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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花曾经是席卷全球各国的一种流行病，一波又一波的天花大流行，造成了大量的人口死亡。 ​天花是由天花病毒引起的。天花在人类历史上存在了很久，从死于公元前1156年的法老拉美西斯五世的木乃伊上观察到，拉美西斯五世生前可能曾经感染过天花。 天花是一种烈性传染病，死亡率最高可达80-90%，在多次爆发天花疫情的地区，死亡率也可以高达15%-30%。公元2-3世纪，天花大流行导致罗马帝国衰亡。当欧洲人发现新大陆时，他们把天花病毒带到了美洲，美洲的原始部落因为对天花病毒毫无免疫力，在出现天花疫情后几乎引起了“灭族”之灾，这也是美洲原住民败给人数远少于他们的侵略者的重要原因。 天花大约是在公元1世纪左右传入中国的，当时中国与西域国家发生战争，来自西域的战俘把天花传染到中国，所以最初天花在中国又被称为“虏疮”。也有说天花是马援南征交趾时带入中国的。 在中国古代，天花又被称为“痘疹”或“痘疮”，中国宗教中甚至有“痘疹娘娘”和“痘神”，人们通过向神灵祈求来躲避天花。天花不但造成大量平民百姓死亡，同样也造成皇室贵族死亡，欧洲的一些君王死于天花，中国的康熙皇帝也曾患过天花。 中医有大量的治疗痘疹的专著，不过这些现在都派不上用场了，因为天花据信已经被彻底消灭。1980年5月，世卫组织宣布人类彻底战胜了天花。目前全球仅在美国和俄罗斯的两家实验室里还存有供研究的天花病毒。 人类用来战胜天花病毒的武器是疫苗，也正是因为有天花疫苗，才出现了现代医学中的免疫学。 天花最早的疫苗出现在中国，那时候给普通人接种天花疫苗叫“种痘”，有专门的“种痘师”给人种痘。 有些学者认为早在唐代开元年间江南赵氏族就有种痘之法（董玉山《牛痘新书》，1884年刊）。还有学者记载了宋真宗时期宰相王旦的儿子王素小时候找过峨眉山的某个“神医”种过痘，后来终生没有患过天花（朱纯嘏《痘疹定论》1713年刊）。 但是以上的记载都属孤证，比较可靠的说法是在明代隆庆年间，宁国府太平县天花流行时，当地人采用种痘法来免疫。后来种痘师成为一种专门的职业，从事这种职业的以宁国人居多，晚清时期甚至有专门的痘师局。…

自古至今，瘟疫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危机都是极端思想的催化剂。医学史告诉我们，每当瘟疫流行，人们面临死亡的威胁时，沮丧、悲观乃至绝望的情绪都会出现且难以克服，此时人们不再那么相信自己的能力和理性。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今天我们社会上出现的一切鼓噪和所有的极端思想都不是孤立存在的现象，这些在历史上瘟疫流行期都曾反复发生。正如我们把一块大石头扔进一口里面全是鸭子的池塘，也会惊得满池塘的鸭子鼓噪不安一样。 瘟疫什么时候结束？这波瘟疫结束后会不会有新的瘟疫来袭？这些都是未知数。 但是有件事情可以肯定，新冠病毒以后会成为人类病原体之一长期存在。也许若干年后它不会再引爆一波又一波的疫情，但是这种病毒会成为我们人类病原体库中的长期成员却会是大概率事件。 自然界中的鼠疫在近几年也很活跃，一些地方的啮齿动物群中开始出现活跃的鼠疫杆菌甚至感染了少数人。流行病学家曾经预估上世纪末鼠疫会再次爆发，不过因为公共卫生事业的进步，我们控制住了鼠疫在上世纪末的大爆发。但鼠疫的爆发会不会延缓到本世纪？也是不得而知的。 欧洲最近又出现了不明原因的儿童全身性炎症，这种炎症是否与新冠肺炎存在关联还没有弄清楚，因为只有部分患儿新冠病毒阳性。