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医论 ⁽¹⁸⁵⁾

5-羟色胺是一种吲哚衍生物，简称5-HT，化学式为C10H12N2O，是由色氨酸转化而来。5-羟色胺最早是从血清中发现的，所以又名血清素。5-羟色胺广泛存在于哺乳动物组织中，在大脑皮层质及神经突触内含量很高。5-羟色胺是一种单胺，也是一种抑制性神经递质，它能影响人和动物的性格。 大脑里5-羟色胺水平过高的人往往有强迫症倾向，他们喜欢整洁，性格小心谨慎，甚至有些神经质。大脑中5-羟色胺水平过低的人往往容易冲动和抑郁，那些冲动的暴力犯罪或自杀者，通常5-羟色胺水平较低。 抗抑郁药百忧解（又名氟西汀，Fluoxetine）就是通过5-羟色胺系统来发挥作用的。百忧解可选择性地抑制5-羟色胺转运体，阻断突触前膜对5-羟色胺的再摄取，延长和增加5-羟色胺的作用，从而产生抗抑郁作用。 百忧解常常被精神科医生用于治疗抑郁症及其伴随的焦虑，尤其适宜于老年抑郁症。也可以用于治疗强迫症（但是药物用量应相应加大）、神经性贪食症、惊恐和广泛性焦虑障碍。 5-羟色胺常常被人戏称为“快乐基因”，当大脑中的5-羟色胺水平较高（而非过高）时，人容易成为乐天派。相比普通人，5-羟色胺水平较高者不容易神经质，个性更随和——而且这种区别与性别、种族、受教育程度和收入状况无关。这种人就是俗话说的“开心果”型人，他们总是易于满足且感觉良好，总能给人带来快乐。历史上那些著名的乐天派如苏东坡、陶渊明、庄子等，可能均属于5-羟色胺水平较高者。 我们人类的17号染色体上有一个与5-羟色胺相关的基因，名叫5-羟色胺转运基因。在这个基因的上游有一个激活系列，这个激活系列是一段22个碱基的序列，重复14次（短序列）或16次（长序列）。大约1/3的人有2个拷贝的长序列，这让他们在关闭基因表达方面会略微差一些，这就意味着他们的5-羟色胺转运蛋白会更多，他们大脑中的5-羟色胺水平会较高。 所以有些幸运儿生下来就是乐天派，无论一个人出生于什么样的家庭，只要他具备这样的长序列，他们都比其他人更容易快乐和满足。这样的人真是上天赐福之人，他们不需要像其他人那样奋斗，也能获得很高的幸福感。我本人可能属于这样的幸运儿之一，我的母亲和我都是天生的乐天派，即便一贫如洗仍然能够无忧无虑的活着，我可能从母亲那里继承了这种基因。 5-羟色胺能生成褪黑素，部分抑郁症患者嗜睡，与其体内的5-羟色胺被过多的转化为褪黑素有关。如果一个人不同寻常的嗜睡，是需要引起注意的。有意思的是，中医的少阴证的主要症状之一就是“但欲寐”（精神萎靡不振并嗜睡），这与抑郁症患者的症状很相似，笔者用中医治疗少阴证的麻黄附子甘草汤治疗过嗜睡乏力的有抑郁症状的癌症患者，有一定的效果。 另一些抑郁症患者可能因为5-羟色胺水平本来就过低，导致褪黑素生成之源匮乏，所以会烦躁不眠。笔者曾用中医治疗少阴阴虚导致的“心中烦，不得眠”的黄连阿胶鸡子黄汤治疗过这类失眠症，也有效。鸡子黄即蛋黄，属于高胆固醇食物，高胆固醇饮食能提高大脑中的5-羟色胺水平。 以上经验供大家参考，麻黄附子甘草汤和黄连阿胶鸡子黄汤的有关医理和药理仅为本人推测，尚需进一步的研究，也需要更强有力的数据证明。…

沙门问佛：何者多力？何者最明？ 佛言：忍辱多力，不怀恶故，兼加安健。忍者无恶，必为人尊。心垢灭尽，净无瑕秽，是为最明。未有天地，逮于今日，十方所有，无有不见，无有不知，无有不闻，得一切智，可谓明矣！ ——摘自《佛说四十二章经》 从古至今，人类都有旺盛的求知欲，希望弄明白与宇宙以及我们的肉体和精神相关的各种问题，达到“无病”、“不惑”和“无烦恼”的状态。从“未有天地”到“逮于今日”，甚至到未来的一切，我们都有兴趣去了解。佛陀说只有对古往今来的一切都“无有不知，无有不闻，得一切智”的人，才“可谓明矣”。但是这样的人很少见，绝大多数人都存在各种各样的认知盲区并固执己见。所以我们这个世界总是纷争不断，许多人都活在各种各样的痛苦之中。 按照生物学的观点，我们的生命在这个星球上已经演化了40亿年之久。粗略的看，生命都是由氢、碳和氧这三种化学元素组成，生物体的98%都是由这三种原子构成的。动物与动物之间的基因差别并不大，我们与黑猩猩有98%的基因是相同的，与大猩猩有97%的基因是相同的，与现代生物实验室里常用来做试验动物的斑马鱼有87%的基因是相同的。 我们看得极为宝贵的身体，实际上并不完全属于我们自己所有。有一千多种病毒寄生在我们身体内，还有大量的其他的微生物也寄生在我们这个身体内，比如各种细菌。我们从食物中汲取的营养和热量，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供养给寄生在我们身体内的那些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的。