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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种生存哲学中，我最为推崇的是随遇而安。不管遇到什么，都泰然处之，安之若素。不受外界，也不受自己的人生遭遇影响。不折腾，不强求，不伪饰，一切顺应自己的本心去做，率性而活。 随遇而安的人生，需要一颗简单的、不多求的心。这样的心态并非消极，而只是一种很强的适应环境，适应人生变化的心理能力。 人精神上的痛苦多源于奢求，何谓奢求？奢求就是在自己的能力和德行尚不足以获取某种回报之时，一定要收获那样的回报，这就是奢求。 要收获就要默默的付出，无论是学业、事业还是爱情，没有付出的收获，都是不牢固的，没有足够的付出的奢求只能给自己带来痛苦。我们所遇到的一切，就是我们目前的能力和德行所应得的，我们应该满足于此。而努力付出后所收获的，都是坚固的，并非天上的彩云，风一吹就散，也并非那华而不实的琉璃，一击就碎。 我想，除了至爱之人之外，这世界上已经无人能够影响到我了，而对于自己的至爱之人，我向来不吝于给予关爱、温暖和宽容，他们回报给我的也是这些。除了人类不可左右的自然规律之外，大概也没有什么能够把我自己与他们分离。有那么几个至爱之人，与自己一生风雨同舟，顺境不巴结我们，逆境不离弃我们，这就够了。 他们或者是我们的师长，或者是我们的兄弟姐妹，或者是我们的伴侣，或者是我们的子女，或者是我们的至交好友，他们是我们一生中真正值得拥有的。人只要宽厚的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不占有我们不该占有的，愿付出我们能付出的，在生活中尽职尽责，吃亏在前，享福在后，终生如一日的善待身边之人，则无论贫富，一定会收获这样的一群亲朋好友。 人是群居动物，但却不是杂居动物。人只有在自己熟悉的环境和爱的氛围下，做自己最喜欢做的事情，才活得最舒畅，最安逸，最投入，最乐而忘忧。所以一个人并非交游越广越好，而是与少数几个人交游越深越好。简单而诚挚的人际关系使人活得轻松自适，复杂而充满机诈的人际关系使人活得沉重而疲惫。 我从来不作任何拓展人脉的努力，人与人之间的缘分，只在电光一闪之际就已经注定了。两个有缘结交的人，必定有很多地方是相通的，而这种相通之处，是他们相遇之前的全部人生锤炼而成的。所以漂亮的语言，夸张的表情，娴熟的社交技巧，均不足以使两个人真正的互相吸引，成为至交好友，只有内在的灵魂才可以。 一个随遇而安的人内心是丰满的，他（她）不缺乏爱，也不缺乏爱他（她）的人。看起来这类人是孤独的，但是他们从不真正的孤独。他们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和他们调适自己内心的能力，均是很强大的。所以在现实生活中，这类人是温和的、知足的、真诚的和快乐的。

凡喜誉恶毁之心，即鄙夫患得患失之心也。于此关打不破，则一切学问才智，适足以欺世盗名。 志远注：一个人只有不出来做事，不出来发声，习惯和稀泥，才会一辈子只有赞美之声而不受诽谤和谩骂，曾国藩说他自己“几为通国之不容”，世俗的有碍社会进步的力量或曰惰性是非常强大的。任何人要想有所作为，必须得有受到毁谤的精神准备。 《易》曰：“劳谦君子。有终。吉。”“劳谦”二字，受用无穷，劳所以戒惰也，谦所以戒傲也。有此二字，何恶不去，何善不臻？ 志远注：好逸恶劳和傲慢自大，是人性的两大弱点。多数人既懒惰又自大，不肯勤奋学习，努力工作，但是又自以为了不起，这种人是很令人难受的，自己的一生也会虚度。 国藩入世已深，厌阅一种宽厚论说，模棱气象，养成不白不黑，不痛不痒之世界，误人家国已非一日。偶有所触，则轮囷肝胆又与掀振一番。 志远注：中国儒家的中庸之道，佛家的以和为尚的文化，发展到极致的时候，就成了一种和稀泥的流弊和恶俗，这种流弊和恶俗，倡导所谓的宽厚和和气，不分是非黑白，结果就导致中国社会，恶势力猖狂，令真正的有志之士愤慨不已。 