所以欧洲的医生们也在猜测诱发这些患儿爆发炎症的或许是一种新的病原体。 目前因为人口密度太高，人类对大自然的侵犯太深入，很多病原体正在实现跨物种跳跃，所以新的流行病越来越多了。我们会迎来一个特殊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随着瘟疫的大流行，极端主义者会越来越多。 越是在这样的时代，越是需要冷静。我们要认识到社会上出现的所有的极端反应都属于非常时期的正常反应，没有必要浪费时间卷入这样的极端情绪之中去与人争辩，因为这样的争辩意义不大。 更有意义的做法是在这种特殊时期埋头学习以提高自己的能力，等到社会恢复正常时，我们学到的知识会大有用处，而那些把生命浪费在争辩之中的人，只不过是在虚度光阴。 眼下很多人被偏见和冲动束缚，没法心平气和的讲道理。社交媒体上每天都会因为新的主题吵成一锅粥，亲朋好友之间也出现了很大的意见分歧。…

对药物产生耐药性是癌症治疗过程中的一种常见的现象。由于癌细胞是一种不断增殖和进化的细胞，癌细胞在增殖的过程中会发生变异，子代癌细胞与亲代癌细胞的基因并不完全一致。所以，对亲代有效的药物并不一定对子代中的某些癌细胞仍然有效。那些能够从抗癌药的打击中逃脱出来的子代癌细胞会迅速发展，这会导致曾经有效的治疗方案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失效。不但常用的抗癌西药有耐药性，中药也有耐药性。很多患者告诉我，他们曾经服用某某中医开的药物有效，过了段时间后又无效了。有些患者遂产生犹疑心理，怀疑之前表明有效的检查结果是不是出错了。其实不是检查结果出错了，而是癌细胞对服用的中药产生了耐药性。艾滋病的治疗也有同样的问题，艾滋病毒变异速度很快，变异后的子代病毒对之前有效的药物产生了耐药性，也会导致患者的治疗失败。华裔科学家何大一博士于是发明了艾滋病的鸡尾酒疗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大大的提高了艾滋病的临床疗效，显著的延长了艾滋病患者的寿命。那么何大一博士的鸡尾酒疗法有什么特点呢？何博士在临床实践中发现使用单一的抗病毒药物的治疗效果有限，但是如果把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抗病毒药物和逆转录药物组合在一起使用，将会有效的遏制住艾滋病毒繁殖的速度。何大一博士发明的这种疗法就被称为鸡尾酒疗法。鸡尾酒疗法在现代医学中随处可见，比如常见的治疗幽门螺杆菌的“三联疗法”或“四联疗法”也是本着同样的思路来治病。艾滋病毒在人体内每天能够繁殖出上亿的新病毒，在这个过程中有大量的病毒发生了变异，如果只用一种药物来治疗，就会迅速产生耐药性。何大一博士发明的这种鸡尾酒疗法能大大的延迟耐药现象出现的时间。在我多年来对癌症的研究中，我也发现了癌细胞和艾滋病毒一样容易变异，只要发生了基因突变，就很容易对既往的治疗方案产生耐药性。而对癌症患者采用多种治疗方案并用的鸡尾酒疗法，能有效的延长患者的生存时间，延缓患者的复发速度。所以应该鼓励有条件的癌症患者接受这种组合疗法，放弃对单一疗法的依赖。癌细胞的基因突变是完全无法避免的自然现象，但是鸡尾酒疗法这种组合用药的思路，可以对体内的亲代和子代癌细胞同时产生抑制作用，使患者体内的癌细胞不那么容易突破人们为它设置的防线，那么这种疗法可以高效的延长患者的寿命也就不足为怪了。这几年，我在选择抗癌中药时，也是本着多靶点用药的思路，采用大复方对患者进行治疗。实践证明，这种思路对一部分患者很有效。