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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疫情肆虐了四个多月后，医学界对新冠肺炎的认识越来越清晰了，而新冠病毒这种新型的病原微生物也算是妥妥的在人类中站稳了脚跟。部分无症状感染者呈现了“伤寒玛丽”的特点——长期携带病毒且一直不发病，我国媒体对这类患者进行报道时用了个“常阳患者”的称谓，武汉已知的“常阳患者”有几十例。 二十世纪初，美国出现了一些感染源不明的伤寒患者，流行病学家对这些患者的追踪调查发现，一个为人做女佣和厨师的爱尔兰裔女子玛丽（1869年9月23日-1938年11月11日）携带了伤寒杆菌却始终不发病，她先后服务过的雇主的家人们陆陆续续都感染了伤寒杆菌，有一些死亡了。 后来卫生防疫部门发现了玛丽才是传染源，把她隔离了很多年，直到医生们认为玛丽应该没有传染性后才解除了对她的隔离。解除隔离后的玛丽在一家妇产医院工作，不久这家妇产医院开始出现大量的伤寒患者，最后追踪到的传染源仍然是玛丽，大家这才意识到玛丽仍然有传染性。玛丽被再次隔离，直至去世。 在玛丽生前，医生们给玛丽用尽了各种治疗伤寒的药物，但是玛丽身上携带的伤寒杆菌仍然顽固的存活着。刚开始被隔离在一座小岛上时玛丽很愤怒，但是当她被解除隔离并重新工作后又一次感染了很多人时，玛丽理解并接受了现实。 世界卫生组织首席科学家Soumya Swaminathan前天在英国《金融时报》全球董事网络研讨会上表示，他认为在未来四到五年内，人类可能都会要考虑控制新冠肺炎流行这一局面。这几天世卫组织也对外称，新冠肺炎将长期存在。 在人类历史上，流行到新冠肺炎这种程度的传染病没有一种会自动消亡。疫苗所能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以结核病为例，人类已经有了对付结核病的疫苗——卡介苗，但是全球每年还是有大约300万人死于结核病。只是普罗大众是不会关心这些数据的，只有流行病学家才会关注。 用不了太长时间，一般百姓也不会再关心新冠肺炎，毕竟大家都要生活。人们善于遗忘，结核病和艾滋病等现在有大量患者的传染病也曾一度让人类很紧张，不过现在的人们早已经对它们熟视无睹了。 新冠病毒终将像艾滋病毒和结核杆菌一样，只会被一些特殊群体关注。我不确定我们这个世界还需要多长时间遗忘新冠肺炎，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多数人会遗忘它。 昨天晚上我走在北京街头，看到七八个年轻人在打群架，有几个不戴口罩，一个警察正在讯问他们。路上不戴口罩的人也越来越多了，路边的烧烤店里也已经人满为患，北京的菜市场里的卖菜小哥已经有些不再戴口罩了。我自己的家人在取快件时和快递小哥彼此都不戴口罩近距离交谈——这让我非常恐惧，并且立即在家里采取了隔离措施。 我如此小心翼翼是因为我儿子今年要中考，容不得半点疏忽，再加上我自己是一个学过医掌握了医学常识的慢阻肺患者，属于易被新冠肺炎致死的高危人群，所以我会比一般人警惕一些。…

今天是我儿子15周岁生日，孩子妈妈上午结束完网课后就在家张罗着给孩子做蛋糕。受疫情的影响，没有发小来为他庆祝生日。我们一家三口吃着自己DIY的生日蛋糕，虽然没有往年热闹，但感觉也很好。孩子上初三了，正在准备中考。呆在家里上了三四个月网课，喜欢把房门锁上不让我们去打扰他，自己在进行自我管理。考试成绩再次往前进了一大步，现在进到了前三名，各门功课都考出了或满分或接近满分的成绩。散养长大的孩子的后发优势体现出来了，我儿子的自制力确实不错，当日事当日毕，没有拖延的纪录。记得前两年孩子学习成绩平平，孩妈很担心，要我向他传授我自己的学习经验。我觉得我唯一的经验就是一切都是自己摸索着来，不受人管束，也不受人影响，所以我劝孩妈耐心的静待花开，不必对他指手画脚。