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医论 ⁽¹⁸⁵⁾

VEGF（血管内皮生长因子）是一种重要的肿瘤标志物，许多患者的检测报告中，VEGF表达过高。VEGF是一种具有多种生理功能的促血管生成因子，它能促进创伤愈合、组织器官修复、胚胎发育和血管生成等。它在正常组织中极为少见，但是在缺血、炎症、肿瘤等病理情况下表达异常升高，所以检查VEGF可辅助诊断上述疾病。 肿瘤患者VEGF表达过高通常提示预后不良，VEGF是癌症患者无病生存和总生存率的不良独立预后因素。在乳腺癌患者中，VEGF与肿瘤的大小、受体阴性、突变型p53、肿瘤分化不良等有关。VEGF在抑制血管内皮细胞凋亡的同时，还可以抑制乳腺癌细胞的凋亡，降低内分泌治疗和化疗的效果。 VEGF也不是一无是处，它也给癌症的治疗指明了方向，抗肿瘤血管生成疗法就是针对VEGF的有效疗法。肿瘤的生长依赖血液供应营养，VEGF在新生血管的生长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抑制VEGF就能抑制肿瘤血管的生成，延缓肿瘤的发展，延长患者的生存期，这就是贝伐珠单抗等抗肿瘤血管生成药治疗肿瘤的理论依据。 中药中的许多药物（或方剂）的功效与贝伐珠单抗的作用相似，如西黄丸、川芎、莪术等，它们也都能抑制肿瘤血管生成，而且其抑制肿瘤血管生成的效果与剂量呈正相关。这些药在中医中属于活血化瘀药或破血逐瘀药。 传统中医有许多方法判断患者是否属于血瘀体质，并以此来决定是否给患者采用活血化瘀的思路治疗。但传统中医的诊断准确率不如现代医学检测手段，我们可以将西医诊断和中医治疗相结合，对VEGF表达高的患者采用以活血化瘀药为主的方剂治疗。 当然，VEGF表达高不仅仅与肿瘤有关，它还与炎症、缺血以及糖尿病等因素有关。VEGF能促使炎性细胞聚集，当组织缺氧时，也可能会上调VEGF基因的表达，诱导血管形成，改善缺血的症状。而炎症、缺血以及糖尿病等也经常与肿瘤共同作用，促使VEGF表达过高。有些肿瘤患者可能同时存在糖尿病、缺血和炎症的情况，对这些患者的用药，就要兼顾许多方面。 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临床用药都需要有客观的用药指证，诊断越明确，用药的针对性越强，疗效越可靠，副作用也越小，患者和医生的风险也越小，治疗收益越大。所以，中医师不应排斥现代检测手段，而是应该学习相关知识，明白像VEGF这样的肿瘤标志物背后的原理，与时俱进，而非墨守陈规，这对我们提高中医治疗癌症的疗效是大有好处的。

我一直在研究用中药大复方抗癌的“鸡尾酒疗法”，可以说这是我治疗癌症的核心理念。我每天都在阅读各种各样的中西医文献，有所得即用文章记录下来，这样一点一滴的积累与肿瘤相关的医药知识，更新自己对肿瘤这种疾病的认识，调整用药方案，在临床实践中去检验自己的认知。我从临床疗效中切身的感受到这是一种正确的方向，我是理工科出身的，先学的工科，后学中医。工科讲求的求真务实，一板一眼的行事风格对我有很大的影响。我研究中医治疗癌症这么多年，承蒙患者看得起，他们让我有了充足的临床实践机会，我得以在临床实践中将中医思维模式与现代科学思维模式相结合，研究并不断的改良传统的中医抗癌方剂，观察疗效，尤其是重复性疗效——重复性疗效是验证中医抗癌科学性的重要证据。我最初是用单一的方剂或很少的几味药来治疗癌症，效果并不是很理想。包括我以前很喜欢用的西黄丸，有效率都很低，而且价格昂贵，大多数癌症家庭承受不起。后来我就逐步的将多种方剂组合在一起，再根据现代药理学和医学研究成果，改良这些方剂，添加一些被现代药理学研究证实有抗癌作用的中药，逐渐我的一些大复方的用药就发展到超过一百多味。这样的用药在中医界历来深受诟病，但是从现代药理学和病理学的角度来看，却是非常有价值的探索。如今我可以这样说，在某些病种上，我研究的一些方剂的有效率比传统的抗癌名药西黄丸高很多，费用则比西黄丸这样的名贵中药低很多。西黄丸只是我早期用过的一种抗癌药，现在基本把它淘汰掉了，因为它的性价比太低，多数癌症家庭不能负担，也容易因为昂贵的治疗费用造成医患间的冲突。我现在只建议医保能开出西黄丸的患者用它。传统中医一向都是用复方治病，虽然也有单味药治病的方剂，但是在中医浩如烟海的方剂库中，单味药组成的方剂只占极少数一部分。传统中医的许多理念非常的好，传统中医用中药的“七情”（单行、相须、相畏、相使、相杀、相恶、相反等七种关系）来组方，让一张中药方剂中的各药物互相之间产生各种各样的协调作用，这比用单一的一种药物来治病要科学和有效很多。