实压力，我们有理由怀疑普京受到了焦虑情绪与恐惧情绪的折磨。普京曾因担心国内政局不稳会让他及其家人陷入危险之中而寻求立法保护自我，这反映了普京内心的焦虑不安。普京的精神健康状况日后或有更多的内部资料出来，后世的精神科医生会根据这些资料对其有更准确的判断。二战结束后，人们也曾发现发动战争的希特勒存在精神疾病（躁郁症或精神分裂症），长期服用兴奋剂和抗精神病药物。被迫应战的丘吉尔是著名的抑郁症患者，墨索里尼也有躁郁症倾向，所以普京就算存在精神健康不良状况亦不为奇。 俄乌战争是普京转移国内政治压力的一个好机会，但是风险也很大。如果俄乌战争能以闪电战的形式展开和结束，而且乌克兰愿意屈服，普京将会获利颇丰。但如果俄乌战争陷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则俄罗斯将会在这场战争中大伤元气。兵凶战危，打仗从来不只是前方在打，更重要的是后方的钱粮要跟上。国际社会对俄罗斯封锁制裁和乌克兰人长期的游击战和街头巷战，会让经济萧条和疫情严重的俄罗斯陷入更大的困顿之中，国内反对普京的力量趁机崛起，普京的麻烦就大了。 俄罗斯的核武器数量位居全球第二，但是恐怕不是普京可以轻易动用得了的。即便他手中有核按钮，底下人在执行核战的命令的时候一定会考虑要不要跟着普京一起与全世界同归于尽的问题。特朗普执政后期，美国军方就在考虑不能任由任性的特朗普发动战争。俄罗斯统治阶层也不是铁板一块，内部反对普京发动战争的声音并不小。普京反贪和防疫无力，经济萧条和通货膨胀已经让俄罗斯人很痛苦了。如果俄乌战争再将俄罗斯拖入更深的泥潭之中，俄罗斯老百姓将会实实在在的感受到痛苦指数上升。普京面临的国内压力远比国际压力大，他所能做的事情也很有限。 所以这一场战争赌博对俄罗斯来说是福是祸，暂时还说不清楚。乌克兰和北约并不傻，他们可能更希望将俄乌战争拖成持久战，对俄罗斯造成巨大的经济消耗。乌克兰在短期内大概率不会接受普京的城下之盟，也许这场战争会让俄罗斯什么都捞不着，反而经济更萧条，民生更凋敝。 其余国家有没有必要跟随普京趟这趟浑水呢？普京当然希望多拉几个帮手，但是我认为其余国家对俄罗斯的支持都是有限的，不会为了俄罗斯而牺牲自己的经济利益，与整个世界交恶。力的作用是相互的，普京对其他国家心存狐疑的同时，其他国家也会对普京有所保留，普京的政治智慧有限。 我国就更不会趟浑水了，我们在历史上吃俄罗斯巨亏的次数太多了，在海参崴和外蒙古的问题上我们吃过大亏，上世纪中叶中苏交恶的时候，我们又吃过大亏。我国现在的领导层大多亲历过这些事情，不会那么快就遗忘掉这些，更何况印度人正在用俄罗斯人卖给他们的武器对中国的藏南地区虎视眈眈呢？普京会愿意放弃对印度的这种支持以证明其对中国友谊的纯度吗？ 战争没有赢家，在战争中死难的人都是无辜的，战争只会让仇恨越结越深，不可能让人因为屈服而消除仇恨。笔者希望有关方面认识到战争的危险，如今的世界已经临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边缘，核战一触即发，制造这样的危机是对全人类不负责的行为，做出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事情是不理智的。 俄罗斯的问题既有国际社会对其长期的封锁的原因，也有俄罗斯这个民族自身的问题。归根结底，诱发战争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全球发展的不平衡。纵观整个人类发展史，每次瘟疫发生后都会有战争爆发，这是因为瘟疫加剧了社会发展不均衡问题。在全球一体化的时代，世界领袖们也许需要认真的考虑一下均衡发展的问题，如果长期以来都各自为政，对那些落后地区和贫困阶层的痛苦麻木不仁的话，最终可能谁也难逃动荡的影响。覆巢之下无完卵，战火一旦点燃，熄灭它就不容易了。​ 和平来之不易，这不是一句空话。

像战争这种极其令人厌恶和悲痛的事情成了很多人开玩笑的“梗”，这是我最近两天在朋友圈里看到的灾难性场面，它比战争本身更让我觉得难过​。为什么我们中会有那么多人对别人遭受的苦难视而不见，津津有味的去​开各种各样的玩笑，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 即便在发动战争的国家，现在也有成千上万的人走上街头反对战争，但是在我们这里，反战的声音却被视为愚昧，只有和他们一样狂欢才会被认为是正常的。这让人觉得，鲁迅先生文章中提及的“看客文化”在我们身边从未真正地消失过。 ​我的朋友圈里大多数人都是癌症患者和患者家属，他们自己或亲人的生命遭受癌症威胁的时候，他们悲痛莫名，别人的生命遭遇威胁的时候，他们幸灾乐祸的开各种各样的玩笑。这让我心中特别的悲凉，我觉得他们身体的​病可能远不及他们精神上的疾病严重。如果我们把别人遭受的真实的苦难当作赏心乐事，又有什么资格呼吁其他人​来拯救我们自己的生命？ 我极力反对任何战争，​认为所有的战争都是不正义的。任何事情都可以用非暴力的方式去解决，没有谁有资格去屠杀别人的儿子、丈夫和父亲，每个在战争中失去生命的人都值得同情。如果战争中死去的人不值得同情，那么疾病致死者是不是也不值得同情？车祸致死者是不是也不值得同情？瘟疫致死的人是不是也不值得同情？​那要医生这种人道主义工作者有何用处？ 人类的灵魂因为有爱与同情心才可爱，​嗜血的灵魂令人厌恶。我悄悄的把那些闹得最欢的人贴上标签，告诉自己在拯救他们的生命之前，先拯救他们的灵魂，否则的话，留下一些丑陋的灵魂在这世间，实在是​危害他人。​如果他们的灵魂不能苏醒，我宁愿对这些人见死不救，即便背负骂名亦在所不惜。 没有任何​公然跑到人家去杀人的人是正义的，我国政府也​呼吁有关国家不要用战争，而是用和平的手段去解决问题。我不知道那些在战争这种灾难性事件中看热闹和狂欢的人是什么样的心态，如果炮火落到​我们自己的头上的时候，我们心中是什么样的滋味？如果我们的家园被炸毁，我们的爱人丧生在战场上，别人还​用各种调侃的语气来笑话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心中又是什么样的滋味？你们平时谈论的换位思考​到哪里去了？请恕我直言，很多人平时假装自己很有文化的样子，但在这样的时刻露出了自己粗鄙的真面目。 中国古代先哲提倡忠恕之道，但是​如今我们可曾看到半丝忠恕之道的影子？有许多人告诉我他们喜欢传统文化，但照我看也就叶公好龙而已，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一条是知行合一，是把学习到的思想内化为自己的精神，我们有“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的精神吗？ 救人很难，这是我学医​后最大的体会，但是战争爆发，杀人却很容易。死一个人便有一家人哭，还会有许多老人和儿童从此陷入贫穷和困苦之中，​可曾有人想过这些无辜的人的感受？ ​愿你们狂欢的大脑冷静下来，不要再像嗜血的魔鬼一样丑陋。我对改变这个大千世界已经不抱有希望了，但是还是希望能够看到我服务的对象不那么麻木不仁。因为麻木不仁的灵魂让人感到可怕，谁知道这些人平时展现出来的那些和善是真是假​？​谁又知道这些人心理不健康到什么程度了？​据我所知，一个心理健康的人对其他人的苦难是有基本的同情心的。

经常有患者家属问我癌症患者放化疗期间要不要用中医辅助的问题，他们的西医主治医师用非常肯定的态度告诉他们不需要​，甚至不允许他们用中医辅助。对此，我只能说我国西医教育出了重大的偏差​，对中医太过歧视，当然国家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这些年在大力扶持中医的发展。 癌症患者在放化疗的过程中用中医辅助利大于弊，当然前提得找到对癌症​有专门研究的中医师，医师要了解癌症患者放化疗过程中常见的副作用及其处理方法。有许多癌症患者放化疗进行不下去的时候，他们的主治西医师才让他们去寻找中医师的帮助，而患者通常找到的中医师对癌症患者放化疗副作用的处理又缺乏经验，所以很少能得到有效的​帮助。 我们必须得承认术业有专攻这一点，医生是个熟练工种，在某一领域反复的训练肯定能够提高一个医生​应对该类疾病的水平。我个人极为反对认为一个中医师就是一个全科医院的观点，什么病都看的中医师可能看什么病的水平都稀松平常，因为人的精力有限，任何一个医师都不可能对​所有疾病都有专深的研究。生命非儿戏，靠文字游戏来治自己不了解的疾病的医者有违上天好生之德，医者应谦卑的认识到自己的时间和精力的有限性，在重大疾病上要么不涉足，要么就专注于一个领域，尽可能提升自己的水平，庶几可以少杀人矣​！​ 如果有条件的话，患者在决定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来治疗癌症时，应该首选那种中西医结合治疗癌症的专科医院，如北京的广安门中医院、望京医院，上海的龙华医院这样的医院，那里的医师团队对​中西医结合治疗癌症有较丰富的临床经验。次之，则应寻求长期研究癌症并且不排斥西医的中医师​的帮助。 笔者曾经写过许多中医辅助放化疗的文章，有心的读者可以在我既往的文章中查询。其中对普通读者来说，最容易读懂的一篇文章为《我自拟的辅助癌症患者放化疗的健胃生血汤》，那篇文章是我两年多前写成的，汇聚了我当时的辅助癌症患者放化疗的临床经验，点击标题链接可以阅读。当然，近两年来我在辅助癌症患者放化疗的方面又有了一些新的心得和体会，有时间的时候我会专门写文章再做介绍，不过对大多数癌症患者来说，用笔者的健胃生血汤辅助放化疗都有一定的作用。 在实际中，确实有一些癌症患者放化疗期间副作用不大，但更多患者难以忍受放化疗的副作用。笔者最近接触到沈阳某癌症患者在化疗后出现剧烈的痉挛性疼痛，医院用尽各种办法都无法缓解。如今该患者不要说化疗，一听化疗两个字就会产生条件反射，仍然会产生痉挛性疼痛。该患者是一名科研人员，开始的时候更接受现代医学，如今却宁死不肯接受西医治疗，尽管化疗对他的肿瘤有缩小作用，但是剧烈的副作用让他生不如死​。患者的这种痛苦，大多数临床医生无法亲身体会，所以他们仅依从医学指南来​替患者做医疗决策的做法是违背循证医学精神的。我认为这类西医都应该回医学院回炉再学循证医学​——这不是中医的东西，而是他们所学的西医的内容，只是他们没学好。 中医的辨证论治在对症治疗上有很多优势，可以明显缓解患者放化疗期间产生的种种副作用。如上述患者痉挛性疼痛，笔者经常碰到，笔者用芍药甘草汤（白芍3－6g，甘草3－6g，用沸水冲泡后代茶饮）解决了多例因放化疗产生痉挛性疼痛和不能行走的患者的问题，​这些患者在用中医辅助治疗后，减轻了痛苦，顺利完成了放化疗，有何不好？非得像上述沈阳的那位患者那样，在治疗有效的情况下，因为​副作用太剧烈而放弃治疗了才好吗？很多​临床西医对中医的偏见之深，只能证明其学问太浅，不能证明其他。 我国有许多西医肿瘤科专家也在大力呼吁癌症的中西医结合治疗，如季加孚院士、孙燕院士等西医肿瘤专家——这些都是我国肿瘤医学方面的泰斗，享誉国际的肿瘤专家，他们都支持患者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而非单纯的西医治疗。大多数患者和患者家属所遇到的反对中西医结合的西医，恕我直言​，在医学上的造诣还太浅，难以望这些​院士的项背。 如果担心癌症患者同时服用中西药对肝脏负担太大的话，完全可以在治疗期间为患者做好护肝的预防性治疗，如​服用阿拓莫兰等护肝药。​说到护肝这个问题，也是令人深感遗憾的事情。笔者在近年来特别重视保护患者的肝功能，但是也看到了许多​肿瘤科医师是出问题了才处理肝损害问题，在出问题前不采取预防措施，以至于许多患者肝功能在治疗过程中受损​。 虽然预防肝功能受损也不能百分之百的保证患者肝功能不受损，但是不预先防范则有相当大一部分患者最终会因为肝功能受损而无法继续中西医治疗，不得不中断。有些患者甚至最后不是因为癌症，而是因为肝功能受损导致的治疗中断​去世。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见过的绝大多数因为肝功能受损的患者没有用任何中药​，可以排除中药的药物性肝损。 我们通常说药物性肝损有多少比例是由于中药造成的，但是​有没有想过剩下的那些药物性肝损是由于什么造成的呢？​除了中药不就是西药吗？为什么就对西药的药物性肝损选择性无视，​揪出中药的药物性肝损问题不放呢？​理智的做法不是批判中药或西药的肝毒性，是药三分毒，患者得病了没有药治疗就可能会死亡，我们要做的不是批判药物的肝毒性，而是预防药物性肝损害发生。 本文言辞略偏激烈，有违我一直以来的不爱争论的作风，但是事关这种致命的医疗偏见，不用这种犀利的言辞是不足以反驳​许多人的谬论的。而医疗偏见影响的是千千万万的患者的寿命，学医之人难以​对此作壁上观。