但是具体到某种肿瘤，哪些中药会对它有效，我目前尚缺乏系统的研究。日本的汉方医学家吉益东洞通过梳理古人用药经验，总结出常用中药的作用与功效，撰写出《药征》一书，开创了日本汉方医学界使用统计学的方法来研究中药功效的先河。他的研究也奠定了日本汉方医学界重视临床实证的基础，所以吉益东洞本人也被认为是日本汉方医学界“方证”和“药证”学的“岱宗”——亦即中国人常说的泰斗。但是因为中医界一贯的保守倾向，这种难能可贵的创新精神未能在中医界获得广泛的认同，所以导致中药的临床实证研究直到现在还存在大量的空白。我个人认为我国的中医药从业人员在未来还是应该重视统计学在中医药临床效果上的应用，积累临床实证数据。唯有如此，我们才能让未来的中医药与科学精神挂上钩。如果我们存在这样的一些数据，那么我们将来就有了研制癌症中医药鸡尾酒疗法的科学依据，将来组建的抗癌药方的临床有效率会大幅度的提升。而要完成这项工作，单靠个人的努力是不现实的，医疗经验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中医的复方与“鸡尾酒疗法”有天生的相似之处，中医从古至今都很少用单味药来治病，多数中医处方都是由两味或两味以上的中药组成。《神农本草经》用中药的七情配伍规律来组织一张完整的处方，这是一种非常科学的方法。只是随着时代的变迁，我们对疾病的认识更清晰，我们中医药也有必要在《神农本草经》的基础上向前进一步，把现代科学的元素纳入其中，以期取得更精准，有效率更高的临床疗效来。

从过年前到现在，受春节和疫情的影响，我的线下服务工作完全停止了，我的书房里已经有102天没有一个新访客。因为北京城的防控政策，我们整栋楼都在限制外人进入。这栋楼商住一体，很多人在这里办公，最近开始陆陆续续的有一些租户在撤退，他们撑不住了。 今天上楼时，在电梯口看到了一个看起来还不错的玻璃展柜，柜子上有张纸条上写着四个字：使用自取。这是我这层楼的某个租户离开时，家具搬不走，丢了觉得可惜，所以希望别人能拿去用起来。其他楼层也有一些家具被租户们这样扔在楼道里，供有需求的人搬回去使用。 我把柜子搬到了自己的工作室兼书房里，好好的擦洗一番后，把它利用起来了。但是我的房租也快要到期了，我的租金交到了6月9日，如果接下来还没有什么转机的话，我可能也不会继续租下去了。等我撤离时，估计我也会像这位邻居一样，把家具赠送给楼里的其他人。 北京城是个“居不易”的城市，我家在市中心，我租赁的这间工作室兼书房的租金不便宜。四年前我无法忍受医院里的工作模式，从医院离开时，我服务的一个患者兼朋友执意要为我租赁一间可以供我工作和学习的地方。 按照他的想法，他想给我租一套高端大气的房子供我使用，每月租金两万。我觉得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么高的租金会让我不得不对我服务的患者们收高额的服务费，这会增加患者的负担，也会给我带来压力。最后我选了这间便宜得多的房间，虽然在他看来寒碜了点，但是我已经心满意足了。 这四年的时间里，我在这里读书、写作、栽花种草、学琴，并在这里为患者提供服务，生活和工作都很开心。我所服务的新老患者们也都跟随着我到这里来找我。这里是我在这座水泥丛林的都市里的田园牧歌，我在这里把一堆的绿植打理得欣欣向荣，生机盎然。这里也是很多患者的希望所在，有我在这里安静的研究，很多人的生命得以延续。 如今一切都受到了疫情的影响。我不知道到了六月份情况是改善还是进一步恶化，经济形势不好，很多癌症家庭压力很大。我今年也在想办法减轻他们的负担，努力帮助一部分患者度过难关，毕竟有命在，比什么都强。 