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医论 ⁽¹⁸⁵⁾

《晏子春秋》中有这样一段话：“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 这段话揭示了生物遗传变异的一些基本规则，这说明我们中国人在遥远的古代就已经具备非凡的洞察力。不过遗憾的是，我们缺乏深究的精神，所以生物遗传变异的规则要靠两千年后的孟德尔通过实验和数据统计来揭示。 格雷戈尔·孟德尔（Gregor Johann Mendel，1822年7月20日-1884年1月6日）是一位生物学家和神父，他出生于奥地利帝国西里西亚（今属捷克）海因策道夫村，在布隆（Brunn）(今捷克的布尔诺 )的修道院担任神父，是遗传学的奠基人，被誉为现代遗传学之父。孟德尔最大的贡献是发现了遗传学三大基本规律中的两个：分离规律及自由组合规律。 孟德尔的父母都是农民，所以他对园艺很在行。1843年10月，他来到了布尔诺修道院，他对修道院的人说，他对宗教信仰没有兴趣，但是对知识却充满了渴望，他的动手能力很强，勤劳本分，他到修道院只是为了寻找一块栖身之地和读书学习的地方。修道院接纳了他，他开始的时候只是在修道院干点杂活儿，到1847年8月6日，他被修道院任命为神父，在他晚年，他甚至成了修道院的院长。 孟德尔性格温和恭顺，做事循规蹈矩，单调乏味，修道院里的生活平淡无奇。但是孟德尔自己却在这里默默地做一项改变了整个世界的实验，那就是生物学教材中著名的豌豆实验。和中国古人一样，孟德尔也发现了豌豆在生长的过程存在遗传和变异的现象，不过与中国古人浅尝则止式的思维不一样的是，神父孟德尔非常具有钻研精神，他希望揭开生物遗传和变异的秘密。 孟德尔的经历颇为坎坷，他并不愿意当一个神父，更想在布尔诺实验中学当一个科学教师，为此，他还专门在维也纳花了两年的时间学习物理学、化学、地理学、植物学和动物学。但是遗憾的是，孟德尔参加了两次教师资格考试都没有通过。 经受这些挫折的孟德尔并没有放弃他对科学的爱好，他一直在做豌豆实验，他从附近的农场收集了几十个品系的豌豆进行培育，希望能够筛选出纯种豌豆品系。他在试验过程中列举了七项反映纯育的性状：1.种子性状（圆粒与皱粒）；2.种子颜色（黄色与绿色）；3.豌豆花颜色（白色与紫色）；4.豌豆花位置（茎顶与叶腋）；5.豆荚颜色（绿色与黄色）；6.豆荚形状（饱满与皱缩）；7. 植株高度（高茎与矮茎）。孟德尔发现每种形状至少会出现两种变异体，后来生物学家将控制这些变异体的序列命名为等位基因，两性繁殖的生物从父亲和母亲那里各继承了一份等位基因，这个我们又叫它“二倍体”。…

除了上帝，其他人都必须用数据说话。 ——悉达多·穆克吉《众病之王——癌症传》 在按照传统中医的辨证论治思想治疗癌症十余年后，我对靠中医的望闻问切和辨证论治思想来治疗癌症的有效率深感失望。这并不是说这样治疗癌症毫无疗效，而只是我的亲身经历和我目睹到的学院派或民间中医师们用这样的方法来治疗癌症的疗效都低得很，我很难再对它建立起信心来。 近年来我开始接触循证医学，因为有理工科背景，我对循证医学的理念很容易接受，而不是像一些对传统文化过度痴迷的中医药研究者那样排斥这种新的医学理念。 循证医学的核心思想是：医疗决策应尽量以客观研究结果为依据。医生开具处方，制定治疗方案或医疗指南，政府机构作出医疗卫生政策等，都应根据现有的、最好的研究结果来进行。流行病学家David Sackett教授将循证医学定义为“慎重、准确和明智的应用所能获得的最好研究依据来确定患者的治疗措施”。 循证医学是建立在临床数据基础上的一场医学革命，它对医学的影响是深远的。它通过大量的数据推翻了许多陈旧的，被人们习以为常的认为是正确，但实际上并非最佳的医疗方案。循证医学在造福患者的同时，也让医生的职业风险降低了许多。 