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医论 ⁽¹⁸⁵⁾

我经常劝说那些终末期癌症患者家属放弃幻想，多关怀病人，少给病人做无益的治疗，只是很多人在情感上无法接受。 在医疗界有一句话广为流传：有时候不做什么比做什么对病人更有益。对于绝大多数的终末期患者来说，不做什么的确比做什么更好。 对终末期癌症患者放弃治疗，做好临终关怀，既可避免人财两失，又可让患者少受罪，还可以让患者和患者家属有更多的时间共享最后的亲情时光，这是最理智的选择，只是会对很多人的情感造成冲击。 我家的两位老人，我的母亲和岳父，都是我主动放弃抢救的。岳父身上插的管子，还是我亲手拔的。我的父亲和岳母将来有一天要离我而去时，我也肯定不会做无益的挣扎，延长他们的痛苦。而我自己也会交代我儿子，不要在我弥留之际做无益的挣扎，当大限来临时，要让我有尊严的死去。 面临癌症这种威胁到人的生命的疾病时，有很多时刻需要我们在理智与情感前做一个抉择。是该听从情感还是该听从理智，我个人认为应该听从理智。在理智的前提下，最大程度的给予患者情感上的抚慰，是我们能为自己亲人们做的最好的临终关怀。 我一听到有人叫我神医或者有神化我的倾向时，马上就要给他们泼瓢冷水。老实说，我怕的就是这种失去理智，对我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的患者和患者家属。尤其是一些终末期的癌症患者的家人，无论我如何强调我对他们家人的病已经没有办法了，这些患者家人都喜欢给我戴顶高高的帽子，希望我能够慈悲为怀，救他们的家人。 当然，给患者和患者家属提供精神上的安慰也是医生的社会职责之一，但是若这种精神安慰是建立在有意或无意的掩盖事实真相的基础上，我们就不得不担心事后患者家属会有激烈的情绪反应了。 若是患者家人有清醒的理智，对患者的预后有充足的心理准备，这时候我就很愿意为患者家属提供精神上的安慰，指导并帮助他们走过这段最难熬的日子。否则的话，我一定会让患者家属知道即将会发生的不幸，让他们不要回避现实。这看起来或许有些冷酷，但是却是正确的。 当家人患癌时，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治疗方案，最终由谁决定，这也是一个理智和情感相冲突的问题。 我一般首先尊重患者本人的意愿，然后才会考虑患属的意见。在癌症治疗的问题上，医者只有提供信息供患者判断的义务，没有为患者做决策的权力。因为治疗决策涉及到的问题很多，患者与家属的个人信仰、教育背景、人生阅历、经济条件都会对决策产生影响，这是一个非常个性化的问题。…

最近的十多年，我一直在与癌症和癌症病人打交道，也一直在思考和探索如何延长癌症患者的寿命。 到如今渐渐意识到，控制癌症，要想最大程度的延长患者的寿命，不能寄希望于任何“绝招”和“秘笈”。而是要靠一整套系统的控癌方略，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以延长寿命的1%，只有多方面努力，才能创造出真正的奇迹来。 我们可以从英国职业自行车运动所经历的一些变化中学到抗癌成功的道理。在过去的一百多年的时间里，英国职业自行车手在各项国际比赛中都碌碌无为，2003年的某一天，英国自行车运动协会聘请了Dave Brailsford担任其新的绩效总监。 Dave Brailsford与既往的教练都不一样，他一丝不苟的执行他自己制定的“边际效益的聚合”战略，对英国自行车运动协会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Dave Brailsford说：“从根本上来说，我们遵循着这样的一条原则，就是把有关自行车运动的整个环节都分解开来，然后把每个分解出来的部分改进1%，在你把各个部分的改进都汇集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整体成绩显著提高。” 他们重新设计了自行车座，使其更加舒适，并用酒精涂擦车胎，以获得更好的抓地力。他们要求车手穿着电热套鞋，以便在骑行期间让肌肉维持理想的温度，并使用生物反馈传感器来检测每个运动员对特定锻炼模式的反应。他们还利用风洞测试了各种织物，并决定让他们的户外车手换上室内赛车服，因为室内赛车服更轻便，空气阻力更小。 Dave…