前几天有个市民在我们这附近的一座天桥上用一根绳子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我看到消防车过来把他的遗体取下来，这一幕令我很心痛，今年的艰难令少数人轻生了。我不希望看到任何人死亡，即便那人是与我有深仇大恨者——我其实也没有真正的恨过这世上的任何人，最多有些人和我道不同不相为谋，我躲避一下他们。 覆巢之下无完卵，经济形势恶化绝大多数人都会受到影响，少数经济上还过得去的患者希望我调高服务费，但是我自己想的却恰恰是降低服务费。在这样的年景，学医的人无法不为患者们的艰难所动。我再困难，也不至于活不下去，但是我服务的数千患者中是真的有人活不下去了。 所以今年也许我会为了节流，不得不放弃自己的这间舒适的书房。昨天有个阿姨来找我，因为进不了我们这栋楼，我们去附近的公园里见了面，我刚离开医院时有段时间就是这样为患者服务的。如果经济形势继续恶化下去的话，我或许会放弃续租这间书房，节省开支，与多年的病友们共度时艰。…

从红豆杉中提炼出来的紫杉醇是常用的化疗药，对多种癌症都有一定的疗效。但紫杉醇的副作用也是很大的，紫杉醇有很强的骨髓抑制作用，78%的使用紫杉醇的患者会出现贫血，部分患者会脱发。 紫杉醇还会导致过敏反应，部分患者会出现呼吸困难、心动过速、多汗、皮肤过敏、血压不稳定、胸痛等反应。紫杉醇对肝肾和肠胃都有较强的副作用，会导致患者肝肾功能不正常，也会导致患者出现恶心、呕吐、腹胀、腹泻等消化道反应。 紫杉醇还会对神经系统产生副作用，导致患者出现癫痫、晕厥、头晕、头痛、神经共济失调等症状。此外，紫杉醇还能导致患者出现关节和肌肉酸痛等现象。所以很多患者反应化疗的副作用很大。 中成药复方红豆杉胶囊是红豆杉的口服制品，其成分主要有南方红豆杉、铁包金、白花蛇舌草、黄芪、玄参、柴胡等。 复方红豆杉胶囊的副作用相对于紫杉醇来说要小很多，但是也有副作用。据报道，约有10%的患者在服用复方红豆杉胶囊时会出现轻度胃肠道反应，主要表现为恶心呕吐。复方红豆杉胶囊也可以导致患者出现轻度的白细胞下降的现象。 有一些患者还会出现肌肉酸痛的现象，搭配维生素B6服用，可以减轻肌肉酸痛。少数患者在服用复方红豆杉胶囊后会有口干的现象，这种副作用可以用生脉饮口服液来改善。 复方红豆杉胶囊配合放化疗可以起到增效的作用，单用复方红豆杉胶囊对一些癌症患者也能起到抑制肿瘤生长，延长患者生存期的作用。 从中医组方思路来说，复方红豆杉胶囊的组方并不是最理想的，红豆杉若与中医的十全大补汤、二陈汤、平胃丸相结合来组方，副作用将会更小，疗效也会更显著。如果能与斑蝥制剂同用，抗癌效果会更好。 十全大补汤既可以保护患者的肝肾功能，又能有效的改善患者的血象。二陈汤和平胃丸则可以减轻患者的消化道反应。所以患者在使用复方红豆杉胶囊时，可以考虑同时用十全大补丸、二陈丸和平胃丸等辅助。 口服红豆杉的效果虽然不如注射紫杉醇那么理想，但是副作用也不会像注射紫杉醇那么大。尽管如此，患者在服用复方红豆杉胶囊时，还是应该密切关注自己身体的反应，定期复查肝肾功能和血常规。…

知人和自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世上有自知之明的人并不多。人类学家们有种观点，人都会认为自己所在的社会的文明是这世界上最先进的文明，即便是落后的食人族，也会认为他们本土的文明才是最好的文明。食人族的部落酋长在接受现代记者采访时，对现代人不吃人肉的做法嗤之以鼻。在他们看来，一旦成为俘虏，最好的选择就是被对手吃掉。 我学了很多年的中医，在中医这个圈子里也略有薄名，我最大的感受就是部分保守的中医师和中医爱好者对中医有种令人难以置信的自大心理。