所以严格来说，循证医学只是一种理念，一种临证思维方法。它不但可以被现代医学借鉴，同样也可以被古老的中医借鉴。中医师在治疗疾病时，用循证医学的思维模式对传统的中医方剂和药物进行临床研究，收集临床数据，能够提高治病的疗效和用药的安全性。 我个人近年来一直在用循证医学的思维来研究中医药抗癌，获益良多，治疗的成功率有了较大的提升。我一面大量的阅读文献，学习中医的基础理论，学习中药（现在也渐渐地学习各种其他民族使用的天然药物）与方剂的功效和用法；一面在临床工作中收集数据，并对数据进行统计和分析。然后在这些基础上设计新的药物配伍方案，比较新的用药方案和旧的用药方案的有效率和安全性的高低。通过比较，就可以不断的产生更优化的用药方案。 举例来说，我前些日子发布了一些治疗肺癌的医案。我在治疗这些肺癌患者时，每隔半个月就会对部分患者的用药进行适度的调整，并通过他们反馈的信息来比较调整后的用药方案和调整前的用药方案哪个效果更好一点，副作用更小一点，久而久之就积累了许多数据。…

处暑的这一天，我扛着锄头去我的小菜地里挖地，挖了约三十平米地，累出了一身大汗，手磨破皮了。挖完地后，就给白菜定植，栽了将近一百棵大白菜秧苗，这就是我家的冬储大白菜了。这是很原始的种地方法，很累，但是减肥很有效。种了一年多的菜，我一身的赘肉基本上都减下去了，体重回到了二十多岁时的数值，也回到了标准体重范围。 今年雨水多，菜地里的蚊虫比去年多了许多。有几次夜里去菜地，蚊虫就像无数轰炸机一样，把我咬出了一身大包。我还为此过敏了几次，整夜皮肤瘙痒发烫，红肿了一大片。七倒腾八倒腾后，发现食用白醋竟是这种过敏症的克星，往红肿处多抹几次白醋后，红肿全消退了。 这种痛苦的经历让我有好几次想放弃种菜，有两周都不大去菜地了。不去菜地后，运动的积极性也消退了一些，那两周的体重就又开始回升了。最后我还是坚持去种菜了，只是把去菜地的时间改在了白天上午，蚊虫是文明害虫，它们很讲武德，白天不咬人。 多年来，我也在和一身的肥肉作斗争，是资深的肥肉斗士。以往减肥的效果都不怎么样，体检时甘油三酯和胆固醇还高上去了，也有了轻度脂肪肝。不过种菜这一年多，甘油三酯和胆固醇下去了，脂肪肝也消退了。经常跟我跑菜地，孩妈的脂肪肝也不治而愈了。所以尽管有几次想打退堂鼓，但是为了这点健康上的好处，我还是把种菜坚持下来了。 我此前看过一本书，书名叫《掌控习惯》。我现在把这本书的大部分内容都忘光了，但是这本书中的一句话我一直都还记得。那句话的大概意思是说，大多数的减肥最终都会以体重反弹回原状告终，只有当我们决定改变生活方式，把自己变成另一个自己时，我们的体重才能彻底降下来。 我也曾在健身房办过卡，姑且不说现在受疫情影响，不敢去健身房了。即便在疫情前，去健身房的效果也欠佳，因为很难一直坚持。种菜的好处是一旦种上了，就需要坚持去菜地浇水和摘菜。多日不去，田园就会荒芜。 离开农村二十多年，我常常怀念田园生活。种菜一年多后，酷暑和蚊虫又让我再次领教了过去在农村吃的苦头，吃苦的时候就明白真正的农民生活不只有田园诗的一面，还有很多不如意的地方，要不然就不会有那么多人想跳出农门。累的时候，被蚊虫叮咬得浑身过敏的时候，我也想放弃。但一旦退回到过去的生活状态中，体重也会毫不客气的反弹。 人活着就得脑体结合，身体得受点累，才能达到最健康的状态。工业革命后，大部分人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改革开放后的几十年，我们中国人的体力劳动越来越少了。这种变化改变了中国人的体质，我国现在胖子越来越多，瘦子越来越少。由肥胖导致的糖尿病、脂肪肝、癌症等现代流行病成了我国疾病谱系中的主流疾病。 这类慢性病之所以难治疗，也与现代人的生活方式难以发生根本性改变有关。我有个间皮瘤患者是山东威海人，我帮他治疗期间，特地叮嘱他加强运动，而且告诉他每天要负重行走或跑步。他听了我的话，天天负重在海边跑步。那段时间他虽然用药很少，但是他的病奇迹般的好转。 他也创造了间皮瘤患者生存的一个奇迹，他确诊为间皮瘤后活了八年左右，远超他的那些病友。他有一次对我说，他刚患病时加入到一个间皮瘤群里去了，他当初认识的群友死得一个都不剩了，只有他还活着。遗憾的是，后来他觉得自己应该算是彻底痊愈了，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运动方面没再像过去那样坚持，还自作主张把药停了，没多久就复发并转移了。…