传统中医强调治病要扶正与祛邪相结合，这种理念也特别的适合癌症患者。然而传统中医在药物治病的机制研究上，往往很粗糙，甚至发展到极端的时候，对药理的解释近乎想当然。现代医理学和药理学在这方面的研究很深入，通过大量的实验找到了药物中的有效成分，搞清楚了这些成分发挥作用的机制。中医要进步，就得吸纳这些。中医药要有创新，不创新就没有提高的可能。我们现代人学习中医，除了阅读古代文献，阅读历代医生的临床笔记，还要阅读大量的现代中医药研究文献和生物学、西医文献。临床中医师要想提高疗效，阅读文献是关键，阅读的文献越多，我们临床时思路越开阔。现代药理和医理研究成果可以让我们在临床过程中，更好的把握中医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有些人对这些嗤之以鼻，这种守旧的态度为我所不取。临床工作者要有开阔的视野，也要有勤学的习惯。我这一辈子可能都会在中药大复方鸡尾酒抗癌法这个方向上耕耘，研究每种药，在临床中试着去用它，观察疗效，积累数据，用这种办法在我的这种鸡尾酒抗癌法上添砖加瓦。癌症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病，治疗癌症很难靠单一的药物和方法取效，鸡尾酒疗法是一种联合多种药物和方法来抗癌的治疗思路，适用于西医，同样也适用于中医。

20世纪末，世界卫生组织对15个国家和地区进行的抽样调查发现综合医院患者中各种类型的精神障碍高达25%－35%，但当时上海内科医师对心理障碍的识别率仅为15.9%，远低于15个国家的中位数。2007年我国5个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和长沙）共15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门诊调查发现焦虑和（或）抑郁障碍的患病率为16.5%，在862例患抑郁和（或）焦虑障碍的就诊者中，仅有8.5%被建议到精神科就诊，6.4%被给予精神科药物。2007年全国13家综合医院消化内科门诊患者的调查研究发现医师对患者抑郁障碍（患病率14.39%）和焦虑障碍（患病率9.42%）的识别率仅为4.14%。 以上这些数据均来自于李涛和徐一峰主编的《精神科医生手册》（全国县级医院系列实用手册中的一册），这些数据充分说明每个医生在日常工作中都要大量接触精神疾病患者。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思维和语言莫名其妙的就诊者——甚至很多就诊者的家属也存在精神障碍。 之所以临床医生接触的精神障碍患者较多，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一些患者是原发性的精神障碍患者，也有一些患者是继发性的精神障碍患者，他们的精神障碍是由其他疾病诱发的。贫病交加是许多精神障碍患者的致病原因，一些慢性病给患者带来沉重的经济和精神负担，时日久了，就很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精神问题。精神障碍也是极端医患纠纷事件中的主要诱因之一，临床医师了解精神医学常识，在日常工作中能识别出精神障碍，给患者相应的帮助和支持，将其中需要到精神科治疗的患者及时转诊到精神科，可以提高医疗质量，改善医患关系。 精神障碍的诊断不像其他疾病，它依靠的不是仪器检测，而是医生的临床经验。我国非精神科的临床医生受过精神医学相关培训的很少，所以对精神障碍识别率很低。这严重影响了医疗质量，举例来说，一个抑郁症患者可能因为头痛而去神经内科就诊，如果医生不能识别该患者的头痛为抑郁症引起，而是按照神经性头痛治疗，就不能取得良好的临床疗效。同样，便秘也为抑郁症的常见症状，有些抑郁症患者可能会因为便秘去消化科就诊，消化科医生如果不能识别出患者的病因是抑郁症，也无法给患者提供专业的帮助。这都会导致临床误诊率升高，也会诱发医患纠纷。 精神障碍患者有一些鲜明的特征，只要接受过相关培训或自学过精神医学的相关知识，就能提高对精神障碍患者的临床识别率。意大利的非精神科医生对精神疾病的识别率能达到32.5%，而澳大利亚非精神医生对精神疾患的识别率则可以高达54.5%。这都显著高于我国非精神科医生对精神疾患的识别率，意大利和澳大利亚医学基础教育中都有相关的精神医学方面的内容。这表明与精神医学相关的教育和培训是提高临床医生对精神疾患识别率的关键。 