二三十年来，士大夫习于忧容苟安，揄修袂而养姁步，倡为一种不白不黑，不痛不痒之风。见有慷慨感激以鸣不平者，则相与议其后，以为是不更事，轻浅而好自见。国藩昔厕六曹，目击此等风味，盖已痛恨次骨。 志远注：只要是在治世，中国社会就容易进入忧容苟安的状态，“揄修袂而养姁步”形容的是所谓的文化人，故作高雅，穿着宽袍大袖的衣服，走路时带着一副大师的庄严威仪的气象，像极了表演和伪装。这种人不但自己对现实世界中的苦难麻木不仁，在其他人为现实世界的苦难打抱不平时，还站在一旁摆出一副智者的模样，嘲笑那打抱不平者幼稚可笑，我见太深。志远在网上写作多年，每多呼吁之时，就会遭遇一批这样的宽袍大袖或者手拿佛珠的手串男手串女，站出来自以为是的说三道四，颇能体会曾国藩的这种心境。 以勤以本，以诚辅之。勤则虽柔必强，虽愚必明；诚则金石可穿，鬼神可格。 志远注：勤劳是治学和做人的根本，中国人勤劳，楚人尤其勤劳。人要做成什么事，最可靠的是自己勤劳的品性，没有这种品性，想实现任何长远的理想，都是很困难的。但是仅仅有勤劳还是不够的，人还得诚实，唯有本性的诚实，而非机诈，才是长久的安身立命之道。…

这是在张廷模教授的《临床中药学》淡豆豉条中记载的一张方子，我本人没有在临床中使用过，无法判断其实际疗效，还望以后有用过的跟笔者交流一下。兹转载一下，供有癌热症状者参考。 淡豆豉15g，地骨皮15g，焦山栀5g，柴胡12g，白薇30g，水煎服，2周为1个疗程，据称有很好的退癌热的疗效。 这张方子组方精巧，虽然笔者未曾临床使用过，但是感觉还是应该有一定的疗效的。淡豆豉、地骨皮、焦山栀、柴胡、白薇分别有清热、发汗、透疹、退蒸和泻火的作用，但是药性都相对温和，组合在一起，是对癌热进行全方位的针对性的治疗。 不过笔者自己的治疗经验是，在患者未出现癌热之时，即开始预防癌热的发生。所以经笔者治疗过的癌症患者，基本未出现过癌热现象。这是笔者师法已故上海名中医姜春华教授的“扭转截断疗法”，而自创的预防癌热疗法。这种疗法也体现了中医“治未病”的思想，治未病，也可以是在患者既病的情况下，提前预测到患者会进一步发生的症状，预防性治疗一下。 此方中的淡豆豉，按照中医的炮制方法制作的淡豆豉才会有效，据一位对药材颇有研究的道士告诉笔者，现在很多药店和医院里出售的淡豆豉，是未按照中医炮制方法粗制滥造的。至于自己买的用来做菜的豆豉，是不能充当中药材中的淡豆豉来用的。 中药中的淡豆豉，炮制方法有两种，一种是用青蒿、桑叶等为辅料加工而成，味苦辛性凉；另一种是用麻黄、苏叶等为辅料加工而成的，味辛苦性偏温。两者在功效上都能疏散表邪，宣发郁热。但是一个性偏凉，一个性偏温，还是略有区别的。不过淡豆豉常常只是作为辅助用药，所以实际临床时这种区别也可被忽略。

癌症到了终末期，任何治疗手段所能起到的作用均是有限，起死回生的希望渺茫，但是很多患者家属仍然不死心，还是希望治愈患者，四处求医问诊。 以前每当碰到这类情况时，我总会劝说患者家属放弃治疗，因为从循证医学的角度来说，继续治疗没有任何意义，不但浪费钱财，而且还会给患者带来痛苦，尤其是一些创伤性的治疗，更是让患者苦不堪言。但是患者和患者家属多抱有一种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依然不放弃各种无望的治疗，这往往给了一些骗子可乘之机，同时也给患者的身体造成了很不人道的伤害。 在我自己的母亲人生的最后时刻，我是冷静的。也许凭借现代科学，凭借我自己的医术，我还能有办法让她再多活几个月，可是这多活下来的几个月，除了忍受最深的苦楚之外，并没有太大的意义，我知道她将受尽各种折磨，最终痛苦的离世。 所以这些年我虽然为自己的母亲没能得救而悲伤过，但是却也为她没有受太多的罪而感到很安慰，她在离世前的两天，还能出去看人打打牌，离开人世就像是突然之间的事情。没有遭遇多数癌症患者人生最后的阶段的种种更为严重的折磨，无论是于她自己，还是于我们家人，这都是一种最大的安慰。 我的岳父离世前，我亲手拔了插在他身上的胃管和氧气罩。我既是他的女婿，也是在他眼前坚守到最后一刻的一个医者，眼见他已无回生之希望，我不愿意再看着他遭受人生这最后的一场罪。