前不久有个终末期卵巢癌患者的家人在他的同学——另一位医师的推荐下来找笔者帮助他妈妈减轻痛苦。这个患者每次化疗都会肠梗阻，病情已经很严重了，靠化疗痊愈的可能性很低。笔者帮助她缓解一些临床症状，减轻了她的痛苦，治疗略有效果。 但患者家属不太甘心，加上患者的子侄辈中有两个在三级甲等医院工作的医生，这两位亲属一律主张患者以西医化疗为主。笔者是主张在这种现实的困境下，放弃化疗的，但是在与患者至亲们的意见相左的情况下，笔者的意见是不会被重视的。患者的儿女们一商量后，决定还是再化疗一次，我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 这一次化疗直接导致该患者出现严重肠梗阻，副作用比前几次化疗都大，无法进食和排便，疼痛，血象也降得很厉害，每天只能靠输营养液维持生命，情况一天比一天严重。最近主治医生找患者家属谈话，认为患者已经到了最后的日子，应该准备后事了。患者希望叶落归根，回老家去。主治医生担心患者都无法顺利回到老家，幸运的是患者回到老家了。 回家后，停止输液，患者的情况竟比医院里好转了不少。虽然如此，病情严重到这种程度了，剩下的日子也屈指可数。患者的家属仍然不死心，还是希望笔者继续治疗，看看是否能够出现奇迹。笔者认为这种情况再治疗意义不大，所以只是建议他们用一些简单的外治方法减轻患者的痛苦。 这种情况以前我也曾多次遇到过。大概十年前，有个护士的妈妈也是癌症晚期，天天输液，身体每况愈下，主治医生也让家属预备后事。后来她决定把老人接回家去，停止输液两天后，老人的情况明显好转。她问我为什么会这样，我告诉她患者的身体已经虚弱不堪，输液给身体各个器官造成了负担，所以会越治疗越严重。停止输液反而更好，不足为怪。 我给这个患者开了一些口服的对症治疗的中药，让她愿意吃的时候就吃点，不愿意吃的时候就别勉强。服药后如果有改善就继续吃，如果没有改善就停药。这个患者服药后情况有所好转，慢慢的竟能下楼活动活动。她的女儿后来想了想，觉得老人身体恢复了，还能再治疗一下，又把她带回医院里输液。再输液后，老人的身体迅速崩溃，不久便辞世。 上个月，内蒙一个患者的女儿找我咨询她父亲的肝癌该如何治疗。这个患者的女儿认识我超过五年了，她的母亲患宫颈癌，五六年前，她曾带她母亲来找我治疗过。很不幸的是她的父亲今年又患了肝癌，在患肝癌之前，她的父亲已经因为其他疾病瘫痪了，身体大部分无知觉，需要家人全天候的照料。这次确诊为肝癌后，家里的亲戚还是让她给她爸爸好好的治疗一下。 当地医院里给出的方案是化疗，我不认为这种治疗对患者有太大的意义。而且他们家庭的经济条件也很不好，有三个重病号，根本无力承担她父亲继续治疗的费用。患者住院期间，常常处于高烧不退的状态。我于是建议她把她父亲带回家，居家照料和治疗。不要用太多的药物，如果继续发烧的话，用小柴胡颗粒退退烧就可以了。 这个患者一家听从了我的建议，把患者带回家去，用小柴胡颗粒退烧，患者的体温降下来了，再没有超过37度。胃纳恢复，能够进流食，至今已经一月有余，情况反而比住院时更好。患者家属也安心下来了，不再折腾。 我自己的母亲最后的那段日子，我也是采取同样的方式去做医疗处置的。只为她改善生活质量，不去在乎她的生存期。所以我母亲去世前两天还能出去打牌，后来她二次中风，不省人事，我的亲属也让我想办法抢救，我放弃了。离别的那一刻终究是要到来的，与其让中风后遗症和终末期癌症一起折磨我母亲，不如让她轻松一点解脱。…

