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医论 ⁽¹⁸⁵⁾

不同剂量的药物产生的临床疗效不一样，这在现代药理研究中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不但西药存在量效曲线问题，中药也存在这个问题。 现在有许多中医为临床疗效问题感到苦恼时，将原因归咎于中药。其观点大致有二：一是认为现代中药饮片的质量大不如前（我对这个问题持保留意见，因为我在实践中，如果方子开得好，往往从普通药店购买的常规用量的中药效果也很好，说明现代中药质量也不差）；二是认为我国药典规定的用量太过保守，按照我国药典规定的用量，很难取得疗效。所以有许多中医临床工作者都在尝试大剂量用药。 大剂量用药有时确实能够取得小剂量用药不能实现的疗效，我自己对此也有深刻的体会。我在给患者升血小板时，往往将仙鹤草用到100克，部分患者在如此用仙鹤草后，血小板一周内就可以升上去，即便单用一味仙鹤草而不用其他药也如此，但也有不少患者用后效果不佳。 我用白芨治疗咯血和胃出血时，单日用量30-90克或以上，止血效果立竿见影。曾有一位肺癌患者经北京某知名中医教授治疗一个多月，咯血愈来愈严重。其家人找到我，我看了一下教授的处方，对他的方子除将白芨的用量由10克改为45克外，其余都没改动过。患者服药当日，咯血减轻，三天止血。 另一位肺癌患者咯血严重，可以用“盈盆”来形容，西安某三甲医院直接放弃患者，要求患者家属将患者带回家，安排后事。我给他单日用白芨90克，煎成浓汤，不分次数，不分时候，代茶饮，患者当日止血，转危为安。 我母亲农历2011年大年三十因为胃癌呕血，呕血后虚弱得卧床不起，当时我们很紧张，我们原定的正月初五回老家探亲，我担心母亲这次呕血后回不了老家。一般来说呕血是胃出血引起的，而且出血量大于500ml才会呕血。我当时给她用红参30g，白芨60g熬汤内服，连服三日。我母亲不但止住血了，大便由黑转黄，而且体力基本恢复，正月初五坐火车到老家后，次日就能外出打牌。 我也曾将生大黄用到30克治疗肠梗阻的病人，用归脾汤时重用黄芪至120g抢救一日内告病危四次的危重病人，病人都在一日内转危为安。 所以我本人其实对使用重剂是持支持态度的。但重剂的副作用也是极大的，我前述的那位肺癌咯血盈盆的患者在服用90克白芨熬的汤后，虽然被抢救过来了，但也差点诱发了患者的心脏病。将大黄用到30克，另外配伍芒硝等泻下通便药，抢救肠梗阻患者时，患者也曾腹痛如绞，大汗淋漓，险些虚脱。所以我对大剂量用药也是很谨慎的。 现在有许多学者提出应将中药的临床用量恢复到汉代张仲景时代的观点，根据柯雪帆教授的考证，张仲景时代的一两约等于现代的15克（这是一个粗略的数字，实际并不完全准确），张仲景用大黄，有时用到4两，也就是60克左右。有没有效果呢？毫无疑问有效果。但是其副作用大不大呢？我切身的体会是大得很，把握不好就要出医疗事故。 我们从《伤寒论》序言中张仲景提及他的宗族二百余人，不到十年，死了三分之二可以看出，当时的医疗条件有限，按照张仲景的治疗方法，成功率也未必高。我们从基本的人情世故可以猜测到，张仲景本人应该是参与到其家族成员的治疗工作中去了的，病死率这么高，就足以说明很多问题。…

共病是一种常见的现象，它的英文是comorbidity，也有人把它翻译为同病或合病，但在中文中，最能准确表达这个英文单词的词应该是共病。它的含义是指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疾病同时存在，比如说一个癌症患者可能同时罹患抑郁症或精神分裂症或糖尿病或高血压，一个边缘型人格障碍患者可能同时罹患创伤应激综合征或抑郁症。 对同时罹患多种疾病的患者来说，一种疾病的缓解通常可以减轻另一种疾病的折磨，比如癌症患者如果得到了恰当的治疗，癌症缓解了，他的抑郁症可能会减轻，血压可能降低。通常，对于共病患者来说，最理想的方法是几种疾病同时治疗，这样可以最大程度的改善患者的生存质量。 所以治疗癌症和抑郁症这类顽固的疾病，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就在昨天，一个中医博士向我请教癌症治疗的方法，我告诉他，治疗这种疾病没啥绝招，只能是提升自己的综合水平。因为我这么多年所见的肿瘤患者真可以说是疾病的综合体，他们通常有好几种共病。当他们寻求中医的帮助时，我们需要从多个角度着手，去帮助患者减轻他们身体上和心灵上的痛苦。 