最近这一年多点的时间，我儿子确实重新进入到一种良好的学习状态了。我是个省心的甩手掌柜式的老爸，从他上幼儿园到现在，没有关心过孩子的学习成绩。只在他考砸了回家时告诉他内心要强大，别被失败打倒，要相信自己，其余的一切都交给他自己。不给他报辅导班，也不辅导他写作业。有的人觉得这样教育孩子是一种赌博，但是我大着胆子赌了下去。我常常对孩子说，孔子说他自己“十五而有志于学”，十五岁前贪玩点没关系，但是我希望他十五岁后能够“有志于学”，到了十五岁还不有志于学的话，这辈子就容易蹉跎岁月。值得庆幸的是孩子做到了这一点，十五岁前后，孩子经历了两三个月的叛逆期后，自己对学习产生了兴趣，能够自主学习并进行有效的自我管理——我再没管过他，甚至也不控制他玩网络游戏，但他也向我们证明了他能管住自己。因为在成长的过程中所受束缚较少，所以他还能保持自己天真的性情，我对他的未来是不担忧的。我希望我们这个世界越来越好，我们人类的文明能够不断的进步，等我儿子步入社会的时候，我们现在正在遭遇的一切，他们不必再遭遇。希望他们这一代人能够看到“大同世界”的曙光，摆脱狭隘和愚昧，不必活在恐惧之中。等疫情过后我最想做的事情有两件：一是继续研究医学并尽可能的进行科普写作，二是支持落后地区发展教育。没有知识为基础，社会不可能有真正的理性。社会没有足够多的有理性之人，亦难以发生根本变化。我十五岁时写的日记留到了现在，偶尔翻阅，看到少年时代的自己踌躇满志，很希望能够做一番利国利民的大事业，如今来读那时候写在日记里的大话，脸还会发烫。转眼之间我儿子也到了这个年龄，他也踌躇满志，很希望为改变这个世界做些什么，可见这个世界上多数年轻人都有一腔热血。只是社会的进步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需要千千万万个踌躇满志的少年们一起来奋斗。所以到了我这个年龄，我最希望的是在自己努力的同时，也尽可能的去为更多踌躇满志的少年们创造成才的条件，一代人接着一代人共同去推动社会的进步。不能在现在完成的事业，就期之于未来吧！越是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越是要有足够的耐心。

上午我送孩子去上学，送完孩子后就想出去走走，于是骑着电动车往西山方向去了，乱转了一大圈后到了西山森林公园。由于防疫的需要，进公园要出示健康码和测体温，手续太繁琐，我就没有进去。我顺着公园外的一条无人的山道往上走，走着走着，无意间走进了西山骨灰林。 四野茫茫，风声猎猎，蓝天白云下，极目所望，皆无人烟。我站在西山骨灰林门口，心中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异样感。 人活着时有千万种想法，死去只有一把骨灰，埋在土里，做了山中植物的营养，成为草木的一部分，日夜与这蓝天白云和繁星明月为伴。是生而为人，尽享七情六欲好呢？还是化为泥土，守着这片山林好？还真不好说。 世人多贪恋生畏惧死，又太执着于“众生相”，总觉得“人”才是最好的存在方式，不能接受自己转换为另一种形式存在。所以一般人到骨灰林这种地方，心中多少有些发毛。但生亦何欢？死亦何苦？一具臭皮囊，终究要回归太虚。若能参透生死，无物我之区别，视生死为如一，顺其自然而生，顺其自然而死，又何足忧喜？ 记得我母亲将要离世时，我小姨哭着问我：“外甥呀，这要怎么办才好啊？”那时我竟能平静的安慰她：“人死之前不知自己什么时候死，人死之后已经没有知觉，不知道自己死了，难过的只有一瞬间，不要太看重那一瞬间。活着的时候好好活，死了也就一了百了。” 虽然母亲去世后我也悲痛欲绝了一段时间，但是在她即将离开人世而我又知道医学对她无能为力时，我和母亲的心态都坦然了。 我是个无神论者，但是我的母亲是有神论者。我对生死的分野看得不是很重，能平静的接受死亡。而我母亲则因为宗教信仰的缘故，确信自己死后还可投胎，可以和她深爱的家人们再相逢，也没有恐惧和悲伤。