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医论 ⁽¹⁸⁵⁾

昔人曰学中医者，很多是“童年习之，皓首而不得其源”（语出《景岳全书·鲁序》，这是形容学中医很难。经过几千年的积累，中医类书籍可以用汗牛充栋来形容。穷一个人一生之心血，也是很难研读完全部中医名著的。而且正如汪昂所说，本草类著作，读之使人昏昏欲睡。中医也不止本草类著作读之令人昏昏欲睡，大多数中医典籍都枯燥无味，读来鲜有不犯困的。 所以中医成才周期很慢很长，坐了十年冷板凳，对大多数专业来说，都可以算得上是一个专家了。但是对中医来说，万事才刚刚开了个头。要想取得较为理想的疗效，再多坐几个十年冷板凳，才有可能。 古人有言：“十年能读出一个举人，十年难学出一个太医。”虽然张锡纯先生之类的中医师曾经试图教出“三年期满，皆能行道救人”的速成中医来，但是实际上事情远远没有那么简单。许多理论功底薄弱，见识狭窄的中医师在复杂的临床工作的考验之下，还是不得不重新回归书斋，潜心研究。 所以如果一个人不是酷爱读书的话，是很难成为一个临床疗效令人满意的中医师的。在如今这个时代，很多小毛病都在医院里用西医治疗了，大多数人是在得了多数医生治不好的疑难杂症或像癌症这样的绝症后，才会想到找中医师博一博。有一些求诊者甚至不讳言自己是“死马当活马医”，这就更加的考验中医师的理论功底和临床水平了。 我自从入门学中医到现在，已经二十二年了。从第一年开始，就小试了一把牛刀，用小柴胡汤加栀子茵陈治愈了一例顽固的水肿患者。开始的时候，亦不免自鸣得意，自诩为天才。行道久了，就被无数次的失败打击得鼻青脸肿，治疗无效的病人失望的离去，少数患者或患者家属甚至出言不逊的挖苦，都令我很有挫折感。 临床实践可以扫除一个医者的狂傲之心，使其变成一个谦卑或曰灰溜溜的人。我不揣冒昧的认为，多数临床医生都是像我一样的夹着尾巴做人的人。盖因杏林中无常胜将军，只有常败将军也。 长眠在纽约东北部的撒拉纳克湖畔的特鲁多医生的墓志铭上写了这样一句话：“偶尔治愈，常常帮助，总是安慰”，这句话说出了几乎所有医生的心声，医学的能力是有限的，医生的能力更有限。 成功治愈每个患者只能是一种奢望，每每遇到那种奉送一顶“神医”的高帽子，然后热切的期盼他们自己或他们的亲人能够被我治愈的患者或患者家属时，我都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来向他们解释我的能力是多么的有限，达不到他们的期望值。 我是一个理工科生，本来是应该去学西医的，只是机缘巧合，最后走上了学中医的道路。学中医后，总希望将中西医融汇到一炉中去。在实践中又目睹了众生因为“病”和“死”而产生的种种苦楚，更奢求将精神哲学与医学融汇到一炉中去。方向虽然没错，只是这个目标太大，有生之年，或许都只能探及其皮毛，难以有太深的造诣。 我这样讲不是因为谦虚，而是实事求是。有个高校教师是我的患者，其过敏性鼻炎历经不少名医治疗，效果甚微。也许是因为我与她有缘，我对她的治疗有效果。所以她不免对我有所偏爱，她认为我的学问比多数中医教授好，总是屡次劝说我出来讲课，教更多的学生。我不这样认为，我认为自己学问和见识都很有限，还不配为人师。勉强为几个小孩子做点中医启蒙的工作可以胜任，要想教更高阶的学生，力有不足。…