我岳父临终前，含笑而逝，他是我见过的对待自己的死亡最洒脱的一个人。 如今我常常要面对一些在绝望中做最后的挣扎的患者和患者家属，他们来咨询我的意见时，有时我会直言不讳的劝说他们放弃任何抢救性治疗，让患者尽早自然的结束生命，因为从我个人的经验来看，这是让患者受罪最少的方案。 但是这种建议不容易被人采纳，所以后来我逐渐只对那些对我本人极为信任的患者家人说这类话，因为那些不信任的人，会觉得一个医者提这样的建议，非常的残忍。 我的堂伯母突发中风，我赶回去看望她时，她已经在我们湖北省人民医院的ICU病房里，没有办法自主呼吸，要靠各种精密的医学仪器支撑她维持基本的生命体征。我极力劝说我的堂哥放弃这昂贵而又残忍的治疗方式，但是他认为这是不孝，一定要坚持。到最后，我的伯母受了不少罪，半个月后终于还是离世了。 我们中国人有种愚孝的精神，这种精神常常会发展到不理性的程度，这样的愚孝并不值得鼓励。敬畏自然规律，尊重生命本身，需要更多的从人道主义的立场上，而非近乎愚昧的孝道上去考虑。

凡事一走极端，便有流弊，一有流弊，便终将发展成恶俗。 如孔夫子讲孝道，有时不免失于刻板，这种流弊发展下去后，就形成了愚孝的恶俗。卧冰求鲤这样的故事，如果认真去想一想的话，实在愚孝到值得批判的程度，但是今天的北京街头，依然在用一些宣传画宣传这样的愚孝，小学里也在教这类愚孝的故事。 王祥的母亲，大冬天的想吃鲤鱼，王祥为了孝道，用自己的身体体温去融化冰块，然后在冰洞里捕鲤鱼给自己的母亲吃。这样的愚孝，真的值得提倡么？除了体温融化冰块之外尚有许多办法可以打开冰面，如用石块砸冰、烤火化冰等，用身体去化冰实在是愚昧之极，对自己身体极为有害。而且我甚是怀疑，这么愚蠢的办法，根本融化不了冰面，这种故事更像是伪造出来的。 佛教的流弊，也是多得数不胜数，千百年发展下来，就成了极度的恶俗了。

放射治疗是妇女的子宫颈癌常见的治疗方案，放疗结合化疗，对部分早中期的宫颈癌患者，可以达到接近根治的疗效。但是放疗引起的后遗症放射性肠炎，也是令患者非常痛苦的。 宫颈癌放疗后出现的放射性肠炎，临床表现出来的症状，主要为肠胃系统经常性的崩溃，部分患者腹泻和便秘交替出现，多数患者以腹泻为主，偶发肠绞痛，经常便血，患者常常要因为慢性失血过多而输血。精神、体力和生存质量均受到严重影响，治疗起来非常困难，以至于很多患者放弃治疗。 放射性肠炎

从古到今，没有知识分子的批判，社会、文化和科技，都难以取得跨越性的进展。当一个批判者需要相当大的勇气，因为批判者常常需要以一己之力，挑战一个庞大的群体的信仰。这种挑战往往意味着，批判者会因为冒天下之大不韪而遭到被批判对象的疯狂围攻。在那种野蛮的宗教独裁时代，一些批判者，甚至要受到宗教裁判所的制裁，被烧死或者杀死。 西哲亚里士多德有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不过在人群中总有一批人，是不喜欢亚里士多德这句话的，对于这类人来说，吾师即真理。如果我们的言辞对其信仰稍有不敬，他们就会受不了。觉得冒犯了他们，而他们自己则喋喋不休的向外界拓展信徒。 这种人身上存在着“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极权因子。他们遭到批判时，要么就恶毒谩骂，要么就哭爹喊娘的，骂人家没素质，不懂得尊重他们的信仰。一个人有信仰，只能你自己去尊重，这世界上没有任何第二个人有义务去尊重和捍卫你的信仰。就如已故的美国前总统杰斐逊所言，每个人的灵魂，都应交由他自己打理。 常常有人说，西方国家是如何如何的尊重个人的信仰。但是据我所知，在西方国家，宗教信仰也一直都饱受争议，批判宗教信仰的思想家前赴后继。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正是以宗教解放和思想解放为主旨的。西方今天的宗教信仰，是在社会的批判下，在古老的宗教信仰的基础上，做了很大的改进的。若非如此，西方人还生活在宗教制裁和十字军东征的阴影之下。 