所以站在人道主义立场上，不管信仰的是什么，只要对人的身心有益，都是好事。 我父亲与我和我母亲都不同，他是一个夹杂在无神论和有神论之间的疑神论者。有时他相信有鬼神，有时又不相信。他既不像我完全的不相信，也不像我母亲完全的相信。但他对传统的丧葬仪式有他的执念，如果死后没有一具棺材，他会觉得少了点什么。所以他这几年心心念念的就是想为自己备下一具棺材。 最近父亲回老家，回家之前总是念叨着他自己的棺材还没准备好。等他回家隔离了十四天后我们通电话时，我对父亲说，有空时去镇上的店里看看棺材，选一具符合自己心意的，让人送上门来，把这个心愿实现了，免得下次再出门时老惦记着这件事。然后父子俩讨论了棺材的价格，父亲和我的意思都是生前厚养，死后薄葬，棺材不必买太好的，够用就行。如果不是老家有需要棺材的传统，我大概是连棺材都不会给父亲买的。 并非我不爱我父母，他们在世时我都尽心尽力的去让他们活得开心一些，生活质量好一些。但是大限到了时，人力是挡不住的。再说人去世只不过是换了一种形式存在于天地间而已，人死后家人所做的一切都微不足道。顺其自然，适度的悲伤是不可避免的，我只做这不可避免之事，其余皆属不必要之累赘，省之可也。…

中国有句古话叫“上医治国，中医治人，下医治病”，这话的意思是说一流的医者能治国安民，二流的医者“治人”，三流的医者才是治疗各种疾病的医生。当然，我们还有句话说“不为良相，即为良医”，这话就把医者的价值提高到与良相差不多的高度了。 我是个三流的医者，学的是治疗疾病的医术，从来都无缘治国安民之业，连一次社会选举都没有参加过，但是却总是莫名其妙的被素未谋面的代表们代表着做了不知道多少次决定。这么稀里糊涂的活了四十一年，一场瘟疫让我意识到我不能再无动于衷。 今天是北京市初三学生复课的第一天，早上我骑着电动车送儿子去学校上学。在路上的时候，我和儿子聊天，说这会是他人生中最难忘的一次开学，我又说很多八九十岁的老人一辈子也只见过这么一次大阵仗。儿子问我难道非典时期不是这样吗？我告诉他非典和这次的疫情相比太小儿科了。 我对儿子说，希望等到他这一代人走进社会后，中国能够变得比现在更好一点。人民生活得安定幸福，社会也更开放和理性，不要动不动就来一波瘟疫或社会运动，国家治理能力能够大幅度的提升。 和青少年没有负担的状况不一样，我这个年龄的人更多的是为下一代考虑。如果说社会需要有人牺牲和奉献，我希望是我们自己这一代人去牺牲和奉献，不希望是我们的孩子们去牺牲和奉献。我想这也是所有的为人父母的人的心愿吧！谁都心疼自己的孩子，劳累和危险我们愿意自己去承受，我们想给孩子们创造更好的未来。 我有这个期望，我就想靠自己的努力去推动这个社会的发展，而不是坐享其成。实际上假如我们人人都不去努力而是坐享其成的话，社会的发展就会成为奢谈。无论有缘无缘治国安民之业，我都可以用自己的个人努力去为社会的进步做点贡献。 我不再期待有个英明神武的“上医”来为我们大家治国之疾，我希望的是自己作为公民，理性平和的去为国家的进步做点事情。 最近闲时我又看了一下季羡林老先生写的《牛棚杂忆》，也看了一下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二手时间》以及另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被誉为“俄罗斯的良心”的索尔仁尼琴的部分文字。 季老先生的《牛棚杂忆》真实的记录了中国人在文革时期的狂热，有些人担心中国会再来一次文革，我觉得这些人不妨去看看《牛棚杂忆》，看了之后可能就不这么想了。中国人还在文革免疫期内，虽然社会上有很多争议，但是要想倒退回文革那是难如上青天。没有任何一个人有能力把中国倒退回文革时代，因为文革幸存者不同意，广大中国人民也不同意。 有极少部分人可能表现出了文革时的革命小将的一面，但是这些人只要真的敢走向打砸抢，相信马上就会被法律惩处，也会被民意炮轰。但是诚如季羡林先生所言的那样，“人性恶”是一直存在的，社会矛盾尖锐时，激烈的冲突在所难免，浑水摸鱼者也在所难免。…