很多找我求助的神经母细胞瘤患儿，眼睛很难从电子屏幕挪开，有些孩子甚至无法离开智能手机或者平板电脑超过五分钟，超过五分钟他们就又哭又闹。电子设备是诱发神经母细胞瘤的两大罪魁祸首之一，另一大罪魁祸首是酒精，嗜好饮酒的父母所生的孩子更容易患神经母细胞瘤。关于电子设备对人的肾上腺和神经系统的不良作用我会另外撰文介绍。可以肯定的是，频繁使用电子设备对神经母细胞瘤患儿并无好处，但是很多患儿的父母却无法帮助其孩子摆脱对电子设备的依赖，他们常常把电子设备当作电子保姆使用，拿这些会加重他们孩子病情的东西来安抚他们生病的孩子。也有很多成年的癌症患者嗜好烟酒或高脂肪、高热量、高糖、高蛋白食物，无论我们如何告诉他们要戒烟戒酒，减少摄入高脂肪、高热量、高糖、高蛋白食物，他们都很难改变自己的这些习惯。这些其实都是成瘾行为在作怪，成瘾行为是和癌症患者的癌症有很大关系的另一种令人棘手的问题，它属于精神疾患。单纯的依靠药物来解决癌症患者的成瘾问题很不现实，中医也没有很好的解决成瘾问题的方案。医学分科太细，肿瘤科的医生对成瘾行为缺乏研究是客观事实。作为一个父亲和儿子，我在现阶段的生活中承担着照顾我的儿子和父亲的责任，在这一老一小的身上，我看到了医学教科书上所忽略的东西。我的父亲和儿子，也不同程度的存在成瘾行为。我的儿子与目前全世界绝大多数的青少年一样，对电子设备和网络着迷，而我的父亲则在饮食和生活习惯上存在着一些很难被改正过来的不良习惯——不良习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一种成瘾行为。我在教育儿子和照顾父亲的过程中，颇为他们的成瘾行为感到头痛。尽管深知这些成瘾行为具有一定的危害性，但是戒断他们的一些成瘾行为却需要费尽九牛二虎之力。那么我自己身上是不是也存在一些成瘾行为呢？客观的说是存在的。这些年我一直在寻找自己的不良习惯，然后努力改正。但是正如弘一法师出家后说过的一段话那样：虽然意识到自己一身的毛病，但是改过来的却很少。中国有句古话叫江山易改，秉性难移，所谓的秉性，确切地说是一系列的成瘾性习惯，其中有一些习惯并不是好习惯，而且有部分坏习惯还在一个家族里的所有成员的身上都有。因为环境的力量实在太强大，所以这样的习惯就非常的难改过来。而人的习惯与人的健康的关系不亚于基因与人的健康的关系，很多健康问题都是不良习惯造成的。医生如果致力于从根本上改变患者的健康状况，就必须帮助患者战胜自己的一些已经成瘾的不良习惯，而这是大多数临床医生办不到的事情。综合医学是一种致力于实现这种很难实现的医疗目的的医学，综合医学要求整个医疗过程能够全面的考虑患者的各种问题，而非仅仅的开出一张处方。在治疗棘手疾病时，仅靠药物是远远不够的。患者通常意识不到自己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他们需要医生的帮助才能认识并解决他们的一系列问题。每个时代都会有新的问题出现，像中医这样的传统医学不足以提供全方位的解决方案，一个医生需要有足够宽的知识面才能进行综合医学的研究。我在这些年的实践和学习中越来越意识到，即便只治疗某种特定的疾病，医生的认识水平只停留在中医或者西医的专科领域内，也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要治疗的病人是多元化的人，他们的认知能力、知识结构、信仰、习惯等都是我们在治病时应该考虑的因素。这也是我现在和未来努力的方向，对医者来说，学习是永无止境的。