当然这些微生物也对我们有贡献，它们帮我们分解食物，也帮我们解决了很多其他问题。 我们的基因组中，起码有35%的基因属于毫无作用的基因，它们的存在除了耗费我们的热量之外，别无其他用处。如果我们从一出生开始便能清除掉这些无用的基因的话，我们的身体会更健康，我们也能更长寿。我们不用消耗那么多的食物，不必如此辛劳的谋生。 为什么我们人类基因组会如此复杂？这是因为我们在生命演化的路上走得太久了，所以有太多的东西被我们的基因组整合进来了。我们一直与病菌和其他生物相拮抗——病菌侵袭我们的身体，我们身体会产生相应的对抗机制与之作战，在这种战斗中胜利者得以生存，失败者被淘汰，胜利者的基因组中会多出一些在抵抗疾病的过程中产生的新成员。 大自然用这种方式把那些适应环境者选择出来，他们得以有繁衍后代的机会，这些幸运儿的后代继承了他们祖先的基因。这些基因既有有利的一面，也有有害的一面。 比如与镰状细胞性贫血和地中海贫血密切相关的基因，是为对抗疟疾而产生的。这意味着有这种遗传病的患者的祖先曾经罹患过疟疾并幸运的生存下来了，人类最少有12种基因具有疟疾遗传性抗性。骨质疏松症患者的祖先则可能是一些罹患过结核病并最终生存下来了的幸运儿，他们的维生素D受体基因发生了改变。不同血型的人对霍乱和疟疾的易感性也不同，O型血更容易感染霍乱，但是O型血抵抗疟疾的能力似乎比其他型血的人要强，也似乎更不容易患癌症，决定我们血型的基因同样与抵御疾病的作用有关。…

基因是目前已知的生命体中最小的单元，现代生物学证实了宿命论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有其合理性的，我们的生命始于一个受精卵，在我们还只是一个受精卵的时候，我们的基因组便已经注定了。 基因对我们的智力、健康、相貌、肤色等均有影响，在我们漫长的一生中，我们从父母那里继承来的基因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比如，出生于一个BRCA1和BRCA2基因发生突变了的家族中的女性，毕生罹患乳腺癌和卵巢癌等恶性肿瘤的几率就会比一般人高。HNPCC（非息肉性大肠癌）家族中的女性，既容易罹患结直肠癌，又容易罹患子宫癌（终身发病率高达30%-60%），还有些会同时罹患上这两种癌。 最新的科学研究显示，我们人类基因组约有2万到2.5万个基因，我们在地球上繁衍生息的时候，我们的基因组在不断的发生变化，我们人类每个世代约会产生100个基因突变。绝大多数的基因突变既无益也无害，但是发生在某些特定位置的基因突变则会是致命的。基因是生命的密码，记载着我们在地球上繁衍生息的过程中所遭遇的种种挑战，所以破译这个密码，也能破译我们人类的历史。 生物的基因突变与许多因素有关。 我们生存的环境——太阳、大气、水和食物都会导致我们的基因发生突变，比如臭氧层被破坏，太阳紫外线中的UVB和UVC波段就会长驱直入，损害我们的皮肤，导致我们的某些基因发生突变，最后恶变为皮肤癌和恶性黑色素瘤。所以中医讲的人与环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是有科学道理的。孟德尔著名的豌豆杂交实验证明了环境是基因突变的重要原因。 我们遭遇的传染病（传染病都是由病原微生物，如病毒和细菌等微生物的传播引起的）也会改变我们的基因——我们在感染过某种传染病并大难不死后，我们的免疫系统会记录下这些病毒或细菌的某些分子片段，当这种细菌或病毒再次来袭时，我们自身的免疫系统就能应付得了它们。这些片段就是存在于我们免疫系统的应对某些传染病的抗体，它们也成了我们基因组中的一部分。据不完全统计，人类基因组中有约40%的基因与病菌有关。我们每个世代积累的100多个基因突变中也约有一半是传染病造成的。 感染了某些病毒，痊愈后仅仅留下一些疤痕，比如天花病毒。但是感染过另一些病毒或细菌则可能会发生癌变，比如乙肝病毒和丙肝病毒会导致肝癌，HPV病毒（人乳头瘤病毒）会导致宫颈癌或肛门癌，EB病毒可导致儿童淋巴瘤和鼻咽癌，幽门螺杆菌会导致胃癌等。每种新的病毒或细菌对人类身体会否产生深远的影响，都需要很长的时间的观察与研究才能知道。一个严肃的科学工作者是不会轻率的在某种病毒或细菌刚刚出现时就断言它对人类的身体健康会否有长久的影响的。 基因变异并非完全是坏事。我们人类之所以分不同肤色，鼻梁有高有低，个子有高有矮，也是因为基因变异所致。有时候有些基因发生变异是为了适应环境，让我们更好的生存在自然界。而世界物种如此丰富多彩，也得益于基因在环境的影响下发生的各种变异。看似千奇百怪的鸟儿，它们可能来自于同一个祖先；颜色各异，形状有别的花儿，可能是同源植物；病毒在传播的过程中，也会产生变种。 我们作为生物，出现基因变异是正常现象，不出现基因变异是不可能的事情。人类智慧正是在基因变异中不断增进的，我们的免疫系统总是在为我们不断的打上补丁，让我们抵御疾病的能力和生存能力越来越强，只是在这个过程中，许多体质弱的同胞会被无情的淘汰。有时候，某些传染病的杀伤力太强，就会在某个世代造成灾难性的后果，比如黑死病。…