俞平伯先生在《重过西园码头》一文中说：“从现在开始我们要仔仔细细的过日子了。”我们的一生中总会有一个点让我们突然发出同样的感慨。 无意间我发现自己的白发明显的多了，这才意识到自己真的人到中年了。再怎么装嫩，也挡不住头上的白发在增多。 人过中年，就能感到时光如白驹过隙，快得很。既往的岁月就像是一瞬间就过完了，未来的日子也不多了。 生命是宝贵的，要珍惜。 俞平伯先生在他的《人生不过如此》的序言中说人活着要做到四端：“一是自爱，我们站在爱人的立场上，有爱自己的理由。二是平和，至少要在我们（俞平伯的几个朋友）之间，这不是一个梦。三是前进，唯前进才有生命，要扩展生命，唯有更前进。四是闲适，‘勤靡余暇心有常闲’之谓。” 一个人到了中年，如果愿意静下来反省一下的话，是能体会到俞平伯先生所说的这一切的。一过中年，余生便很有限，怎么样在有限的余生中仔仔细细的过日子，俞平伯给出了他的答案：自爱，平和，前进和闲适。 我们在年轻时并不知道要爱自己，年轻人要奋斗，会为了奋斗而讨好别人，常常委屈了自己。到了中年后固然仍然需要奋斗，但是却已经没有必要再为了奋斗而不自爱了。我们不爱自己，就没人替我们来爱我们自己了。 中年人的心态是渐趋平淡的，人不轻狂枉少年，但是到了中年后，就不容易再轻狂了，“老夫聊发少年狂”只会是极偶尔的事。中年人的心态是以平和为主的，得不喜，失不悲。不卑不亢的活着，吃着不咸不淡的菜，遇事不慌不忙，无论遭遇了什么都波澜不惊。 中年人的智力和体力都处于较好的状态，我们还有二十年左右的旺盛期，所以中年人是可以沉下心来做点事情的，我们完全可以在平和的心态中做我们自己的事情。 “勤靡余暇心有常闲”则是对我们自己的犒劳，到山林里安享“半日闲”，或者于睡前读一篇“于我心有戚戚焉”的散文，都属于“勤靡余暇心有常闲”。生活不必安排得太匆忙，安排得太匆忙是对自己的一种苛刻。目标不必定得太高，定太高的目标是折磨自我。…

四川老中医李昌达生于1926年，毕业于四川大学法律系，曾任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第七和第八届委员，也是九三学社四川省委员会第一和第二届常委兼秘书长。 李昌达先生大学虽然学的是法律，但是却是家传中医。他12岁即开始跟随长辈学习中医，文革时被打为右派，1979年落实政策调回成都之前曾经在名山县中医院从事中医临床工作，1978年在当地被评为名老中医。调回成都之后，他曾经与李克光等老中医创办成都市老中医经验讲习班，为学员授课。1987年到1993年被四川省中医药研究院名老中医门诊部和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老年门诊部等部门聘为特约医生。 李医生擅长治疗各种良恶性肿瘤，他2006年曾经出版了《肿瘤治验录》一书，共收录了李老治疗的良性肿瘤30例，恶性肿瘤24例医案。出版这本书时，李老大夫已经80岁，正如他自己在序言中写的“余年八旬，老矣！夫复何求？一得之愚供参考而已”那样，李老在这本《肿瘤治验录》中毫无保留的把自己一生治疗良恶性肿瘤的经验向读者分享，这种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李老的著述不多，除这本医案之外，尚有一本《杏林闲话》，不过现在都已绝版。这本医案中提及中医理论的文字非常少，仅在前言中有两千字左右，其余皆为针对患者的具体用药方案。所以阅读他的这本医案需要一定的中医功底，唯有具备中医基础知识者，方可以从他的著作中看出端倪来。 在前言中，李老大夫认为癌瘤的病因主要是外感六淫之邪留恋不去，七情内伤和饮食劳倦，其中饮食劳倦尤为李老大夫所强调。百病从口入，李老认为现代人大量的食用不洁和霉变的食物是导致癌症的重要诱因。 在李老大夫的时代，可能确实存在这样的现象，但是在当下社会中，这种现象似乎较少。