各位癌症病友，大家好！ 在这个特殊时期，我希望能以写信的方式给大家提一些专业上的建议。这些建议不一定对所有的患者都适用，所以也希望各位病友能够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审慎的看待我的建议。 首先，我希望大家做好一个长达1-2年的财务紧缩计划，以应对眼前的危机。今天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宣布新冠肺炎为全球流行病，这就意味着短期内我们还无法结束眼前的危机。 我个人的判断是，在1-2年的时间里疫苗可能研发出来并实现量产和在人群中广泛的接种，到时我们的危机就解除了。在此之前，还存在很大的风险和变数。社会秩序即便一时恢复，亦有可能随着局势的变化随时停顿。 所以我希望大家尽量做好财务紧缩计划，节省不必要的开支，也减少各种过度治疗，把钱花在刀刃上，尽量选择医保用药，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 大家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心理准备，对疾病的发展要有乐观的态度，但对局势的判断无妨悲观一些。 在这种时期，大家尽量多学习，提高自己对癌症的认识，避免走弯路。但是不要加入任何封闭性的微信群或QQ群，因为在这种非常时期，有很多人在用这种工具对患者进行洗脑教育，诈骗患者的钱财。 看好自己的钱包，是为长期的与癌症战斗保留弹药。大家需要过一段比较长的困难日子，这一两年每个家庭的收入都会受到影响。错误的选择导致的财务损失很难弥补，而很多病友一旦遭遇重大的财务损失，就不再有能力进行真正有意义的治疗。 大家可以通过各种开放性的病友群去了解各个领域内的一些专业医生的医术和医德，选择某个或某几个医生，长期的跟诊。 有问题时要咨询自己的医生，也希望各位为癌症患者服务的医生们尽量耐心的帮助患者，避免这些可怜的患者们遭遇钱财上的损失。…

2019年的最后一天，我决定盘点一下我自己这一年在医学上的收获。我想把这篇文章分成两部分来写，一部分写写我在医学研究上的收获，另一部分写写我对我国医疗体制研究的收获。 首先我谈一谈我在医学研究上的收获。 过去的这一年，我的工作量比上一年增多了不少。接触的患者比2018年多了30%左右，所以有机会在几种癌症上进行比之前更深入的探索。但是遗憾的是我所接触到的癌症患者大多是屡经其他中西医治疗了很长时间的晚期和终末期患者，所以整体的治疗效果欠佳。 我的治疗有效率大概只有30%左右，把患者治疗到减瘤或者无瘤状态的成功案例更少，不足10%。对大多数患者治疗仅能达到维持患者带瘤生存，减缓患者肿瘤生长的速度，延长患者的生命，改善患者的生存质量的目的。 当然，从总体上来说，按照现阶段的世界医学平均水平，对晚期癌症也只能达到这样的治疗效果。 我公布这些数据，是希望在新的一年里，新患者向我求助时能够正视这一点，不要对我本人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慎重就医。 我治疗成功了一些癌症患者，在一些癌症群体中，有很多人在以讹传讹的夸大我的疗效，导致部分患者就医时期望值过高，这给我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所以我一直坚持自己发声，不希望各位求医者视我为无所不能的神医，我没有那么大的神通。 我会在未来的日子里，继续在抗癌的路上前行和探索，但是可能还是达不到令患者和我自己满意的高有效率。即便如此，我也不会停止我的探索，人类抗癌事业需要我们这些人继续前行，为后人铺路。我失败的教训可供后人汲取，成功的经验也可供后人借鉴。 过去的一年，我一直在坚持医学科普方面的写作，基本上做到了每天写作一篇文章，全年约写了三百篇文章。我对自己的毅力比较满意，一个中年人能做到我这个样子确实需要非凡的毅力。我能成功的克服惰性，始终写作原创性的科普文章，我相信这是大多数人做不到的。即便一个专职的作家，一年写作的文字也未必有我多。 我的儿子上初一时，有一次写作文说他的父亲在他的祖母因病去世后，产生了与鲁迅不一样的想法，觉得治病救人比写作更重要。…