肝脏是人体第二大生命器官，也是人体最大的腺体，肝脏重量约为1.36kg，占人体体重的1.5%-2.5%。肝脏是人体内最大的消化腺，具有重要而复杂的代谢功能。 肝脏靠肝动脉和肝静脉双重供血，肝细胞中富含线粒体，每个肝细胞平均约含400个线粒体。这些线粒体呈圆形、椭圆形或棒形，线粒体对缺氧特别敏感，容易受到损伤。肝细胞的粗面内质网是合成各种蛋白质和酶类的场所，而滑面内质网则与糖原的合成和分解、胆红素、激素、药物、染料及有毒物质的生物转化有关。在肝脏发生的化学反应约有500种以上，动物实验证实，如果动物的肝脏被摘除，最多只能生存50多个小时。 我们在服用药物治疗疾病时，极容易导致肝脏受到损害。药物性肝损害与几种因素有关：一是所服用的药物毒性太大，二是服药的疗程太长，三是不当用药。有许多患者常年服用某种成分和副作用不明的保健食品或保健药品后，也出现药物性肝损害。 癌症病人在治疗的过程中，极容易出现药物性肝损害。化疗、靶向药物、中药和保健品均能导致癌症患者肝损害——所以一般情况下不要各种抗癌药物同时服用，这会加大药物性肝损害的风险。 治疗癌症的药物大多毒性较大，而且癌症患者的疗程都很长，大多数癌症患者在治疗的某个阶段会出现肝功能异常。 无毒的中药和保健品服用的疗程过长，同样会造成肝损害。曾有学者做过统计，在有中毒报道的112种单味中药中，文献上记载无毒或未记载有毒的药物有30种，其中死亡10例。也有服用人参和灵芝等传统认为无毒的中药而导致肝和其他器官损害的案例报道。 中药无毒副作用的理念对我国患者造成了很大的误导作用，一些药品广告中也刻意强调“纯天然中药制剂，无毒副作用”，这样的宣传导致我国居民大多数认为中药无毒副作用。实际上，每年报道的药物性肝损害中，由中药与中药制成的保健品引起的肝损害约占一半。 有些严重的肝损害患者会出现急性肝损伤，需要住院治疗。轻微肝损伤的患者，大多可以通过停药恢复肝功能。但是有时候对癌症患者来说，停药就意味着死亡，所以当此之时，就需要搭配一些保护肝脏的药物一起治疗。化疗、靶向药和中药治疗癌症时，很多患者会出现肝功能异常，如果情况不是特别严重，不能随意暂停治疗。 中药和西药均可造成肝损伤，保健品以及许多患者自行服用的各种号称有保健作用的补品也能造成肝损伤。不合理用药或滥用补品是药物性肝损害的最重要的原因，长年累月的服用保健品或各种菌类植物的患者，出现慢性肝损害的风险很高。 药物和保健品应在医生的指导下服用，不可以自行长期服用。即便是治疗有效的用药方案，也不可以长期不间断的使用，否则的话也容易导致肝功能受损。化疗完一个疗程，医生会要求患者休息一段时间再进行下一个疗程的化疗，也是为避免过度治疗造成身体严重受损。服用中药时，也需要有间歇期，不可以一直不停的服用中药。…

在得知我的一个同学英年早逝后，我的一位好友对我说，她姐姐和我同一年出生，本科在北大法学院就读，她姐姐那一届北大法学院的同学中，已经有四个英年早逝了。所以她姐姐说，活着就很好了。 她姐姐四个英年早逝的同学中，有一个是因为乳腺癌去世的。这个乳腺癌患者酷爱中国传统文化，本科毕业后跟随某位国学大师读研究生，研究生毕业后去了中国最有名的一家中医药大学教书。 因为酷爱国学和中医，她患乳腺癌后拒绝接受西医治疗。她的同事中有许多知名的中医教授，她找中医治疗自己的病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遗憾的是，这位昔日的天之骄子，尽管查出乳腺癌时并非晚期，但是存活期还是极短，她找的中医师们没能挽救她的生命。 乳腺癌是一种预后较好的肿瘤，只要接受规范的治疗，多数患者的存活期能在五年以上。我接诊的乳腺癌患者，即便是最难治疗的三阴乳腺癌，也没有像她那么快就去世的。 我很少让乳腺癌患者接受纯中医治疗，固执的排斥西医的患者我也不敢冒险去接手。一是因为我对中医文献很熟悉，知道“乳岩”（即乳腺癌）是中医外科四大不治之症之一，但凡严肃的中医著作中，都不会夸大中医对乳腺癌的疗效；二是我也了解现代医学治疗乳腺癌的各种方案和效果，知道各种分型的乳腺癌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治疗方案，大致会有什么样的预后。 所以我常常建议患者们中西医结合，基本上我接诊的乳腺癌患者们都能存活五年以上，有部分乳腺癌患者在我的建议下采取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案后，存活期已经超过十年且至今仍安然无恙。 