经常有患者或患者家属为了解决某个问题，各种手段都用上，中药、西药、保健品、偏方，结果适得其反，病人的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反而带来了各种严重的副作用。腹泻、便血、肝肾功能损害，这种盲目的各种手段全部用的做法是很危险的。无论是药品、保健品还是食品，都可能在解决问题的时候，带来新问题。而且吃的这类东西太多，肠胃也受不了。有些问题的解决，需要的是时间和耐心，而不是堆彻各种药品和保健品就能解决的。身体虚弱的患者，也不是越补就越好，补过头了就会出问题，像癌症患者这样的患者，补品吃多了，癌症还会疯狂的发展。血象低的患者，用的补血手段过多，也有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升血小板的药物用多了，就可能出现血栓，这个就比血小板低更麻烦了。腹泻的患者，如果各种治疗腹泻的药品、食品和保健品同用，就会便秘。解决患者的问题时，要给身体一段时间，任何人的身体短期内摄入过多的药品或者食品，都可能会出问题，肝肾肠胃等器官都会处于超负荷状态。一旦这些器官出问题了，就会按下葫芦起来瓢，旧问题还没解决，新问题又来了。棘手的问题应该交给医生处理，与此同时，要给医生时间，医生会遵循安全有效的原则，去做恰当而非过度的处理。专业医师受过严格的医疗训练，他们对药物和食物副作用的了解比常人多，他们见识过的医疗事故也很多，他们的谨慎是有理由的。古人云，过犹不及，过度的治疗有时不如不治疗。很多患者死于过度治疗，而很多患者的过度治疗，恰恰是患者和患者家属操之过急导致的。我见过一些患者的病历上，医生会让患者本人或其家属签字声明某些不被认可的医疗方案是患者家属和患者要求做的，有的甚至要求他们声明有些药品是他们在医院外自购的药品或保健品，为什么医生们要这样做呢？因为这牵涉到医疗风险和责任，医生们扛不过患者和患者家属的要求，患者和患者家属自行用了高风险或过多的医疗措施，就需要患者和患者家属自己去承担这一部分责任。尽心尽力是好事，但是也要掌握一些基本的医学常识再去尽心尽力。如果违背身体运行的基本规律，过度的尽心尽力，就成了操之过急，最后只能是适得其反了。

有一次我的一个师弟联系我，他说他因为工作压力大而失眠。我问他怎么失眠了，他说他早上五点钟醒来后就再也睡不着了，以前是睡到七点钟的。我听后真是好生羡慕他，因为我自己基本上每天早上都是三四点钟起床，大多数时候，到早上五点钟的时候，我已经看了两个小时的书，然后为一家人准备早餐。七点钟的时候，我的所有的家务都已完成，背着笔记本电脑包到我的书房里研究患者的病案，开启一天的工作。 他为早上五点钟就醒了焦虑得不行，请我帮他治疗，我告诉他不用治疗。我自己从高中时代每天早上就是五点钟起床，那时候我每天学习时间14-16个小时。我这个人不聪明，但是论勤奋和毅力，我所遇到的人中还没有几个比得上我。如今我四十二岁，人到中年，家业已成，实际上可以享点福赖赖床，但是我没有这么做，依然保持过去早起读书的习惯。 自从我妈患病后，我每天晚上九十点钟入睡，早上三四点钟醒来，醒来后就再也睡不着，睡不着我就起床看书。中午我会午休一两个小时，偶尔上午或下午犯困时，也会随时打个几分钟到十几分钟的盹，只要闭目养神几分钟，精力就能恢复过来。我的这一习惯已经保持了快二十年了。 我从未为如此早起而忧愁过，我觉得这种忧愁纯属浪费时间。很多人随着年龄和工作习惯的改变，生物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睡眠时间也跟着发生了改变。有些人很自然地适应了这种变化，不为此忧愁；也有些人因此而忧心忡忡，用尽各种方法强迫自己多睡，结果睡眠状况越来越糟糕。 我虽然夜里睡眠时间少，但白天照样精力充沛。