圆是自然界广泛存在的一种几何图形，沿着一点（圆心），以一条线段为半径画出一个图形，这就是圆。我们用圆来象征着世间最美满的状态，我们希望一切圆满。古往今来的数学家们也在为圆着迷，他们一直希望用数来计算出圆的周长和面积，但这是非常难解决的一个问题，我们似乎永远都无法求出圆真实的周长和面积。 我们现在通用的圆的周长和面积的计算方法是阿基米德发明的，阿基米德是一个经常走路失神的蓬头垢面的数学家——那些热爱思考并经常沉浸其中的科学家和思想家大多是这种不修边幅的形象。他为了解决圆的周长和面积的计算问题，竭尽全力。直接计算圆的面积的方法没有，但是阿基米德发现可以计算出圆的最近似的正多边形的周长和面积。 阿基米德发现如果在圆周上定位六个距离相等的点，再将这六个点连接成一个六边形，那么这个六边形就刚好是一个边长与圆的半径相等的正六边形，这个正六边形的边长和面积是可以计算出来的，它的周长等于圆的直径的3倍，也就是C＝3d（d为圆的直径）或6r（r为圆的半径），这个周长就与圆的周长有些接近。 如果用同样的方法将圆周分成12段完全相等的弧，将这12个点连接成正十二边形，计算的结果就更精确。以此类推，可以把圆无限地分成越来越接近圆的正多边形。最后求出这样的正多边形的周长和面积就非常接近圆的周长和面积了。 阿基米德的这种思想就是微积分中的微分法，阿基米德最后得出了著名的圆周长的计算公式和圆周率，也就是我们现在一直在用的C（圆的周长）＝πd，其中的π为圆周率，d为圆的直径。这个公式也可以表示为C＝2πr，r为圆的半径。 阿基米德用他的这种切分法和勾股定理，借助圆内接96边形和圆外接96边形，计算出圆周率π是一个介于3+10/71和3+10/70之间的数字，也就是说3+10/71<π<3+10/70。我们今天所取的π只是一个近似值，就是3+10/70，亦即22/7，通常我们把它精确到小数点后四位数，按照π＝3.1415来计算。π是一个无理数，我们用现代的计算器来计算π，已经可以计算出小数点后20亿位数了，但这还不是它最后的结果。 实际上我们圆的周长和面积的公式中的圆周率π本身只是一个近似值，而非圆周率本身，而这个近似值又是无穷的，我们在数轴上都无法给圆周率找到一个准确的点。以人的智慧，或许我们永远也无法求出圆的周长与直径和半径之间的准确关系了。 数学是不完美的，数学中的微积分是为解决无穷问题而诞生的。而现代科学是建基于微积分的基础之上的，无穷给了我们巨大的想象空间。正如阿基米德所言，直觉和想象力在数学研究中是不可或缺的，阿基米德希望，在现在和未来的几个世代中，某些人会利用这种（直觉和想象力结合的）方法，找到我们尚未掌握的其他定理。 如果你热爱数学，喜欢微积分，你会发现微积分的影子无处不在。庄子说“至大无外，至小无内”，这就是微积分的思想，因为微积分是专门研究无穷问题的。当人们以为原子是物质最小微粒的时候，科学往前进一步发现了量子，那么量子是不是物质的最小微粒呢？不好说，可能像庄子说的那样“至小无内”，以后也许还会发现比我们现在发现的最小的粒子更小的微粒存在。 我们以为科学是准确无误的，圆周率给我们泼了一瓢冷水，科学也只是一个近似准确的大概数字。真正准确的数字可能是一个永远都无法计算出来的未知数。世间没有一样事物堪称真正的圆满，如果我们要追溯，所有的事情都可以追溯到无穷尽的深渊之中。 佛教哲学提出了一个缘起性空的概念，“缘起”和“性空”是并存的，佛教认为万物的本质是“性空”，但是因为宇宙中的一切都互相交织，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因缘，这些因缘就让本性为空的万物，有了各种各样的“性质”。然而这些“性质”并非万物本来的自性，万物的自性是空性，是不存在的。佛教的这一哲学理念研究的也正是无穷现象，为什么古往今来那么多高智商人士喜欢研究佛教哲学，因为佛教对无穷现象的研究是非常深入的，它实际上也是微积分思想的另一种体现。 我们想要的圆满是无法计算出来的，甚至可以说是空无一物的。人世间那么多的完美主义者所追求的完美状态其实就是一个无法计算出精确值的圆，是一个永无休止的无穷，是不存在的虚幻的目标。所以完美主义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病态，完美主义者是一群毕生都无法达到自己的目标的精神障碍患者。与其说对完美的追求是一种高尚的行为，不如说是一种无知和病态的行为。 我们得破斥了完美主义，内心才能真正的安宁下来。我们只有放弃了对完美主义的追求，才能更加接近真实的人生；我们也只有放弃了对别人的近乎完美的苛求，我们才能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我们在亲子关系中，如果秉承完美主义，我们的孩子将有可能罹患可怕的焦虑症和抑郁症，并有可能在生命的某一天自杀身亡；我们对医疗的效果如果抱有错误的完美主义幻想，我们也只能不断的体验失落；我们若追求一份完美的爱情，我们终将发现这世界上找不到我们想要的爱人，我们会不断的错过那些真正温暖的爱人。 费曼说微积分是上帝的语言，上帝的语言最大的两个特点是无穷无尽和不完美。庄子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庄子是非常智慧的一个人，他看到了生命的有限和知识的无限，认识到了有穷和无穷，所以他放弃了对无穷的追逐，他因此而变得知足常乐。 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我们人类基因组中的那些基因，有的已经在自然界中演化了几十亿年，有的也许是刚刚才进化而来的，未来还会因为环境事件进化出新的基因来，这也是一个无穷无尽的过程。以人类有穷的智慧和人类这个物种有限的生存史，我们无法去了解生命的全部奥秘。万物在生生不息中不断地循环和进化，终极的答案是不存在的，是虚空。 无论是数学还是哲学，抑或是生物学/医学还是宗教，最终都殊途同归的指向无穷无尽。我们眼中的不完美的现实即是最真实的存在。日本医生兼作家日野原重明说，我们人一生都是在和脑海中那个完美的自我斗争。不但别人达不到那种完美的标准，我们自己也达不到那种完美的标准。人只有认识到这一点，对自己、对爱人、对家人、对朋友、对他人、对社会都不求全责备，才能真正地放下心中的巨担，过上轻松愉悦的生活。 后记：今年春节，我花费了很多时间专门就抑郁与焦虑情绪阅读了一些书籍和写作了一些文章。这是因为我在工作中接触到的癌症患者和患者家属，大多存在焦虑和抑郁的问题。有些人是在遭遇癌症之前就已经存在焦虑和抑郁问题，焦虑和抑郁情绪可能还是他们罹患癌症的诱因之一；也有一些人是遭遇癌症过后，生活发生了巨变，逐渐被焦虑和抑郁情绪吞噬。 我一直想就这个问题展开一些研究，以期更好地帮助患者和患者家属。在发达国家，癌症患者和患者家属通常都有心理医生帮助。但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还有限，了解癌症患者和患者家属群体状况的心理医生也比较稀缺，癌症患者和患者家属的心理问题实际上很难得到缓解。 肿瘤科的临床医生们都很忙，而且术业有专攻，大多数肿瘤科医生并不懂精神卫生知识，甚至他们自己也因为接触到的不幸事件和负面情绪太多而陷入焦虑和抑郁之中。我熟悉的肿瘤科医生中有两人自杀，一人成功，一人未遂。还有几个要好的同仁已经离开了这个岗位，或去其他压力较小的科室，或彻底离开医疗行业。我自己也曾三度因为压力过大而斑秃，所幸的是自己都把它治好了，如今心理承受能力也比过去强了许多。把人家的生死扛在自己肩膀上的人，从来都不可能真正的如闲云野鹤般轻松自在。我们只能在工作中不断的提升自己的个人修养和心理素质，以更好的履行与苦难共存的职责。 我一直有整理一些关于焦虑与抑郁情绪方面的文献资料，撰写系列文章的想法，只是总是很难抽出大块时间来完成这个计划。如今也算马马虎虎地完成了它，实现了心头的一大愿望。虽然系列文章写成以后，自己总觉得挂一漏万，对自己所写的文章不大满意。但正如本文标题所提倡的精神一样，我也应放弃对完美的追求，至此也该在这个问题上告一段落了。 这段时间的写作也促进了我自己的反思，我的父亲其实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存在道德洁癖。我在青春期后期出现的精神压力过大的情况，既与自己当时的学习压力和早恋压力有关，也与我父亲的性格有关。而我自己也多多少少继承了我父亲的这一性格特征，对自己的要求极高，有过人的自律精神，但我这种人的弊端就是可能会让身边的亲人感受到压力。我因此而向妻儿道歉，所幸的是他们觉得我还算温和，对他们并没有造成大的伤害。至于生活中的磕磕碰碰，则所有人都在所难免，他们并未对我有太大的意见，这让我稍感安慰。 李宗吾先生写《厚黑学》时曾说，他不是在骂别人，而是在骂自己。我写文章，大多数时候也不是在批判别人，而是在批判自己。我所批判的问题很多都在我自己身上存在，我总是在反刍自己成长经历的过程中完成自己的思考。批判别人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对别人的情况不了解，可能纯属冤枉人家；二是批判别人总容易让人不爽，易引发纠纷，所以不如批判自己安全。在自我批评的时候，如果其他人发现自己或多或少地存在我的一些毛病，他们愿意以我为鉴，也反思一下自己，我就心满意足了。 所有事情都有两面性，即如完美主义，它既是人类精神障碍的源泉之一，也是人类进步的动力之一。它是我们在千万年的进化过程中产生的一种应激机制。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任何一种在进化过程中产生的基因都是生物在生态圈中生存的过程中，演化出来的最优解决方案。 所以我们对各种现象应该持二分法去看待，既批判它不足的一面，也承认它有益的一面。即如我自己，倘若没有完美主义倾向，亦不会读那么多书，写作能力也提升不到现在这种程度。但过于追求完美，则又会导致许多人陷入精神障碍中，甚至会精神致残，最终意志瘫痪，成为家庭和社会的负担。 我国古人在协调“过与不及”的问题方面有惊人的成就，我们的祖先发明了“中庸之道”——“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这是祖先留给我们的优质文化遗产之一。所以我希望读者朋友们在阅读我的文章的过程中，能够秉承中庸之道，把握好尺度。现实世界不像理想世界那么纯粹，还是有许多需要“模糊处理”的地方，不必太认真。既要有否定的精神，也要有否定之否定的精神，这也算是我对破除完美主义最后的注解吧。

