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医论 ⁽¹⁸⁵⁾

随着新冠肺炎肆虐的日子越来越长，临床医生们发现它能诱发的后遗症越来越多，痊愈者遗留下呼吸困难、肺部纤维化、脱发、脑雾、记忆力减退、乏力、抑郁、阿尔兹海默症、味觉丧失、嗅觉丧失等一系列的新疾病。在2019年之前，人们不会想到会有一种新的冠状病毒出现，这种病毒不但会损伤我们的呼吸系统，还会损伤我们的消化系统、泌尿系统和神经系统。 最新的研究发现，部分新冠肺炎患者在痊愈后出现了抑郁症和阿尔兹海默症症状。有些学者认为这与新冠病毒诱发的脑炎损伤了人的大脑有关，大脑是由神经细胞组成的，神经细胞又被称为神经元，虽然大脑的重量只有1.5kg，但是却包含了1000亿个神经细胞，另外还包含1000亿个神经胶质细胞。这两千亿个细胞中的部分损伤了，人的大脑可能就会出现永久性的损伤，我们如何去准确的找出这两千亿个细胞中受损的部分并修复它们？或许我们永远都办不到。 大脑是我们最重要的器官，我们的思维活动、情感体验和我们对外界的各种反应都在大脑中完成。当医生诊断一个人脑死亡时，实际上等同于宣布一个人已经死亡了。没有人会预料到在2019年底会出现一种新型冠状病毒，而这种冠状病毒竟然会侵袭人的大脑。在旧版的医学教科书中，不可能将新冠肺炎列为抑郁症和痴呆症的病因之一。但是在今后出版的医学教材中，将会出现这种病因。 一个原本头脑清醒，心态积极的人在突然感染了一种新的病毒后幸存下来了，但是从此他的大脑经常出现脑雾现象，他对生活再也提不起兴趣，甚至丧失了性欲，他还过早的出现老年痴呆的症状。他从基本健康的状态转变为现在的这种状态，仅仅只是因为病毒改变了他的身体。病毒的一些片段也从此永久性的成为他的基因组的一部分，如果他生育了后代的话，这些片段有可能遗传给他的后代，这些又会诱发何种新的遗传病呢？现在还没有人知道。 我描述这样一个过程，并非用新冠肺炎来恐吓谁。实际上这是我们人类在漫长的进化史中不断重复的经历，我们的基因组中有数以千计的病毒片段存在。除了病毒，细菌和真菌也与我们共享我们的身体。我们以为我们的身体只属于我们自己，这只是一种错觉，它也属于寄生在我们身体内的无数的微生物。虽然我们肉眼看不见它们，但是它们其实一直都存在。 2020年8月，我的一个高中同学突然得了一种非常奇怪的病，进入医院后，医生只能给出“不明原因的病毒性发烧”的诊断，他很快就去世了。直到现在，我们仍然不知道他究竟感染了一种什么样的病毒，只知道他周边的人没有被传染。这种病毒可能只是某种非常偶然的机会，从他接触的某种生物的体内跳跃到他的身上。每年有大量的这样的查不出原因的感染病毒的病例出现。 我经常被患者要求帮助他们分析他们的病因，我试图通过查看他们的病历资料和与他们攀谈来了解他们过去经历了什么，然后从中寻找出最可能诱发他们患病的原因。但是说实话，我对自己的判断并不是那么确定。我穷尽一生之力，在某一种疾病上进行研究，在临床诊断时，可能也达不到70%的准确率，更遑论治疗成功了。 将来人们将如何治疗新冠肺炎造成的抑郁症和帕金森？医生要不要将新冠肺炎诱发的抑郁症和帕金森与其他原因诱发的同类疾病分别对待？其他患者的抑郁症和帕金森又是因为什么原因诱发的？也是感染了某种病毒吗？还是遗传因素造成的？或是意外的脑损伤造成的？新冠肺炎会不会诱发某种肿瘤？ 如果你深入到医学的研究之中，你将会发现你脑子中充满了各种很难找到答案的问题。我们的1000亿个神经元和1000亿个神经胶质细胞随时都在对这些问题做出反应，我们通过各种各样的动物实验和药理实验来寻找解决疾病问题的办法。我们还在人体上尝试解决他们的问题的办法，并由此而产生了医学，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治疗疾病的方法。 但是遗憾的是，可能有一半以上的病人发现医生对他们的疾病没有太大的帮助，有些患者的病情甚至一边治疗一边恶化。医生们也很苦恼，治疗失败让他们倍感挫折，同时也担忧患者们会做出过激反应。…