被尊为药王的唐代医生孙思邈的《大医精诚》篇脍炙人口，他还有《大医习业》篇，他在这篇文章中这样说：“凡欲为大医，必须谙《素问》《甲乙》《黄帝针经》、明堂流注、十二经脉、三部九候、五脏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药对、张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东阳、张苗、靳邵等诸部经方。又须妙解阴阳禄命，诸家相法，及灼龟五兆，《周易》六壬，并须精熟，如此乃得为大医。若不尔者，如无目夜游，动致颠殒。次须熟读此方，寻思妙理，留意钻研，始可与言于医道者矣。又须涉猎群书，何者？若不读五经，不知有仁义之道；不读三史，不知有古今之事；不读诸子，睹事则不能默而识之；不读《内典》，则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不读《庄》《老》，不能任真体运，则吉凶拘忌，触涂而生。至于五行休王、七耀天文，并须探赜，若能具而学之，则于医道无所滞碍，尽善尽美矣。” 从这篇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孙思邈认为一个医生要想成为大医，几乎要学遍一切学问，达到佛经中所说的“最明”状态，佛经对“最明”的描述如下：“心垢灭尽，净无瑕秽，是为最明。未有天地，逮于今日，十方所有，无有不见，无有不知，无有不闻，得一切智，可谓明矣!” 时代在进步，人类知识更新换代的速度越来越快，如今，我们再来看药王孙思邈的这个标准，已经是过时了。今天的医生，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要想达到大医的标准，起码要精通生物学、化学、现代医学、中医学、心理学、精神病学，乃至宗教、哲学、社会学、历史等一切与人的身心健康息息相关的学科。医生要学的东西之多，为各专业之最。古人云，不为良相，即为良医，但良医难当啊！起码我自己到目前为止还远远称不上良医。 我们之所以要学这么多，是因为我们面临的每个患者身上都可能存在共病现象。即便我们无法为他们减轻或解除他们所有的痛苦，我们起码也要有识别他们的疾病的能力。迄今为止，医疗条件最好的国家，仍然存在一半左右的误诊率。有许多慢性病患者被误诊长达数年或十数年，有的甚至被误诊一生。连诊断都无法准确，治疗就更加的难有效果了。这让许多患者的人生成了不折不扣的悲剧。 共病通常会让人有一种错觉，认为一种病是由另一种病引起的。比如许多癌症患者怀疑自己之所以得了癌症，是由于自己长期以来郁郁寡欢导致的，有些人甚至怀疑有“癌症性格”这种东西存在。 目前没有数据可以证实这一现象的存在。从生物学的角度去看，大多数精神疾病或心理疾病，有大脑的某个区域受损的生理基础，而癌症的生物学基础则主要是原癌基因的过度表达和抑癌基因的失活，二者的致病原因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如果说一定有什么相似之处的话，可能就是他们都同时受到先天基因和后天环境影响致病吧。

无知要比博学更容易产生自信。 —— 现代生物学奠基人之一查尔斯·达尔文 2000年，幽默科学杂志《不可思议研究年报》把当年的“搞笑诺贝尔奖心理学奖”授予康奈尔大学的社会心理学家大卫·邓宁（David Dunning）和他的研究生贾斯丁·克鲁格（Justin Kruger），因为他们两人1999年在《性格和社会心理学杂志》（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柴桂解毒丸是笔者自创的治疗新冠感染的方剂，配方如下：桂枝10g，黄芩10g，人参10g，灸甘草6g，白芍10g，柴胡25g，天花粉15g，藿香5g，佩兰5g，砂仁5g，羌活10g，川芎5g，苍术5g，厚朴5g，枳壳5g，白芷5g，蔓荆子15g，防风5g，荆芥5g，枇杷叶10g，桑白皮15g，鸡内金6g，山楂15g，葛根15g，桔梗10g，地龙10g，大枣肉25g，干姜5g。 此方是笔者将柴胡桂枝汤、荆防败毒散、平胃丸、泻白散等四张方剂组合在一起，并在其基础上进行加减化裁而成。笔者最初组建此方的思路是联合使用多种方剂，针对新冠感染引起的发热、畏寒、身痛、咳嗽、纳差、乏力、腹痛、腹泻等症状进行对症治疗。在2022年岁末的那轮疫情之中，笔者用柴桂解毒丸解决了不少病毒性肺炎患者的问题。 