接受过精神医学相关培训的医生可以通过交谈和观察发现就诊者存在的各种感知障碍、思维障碍、情感障碍、意志障碍、注意障碍、动作行为障碍、记忆障碍、意识障碍、自我意识障碍、智能障碍等。我们可以通过对患者的语言、神态和行为的观察和分析来判断患者存在何种精神障碍，甄别出患者的某些临床症状是精神疾患引起的，还是其他疾病引起的，更恰当地治疗患者。 精神障碍患者就诊时，对医生的依从性很差。另外，由于整个社会对精神障碍存在歧视现象，导致精神障碍患者有病耻感，很多精神障碍患者在医生与其谈论精神疾病时会出现愤怒的反应，不愿意接受医生的建议。他们在为其他疾病就诊时，也缺乏正常患者所具有的理性。这就需各科医生学习与精神障碍患者沟通的技巧，提高临床疗效的同时，也规避因此而产生的风险。

肺水肿多见于慢性肺病（如肺癌、间质性肺炎、慢性气管炎、哮喘等）合并心肾功能不全的患者，在慢性肺病的老年患者中并不少见。肺水肿常会引起咳嗽、痰多、喘鸣、肿胀等四大主症，并可能诱发胸闷、胸痛、肩痛、无法平卧等兼见症。 此病的治疗多以利尿剂来消除水肿，但利尿剂用多了后，就会出现量效反比的现象，病人刚开始时用药有效，其后则非但无效，反而会加重机体虚弱。 肺水肿在中医属于肿胀病，明代张景岳在《景岳全书》中对这种病有非常精确的论述：“凡水肿等症，乃肺脾肾三脏相干之为病，盖水为至阴，故其本在肾；水化于气，故其标在肺；水唯畏土，故其制在脾。今肺气不化精而水泛，脾虚则土不制水而反克，肾虚则水无所主而妄行。”所以治疗肺水肿，要在健脾、益肾和宣肺三者并行，不可单纯的见水治水。 张仲景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中有多张方剂可用来治疗肺水肿，如苓桂术甘汤、金匮肾气丸、真武汤、麻黄汤等，这些都是治水饮病的经典名方。但对慢性病患者来说，以上方剂虽能奏效一时，却也很难维持较长时间的疗效。所以组方治疗肺水肿，需要在继承前人经验的基础上，结合现代医学的研究成果，推陈出新，以期取得更好的疗效。 中医的健脾利水药，如黄芪、茯苓、猪苓、白术、防己、车前子、薏苡仁、葫芦、苍术、莱菔子等，在缓解肺水肿的急性症状（如胸闷和咳喘等）方面，能发挥到一定的作用。现代药理实验研究发现，这些利水药可以减轻动静脉的阻力，使静脉回流畅通，降低肺动脉高压，所以患者的水肿、咳喘、胸闷等一系列临床症状能得到缓解。在急性发作期，如以中医健脾药与利水的西药同用，效果更迅速。 但健脾容易伐肾，利水过多伤正气，利水的中西药用多了，容易导致患者正气受损，神疲体倦，萎靡不振。所以中医在健脾利水的同时，也应补益患者的肾精。偏肾阴虚者，用六味地黄丸和二至丸等补肾阴，偏阳虚者，用桂附地黄丸或金匮肾气丸温补肾阳。肾阴虚者多虚火上炎，心烦失眠，口干舌燥；肾阳虚者多畏寒肢冷，不欲饮水，小便清长，舌苔水滑。 对肺水肿患者而言，适度使用宣肺平喘之品，如炙麻黄、紫苏、桑白皮、杏仁等，有事半功倍之效。有些患者尚有表证不解的情况，如发热畏寒等，则又需要根据患者的情况加上解表的桂枝、麻黄、香薷、连翘、薄荷之属。肺水肿患者用宣肺平喘药时，麻黄和香薷的量宜略大，且应久煎。若患者痰多咳嗽，尚应加入止咳化痰之品，如陈皮、竹茹、半夏、紫菀、款冬花、桔梗、贝母、甘草等。 慢性病患者的病程长，存在久病必虚和久病必瘀的现象，所以治疗肺水肿患者，尚需根据患者的临床症状去判断患者是否存在虚弱和血瘀的情况。若正气虚弱，酌情加党参、人参、西洋参、麦冬、五味子、菟丝子、沙苑子、墨旱莲、女贞子、枸杞子等。如患者存在血瘀的情况（通常表现为唇舌颜色偏深），则应酌情加丹参、赤芍、川芎等活血化瘀药以改善患者的微循环障碍。 急性发作期过后，患者需要注意保护好自己的身体，戒烟戒酒，慎风寒，多锻炼，作息也要规律，慎勿熬夜。肺水肿患者多存在基础疾病，很容易在免疫力下降的情况下，由呼吸道或消化道的感染性疾病诱发肺水肿。 为提高患者的免疫力，医者也应考虑在急性症状缓解后，用归脾丸、九转黄精膏、生脉饮等为患者做一段时间的善后治疗。并根据患者所居地的气候变化，在每年季节变换期间预先为患者做一些提升免疫力的预防性治疗。