疾病有多难治疗，大概只有从事过临床工作的医生才能知道。很多医学理论听起来激动人心，但是在临床实践中却并没有什么实用性，大多数初学者和业余学习者是不明白这一点的。所以我经常遇到头脑发热的中医粉丝，他们错误的认为按照中医的阴阳五行学说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认为现代医学狗屁不值。对这些人我个人建议他们先去学习一下历史而不是中医，看看历代的皇帝和他们的子嗣的寿命有多长，有多少人是生病夭折的。 曾经有个刚上大一就确诊为尤文氏肉瘤的患者找我治疗过，治疗期间，肿瘤虽然被缩小过，但是他和他的家人对治疗效果并不是太满意，而我的医术平平，确实也没能给他们带来特别大的惊喜，无法让他的肿瘤彻底消灭。所以他们听信了各种传闻，先去找了一个外治的民间中医，结果用外敷药后，肿瘤迅速增大。后面又听信了一个开艾灸养生馆的中医粉的说法，认为通过温阳法能够将肿瘤消融。所以在他的建议下，大量喝姜汤加艾灸。不幸的是，患者在艾灸馆艾灸期间出现大出血，送医院急救无效死亡。 这个年轻的患者在那个艾灸养生馆做理疗时，还热情的把我的公众号和微信号推送给那个艾灸馆的老板。他去世后，那个艾灸馆的老板慌里慌张的找我，问我该患者突然大吐血有没有别的原因，抢救无效死亡是不是与医院的抢救措施不当有关。 我当时就告诉他我无法给他任何答案，因为我真的不知道这个患者大出血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他更换治疗方案后有好几个月没跟我沟通过他的具体情况。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这个患者大出血与什么因素有关，也无法判定他的大出血是否与艾灸和喝姜汤有关。 这个艾灸馆的老板受此惊吓，萌生了短期出家的念头，问我哪里可以短期出家，我对此也不了解。老实说我完全不想卷入这样的事情中去，所以建议他自己和患者家属直接沟通后续事宜，然后就把他删了。 过去十多年，类似的事情我见过不止这一件。这些事情给我的教训是，学医行医，一定不能偏执，更不能向病人灌输偏执的观念。现在有些中医自媒体大肆夸大和宣扬某种中医疗法，诋毁现代医学，认为现代医学与传统医学相比，一钱不值，这种做法我无法苟同，但是我也改变不了这样的现状。 找我咨询的患者中，有不少人受到这些不负责任的自媒体的影响，对现代医学存有偏见。有时间时我可能会和他们多沟通几句，让他们不要有这样的偏见。但是我也很忙，每天要花大量的时间学习和工作，不可能有足够的时间去和每个人做这样的沟通。而且大多数时候这种沟通都会以失败告终，因为很多人一旦形成了自己的成见，是不愿意接受不同意见的。 常常有人对我说他们对西医不屑一顾，对现代医学常识持否定的态度。就连世卫组织把烟酒和腌制食品列为致癌物，他们也不认可。碰上这样的人，我就只好沉默不语了。这些都是一些极为顽固的人，他们一定要付出惨痛的代价才会明白自己的固执是多么的愚昧。 人的门户之见越深，说明他们内在的精神世界越贫瘠。学医的人不可以为了一己之私利，宣扬偏执的观点，因为这么做可能会导致人死亡，这是在间接的杀人。有些自媒体为了达到营销的效果，罔顾读者的死活，完全不考虑那些缺乏鉴别力的读者在听信了他们的极具误导作用的言论后，可能会放弃规范的治疗而死亡，这种做法很不道德，也可能涉嫌违法。 现在有些打着中医旗号的受众很广的自媒体纯粹是在昧着良心胡说八道。我不知道那些作者究竟是自己的学问和阅历都太浅，还是为了流量故意这么做。我也制止不了这些人，他们的影响力比我大多了，大多数受众更信任他们，这我就无可奈何了。也就只能写写文章提醒一下有缘的读者们理性一些，不要轻信过度偏执的言论。…

我前几天写的一些文章引起了部分读者的关注，他们咨询我非科班出身的中医人如何考医师资格证的问题，今撰写此文做一些详细的介绍，供大家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像我一样，有志于从事中医事业的人。 附带一提，这几天也有许多好心的朋友向我提各种各样的关于学历和医考的建议，我很感谢这些朋友的热心肠，但是大多数的建议很外行，我并没有时间回复这些朋友，所以请大家见谅。我本人已经研究了医考政策很多年，而且还在医院从事过管理工作，所以对医考的各个环节都了如指掌。 中国存在大量的自学成才或家传（师承）的非科班出身的中医人，这些中医人在民间行医，被大家习惯性的称为“民间中医”，他们的行医行为有很多不合规的地方。国家对这些人并非一味的打击，而是提供了许多途径，供大家考证，只是有些地方政府执行得很不好。随着我国法治环境的进一步完善，如果这些中医人不尽快考取医师资格证的话，在不久的将来可能会被淘汰。 首先，有志于学习中医并行医者，对我国的卫生法规要有了解。卫生法是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调整在卫生活动过程中所发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法规的总成。