估计我一辈子会接触大量的乳腺癌抗癌明星，因为在中西医的帮助下，乳腺癌已经是可以控制的一种慢性病，并非什么不治之症。只要不是太晚期的患者，都有希望长期存活。 到我这里来找我治疗乳腺癌的，不乏铁杆中医粉，这些人多数排斥西医。我总会劝说她们接受中西医结合的综合治疗方案，努力向她们科普乳腺癌的中西医知识，帮她们解除顾虑，这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 比如有个山东的1985年出生的三阳（PR，ER，HER-2阳性）乳腺癌患者，曾经执着于用刮痧疗法治疗自己的乳腺癌，向她灌输刮痧疗法能治愈乳腺癌的那个人几乎把她洗脑了。只是不幸的是她的乳腺癌在单纯的采用刮痧疗法后，非但没有丝毫改善，反而迅速进展。 她找我后，我花了很长时间向她科普乳腺癌的各种中西医知识，告诉她，她所患的这种乳腺癌可用的方案多，首先要手术，术后既可以化疗，又可以用赫赛汀进行靶向治疗和用他莫昔芬做内分泌治疗。治疗过程中出现的任何副作用，我基本上都可以帮她搞定。所以她的病预后很好，我希望她能够接受中西医结合治疗的方案。…

大年初二，亲朋好友互相电话拜年的时候，惊悉昔日的一位同窗好友于2020年8月份因为“原因不明的病毒性发烧”在武汉某医院经抢救无效，与世长辞，我心中哀恸不已。据说另外两个在武汉工作的学医的同学当时赶赴过去，参加了这位同窗好友的治疗，但是效果不好，这位老同学病情进展迅速，只两三天时间就去世了。他们好歹还出了点力，我则只能在他去世后半年才得知这一消息，心中颇感愧疚。 我曾经抢救过许多人，但是却未能抢救自己的同窗好友，这让我听到这个消息后一直闷闷不乐。大概五六年前，我和这位老同学在老家见过一面，互相叙了叙阔别之情，也谈了谈各自的人生规划。当时他正在老家基层当民警，他说他希望在民警的工作岗位上服役十年后，转行去当律师，干十年律师后，再经十年商，赚点养老钱后，回到老家做普法工作。 他感慨中国的法治环境太差，在基层社会，人治大于法治的现象很普遍，所以他有志于为推动中国的法治建设工作做点贡献。这是我们七十年代出生的这代人的一个共同点，我们都有点理想主义色彩，希望做点实际的工作推动社会的进步。尤其是在我们为人父母后，更是如此，因为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孩子们仍然生活在一个我们认为不够理想的社会环境中。 黄冈这个地方的读书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勤奋和自律，尤其是我们那个时代的黄冈人。我们创造了中国教育的神话，竞赛成绩和高考成绩都独步中国，甚至在全球名列前茅。这与我们的老师们的贡献有关，也与此地学风优良，学生们刻苦努力，理想高远有关。 黄冈曾经出过的名人数不胜数，此地人文风气在中国很独特，这里从不缺乏锐意进取的人。黄冈人不但好学上进，而且大多有志于改良社会。我的老同学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在工作之余把律师执照考下来了，这对中年人来说是一件挺需要毅力的事情。大概两年前我有次打电话给他的时候，他已经转行当律师了。我很佩服他能说到做到，只是可惜的是，这么好的一个同学现在却“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老友泪沾襟”了。 大年初三，北京下着蒙蒙细雨，我和内子一起在雨中漫步，我一直在忆念着这位老同学生前的一点一滴，难有欢颜。我们这个社会上太多的“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人，像他这样的有“兼济天下”的理想的人并不多，失去了真是很可惜。 我另有一个同学在澳洲，一直在默默的资助我救济部分穷困患者。去年新冠疫情的冲击导致大家收入锐减，我让这位在澳洲的同学停止援助，把钱留下来照顾好自己和家人。他不肯，他说人到中年，我们应该活明白了，知道哪些事情是真正值得去做的有价值的事情，认准了就要坚持到底。 我很为自己有这样两位同学而感到温暖，倘若没有他们存在，我不免会觉得自己孤零零的像堂吉诃德一样，一个人去和风车战斗。只是现在痛失了其中的一个。 我们这样的人在现实生活中经常受人嘲笑，身边的人大多觉得我们幼稚可笑，傻得不可救药，觉得我们为自己的人生设定的目标愚不可及。所以有一二知音的时候，就会无比珍惜。痛失这样的知音，我的难受之情真是难以言表。这几天一有空想起他时，眼泪就不自觉的湿润了我的眼眶。 老实说，新冠疫情加大了医生们工作的风险和难度，去年年底的时候又出来了一系列的医闹伤医事件，我有一段时间有些沮丧。我和另外的几个同样沮丧的医生朋友一起想谋点新的出路，减少临床治病的工作量，尽量只治疗少数友好的患者。我去年底曾打算今年一边继续写作进行医学科普，一边做点生意养家糊口。但在我同学不治身亡的消息传来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学医的还是不应该因为行医环境太恶劣而逃避和退缩。…