我患腰腿痛三四年了，这三四年的时间里，我自己给自己治疗过，也四处求医问诊过。因为我自己毕竟不是骨伤科医生，对这种腰腿疼痛不精通，医不自治，所以我或慕名，或从网络上搜素，四处求医。 我的患者对我很关心，有好几个患者给我介绍了他们本地有名的体制外的骨伤科的医生。或用手法，或用针灸，或用膏药，各种治疗，不能说毫无疗效，但是都不能根治。我的腰腿这几年连续不痛的日子从没超过十天。 前不久我去了北京的某家以骨科闻名的中西医结合三甲医院，挂了个普通号（因为专家号实在太难挂），一个小大夫接诊了我。他看了我之前做的检查，又听了我的症状描述后，坚决的认为我的问题在腰椎。 虽然之前我在他们医院做过一次腰骶部的核磁共振，结果显示腰椎没有问题。也在另一家医院做过同样的检查，结果也显示没有问题。但是他仍然坚持要我做腰骶部的核磁共振检查。 说实话他的这种态度当时令我很难接受，毕竟我之前做过两次核磁共振，其中一次就在他们医院做的，结果都没有问题。但是诊疗要继续下去的话，就不能不听他的去做核磁共振。他们医院核磁共振排队的人很多，无奈之下，我跑到他们的附属医院去做了个核磁共振。 结果显示我的椎管内脂肪厚度达到了8mm，超过了最高限7mm，过厚的脂肪压迫了神经，导致腰腿痛。有了这一诊断后，我自己查询资料，不再去医院，也知道该如何处理自己的病情了。 最近的这一个月，我通过节食和运动，把体重减了7斤。重点锻炼腰背肌，腰腿痛消失了，至今有约三周不再疼痛了，遇冷也不会再有不良反应。 这是我最近的三四年来，把我自己的腰腿痛问题解决得最好的一次。我很感谢这个小大夫——他不那么世故，处理患者的病情时很坚持原则。也正因为他的坚持，我在做第三次腰骶部的核磁共振时，才发现了自己椎管内脂肪过厚的问题。 同时我也算是亲身体验了一下中国医疗机构的临床误诊率，一路以来，几家医院都没能给出正确的诊断。我的患者帮我找的几个民间高手言之凿凿的认为我的问题可以轻松解决，结果也都没有应验。 我十分感谢一路以来给我治疗腰腿痛的所有大夫。因为我自己在医疗实践中，也经常和他们一样，为患者的病情困惑住，费尽心思也解决不了患者的问题。所以我知道医疗是多么的难。…

我决定学医时，找我当医生的师兄聊了聊，我的师兄很真诚的劝我不要学医当医生，当医生多年的他实在是对这个职业充满了厌倦。师兄反对我学医的理由之一是做医生挨骂多，因为患者和患者家属不理性的多，医生受的委屈多，职业风险大。所以网上现在流行一句话：劝人学医，天打雷劈。 也的确是这样，曾经有个孔嗣伯老大夫治疗过的晚期肠癌患者家属找我聊天。这个肠癌患者找孔老的时候已经转移到到处都是了，孔老维持病人快七年的生命。后来孔老自己死了，到死孔老也没有把这个患者治愈。这个患者的女儿对孔老很不满，对我抱怨说：“没有那金刚钻，不要揽这瓷器活儿。治不好早点告诉我们，我们也好去找别的大夫。” 我听着只好默不作声，我对孔老能将一个远端转移的晚期肠癌患者的生命维持六七年之久很是佩服，我相信中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中西医都对这个疗效很佩服——少数狂妄自大的神棍可能会不佩服。但是这仍然达不到患者家人的心理预期。 我相信如果这个患者的女儿就诊时就把自己的态度告诉医生，只怕全球没有一个医生敢接诊她的母亲。 