我的腿痛反反复复，治疗缓解了一段时间后又复发了，复发了再经治疗又能缓解一段时间，总是这么反复的循环着。 最近几天又特别痛，走路时脚掌都有撕裂痛。昨天带着孩子去买鞋，我把自己的鞋底翻出来一看，右脚的鞋底明显的磨损得比左脚的严重多了，于是自己也买了一双新鞋，把旧鞋扔了。其实所谓的旧鞋，也不过穿了几个月而已。换了一双鞋子后，脚掌的撕裂痛马上就缓解了很多。 父亲跟着我们去了鞋店，父亲说，我从小就费鞋得很，一双鞋子穿不了多久，总是右脚的鞋底先磨穿了没法穿，只好频繁的换鞋子或者修鞋底。因为这件事情父亲还回忆起来了我在襁褓之中的时候，我的父母按照老家的风俗，为了预防我外八字，在我睡觉时把我的双腿绑在一块儿。父亲说，或许我这双脚的问题是那会儿就出现了，只是他们没意识到。 而且我从小到现在都有一个症状，只要稍微憋尿，腿就隐隐作痛，腿痛就忍不住要要上厕所，所以我的习惯性尿频也是从那时候开始的。这两个问题一直到现在，也没能解决好。 这么说来，我的这点小毛病，算起来也快有四十年的病史了，只不过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严重而已。 经过这么多年的折腾，我对治愈我自己的这两个小毛病不再抱任何幻想。生活就是这样，总会有缺憾。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尽量不加重病情，减少损伤我的腰腿的活动，增加适合我的运动，多游泳，少跑步。 我的父亲被老年人习惯性便秘折磨了五年后，现在终于也接受了他的便秘无法轻而易举的被解决的现实。每天我给他补充维生素C和维生素B1、B2、B12，同时使用4种不同的益生菌和益生元补充剂，佐以石斛和蒲公英茶。督促他改变生活和饮食习惯，他的状况才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最初他不能接受自己离不开这些补充剂的现实，总想一劳永逸的解决问题，在我之外，尝试过很多医生开的药，每次都是在短暂的缓解后变得更加严重。 几经波折，他的心态终于调整过来了，不再追求“治愈”，而是学会了抱残守缺的活着。 我最近看了《爱因斯坦传》，看到即便是爱因斯坦这样的天才，也不得不在疾病面前低头。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人类的能力很有限，很多慢性疾病离被攻克还很远，能尽量少受罪的生存着已经很不容易了，多数时候，过高而又不切实际的期望只能带来更糟糕的结果。

过去这两年，我在中医抗癌方面的研究有得也有失。 八月份是三伏天，每年的八月份，咨询和就诊的病人都比其他月份要少，我在八月份整理了很多病人的资料，回顾他们的治疗历程，思考其中的得失，寻找自己的偏颇之处，以改进今后的工作思路，提高疗效。 首先来谈一谈不足之处。 第一个不足之处是我这两年过于依赖自己的经验了。 过去的两年，找我治病的多数患者，都是通过口碑相传而来的，这样来的患者，呈现了比较明显的病种集中的特点，因为他们基本上都是在病友群体中知道我的。 常来向我求助的患者中，最多的是肺癌患者，其次为小儿神经母细胞瘤患者，再次为脂肪肉瘤患者，再次为卵巢癌、宫颈癌和乳腺癌患者，再次为淋巴瘤患者。 因为患者比较集中，我自己也有些依赖过去的经验，给每个患者的用药方案较为接近。实际上这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导致部分患者的治疗效果并不理想。我查看一些治疗效果不理想的患者的医案，自己也觉得更换一些方案去治疗，也许会有更好的效果。 但工作久了，人很容易形成思维定势，对同类患者，寻求近似的治疗方案，不但是医者容易犯的错误，也是患者和患者家属们内心的期待。很多患者看到自己的病友用某某方或某某药有效后，自己也跃跃欲试，总觉得如果医生没有给自己用同样的药，可能效果就不如那些病友。 实际上每个病人的具体情况都不太一样，套用治疗成功的患者的用药方案去治疗，是一种存在思维惰性的做法。通常我治疗的某个病种的前几例患者的疗效是最好的，之后的患者疗效反而不如以前。这或许是因为对新接触的某个病种，我花费了很多的心血去研究，这花费的心血足以抵得过经验不足带来的弊端。反而经验丰富后，却容易因为犯经验主义的错误，而减少了在新病人问题上的思考时间，导致治疗有失偏颇。 所以今后走出经验主义的误区，对某个病人还是要认真仔细地分析其具体的情况，采取相对应的治疗对策。…