除了宗教信仰之外，人还有其他的各种信仰，比如对传统文化的各种迷信，或者对某种思想的迷信。这种人，我们只要发表了与他们意见不一致的意见，立即围攻过来，要求我们闭嘴。文人是舆论的先锋，文人闭嘴，这个世界就真正沉默到极点了，成为了极权主义者的天下。 面对这类人多了之后，我逐渐明白了，作为一个爱批判各种坏现象的写作者，无论怎么说话，都会捅马蜂窝，会遭来一群的马蜂的追逐和攻击。与其唇焦口燥的去说服，不如拿起棒子当头棒喝。 胡适在中国发动新文化运动时，几乎被全国人骂臭了，各种各样的奇葩的骂法都有。胡适的朋友劝说胡适，你一个秀才，怎好与一群土匪斗？李敖很欣赏胡适，但是对胡适的一味忍让看不顺眼，所以李敖一直像只好斗的公鸡、多情的种马一样，笑傲文坛的同时，收罗女人。我对李敖的风骨颇为佩服，但是没有他老兄那么好的肾，所以做不了种马，但是却很欣赏他斗士的风格。 所以我写文章写着写着，逐渐畅所欲言，再不在乎任何人的谩骂和脸色。这个世界不是我们文人墨客的几篇文章能改变得了的，但是文人墨客的几篇文章也不是毫无用处的。从古到今，作家作为社会的良心，一直是社会良知的中流砥柱。如果所有的作家都爱惜自己的脸皮，不肯发声的话，那么这个世界就毫无改进的希望。 一个作家想没有敌人是不可能的，甚至今日的粉丝和朋友，明日都可能会成为敌人，因为写着写着，说不定哪天就会在某个问题上踩着粉丝和朋友们的尾巴了，他们在嗷嗷叫唤一阵后，会加入攻击我们的阵营。进行社会批评的写作者，要习惯孤独，要泼皮一些，内心强大一些，对一切都不必在乎。 我在网上写作了快二十年，逐渐明白，自己应该跟谁都别走太近，因为一旦走近了自己的读者群体，之后就极容易被他们绑架。总有读者对我提要求，要求我代他们说话，或者看他们的面子不说什么话，而他们所要说的话，有一些是狗屁话，我如何好说出口？他们让我看面子不说的话，正是我不吐不快的话，怎好因为情面而憋在心中？文章，不是用来说狗屁话，而是用来直抒胸臆的。…

宗教总是在发展的过程中，路越走越邪的。 如今中国的各种宗教组织，越来越像传销了。而传销组织，则越来越像宗教了。在一个很多人灵魂空虚的年代，宗教和传销乘虚而入，攫取信众的灵魂，搜刮信众的腰包，宗教讲师和传销组织的讲师，都能头头是道的说服信众投入到他们的组织之中，很多人被洗脑后，抛家弃子，去跟随导师们从事伟大的事业。 很多宗教信徒也和传销分子一样，自己掉进坑里，自己傻掉了，还希望别人和他们一样傻掉。有一些迷信进去后，就拼命的希望说服自己身边的人，也迷信进去。尤其是，几乎一切宗教在中国，都会被吹嘘成能治病，在癌症圈子里，很多人相信念经可以治好他们的癌症。结果一些极度迷信者，排斥上医院，治病仅靠念经。 我是不反对从宗教中学习点智慧的，我自己也一直这样干，批判继承宗教中的精华，是我毕生的爱好之一。但是我真心不觉得宗教教义中的那些精华内容是什么“无上正等正觉”，是什么至高无上的真理，充其量也不过一些哲学常识而已，有一些见地还未必高明到哪里去。 说实话那些傲慢的认为自己信仰的宗教教义至高无上的家伙，只不过是在文史哲方面见识太少了而已，因为浅薄无知，所以狂妄自大。 中国的宗教，就是一巨大的垃圾桶，藏污纳垢，里面装着各种垃圾，所以宗教徒脑子中，装着很多思想垃圾。但是他们还悲天悯人的，不自量力的好为人师，希望用这些思想垃圾来教化别人。并且仗着人多势众，不容任何人批判他们，奴隶的命，极权的心，可笑之极。 中国网络上，各种奇谈怪论的宗教徒多得数不胜数。你要批评他们传播的内容虚假恶心，他们认为你作为世间人，不懂出世间人的出世间法。 你既然是出世间人，跑到世间来这么欢畅干吗？无非不过修庙要钱，吃饭要钱，穿衣要钱，治病要钱，自己又不愿意劳动，所以在世间发展点信众，让人供养你们，解决你们的衣食住行而已，岂有他哉？ 很多被洗脑的宗教徒，和传销分子没什么区别，脑子纯属坏掉了，不再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已经成为虔诚的护法，动辄组团谩骂批评宗教的人。