他们认为中医是这世界上最伟大的医学，可以解决各种疾病问题，比现代医学先进很多。 按照我们传统中医的理论，人之所以患病，不外乎内因、外因和不内外因三种，很多铁杆中医认为现在学习了西医的中医人，用西医的思维来看待中医，否定了传统的这三因，是对中医的大不敬，是中医掘墓人。不过我不敢苟同这样的态度。 像感冒之类的疾病，传统中医认为是由外感六淫：风、寒、燥、湿、火、暑引起的。对世界医学史有所了解的人应该知道，西方的传统医学对这类疾病的病因的认识和中医差不多。 从希波克拉底到盖仑，他们也有一套理论来诠释人类疾病的由来，如果我们仔细去了解，西方传统医学中提倡的体液论和体质论与中医传统理论有相似之处，而且西方传统医学也特别强调平衡的重要性，治疗也是从调节人体寒热平衡着手。 阿拉伯医学家胡奈恩（809-873）在编辑《医学问答》时提出饮食、环境、睡眠、锻炼、排泄和情绪等六种因素与人的健康状态有关，他认为人们要想保持健康，必须要预防机体的自然平衡受到破坏。 这些传统的医学理论与中医传统的“内伤七情，外感六淫，饮食劳倦”等论述大同小异，这种重视人体自然平衡的思想与中医重视阴阳平衡的思想如出一辙。 不过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人们发现了感冒的罪魁祸首是“人鼻病毒”，只要把人鼻病毒从一个人体内转移到另一个人体内，那个人马上也要感冒，而且出现的症状基本都是大同小异，与气候无关。 流感也有流感病毒，最有名的西班牙流感病毒导致了大量患者死亡。我们今天又邂逅了新冠病毒，这个世纪以来，我们已经遭遇了SARS、MERS、Covid-19等三种冠状病毒，我们还为尼罗河病毒、埃博拉病毒、艾滋病病毒、人乳头病毒、EB病毒、肝炎病毒等多种病毒纠缠着。 这些病毒有的可以致癌，如人乳头病毒会导致宫颈癌，每年全球因为宫颈癌去世的患者有几十万，接种HPV疫苗可以让妇女少患宫颈癌。EB病毒会导致鼻咽癌和儿童淋巴瘤等恶性肿瘤，肝炎病毒会导致肝癌。艾滋病毒则可以把人体的免疫系统摧毁，让患者对任何感染都失去抵抗力，艾滋病患者也很容易为癌症所困扰。…

我最近特别理解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他们的性格和行为在世人看来都有点儿荒诞不经，但是深入到他们的内心深处，很多人却又对他们产生了深深的敬意和同情。在那样的时代，作为有灵魂的人只能或装疯卖傻，或寄情琴书，或沉溺在酒中，发出“死便埋我”的宣言。疏狂点的嵇康死于非命，如果既想保留自己独立的灵魂，又想苟活于世，就该学学刘伶克制自己的冲动。二十多岁的时候我血气方刚，觉得自己能大有作为。四十岁的时候，我偶尔也血气方刚，觉得自己可以说点什么。做完和说完之后就冷静下来了，知道自己不但做不了什么，也无法说点什么。我以前觉得身边有太多麻木不仁的人，但渐渐的就了解了他们不是麻木不仁的人，而只是沉默的大多数。他们热心善良，内心中有很多的想法与我并无区别，只是他们从不说出口。人们之所以变成沉默的大多数，并不是没有原因的——外在世界太危险，不沉默的只能自讨苦吃。我也在这个春天成了沉默的大多数中的一员。这是一个异常寂静的春天，绝大多数地方都失去了往日的喧哗，人们戴着口罩匆匆而行，彼此间保持着安全的距离。我们活在恐惧与不安之中，深深的体会到生命是如此的短暂和脆弱。我相信这个时代的绝大多数人都会牢牢的记住这个寂静的春天，也会记得大家是如何陷入集体沉默之中的。或许这才是生命的真相，而我们以前所过的太平日子只不过是一种假象。我有很多话要说，但是话快出口时都咽回去了。因为把我想说的话说出来，除了自寻烦恼，别无作用。我们貌似已经脱离了丛林，但其实未必。我们身边一直有野兽环伺，它们到处游弋，等待着捕获可以让它们大快朵颐的猎物。只要闻到了一点点血腥味，它们就无比亢奋。我在思考如何拔掉他们的毒牙，而非落到它们手中，任由它们蹂躏。沉默是一张护身符，该用时还是要用。生存的目的应该是活下去，而非无谓的牺牲。恐惧并不能扭曲人性，只能使人们学会潜藏自己的本来面目。沉默的大多数也有自己的生存哲学，我们只是沉默，不是麻木。