我近期在前一段时间的基础上，进一步改良配方，合用一百多种中药，治疗成年人癌症，略有成效。今谨撰此文，介绍我的用药经验。我所用的中药有以下这些：猫爪草、枳壳、枳实、青皮、陈皮、丹参、厚朴、党参、薏苡仁、豆蔻、茯苓、乳香、没药、血竭、蜈蚣、全蝎、炮山甲、三棱、莪术、玄参、松贝母、土贝母、浙贝母、煅牡蛎、海藻、昆布、三七、壁虎、山蛩虫、干蟾衣、水蛭、黑蚂蚁、当归、黄精、生黄芪、鼠妇、元胡、两头尖、露蜂房、黄药子、山慈菇、喜树果、蜣螂虫、地鳖虫、墨旱莲、女贞子、沙苑子、菟丝子、枸杞子、丁香、肉桂、虻虫、白花蛇舌草、法半夏、胆南星、山豆根、重楼、藤黄、苦参、急性子、白芍、淮山药、川芎、桃仁、红花、白及、防风、儿茶、白术、苍术、片姜黄、僵蚕、蝉衣、益母草、香附、鳖甲、龟板、皂角刺、连翘、柴胡根、怀牛膝、车前子、石韦、红豆杉、羌活、独活、桂枝、葛根、生地、虎杖、大黄、薄荷、鸡内金、焦山楂、蒲公英根、凤尾草、核桃青皮、藤利根、仙鹤草、半枝莲、白花蛇舌草、三尖杉、青娘虫、红娘虫、干漆、制马钱子、人参、西洋参、熟地、斑蝥、麝香、牛黄等。研究了十余年的中医抗癌的思路后，我认为中医治疗癌症，与西医的化疗思路有相近之处，也有不同之处。而传统的中医辨证论治和辨病论治思路，有可取之处，也有不足之处。历代中医对癌症的认识，尽管模糊不清，但是对癌症这种疾病的发展，基本的认识是对的。癌症患者最大的特点就是随着病情的进展，患者的体质会越来越差，多数癌症患者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贫血、营养不良、消化功能差、排泄功能差、癌热、癌痛和胸水、腹水、心包积液、盆腔积液等症状。治疗癌症的根本在于遏制癌细胞在体内的疯狂增殖，与此同时，要兼顾癌症的各种并发症，强健患者的筋骨，提振患者的消化能力，提升患者的免疫力，控制癌热，改善患者的大小便情况，改善患者的脊髓造血能力，预防肿瘤破溃出血。我本人在组方用药的时候，就是根据癌症这种疾病的这些特点，采用有相应作用的中药，组合成方，进行治疗。用药本着扶正固本、活血化瘀、软坚散结、以毒攻毒、消痰利水、凉血止血、健脾益肾的思路，不断的调适各种药的用量，根据病人使用后反馈的信息，调整处方。虽然组方一改再改，但是对不同类的癌症患者，使用的药物基本相同，有一部分患者服药后效果明显，并不因为所患的癌症种类不同而有区别。如果绕进中医的辨证论治的套路中去，癌症的治疗就变成了一件玄幻莫测的事情，实际上按照辨证论治的思路去治疗癌症，是有很大的缺陷的。因为每种癌症根据其病灶所在的部位的不同，表现出来的临床症状不一样，若是按照中医的辨证论治来治疗，其治疗方法势必多种多样。但实际上，内服中药治疗癌症时，是可以用同一种思路对各种不同的癌症进行相同的治疗的。不需要根据辨证论治的惯例，采用不同的方法进行治疗。不过中医师有较高的辨证论治水平，对治疗癌症患者的各种并发症，确实很有帮助。在某些肿瘤的治疗上，通过中医的辨证论治思路也能取得非常不错的疗效，这是不容否定的。所以治疗肿瘤的中医师，是需要努力提高自己的辨证论治水平的。笔者之所以强调辨病论治的重要性，是因为在肿瘤这种具体的疾病上，不可以拘泥于传统认识。西医的同一种化疗药，可以用于多种不同的癌症，中医的内服药进入人体后，在人体产生作用的原理和西药化疗药没什么区别，都是通过一系列的生物化学反应发挥作用。中医的内服药是可以和西医的化疗药一样，针对不同的癌症都有效的。我本人正是秉承这一理念，开展系列的临床研究。实践证明，这样去治疗癌症，不但治疗癌症的原理可以阐述清楚，治疗的效果也可以重复，是一条值得探索的可靠的道路。而我过去使用简单的几味药或者单味药，也有过治疗有效的经验，但是从总体上来说，单味药有效的概率太低。所以我个人这几年一直在想尽办法提高有效率，越来越复杂的组合用药虽然看似繁琐，但是在有效率上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我还会继续在这个方向上探索。用药复杂，需要在安全性上特别注意，针对病人具体的情况，要有具体的对待，不能所有的病人在药物的用量上都一致，有些病人的用量要轻一些，有些病人的用量要重一些。有些病人要多用一些补药，有的病人可以多用一些有一定的毒性的抗肿瘤药。医生临床水平的高低，体现在拿捏这轻重的分寸之上，而这是需要建立在积累临床经验的基础之上的，只能是慢慢来，急不得。