早起的人比别人多出了好几个小时的时间，可以用于学习和工作。为什么要为早醒而烦恼呢？我的经验是醒了就起床，开始新一天的学习和工作，不浪费光阴，别强迫自己继续睡眠，也别忐忑不安的胡思乱想。 我不觉得自己失眠，从未给自己贴上失眠的标签，也不吃安眠药。人要学会顺应自然，也要学会顺应自己生物钟的变化。我在高中时看过一本成功学方面的书（这种书也只适合那个年龄段的我看了，现在我是一个字都看不下去的），那本书中提到失眠的问题，说是某个人每天的睡眠时间很少，开始时他很忧虑，后来想开了，干脆把睡不着的时间都用于学习，结果在事业上大获成功。 这个故事不知道是编的还是真实的——众所周知，成功学著作中太多的故事是编的，当时这个故事确实让我觉得耳目一新。我现在在事业上算不上大获成功，但是因为早起看书的时间比一般人多，确实多学了点知识，这些知识帮了我不少忙。 佛教徒睡得都不多，佛陀在《佛遗教经》中说：“汝等比丘，昼则勤心修习善法，无令失时。初夜后夜，亦勿有废。中夜诵经，以自消息，无以睡眠因缘，令一生空过，无所得也。当念无常之火，烧诸世间，早求自度，勿睡眠也。诸烦恼贼，常伺杀人，甚于怨家。安可睡眠，不自警悟？烦恼毒蛇，睡在汝心，譬如黑蚖，在汝室睡。当以持戒之钩，早摒除之。睡蛇既出，乃可安眠。”佛陀认为人贪图睡眠，不认真修道是错误的，所以佛教寺院里的早课时间是很早的，天还没亮，僧人们就开始了一天的修行。但是因为佛教徒把这当作必须的修炼，所以不会因为少睡而烦恼。早起对僧人们的健康也没有影响，反倒是修行到位的僧人们因为没有焦虑和烦恼，身心更健康些。 所以如果我们醒得很早，但是身体健康，精力充沛，就完全没有必要为睡眠的问题烦恼。每天睡多长时间是一个很个性化的问题，每个人需要的睡眠时间是不一样的。如果睡了之后不解乏，总是感觉头脑不清醒，这就是不健康的状态，需要借助医药的帮助。但是也要排除一下这些是不是因为自己为醒得早而过度焦虑导致的，我看很多人半夜醒后发愁，最后导致自己身心俱疲。如果他们能够调整心态，顺应自己生物钟的变化，而不是强迫自己去数羊催眠，相信他们也会精力充沛。

我不太会号脉，除了经典的浮沉迟数等脉象外，其他的脉我都不太确定自己号的是对是错，而且对浮沉迟数的脉象的解读也不是很有信心。这句话可能让许多人大跌眼镜，他们难以置信我这样的人号脉的水准这么差。 姜春华教授曾经准备做脉诊的研究，他把上海市的名中医找来了好些，让他们对同样的一批患者号脉，把脉案记录下来，然后做一下统计。统计结果显示，这些名中医号出来的脉象相同的比例不到15%，这个结果也令人大跌眼镜。姜老后来放弃了脉诊研究的立项，改为研究舌诊。因为舌诊客观些，脉诊太主观了，姜老觉得研究脉诊的意义不大。 姜老在其著作《中医与科学》一书中谈及过此事，有心人可以找来翻阅一下。姜春华教授出身于中医世家，从小跟随父亲学习中医，后来是上海市最有名的中医教授之一，临床疗效卓著。他受国家卫生部委托，组织上海中医界的骨干力量，对传统中医进行了一系列的专项研究，在研究的过程中意识到中医存在一些需要改进的问题。他把这些问题提出来后，挨了许多中医界同仁的骂。这没办法，涉及中医，说任何话都会挨骂。 疫情后，我被迫放弃面对面的号脉这种诊疗手段，专注于问诊和舌诊。这样就可以通过视频进行，不但能节省患者就医的费用，还能减少交叉感染的风险，结果临床疗效比以前高一些。按理说中医的四诊合参比仅靠问诊和舌诊应该更好呀，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仔细想了想，是因为没了脉诊后，我受到的误导减少了许多。 脉诊的时候，我很容易被古人的不太严谨的理论牵着鼻子走，而且总是费尽心思去想病人到底应该属于什么脉，对应的应该是什么病。放弃脉诊后，我就耐心的以问诊为主，把病人各种症状都问得清清楚楚。然后按照方证学派的做法，在自己的知识库中寻找与患者症状相适应的方剂，不太确定的地方就查查资料，结果效果比面诊好多了。 