《宪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国家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鼓励和支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国家企业事业组织和街道组织举办各种医疗卫生设施，开展群众性的卫生活动，保护人民健康。《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法律的母法。所以《宪法》中的这一条是所有的卫生法规的总则，卫生法立法的初衷是为了保护人民健康的。 我国卫生法律有十多部，其中对中医师来说比较重要的法律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执业医师法》《药品管理法》《中医诊所备案管理暂行办法》《医师资格考试暂行办法》《医疗机构管理条例》《传染病防治法》《母婴保健法》《职业病防治法》《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等。此外，2010年，我国政府还发布了《中医药临床研究伦理审查管理规范》，对在中医临床研究中尊重受试者权益、保护受试者安全作出了具体要求。 我国实行医师资格考试制度，任何有志于从事医学临床工作的公民，都应参加医师资格考试，只有通过医师资格考试，才有合法行医的权利。中医师承人员虽然能够跟随指导老师从事临床工作，但是受到了许多限制。我目前属于中医师承人员，所以看病需要动很多脑筋去规避法律问题。 什么样的人有资格参加中医医师（含助理医师）资格考试呢？根据我国《医师资格考试暂行办法》，三类人员可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一是有医学相关学历（中专、大专、本科都可以）的，在医疗机构工作超过了一定年限的人员；二是中医师承人员，跟师满三年，通过了省级中医药管理局组织的中医师承人员合格考试，并取得出师证者；三是有多年的临床实践，被证明为确有专长，通过省级中医药管理局组织的中医确有专长人员考核并取得确有专长证书的人员。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以上三类人员考试遵循的是属地管理的原则。我2012年办理师承关系时，对“属地管理”四个字产生了误解，误认为是要到户籍所在地办理手续和报名考试。实际上，只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全国的任何一个省份都可以办理相关手续和报名参加考试，所谓的属地管理，是指考生在哪里的医疗机构工作或办理师承关系，就在哪里考。 我个人建议想走师承和确有专长之路的人，选择北京和上海这类发达地区，尤其是北京，因为这些地方的管理很规范，中医资源发达，地方医政管理部门不歧视中医，每年都会定期组织相关考试。 北京市师承人员和确有专长人员一般是在每年的4月底举行，考试地点是北京藏医院。有意通过这种途径参加中医医师资格考试的朋友，可以去北京市中医药管理局官方网站上了解相关政策。…

笔者在本文中要介绍的一位白血病患者的部分医案之前已经公布，详细治疗方案可参阅拙文《中医治疗一例白血病患者的医案》，这里不再赘述。我在这篇文章中主要想要介绍一下她的治疗策略性问题。 这个老年患者是2019年年底确诊为急性髓性白血病（AML-M4E0）的，确诊后，患者未经西医治疗，就直接找笔者进行中医治疗。由于患者的丈夫此前罹患肺癌，经西医治疗后生活质量很糟糕，在他终末期时，笔者应其女儿邀请，为该肺癌患者做了临终关怀治疗，有一定的效果。所以患者一家对笔者很信任，因此希望笔者来给患者确定治疗方案。 笔者所定的总的方略是中西医结合的拖延战略，总的原则是不要不治疗，也不要太积极，只要中药治疗有效，就尽可能延长化疗间隔期。患者年过七旬，追求治愈不太现实，那么就把治疗目标定在延长寿命，改善生存质量上。如果服用中药后，患者的临床症状能够得到改善，血象维持得较好，就不急着化疗。如果服用中药的过程中，病情进展快，中药控制不住，就化疗一两次，化疗后再用中药，不要按照规范的化疗方案紧锣密鼓的化疗，而是尽量把两次化疗的间隔期拉长。 患者的儿女对笔者建议的这种方略表示认可，于是先从服用中药开始，服药后患者的症状迅速缓解，血象维持得尚可。但是这种疗效只能维持几个月，几个月后患者的血象下降较快，自感燥热，中药无法控制住。于是就化疗了两个疗程，化疗的过程中一直服用中药改善患者的胃口和维持患者的血象。化疗期间出现过严重的肺部感染，持续发热多日，西药退烧无效，笔者建议其用中药钩藤和薄荷组成的药茶治疗后，解决了肺部感染的问题。 