2020年4月25日，我送父亲离开北京，父亲在北京住了快四个月，这是他在北京住得最长的一次，也是住得最痛苦的一次，所以他执意不惜冒险也要回老家。 父亲在北京，因为新冠肺炎的影响，大多数时间禁足在家。一家四口挤在五十多平米的小蜗居里，实在很难捱。父亲只能在小客厅里搭张床，比起农村老家宽敞的住房和活动空间，这样的居住条件实在太差了。 送父亲到北京西站上车时，西站旅客寥寥无几，大多是无法再撑下去的北漂在返乡。我来北京二十年，从未见过西站如此冷清。这座城市是我的第二家乡，我虽然不爱凑热闹，但见它变成这样，心中也很痛。 加上父子俩这一别，也不知何时才能再相聚，甚至不知道今生是否还会有相聚之日，所以离开西站回家时，我的鼻子有些发酸。 我一直没有买车，也不会开车，以前总喜欢安步当车，过简单生活。在这种高危时刻，不能开车送父亲回去，心中忐忑不安。今年我挺后悔以前没有在北京车牌不紧张时买辆车，如果有辆车，现在就不用让父亲冒着在途中感染病毒的风险坐火车回家了。 2020年，整个地球上的绝大多数人都过得很艰难，不止我一家如此。我只恨自己能力有限，没有办法迅速结束这场瘟疫，不能让大家回到以前的幸福生活中去。 我打交道最多的是病人，前两个月还好点，到这个月越来越多的病人治不起病了。估计从五月份开始情况会更严重。一些患者因为无法及时就诊，只好拖着，就这么把病拖到了不治的程度。 也有一些患者或患者家属在治病中途反悔，我都很理解，这在以前是很少见的情况，但是今年这种情况多了起来。今年很多病人会因为经济问题扛不过去，我个人能力有限，帮不了几个人，实在也是爱莫能助。 身为学医的人，同时又是“既要养父母，又要养妻小”的中年男性，我对今年的不易体会很深刻。大萧条时期，谁都艰难。 流行病学认为最可怕的流行病是那种能杀死大批壮年人的流行病，因为对家庭来说，壮年人的死亡意味着毁灭性的打击。壮年人是娴熟的劳动力，失去壮年人，家庭和社会的根本就被摧毁了。…

每个人都会有一无所知或一知半解的领域，在这些领域里，我们就是愚昧的，只有学习才能根治掉这种愚昧。 即便是终生学习，我们仍然存在很多知识的盲区，所以这世界上不存在全知全能的人。社会通过分工协作来弥补每个人在知识和技能上的不足，不过作为个人，多学习一点总是好一些，懂得越多，​犯错越少。 聪明的人知道藏拙，在自己专业领域之外保持谨言慎行。愚昧的人则总是表现出一副无知者无畏的样子，他们总以为自己的判断是对的。我们往往要为自己错误的判断买单，因为错误的判断带来的多是错误的决策。 在任何一个社会，人不但应该接受专业培训，还应该接受通识教育，否则就很容易成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偏激之人。 不过在我们这个知识爆炸的时代，通识教育是非常昂贵和漫长的教育，多数人需要一辈子的阅读和学习才能完成通识教育。但我个人认为，为了让自己少犯些错误，多花点时间去通过自学完成通识教育还是值得的。 年轻时候，我也曾意气风发，对自己的判断毫不怀疑，到了中年以后就开始质疑自己过去学习过的很多东西。因为随着年龄与阅历的增长，最为关键的是随着自己学习的知识的增长，我发现了自己过去的认识不全对。 我今年四十一岁了，我不打算停止阅读，不打算停止对新事物的探求，不打算放弃继续学习，也不打算停止对自己的否定。