除了上帝，其他人只能用数据来取信于我们。 ——Bernie Fisher医生 现代医学教材更新的速度很快，每隔几年就会出一版新的教材，每一版都较前一版有不小的改动。因为随着时代的发展，相关流行病学与临床研究的增多，以前的一些结论被推翻了。最新的医学论文中，十年后还被认为是正确的并不多。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生物学领域，生物学的很多结论，也经不住时间的考验。 举例言之，20世纪早期，美国巴尔的摩经验丰富的外科医生Willam Halsted曾经主张对乳腺癌患者进行扩大性切除，这被他称为乳腺癌根治性切除术，Willam Halsted认为扩大性切除术可以根治乳腺癌。因为Willam Halsted医生在业内享有盛誉，所以他的这些主张被固化为外科手术的信条。在他做第一例根治性切除术后80年的1980年，Bernie Fisher医生做了一种随机试验，对比了根治性乳房切除术和相对保守的手术治疗，Bernie Fisher医生发现接受根治性乳房切除术患者与接受保守手术的患者的复发率基本相同，但是根治性切除术带来的大量的并发症让乳腺癌患者饱受折磨。…

诱导分化治疗是指在某些体内、体外分化诱导剂的作用下，将恶性肿瘤细胞诱导向正常细胞的方向演变分化的一种治疗方法。通过诱导分化，恶性肿瘤细胞的生物学特性（包括基因表达方面的标志物）会向正常细胞接近，甚至完全转变成正常细胞。医学界发现部分肿瘤患者会出现肿瘤自行消退现象，如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张锦华团队报告过该团队20世纪70年代收治过一名腹部巨大肿瘤伴腹水不能平卧，全身恶病质的男性患儿，经剖腹探查，术中见肿物与肾脏粘连并畸跨腹主动脉，无法切除，病理检测结果显示为神经母细胞瘤晚期伴多处淋巴结转移。该患儿当即退院回家，未经任何治疗，两年后患儿再次返院复查见状态良好，行动自如，腹部平软，B超检查未发现任何肿物，亦未见任何淋巴结肿大。患儿在完全未治疗的情况下自愈了，类似的自愈病例北京儿童医院亦有报道，世界各地不时的会有一些癌症患者的肿瘤自行消退。这些肿瘤患者为什么会自愈呢？部分原因可能是在内源性分化诱导剂影响下，肿瘤自发性分化逆转。这一现象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近年来，世界各地学者在探索诱导分化方面做了大量的临床实验，取得了许多成果。1995年，我国哈医大的张鹏等报道了其团队自1992年应用三氧化二砷（AS2O3）治疗急性早幼粒白血病（APL）的临床和实验研究时，发现AS2O3对APL不仅有诱导分化、克隆抑制作用，而且还有促进白血病细胞凋亡的作用。张鹏团队观察到APL细胞凋亡的形态学表现。2017年，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张锦华团队出版的《神经母细胞瘤诱导分化治疗》一书，报告了张锦华团队在过去几十年的临床实践中，采用小剂量化疗对神经母细胞瘤（NB）进行诱导分化的思路，治疗199例神经母细胞瘤（NB）患者（其中4期患者166例），结果CR71例，PR45例，SD25例，PD4例，死亡49例，失访5例。正常细胞与肿瘤细胞最大的区别在于，正常细胞具有一整套细胞凋亡（apoptosis）的机制。细胞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在生长到一定的程度后会自动凋亡。所以当细胞生长过多，或者机体处于生长发育的需要时，正常细胞可以通过自动凋亡来保持整体的稳定，但是肿瘤细胞不会自动凋亡。肿瘤细胞不会自动凋亡的特性可能与端粒酶有关。真核细胞染色体末端有一种叫端粒的特殊结构，端粒以其自身长度的缩短来调节着细胞的正常死亡。肿瘤细胞在端粒酶的帮助下，可以不断的编码端粒DNA重复片段，补充端粒来打破细胞的这种自身平衡，让肿瘤细胞得以无限生长。所以如果能够将肿瘤细胞诱导分化为正常细胞，就能终止肿瘤细胞无限生长的进程，达到让肿瘤自动消退的目的。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尽可能的改变机体的内外环境，充分发挥各种治疗手段的诱导分化作用。从分子生物学的角度来看，肿瘤细胞要凋亡，需要抑癌基因（如野生的P53基因）的帮助。