七夕，也叫七巧节，在民间传说中是牛郎织女相会的日子，也是我母亲的生日。我的母亲生于1954年七月初七，如果她能活到今天，也才不过65岁而已。在现代社会，65岁并不算老。她辞世时，还不满58周岁。 曾经，我因为她过早的离世而痛惜不已，七年多过去了，现在我接受了这个结果，并且觉得如果我自己也能像我母亲一样，在老迈到来之前就辞世，也未必是一件坏事。起码，我不必经历老态龙钟带来的无奈。佛陀所说的人生八苦中的“老”之苦，能避免了也挺好。 所以之前我也曾对癌症和其他致死性疾病产生过的恐惧心理，现在逐渐消失了。我已经活到了四十岁，在古代，多数人活不到四十岁，活过四十岁的是少数。战争和疾病是导致人类死亡的两大因素，我们生活在和平年代，未被战火焚烧，能活过四十岁已经很幸运了，不必再奢求无疾而终。 此次我去陕西旅游，顺便在西安看了一个七十多岁的肺癌患者。老人已经进入了终末期，此前因为过度治疗，身体损伤很大，现在生存质量很不好。我下火车的时候，他的女儿在火车站接站，我便跟着她到了患者家里。 到患者家里后，看到患者基本上已经处于卧床不起的状态，人也极度消瘦。我很直接的告诉这位老年患者，我并不能够治愈他，我来看他，也不是为了治愈他，而是希望在他临终前给他做临终关怀治疗，让他少受些罪，走的时候痛苦少一点，告诉老人不要对治愈存在太多的幻想。 我们的谈话坦率自然，甚至可以称得上是一场愉快的谈话。这个老人对死亡没有多大的恐惧，真正感到慌乱和痛苦的，是他的家人。 我在来的路上已经跟患者的女儿说了很多，让她对死亡看开一些，没有必要为她父亲做太多的无益的治疗。如果能为她父亲减轻一些痛苦，而不是因为追求不切实际的治愈而去进行太多的创伤性的治疗，今后她父亲辞世时，她的心中回想起来会好受很多。 离开患者家里时，患者的女儿跟随着我们出来了，在路上，她说他们之前一路求医问诊，从未碰到过一个医生能如此坦率的告诉他们如何应对死亡。她和家人们也从未和老人如此直接的讨论过他的死亡，未曾讨论过临终关怀的问题。而我能够把他们这层纸捅破，让她感觉既意外又获益匪浅。 她问我为何能如此冷静和理性的对待死亡，是不是因为我见多了生死。见多了生死的确是其中的原因之一，但是我想真正能令我淡然生死的，还是我阅读的那些书籍和我的与死亡不存在关系的人生阅历——既已精彩的活过，何惧死亡随时来临？生当如夏花绚烂，死应如秋叶静美。 死亡是任何人都无法逃避的人生主题，但是遗憾的是很少有人能够对这一人生主题进行理性的思考，因为大多数人都厌恶死亡，贪生怕死是人类的天性。只是无论如何惧怕死亡，死亡终究是要到来的。在死亡面前，逃避和恐慌是无益之举。…

昨天，国家卫健委副局长雷正龙在健康中国行动推进委员会的新闻发布会上对外公布，我国心脑血管疾病、癌症、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糖尿病等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导致的死亡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88%，导致的疾病负担占总疾病负担的70%以上。 而不良生活方式则是导致这些慢性疾病和慢病管理效果欠佳的主要原因，我们为自己的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付出的代价太高。我国居民平均带病生存时间为8年，这意味着大多数居民都会有一个与疾病八年抗战的低质量生存期。 慢性病病程长，一旦得病基本伴随终身。对慢性病的治疗应该树立起慢病管理的意识，而不是一味的追求治愈。我国卫健委大力支持中医的发展，也是因为中医在慢病管理方面能发挥作用。 不过以我自己在实践中获得的经验，还是有不少的患者和患者家属，不惜倾家荡产的追求治愈癌症、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慢阻肺等慢性病。其结果往往适得其反，不但没能治愈患者，反而在花费了高昂的代价后，加速了患者的死亡，慢性病的过度治疗很普遍。 规范管理慢性病，可以平稳控制患者的病情，减少并发症的发生，延长慢性病患者的生命，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所以，提倡预防慢性病、早发现早治疗和加强慢病管理，是一种比追求治愈更理性，获益也更多的选择。 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在促进人类文明发展的同时，也让现代人的生活方式越来越不健康。