今天还有个熟人介绍的鼻炎患者对我说，我隔着屏幕，也不号脉，就把她多年的鼻炎治好了，真是不可思议。她之前多方求医问诊，屡次治疗都失败，这让她快失去信心了。我在想，如果我对她号过脉，也许因为对脉象存在疑问，用药反而要走弯路，疗效不一定有这么好呢。 问诊结束后，我还经常查阅资料来增强判断的精准性。我真的特别感谢我的患者们，他们对我真是太仁慈了。我经常对他们说，这个问题我还不是太清楚，我先记录下来，一会儿查查资料去，查完了再答复他们。这些患者们没有因此而鄙视我的学问不够，而是耐心的等待。这是过去当面诊治病人时办不到的，当面诊治时总是需要现场就把处方开出来，有时候思虑不周也硬着头皮开了，结果疗效不理想的时候就比较多。 以前我看过一部外国电影，我忘记了电影的名字，那电影讲的是一个黑人医生非常喜欢钻研，有时候为了一个病人的疾病要翻阅很长时间的文献，他还创造性的做过连体婴儿分离手术，电影的主题是赞美他勤于钻研。我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心中一直在想，这样的医生若是在我国，大概会被病人的口水淹死，因为病人会觉得他经验不足，还需要临阵磨枪的翻书。 现在看来我的担忧是多余的，我们国内也有许多患者喜欢我这样的临阵磨枪的翻书的医者，他们觉得我对他们尽职尽责，愿意花心思去研究他们的疾病，而不是敷衍塞责。当然也有许多患者不喜欢这样的医生，他们更喜欢让他们觉得信心满满的不用翻书的医生。 我一直都觉得自己的医术稀松平常，但是偶尔也能治好一些其他的医生治不好的病人——当然也有很多患者我治疗的效果很差，他们找别的医生治疗比找我治疗的效果更好，所以这没什么好吹嘘的。我之所以能够侥幸治疗出一些疗效，我个人觉得根本原因在于我问诊非常仔细。我最少会给患者十分钟的问诊时间，多数时候会问诊半个小时乃至以上，收集患者全部的体征信息，然后对患者自诉的各种症状进行认真地分析，最终得出该用何种方剂的结论。这样的问诊有时会出错，但是正确的概率相对要高许多。…

英国人类学家奈吉尔·巴利（Nigel Barley）写了一本名为《天真的人类学家》的书，这本书主要讲述作者在非洲喀麦隆多瓦悠人村落两次进行田野工作的经历。 在这本书中，Nigel Barley讲了个笑话，他说他刚准备从英国去喀麦隆做人类学研究时，他的亲朋好友忧心忡忡的告诉他，喀麦隆这个地方有食人族，太危险了，劝说他不要去。后来他在喀麦隆做了一段时间田野调查，与村里的酋长结为好友，当他准备离开非洲回英国时，这位非洲酋长对他说，他很希望与Nigel Barley一起去英国看看，但是他听说英国有食人族，不像非洲人那么爱好和平，很危险，所以只好作罢。 部分信奉中医的人和部分信奉现代医学的人之间，就像那些互相视对方为食人族的英国人和喀麦隆人之间一样，存在着一条莫名其妙而又难以弥合的鸿沟。一谈中医，反中医者就认为中医是巫术和骗子；一谈现代医学，那些铁杆中医粉丝也是嗤之以鼻，百般看不上，严重失实的嘲讽现代医学。 这种因为无知而产生的互相排斥的行为直接影响到患者在治疗自身疾病时所作的抉择。很多患者和患者家属畏西医如虎，另一些患者和患者家属谈中医色变。他们本可以在中西医共同的努力下治疗得更好，活得更长，不过遗憾的是最后总在为自己对医学的偏见而付出惨重的代价。 我认为我们有责任向社会科普医学常识，既要认识到中西医各自的优点，也要认识到中西医各自的缺点。最不应该的是制造中西医对立，夸大自己的优点，嘲讽对方的缺点，制造偏见和迷信，误导社会大众。 去年疫情刚刚结束没多久，就有个乳腺癌患者来找我，她的雌孕激素均是阳性，这样的患者最应该考虑的治疗方案是内分泌治疗，不过该患者在接受内分泌治疗时副作用太大，浑身上下剧烈疼痛。我给这个患者的建议是用中医药辅助内分泌治疗，用中医的一些方剂来解决内分泌治疗造成的剧痛，坚持把内分泌治疗进行下去，我有一些患者遇到类似的问题就是这样解决的。