大量的研究表明，许多抗癌药物杀伤肿瘤细胞的作用是通过激发抑癌基因，启动细胞凋亡机制完成的。中医治疗癌症的历史悠久，有许多宝贵的经验可供借鉴，上文提及的张鹏团队应用的三氧化二砷治疗急性早幼粒白血病就是从民间中医用砒霜（主要成分为三氧化二砷）治疗癌症的案例中汲取的经验。传统中医用“以毒攻毒”来概述砒霜和雄黄这类砷化物的抗肿瘤作用，现代科学家则通过实验阐明了其抗肿瘤主要是诱导细胞凋亡的原理。笔者多年来见证了许多采用传统中医疗法后，肿瘤自行消退的案例，其背后的原理值得探究。有一些患者熏吸砒霜之类的药物的烟雾后肿瘤自行消退，有一些患者是在服用某些内服中药后肿瘤自行消退，还有部分患者甚至仅仅依靠艾灸这种简单的治疗方法就取得了肿瘤自行消退的疗效。但是大多数这样的患者的经验不具有可重复性，其他患者效仿这些患者进行治疗时，往往无效。为提高成功率，笔者近年来在摸索中药复方多靶点广谱抗癌的思路，详细介绍见拙文《我用中药复方多靶点广谱抗癌的实践经验介绍》。这种思路有一定的可重复性，曾在多例各种肿瘤患者身上取得了一定的疗效，有少数患者达到了CR的效果。但是该方案的有效率还是达不到笔者的理想，所以笔者这些年仍然在不断的改良这种思路。根据大量患者治疗后反馈的情况，每隔半个月调整一次药物组方。在这种不断摸索和改进的过程中，该方案的有效率在逐渐提高。但是笔者也发现了一个问题，该方案完全无效的部分患者，在采用另一些方案后，有一定的效果。如甘肃卵巢癌患者赵某是笔者治疗的一位4C期卵巢癌患者陈某的病友（陈某目前已经CR，治疗医案见拙文《历时近三年，用中药把一个4C期卵巢癌患者的转移瘤全消除》），赵某是陈某介绍的病人，笔者给陈某治疗有效的方案在赵某身上非但无效，反而导致赵某的肿瘤标志物CA125迅速上升。但在调整用药方案，放弃对赵某进行抗肿瘤治疗，仅采用中医的扶正治疗后，赵某的CA125上升的速度明显下降。这样的案例说明，对不同的患者来说，有时可以采用同样的治疗方案，有时必须采用不同的治疗方案才能达到理想的诱导分化的效果。比如陈某的方案，笔者用于一位晚期宫颈癌患者马某时，马某也达到了CR的疗效，马某的医案见拙文《晚期宫颈癌患者马某治疗医案（肿瘤已全部消除）》。笔者也曾将陈某的方案用于多例神经母细胞瘤患儿，这些患儿用药后，均可见肿瘤自行消退的现象发生。但是将该方案用于与陈某属于同一种癌症的赵某时，效果反而不如意。而对赵某采用纯粹的扶正治疗后，赵某的肿瘤细胞增殖的速度又在下降。可见用中医的方法抗癌时，无法完全依赖同一种思路。我们还需要进行更多的探索，才能找到更精准的治疗方法。传统中医素来有“同病异治”和“异病同治”的说法，意思是说同一种病，有时需要采用不同的方法来治疗，不同的疾病，有时可以采用同一种治疗方法。只是自古至今，在肿瘤类疾病的治疗上，没有形成有效率特别高的思路。所以需要我们新一代的中医师融会新知，不断的实践和摸索，提高中医诊疗癌症的有效率。诱导分化思路的根本在于借助体内、体外分化诱导剂的帮助，诱导肿瘤细胞向正常细胞转化。这需要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改善患者体内的内环境，二是提升患者自身的免疫力，三是诱导肿瘤细胞自动凋亡。改善患者体内的内环境可以延缓肿瘤细胞增殖的速度。人体之所以生长出恶性肿瘤，根源在于肿瘤细胞过度增殖和凋亡不足造成的失衡，如果肿瘤细胞增殖的速度放缓，凋亡的速度加快，则肿瘤是有希望自行消退的。人体在致癌因子的刺激下，产生了肿瘤细胞。但是致癌因子无法单独发挥作用，人体的内环境对致癌因子导致人体发生基因突变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多数癌症患者的身体内环境较差，这种环境为肿瘤细胞的增殖创造了条件。若能纠正机体内环境的偏差，肿瘤细胞增殖的速度便会下降，肿瘤增长的速度也会放缓，这可以延长患者的生存期。根据生物的内稳态理论，生物能够控制自身的体内环境使其保持相对稳定。这种内稳态能够减少生物对外界条件的依赖性，提高生物对生态因子的耐受程度。如果生物的内稳态没有被破坏，生物就能够抵御外界的生态因子（如某些致癌物和致癌环境）对自身的刺激作用，不至于在生态因子的作用下，发生癌变。但是一旦生物的内稳态被破坏了，那么生物对外界的生态因子的耐受程度就大大的降低了，容易发生癌变。我们在传统中医理论中可以找到类似的表述，传统中医认为“阴平阳秘，精神乃治”，人体只有阴阳平衡且处于稳定的状态，才能保持健康的状态。如果阴阳失衡，那么人体的这种内部稳定的状态就被破坏了，很容易产生健康问题。所以中医强调“治病必求其本，本在阴阳”，中医治疗疾病的根本在于让人的身体处于“阴阳平衡”的状态。当然，我们不能拘泥于阴阳的原始概念，但是却可以从中医的这种思想中借鉴治病的经验。