患者本人是很排斥化疗的，所以非不得已并不肯接受化疗，患者在化疗后采用中药治疗，能明显的提升患者的血小板，缓解患者的临床症状。患者家属定期查患者的血常规，通过血常规检查结果来确定下一步的治疗方向。如果中药能够控制住血象下降的趋势，就暂不考虑化疗。控制不住时就化疗一两个疗程即出院，这样拖延着，有时数月至半年都不化疗。 采取这样的拖延战略后，患者的生活质量一直较好，直到现在仍然如此。患者同期的病友有采取标准化疗方案的，有做移植治疗的，如今除了这个患者外，其他同期入院的患者都已去世。与采取标准化疗方案和移植方案的患者相比，这个患者的治疗效果明显更好。 我认为这种策略的成功之处在于，中药延长化疗间隔后，患者的癌细胞进化的速度没有采取标准化疗方案治疗的患者那么快，所以患者也不容易出现耐药的现象。而且中药治疗的副作用也明显的比化疗小，对患者身体的损伤没有那么严重。 但是单纯靠中药治疗这个患者，显然也是达不到这样的疗效。当患者的病情进展较快时，化疗为患者争取了中医治疗的机会。所以这样的中西医结合治疗效果优于单独的中医治疗，也优于单独的西医治疗。 笔者在治疗另一例晚期淋巴瘤患者时，也采取了同样的策略，现该患者的生存期已经超过四年，目前状况也良好。这说明这样的中西医结合的拖延战略是值得尝试的，而且这种中西医结合的拖延战略确实具有成本上的优势，这两个患者采取这种策略后，花费都明显的比其他同类患者少。 我将在今后有机会时，在更多的患者身上采取这样的拖延战略，尽可能延长他们的生命。

辨证施治是中医临床的基本功。辨证施治包括三部分：一是八纲辨证，二是六经辨证、三焦辨证、卫气营血辨证、脏腑辨证；三是辨方证和药证。辨证施治水平的高低，决定了中医师临床疗效的高低。只有熟练掌握中医“理、法、方、药”四个环节中的每个环节的知识和技能，并能运用自如，才能有高超的辨证施治能力。 中医辩证首先要辩八纲：表、里、寒、热、虚、实、阴、阳，施今墨先生曾提出“十纲辩证”的建议，施老增加的两纲分别为气和血，这一提法也颇有道理。八纲辨证是中医辩证施治的第一步，是医生将四诊（望闻问切）获得的客观资料，按照中医的基本理论加以分析归纳，从而认识病变的部位、性质、发展趋势，以及患者体质的强弱等。 按照传统中医的观点，八纲辨证是六经辨证、三焦辨证、卫气营血辨证、脏腑辨证的基础，而八纲之中，又以阴阳为总纲。表证、热证、实证属阳证；里证、虚证、寒证属阴证。中医讲治病必求其本，本在阴阳，所以医生首先要将患者的病在八纲辨证中属于何种性质确定下来。 完成八纲辨证后，再根据患者的详细情况，应用其他辩证思想对患者做进一步的辩证。六经辨证、三焦辨证、卫气营血辨证、脏腑辨证是中医辨证论治的第二步。完成这两步后，再根据患者的具体症候，辨识患者属于何种方药的适应症，所以辨识方证和药证是辨证论治的第三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医生治疗疾病有没有疗效，关键就在于用对方剂和药物。 举例来说，某患者脉浮、发热、恶寒、项背痉挛疼痛、自汗、小便清长、口不渴。那么首先我们可以从脉浮、发热、恶寒辩其为表证；从小便清长、口不渴辨其为寒证。再从患者项背痉挛疼痛的症状来辨其为六经病中的太阳病。接着从其综合的症状来判断其为太阳病中的桂枝加葛根汤证。完成这样一个完整的辨证论治过程，我们就可以开桂枝加葛根汤给患者治疗。 当然，随着时代的进步，中医还发展出了越来越发达的辨病施治能力，我们今天提倡辨证施治和辨病施治相结合。这就需要临床医生既掌握辨证施治的技能，又掌握辨证施治的技能。 举例来说，某患者患乳腺癌，同时又有上述的桂枝加葛根汤证。那么我们给这个患者治疗的时候，就要根据患者罹患乳腺癌的这一特点，给患者开桂枝加葛根汤的同时，也开具有软坚散结、抗癌消肿作用的方药，不能单纯的从患者的临床症候去判断患者属于桂枝加葛根汤证，就只用桂枝加葛根汤。 辨病施治和辨证施治相结合，可以解决许多病情复杂的患者的各种问题。虽然患者的病情复杂，但是医生要有主见，要能化繁为简，不能将辨治过程复杂化，应用各种未经临床证实的想法或思路去给患者用药。虽然中医提倡“守正用奇”，但守正才是关键的。医疗的核心问题是安全有效，守正所守的正是中医治病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我学中医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在最初的那个阶段，我读《黄帝内经》和《易经》等著作，觉得这些书讲得很有道理，颇有“天下之医理，至此尽矣！”