雌孕激素呈阳性反应的乳腺癌患者接受内分泌治疗的效果很理想，同时这样的患者如果不采用内分泌治疗，肿瘤进展比三阴乳腺癌更迅速。在那种关键时刻，选择错误将会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 但此时该患者对西医失去了信心，不愿意再尝试。恰好他们本地有个中医在用中医偏方治疗癌症，据说有成功的案例。所以她希望用纯中医的方法来治疗自己。根据我自己多年的经验来判断，该患者是在放弃一种成功率高的治疗方案，选择一种成功率很低的治疗方案，所以我觉得很可惜。但是我们是左右不了任何患者的，最终该患者放弃了内分泌治疗。该患者的体表病灶在今年开始破溃，再重新找西医服用靶向药时效果甚微。 我几乎每天都能接触到类似的患者，前天还有个肺部出现占位性结节的患者坚决拒绝西医的手术治疗，要求我给予纯中医内服药治疗。我断然拒绝了。我告诉他，早期肺癌手术根治率可以超过90%，中医内服药治疗的成功率低于10%，这样拿患者的生命冒险的行为不是一个医生应该做的事情。如果医生为了一己之私利而误导患者，迟早会出事。 有些患者对我个人的信任已经超过了一切，但是他们希望的是纯中医治疗。我对部分已经没有西医之路可走的患者确实采取了纯中医治疗，但是在患者还有手术机会，或患者的病经西医保守治疗的成功率更高的情况下，都是尽力劝说患者和患者家属选择中西医结合，提高治疗的成功率。…

周口店的“北京猿人”的平均寿命只有15岁左右，经过了50多万年的进化，人类现在的人均寿命已经有70-80多岁了。有些长寿的国家和地区的人均寿命甚至更高，比如我国香港地区男性人均寿命为82.0岁，女性人均寿命为87.8岁。 疾病在延长人类寿命方面居功至伟，正是各种传染病和慢性病提高了人体适应环境的能力。按照演化医学的观点，在没有天敌的情况下，人的抗衰老能力会不断的进化，人均寿命会不断的延长。因为人类在没有天敌的情况下，会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来研究延长自身寿命的办法。人会对自己的生理特征越来越了解，适应自然和疾病的能力也会得到提升，免疫系统会越来越发达，寿命自然也会不断的提升。 疾病既是坏事，也是好事。比如感冒就能帮助我们训练我们的免疫系统。如果一个孩子从出生后就生活在完全洁净的环境中，免遭各种病菌的感染，那么他的免疫系统就不会被训练得很强大。一旦有某种新的病菌在人群中出现，他们就缺少抵抗新病菌的能力。印尼等发展中国家的孩子从小生活在不洁的环境中，但是这些孩子抵抗病菌的能力比发达国家的孩子要强。 在《消失的微生物：滥用抗生素引发的健康危机》一书中，作者马丁·布莱泽（Martin J. Blaser，他是美国微生物领域的权威，美国总统顾问）指出，在亚马逊原始雨林中生活着的“原始人”体内有大量现代人体内没有的微生物，这些微生物帮助我们的祖先抵抗了许多疾病。甚至臭名昭著的幽门螺杆菌也不是一无是处，幽门螺杆菌虽然是胃癌的癌前病变，但是也降低了哮喘和食道癌的发病率。 所以我们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即便是致病的微生物对我们人体也是有帮助的。如果没有这些病菌的存在，我们的智力可能还停留在黑猩猩的水平，我们的人均寿命也与黑猩猩不相上下，因为我们与黑猩猩是近缘物种。 同样，各种慢性病也会训练我们的身体，提升我们的智力水平，让我们发现我们身体存在哪些薄弱环节。 人从成为受精卵的那一刻开始，便在不断地适应环境，在母胎中，人的大脑便会因为环境的变化而做出响应。举例来说，如果孕妇在怀孕期间遭遇饥饿，胎儿的大脑会对饥饿做出反应，这样的胎儿长大后，会更加嗜好高脂肪食物，也更容易肥胖。因为在他的大脑发育早期，他就已经体验过饥饿的滋味，所以他的大脑会对饥饿有很深的记忆，这会让他不自觉的为自己的身体储存更多的热量。