对付癌症，没什么道理好讲，要乱拳打死师傅。 ——杭州某癌症患者 我曾写了一篇《我用中药复方多靶点广谱抗癌的经验》的文章，介绍了我自己近几年摸索出的一种在其他中医同行看来纯属“堆砌药味，杂乱无章”的治疗癌症的方法，这几年我仍然在不断继续在过去的基础上“堆砌药味”，改良这种治法，颇有收获，疗效远超西黄丸等名贵药。 我过去很喜欢用西黄丸，但是西黄丸价格昂贵，若以正品天然麝香版的西黄丸，按照西黄丸处方的贡献者清代王洪绪的用量来用药，一个成年癌症患者每个月花在西黄丸单一品种的费用，按照当下的时价来计算要超过一万。而且癌症的疗程又很长，这并不是一般的家庭用得起的。即便如此用药，西黄丸对癌症的疗效也并不高，所以这种治疗方法逐渐为我自己所弃。 对于癌症的病因和病理，古代中医缺乏正确的认识，古代中医典籍中的痈疽也难分良性还是恶性，有些流传下来的方剂对恶性肿瘤的疗效不理想。对真正的癌症，历代中医外科大家们都认为治疗的成功率极低。中医内科的四大绝症和外科的四大绝症，大多属于癌症。所以局限于中医古文献而不思创新，在治疗癌症上就很难有既经济实惠，又有一定疗效的创新疗法。 癌症不同于任何其他疾病，癌症是多细胞生物在细胞增殖和细胞分化过程中，由于先天的基因缺陷或后天的基因突变导致的异常增生性疾病。而且癌症在发展的过程中，癌细胞还能不断进化出具有更强的抗打击能力的子代。所以人类治疗癌症，虽然已经摸索出了许多方法，但是尚未找到根治方法。 最终我们人类是否能找到根治癌症的方法，彻底消灭癌症呢？我认为是不太可能的。任何吹嘘自己能根治癌症的神奇医生我都不相信。因为我们多细胞生物的体细胞数量实在太过庞大，在人的漫长的一生中，这数以万亿计的体细胞中总难免会有一些在增殖的过程中要出错，从数学概率的角度来看，完全不出错是不存在的情况。 所以我们治疗癌症不能以治愈为目的，对绝大多数癌症来说，治愈纯属痴心妄想。我们治疗癌症，要追求的目标是控制住癌细胞的快速扩张，让患者能尽可能地长时间生存。从癌生物学的角度来看，我们对癌症的发生尚存在许多未知领域。单一的基因突变并不一定导致癌变，通常是一组基因发生了突变才导致生命体出现了癌变。我们或许永远也无法研究明白某个具体的患者究竟是哪些基因组发生了突变，研究清楚了也可能对它无可奈何。 笔者认识的某位杭州的脂肪肉瘤患者讲的一句话颇有道理，他说对付癌症，要乱拳打死师傅，不管那么多的道理。癌生物学虽然能在精细化研究方面取得一些进展，但是用这些研究成果治疗时并不能取得理想的疗效，这是因为许多科学家只能发现导致癌变的某个突变的基因或某几个突变的基因，对另一些共同诱发癌变的基因束手无策。 我们在用化疗药和靶向药治疗癌症时，往往那些我们无法了解的基因突变会导致患者用化疗药和靶向药治疗一段时间后就耐药。癌细胞进化出生存能力更强的子代细胞，成功地从药物打击中逃逸出去了，发展的速度反而加快。…

有个患者看到我写的医案中经常有用中药让患者用沸水冲泡当茶喝的治疗方法，很感兴趣，问我为什么用这种方法治疗患者。实际上中医历来都有用小方剂代茶饮的传统，陈可冀院士甚至还主编了一部《清宫代茶饮精华》，专门介绍清朝宫廷御医的各种代茶饮方剂，内容非常丰富，涉及的病种也很多。 中医起源于民间的用药经验，我在乡下长大，从小也见识了许多代茶饮的民间治病方法。比如我们老家的农民们都知道夏季用金银花和金银花藤煎水代茶饮，有降火的作用。家里老人们经常用这种方法来治疗口舌生疮、颜面丹毒之类的小毛病。也有老人用鱼腥草或黄芩泡茶治疗呼吸道疾病。 这些经验都很有实用价值，只是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这些药茶渐渐的不再受人重视了。商家倒是靠这些民间经验发财了，农村人用的金银花和金银花藤泡茶的经验被商家生产的金银花露之类的现代饮品代替了。但若说金银花露比金银花茶更好更无害则未必，金银花露为了迎合现代人的口感，加入了不少糖，这些糖对人的身体健康便不大有好处。 中药代茶饮比中药饮片煎药要方便很多，而且价格更便宜，因为代茶饮所用的方剂一般都较小，用量也很小，所以副作用也比普通的中药汤药小很多，但是疗效却并不比汤药或丸药差。 一般来说，代茶饮多选择芳香性的花或叶类中药为主，如金银花、玫瑰花、月季花、金银花、槐花、紫苏叶、薄荷叶等，因为这类中药的有效成分在沸水冲泡时容易析出。有时候我个人也用一些根茎类药组成的小方剂做代茶饮的方子。比如我经常用芍药甘草汤代茶饮（芍药3g，甘草3g泡茶）治疗痉挛性疼痛，用苏连饮（紫苏0.3g，黄连0.6g泡茶）治疗急性肠胃炎，用桔梗排脓汤（桔梗1－3g，甘草1－3g泡茶）祛痰止咳，用钩藤薄荷饮（钩藤3－5根，薄荷3－5片）治疗干咳和降血压血糖。这些代茶饮的小方剂都非常好用，方便、简单、价格低廉。 历史上的许多经验方都可以做代茶饮的方剂，施今墨先生习惯用对药，他的弟子还专门编了一本《施今墨对药》，这本书里收录的药对子都是历史上一些疗效卓著的小方剂，基本上都可以用作代茶饮的方剂，只是代茶饮的时候用量要酌减。多数药物用来泡茶的时候，用量都不要超过3g。患者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来决定药物的用量，如果用量太大，味道不好，就适度减少用量。 