患者的情绪问题受到了中医的高度重视，从古至今中医都将患者的情绪作为发病的内因，但是遗憾的是中医虽然有各种各样的专著，却缺乏精神医学方面的专著。这或许是因为人的精神世界太过奥妙，很难被早期医学家研究透。 传统中医将疾病的因由总结为三条：内因、外因和不内外因，并认为内因为主。关于内因，说法有很多，但是较无争议的说法为人之七情和正气虚弱，后者相当于今天所说的免疫力低下。中医常说一个人患病主要是因为外感六淫（又名六邪，指六种极端气候：风、寒、燥、湿、暑、火）和内伤七情。人在外感六淫和内伤七情之后，会产生痰饮、瘀血、滞气、寒邪、热毒等病理性产物，最终这些病理性产物胶结在一起，导致人的机体出现了种种疾病问题。 中医的七情即七种情志：喜、怒、忧、悲、思、恐、惊，中医认为七情通于人的五脏∶喜通心，怒通肝，忧通肺，悲、思通脾，恐通肾，惊通心与肝。故七情太过，则伤五脏。七情内伤，则有所亏损，治疗起来就很不容易。甚至有些医学家还说，情志过极，非药可医。 七情的问题几乎每个中医师都会讨论，历史上那些有名的中医学家的著作中很少见到不提及七情的，中医的许多方剂和药物也有疏肝解郁和安神养心的作用。不过有意思的是，中医在骨伤病、眼病、妇科疾病、儿科疾病、呼吸疾病、脾胃病、虚损病、外科疾病等绝大多数疾病方面都有专著，甚至连麻风、天花和肺结核这种单一病种上也有专著，但自古至今，却一直都缺乏精神医学专著。当然，我们也可以说中医的精神医学方面的内容散见于各医家的著作之中，只不过专门的成系统的精神医学方面的著作却确实没有。 中医虽然也认识到人的不良情绪与疾病存在重要的关系，发现不良情绪可以诱发痈疽（肿瘤）、中风（心脑血管疾病）等重大疾病，但对人的不良情绪的来源却知之甚少，也言之甚少。治疗人的情绪障碍方面的方剂和药物很有限，缺乏相关的系统性研究。 当然，在五六十年前，西医对人的情绪障碍问题所知也很有限。西方的心理学虽然起步较早，但早期的心理学和精神医学根本称不上是科学。以至于当有人推荐弗洛伊德获诺贝尔奖时，遭到了爱因斯坦等人的强烈反对。最近的半个世纪，由于现代科技的发达，人们可以通过脑部的核磁共振等手段来研究人的意识与大脑之间存在的各种关系，精神医学才真正地迈入了科学时代。相关研究显示，恶性肿瘤和心脑血管疾病确实与精神障碍存在一定关系，但我们现在也仅仅把这扇门打开，里面的内容仍然没有完全研究透。 传统中医认为人的思想意识是由“心”主宰的（“心之官则思”），我们要知道中医脏象学说中的“心”不能等同于现代医学中的心脏。它只能说是一个模糊的功能性概念，它既包含了心脏的部分功能，又包含了大脑的部分功能，甚至还包含了一些莫名其妙的难以用现代医学去解释的功能。而我们现在所说的精神和意识领域的一些内容，传统中医又把它归结为心之外的许多其他器官的功能，如传统中医认为胆的功能中包含判断和决策（“胆为中正之官.....决断出焉”），还认为脾主思虑肝主意志等等。 如今我们知道以上的各种与思维和意识相关的功能基本上都是大脑的功能，是在大脑的各个分区中完成的——也有一些研究显示肠道的益生菌与人的情绪也有关，还有一些研究显示把大脑分区的做法不科学，大脑是整体在发挥作用。所以如果我们要研究中医治疗情志病（精神疾患）的各种方法，最好同时对脑科学有深入的研究。 中医在历史上摸索出了许多卓有疗效的治疗人的情绪障碍的药物和方剂，中医的针灸疗法更是对脑神经和全身神经的恢复很有帮助——这一点已经得到了世卫组织的认可，针灸在治疗中风后遗症上的疗效就是典型例证。如果我们因为它的理论与现代科学格格不入而轻视它的作用，那也是一种偏见。人类在与疾病搏斗的过程中积累了许多在当时解释不清其原理，但是却卓有疗效的方法，我们应该继承这些治疗方法。 中医治疗情志病的方剂和药物也是散见在各个医生的著作之中的，如张仲景的《金匮要略》和孙思邈的《千金方》中就有“百合狐惑病”和“妇人脏躁”之类的疾病，这些疾病与现代医学中的抑郁症、躁郁症等情绪障碍疾病有相似之处。笔者用张仲景的甘麦大枣汤和孙思邈的淡竹茹汤治疗产后抑郁症，就有一定的疗效。也有很多医生用大小承气汤治疗抑郁症和精神分裂症等兼见便秘症状的患者，能够缓解患者急性发作的病情，这些治疗经验也很宝贵。 但中医因为对精神医学的理解不深入，往往把患者的自行缓解误认为是用药治愈了。比如抑郁症这种病，患者在一次发作自愈之后，可能会有非常长的一段缓解期，有些患者的缓解期可以长达20年以上（相关数据可见Aaron T. Beck和Brad A. Alford合著的著作《抑郁症》）。抑郁症通常的规律是无征兆的发作，发作开始时甚至连患者和患者家属都不知道，然后在发作一段时间后，又无征兆的自行缓解。有些女性患者的抑郁发作可能与排卵期和月经期等生理期有关联。 抑郁症患者大多存在乏力、轻生、失眠或嗜睡、厌食或暴饮暴食、情感淡漠和无性欲（爱无能和性冷淡）、自罪感、头痛、便秘等症状。如果我们用补中益气汤之类的方剂解决了患者的乏力症状，用承气汤之类的方剂解决了患者的便秘症状，用酸枣仁汤之类的方剂解决了他们的失眠症状，又恰逢患者自行缓解并进入一个很长的缓解期，我们便会误认为我们用中医治愈了患者。 但实际上这些患者并没有被治愈，我们只是恰巧解决了他们的躯体症状而已。当然，这种躯体症状的解决对患者从抑郁发作状态中走出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可以缩短其抑郁发作的时间。 真正要治愈抑郁症、焦虑症和精神分裂症患者，还需要结合认知和行为疗法。认知和行为疗法的作用甚至大于药物的作用，有很多患者是不必非得依赖药物才能治愈的。患者的认知障碍是客观存在的，并非缓解其躯体症状就能解决掉其根本问题，而且有些躯体症状本身就是由情绪障碍引起的。有些患者的认知障碍是从幼年时期就开始出现的，对其认知障碍的纠正需要做很多工作。这些需要患者自行阅读有关书籍，也需要亲人的安慰与陪伴和心理咨询师的专业治疗相结合，才能达到最佳的效果。 因为我国社会普遍的存在对情绪障碍问题的无知和误解，所以在现实中，精神障碍患者大多不知道自己存在精神障碍问题。由于对精神疾病或心理疾病存在病耻感，大家也羞于向精神科医生求助。实际上我国精神障碍患者数约占总人口数的十分之一，精神致残已经成为致残的首要原因。比如一些患者性冷淡（抑郁症的典型症状之一就是儿童期对玩具缺乏兴趣，青少年时期凡事都感到很无聊，成人后无性欲），他们可能根本不知道自己是抑郁症患者，他们不会向精神科医生求助，只是不再过性生活，久而久之甚至认为这是一种高尚的行为。这些人如果结婚了，对自己的伴侣也是一种不折不扣的折磨。我在知乎上看到一些抑郁症患者家属吐槽，他们被压抑得也得了抑郁症。 我在农村见过一些抑郁症患者，他们经常郁郁寡欢，偶尔精神失常，大家都只是把他们当作脾气不好的人来对待，并没有意识到他们生病了，有些甚至指责他们无病呻吟。约有20%的人在人生的某一阶段或某些阶段会患抑郁症或抑郁症反复发作，这个比例非常高。真正得到治疗的抑郁症患者仅占少数，大多数患者都是自己在默默无言地承受着。这世界上哪怕有一个人能够理解并关爱他们，他们的痛苦也将大大降低，遗憾的是多数患者缺乏这样的照护者。 全世界大多数提倡禁欲主义的宗教创始人或许都存在抑郁的问题，也最能吸引抑郁症患者成为他们的教徒，他们认为性是罪恶的，禁欲是高尚的。但有意思的是，一些人投身宗教事业后，抑郁症不知不觉间痊愈了（抑郁症治愈率有30%左右），然后他们又发现自己对性颇有兴趣，再也守不住戒律清规，于是就犯戒了。这在任何一个宗教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现象，一些德高望重的宗教领袖可能在青少年时期存在抑郁症，毫无性欲，但是在从事宗教工作后，抑郁症痊愈了，又有了性欲。最后因为社会成见，要求他们禁欲，他们便偷偷摸摸地过性生活。事迹败露后，就成了丑闻。其实从医学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情，这意味着他们康复了。 我相信随着医学的发展和科普工作者的努力，将来我们的社会在这个问题上一定会更宽容一些。宗教人士如果抑郁症痊愈了，完全可以既过正常人的生活，结婚生子（就像日本的和尚可以结婚一样），同时又以其丰富的宗教方面的专业知识继续去帮助和引导信众——毕竟宗教需求客观存在，而训练有素的宗教人员其实并不多。宗教也能解决很多社会问题，我曾见过不少患者被家人抛弃，但是却有许多教友在照顾他们。仅就这一点来说，我们就得承认宗教的社会价值也是巨大的。不过违反法律，违背他人的意愿进行的性侵犯就要遭到法律制裁和社会讨伐了。 说到宗教，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领域。费曼在《宗教与科学的关系》一文中尝试着在这看似对立的二者之间进行对话，不过这篇文章在我看来还不完善，费曼没有认识到宗教在医学上的实用价值。而且，因为费曼偏科严重，对文科一向心存偏见，所以他也没有认识到宗教的超越道德的社会价值。 很多宗教都能治愈心理疾病，而且其效果比现代的精神科医生常用的行为认知疗法更好，并且不能排除一些宗教训练对根治成瘾性行为（如戒毒）和治愈癌症这类重大疾病也有意义。当然，中度或重度患者必须以正规治疗为主，否则很容易出现生命危险。笔者很想以后有空时就这一问题进行更深入的研究，然后狗尾续貂，将费曼那篇文章未能尽善尽美的地方完善一下。 中国古代医学与传统的道教和佛教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我们常常说中医博大精深，中医是哲学与医学的结合体，甚至说中医是道医，这些说法并没有错。《黄帝内经》中包含了大量的精神医学方面的内容，虽然它不是一本精神医学方面的专著。《黄帝内经》提倡的“恬淡虚无，病安从来”的人生观以及该书《上古天真论》篇中的许多其他内容都可以说是预防医学方面的杰出理论（尽管也有错误，比如该书不提倡冬季运动，如今我们知道运动应该不分季节，长期坚持）。《黄帝内经》中的许多哲学思想对维持人的心理平衡很有好处，也堪谓真知灼见，我们可以认为这些是最早的认知和行为疗法。 而佛教则更了不起，佛教的六度是一种比行为认知疗法更为完善的心理治疗系统。佛教的六度包括持戒、忍辱、布施、禅定、精进和般若，这六度几乎涵括了现代精神医学中的认知和行为疗法的所有内容，并且比之更科学。 佛教的一些群体性活动是“生物－心理－社会”医疗模式中非常重要的一环——社会，佛教徒通过布施（以各种方式行善）来与社会建立起友好关系，这对改善心境障碍者的生存状况、社交能力和提升他们的自我价值感都大有好处。美国心理学会主席塞利格曼研究助人为乐活动的心理治疗效果，得出了助人为乐确实能够使那些沉闷和忧郁的心理疾病患者更快乐的结论。这种结论早在两千多年前，佛陀和耶稣等宗教家就已经给出并付诸实践了。 但我个人对佛教的某些观念不完全认可，我的身心基本健康，性欲正常，对爱情持肯定态度，心态积极乐观，既有自知之明但也很自信，活力十足，不师心自用也不崇拜任何权威，一直都不卑不亢的活着。我的恩师是我当之无愧的精神导师，但他是个温和的谦谦君子，教诲我时从不居高临下，相处时始终坚持平等和互相尊重的原则，甚至更愿意跟我以兄弟和朋友的关系而非师生和父子的关系相处，他是那么的平易近人和可爱，我因此而愈发敬爱他。所以受他的影响，我不可能成为任何一种宗教的教徒，也不可能服膺任何权威。我愿意借鉴佛教心灵成长的方法，而对其教义中的一些内容则持保留态度。…