李老大夫行医之时，中国人大多数生活条件还不够好，所以饮食上确实存在他所说的问题，不过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多数中国家庭的饮食条件较好，食用不洁和霉变的食物的现象较少，食用的更多的是古人所说的“膏粱厚味”。而且可悲的是，即便因为吃多了营养丰富的食物而患癌，很多患者病后还是不思悔改，仍然大吃大喝以求进补。 虽然饮食结构有所调整，但是“饮食劳倦”作为癌症患者的一项重要的诱因并没有随时代的变迁而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当代人摄入的热量大多超过了机体所需，又不喜欢运动，所以多数人过度肥胖。肥胖是癌症、糖尿病和心脏病等常见慢性病的重要诱因。 随着卫生条件的改善，过去致命的感染性疾病大幅减少，现代社会人均寿命明显提升，人类疾病谱系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与肥胖相关的各种慢性病已经成为当代人最主要的死亡原因。 良恶性肿瘤虽然在西医中存在区别，不过中医的治疗方法基本是相同的。所以李昌达大夫治疗良性肿瘤和恶性肿瘤的方法是相似的，组方的原则也是扶正祛邪、活血化淤、软坚散结、清热解毒等思路并用。 李老大夫有个用药特点是他偏好用丸药，他也用汤方治疗肿瘤患者，但是多不过用一两周，然后就调整为丸药。这种治疗方法对患者的身体损伤很小，中医讲“丸者缓也”，慢性病的治疗所需的非一日之功。久用汤药多会导致患者胃口下降，饮食不香，克伐正气。改用丸药则可以减轻药物对患者身体的副作用，缓缓而治，徐徐建功。…

前段时间人心惶惶时，我收到了一份礼物——我的一个相交多年的患者给我送了一个“空灵鼓”，鼓上还刻了我的名字。 这是一种新乐器，声音空灵悦耳，很好听。疫情汹涌，她希望这个空灵鼓能给我带来一些欢乐。我很喜欢这个乐器，虽然没有耐心去认真学习，但是空灵鼓有个好处，闲下来时随便敲敲也能清心除烦。 几年前这个患者是个对西医很恐惧的中医粉，患了乳腺癌后，听信刮痧可以治疗乳腺癌，坚持了很久，但是肿瘤越刮越大。 我们相识后，我跟她做了很长时间的思想工作，让她放下对西医的偏见，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来治疗她的乳腺癌，不要排斥手术和化疗，因为她的肿瘤在我看来还是有手术机会的。 我的思想工作做得还不错，她改变了自己的想法，接受了我提出的方案，治疗效果令人鼓舞。之后即便是在西医治疗期间，她也会经常征求我的意见。这份信赖令我很感动，加上彼此年龄相差不大，有很多共同语言，我们日常交谈很轻松也很投缘，我有时有些图片需要处理作也会找她帮帮忙。相处几年，我们的关系就像老朋友一样。 所以这次疫情期间，她送给我这么一个消愁解闷的乐器，之前她也曾送给我一些别的礼物，我都用等值的药品回赠她。在与朋友相处时，我更喜欢给予，不喜欢受惠。当然这也是一个毛病，彼此相处得来的朋友赠送礼物，如果老是不乐意接受，也会让人不愉快。因为很多人都以给予为乐。 患难见真情，在这样困难的时期，彼此之间的关心爱护很能温暖人心。这段时间不止她一个人给予我这样的关心，总有患者担心我在疫情的冲击下撑不下去，在给我付费时主动多给一点。而我想得更多的是少收他们一点或不收费，因为和他们相比，我的压力小多了。 前两天我老家的一个长辈联系我，主动问我生活上有没有困难，如果需要他帮助就告诉他，他可以给我帮助。我忙不迭的说不存在任何困难，我生活上确实也不存在困难，即便是存在，我也从未想过去啃老。论辈分他是我师叔，我也一直把他当叔父，应该是我孝敬他而不是他帮助我。 上次我写了篇文章说今年我可能也会做些调整后，文章刚发便被我的一个多年老友看到，他马上就给我打电话，他同样担心这疫情会影响到我。 我其实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我更希望的是自己能在这种时候帮助别人，但令我想不到的是很多人向我伸出了援助之手。…