代茶饮的中药还可以和茶叶合在一起使用，清宫代茶饮大多是与茶叶合在一起使用的，这样口感会好很多。不同的人对茶叶的嗜好不一样，代茶饮配茶时可根据患者对茶叶的嗜好来选择茶叶，也可以根据茶叶的功效来选择茶叶。比如发酵茶对胃的刺激更小，胃不好的患者配茶时就当选择发酵茶。绿茶利尿作用较强，小便不利者可以配绿茶——附带一提，很多治疗小便不利的中医方剂中也会加入绿茶若干，我用过浙江开化的一种龙顶茶，利尿的效果比一般的中药利尿效果强多了。尿频者就要避开使用这些利尿作用较强的茶叶。有些茶叶，比如恩施藤茶有一定的止咳作用，也能缓解前列腺炎的尿频尿痛的症状，有这类问题的患者就可以考虑用藤茶配药。 所以代茶饮用好了，它的用途也很广泛，而且更受患者欢迎。

篮球场上的球员能够轻而易举就接到队友传送过来的篮球，再把篮球投进球篮里。这件事情我们如果按照科学的方法来做，几乎是一件完不成的任务。首先我们要精确的计算篮球在做什么样的一种抛物线运动，还要考虑空气阻力对篮球的作用，然后用数学公式计算出篮球在某一时刻到达哪里，再计算自己奔跑的速度和接球时手应放置的高度。 但人的大脑里的神经元数量极多——据说有1000亿左右，神经元与神经元之间靠突触连接，它们根本不用考虑那些复杂的抛物线运动以及各种各样难煞人的公式，就能指挥球员准确无误地把球接住。 生命是一个奇迹，总有人相信人工智能可以超越人类智能，但实际上从综合能力来看，人工智能永远也超越不了人类智能。无论我们设计的程序如何厉害，都不如我们在大自然中经数十亿年的进化后产生的本能那么发达。至于生命科学，在生命本身面前就显得更为笨拙了。 有个抑郁症患者对我说我所提及的每本书和我所提及的每种医学观念，在网上都有大量的人抨击。她的思维是典型的抑郁症患者思维，所有事情都会第一时间去寻找负面信息，并因为这些负面信息而抵制一切。塞利格曼将这种思维习惯命名为“习得性无助”，但习得性无助并非一无是处，它让人能看到事物缺陷的一面——世间确实没有一种东西堪称完美。大物理学家费曼走上诺贝尔领奖台的时候，还忐忑不安的觉得自己的发现可能只是一个错误或骗局。当他看到自己随手画的一张图成了物理教材上著名的费曼图时，他感到惶恐不安。因为费曼知道量子理论尚不是最终极的真理，也许若干年后新的发现会推翻他的一切结论。 与复杂的自然界奥秘相比，数学和物理学还很幼稚；与复杂的社会相比，社会科学也还很幼稚；与智能的生命体相比，生命科学也还很幼稚。我们听说过很多医学理念：中医的整体观医学理念、西医的建基于现代科学基础上的医学观、按照进化论的观点阐释的演化医学以及近年来很流行的将各种与健康相关的因素糅合在一起的功能医学，还有一些神秘主义者和有神论者提倡的存在神性引导作用的巫医，以及许多我还罗列不出来的医学观念。这些医学观念可能都有一定的可取之处，而且我相信它们都解决过部分患者的身心疾病问题。 我自己对医学的认识经历了几个阶段：我上中学时因为受自然科学影响更偏爱现代医学；我母亲病了，我四处求医问诊，效果欠佳后，我对现代医学产生了不满之情，开始在传统中医中寻求帮助，但中医也并没能解决全部问题；后来我成了一个中西医的折衷主义者，既学中医也学西医，中西医结合是我国医疗界治疗重大疾病的主流模式，不过遗憾的是中西医结合仍然解决不了患者的许多问题；在实践中我开始意识到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都没能力解决患者的心身问题，于是又学习心身医学，打开了另一扇门；之后又读了演化医学和功能医学的一些著作，对疾病有了更多的了解，演化医学让我对疾病在生物进化史中的发展脉络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功能医学让我对疾病与人、社会和自然的关系有了更多的了解；我由于家庭的影响和个人的爱好，还对宗教也有一些了解，对宗教人士借助信仰力量疗愈自己的经历有一些见闻。所以如今我对医学的认识很难再局限于任何一个狭窄的领域。 医学不只是自然科学，也是人文科学，因为医生们要与活生生的人打交道，要解决病人的问题而不是单纯的疾病的问题。病人的问题往往是多重的，而且错综复杂，所以如果我们把社会公众对各个职业的满意度做个排名的话，医生这个职业可能要排在倒数三名以内。 尽管大家都认为医生从事的是救死扶伤的职业，很高尚，但是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医疗质量均不能令社会公众满意。人们对身心健康的期望值很高，但是医学能够解决的问题却很有限，所以大家的失落在所难免。 