佛教中有句话说，菩萨畏因，众生畏果。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菩萨因为智慧过人，能从因看到果，所以菩萨很怕种下恶因；众生对事物的因果关系缺乏了解，所以总是要到果报来临，才知道害怕。 这句话在亲子教育这个问题上也是成立的，很多焦虑的父母希望自己的孩子成为能力出众的天才。实际上这只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天才们的精神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当他们知道很多天才的精神世界是什么样子的时候，他们不会再希望自己的孩子是天才。 我曾用这样的例子来开导一个向我咨询亲子教育问题的家长，我告诉她，我小时候曾经和一个因为事故而断了双臂的学长同校读书，他用脚写字，用脚吃饭，他的脚简直比别人的手还灵活，写出来的字比我写的字还漂亮。那么，你愿意自己的孩子失去双臂，锻炼出这样出色的才能吗？她说那当然不愿意，她更希望自己的孩子双手双脚完好无损。 这说明这个妈妈有正常的思维。我们对自己肉眼能见到的东西很容易做出准确的判断，但是对那些我们肉眼见不到的东西就不一定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很多天才的大脑的发展都是不平衡的。 提起牛顿，很少有人不赞叹他的伟大。但是牛顿是个早产儿，他还没出生，父亲就离开了人世，他的母亲在他三岁时也抛弃了他。近几十年来脑科学迅猛发展，让我们知道了人为什么会早产。胎儿和母亲之间有个默契很深的“协议”，当胎儿消耗的能量占了母亲的能量的15%的时候，母亲和胎儿的大脑便会同时分泌催产素，胎儿便会分娩。早产儿往往是因为在娘胎里发育就不正常，以至于过早地消耗掉母亲15%的能量，所以会提前分娩。早产儿的催产素水平低于正常出生的人。 催产素是人与人之间保持良好的亲密关系的润滑剂，催产素的分泌并不会因为生产结束而结束，在人的一生之中，催产素都会发挥重要的作用。催产素水平较低者终生都很难与人建立起亲密关系，他们的感情世界一片荒漠，而且催产素水平过低的早产儿很容易罹患精神分裂症。牛顿不幸的是，他最后患上了精神分裂症，晚景凄凉的牛顿最终只能在宗教中寻找慰籍。 而爱因斯坦这样的伟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我们去读读爱因斯坦的传记，便会知道爱因斯坦的精神世界并不像他取得的成就那样令人羡慕。爱因斯坦也存在某种遗传缺陷，以至于很难处理好自己的亲密关系，晚年的时候很孤独，他的孩子还得了精神病。 常常有人说天才的另一半是疯子，虽然这种说法过于绝对，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一个人在某些方面有超常的发挥，往往意味着他们在正常人看不到的地方有重大的缺陷。这是进化的规律，拉马克说长颈鹿的颈之所以那么长，是因为它要够得着树叶才能有充足的食物来源，是环境逼迫它进化出这么长的颈。这种表观遗传学的理念一度成为科学界的笑柄，一些傲慢自大的科学家还嘲笑拉马克说，那是不是把老鼠的尾巴切断了，它们不用尾巴，它们繁衍的后代也会没有尾巴？不过现在表观遗传学的观点得到了证实，人们意识到了拉马克的理论是正确的。那些嘲笑拉马克的科学家如今成了真的笑柄。 人可以用各种手段逼迫孩子成长成一个在某些方面特别优秀的人，但其风险也是巨大的，因为这可能意味着我们的孩子不能均衡发展，等到他们成人后，他们会出现系列的身心疾病。 我们所获得的总是与我们的付出成正比，这是一句大家耳熟能详的老生常谈。但实际上如果我们是一个深度思考者，我们便会进一步想到，我们的需求是有限的，人并不需要获得太多资源就能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有时候那些多余的付出纯属浪费，不但如此，过多的付出通常还会对人的身心构成伤害。 当我们焦虑和急迫的希望孩子出色的时候，孩子也许会出色，也许不会。但是父母焦虑和急迫的情绪却会困扰他们终身，他们成年之后，也会陷入焦虑、急迫和抑郁的状态之中。 万物相反相成，凡事有利必有弊，优秀也是一把双刃剑。我不会为任何被人追捧的天才喝彩，因为我不知道这种喝彩声对他们来说是好还是坏。杨振宁先生最得意的学生张首晟曾被杨振宁认为可能获得诺贝尔奖，但是不幸的是他其实是一个重度抑郁症患者，2018年12月1日他自杀身亡。在他生前，为他喝彩的人很多，只有他自己在夜深人静，辗转反侧，难以入眠的时候，才知道自己承受的压力是多么大，内心是多么疲惫。 我曾在北京的某个寺庙里做了一段时间的义工，认识一些在那里出家的高材生，他们中的许多人出家前的成就令人羡慕。但他们未能感受到幸福和快乐，所以他们希望从佛陀留下的智慧中去寻求解脱。这些人迷茫而又单纯，很容易被人欺骗。后来这座寺庙的主持出了性丑闻，他们再一次遭遇了精神上的重大挫折，他们以为找到了一个可以依附的良师，结果却成了他性侵的帮凶。 相比起在某些方面特别优秀来说，人的均衡发展更重要。我的恩师常对我说，幸福难以有固定的标准，幸福感才是最重要的。一个人有幸福感，那么无论他的生活状态如何，他都能感受到幸福。他的教诲总是那么言简意赅却又深入人心，让我终生都难以忘怀。 中国目前有4600万的抑郁症患者，存在焦虑障碍的人数则是抑郁症患者数的2倍多，有约1亿人存在焦虑问题，每年有约25万人自杀。如果你已存在焦虑和抑郁的状况，并且尤其对孩子的教育焦虑不已的话。如下四本书可能对你有所帮助： 1.《获得性无助》（作者为美国心理学会主席塞利格曼），获得性无助是塞利格曼教授在心理学方面原创性的发现。他在电击狗的动物实验中发现，每次电击时让狗难以逃脱，时间一久之后，狗再被电击时虽然也发出痛苦的呜呜声，但是不再试图逃跑，因为狗已经习惯了悲观沮丧和无助的状态。塞利格曼因此而揭开了焦虑障碍和抑郁障碍形成的原理。 2.《焦虑症与恐惧症手册》（作者为艾德蒙伯恩，目前该书最新版本为第六版），艾德蒙教授是焦虑症与恐惧症方面的权威，他的这本书已经成为焦虑症和恐惧症方面的经典著作。 3.《自驱型成长》（作者为威廉 斯蒂克斯鲁德和奈德约翰逊），该书将脑科学和教育学的有关知识结合在一起，对亲子教育问题有深刻的研究，是预防孩子罹患心理疾病的佳作。 4.《伯恩斯焦虑自助疗法》（作者为戴维伯恩斯），该书深受焦虑症患者欢迎，该书是焦虑症患者在日常生活中自我康复的指南。对承担不起昂贵的心理咨询费的患者来说有一定的帮助。

这个春节过完，我的体重下降了两斤左右，我儿子的体重则下降了将近十斤，我们终于打破了既往的“每逢佳节胖三斤”的恶性循环，进入了一种良性循环状态。而且最为关键的是，我培养起我儿子热爱运动的习惯了，现在他两天不出门运动，就会感觉浑身难受。运动习惯建立起来会受益终生。 我的体重已经下降到130斤以下，属于标准体重，大肚腩和肥肉都没有了，在未来的两年可能会进一步下降到120斤以内。今年的整个冬季我都没有穿过一次羽绒服和棉袄，这些御寒的衣服在衣柜里根本就没拿出来，在北京最冷的日子里我出门时都只用穿冲锋衣，这也是以往没有过的纪录。 所有这一切都因为我坚持运动已两年，我的运动方式是骑行，每周骑行4－6次，每次骑行20－30公里，骑行时间约1－1.5小时。即使在冬季，每次去骑行仍然能出一身的小汗。运动过后整个人都感到很轻松，晚上一碰枕头就能睡着，心情也愉悦了很多，学习和工作效率比过去更高。 运动不但对躯体有益，对大脑的发育也很有好处。运动的时候大脑是全程参与的，大脑需要协调浑身上下的各组织去完成各种动作，在运动的过程中我们是会动脑子的。冬奥会上那些专业的运动员的运动则更需要很好的体力和脑力，那些姿势优美的高难度动作绝非轻易可以完成。 骑行这项运动需要不断地躲避路上的行人和车辆，所以在骑行的过程中，我们的大脑需要经常做判断和决策。骑行对大脑协调全身组织和器官的能力的提升是最明显的，经常运动的人的大脑能够更全面的发展。 我如今的记忆力和逻辑思维能力比二十岁时强，我的大脑没有随年龄的增大而退化，因为我每天都通过学习和运动来锻炼它。社交能力也许有所退化，因为随着年龄的增大，我已经不再热衷社交了，更喜欢与自己所爱的人在一起共享幸福而又静谧的时光，我想大多数人也都是如此——我们曾迷恋这璀璨的世界，但终有一天还是会回归自己的内心。 中年发福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前几年我也中年发福了，如今这个过程被逆转过来了。身体发胖后，人的动作不再灵敏，大脑的反应速度也明显地不如以前。增加运动量过后，体内蓄积过多的脂肪被消耗了。脂肪这种储能物质是早期人类在食物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进化出来的优势，但是在如今这个食物充足的时代，过剩的脂肪已经成了全社会的公害。心脏病、糖尿病、胆结石、高血压、癌症、抑郁症等常见病，大多与肥胖有一定的关系。现代人的中年危机，有一大半是与生活条件改善后，自己不够自律，胡吃海喝加乱玩有关。 如果你翻看精神医学方面的一些专著，无论是关于抑郁症的，还是关于焦虑症或其他精神疾病的，你会发现大多数精神病学专著都将运动作为重要的康复手段。如果你翻阅糖尿病、消化道肿瘤等方面的专著，你会发现这些著作也将运动作为重要的康复手段之一，对一些早期的二型糖尿病患者来说，也许仅仅运动就能治愈他们的疾病。 脂肪并非一无是处，脂肪主要分布在我们的皮下和内脏器官周围，某些动物的脂肪还储存在特定的部分，如骆驼的脂肪储存在驼峰。脂肪主要作用是存储能量，在食物缺乏的时候，脂肪中储存的能量会帮助我们熬过饥饿的岁月。所以那些经历过饥荒的地区的人类及其后代，往往在饥荒过后容易肥胖和罹患糖尿病。因为他们在饥荒时代进化出了新的基因，对能量有更迫切的需求。比如爱尔兰大饥荒和中国大饥荒过后，肥胖症和糖尿病发病率都明显上升。 脂肪对保护我们的内脏也有一定的作用，我们的组织器官在脂肪的包裹之下，可以避免震荡受伤。也有说脂肪有隔热作用，可以防寒，不过我倒是觉得运动减肥后似乎更抗寒。所以人胖了固然不好，但也不是越瘦越好，最好保持标准体重。 减肥也要讲究方法和循序渐进，通过节食和服用减肥药实现的急剧减肥会导致胆结石等疾病的发作，也会造成人体出现各种机能紊乱，运动减肥相对来说就安全多了。但如果通过运动半年减掉三五十斤，那也会造成许多问题。如果我们已经胖了，那就不要性急，改变生活方式，加强运动，制定一个长达三五年的计划，慢慢地减肥。 我以前总因为学习和工作忙而牺牲运动时间，我们上学的时候体育老师的课也经常被其他老师占用，一到重要考试快要来临的时候，体育课几乎等于取消了。这种急功近利的教育对我们这一代人的危害真是很大。我觉得我的同龄人现在大多活得很焦虑，其中有相当大一部分原因与没有培养起运动习惯和缺乏运动有关。 我运动两年，身体受益的同时，个人自信也增加了不少——人狂妄自大固然不好，妄自菲薄也不好，妄自菲薄的人很容易得焦虑症和抑郁症，所以个人自信也是健康的基石之一。当我们能够感受到自己的身体状况良好，行动自如的时候，我们对自己的信心确实会提升，生活中遇到的困难不会再让我们感到压力重重。 虽然国家在提倡加强中小学生体育运动量，但是我看北京市执行的力度还是不够，北京市中小学生还是在拼考分。孩子们的体育运动量没能跟上，营养又过剩了，所以如今北京市是中国二型糖尿病（二型糖尿病占所有糖尿病的总数的95%以上）患病率最高的城市。如果我们有时间到北京市各中小学门口观察那些放学回家的孩子们，我们会发现胖墩儿的数量实在是太多了。 肥胖对下一代人的影响会在未来的10－30年陆陆续续显现出来。糖尿病、心脏病、肠癌、乳腺癌等与肥胖直接相关的流行病在低龄组的发病率正急剧上升，很多家庭正在或即将为肥胖买单，肥胖让我们付出沉重的代价。 如果人到中年，腹部没有脂肪堆积，罹患相关疾病的风险会小很多。所以如果你也发福了，那就赶紧改变生活方式，我们一起控制体重吧！