疫情高峰过后，研究中医抗癌多年的笔者意识到柴桂解毒丸这张处方对容易引起发热、疼痛、纳差等症状的白血病、神经母细胞瘤和淋巴瘤应该也有一定的对症治疗作用，若将此方改良，加入莪术、鳖甲、茵陈、栀子等药，对肝胆胰腺系列的癌症也应该有一定的疗效。笔者遂决定在2023年在柴桂解毒丸的基础之上，探索治疗癌症的新思路。 笔者首先将柴桂解毒丸加到一名白血病患者，一名淋巴瘤患者和一名神经母细胞瘤患者的治疗方案之中，这三个患者此前都在应用其他的中医抗癌方案。白血病患者所用的是清热解毒、凉血消肿的治疗方案，淋巴瘤患者使用的是消瘰丸和西黄丸为基础方的治疗方案，神经母细胞瘤患儿使用的是笔者的中医复方广谱抗癌的治疗方案。使用这些方案后，以上三位患者的病情基本稳定。 但该白血病患者去年12月份感染了新冠后，出现了一些严重的症状，CT检查也显示有病毒性肺炎，患者低烧难退，所以笔者最初对该患者使用柴桂解毒丸是为了治疗她的病毒肺。患者抗感染治疗见效后，笔者嘱该患者将柴桂解毒丸与其以前所用的抗癌药同用一段时间，观察临床疗效。患者用药至今年2月份后去医院复查，结果显示患者因白血病引起的异常血象得到了改善，肿大的淋巴结也缩小了。这一疗效比过去单用抗癌药效果更显著。 因为该白血病患者使用此方案后，效果较好，所以笔者近期又将此方案应用在另外两名白血病患者身上，应用后的情况尚待反馈。 笔者对该例神经母细胞瘤患儿加用柴桂解毒丸是因为该患儿腿痛，在感染新冠前该患儿也腿痛，感染后再次腿痛。腿痛是多数神经母细胞瘤患儿复发的临床症状，在加用柴桂解毒丸后，患儿的腿痛显著改善，直到后来不再腿痛。因为该患儿家庭条件有限，治疗前和治疗后均未能做相应的检查，所以无法从西医的检查报告来判断柴桂解毒丸对该患儿是否有效。 不过该患儿在症状消除后，继续服用柴桂解毒丸，出现烦躁、汗多等症状，这是柴桂解毒丸对健康人的副作用，因为柴桂解毒丸中的柴胡桂枝汤和荆防败毒散均为发汗解表药，所以有发汗作用。患儿出现此副作用后，笔者即嘱其停用柴桂解毒丸。 后笔者将柴桂解毒丸方改良，组成了柴葛化瘀丸（柴胡15g，葛根30g，桂枝15g，肉桂15g，鹿角霜15g，当归15g，干地黄30g，黄芩10g，人参10g，天花粉12g，地龙10g，川芎10g，白芷10g，藁本10g，蔓荆子30g，薤白10g，苍术10g，厚朴10g，炒枳实10g，白芍15g，赤芍10g，红花6g，伸筋草10g，威灵仙15g，地鳖虫15g，怀牛膝15g，羌活10g，独活10g，丝瓜络10g，杜仲10g，续断10g，丹参30g，益母草30g，木瓜15g，桑白皮6g，地骨皮6g，牡丹皮6g，檀香3g，砂仁3g，甘草10g），笔者将此方用于一例淋巴瘤患者。 该患者20余岁，正在以西黄丸和消瘰丸等方剂组成的合方治疗，疗效很好，病情稳定。患者自幼身上容易起各种各样的疹子，很容易感染。笔者决定试探着在原来的治疗方案上加上柴葛化瘀丸这种抗感染和活血化瘀、清肺泻热的方案，用药后，患者的情况良好。…

我最近体力算是完全恢复了，做耐力运动时，体能重回巅峰状态，在四万多名动感单车运动参与者中，排名能进入前八十名，超过99.8%的参与者，进入到前千分之二。连续多日监测血压，血压正常，身体也没有任何不适。从正月初七开始，我对自己说，再不能这么辛劳了，要把生活节奏放慢。从那以后，很多患者我都不接，超出我的研究范围的咨询也都婉拒了。之前治疗的新冠患者也都陆陆续续好了，工作压力开始一点点降低，我又有了午休和看书的时间。需要日夜操心的病人减少后，睡眠质量也好了很多。元宵节前，每天晚上入睡前或中午午休前我都要用吹风机吹一会儿。把身体吹暖和后，入睡速度很快，睡眠质量也高很多。睡了几天好觉后，再无心动过速的现象。前段时间因为担心重病号随时可能会死亡，我夜里很难有好的睡眠质量，半夜醒来总是在想患者的病情，生怕出一丝差错，医疗事故可不是开玩笑的。有些患者有我之前不了解的基础疾病，就得查阅不少的资料，去判断患者下一步会有什么风险。那段日子的工作真让人心力交瘁。运动也在循序渐进地恢复。30分钟骑行消耗的卡路里从300多千卡增加到400多千卡，再逐渐增加到750千卡以上——我在疫情前的巅峰状态也就这个水平。app上的数据显示，参加同一运动项目的99%以上的人达不到我的强度。过去三年，疫情确实对我的生活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但是也让我培养起了坚持运动的习惯，这是很大的收获。