用任何一种医学理念去解决疾病问题，都像是在用数学和物理公式计算篮球的运行轨迹，然后按照这些计算结果去接球一样，既复杂又不切实际。医学对健康始终只有辅助作用，没有决定性作用。但是我们却可以看到许多患者痊愈了，是医学解决了这些人的问题吗？窃以为不是，医学只是发挥了一些辅助作用，真正解决他们的问题的是生命体强大的自愈能力。 我们这些生命体在地球上历经几十亿年的演化，对自身在基因和环境的影响下会出现的各种各样的健康问题，或已经有了应对策略，或正在进化出新的应对策略，或未有应对策略也不能进化出有效的应对策略，这些我们看不见的内在的规律才更可能是痊愈或病故的真正原因。有许多看似被治愈的疾病都是自限性疾病，并不致命，解除了某种不健康的状态后，身体的自愈能力让患者痊愈过来了。也有许多非自限性疾病并没有让患者丧命，这些患者成功自救的背后是进化的力量，他们的身心在进化的过程中摆脱了疾病的魔爪，他们再把他们优秀的基因传递给下一代，人类的基因就是这样被一代代改良的。…

同样是抑郁症，东西方患者的主诉会不一样，欧美等国的抑郁症患者更强调自己一无是处。最著名的抑郁症患者英国首相丘吉尔说过一句经典名言：“我一生做了许多事情，但是却一事无成”。丘吉尔一生都在对抗自己的这种消极思想，所以他又说：“人皆为蝼蚁，但我相信自己会是一只闪闪发光的蝼蚁。”他以此来排遣自己的抑郁情绪。但是在东方文化中长大的抑郁症患者则更强调疲惫和躯体疼痛，无价值感并非他们关注的焦点。 实际上，自我评价低（缺乏价值感）、躯体疼痛和疲惫，乃至便秘、嗜睡或失眠在抑郁症患者身上广泛存在，无论是受东方文化影响的患者还是受西方文化影响的患者都有上述症状。但是这些患者自我感知的最典型的症状却截然不同，这说明文化对疾病有深刻的影响。 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东方文化对虚无主义有免疫力，庄老和佛陀的哲学在东方文化中大受欢迎，几乎所有的在东方文化中长大的人都认识到人生的终极价值是虚无的这一事实，并在心理上对此已经免疫。所以在东方文化中长大的抑郁症患者也对缺乏价值感这一点免疫了，整个社会都接纳人生无终极意义，他们自然不会特别重视自己的这一症状，反而更重视躯体疼痛和疲惫等症状。 Daniel Schacter等学者认为，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对在两种文化环境下长大的人的思维方式的影响很大。在西方文化中长大的人倾向于使用分析观进行信息加工，关注的是客体或人本身，而不太关注其所处的环境；而在东方文化中长大的人则更倾向于使用整体观进行信息加工，关注的是客体或人及其与所处环境之间的关系。 这种差异在东西方医学上体现得特别明显，西方医学注重对人体的精细研究，其对人体的认知是建立在解剖学的基础之上的，东方医学（包括中国古代医学和印度古代医学）则重视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中医强调整体论，认为人与自然、社会、家庭是一个关系紧密的整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认为外界环境会影响人的健康，印度古代医学阿育吠陀也是如此。 如今我们知道，这二者各执一端，均未窥见全豹。 随着表观遗传与精准医学理论的兴起，人们越来越发现东方医学存在一定的合理性。表观遗传学研究的就是环境对生物的影响，所以学生物的人很容易接受中医的整体观，同样中医在学生物学中的表观遗传学时也会倍感亲切，因为表观遗传学的基本理念与中医的整体观高度一致。 表观遗传学研究发现，生物在环境因素的作用下，会导致一些基因组出现甲基化，这是生物致病的重要原因。所以现代生物学家在寻找去甲基化的办法，通过揭开组蛋白修饰的原理来理解疾病和寻找治疗疾病的药物。 中医也认为人在外部环境（如中医常说的外感六邪风、寒、燥、湿、暑、火等）的影响下致病，中医治疗疾病是旨在消除这些不良影响对人体的损害。中医还认为人的七情（人的七种情绪）也是致病的重要原因，中医将七情所导致的病称为情志病，现代脑科学家、精神病学家和心理学家研究的一些结果表明这类疾病也是人在生命早期（胎儿期和童年期）遭受的环境影响的结果，实际上也是一种表观遗传现象。…