如果我们纠正了患者身体内环境出现的偏差，恢复了患者的“内稳态”，就像是中医所说的让患者处于“阴阳平衡”的状态了，那么患者肿瘤生长的速度就会明显的放缓。比如某个肿瘤患者在中医看来属于“热毒壅盛”的体质，这种体质显然已经破坏了患者的内稳态，中医采用清热解毒的思路，解决了患者“热毒壅盛”的问题，让患者身体的阴阳失衡的状况得到了改善，患者的肿瘤生长的速度就会减缓许多。而中医的“热毒壅盛”，在很多时候即是西医所说的炎症状态，我们知道通过改善癌症患者身体的炎症状态，是能够延缓患者肿瘤发展的速度的。再比如说某个肿瘤患者在中医看来属于血瘀体质，这种体质的患者一般来说特别容易在肿瘤内部形成新的血管，中医调整这种失衡的状态，就需要用活血化瘀的药物来治疗。事实上，多数活血化瘀和软坚散结的中药都有很好的抑制血管生成的作用。中成药西黄丸之所以有抗癌作用，就与其有抑制血管生成的作用有关。而西医的许多抗癌药物，比如贝伐单抗和安罗替尼等，都是通过抗肿瘤血管生成来发挥治疗作用的。如此看来，中医的许多理念与西医和现代生物学的理念是相通的，我们可以借助这些新知来阐明古老中医的治病原理，更精确的探索中医抗癌的思路。患者自身的免疫力与癌症的发生和进展也有很大的关系，众所周知，在免疫力低下的情况下，肿瘤细胞发展迅速。因为这个原因，相对于传统的放化疗等治疗方法，当代许多新的肿瘤学家更青睐节拍化疗等新概念。所谓节拍化疗是指采用小剂量化疗药物（通常为常规剂量的1/10-1/3）较频繁的给药，其实质仍然是上文中提及的抗肿瘤血管生成。笔者在上文中提及的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的张锦华团队就是这方面的代表，多年来他们一直在采用小剂量化疗加中药的方式治疗神经母细胞瘤患儿，取得了较好的疗效。节拍化疗与传统的大剂量化疗相比有一个较大的优势就是对患者的身体损伤相对较小，患者的免疫力不至于破坏得太严重。许多神经母细胞瘤患儿到西班牙等国家治疗，再回国治疗后，就很不适应国内的大剂量传统化疗方式。因为这些患儿在国外接受的小剂量化疗没有影响他们的生活质量，无须住院治疗。而回国后接受的大剂量化疗则明显的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需要长期住院，这为患者带来了不便和很不好的体验。而中医的扶正治疗主要是通过提升患者的免疫力来控制肿瘤细胞的发展。在当代中西医并存的情况下，中医的扶正治疗还有降低西医放化疗副作用的用途。如许多癌症患者在接受放化疗和口服靶向药物治疗时，白细胞、红细胞和血小板急剧下降，免疫力低下，这些患者同时接受中医治疗后，上述问题有可能得到妥善解决，放化疗和靶向治疗的效果也能提高，这样的提升免疫力的治疗对癌症患者来说就有实际意义。同样，在诱导肿瘤细胞凋亡这个问题上，中医也能发挥作用。比如上文中提及的传统中医所用的砒霜（三氧化二砷）和雄黄等砷化物，就有诱导肿瘤细胞凋亡的作用。除了砒霜之外，中医所用的许多以毒攻毒的药物，都有诱导肿瘤细胞凋亡的功效。所以我们完全可以从上述三个方面着手，探索中医精准治疗癌症的思路。但与此同时也要研究传统中药的毒性，笔者多年来也见过许多患者服用中药抗癌后出现肝肾功能受损的情况。笔者自己治疗的患者中，也有肝肾功能受损的。最理想的医疗方案是既安全又有效的，我们在追求有效性的同时，也要尽可能的提高安全性。笔者非常期待中西医在对肿瘤患者诱导分化治疗上合作，共同为癌症患者探索出新的治疗方案。也很乐意将这一理念介绍给癌症患者及患属，相信这种理念可以帮助患者和患者家属做出更理性的抉择。

一部《伤寒论》，半部讲汗法。传统中医的八法之中，汗法居首。中医方剂学教材将发汗解表法放在第一位，同样，中药学教材首先讲的也是发汗解表药。西医的退烧药和止痛药，大多数也是通过发汗来发挥作用。 我小时候在农村长大，缺医少药，感冒了，我母亲最常见的处理方法就是给我下碗挂面，往面条里放许多辣椒糊。我一边吃着母亲做的这碗辣椒糊拌面，一边满身出汗。汗一出，身体就清爽了许多。农村有句俗话“出一身臭汗，百病全消”，在农村，热爱劳动的人，确实身体更壮实。 许多疾病可以通过出汗来缓解，比如发烧、疼痛、鼻炎、咳嗽、皮肤瘙痒、情绪抑郁等。出汗不但有助于控制体温平衡，还可以排出身体内的毒素。汗液是体内砷、镉、铅、汞等有害物质的重要排出途径，而这些有害物质大多有致癌作用。经常通过运动出汗的人，血压、血脂和血糖都不容易偏高。出汗还可以有效的排出体内过多的盐分，预防结石的形成。 我是一名慢阻肺患者，我很少靠吃药来解决自己的慢阻肺问题。每次运动出汗后，我的呼吸就通畅了许多，咳痰也容易多了，休息质量也会好很多，坚持运动一段时间，我可以整年不咳嗽。每次复发，我发现自己无论是通过热敷还是通过运动，只要出汗了，病情就缓解了许多。 