不能否定自己的过去，就无法接受新的知识。 中国有句成语“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佛教有个概念叫“知见障”，讲的都是因为脑子中固有的思维作怪，导致一个人无法看到一个更广泛的世界。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愈来愈能包容各种过去不能包容的东西。比如我学医，过去主要是学中医，有一段时间脑子发热也像很多中医人一样批判西医，但是后来我就没那么看不惯西医。不但没有看不惯，自己还认真的学起来了，学习的过程中就发现还能收获不少新知。 所以我渐渐的不愿意卷入到中西医的各种争执与纠纷之中。与其花费时间去与人在言辞上分辨个高低出来，不如节约这点时间多读点书。…

我以前很少像现在这样大量的阅读现代医学著作，这段时间我阅读了很多现代医学著作，这种阅读堪谓沉迷，它让我废寝忘食。 花了一段时间的阅读，我终于对病原微生物和免疫学的有关知识有了深刻的理解，也见识了病毒学界的一些泰斗的先见之明。 举例来说，我在上一篇文章中曾经提及的《病毒来袭》一书的作者内森·沃尔夫教授就是病毒学界的一位非常知名的泰斗。《病毒来袭》中文版在2014年就出版了，但是直到新冠肺炎爆发后我才认真的去阅读了。 在这本书中，内森·沃尔夫教授深入浅出的把病毒学的有关常识介绍得一清二楚，同时他也指出，人类正处在一种前所未有的大流行病爆发的前夕。 内森教授尤其担心的是两种微生物在动物身上进行重组，然后生成一种新的镶嵌体病毒，这种镶嵌体病毒的传播能力是母代病毒所无法企及的。 在内森教授的著作中，他最担心的是人类免疫缺陷病毒（即艾滋病病毒）与另一种病毒镶嵌在一起，形成一种新的感染源，并最终实现了人际间的传播。内森教授认为这种病毒造成的新一波流行病即将来袭，如果我们不知道如何更好的预测和控制它们，后果将不堪设想。 新冠病毒让内森教授的这一推测变成了现实，新冠病毒既有人类免疫缺陷病毒的基因片段，又有SARS病毒的基因片段，它是一种非常典型的病毒镶嵌体。作为RNA病毒，它的变异能力很强，现在它已被证实起码在蝙蝠、人类和猫科动物身上成功的寄居，并能从不同物种之间跳跃。它是否还会与其他的病毒相遇并进一步重组？这些不得而知，但是却非常有可能。这意味着疫苗研发的难度很大，我们与病毒的斗争将会持续很长时间。 我相信在病毒学界有这种远见卓识的不止内森教授一人，但是在大众中有这些科学常识的人却很少，应该不到万分之一。这也是新冠病毒引起如此之多的口水仗的原因，多数人并未接受过高等教育，对病毒学更是一无所知，所以他们对新冠病毒的理解能力非常有限。 我对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都很热爱，没有偏爱二者中的任何一个。但是客观的说，随着人类智识的进步，现代医学对疾病的认识比传统医学精确和深刻很多。作为一名中医学人，我亲证了中医治疗各种疾病时的作用，但是也认为中医亟需与时俱进，跟上科学发展的步伐，建立起对疾病的科学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改进自己，更好的为患者服务。 在传染病的问题上，中医过去的认识显然是不准确的，但是也含有合理成分。过去我们认为是外感六淫（风、寒、燥、湿、暑、火）导致流行病的发生，现在我们知道真正诱发这些流行病的是细菌、真菌、病毒等病原微生物。当然在气候反常的年份，微生物会活跃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