你的确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但是社会大众对你们在社会上传播各种歪理邪说，也有批判的自由，这种言论自由是法律赋予的。不要拿什么地狱啊、报应啊来吓唬人，对非信仰者，你们这一套既可笑又无耻。 至于说要人们尊重你们的信仰，尔等四处扩散我们这些无神论者不认可的神神鬼鬼之类的东西，算不算不尊重我们的信仰？动辄诅咒和看不起异教徒，斥之为外道恶魔算不算冒犯他人的信仰？你们这些有神论者蔑视无神论者的道德素养，自以为自己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是不是傲慢和冒犯无神论者？…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人类天性中本有的良善之心，是这个社会中善的一面赖以存在和弘扬的基础，但是到了佛教那里，一个人行善，成了积累福德收获回报的资粮。而佛教徒向社会众生循循善诱时，也是强调行善有各种福报，布施有各种福报，斋僧有各种福报，供养三宝有各种福报，这种一目了然的功利主义，逊色于不带有功利主义的人文关怀精神和人道主义精神远矣。 因为一个人行善，希图福报，就成了“市恩”，市恩者，以恩为商品，进行交易也，而且多数宗教所宣扬的市恩，还算不上等价交换，简直就是一种一本万利的交易，不无利用人的贪婪福报之心的嫌疑。最后演变成众生信仰宗教，行善施恩之时，就想着收获福报，或者是希望成佛，或者是希望过上富足的生活，或者是希望免灾。 当然，这帐是不好算到各种宗教的教主的头上的，因为正如法国哲学家勒庞所言，一切宗教的教主，都是被后世的宗教家，用来宣扬宗教的工具，各宗教的教义中多数已不是教主本人的真正意思，教主看起来受万众景仰，实际不过成了职业教徒们手中的傀儡而已。 我们不能不承认佛教宣扬的福报论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其流弊也是无穷的，最终导致大家行善积德时，首先想到的是回报。这与投资做一项生意，以小博大，并无二致。更有甚者，一些不良的佛教徒或者骗子，利用这种信仰，诳人钱财，乃至于骗色，害人性命。所以我们古人说，自古地狱门前僧道多，正是因为信仰的大旗，很容易成为招摇撞骗的幌子。 一个人助人为乐，若是出自天性，那该多么美好。对于天性喜欢作恶的人，宗教的教诲，并不容易使他悔悟，只有现实的打击，才能让浪子回头。社会阻止作恶的行为，一要靠法治，二要靠舆论监督。这两者的惩恶的效率，是胜于宗教的。 与福报论相比，我们似乎更应该培养大众的不求回报的社会责任感，人人生在这个社会，对这个社会是负有一定的责任的，不应该逃避自己的责任。行善既是我们的天性，也是我们的义务。佛教这种落后的福报论，这种以交易为目的的种福得福论调，应该逐渐受到淘汰，被更为阳光的人道主义精神取而代之。 我个人行善，若有人来告诉我，你行善有福报，我会觉得这是对我人格的最大侮辱。我行善不是为了福报，是因为确实同情我所帮助的人。驱动我帮助他们的，是我对他们的命运的深深的同情心。若将这种同情心，丑化为一种需要回报的“市恩”行为，实在是对我们本性存在的良善之心的羞辱。 对这个社会来说，行善是一种高尚的行为。人性恶普遍存在，行善得福报，并非必然的规律。今天我们帮助的对象，明天反咬我们一口的事情，多有发生。善人无好报，坏蛋乐翻天也是常有的事。这种事情并非什么福报论可以自圆其说得了的。行善是人自己发自内心的想去做，又何必在乎行善反遭恶报呢？ 善恶有报只是一种或然的规律，而非必然的规律。一个理性的人应该认识到这一点，而不是天真幼稚的认为，人人都会知恩图报。唯有明知如此，仍然坚持正义和良善，才是我们应该做的。至于惩恶，更应该相信法治的力量。地狱是不存在的，靠地狱纯属自我麻痹，靠法律远比靠地狱有意义。作恶者，就该绳之以法。 子思说：“自诚明，仁也；自明诚，智也。”那天生的仁义之人，本性中自有一种真诚，让他明白事理，为善去恶。而那种等而下之的智者，却需要在明白事理之后，才会选择真诚。仁者的真诚是不假思索，天性使然的。智者的真诚是建立在所谓的悟性和智慧之上的。智慧是没有天性憨厚那么可靠的。所以一个憨厚的人，常常不会计较太多，自动自发的助人为乐。而一个所谓的明理悟道之人，去行善之时，内心就有计较，这两者之间，差别很大。…