我们每个人每天都会思考很多问题，但是这些日常的思考属于浅表性的思考。对一个正常人来说，浅表性的思考就已经足够，因为他们身心健康，工作顺利，生活幸福，而且也对思考不感兴趣，不必依靠思考来工作和谋生，这些人不用多思考也能快乐。 实际上这样的人是很有福气的，无需多虑便不用大脑，正是人生的最佳状态，这是幼儿在大脑未发育成熟时的状态，是返璞归真的状态。有少数人通过后天的锻炼也达到了这种状态，他们关闭了自己大脑的部分功能，回归到生活本身中去了，他们活得更快乐。 但人生难以尽善尽美，每个人在生活中都难免会遭遇一些不幸，大多数人迟早都要思考一些关于生命的深层次的问题。 对两类人来说，在生命科学领域的深度思考有重要的意义。一类是那些身心痛苦的人，一类是那些帮助别人解决他们的身心痛苦的人——后者大多数情况下同时也是前者，正如中国古话所说的久病成良医，这世界上的所有疗愈身心的医术最初都是由那些深陷疾病之苦的人发明出来的。遭受身心之痛者需要将自己被禁锢的灵魂解脱出来，他们通过思考来唤醒自己的灵魂，这有助于他们脱胎换骨，重新做人，重获健康。 深度思考不同于日常思考，深度思考需要思考者集中注意力，甚至借助各种文献资料和对某些特殊现象的深入观察来进行高难度的判断和逻辑推理。不但如此，还需要在思考过后对自己的结论进行严谨的计算和论证。如果缺乏这个计算和论证的过程，往往思考得出的不是正确的认知，而是一些似是而非的玄谈或新的偏见。所以有些人读书会越读越固执，越读越偏激，不过这种情况比较少见，对大多数人来说还是开卷有益。一个人固执和偏激，可能只因为读的书还不够多，不够全面，大脑的各部分发展不均衡。 我们的大多数的疾病和痛苦来自于我们错误的认知，这些错误的认知导致我们形成了许多不良的思维和行为习惯，这些不良的思维和行为习惯最终造成我们身体和精神遭受疾病的困扰。 比如海明威这样才华横溢的作家，他竟然错误的认为自己一无是处，人生没有价值。这导致他饱受抑郁症的折磨，即便接受了电击疗法，他仍然无法摆脱这种错误认知对他的纠缠，最终他用一把手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从医学角度说，海明威陷入了无用妄想之中，这与他的丘脑受损有关。许多腰缠万贯的抑郁症富翁认为自己很穷，担心自己的后代会没有饭吃，所以不惜一切拼命敛财，甚至去街头乞讨，这在医学上叫贫穷妄想。 那些喝酒成瘾者会为饮酒寻找各种各样的理由，他们会说服自己相信饮酒并非一无是处，他们会说饮酒对血液循环有帮助，甚至说中医认为“酒为百药之长”等，他们还试图劝说身边不喝酒的伙伴们相信这一套理论。直到有一天他们得了肝硬化或肝癌，这才听从医生的告诫开始戒酒。 那些抽烟的人也可以找出各种理由为抽烟这种不良生活习惯进行辩护，比如他们会说如果不抽烟的话会更加糟糕。因为烦恼积累在心中，没有香烟帮助排遣，便会抑郁成疾。 实际上这些错误的认知和行为是因为他们已经出现了成瘾行为，这是他们的海马体受损的结果。他们无法摆脱香烟和美酒，他们未必不知道香烟和美酒的危害，但是他们戒不了，他们便想办法为自己的行为寻找合理的解释。单纯的逻辑思维总是容易出偏差，所以我们才说实践出真知。要想给任何一个错误的结论寻找合理的解释，都能够找得到。瘾君子和精神障碍患者的辩才有时不可小觑，他们可以把一个言辞笨拙的正常人驳斥得哑口无言。 通常我们与大脑有损伤的人沟通很费力，除非你是专业的精神科医生，了解各种大脑损伤者的思维特征，否则的话你便会发现与这些人打交道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同时也会觉得自己饱受伤害，因为他们的言语有时富有攻击性，有时他们还会表现出缺乏同理心和情感淡漠等特点。 人在进行深度思考的过程就是一个在寻找自己的问题，唤醒自己的灵魂的过程。一般来说，人不易发现自己的问题，需要有个人在旁边指正我们。但是许多人不具备从善如流的品质，没有受过接纳其他人的训练，所以他们对别人对其指正表现出很强的防卫心理。任何批评都会让他们进入“逃跑-战斗”模式，在听到别人的批评的时候，他们的肾上腺激素飙升，很容易陷入情绪激动的争辩。很多时候，我们在生活中就会遇到这种情况，好心提建议者会觉得自己很受伤害，因为他们的好意被曲解了，他们甚至受到了攻击。这导致许多人在成年后越来越缄默，将沉默是金作为口头禅。 如果我们希望自己的灵魂觉醒，便要有意识的解决自己过强的防卫心理问题。这可以通过训练做到，当我们要与某人交谈之前，先为这次交流可能会接受批评做好心理准备，人对自己有心理预期的坏事的接受能力比较强。这么一来，在交流的过程中真的有批评的声音出现时，我们便不会反应激烈了。这是非常简单的认知和行为训练法，可以通用于解决各种心理问题，心理咨询师的认知和行为疗法都是根据这一原理展开的。 我会定期进行一次深度思考，每年都会有一段或几段日子，我就像着迷了一样为思考某个问题而大量的阅读，在这期间文思泉涌，写作的文章也明显的更有深度。因为有些疾病我解决不了，我就需要阅读文献，去了解这些疾病。这种集中阅读有利于我对某个问题形成全面而深入的认识，过去在现实中接触到的病例也会在我的大脑中反刍一遍或几遍。我不能说这样的深度思考一定能让我找到问题的答案，但是相对于日常的浅表思考，这种深度思考的确让我更加接近真相。 我也会对自己的行为习惯进行深入分析，借助文献来深入地研究自己和认识自己。当我们认识了自己的时候，我们便对自己的行为具有更强的预测性，对可能发生的错误也有更高的辨识能力。当我们更深入的认识到自己的时候，我们会找出我们脑海中积累的那些错误的成见，并且将之从我们的脑海中扫荡出去，我们会因此而成为一个全新的人。 这些是深度思考给我带来的益处。我有一段时间饱受精神困扰，确切的说是在青春期后期，由于生理和心理的原因夹杂在一起，我那时候有许多精神异常的现象。比如我在高中时总是会有一种妄想，我觉得自己罪孽深重，并且幻想自己杀过人。我老对我的同学和朋友们说我是杀人犯，我为此而非常的痛苦。后来我在托斯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罪与罚》中看到了同样的例子，在那本小说中，就有不是杀人犯的人主动去警局自首，声称那个被男主人公杀害的放高利贷的老太婆是他所杀。再到后来我研究精神医学后就知道这叫犯罪妄想，是人在心理压力过大的时候产生的一种扭曲的心理。 好在我的亲朋好友和老师们都非常爱我和关心我，他们只是觉得我的思维和行为很奇怪，同时我想他们大多数人实际上也理解我是在心理压力过大的情况下出现了轻度的精神失常——之所以说是轻度的精神失常，是因为这种失常没有对我造成太大的影响，我的学习成绩优异，还尤其能解难度很大的数学和物理题。大多数情况下与同学和老师的沟通没有什么毛病。 我的恩师当时对我说，我在经历人生的大悲大喜过后，就会大彻大悟。他总是惜字如金，不肯多说，他知道我内心的难题只有我自己能解开。所以他每周都会精心地选十几本书，有时甚至几十本书，抱到教室，放到我的课桌上。他也会给其他的学生带课外读物，但带给我的是最多的，我一个人占了他带给学生的课外书的90%以上。他从来不指手画脚的指导学生做什么，只是让我们自己从他给我们带来的书籍中挑选自己喜欢的文字来阅读。这是我见过的最会教学生的老师，在此之后我也曾遇到过很多好老师，但是没有一个有他那么善于教诲人和启迪学生进行深度思考。我如今可以说自己只不过是在不断地重复他教给我的这一套。 我在职业生涯中遇到过许多精神病患者或因为像癌症和中风这样的重大疾病陷入精神困境中的人，有时我会反刍自己的人生经历，从中寻找启迪。我庆幸自己在差点滑向深渊的年龄段得遇良师，他向我打开了智慧的大门，把我推进智慧的殿堂之中，让我自己去通过深度思考来寻找解脱之道。亚里士多德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对我来说这句话应该倒过来说，我认为我是“吾爱真理，吾更爱吾师”。真理是永无止境的，如今，亚里士多德发现的那些真理大多数被验证为错误的，他以为自己所爱的是真理，殊不知只是一些偏见。真正对我们更有帮助的还是我们心灵的引路人，对真理我们可能需要永远抱着质疑的态度，但是人间真挚的爱却大可不必质疑。 我从大学出来二十余年，有一天我大学的一个老师对我说，志远，知道你现在一切都好，我内心非常欣慰，因为他之前一直担心我以后不能过上正常生活。我有一段时间确实令人费解，我的大学老师无法理解自己这个资质不算太差又酷爱读书和写作的学生为什么会精神错乱。如今我知道这是因为人的大脑在快速发育的过程中，在现实因素（如贫穷和疾病等）的影响下，出现了不能均衡发展的现象。 大多数精神疾患的发病原因都与此相关，若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能够受到良好的照顾——得到智慧的指引和真心的关爱，即便他们一度处于危险的状态，但最后还是会协调起来，甚至可能会因此而成为天才。不幸的是人间有许多人缺乏这样的机遇，所以才会有些人最终因为精神错乱而自残或自杀。那些以损毁自己的身体（如燃烧掉自己的手指头）来供佛的人就是如此。我相信佛陀这么慈悲为怀的人，绝对不喜欢看到有人因为崇拜他而燃烧掉自己的手指头或斩断自己的手臂。至于玄奘法师记载的他在西行的途中见闻到的僧侣集体自杀现象，则更非佛陀所乐见。这些不幸自残或自杀的人，在现代医学看来大多数属于中度或重度抑郁症患者，因为他们有罪恶妄想。 我对这个世界饱含热爱，对所有生命体遭受的苦难都很同情，爱因斯坦说宇宙的美好在于其可理解性，当我们经常进行深度思考，积累了许多深刻的认知，理解了这个世界上的各种行为背后的逻辑时，我们便不由自主的会产生出慈悲心，渴望世界充满爱和和平。对自己、他人和世界都能抱持一种理解和同情的心理，并最终与自我、与他人、与世界达成深度的和解。 人的心智成长与数学的微积分有异曲同工之妙——费曼说微积分是上帝的语言，不过这里需要说明一下，费曼是个无神论者，他所说的上帝只是一个比喻，他真正想表达的是微积分是宇宙的语言。 微积分可以分为两个步骤：切分和重组，切分是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用数学的语言来说，切分过程涉及无限精细的减法运算，用于量化各部分之间的差异，这个部分叫作微分学。而重组则是将无数简单的问题组合起来复杂化，是数学中的涉及无限的加法运算，是将切分的各个部分整合成原来的整体，这个部分叫做积分学。我们的大脑也是分块儿或同步或不同步的发育，最终整合成一个整体协同运作，它的原理与微积分并无二致。 假如我现在没有研究医学的话，我可能是一个数学家或物理学家，因为我在中学时代对这两门课最感兴趣，也学得最好，基本上都可以考满分。而且还被我数学老师误以为是数学天才。话说回来，我在高中时在数学这门课上的表现也的确只有少数数学天才才能达到。 我如今研究医学后，发现人的大脑的发育最终可能也只能用微积分的方法来解决，才有可能找到正确的答案。不要感到奇怪，生物学中的很多规律就是一个简单的数学问题。比如孟德尔发现的遗传定理就是一个简单的二分之一的n次幂的数学题。因为我们人这种两性繁殖的生物体是一个二倍体，我们从父亲和母亲身上各继承一半的基因，这些等位基因组合的时候，就像是数学中的排列组合题一样。 大脑中那些复杂的神经元不断的在放电，也产生磁现象，还会发生化学反应，它们运行的规律一定是符合数学规律的，只是目前在这一领域还没有出现像麦克斯韦这样的天才，所以我们暂时还无法揭晓人脑发育的终极规则而已。​