在美国医生悉达多写作的《癌症传》一书中，作者说患者与患者家属的期望远远高于医生的实际能力，所以美国的肿瘤科医生也有很大的职业压力。大概也不止癌症患者和患者家属会这样，各种各样的患者和患者家属都会这样。假如我没有学过医的话，我自己也会这样。所以我对普通人的想法很理解。 因为这个原因，医生挨骂是避免不了的。几年前，我去桂林出诊，有个患者的女儿对我说，她看网上很多医生被人骂得一塌糊涂，但是还没什么人骂我。我笑着对她说，那说明我的名气还不够大，治疗的患者还不够多，名气够大了，治疗的患者多了，一定会挨骂。 我师兄面子薄，对挨骂感到很苦恼。我以前也是个爱惜自己羽毛的人，对挨骂也感到很难过。不过时间长了就适应了，骂我的人多了去了，多数骂我的人与我素昧平生，连面都没见过，互联网上骂人又不需要费多大力气。我能争取让我治疗过的患者和患者家属少几个骂我的就不错了。 医生解决不了所有患者的问题，毁誉参半是医生的宿命。所以当医生一定要有很强大的心理承受能力。挨骂就很生气，确实不适合当医生，因为这会折自己的寿。 身为医者，我们的工作和疗效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于心就可以了。如果一个医者不存坑人之心，不说过头的话损人利己，我认为这就很不错了。别把医德的标准抬得太高，也别把医术吹嘘得无所不能，尊重人性和事实是对医生最大的公道。至于那些尖酸刻薄的人，能够远离难道不是人生之一大幸吗？ 很多人对医生进行道德绑架，要求医生有大慈恻隐之心。至于他们自己的道德水平，就不做过高的要求了。这就是典型的“严于律人，宽以待己”的做法。由于职业的特殊性，医生们基本上都是能忍则忍，默不作声。至于说在接触过程中，对这类求诊者，医者是否愿意尽心尽力，那就不一定了。…

这几天天气严寒，犬子穿的衣服太少，感冒了。这是他从幼儿园到初三，唯一的一次请病假一天的记录。 我对家人的照护一直都很到位——我敬佩那些忘我工作的人，但是我自己是以家庭为重的，我总觉得每个人首先的责任应该是照顾好自己的家庭——每次我家里有人偶染风寒，我都在第一时间，用一两顿药解决问题。 但是这次犬子的感冒来得有点重，以至于周六日和周一这三天，孩子都处在昏沉沉的状态。 因为正在上初三，犬子周六在学校补课，最后一节课是化学考试，孩子一边发烧一边考试，坚持着考完后回来，走路都有点不稳。 风寒感冒，有汗出，是桂枝汤证。我家中常备了各种各样的日本汉方药，日本人把中医的一些知名方剂做成颗粒药，服用起来实在是太方便了。由于有这个便利，我就给孩子冲了一包桂枝汤颗粒，服药后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当天晚上孩子有点贪玩，在我入睡后玩到凌晨一点钟。半夜我起夜的时候，发现孩子还在玩电子设备，赶紧没收了让他休息。 周六晚上没有休息好，周日孩子病情加重，鼻塞流涕，偶尔还会发烧。我继续给予桂枝汤，到周日下午的时候，开始出现咳嗽和口渴的症状。我遂换成麻杏石甘汤颗粒，冲服一包后，咳嗽和流涕明显改善。 周日晚上，我把孩子的电子设备继续没收，让他专心休息，临睡前孩子不想喝中药颗粒，就吃了一粒新康泰克。周一早上起来时，孩子觉得天旋地转，眩晕得很难受，而且再次发烧。 于是我们向老师请假让他在家休息一天。早起，孩子口苦口干，又有桂枝汤证，正是《伤寒论》中所说的柴胡桂枝汤证，于是我给孩子冲了一包柴胡桂枝汤颗粒。服用后症状减轻，中午和下午时就改成小柴胡颗粒。晚上的时候，孩子又恢复了活力，感冒基本上好了。 今天孩子感冒症状基本消失，但是还是有点咳嗽，于是我改成用钩藤5个，薄荷2克泡茶给他喝。一杯茶喝完后，咳嗽和鼻塞的症状消失了。今天是他们初三年级英语机考的预备考试，终于没有耽误他的考试。 我的儿子之前是没有请过病假的，不生病也就感受不到我这个做父亲的在他生病时对他的爱和关怀。但是这次感冒后，他非常的难受。我在工作之余，时不时的回家去看看他，给他冲服中药颗粒，给他做他喜欢吃的饭菜。也暂停了自己的部分工作几天，陪伴孩子。…