而且出汗后不但咳嗽会控制住，还能缓解脑力劳动带来的肌肉疲劳和眼疲劳，让人精神抖擞。实际上中医治疗咳嗽常用的小青龙汤和麻黄汤等方剂，都是发汗药。如果能够通过自主运动达到出汗的目的，不用吃药也能缓解病情。有许多慢性鼻炎患者，就是靠跑步等运动来康复的。尿频的患者在运动出汗后，小便的次数也会明显减少。我国著名的中医学家赵绍琴教授在给患者治病时，就经常在医嘱中要求患者多运动。 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一样，所以可以选择的运动方式也不一样。关节易受损的患者，就要尽量避免跑步和登山等易损伤关节的运动，选择对关节损害较小的游泳等运动。我个人比较喜欢的是室内组合运动，我将举重、俯卧撑、拉伸和跑步组合在一起，不到半个小时便会出一身汗。 有些容易出汗的患者在长期的锻炼后，体质得到明显地改善，反而不再容易出汗。中医的桂枝汤也是发汗药，但是它可以治疗多汗症，所以有汗运动能改善多汗症的原理或许与桂枝汤相似。 清代名医王洪绪治疗肿瘤类疾病，在服药的同时，也要求患者用点黄酒并“盖被取汗”。这个辅助手段非常的有科学道理，患者服药后出点汗既对药力的发挥有帮助，也能顺便通过汗腺把毒素排出体外。 运动出汗可以明显地降低人体的炎症水平，而包括肿瘤在内的许多慢性病的发展均与人体的炎症有关，所以多做有汗运动的癌症患者康复的效果更好。我曾治疗过一个间皮瘤患者，在治疗开始的几年，他很能配合我的医嘱，坚持跑步等运动，每天通过运动出不少的汗，那几年他的治疗效果和身体状况都是最好的。此后他开始放松对自己的要求，治疗效果和身体状况就明显不如以前。 我不是很赞同癌症患者通过静坐和冥思来抗癌，我更建议他们多做有汗运动。我国只有约18%的成年人坚持运动（这个数据是国家卫健委最新公布的），由于缺乏锻炼，我国居民的慢性病患病率居高不下。生命在于运动，人生来就是要运动才能筋骨强健，过度舒适的生活，只会让我们失去健康。

今天看新闻，看到了两条警情通告。 一条是杭州市公安局上城区分局通报2021年1月22日上午10时55分许，该局接到报警称浙医一院6号楼5楼发生一起疑似爆炸物爆燃事件，造成3名医院工作人员和1名病人受伤。警方已把嫌疑人控制住。 另一条是2021年1月21日娄底市公安局娄星分局通报2021年1月17日上午8时许，娄底市娄星局蛇形山镇嘉谟村发生一起恶性案件，犯罪嫌疑人康某永持刀刺伤未成年人朱某涵。经查，数月前，犯罪嫌疑人曾到受害者父亲所开的诊所就医，对未治愈心生不满，故伤害被害人以报复其父母。 最近这些年来，医务人员面临的这种安全威胁越来越多了，中国的行医环境相当恶劣。 我自己也经常受到恐吓和谩骂，有些患者和患者家属的行为不可理喻。看病不挂号，咨询不付费，稍有不满就谩骂或殴打医生，而且还理直气壮，觉得是医生没有医德，完全没有想到作为病人或家属同样要有道德修养。绝大多数的医护人员忍气吞声，选择退让一步，以免事态恶化。无论是大医院还是小诊所，医务人员的人格尊严和人身安全都得不到保障。 所有人都有可能生病，不管是好人还是坏人，也不管是性格温和的人还是性格暴躁的人，大家都有可能就医或陪同家属就医。我经常被一些素质低的患者或患者家属恶语中伤，如果我们选择与之对着来的话，他们便会没完没了的纠缠——这些人谩骂和殴打医生的代价真是太低了，在其他国家，殴打或谩骂医生是严重的犯罪行为，轻则判刑一年，重则判刑小十年，但是在中国，常常只是警察的口头训诫或刑事拘留几天。 所以我自己现在对医患纠纷非常敏感，如果患者或咨询者出言不逊，或者表现得暴躁易怒，我就会想尽办法不与他们建立医患关系。外界无法为我们提供安全保障，我们只能自己保护自己。 美国医疗机构的一些大型调查统计显示，约有15%的就诊者属于棘手的就诊者，这个比例在全世界各国基本上都差不多。这意味着如果一个医生一天看100个患者的话，就有15个患者是潜在的安全隐患。一般来说，每个中国医生每天接诊的病人不会少于20人，这20人中约有3个人属于棘手的患者，他们或者性格偏执，或者有暴力倾向，所以医生这个职业很高危。 很多基层医生每天都要跟一些不挂号，直接闯入诊室的病人打交道。我曾经应邀去河南汝州出诊过，邀请我去的是该地的一个医生的家属。这位医生当时也去接我，他告诉我，每天他的诊室里有超过三分之一的患者不挂号，医生给他们开完方子后，他们不在医院药房取药，直接去外面买药。该地的很多人本能的以恶度人，质疑医生们是为了赚他们钱，所以他们理直气壮的用这种方式来就医。该医生说自己不敢得罪这些病人，因为搞不好他们就恶语相向，甚至有可能会发生暴力冲突。 我的朋友中有许多医生，同样的情况大家都遇到过，我自己也经常遇到不付费但是没完没了的咨询的患者。在他们看来，医生是应该免费为他们做这样的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