在《苏菲的世界》一书中，小女孩苏菲有一天突然收到了一封莫名其妙的来信，这封信没有发件人，也没有发件地址，不知道是谁送来的，只是突然就被送到了苏菲的眼前，信中只有三个字：“你是谁？”不久后她又收到了第二封信：“世界从哪里来？” 苏菲莫名其妙的陷入“我是谁？”和“世界从哪里来”的思考之中，因此而开启了一场哲学之旅。《苏菲的世界》是挪威作家贾德创作的一本关于西方哲学史的长篇小说，是一本很好的西方哲学普及读物。如果你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本书，又恰好对这些问题感兴趣，不妨读一读。 很多人自信满满的认为自己对“我是谁”这个问题有确切的答案，日本医生兼作家日野原重明活到105岁的时候仍然说，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未知是自己，他对自己还不够了解。每个人可能都只了解自己的一部分，了解自己越多者，对自己的命运掌控能力越强。 也许病人能够比正常人更了解自己。一辆完好无损的汽车在马路上呼啸而过的时候，我们对它的某个部件能起什么作用并无太大的概念。但如果它的某个零件突然坏了，我们马上便知道这个零件起什么作用，因为没有它，汽车便不能正常工作。病人也是如此，他们的身体或心理出问题了，那些出问题的地方能告诉他们，这些部位在我们生命中能发挥什么作用。 《潜水钟和蝴蝶》是法国作家让-多米尼克·鲍比创作的随笔，这本随笔与其他作家创作的作品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它是让-多米尼克·鲍比在罹患了一种叫闭锁综合征的疾病后创作的。让-多米尼克·鲍比曾经是一名记者，1995年他突然脑中风，之后昏迷20天。当他醒过来的时候，他已经成了木头人，全身上下除了眼球，其余地方都不能动弹。 他得了一种叫闭锁综合征的疾病，他与外界的交流全靠眨眼来实现。护理人员向他展示字母，如果是他想要的字母的时候，他就眨一下眼睛。这些字母再组成单词，单词组成句子，他就用这种方式与外界沟通，也用这种方式写完了他的随笔集《潜水钟与蝴蝶》。这本书的名字寓意深刻，他的身体像被封在潜水钟里一样不能动弹，而思维则像蝴蝶一样灵活，他因此也看到了许多正常人看不到的东西。 博尔赫斯是被读书界公认的一位学识渊博的作家，但他从小就受眼疾困扰，后来甚至失明，他失明后还当上了图书馆馆长。博尔赫斯因为看不到这个五光十色的世界，所以沉浸在阅读和写作中，反而成为了思想深邃的学者。他的失明让他的思考更专注，也更独特。 华裔学者许倬云先生也是如此，他从小就患小儿麻痹症，站立和走路都成问题。年轻时赴美留学，在海上遇到风暴时，船摇晃得厉害，船员不得不把他绑在船体上，以免他被海浪颠簸到水里去了。他一辈子无法像正常人一样自由活动，但是他的思想因此而更发达。 在我们身心健康的情况下，我们很少去思考过“我是谁”的问题，去想我们身体的每个部件有什么作用，我们大脑的每个分区有什么作用。那些失去健康的人，他们丧失了部分功能，因此而不得不思考这些问题，并且发展出新的功能来替代丧失的功能。 失去双臂的人逐渐学会了用脚趾头写字和吃饭；左脑不发达的人，通过右脑的发达来弥补左脑的不足。天才不一定是健全的，不但存在像霍金这样的身体残疾的天才，也存在像牛顿这样的得了精神分裂症的天才，像海明威和丘吉尔这样的被抑郁症纠缠的天才。或许这是因为丧失的功能促进了人在某方面的进化，所以导致他们比一般人更聪明。 我们一直在努力了解自己，只是多数人无法察觉这一点而已。我很迟钝，直到四十岁后才了解到自己很迟钝。迟钝的人难以觉察出其他人的心机，所以我进化出了一般人不具备的律己能力，我用这种律己能力来防范自己栽跟头。比如，我不会允许自己卷入另一个医生和他的患者的诊疗中去，也不会允许自己轻率的接收一个根本不认真求诊的人。因为前者是多疑敏感的人，他们心口不一，对我和他正在就诊的医生都缺乏信任。卷入这种是非往往不是给我自己，便是给另一个医生带来麻烦。而后者则根本无法完成有效的诊疗。我的迟钝不足以处理这些复杂的事情，所以干脆坚守原则。 我可能还存在很多其他的问题，我通过阅读书籍和与其他人的交往来觉察自己的不足。近年来更多的是通过阅读书籍，如我在阅读Daniel Schacter主编的《心理学》一书时，就知道自己的迟钝是因为已经习惯了反应延迟的行为模式，更重视思考而忽视了日常观察；我在阅读斯瓦伯的《我即我脑》时就知道了自己的血管紧张素存在问题，所以会尿频；我在阅读日野原重明的《活好》时就知道自己对另一半还没做到像他那样的完全接纳和温柔。 在阅读的过程中，总有一些文字会跳入我们大脑深处，唤醒我们的灵魂，让我们更清晰地认识到自己。几十年来我坚持每天都阅读，所以虽然我比大多数人迟钝，但是却也积累了很多人望尘莫及的知识储备。我的老师曾经对我说，我适合走的路是“厚积薄发，大器晚成”，我如今才明白，我这种只有一般智力水平的人要想有所成就，只能靠毅力，靠日积月累。 我们脑子中可能有一堆错误的垃圾认知，但是我们却并不自知，这都是因为我们对自己还不够了解，也未努力学习。比如有人对我说爱因斯坦和牛顿晚年研究神学是因为最终大道都要归于神秘主义，这种以讹传讹的错误就是如此。爱因斯坦没有研究神学，牛顿只是因为精神分类症的折磨而陷入了精神错乱的状态而已。要想获取正确的认知是需要耗费一些时间和精力的，大多数人比较懒惰，不愿意去耗费这个时间和精力。 在一个医生的眼里，患者的生活方式和认知存在许多问题，正是这些问题造成了他们罹患各种各样的疾病。但患者本人却不一定知晓，或者虽然知晓但是不一定愿意接受。比如我之前写文章谈到香烟的危害时，就有人告诉我坚持吃饭的人最终会100%的死亡。这是不惜偷换概念来对自己的不良习惯坐视不管，这些人有一天真正的患病了，对家人的折磨就尤其深重。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也是人认识自我的最好的镜子。但是适合此人的书籍并不一定适合彼人。所以经常有人找我开书单，我都藏拙不肯，原因无他，适合我读的书，不一定适合他们读。如果一个人喜欢阅读，不需要任何人开书单，直接就会在阅读的过程中，找到自己真正喜欢也适合自己的书籍。我选书的原则是喜欢加按图索骥，而非请任何人开书单。 有时我会去图书馆或书店的书架前呆上一上午，翻翻新书，喜欢的就买下来。如果某个作者我很喜欢，他在文章中提到的书我就会去了解一下。了解过后如果想读，我就也买下来，这就叫按图索骥。久而久之，我的知识就自成体系了。这是一种根据个人兴趣来进行的网状学习法，可能是最高效的学习方法，因为它将人的个性和理解记忆原理融合在一起了，而且也是最自由和最愉快的学习方法。不过这样学习的人需要一定的勇气，要敢于放弃许多世俗社会里的东西，比如我就没把学历和职称当回事。 人都应该在学习中更多的了解自己，我将了解自己的过程视为“治愚”的过程。因为我很愚昧，需要借助别人的智慧之光来照亮我自己的心灵。心灵被照亮了，许多身心的疾病也就不治而愈了。 同样，与人的交往也能促进我们更深入地了解自己。“见贤思齐”和“见不贤内自省”都能更深入的了解自己，除此之外，听取别人的批评也是一种了解自己的好办法，不过遗憾的是太多的人听不得半句批评。当然，对那些自我评价本身就很低的精神障碍患者来说，批评只会加剧他们的疾病，他们更需要的是对自我的肯定而非否定，他们过低的自我评价与其他人的自以为是一样，都是对自我的错误认知。 人对自我的了解还受限于科学发展水平，过去我们可能认为某个人脾气急躁，是因为这个人不好相处，是其主观上的故意。但随着脑科学的发展，我们便知道这只是因为他们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如感染病毒和细菌或家庭教育影响），大脑发生了损伤，这种损伤可以通过药物和认知行为疗法改善。每个人的大脑都不同程度地发生了损伤，有本书叫《大脑修复术》，书中介绍了各种各样的脑损伤导致的情绪障碍问题，有兴趣的读者可以阅读一下，对照着看看自己是否存在某方面的问题。 所有的认识自我的方法都是个性化的。我们要做的是努力去了解自己，而不是寻找一个一成不变的了解自我的方法，这世间没有一种认识自我的方法通用于一切人。当我们对自己的了解更深入了一些的时候，我们便会发现许多过去很执着的东西，不再会纠缠我们了，许多坏习惯也可以戒掉。 知人既以为难，自知诚亦不易。有些心理学家认为，人不存在所谓的心灵自由，每个人都只是自己把自己禁锢在某种错误的理念之中的囚徒而已。要想解放自我，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强大的感召力有治愈作用，这是确切无疑的。 周有光抑郁成疾，投身事业，收获爱情后，不治而愈；张允和抑郁成疾，而且经历丧女之痛，和周有光相爱，不治而愈；费曼抑郁成疾，但因为热爱量子力学，并和妻子相爱，不治而愈；罗素抑郁成疾，因为突然有一天发现数学的美妙，醉心于数理逻辑研究，不治而愈；美国前总统卡特癌症晚期，治疗后热情似火，投入到为穷人建房的事业之中，癌细胞消失；如果仔细研究佛陀释迦牟尼出家前的成长经历和思维特点，也可以知道他抑郁了，但是后来他沉浸在思考和布道的事业之中，从抑郁情绪中解脱出来了。 我不否认现在的医学和心理学研究成果，但相对于复杂的人体而言，目前的医学还不发达，心理学则更不完美。医学和心理学研究的治病方法有辅助作用，但与大自然的进化力量相比，这些不值一提。爱情和对事业的热爱可以产生强大的感召力，足以摧枯拉朽，使人新生。而这些只是进化力量的一部分，进化力量无处不在。 进化的力量是无穷的，我们人类总是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中顽强拼搏，进化出新的能力，战胜各种困难和疾病。所以当我们追求痊愈的时候，要有大开大阖的思路，只有这样才能突破内心深处的无能为力。我见过很多人愁容满面，忧虑重重，但是他们若擦干泪水，站起身来，忍着痛投入到一场爱情或他所热爱的事业之中，他们所忧虑的问题或将迎刃而解。 人的内心要蓄积能量，要相信爱和自然进化的力量，疾病往往能促使一个人新生。无论是身体还是大脑，都有新生的希望。我们在与精神痛苦搏斗的过程中，大脑发育了，佛教常说烦恼即菩提，这符合大脑发育的生物学规律；我们在与身体痛苦搏斗的过程中，身体再次发育了。人作为生物体，天生具备在恶劣的环境中调整自己的能力。生命在地球上的演化史正是在各种环境挑战中不断调整自我的过程，旧的我会离去，新的我会产生。新生是真实不欺的，不管你对生命的新生有无感知，它都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 我认识一个脑转移的癌症患者，她的案例我曾多次提及。她的网名叫考拉，北京人，是新浪癌友圈的知名网友之一。我曾经在新浪癌友圈在河南新乡组织的一次圈庆活动中抢救过当时突然进入昏迷状态的她。五年后我们再次在天津召开的另一次圈庆活动中相遇时，她特地感谢我对她的救命之恩并告诉我过去五年她没有做任何治疗，但是她的病情被控制住了，她的身体状况平稳。到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这个患者仍然活着，而我抢救她已经是十年前的事情了。 我曾觉得她的经历不可思议，但是在我学习了脑科学的有关知识后，我知道这是因为她新生了。她笃信佛法，念经拜佛，这种虔诚的信仰确实让她得到了平静。五年后我们再次相遇的时候，她的面容比五年前平和了许多，这种巨大的改变不容忽视。她的大脑产生了一些以前缺少的神经递质，因此诱发神经元发生了一系列的改变，并且最终也诱发了她的遗传密码发生了改变。被甲基化的基因组出现了逆转现象，成功的去甲基化了，抑癌基因被激活，所以癌灶被控制，这种改变正是生物学中的表观遗传现象。 我如今也逐渐了解到一些神经母细胞瘤患儿在医院放弃治疗后，奇迹般痊愈背后的生物学原理。他们同样可能是大脑里的神经递质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最终诱发他们的神经元新生了。当神经元新生时，这种神经系统的肿瘤便不再能发挥儿童肿瘤之王的邪恶力量，摧毁这些小生命。这些自愈的案例告诉我们，细胞的癌变也许是可逆的，癌变并非一条单向公路。同样，其他病变也可能是可逆的，认为其不可逆转或许只是因为我们太缺乏想象力。 庄孔韶教授在《人类学概论》中提到我国云南地区某些少数民族用本民族的传统宗教来为族中吸毒成瘾的成员戒毒，戒毒效果并不比戒毒所差，而且副作用小。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古老的宗教中蕴藏着强大的精神摄受力，足以让被损害的大脑得到新生，重新恢复健康。其他宗教（如基督教和道教等）也许也有同样的作用，但是我对那些没有深入的研究和实践，不便妄言。 如果你也像我一样阅读过这些书籍，阅历过这些世事，你的大脑中也会对这些现象有了新认识。这认识会让你突破大多数人心中的成见，更接近事物的真相。毕竟生命科学领域还存在太多未知，人类已了解到的生命奥秘只是冰山一角，我们丰富的想象力可以帮我们探索出更多的新方向来，当然这些需要更严谨的验证。 