梁启超说：“中国凡百学问，都带有一种‘可以意会，不可以言传’的神秘性，最足为智识扩大之障碍。”中医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与中国古代哲学有非常紧密的联系，所以同样存在这样的一个特点。 中医常常讲“医者意也”。固然，在某些时候，“医者意也”确实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在更多的时候，这种“医者意也”的低级思维，让一些中医学者对中医的医理和药理的解释，充满了主观性和随意性，准确性和可信度极低。 在对中药药理进行阐释时，一些中医学者就充分的发挥“医者意也”的特点。比如汪昂的《本草备要》说浮萍这味药之所以有发汗利湿的作用，是因为它“辛散轻浮，入肺经，达皮肤，能发扬邪汗”。 如果汪昂只记载浮萍有发汗利湿的作用，这就很客观了。但他偏偏要用浮萍“轻浮”的特点来解释浮萍的药理，这就犯了主观臆测的毛病。这样来解释中药功效，是一种非常低级的思维，也很缺乏说服力。 当然，历史上绝不止汪昂一个人这样做。《金匮要略》开头的那一大段“夫肝之病，补用酸，焦苦入心，甘入脾，脾能伤肾，肾气微弱，则水不行。水不行，则心火气盛，则伤肺。肺被伤，则金气不行，金气不行则肝气盛，则肝自愈”的话，就属于典型的“医者意也”的言论。 再如《伤寒论》中治疗“阴阳易”这种据说是因病后性交造成的怪病，用“烧裈散”为方。取妇女内裤近生殖器处部分，烧成灰用水冲服，这也是典型的“医者意也”思想在作怪。我是不相信它真有疗效的，但有不少中医说这个方子有用还附上自己用这个方子的验案。我个人对这些都是持怀疑态度的。 历朝历代的中医学者，用这种“医者意也”的态度来随意解释中医药治病原理的大有人在。中医的脏腑理论和经络学说，中药的药性和药理，都可以说是这种“医者意也”思想的结晶。 中药、按摩、推拿、针灸、砭石均能治病，但是历代中医学者在没有弄清这些治疗手段祛除疾病真正原理的情况下，牵强附会的用自己想当然的想法来给这些治疗方法做理论上的解释，最后就或多或少的让中医的一些理论变得像胡扯一样。 今天的人在看到这类文字时就不免要大生疑心，觉得如此荒唐可笑的理论真的能治病吗？就连很多具备基本生活常识的中医学者，自己也很难信服这样的解释。《金匮要略》篇首说可以通过伤肾和伤肺来达到治疗肝的目的，这是很荒唐的。只怕肝脏没治好，肾和肺也搭进去了。 但是儒家文化圈有非常强悍的崇古传统，多数人不敢质疑被奉为经典的前人著作。其实很多时候不过是在上演皇帝的新装的故事而已，当然也有一些人是真的虔诚的信奉经典中的一切，虽然他们根本无法理解，也无法诠释这些内容。长此以往，中医的一些经典即便有错误也不能被纠正。…

作为一种传统医学，中医的很多理论是错误的，但是中医治病却有实际疗效。这说明传统中医中有很多实用的东西，但是这些实用的东西，却因为受时代的局限，被错误的解读了。 医学是随着时代的进步而进步的，一个时代整体的科学水平决定了这个时代整体的医学水平。众所周知的是，中国社会经历了一个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时代。在这两千多年，社会的进步甚微，无论政治形态还是普通人的意识形态都偏于保守。其影响甚至持续至今，儒家文化圈中仍然有大量的思想守旧者是不争的事实。 