之感慨，觉得中医很美，自己还去写了些解读《黄帝内经》和《易经》的文字。后来觉得这类文字不严谨，贻笑大方，自己看了都觉得很惭愧，就把这些文字都删了。 到了自己动手治病后，渐渐的更喜欢《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条辨》《外台秘要》《千金方》这类实用性的临床著作，因为真正要解决患者的问题，还是要靠这些书中提到的具体的治疗方法。 治病多了之后，发现这两类书还不够实用，最实用的是医案。古人云：“熟读王叔和，不如临证多”，医案是其他医生临证的经验，读医案可以弥补自己临床经验的不足。大多数医案不是照本宣科的按照经典著作来治病的，有些临床经验丰富的中医师，在治疗某个或某类疾病时，有独到的经验，他们治疗同类疾病所用的方剂差不多，我拿来使用时，也颇有疗效。 比如孙秉严老大夫治疗癌症的医案，朱永先老大夫治疗皮肤病的医案，王维德治疗痈疽的医案。他们治疗某类疾病，处方基本不变，疗效重复性很好，颇有精准医疗的味道。实际上这些医生的医案，非常符合现代循证医学的思想。如果这些医生受过循证医学的培训，学过临床流行病学，完全可以设计出科学的临床对照试验，积累下令人信服的数据，降低医疗的不确定性。 很多中医师一听循证医学这种现代医学的概念，就头痛和反感，他们强调中医与现代医学的不同之处。实际上，循证医学只是一种提高临床疗效的思想和理念，循证医学的思想灵魂是：“基于问题的研究，遵循证据的决策，关注实践的后果，后效评价，止于至善”，它不但可用于现代医学，同样适用于中医。如果只是一个中医药爱好者，可以不必太在乎临床疗效的评价，但是一个临床中医师就不得不在乎临床疗效的评价。 仅仅热爱中医，学习中医理论后高谈阔论，不给人治病的人，大多停留在学中医的初级阶段。在这种初级阶段，《黄帝内经》和《易经》中的一些思想是有用的，它的用处不是在临床疗效上，而是在疾病预防上。所以我们也可以说，它们是一些较好的古代预防医学读物。 但是从古至今的中国文人有一个通病：好大言而轻实证。古代文人的著作中充斥着这种风气，举例来说，我们古人常常说“内圣外王”，认为个人的修养达到了最高的境界，就是当之无愧的王者，以王道治国，必定长盛不衰。我们翻阅中国的历史，就能看到这种想当然的理想是多么的荒唐。达到“内圣”境界的人，从来都没当过王，而是被后世的“王”利用来当作统治和蒙骗百姓的工具，最典型的就是孔子；从古至今统治阶层达到“内圣”境界的，也是没有的，他们统治国家，靠的还是武力，朱元璋和刘邦，甚至只能算流氓。 这种“好大言而轻实证”的风气也影响了中医，按照《黄帝内经》和《易经》去推理演绎，天下几乎没有什么病不能药到病除。所以很多中医爱好者一直有一种幻觉，他们觉得一个中医师学究天人了，就出神入化，什么病都能治好。我经常遇到这样的中医爱好者，他们并不认为疾病难治是一个客观的事实，而是觉得中医没落了，是现在的中医师水平太差，达不到出神入化的程度，如果能够达到出神入化的程度，就不会死那么多人。 这些人中有很多是患者或患者家属，他们的心情我能够理解。但也必须指出，这种想法很无知。只要去翻阅历史书籍，便不难发现，他们所推崇的某个神医，实际上也达不到他们想要的这种境界。药王孙思邈被民间奉为神，但是他老人家在自己的著作中也坦承许多患者死在自己手中，在某些特定的疾病上，病死率甚至高达百分之七八十（“死于吾手者十之七八”）。…

这段日子我在一位令人敬重的长辈（他是一名中医主任医师）的指导下，认真的梳理了一下自己过去这些年的治癌心得，写出了一份提纲挈领的总结。在他的指导下，这份文稿经过十几次的修改才算定稿。 它不只是一份简单的文稿，它也是我治疗癌症的精髓所在。通过这次闭关总结，我把自己治疗癌症的思路理清了，我的这位老师把我对中医治疗癌症的认识提升了一个档次。我现在把这份文稿略作修改，撰成本文。 我是1998年考上大学的，我上大学时，我哥哥正在上大三，我们兄弟两人上的都是重点大学，所以家里硬撑着也要供我们读完书。但是我母亲、哥哥和我都体弱多病，1998年我的家乡又遭遇洪灾，家里很困难 。为了缓解家里的经济压力，我从大学退学，一边务工一边自学中医。后来我还拜了我们本地中医院的副院长为师，在我师父的指导下系统学习中医理论，同时也通过网络远程学习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布的中医师承教育在线课程——这些课程是为我们这些中医学徒考医师资格证专门开设的。 我母亲是胃癌患者，我在照顾母亲的过程中，目睹了癌症患者所受的痛苦，立志要在中医治疗癌病方面有所建树，因此走上了学习和探索中医抗癌的道路。 癌症是当代社会的多发病，预后不良，治疗癌症需要包括中医在内的多学科合作。