此前欧洲的一些研究机构指出，人类的身体进化已经从最高峰走向下滑，二战后的一代人的身体素质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佳的状态，此后便逐渐走下坡路。当代人的肌肉、骨骼、心脏和耐力已经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退化。 所以尽管随着医学技术的改善，世界人均寿命看似在增长，但增长的寿命主要是低质量的带病生存期。 现代人要想减少身体上的折磨，远离疾病，是应该努力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而非一味的追逐物质文明的发展了。

王永炎院士向中医界发出“读经典，做临床”的倡议，认为要想培养出优秀的中医人才，就要重视“读经典，做临床”，这诚然是很中肯的建议。 但是世易时移，我个人觉得在当下的社会环境下，这六个字还不够，还应加上“学新知，重安全”这六个字。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一部分中医同仁在“读经典，做临床”上走向了一个极端——太唯经典是从了，以至于出了很多的医疗事故。 我经常关注中药副作用的新闻报道，这几天就看到东北某医院，一下子有三个患者同时因为服用过中药白鲜皮，造成肝损害入院。 白鲜皮是这个季节常用的一味治疗皮肤病的中药，因为内服白鲜皮而造成肝损害的报道已经屡见不鲜，但是还是有很多中医在使用时不小心，造成患者肝损害。 化疗、靶向药物或用中医以毒攻毒治疗癌症造成轻微肝功异常尚可理解，治疗皮肤病导致患者肝损害，损失就大了。因为这种病本来是可以通过更安全的办法解决的。 过去，科学不发达，这类副作用检查不出来。现在的医学条件比过去好，中药副作用很容易被检查出来，我们用药就要与时俱进。否则的话，不但病人不安全，医生自己也不安全。吃出事故了，就容易成为医疗纠纷。 细辛在张仲景的《伤寒论》里经常出现，小青龙汤、麻黄附子细辛汤这类经方中都用到细辛。但是细辛有强致癌作用，动物实验证实它能导致肝脏癌变，在人群中的追踪调查也显示中国很多肝癌患者有滥用细辛史。用细辛治病，固然可能解决患者眼前的问题，但也给患者种下了很大的隐患。 一些人总是因为它是经方用药而对细辛推崇备至，而且主张学习张仲景大剂量用细辛，这就害人不浅。医圣张仲景若是在现代按照他的方剂行医治病，不知道要出多少医疗事故，只怕早被患家骂为庸医。 网上很多文章，一看就是不怎么做临床工作的中医爱好者写的。我对大多数的中医爱好者不太感冒，学成半吊子，完全不在乎医疗的安全性，鼓吹一些自己都一知半解的观点，害人不浅。若让他们大量的临床治病，估计他们的头都要被患家打破。…

我曾在一家美式医院工作过，而且一度担任了该医院的高管。 我们那家医院的投资人之一是一名在美国行医的医生，他在美国是一名心血管方面的权威。我在那家医院工作期间，学习到了一些与中国医疗截然不同的知识和经验。 他一直想把美国医疗理念移植到中国来，改进中国医疗服务水平。不过遗憾的是，美式诊疗的很多理念，在中国有些水土不服。 我后来离开了这家医院，一度也想学习美国医生的工作模式——把诊疗做到非常细致的程度，靠自己的服务费而非其他收入来支撑自己的研究。 但是实践了一段时间后，发现自己的想法过于浪漫。中国患者还是习惯了不把医者的价值当回事的旧模式，他们认为救治他们的是药，而不是医者掌握的知识和技能。 在中国，如果一个医生敢于收取和美国专科医生相等的服务费的话，会有葬身于患者们的唾沫星子的危险。 我有一些病人去日本和美国看专科医生，每次诊疗的服务费几千人民币，不觉得自己付得冤枉。但是很多人在中国看专科医生，挂个号要几百块钱，都会觉得高。 所以中国的医疗，最后变得相当的糟糕，医生如果要想生存下去，单靠诊费是行不通的，必须得有别的收入。 最后，多数本来抱着救死扶伤的愿望去行医的医生，都被迫要考虑创收——如果不创收，他们将生存不下去。 实话说，我现在也还处在摸索之中——我也想找到一个平衡的方案，既可以照顾患者的心理，又可以支撑我的家庭日用开销和医学研究的合理的收费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