中医是一个例外，因为推动中医的变革和进步，不但对政权构不成威胁，反而有利于国计民生。且皇亲贵族同样会生病，历代皇室，夭折的皇子很多，所以大家对医学进步的需求是客观存在的。尽管如此，因社会综合实力的发展受限，中医还是没有办法取得很大的进步。 比如因为解剖学的落后，中医对人体的经络与脏腑的认识很多是错误的。尤其是中医所提的经络学说是大有问题的。中医典籍中言之凿凿的记载的经络，在人体解剖学非常发达的今天，却遍寻不见。这是因为从一开始经络就是类比和想象的产物，而非从真实解剖中观察出的真相，所以不但今天我们找不到经络，将来科学更发达，同样印证不了经络的存在。 之所以会出现这么大的错误，主要是因为古代医生不具备解剖学研究的条件。经络是古中医思维的产物而非科学实践观察的产物，主观性太强。最初提出的经络学说在当时可能是一种进步，但是在现在来看就非常落后。 但是经络学说不是无根之水，它是在总结过去医者们实际的针灸和推拿按摩的疗效的基础之上，通过与自然界的一些现象——主要是山川河流进行类比后，产生的一种试图将针灸和推拿按摩功效系统化的理论体系。这是中国古代常用的“取类比象”思维方法。 中医对人体的脏腑的认识也是错误的。由于我国古代医家缺乏人体解剖学的实践，所以中医对人体内部脏腑器官的认识，采用了“察外而知内”的“黑箱”观察法。这在过去对医者理解人体运作的规律有很大的帮助，但是随着时代的进步，这种方法因为有失精准而难以取信于人。 清代名医《医林改错》的作者王清任是中国历史上较早的从事过解剖实践的中医。他是个胆子很大的人，他通过对在瘟疫中去世的儿童的尸体和死刑犯的尸体的解剖观察，发现了《黄帝内经》中记载的人体的解剖学知识大多是错误的。他根据自己真实的观察纠正了很多错误的记载，并且根据自己的实践创建了一系列的活血化瘀方剂，推动了中医活血化瘀法的发展。 我们不能以今天的标准去要求古人，但是作为学医者，我们也不能对这些明显的错误熟视无睹。医疗的核心是安全有效，用不够精准的中医理论指导临床，是一种拿病人的健康和安全冒险的行为。 当代的中医学者有责任承认前人的这种错误，寻求中医药在治病过程中能够起到良好效果的真正原理，总结中医药的不安全因素，为患者提供更加安全可靠和疗效更精准的医疗服务，同时启发后学，促进中医药的发展，让中医药的实用性和安全性得到大幅度的提升。…

《黄帝内经》中有句话说“治病必求其本”，这句话非常正确，治疗疾病的确是要找到疾病的根本原因。但是又说“本在阴阳”，这句话就很有问题。 姑且不说中医的阴阳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单就疾病之本而言，绝非一个阴阳可以概括得了的。比如艾滋病是由艾滋病毒造成的，疟疾是由疟原虫造成的。如果用“阴阳”来描述艾滋病和疟疾，就描述不清楚。用阴阳来解释艾滋病和疟疾的病因，则纯属扯淡，很缺乏说服力。 而中医的辨证论治体系，是建立在以阴阳为基础的理论体系之上的。这个理论体系之根很有问题，在指导临床时，就会出现很多的问题。传统中药学的四性五味，也是以阴阳为总纲来划分的。四性中，温热属阳，寒凉属阴；五味中，辛甘淡属阳，酸苦咸属阴。 中医认为，纠正人体的阴阳平衡，就能治愈疾病。所以中药以其偏阴偏阳之性，纠正人体偏阳偏阴之病变而发挥作用。这个立论的根基存在问题，导致我们很多人兜进这个圈子里出不来。 学习中药，应以学习其功效为主，四性五味为辅。临床用药时，也应该以中药的功效为主，四性五味只需要作为参考。如果以四性五味为本，功效为辅，是本末倒置。 历代中医药学家对中药功效的总结，也是在不断进步的。