我国古代虽然没有专门的“癌症”病名，但是古代文献中记载的“积聚”“乳岩”“噎嗝”“失荣”“瘰疬”“肾岩翻花”“息贲”“交肠”等病，临床症状与现代医学的癌症相似。古代医家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治疗癌症的经验，对改善患者症状，延长患者生存期，有一定的效果。正如明代医家陈实功所言，对这些患者的治疗能帮助患者“带病延年”。 现代中医在癌症的研究上比古人更进一步，当代中医界借鉴现代药理学和生物学的研究方法，发现了某些中药和方剂抗癌的原理，为中医治疗癌症提供了科学依据。如发现了砒霜能诱导白血病细胞凋亡，西黄丸可抑制肿瘤血管生成，华蟾素和斑蝥能抑制癌细胞增殖，山跫虫可阻断癌细胞的有丝分裂等。这些研究为提高中医抗癌的疗效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但中医治疗癌症，还是应该重视辨证论治和辨病论治，尤其要重视“方证”和“药证”，通过四诊合参来判断患者属于何种方剂和药物的适应症。胡希恕教授说：“中医辨证，不只辨六经八纲，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它们，来辩方药的适应症。”紧抓方药的适应症是提高临床疗效的关键，所以我治疗癌症，特别重视辨患者的“方证”。如果患者属西黄丸证，就用西黄丸治疗；如果患者属归脾汤证，就用归脾汤治疗；如果患者出现多个方剂的适应症，就用多个方剂联合治疗。 我很重视将辨证论治和辨病论治相结合。癌症分早期、中期和晚期，早期正虚不明显，以邪实为主；中期正虚渐盛，肿瘤增大、变硬和转移；晚期正气衰弱，邪气亢盛，常伴癌热、癌痛、腹水、胸水等并发症。各个分期的治则和治法不同，早期以祛邪为主，扶正为辅；中期兼顾扶正和祛邪，二者并重；晚期以扶正为主，适度祛邪。 每个患者的年龄、性别、性格、体质、生活习惯、居住和工作环境也不同，所以治疗癌症要秉承“因人，因时，因地”的三因制宜原则，对不同患者采取个性化治疗，体现中医辨证论治和“同病异治”的精神。而且现代患者在找中医治疗之前，大多做过西医治疗，治疗后有许多副作用，所以中医对癌症患者的治疗应该秉承“随证治之”和“有是证，用是药”的原则，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去用药。 但是中医认为癌症的基本病机是正气亏虚，脏腑功能失调，气机郁滞，痰瘀互结，日久成块；病理性质为正虚邪实，虚实夹杂，全身属虚，局部属实；主要病因为气郁、痰浊、湿阻、血瘀、毒聚。在这些方面，不同的患者又有共同点，所以治疗癌症也要充分考虑到这些共同点，根据“辨病论治”和“异病同治”的原则，采用扶正固本、疏肝理气、活血化瘀、消痰散结、软坚散结、利水渗湿、以毒攻毒、温阳散结或清热解毒等思路，对不同的患者采用基本相同的治法。…

笔者治疗的一位四川籍鼻咽癌患者，前段时间在服用笔者给予的抗癌药的同时，也输了一天的消炎药，结果其肿瘤神奇的在一周内持续缩小了一半左右，后来肿瘤又迅速反弹。至最近几天，该患者又在服用抗癌药的同时，在本地诊所输消炎药，再次见到肿瘤迅速缩小的现象。 笔者治疗这个患者将近五年，所以他的情况笔者还是很清楚的。笔者曾经好几次单独用抗癌药把他的肿瘤缩小过，在那些时候，他没有用过消炎药。但是他的肿瘤也很容易耐药，一些抗肿瘤药对他产生作用后不久，便不再有效。他曾服用过多种抗癌药，如西黄丸、六神丸以及笔者自己为其配的抗肿瘤药，这些药都曾经见效过，而且去医院复查的时候确实也显示肿瘤缩小了。但是这些药物用久了后，他的肿瘤便不会再持续缩小，有时甚至有反弹。他的经历很有代表性的说明了中药抗癌也会有耐药现象，癌细胞在不断的变异，对亲代癌细胞有效的中药或中成药，对子代癌细胞不一定还会有效。 笔者和这个患者本人并非有意识的将抗癌药与消炎药并用，而只是这个患者近期恰好也有发炎的症状，本地的一家诊所里的医生给他输液，用了消炎药。消炎药与抗癌药并用后，他的肿瘤缩小的速度是我们之前没有遇到过的，比我们过去单独给他用西黄丸和其他的抗癌药缩小的速度快多了。 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这可能是因为癌症会让患者身体始终处于炎症状态，在炎症状态，癌细胞发展的速度会快许多。消炎药与抗癌药双管齐下，肿瘤更容易被控制住。笔者将继续关注这个患者后续的治疗，而且也准备对他后续的治疗采取“西医消炎+中药抗癌”的组合方式来进行。因为这个患者本人排斥手术和放化疗，过去五年笔者曾不止一次劝说他中西医结合，但是他就是不肯接受放化疗，他能接受西医消炎+中医抗肿瘤的方案。 