现代医学提倡的是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但真正能运用这一模式对患者进行身心灵全方位的治疗的医生寥若晨星，这是因为每个医生的所知太有限。我每年约读50－100本书，完成40－80万字的写作，从大学出来后在国家图书馆读书二十载，以至于不知不觉间，国家图书馆的一位副馆长也成了我的读者。以我的学习速度，我认为我在55岁后有可能初步实现能同时对患者的身心灵发挥作用的目标，至于把这一综合的医疗手段用到炉火纯青，则终我一生亦不能做到。当然，更为关键的是患者自己要有意识地从这一医学模式中去疗愈自己，任何医生的努力都代替不了患者本人。 所以每天早上起来时，要记得微笑着对自己说：身边的这一切多美好啊。阳光明媚，春暖花开，人们大都很友善，身边可交的朋友也很多，值得阅读的书籍和令人心旷神怡的风景都不少，感谢父母给了我们生命，让我们能欣赏这一切美好，这样想我们的内心会有平静的幸福感流淌。这种积极的心理力量在积累了一段日子后，便会产生不可思议的作用——当然所谓的不可思议只是因为我们的知识还存在缺陷，想象力也不够丰富，当我们不缺乏知识和想象力时，过去那些不可思议的事情便会得到合理的解释。 脑科学研究的成果告诉我们，即便我们只是在假装微笑，但是当我们做出了微笑的动作的时候，我们大脑中的神经递质也能发生改变，那些主管快乐的神经递质会分泌出来，驱除我们内心的烦恼和忧伤。 平静可以治愈焦虑，喜悦可以治愈忧伤。当我们心头涌起一种焦虑和忧伤的念头时，试着让自己冷静三秒，在心中平缓的默数一二三并深呼吸，在这三秒钟想一想，对同一件事，是不是可以有另一种视角让我们平静和喜悦？如果我们想不出来，可以向身边朋友求教，或者暂时搁置这件事情，等到今后再来想。换个时间段，对同一件事情，我们会有与现在不同的看法。《金刚经》中说“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人的想法和感受瞬息万变，没有什么是不可以改变的。 周有光百岁时已经不能外出太远，但他坐在家里，透过阳台，看窗外的一棵大树上百鸟齐鸣，猜测那些鸟儿都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它们飞行的路上都看到了什么。这种联想让他兴趣盎然，愉快得不得了。快乐是如此的简单，幸福随时笼罩他的内心。 每个新的一天，都愿你有好心情，去欣赏生活的美好。当你走在路上，看到情侣们手牵着手走在一起，心中默默的祝福并感谢他们吧，而不是对他们的行为产生厌恶心理。因为我们期望自己有幸福美满的爱情，我们理所当然也希望别人幸福美满。看到别人幸福了，我们为他们感到高兴。同时这也使我们想起自己美好的爱情，我们因为相爱而忘我的投入，也曾和自己的恋人这样手牵手走在一起，并希望永远都能如此。所以我们也应理解并祝福其他的有情人，并感谢他们让我们心中涌起了对自己爱人的绵绵爱意。 爱是幸福的，也是温暖的，爱给人带来内心的愉悦和安宁。如果我们也有一个知心爱人，我们想和对方倾心相爱，白首不分离，那么就更不用羡慕、嫉妒别人，因为我们是满足的。如果没有，那就勇敢地去寻找一个。如果已经失去了爱人，而那爱人值得我们珍惜，那就在脑海中继续与他（她）相伴。如果那失去的爱人给我们带来了痛苦，那么我们就反省一下自己在相爱的过程中是不是也有问题，是不是对另一半的要求太多，不懂得尊重他们，未曾接纳他们本来的样子？如果还可挽回，改变自己去挽回恋人。如果不可挽回，勇敢的开启下一段恋情，以爱疗伤。 如果有伟大的使命感在感召你，那真是要恭喜你了。因为你已经从一个只关注自己个人的爱恨情仇的小我升华到一个关爱众生的博爱主义者，就如美国前总统卡特和佛陀一样，有了牺牲精神，愿意为众生的福利去奋斗。毫无疑问，这种博爱精神将疗愈你精神和肉体上的痛苦。因为当你把自己的时间奉献给帮助他人的事业时，你的大脑已无闲暇为自己的那些小烦恼发愁。而且，在为大众奉献的过程中，你内心的力量会变得非常强大，不再有困难能战胜你。 我不是智者，不是心理治疗师，不能给你太多的启迪和陪伴；我也不是手到病除的神医，无法疗愈你的疾病。但是我相信你内心中一定有足够的智慧和力量，只是它们在沉睡，一旦唤醒了这智慧和力量，你便能疗愈自己。所有的疗愈都是靠自我完成的，佛陀说这叫自渡。

这个春节我在大量的阅读，主要阅读脑科学和精神医学方面的最新著作，我不敢说自己已经把中西医、生物学和精神医学贯通了，但是许多过去不明白的问题现在确实弄明白了，在中西医、精神医学和生物学之间也搭建起了一座桥梁。一直以来，我的目标是学透现有的各种医学知识并综合运用它们，寻找最优和最经济的解决方案，最大程度地减轻患者的身心痛苦和经济负担。 昨晚在看美国心理学大师Aaron T Beck和Brad A Alford著的《抑郁症》一书，看到书中有一句这样的话：“据Klein的研究表明，与影响人类的其他任何一种疾病相比，抑郁症带给人的痛苦更大。”正因为抑郁症令人痛不欲生，所以绝大多数的自杀者都是因为抑郁症。看到这句话时，我的眼泪再也止不住了。因为我的母亲也曾为继发性抑郁症所折磨，而我当时竟然不理解这种病，不知道她身心所受的苦楚有多深重，不能用更好的办法缓解她的痛苦。 所幸的是当时我哥哥大量的查阅英文文献（他是英语专业毕业的），查到了一种抗抑郁药对脑溢血后遗症偏身感觉障碍有效。他去宣武医院神经内科找医生开药，那时宣武医院的医生还不知道这一点，犹豫着不敢开药。我哥哥把相关文献给他们看，他们才相信原来真有这方面的依据，同意给我母亲开药。有时确实是患者家属在指导医生如何治病，这并不奇怪，因为患者家属比医生们更用心。这个药当时确实缓解了我母亲的痛苦，只不过效果仍属有限。 李自成曾为禁止属下滥杀无辜立下军令状：“杀一人如杀我父，辱一人如辱我母”，对我来说是“治一人如治我母，救一人如救我父”，给癌症患者治疗的时候，总有一些时刻会触动我的内心，让我想起我的母亲。 癌症是一个疾病的综合体，与人的基因、心理、人生际遇、生活习惯都息息相关，真正要弄懂这种病，必须深入到中医、西医、精神医学、生物学，甚至哲学和宗教的最深处，去理解人之为人的深层奥秘。我们这些多细胞生物为什么摆脱不了会遭受癌症折磨的厄运？癌症又与什么样的疾病相辅相成？有什么方法可以减轻癌症患者的身心之苦？ 在带着我母亲求医问诊的路上，我遇到过太多轻率许诺的人，事后发现他们都只不过想骗几个钱而已。我如今不大相信任何关于癌症的疗效承诺，也不敢给患者和患者家属做任何承诺。医学是一种充满不确定性的科学，同时又是一门充满希望的艺术。也许我们的确能给患者带来帮助，也许不能，作为医者，即使知道医疗作用有限，也不能放弃对疗愈的追求，医生这个职业的神圣之处在于我们能给那些绝望的病人带来生的希望。 生命至贵，重逾千金，倘若不能对患者和患者家属的身心之苦感同身受，不能像对待自己的亲人那样去对待那些真诚的向我们求助的患者和患者家属，何以面对自己的内心？ 今天我读了日本医生日野原重明在105岁时接受采访后出版的一本书《活好：我这样活到105岁》，看完后感慨良多。 他的成长经历、性格特征和对人生的各种看法，莫不引起我强烈的共鸣。他的父母给了他足够的自由让他自我成长，小时候的他顽皮甚至有些赖皮。但是长大后成为医生的他却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对爱、尊重和包容有了深刻的理解与体会。他是把预防医学引进日本的第一人，他的一生因为锐意革新充满了争议，他把自己的一生都投入到医学事业中去了。他说爱是人活着的终极目的，人的自我价值是在爱中实现的。 在这世上，能与我们完全共鸣的人是存在的，这是一件太令人欣慰的事情。这说明将来还会有人怀抱同样的愿景，走在我们现在正在走的这条路上。爱一个人就希望那个人一切都好，而不是强力的去改变他（她），让他（她）来满足我们自己对被爱的需求。爱众生也是希望一切众生都好，而不是让众生来满足我们自己对被众生尊重和追捧的需求。即便我们的名誉可能会因为某次胜算不大的治疗而受损，也不能因为爱惜自己的名誉而放弃患者得救的希望。爱需要用自己那颗柔软温暖的心，去抚平别人的伤口。 医者的使命是爱，我承认我在这方面做得还不够好，有时拒人于千里之外，有时态度还不够柔软，这一切都因为我的修养还不够好，胸怀还不够宽广，需要改进的地方还很多。感谢日野原重明医生让我看到了自己的不足，也让我有了见贤思齐的机会，在有生之年还可改进。日野原重明先生的文字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无论是对自己心爱的人还是对患者，我都不如他那么无私。 医生毕生都应有无止境的追求，唯有对自己的知识和个人修养心存不满，才有可能在最后的时刻“止于至善”。像我这样的医者可能会承受很多非议，但是只要病人需要我的帮助，无论什么样的非议我都乐意去承受。当我立志将医学的各个分支融会贯通，为癌症患者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时，有的人嘲笑我不自量力，有的人则讥笑我所学的某种医学令他们不屑一顾——比如那些中医粉嘲笑西医，那些中医黑嘲笑中医。我唯有秉承佛家的“是非以不辩为解脱”的原则，沉默以对。因为看着那些与我母亲一样遭受疾病折磨的患者，看着那些令人无比同情的人所承受的苦难时，我无法无动于衷，无法自满，也无法对任何一种不能完全解决他们的身心之苦的医术感到满意。与这些相比，误解、非议和嘲讽又算得了什么呢？ 我个人不揣冒昧的认为，那些心存门户之见的人只不过是因为战胜不了自己的惰性，克服不了自己的短板和狭隘，为自己的不够努力寻找借口而已。当这个世界上有其他的方法可以治疗患者的时候，难道我们不应该去了解一下，去真实的对比一下那些方法与我们现在掌握的方法的疗效究竟哪一个更好吗？难道不应该在一种方法失效的时候，努力为患者们探索其他可能有效的方法吗？难道可以对患者的身心之苦坐视不管？ 为病人服务是一条漫长的路，日野原重明医生在这条路上走到了一百多岁。他也是个热爱用文字来表达自己对这个世界的关爱的人，他说人的生命并不会随着肉体的消灭而消灭，他期盼自己的文字在自己死后仍然能够帮助其他人。是的，这是每个写作者共同的心愿。他的文字中流淌着的是真诚、豁达、平和、宽容和爱，这些的确是治愈世人的良药。 我们治愈病人的手段从来就不止医药，不止向患者收取诊费的诊疗服务，文字也是我们治疗病人的手段之一。对那些饱受身心之苦的病人来说，某段令他们如释重负的文字也是一剂良药。而且还可以减轻他们的经济负担，何乐而不为呢？难道患者的身心之苦得到缓解了，我们不应该发自内心的为他们感到高兴吗？我们学医的初衷不正是为了帮助患者吗？ 也就是在今天，我的一个乳腺癌患者继续与我探讨她妹妹的精神疾患，她妹妹身陷在焦虑症与恐惧症中难以自拔，她也身心俱疲了。她和她妹妹都比我年轻，也都正是家庭的顶梁柱，但却突然遭遇癌症和精神疾患的袭击。 对这样的家庭，我很难无动于衷但却又爱莫能助，因为为她们尝试的办法还不能解决她们的问题。医学是为解决现实世界的疾病问题而存在的，不是用来过嘴瘾满足自己的虚荣心的。每当遇到这样的尴尬时刻，我就知道自己还需要学习更多的知识。我可以把文章写得轻描淡写，并在那种虚假的挥洒自如中自我陶醉，这对我来说很容易做到，因为很少有人写作能力比得上我。但我不能自欺欺人，我只能像日野原重明医生一样，永无止境的学习和前行，为解决更多的问题而努力提升自己的能力。 关于爱情、友谊和知音，这位百岁老人也有真知灼见。他说爱情是对另一半的完全接纳和为之不计报酬的付出，而非向对方索取爱和要求对方为满足自己而改变。真挚的爱情和友谊不在多，只要这世上有一个人曾经深入理解过我们，我们便不再孤寂。即便有一天这个人先我们而去或因种种原因与我们离别，我们也可以在脑海中与他（她）的影子共度余生。最好的爱不是轰轰烈烈感天动地，而是能在同一张餐桌上吃饭，这是我见过的对爱情和友谊最好的解读之一。 日野原重明医生一生爱好广泛，他酷爱医学，但是业余时间也喜欢音乐，甚至自创歌词和到乐队担任指挥，晚年的时候还学画画。对于自己所热爱的这些，这位百岁老人如此说，即便仅仅只是迈出第一步，也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了。的确，生命如此宝贵，我们在珍惜别人的生命的同时，也应该珍惜自己的生命，尽情的去享受生命给我们带来的快乐，而非活在忧愁之中。以“随时可死，步步求生”的心态来对待生死，既豁达又真诚，老人的智慧已经达到了返璞归真的境界，所以不需要任何虚伪的言辞来修饰。