中药功效都是在实践中被观察到的，随着实践的增多，中药功效被不断的扩大化和精确化，这对指导我们用药很有帮助。 传统中医对中药功效的描述，主要是围绕中药能够解决某种可以被观察到的症状展开的，所以描述中药功效的术语都是“对证”的。比如解表退热，疏肝理气等。这也导致传统中医治疗疾病最大的特色是辨证论治。 但原始之辨证论治的方法绝不像今日之辨证论治的方法这么复杂，在初期，中医的辨证论治思想非常的质朴。最初的中医均是根据患者有什么症状，然后用什么药来解决其相应的症状。 根据这种辨证论治思想来治病，可以达到对症用药的效果，在缓解患者的病情和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上有立竿见影的效果。所以以对症用药为主要目的的传统辨证论治思想，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但是相对于疾病的顽固而言，医学始终是幼稚的——不但古代医学是幼稚的，现代医学一样也是幼稚的。还有很多疾病是医生束手无策的。所以医学工作者一直都在努力思索致病之因，寻求更好的解决疾病的方案，提升临床治疗效果。…

前两天一个三阴乳腺癌患者找笔者复诊，谈话中她向我提及她最近的半年在用大剂量的维生素C提高自体的免疫力抗癌。我只是在谈话的过程中，小小的提醒了一下，大剂量服用维生素C要小心得肾结石。 这位患者当时就咯噔了一下，因为她近期正莫名其妙的因为肾结石而导致肾脏出了问题，此前她一直不知道原因何在，我们的谈话让她找到了原因。本来她很兴奋的想和我探讨维生素C抗癌的问题，听到这话后蔫下去了。 用大剂量的维生素C抗癌是已故的诺贝尔奖得主鲍林博士生前在大力鼓吹的观点。鲍林博士本人并非医学家，他只是一个化学家。他自己患癌后相信维生素C抗癌，所以他极力鼓动其他癌症患者也用维生素C抗癌，迄今为止，尚无有力的数据证明维生素C可以抗癌。但是在患者群体中，由于有鲍林博士的背书，用维生素C抗癌的观点却受到了很大的欢迎。 以我自己亲身的见闻，不少癌症患者服用大剂量维生素C，对阻止其癌症的发展并没有多大作用，但是因为过量服用维生素C造成肾结石甚至更严重的肾脏损害的却大有人在。 前些年，人们追捧碱性食物抗癌的观点，一些商家甚至因为这种观点大行其道而趁机推出各种碱性饮料和碱性食物。据说最有抗癌作用的碱性食物是菱角，结果淘宝上出现了大量的卖菱角的商家用这种观点来为其商品做广告。 后来碱性食物抗癌的始作俑者Robert O.Young被美国加州圣迭戈法庭判决为诈骗，法院判决其赔偿一名癌症患者1.05亿美元。这时候大家才发现这家伙的所谓的学历和医学背景全部是造假，他利用癌症患者病急乱投医和盲从心理，制造了碱性体质抗癌的谣言，发了横财。不过尽管如此，直到如今，还是有很多不明就理的癌症新人仍然被碱性体质和碱性食物抗癌的谬论所误导。 我也看到很多的癌症患者在追捧红薯抗癌和醋泡蒜抗癌这类奇葩的言论，也有一些人在夸大其词的把中药的白花蛇舌草和蒲公英之类的抗癌有效率提到90%以上。 一般来说，我们有正常的逻辑思维的大众很难相信会有人受到这类极端观点的蒙骗，但是只要对癌症患者群体有过深入的了解，就会发现受这样观点误导的癌症患者和患者家属是大有人在。 如果说这些东西仅仅只是无效也就罢了，关键在于很多东西不但无效，而且有害。 长期食用菱角给一些患者带来了消化道问题，长期服用维生素C导致肾结石，过量服用绿色蔬菜诱发血栓，生榨土豆汁抗癌的患者出现食物中毒，服用白花蛇舌草和半枝莲等偏方导致肝衰竭的案例屡见不鲜，这就不得不引起重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