也是在最近，湖南某地的一位肺癌患者的女儿向笔者报告了另一例用消炎药控制癌症成功的案例。该案例是她的一位熟人，这位患者是中分化中央型肺鳞癌，在确诊后采取过放化疗和中药治疗，也做过周边病灶的热消融治疗。不过最大的原发病灶一直存在，未能消除。患者自行长期服用各种消炎药，至今十余年，病情未见明显恶化，生活状态基本正常。所以消炎药确实在改善这例患者的生存质量上和延长其生存期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他之前的治疗也应该是起到了作用的。 笔者治疗的这个鼻咽癌患者和这位患者女儿报告的这个个案让笔者对消炎药在抗癌中能够发挥的作用有了切身的体会，笔者也有了进一步研究将消炎药和中药相结合治疗癌症的兴趣。 笔者治疗的这位四川籍的鼻咽癌患者近期肿瘤迅速反弹时，笔者第一时间即判断这次反弹可能是感染引起的，因为当时这位患者肿瘤处还出现了红肿热痛的现象，这是炎症的反应。笔者给其用了中医的“代刀散”（这张方子笔者之前撰文介绍过，点击链接《排脓止痛代刀散》即可查阅这篇文章）后，患者肿瘤处的疼痛很快就消失了，但是肿瘤未见缩小。倘若不是这位患者后来因为偶然的原因再去输消炎药，笔者和这位患者也就没有验证笔者此前的判断的机会，也没有发现消炎药和抗肿瘤药并用，能够缩小他的肿瘤的机会。 中药中的许多药都有消炎抗菌的作用，中医治疗癌症的复方中有不少清热解毒药，这些药大多有抗微生物的作用，笔者也曾长期的给这个患者用过这类中药，但是其效果显然不如患者输的消炎药，毕竟输液的方式见效比口服药要快很多，西医的抗生素在消炎抗菌方面疗效也要确切许多。如果这种“西医消炎+中药抗癌”的组合能够明显的缩短疗程，提高治疗癌症的有效率，那将是一种很值得尝试和推广的医疗经验。 癌症患者各有自己不同的情况，这两例患者取得的疗效也许都有偶然性，但其偶然取得的疗效也值得我们研究。什么样的癌症患者可以考虑用消炎药辅助治疗？什么样的癌症患者不适宜用消炎药治疗？适合用的话，又应该用哪类消炎药？笔者今后如果在这方面有新的收获，将会再撰文介绍。

中国古代医学最初是来源于劳动人民的实践，实践出真知，这种在实践的过程中摸索出来的治病经验相当可靠。早期医学典籍的记载也非常朴素，某种药能治疗某种病，能缓解某种症状，仅此而已，没有什么花招。 但幸与不幸的是，中国古代哲学往医学领域插了一脚。 说它幸，是因为古代哲学对医学并非全无是处，古代哲学也是建立在朴素的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所以古代哲学对中医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而且由于中国古代哲学的学习者，大多是智力和能力较为突出的知识分子，所以他们的加入对医学的创新一度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说它不幸，是因为自从用哲学来诠释医学原理后，中国古代医学就偏离实践越来越远，最终演变成靠演绎和推理来治病，而不是靠实践经验来治病，结果说得越来越动听，疗效却越来越差。而且不少知识分子或骗子狂妄自大，师心自用，不重视实践而重视演绎推理，认为靠演绎和推理可以解决一切疾病，最终把中医发展为一门狂妄自大、目空一切的学问。 确实，靠着演绎推理，我们几乎可以解决世界上的一切难题，但是理论上正确的，到实践中去验证，能有十分之一的正确率就已经不错了。但不幸的是，不但那些理论家，就连普通的老百姓中也有相当一部分人相信按照逻辑推理就可以治好他们的疾病。这一方面与老百姓缺乏鉴别能力有关，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人在得病后，都会有一种美好的期待吧，他们更愿意相信积极的结论，而对那些令人沮丧的结论本能的排斥。 久而久之，演绎推理出来的东西就成了压在中医背上的一座沉重的大山，要想撼动它颇不容易，因为它的信众实在太多了。如果我们对某些忠实的中医粉丝讲阴阳五行理论害人匪浅，他们会愤怒的斥责我们对中医药完全外行，是在诽谤中医。我经常遇到这样的中医粉丝，他们认为我是在端中医的饭碗，拆中医的墙脚。 从古至今，中医分了许多门派，要言之，其实只有两大泾渭分明的派系。一个派系是实践派，一个派系是理论派。实践派不尚空谈，重视总结实际的治疗经验，理论派重视演绎推理，强调医者意也。与理论派相比，实践派讲话更客观和保守，理论派则逐渐的演变为玄谈，讲的话飘忽得很，在他们看来，天下没有不可治之病，那句著名的“言不可治者，未得其术也”就出自他们之口。 张仲景和孙思邈这类医学家都是实践派的杰出代表，虽然他们的著作中也不可避免的套用了一些理论派的术语，但是我们从他们的著作中可以明显地看到他们对实践经验的重视程度，而且他们也非常的诚恳。 张仲景在《伤寒论》中自言其族人有三分之二死于伤寒（汉代流行的瘟疫），以医为业的张仲景对这些族人的惨死也爱莫能助。孙思邈则在《千金方》中坦率的承认：“生于吾手者十之一二，死于吾手者十之七八”。 不过时过境迁，他们去世后，张仲景被奉为“医圣”，孙思邈被奉为“药王”，后世为他们做传者，就毫不知耻的搞起了造神运动。…