我个人对佛陀释迦牟尼的大部分哲学观点是认同并且倾佩的，但是对其提出的三世轮回和因果报应思想却非常的不以为然。也许这位古印度丛林中的智者，只是因为自幼便受过这样的宗教信念的熏陶，或者他只是希望通过推崇这样的一套思想，来实现其改善人间的愿望。但从实际结果来看，佛陀自欺欺人的熬制的这碗心灵鸡汤却是相当有毒的。 这种精神鸦片麻痹了很多人，使得他们成了阿Q一样的人，将自己在人生中遭遇的种种不公，期待于冥冥之中的这种三世轮回的因果报应规则，为其声张正义，而放弃了自己捍卫自己权益的努力，自欺欺人的靠着精神上的自我安慰过活。 佛教对我们中华民族的影响是深远的，佛教文化已经成为我们民族文化的一部分，佛教的三世轮回和因果报应思想已经融进了国民的血液，无论是不是佛教徒，都受其影响。很多人恨恨不已时，会用一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或者“恶人自有恶人磨”来排遣自己的怨愤。 我个人并不提倡冤冤相报，但是看到社会上恶势力横行霸道，而受害者却总是靠着这种精神鸦片麻醉自己，而不是奋起自卫时，内心感到无比悲凉。以前我总是喜欢打抱不平，仗义执言，打抱不平多了之后，我发现，我所帮助的对象，只要他们的性格始终是懦弱的，你帮助了他这一次，下一次他们的利益和人格受到侵害之时，他们仍然是这样的态度。 我们常说中国人习惯了“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家屋上霜”，我看多数中国人连门前雪都未必肯自扫，而是习惯了忍气吞声，最后那嚣张的恶势力越发的有恃无恐。所以在历朝历代的中国，极权、贪官、奸商、地痞恶霸或者明火执仗、或者巧言令色的侵犯老百姓的利益，却很少有老百姓敢于站起来维护自己。在中国发财致富很容易，只要突破常人突破不了的道德底线，就可以了。而在中国，突破道德底线的危险，远远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因为我们中国人太懦弱了。 国民性格中的这种懦弱，导致我们中国人对英雄非常崇拜，多数受害者幻想有个英雄能站出来为他们仗义执言。最终一旦有了一个所谓的英雄站出来后，中国人便又极容易陷入盲目的个人崇拜，像文革这种事情的发生，便是一个例证。 我们国民的这种性格，导致我们难以建立起理想的公民社会。在一个理想的公民社会里，公民有维护社会正义的义务，公民的权益也要靠自己维护。 梁漱溟先生说：中国文化中有两个奇怪的现象，一是没有宗教的人生，二是历两千多年而不变的封建制度。我个人认为这种说法是有问题的，中国人的人生是有宗教信仰的，只是他们所信仰的，看起来并不像西方人那么明显。如果我们在公开场所，批判中国人的很多传统的信念，那么我们马上会成为众矢之的，就像捅了马蜂窝一样，受到一群马蜂的围攻，这正是信仰的表现。 比如这篇拙文，实属平和之作，但是一经发布，谩骂之声将不绝于耳，原因无他，踩着了一群盲信的佛粉的尾巴。以至于老夫写作这么多年，若非心理承受能力超强，早已被骂得吐血身亡。被骂多了倒也蛮好，老夫写作，渐渐的就从早年的拘谨，转变成后来的肆意汪洋，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了。 我个人虽然提倡宽容，但是这种宽容是建立在彼此不作恶的基础上的宽容，对于作恶者，那是一定要打击的。全社会容忍作恶者，最后作恶者就一步步坐大，其势力终于难以撼动。就像莆田人开的黑医疗机构，居然几十年打不掉。这其中的原因，既有政府失职，也有普通老百姓不作为。一个人自己受害了，自己的权益都不去维护，等谁来当救世主救你呢？凡是不作为者，受害多少有点活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