我二十岁时，我哥哥花了一段时间训练我每说一句话之前都想三秒钟，以让我的表达更严谨。办法很简单，作为兄长，他在我旁边，当我准备开口说话的时候，他就会说一句：慢三秒，慢三秒，慢三秒。 这种训练让我受益良多，虽然从那以后我的口才大幅下降。只是与自己熟悉的朋友交流的时候，我还是能滔滔不绝。毕竟我是成年后才学会了慢三秒，而非幼年期就被这样训练过。从表观遗传学的角度来说，只有幼年期重大的环境事件才会对人造成永久性影响。 三十岁时，我有段时间对“不语禅”感兴趣，学习佛教的“止语”，干脆不说话。朋友聚会的时候，我尽量默不作声，只用微笑来表示我在认真地倾听他们。结果我有个发现，其实大多数人和别人交流的时候，实际上更喜欢表达，而不是喜欢倾听，所以一个善于倾听的朋友更加令人愉快。我虽然很少说话，但是朋友们和我相处时非常愉快和放松。 四十岁的时候，慢三秒的理念已经深入到我生命的每一处。当我与自己爱的人交流，发现他们情绪激动时，我马上提醒自己“慢三秒”或“止语”。让他们去说或者提议大家一起转移话题，无论对错是非都不在当下做判断，互相也不争辩。换个时机，当大家都冷静的时候再来讨论这个话题，问题便会被更平滑地解决。而感情则不会受到丝毫影响，反而历久弥深。向人做承诺时也会慢三秒，想一想自己能不能兑现诺言，如果能，就爽快的答应，如果不能，就如实相告。 我的口才虽然拙劣，但是用这种方法与人沟通却卓有成效，避免了争吵，所以我的人际关系很和谐。我的恩师把我当作他一辈子教出来的最得意的门生，颇以我的成就和修养为自豪。 在工作的时候，遇到任何不愉快的事情，我都会提醒自己马上进入“慢三秒”模式。先平复好心情，然后再看看是不是可以转换一个视角来看待同一个问题。往往这么一来，就自然而然地心平气和了。 我是个迟钝的人，反应没有别人敏锐，所以我做任何事情都愿意慢三秒，多倾听。事前多思考，事后多反思，以此来弥补自己的不足。古人云勤能补拙，笨人有笨办法，勤思考确实能补智力之不足。我把我自己的书房取名为“退思堂”，时时提醒自己退而思之——退一步，多思考。古人又曾说退一步海阔天空，因为经常退一步，所以我的世界确实海阔天空。 我以前还不能体会到我哥哥教给我的这种笨办法的好处，但是我前几年在北京买房时缺点钱，我打出去几十个电话，不到一天就从亲朋好友那里借到了差不多二百万，我这才意识到他们对我的印象极佳，我在他们心中的信誉也是极好的。作为寻常百姓，一天就能借到这么多钱，说明我起码是一个让亲友们信赖和放心的人。 在《世界文明史》（现又被译成《文明的故事》）一书中，作者威尔杜兰特讲过一个故事，某个文明社会的学者去问原始部落的土著人生活会不会有什么烦恼，那个土著说：“人为什么要有烦恼？难道他没有朋友吗？”土著人的思维令文明人汗颜无地。 我们见这满街的文明人行色匆匆，个个脸上写满了忧虑，很少有人欢颜舒展，然后我们自诩自己比原始部落的土著人更有智慧，这是多么讽刺啊！土著人的另一种思维便是，如果现在有食物，我便不用为任何事情发愁，明天的事情明天再去想办法，所以他们的生活节奏慢得令现代人羡慕。 为什么有人反应敏锐，而另一些人反应迟钝呢？是智商上存在差异吗？不一定。二者的智商也许不相上下，也许迟钝的人智商更高。因为智商是一个综合的概念，决定智商高低的，反应速度不是关键，综合判断能力才是。反应迟钝的人可能在综合判断能力上优于反应快的人，爱因斯坦小时候的反应速度就非常慢，他去世后脑科学家发现他的脑胶质细胞比常人发达。 反应速度与下丘脑-皮质-肾上腺皮质轴有关，这是人的应激反应轴，当它特别敏锐时，人对环境刺激的反应速度很快，看起来就很敏锐。但是敏锐的人往往是痛苦的，敏锐的人大多比迟钝的人更忧郁。抑郁症患者的应激反应轴更是敏锐到让他们痛苦不堪的程度，他们总对外界细微的刺激作出强烈的反应，这让他们很焦虑和痛苦。而且反应速度快的人虽然思维敏捷，见识高明，但通常无法集中注意力，不能长久的坚持做一件事情，容易花样百出，但却一事无成。 反应过度敏锐的人多愁善感，但也敏感多虑，他们会觉得自己与这世界不太能合得来。久而久之，他们就想减少与外界的接触，时间长了就变得孤僻了。如果封闭自己的时间再长点就会抑郁，长期不与外界互动，人的大脑会萎缩，最后还可能会罹患阿尔兹海默症。 所以慢三秒不是坏事，慢三秒能给我们带来更愉悦的心情和更稳定的心率，也能让我们的人际关系更平滑，身体更健康，思虑更成熟。慢三秒能将我们的焦虑减少90%以上，把我们的人际关系冲突减少到接近于无。古人的话往往充满了智慧，比如“欲速则不达”这句话就告诉我们，慢三秒才是成功的关键，急切的心情往往导致失败。

我们家族有一个很独特的现象，我们家族的孩子小时候都非常活泼，能言善道，但是过了青春期后，大多变得沉默寡言。我自己也是如此，当然当我这么说的时候，读者可能会觉得很奇怪，这么能写文章的一个人会沉默寡言？事实上这种现象并不鲜见，文学大师沈从文就如此，他的文章写得很好，但是当他站在讲台上讲课时，他的学生们打哈欠。因为他不但讲课枯燥无味，说话都结结巴巴。我大抵也是如此，只是可能没有沈从文那么严重，基本的口头交流可以完成，但流畅如行云流水的辩论或演讲对我来说难度太大。我的一个最亲的人对我说，我的口才不及我的文采的十分之一。我很腼腆，尽管在恋爱中是个付出型的爱人，但是却没有勇气先主动，总是要女生对我有好感并主动接近我之后，我才敢与她们无拘无束的交流。这一点我与沈从文先生不太一样，据说他追女生时敢于先下手为强。我的一个堂弟是我们兄弟几个性情的典型。他几乎一言不发，总是埋头做事，他现在是个很好的建筑师，靠手艺吃饭。我在中学时代经常作为学生代表上台演讲，如今回想起来那时候的口才比现在好一些，但是水平应该也不怎么样。只不过那时候学习成绩太好了，学校里开会的时候是根据学习成绩来安排我去演讲的。除了口头表达能力较差之外，我还反应迟钝。我反应迟钝的例子数不胜数，小时候我就比我哥哥迟钝多了。举例来说，小时候我们夏天中午在家里纳凉，我先占了一个竹床。我哥哥想抢过去，强抢我是不干的，他就在家门口装模作样的说：“志超（我的一个发小的名字），你来找我弟弟玩啊，他正在家里睡觉呢。也不知道是不是睡着了，要不改天再来？”我“呼”地一声就从竹床起来，跑到门口去。结果外面一个人都没有，回头一看，我哥哥已经满脸奸笑地把竹床占了。然后我就跟他胡搅蛮缠，他当然是不肯再让给我的了。农忙季节，我父亲有时候在门上写上一行字：“老大，老二，谁先回来谁把晚饭做了。”我哥哥想偷懒，看到后就躲起来，等着我回家，然后他就突然跳出来，指着门上的字对我说：“你看老爸留的字，你先回来，你做饭。”我和我哥哥斗智力，没有一次斗过他。每年大年三十我父母给我们兄妹三个发压岁钱，当晚我就输给我哥哥了。然后我心有不甘的找我父母告状，我父亲就说我活该，明知玩不过我哥哥，每年都还上当。当然，这都是兄弟间的一些无伤大雅的玩闹，实际上我哥哥很爱我，他比我大两岁多，我们兄弟两人小时候是在一张床上睡觉的。我学习成绩不好的时候，他花费了老大的劲为我补习。我贪玩的时候，他比我父亲更尽责地管着我，不让我出去钓鱼，牺牲了自己的娱乐时间在家里看着我。我高考与第一志愿失之交臂的时候，他赶紧从上海回来安慰我。说到我哥哥，我现在口才拙劣，跟他也有一定的关系。我二十岁左右，我哥哥为了纠正我说话不严谨的毛病，训练我每说一句话时都慢三秒，先过过脑子再说。这种训练让我以后说话和写文章都严谨多了，但当我这样一个本来就灵活性较差的人追求语言的严谨性的时候，说话就再也不能流畅自如了。所以我高中时还有的那点口才，就这样让我哥哥葬送了。他倒是好，觉得自己口才不行，后来总找我练习口才，只是我对此一点都不感兴趣。他只好自己用纸画上人的头像，挂在墙上，对着那头像练口才。那时候我们俩在北京当北漂，一起住在同一间平房里，我的耳朵都听生茧了。我岳父曾说我是少有的聪明加笨拙的结合体，我的脑子不大会转弯。有一次我和我的连襟在我岳父村里拜年，我的连襟下一站要去我们村给我父亲拜年。我吃完饭后想早点回去，我的连襟正好在我三岳父家里喝酒聊天，我又不好去催他走。正在那里想不出办法时，我岳父对我说，你去你三叔家，向你三叔辞行，你妹夫一听自然就明白了。我一听恍然大悟，但是这样的办法我就是想破脑壳也想不出来。我以前不大承认自己迟钝，三十岁前颇为自负，觉得自己还是有点才华的。但是近年来我自己意识到了，我的反应速度比一般人慢不少。我的大脑并不是每一部分都发育完好，而且我这个人总是沉浸在思考中，对外界的许多事情视而不见，久而久之，就变得有点呆了。我在北京被小汽车碾压过两次脚背，都因为我一边走路一边思考。思考得太专注了，以至于人家的车过来了，我没能及时避让，车轮压过我的脚背。这也不能怪人家司机，他们按的喇叭声我根本就没听见。奇怪的是我居然没受什么伤，也没感觉到明显的疼痛。有一次一个女司机开车时车轮压过我的脚背，这可把她吓得够呛。下车的时候，她瘫软无力。那女司机胆子有点小，以为出大事了，她似乎一紧张就胃痛，自己用手摸着胃脘处，脸色苍白。我动了动自己的脚，感觉没有特别明显的疼痛，功能也没受限，就对她说了声：“姑娘，没什么大事，你走吧！”她才如释重负。我的迟钝大致如此，我妈也曾担心我是否有在这个社会上生存的能力。实际上我对自己现在的生活状态非常满意，我实现了财务和时间自由，大多数时间都用来读书做研究和搞临床实践，这些正是我喜欢做的事情。我没有太复杂的社会关系，但是也没差劲到不能应对日常社交活动的程度，和人相处的时候并不存在问题，也很有幽默感，只是迟钝了点而已。不但如此，我还有一些交情很深的老师和朋友，当我需要帮助时，他们总是竭尽全力帮助我，而且他们对我的评价很高，这说明我的社会关系维护得还是不错的。我知道自己迟钝，知道自己应对不了许多复杂的事情，所以我总是在做一些我不擅长的事情时向我身边的亲友求助，很真诚的请他们指教我该怎么做。他们也毫不吝啬的用他们丰富的人生阅历指点我，所以我也没有犯多少错。我的一些亲友批评我的时候，言辞在许多人听起来可能有些刺耳，可是我毫不介意，总是欣然采纳他们的建议，并诚挚的感谢他们。他们因此还觉得我胸怀宽广，为人谦和，能从善如流。我知道自己左脑不发达，虽然也知道这个问题可以通过学习来改善，但是我没有那么去做。因为我的时间有限，无法在太多的事情上分心。我也不是一无是处，在高中时代我就自己推算出了容斥公式，让我数学老师误以为我是数学天才。我把大量的时间投入到我喜欢的事情上，结果学习成绩不错，文章写得也还可以，弥补了我反应迟钝的不足。我们这种反应迟钝的人往往是父母操心的对象，小时候他们总是担心我们的未来。实际上人迟钝点没有什么不好，迟钝的人可能更适合做长期主义者，他们的灵活性没有聪慧的人强。但是他们做事有毅力，能坚持，一般到了四十岁后，迟钝的好处就能体现出来了。我甚至有点怀疑，那些真正的专业人士可能多少都有点迟钝。我总是劝说那些为自己有个迟钝的孩子焦虑不已的父母不必那么焦虑，教育孩子要扬其长避其短，给孩子自我成长的空间，相信每个孩子都会发展出一技之长，足以安身立命。我庆幸自己从初一开始就是个留守儿童，我父母那时候去外地经商，把我留在老家上学。我住在寄宿学校，在学校里完全自理。周六日回家，我大多数时候也是靠自己自理的。我受到的管制非常少，自主性反而强多了，虽然迟钝了点，但是应对生活还是绰绰有余的。如今的孩子们被父母管得太死了，上了高中还被过度监督和照顾，父母总为他们的考试成绩焦虑不安，我不揣冒昧的认为，这对孩子的成长反而很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