我是中国最早的一批网民，1998年我就开始上网，我曾经有三个五位数的QQ号码，至今我在用的QQ号码仍然是五位数的，这些都足以证明我属于“骨灰级”的网友。 我对中国网络民意的发展有深刻认识。 有些人可能觉得我现在有点知名度，其实早在二十多年前，我就是多个BBS上小有名气的作者之一。随着年龄的增大，我越来越不喜欢热闹，躲到一边去了，反而是我现在的知名度跟过去没法比。 我在学生时代就一直是校园里叱咤风云的人物，这种经历让我过早的对名利产生了厌倦情绪——我在年轻时就知道出名并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名气太大，上初一的时候我就被很多人陷害过。 所以我习惯了在一个网名（以前我们叫ID）小有名气后就悄然隐退，再换一个网名写作。结果我的很多个网名都成名了，但是人们不知道那些网名的背后是同一个我。 我以每个网名写作的时候，都曾经遭遇过各种各样的非议和围攻。无论写作什么主题，一定会有人争议，这就是网络时代最大的特点。互联网的约束力有限，网上恶意的谩骂多得数不胜数。我记得二十年前我们管网上互相抨击对方叫“拍砖”，这个词一度在天涯社区很流行。 除了“拍砖”还有人肉搜索，过去二十多年，中国网络出了很多人肉搜索的热点事件，有一些甚至造成了受迫害的网民死亡，这就是网络暴力。网络暴力或曰网络欺凌是互联网时代的一个环球同此凉热的社会问题，这种现象不仅仅存在于中国，我记得美国的莱温斯基也曾因为饱受网络暴力的伤害而站出来呼吁大家对网络暴力说不。 有一些人可能不太适应现在的网络环境，觉得网上戾气深重，情绪化的文字特别多。我想说的是，自中国有互联网的二十多年来一直都如此，不是今天才这样的。我已经对此现象产生了强大的免疫力，挨的砖多了，也就不怕被人拍砖了。 我们中国人应该感谢网络给了大家一个表达的机会，长久以来，我们的社会太过单元化了，现在是在从一个单元化社会向一个多元化社会过渡的历史时期。多元化社会最大的特点就是各种声音都有，我们不能因为网上有反对我们的声音就觉得这个世界暗无天日。 如果按照大家的划分派别的方法，我可能属于“右派”——但是我自己是不承认我有任何派别倾向的。我写的很多文章遭到了被人扣上“小粉红”帽子的网友的谩骂，前不久我写的文章中有几篇阅读量“10万+”了，骂我的人就更多，起码有几万人在骂我。…

纪伯伦说，他是不会和那种总认为自己是对的人交朋友的，因为那样的人很无赖。是人都会犯错，把自我标榜为圣人的人，不能接纳其他人半句批评的人，无论他的社会地位多么崇高，其行为都不值得称赞。 相反，承认过错则是一种体面的绅士行为，毕竟人不能活得太无赖。一个人耍无赖，有错而不愿意承认，甚至找各种借口委过于人，最终就会失去朋友并且树敌如林。 ​一个团体若集体性的不承认过错，编造各种借口，歪曲事实，把自己的过错硬是掰扯成别人的过错，那不是成功，而是一种巨大的失败。因为这样的歪曲事实只会让其他人认为这个团体内所有的人都不体面，是个无赖团体，从此再不愿意与这个团体内的人打交道。 人不必在乎虚荣和面子，但是需要体面。体面与虚荣和面子不是一回事，虚荣和面子是假的，体面却是根植于诚实的文明素养。一个人若没有这份素养就是一个坏人，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不值得他人尊敬和信任。 这样的人无论是当农民还是当医生，抑或是经商或从政，都奸滑得很。一个社会里这样的人多了，这个社会就乌烟瘴气，世风很差。商人奸诈，医生贪婪，农民唯利是图，最后整个社会都缺乏安全感。我们买的商品和食物都可能会含毒，我们接受的服务也会变质，人们会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惜采取一切手段的去隐瞒事实，夸大自己。 很多过错无法避免，也无法被追究责任，但是却需要人们能够坦诚的去直面它。