经常有患者家属问我癌症患者放化疗期间要不要用中医辅助的问题，他们的西医主治医师用非常肯定的态度告诉他们不需要，甚至不允许他们用中医辅助。对此，我只能说我国西医教育出了重大的偏差，对中医太过歧视，当然国家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这些年在大力扶持中医的发展。 癌症患者在放化疗的过程中用中医辅助利大于弊，当然前提得找到对癌症有专门研究的中医师，医师要了解癌症患者放化疗过程中常见的副作用及其处理方法。有许多癌症患者放化疗进行不下去的时候，他们的主治西医师才让他们去寻找中医师的帮助，而患者通常找到的中医师对癌症患者放化疗副作用的处理又缺乏经验，所以很少能得到有效的帮助。 我们必须得承认术业有专攻这一点，医生是个熟练工种，在某一领域反复的训练肯定能够提高一个医生应对该类疾病的水平。我个人极为反对认为一个中医师就是一个全科医院的观点，什么病都看的中医师可能看什么病的水平都稀松平常，因为人的精力有限，任何一个医师都不可能对所有疾病都有专深的研究。生命非儿戏，靠文字游戏来治自己不了解的疾病的医者有违上天好生之德，医者应谦卑的认识到自己的时间和精力的有限性，在重大疾病上要么不涉足，要么就专注于一个领域，尽可能提升自己的水平，庶几可以少杀人矣！ 如果有条件的话，患者在决定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来治疗癌症时，应该首选那种中西医结合治疗癌症的专科医院，如北京的广安门中医院、望京医院，上海的龙华医院这样的医院，那里的医师团队对中西医结合治疗癌症有较丰富的临床经验。次之，则应寻求长期研究癌症并且不排斥西医的中医师的帮助。 笔者曾经写过许多中医辅助放化疗的文章，有心的读者可以在我既往的文章中查询。其中对普通读者来说，最容易读懂的一篇文章为《我自拟的辅助癌症患者放化疗的健胃生血汤》，那篇文章是我两年多前写成的，汇聚了我当时的辅助癌症患者放化疗的临床经验，点击标题链接可以阅读。当然，近两年来我在辅助癌症患者放化疗的方面又有了一些新的心得和体会，有时间的时候我会专门写文章再做介绍，不过对大多数癌症患者来说，用笔者的健胃生血汤辅助放化疗都有一定的作用。 在实际中，确实有一些癌症患者放化疗期间副作用不大，但更多患者难以忍受放化疗的副作用。笔者最近接触到沈阳某癌症患者在化疗后出现剧烈的痉挛性疼痛，医院用尽各种办法都无法缓解。如今该患者不要说化疗，一听化疗两个字就会产生条件反射，仍然会产生痉挛性疼痛。该患者是一名科研人员，开始的时候更接受现代医学，如今却宁死不肯接受西医治疗，尽管化疗对他的肿瘤有缩小作用，但是剧烈的副作用让他生不如死。患者的这种痛苦，大多数临床医生无法亲身体会，所以他们仅依从医学指南来替患者做医疗决策的做法是违背循证医学精神的。我认为这类西医都应该回医学院回炉再学循证医学——这不是中医的东西，而是他们所学的西医的内容，只是他们没学好。 中医的辨证论治在对症治疗上有很多优势，可以明显缓解患者放化疗期间产生的种种副作用。如上述患者痉挛性疼痛，笔者经常碰到，笔者用芍药甘草汤（白芍3－6g，甘草3－6g，用沸水冲泡后代茶饮）解决了多例因放化疗产生痉挛性疼痛和不能行走的患者的问题，这些患者在用中医辅助治疗后，减轻了痛苦，顺利完成了放化疗，有何不好？非得像上述沈阳的那位患者那样，在治疗有效的情况下，因为副作用太剧烈而放弃治疗了才好吗？很多临床西医对中医的偏见之深，只能证明其学问太浅，不能证明其他。 我国有许多西医肿瘤科专家也在大力呼吁癌症的中西医结合治疗，如季加孚院士、孙燕院士等西医肿瘤专家——这些都是我国肿瘤医学方面的泰斗，享誉国际的肿瘤专家，他们都支持患者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而非单纯的西医治疗。大多数患者和患者家属所遇到的反对中西医结合的西医，恕我直言，在医学上的造诣还太浅，难以望这些院士的项背。 如果担心癌症患者同时服用中西药对肝脏负担太大的话，完全可以在治疗期间为患者做好护肝的预防性治疗，如服用阿拓莫兰等护肝药。说到护肝这个问题，也是令人深感遗憾的事情。笔者在近年来特别重视保护患者的肝功能，但是也看到了许多肿瘤科医师是出问题了才处理肝损害问题，在出问题前不采取预防措施，以至于许多患者肝功能在治疗过程中受损。 虽然预防肝功能受损也不能百分之百的保证患者肝功能不受损，但是不预先防范则有相当大一部分患者最终会因为肝功能受损而无法继续中西医治疗，不得不中断。有些患者甚至最后不是因为癌症，而是因为肝功能受损导致的治疗中断去世。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见过的绝大多数因为肝功能受损的患者没有用任何中药，可以排除中药的药物性肝损。…