经常有患者或患者家属加了我的微信后，送给我一大堆溢美之词，听得我浑身不自在。因为他们口中的那个我不是真实的我，而是他们自己期望的“我”，有些人甚至把我神化了。 我理解大家希望说些好听话，和我建立起良好的医患关系，以取得更好的医疗效果。但是我也很担心大家从各种渠道听到的不实传言让一部分已经走投无路的患者对我的期望值过高，以至于他们的心理预期大大超出我的能力范围，影响到患者和患者家属做理性的判断和决策。任何夸大失实的宣传和过高的期望都会导致病家失去理性，我不希望任何人因为我而人财两失。面对一个个期望过高的求助者，说句心里话，我的压力很大，经常不得不拒绝他们。 我是一个理工科出身的人，本来不是学医的，因为母亲患癌而自学抗癌的相关知识。不知不觉间在病友群中声名鹊起，自己也因此走了传统医学师承的路，入了中医这一行。我研究中医，也脱离不了理工科生重视实证，不喜欢玄谈的本色，所以可能有些言论不招中医同行喜欢。为了尽量避免与他们发生冲突和争论，浪费宝贵的时间，我近年来退出了各种群。 作为一个癌症患者的儿子，我吃了太多的夸大宣传和自己的不合理心理预期的亏，所以自入中医这一行以来，我一直希望自己能够保持平实的行文和做人风格，以免误导患者。但是随着我写作的文章和我的患者日渐增多，我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有很多人可能被我的虚名所蒙蔽。 这里要说明一下，我从初中一年级到现在，几乎每天都写作，这已形成了习惯。所以我写了许多东西，这并不是因为我有多高的水平，而是因为写作是我的一项爱好。临近高考时，我有时还会一天写一万多字。我是一个不喜欢交游的人，生活中几乎没有任何社交活动，写作对我来说是生命的一部分，我完全不可能停止写作。 所以希望大家理性看待我写作的文章，我发布的大多数医学类文章都只不过是我学医时做的笔记，这些文章不能证明我的水平很高。最初，我并没有发布这些文章的想法，是因为在一些病友群中和其他的患者家属交流时，有些朋友见我交流的内容有点价值，劝说我写成文章分享出来，渐渐的就积累了许多文章。我一直不肯出书，是因为自己觉得这些文章还不够份量，自己的水平也还不高，不要出书误导人。现实中比我水平高的中医师大有人在，正如老子所言，大音希声，那些水平高的老成持重的中医师比我本人更值得大家的信赖和尊重。 我也不得不经常提醒患者和读者们，不要因为我偶然取得的一点疗效而误认为我是能妙手回春的“神医”。我治疗疾病的有效率不高，一方面是因为我的学术水平和临床经验有限，另一方面也与疾病难治，医学还不够完美，很多疾病不可治愈有关。 我把绝大部分精力都用于癌症的研究上，既研究中医药抗癌，也学习与癌症相关的西医和生物学知识。多年来，我一直对自己的能力和见识不是很自信，为不违背医学伦理，总是让患者和患者家属慎重考虑，尊重他们自己的选择。 我尽量不治疗癌症之外的其他疾病，一是因为我的精力有限，研究癌症耗尽了我的心血；二是因为我没有认真研究过其他疾病，不希望耽误其他患者的病情，有些朋友让我硬着头皮去治疗，结果无效的居多。但是多年来一直不断有各种各样的疑难杂症患者希望向我求治，我尽量向他们解释我没有能力治好他们的病。我诚恳的希望大家相信这不是我在故作谦虚，而是我真的无能为力。 有些癌症患者家属和我很熟悉，他们有一些其他方面的疾病，请我以朋友的身份为他们治治试试，治不好他们也不会怪我。这些请求很难推脱，有时我会勉为其难的试试。也有一些人是我的亲友或好友介绍的朋友，我就会不避嫌疑的为他们治疗一些我不擅长的疾病。偶尔治愈个把这样的患者，实在是碰巧而非我的医术高明，大多数时候我对这些疾病的疗效不如意得很。因为精力有限，我也未能进行数据统计，不知道自己治这些病的成功率有多少，但可以肯定的是低得很。我偶尔治疗成功的案例，既与患者的运气有关，也可能与他们的病并不严重有关，所以希望大家理性看待，不要在我这里浪费钱财和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