直面它不但会赢得其他人的尊敬，而且还能避免自己再犯同样的错误。当我们与人坦诚相待时，人家还蛮不讲理的不饶人，那是别人的问题，不是我们自己的问题。但是若我们因为担心自己被人责怪而不承认自己的过错，甚至为了隐瞒自己的过错去威胁和恐吓别人，那就是我们自己的问题而不是别人的问题。最后不但被责怪了，还要被质疑和谩骂。 一个谎言要用无数个谎言去圆，人一旦为了逃避现实而选择了隐瞒自己的过错，就要制造无数个谎言去圆谎。还不如干脆利落的承认自己的过错，请求别人的原谅，以后好好的改正自己的过错。知过能改，善莫大焉，在现代文明社会里，有这种坦诚的态度会赢得绝大多数人的尊敬和体谅，而不是到处树敌。到处秀肌肉的人是很愚蠢的，因为再强大的人，如果敌人太多，也是会死得惨不忍睹的。 我们作为家长，在教育孩子时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要求孩子诚实，但是若我们自己就不诚实，那么我们就是口是心非。虽然绝对的诚实很难做到，但是人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还是要诚实的。诚实是信用的保证，人一旦不诚实，就会失去信用。而信用是一切人际关系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所有的人际关系都不牢固。 做一个体面人，不耍流氓和无赖，无论是对个人来说，还是对集体来说，都是性命攸关之事。短暂的打击并不是什么大事，但是暴露出不体面的本质，那就会长远的影响到我们自己了。

无论个人还是社会，常态下都是有病的状态，无病只是一种奇迹。我们人类一直与病原体处于共生的状态，每个人生来就携带着很多种病毒和细菌，随时可能会处于生病的状态之中。 社会也是这样，作为人类社会基本细胞的个人，天性中就有各种各样的缺陷——我们或无知或自私或贪婪，这些缺陷导致人类社会永远都无法达到十全十美的状态。套用一句医学术语，人类社会也不过是在带病生存而已。 中医强调“勿劳尔形，勿摇尔精，乃可以长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人的身体不过度疲劳，精神也不过度疲劳，才可以长寿。这是自古至今最好的养生之道，不但在现在不过时，即便在科学更发达的未来也不过时。 将来人类科学可能会比现在发达多了，但是人类的寿命的极限还是会与古人相差无几。我们人类寿命的极限也许就在120岁左右，古代的一些长寿老人也可以活到这个岁数。 这些人之所以能活满天年，一来是基因好，二来是不折腾自己。如果他们过分的折腾自己的身体和精神，有再好的基因也是长寿不了的。 社会要想长治久安，也需要各方不互相伤害太深。有些人太贪婪，占有社会太多的财富，贫民的生存空间就很狭窄。有些人太无知，头脑发热只知道暴力不尊重常识，也不讲道理，同样会导致自己和其他人死于非命。 如果我们对这一现实有深刻的认识，或许就不至于有那么多的牢骚和愤懑。当前社会上出现了很多极端的声音，我的家人也问我社会矛盾为什么一下子这么尖锐。我的回答是社会矛盾一直都很尖锐，只是眼下的状态是一种非正常状态，所以很多人能够感受到这种尖锐的矛盾而已。 对于一些敏锐的观察人士来说，早在发生瘟疫之前就已经察觉到我们的社会正处在一种矛盾很尖锐的状态之中。眼下我们医护人员很受称赞，但是我还记得去年屡次发生杀医案，每次都会有一大堆的人高声叫好。 这种令人痛心的状况的背后是社会贫富悬殊太大，财富积聚在少数精英手中，普罗大众对掌握着全社会大多数财富的精英阶层很不满。所以我们今天能看到很多令人意想不到的社会现象。 有些人说这些现象像极了文革，也有些人说很多人的表现像义和团，而另一些人则把公共知识分子视为叛国者。对垒的双方都希望对方倒霉，甚至恨不得从肉体上消灭了对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