科学界曾经认为人的大脑发育到一定的年龄后，就会停止发育。但最新的研究表明这种陈旧的观念是错误的，人的大脑终生都在发育，直到老年仍然如此。如果一个人觉得知识令人迷醉，愿意一辈子学习的话，那他的大脑是不会停止发育的。虽然随着年龄的增大，人的某些功能会退化，但大脑是个例外。一些年龄大但是依然思维敏锐的学者印证了这一点，比如经济学家科斯、我国学者周有光、化学家郑集教授以及钱钟书的爱人杨绛，他们都是年过百岁依然头脑灵活，思维敏锐。 对那些存在脑神经问题的人来说，这是最好的消息，这意味着他们可以通过掌握促进大脑发育的方法来恢复他们大脑的功能，实际上精神医学中的许多治疗理念和方法都是围绕这一原理展开的。癫痫患者、抑郁症患者、焦虑症患者、精神分裂症患者以及许多因为各种意外（比如感染病毒、罹患肿瘤或中风等）导致中枢神经受损的患者都存在一定程度的脑损伤问题，他们会从这项研究中获益。 大脑里存在为数众多的神经元，每个人的大脑中有约1000亿个神经元，这个数量是地球人口总数的一百多倍。这些神经元能被外界激活，比如说我们看到某个人笑得很开心，自己也不由自主的跟着笑起来了，实际上这背后的生物学原理就是大脑中主管我们发笑的神经元在别人同类神经元的影响下活跃起来了。再比如说，一个痴情的男子每天向他的心上人表达爱慕之情，虽然他的心上人一开始并没有爱上他，但是时日一久，她不由自主的为这痴情汉所感动，也爱慕上了他。实际上这是我们大脑中主管爱的神经元，在别人爱的行为的影响下被激活了。同样，在阅读和学习的过程中，我们大脑中的神经元也受到了别人神经元的影响，学会了跟他们一样的思考。 这就是我们大脑学习和发育的原理，非常简单，说白了就是一种模仿和重复训练。但是当大脑发育到高级阶段，它就具备创新能力——不过所谓的创新从来都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在学习到的原有技能基础之上的提升。 人人生而具备这种受其他人影响的能力，我们的神经元非常擅长模仿。所以广场舞从来都不缺参与者，邪教教主也总会有一堆的追随者，一些“迷人”的作者总能捕获大量读者的“芳心”。表观遗传改变也可以逆转，被甲基化的神经元干细胞，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有可能实现去甲基化，所以儿童神经母细胞瘤这种疾病经常出现令医疗界意外的案例——不治而愈。究其缘由，是因为儿童神经元在发育的过程中，激活了某种生物机能，促进了神经系统的发育，实现了正常化。这些自然痊愈的癌症患儿的经历，给像我这样的癌症研究者带来了许多启示，我也在探索如何启动癌症患者自愈的开关。 我们的情绪也如此，情绪实际上是由大脑中的一系列神经递质主导的化学反应产生的。比如高兴这种情绪，就由多巴胺、5－羟色胺、苯乙胺等神经递质引起，倘若我们大脑中缺乏这些神经递质，我们便会郁郁寡欢。但我们人类的大脑历经漫长的进化，它的功能非常发达，它为我们预备了不止一套让人幸福的方案。如果你缺乏5－羟色胺，高兴不起来，但是你的血清中突然多了许多苯乙胺的话，你就会在苯乙胺的作用下高兴起来。这就像是在A计划失效的情况下启动B计划一样。 我们人体很有意思，类似的情况在免疫系统中也出现，我们的免疫系统有好几道关卡，在一道关卡失效的情况下，还有其他关卡在发挥作用。我们的基因库中有足够多的武器来应对我们在生存过程中遇到的各种挑战，这是因为我们作为生物在地球上进化的历史非常漫长，在进化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很多生命机制实际上是我们在自然界生存的最优解决方案。 苯乙胺这个词对很多人来说可能太专业了，其实它就是两个恋人互相爱慕时被激发出来的神经递质。是不是很有意思？我们常常说我们的恋人就是治愈我们的良药，的确如此呢，这句话存在生物学依据。 爱可以促进人的大脑发育，如果我们的下丘脑、杏仁核和海马体出了问题，处于焦虑、抑郁、恐惧状态，海马体里记录了一大堆的负面情绪，我们大脑的这一片区域就貌似瘫痪了。但是当有人爱我们的时候，我们大脑中主管爱的神经元被激活，血清中充满了苯乙胺这种神经递质，我们快乐的B计划就启动了。它很快就把我们海马体里那些不愉快的纪录消除掉，把我们下丘脑和杏仁核的受损部分修复，让我们重新焕发生机。我们大脑的这一片区域会迅速发育，我们被治愈了。 所以人们经常在有了新的恋情之后，忘记了失恋的痛苦，重新焕发出生命的活力。有些抑郁症患者在谈了一场灵魂之恋，遇到了一个旗鼓相当的恋人时，彼此的大脑共同发育，抑郁症不治而愈。当然坏的恋情恰好相反，坏的亲密关系甚至是诱发抑郁症的罪魁祸首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