同样，如果孕妇在怀孕期间处于应激状态，胎儿的大脑也会对母亲的情绪做出反应，这样的胎儿长大后可能更容易焦虑，也可能非常的消沉，这也是因为他们在母胎中就被迫适应环境。焦虑和消沉本身也是适应环境的一种有效的反应方式，这些在我们看来属于负面情绪的东西，在应激状态中可以提高人的生存几率。 历史上那些影响很大的传染病，最终都会在人类的基因组中留下印记。比如在疟疾中逃生的人，身体内携带着导致地中海贫血症或镰状细胞贫血症的基因；从鼠疫中逃生的人，身体内携带着导致血色素沉积症等疾病的基因。为什么人类会携带一种致病的基因？这是因为在特殊情况下，这些致病基因能够让人在恶劣的条件中生存下来。贫血和血色素沉积症患者体内的铁元素不易与病菌结合，鼠疫杆菌等病菌是在铁元素的帮助下才在人体肆虐的，贫血和血色素沉积症患者在鼠疫和疟疾流行期间，生存几率更大。…

人类尚未攻克癌症，但是关于癌症方面的文献已经可以用汗牛充栋来形容。仅仅读完这些文献就已经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任何人一辈子都读不完。而且等我们读完已经问世的所有文献，新的研究又可能把前面的结论推翻。全面掌握与癌症相关的各种知识并为患者提供无懈可击的服务的肿瘤专家极为罕见，我猜是不可能有。不但现在不可能有，将来也不可能有。 当然，将来AI技术进一步发达，也许会有能全面掌握与肿瘤相关的各种知识的机器人为肿瘤患者服务——但愿患者们能喜欢它们。不过癌症方面的新研究不断的像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即便是AI也很难全面掌握。医学就是一个不断进步的动态的学科，后起之秀总能把我们推到沙滩上去。 每个癌症专家都可以把另一个癌症专家攻击得体无完肤，因为人都有自己的知识短板，肿瘤学是在争议中不断发展的。三十年前，人类对肿瘤发病的遗传及分子机制知识几乎一无所知。今天，人类不但能从分子生物学层面理解肿瘤的发病机制，而且还有许多年轻的生物学家掌握基因编辑技术，并可以通过基因编辑技术来治疗包括肿瘤在内的多种疾病。但是即便如此，每年还是有成百上千万的人死于癌症，这是多么棘手的一种疾病！人体又是多么的复杂！人类的智慧在大自然的演化力量面前，终究还只是小儿科。 2020年的诺贝尔化学奖颁发给发明了基因编辑技术的法国科学家Emmanuelle Charpentier和美国科学家Jennifer A. Doudna，以表彰这两位女科学家开发出的一种基因组编辑方法CRISPR Cas9——这是一项可以改变人类演化进程的，过去只掌握在大自然手中的技术。在动物身上的实验业已证明，通过将劣势基因剪辑掉，插入优势基因，人类能够培育出体格更健壮，性能更好的动物来。只是限于伦理问题尚未解决，风险也难以预测，这项技术还没有广泛的应用到人类自己的身上来。 科学技术引发的医学革命是巨大的，将来人类会不会用基因编辑技术解决癌症这个医学难题呢？暂时还无法知晓。因为分子生物学家们也明白，诱发癌症的并非单一基因，而是多种遗传和环境因素在共同发挥作用。但是毫无疑问，在未来科学更发达的时代，在胚胎阶段不对可能导致人类罹患各种痛苦疾病的基因做点什么，将是一件非常不道德的事情。 基因编辑也可能带来无法预测的危险后果，一旦某个基因被编辑后诱发了细胞的一系列不良变化，患者也有可能会因此而付出健康和生命的代价，这是谁都难以承受的。科学导致的灾难性后果并非没有先例，核武器的出现就让物理学家们背负上了道德的包袱。目前全球的科学家在科研机构工作的占不到5%，其余的超过95%的科学家是在私人企业服务，对他们而言，私人利益远比人类福祉更重要。既往的这一二百年中，科学界的新秀们利用新技术在各个领域内发财致富，罔顾他人死活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