除了休息和运动，我也在坚持食疗——坚持吃药对我来说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通常我只在症状比较明显的情况下才肯吃几天药，所以食疗是更适合我的选择。藠（念jiao，四声）头是我这段时间吃得最多的蔬菜，因为藠头是中药中的薤白。薤白是中医治疗主动脉和冠状动脉瘀堵引起的心血管问题的主要用药，也是我们长江流域很常见的一种蔬菜。与其吃药，不如吃菜。藠头用小米辣炒了很好吃，这种儿时常吃，长大了到了北方后很少见到的菜很下饭。吃了藠头后，人的精神和体力就更好了，排便也通畅多了。但我们从小就知道藠头吃多了放屁多，所以也不敢多吃，每天只吃一二两。孩妈家族性高血压，我虽然用中药把她的血压降到了140以下，但是还是在120以上。她跟着我吃了一段时间的藠头后，血压降到120以下了，这真令我们很欣喜。因为虽然目前我国医疗界将大于139的血压定义为高血压，但实际上收缩压大于120都算高血压。因为收缩压高于120的，即便低于140，也会比收缩压低于120的人中风的风险高10%以上。2023年2月14日，美国医学期刊JAMA Network Open刊登了洛杉矶西达赛奈医学中心（Cedars-Sinai Medical Center）的一项研究结果，该研究显示感染新冠病毒后患上糖尿病的新冠病患者，比疫情前的新糖尿病患者多出近三倍；新增的高血压和高胆固醇患者则多两倍。 研究人员在奥密克戎成为主流毒株期间，针对近2万4000名确诊患者展开研究，发现患者在确诊后的90天内，新诊断出糖尿病、高血压和胆固醇升高的比率明显增加。而接种新冠疫苗似乎有助降低这些风险，因为和没有接种疫苗的人相比，已接种者感染新冠前后患上糖尿病的风险大致相同，而患上其他疾病的风险则有所降低。 很多食物有降压、降糖和降脂的作用，但人们偏好那些容易造成三高的食物。所以在感染新冠后，调整自己的食谱也很重要。除了藠头，我还经常喝干山楂片泡的茶，山楂能降血脂、血糖和血压，保护心血管，与藠头功效相似。 我最近又重读了美国医生安德鲁・韦尔撰写的《自愈力》（以前的译名为《不治而愈》）这本书，收获良多，对他的一些看法很认可。安德鲁・韦尔是毕业于哈佛医学院的医学博士，但他对包括中医在内的替代医学更感兴趣，并且能够中肯的评价各种常规和非常规的医疗手段的效果。 如果我们将自己的健康问题全盘托付给现代医学，而不是去启动自己的自愈力，那么我们可能永无康复之日。启动自己的自愈力包括调整自己的作息，调适自己的情绪，吃健康的食物，喝健康的水，做合适的运动以及选择一些看起来非常规但是却很有效的康复手段。 安德鲁・韦尔说人类在这个星球上生存的绝大多数时间中，是没有医生照顾的，医学只不过最近几千年内才出现，之前的数百万年，人类都是靠自己的自愈力来战胜疾病的。我们吃的食物，我们做的运动，我们的睡眠，我们的情绪，我们的社会关系，都对我们的健康有深刻的影响。只有意识到这些，调整我们生活中的一切，我们才能重获健康。 新冠过后，我对医学的认知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这可能会对我今后的治疗思路产生很大的影响。我们不可避免地要与病毒、细菌和癌细胞等致病元素共存于世，这些是我们剿灭不了的。寻找与其共存的办法，比寻找剿灭它们的办法更有实际意义。 人类从未绝对地健康过，所谓的健康只不过是相对健康而已。而且我们的疾病问题也不能太依赖于医药，如果我们不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不学会在富有挑战性的自然环境的影响下，更好地生存下去的办法，即便医学再发达，也不能阻挡我们生病和过早死亡。 比如新冠，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科学家认识到它对人体健康的影响会是长期的，尚可能发生许多我们预料不到的影响。但它与其他的致病因素一样，也只是影响我们健康的若干元素之一，也需要与我们不良的生活习惯相结合才可致病。如果我们及时调整自我，单纯的新冠病毒未必能致病。…

中国人历来都知道，吃饭只吃七分饱，对人的健康更有好处。动物实验也证实，限制饮食能延长实验小鼠的寿命。2016年8月15日，《自然》杂志发布了荷兰伊拉斯谟大学鹿特丹医学中心Jan Hoeijmakers及同事的一项研究，该研究使用模拟人类早衰症的小鼠，该研究发现限制饮食可以使小鼠的加速老化放缓，并防止DNA损伤。研究显示，进食减少30%可使这些小鼠的剩余寿命延长两倍，并且抑制了大量细胞的加速衰老。例如，被限制饮食的小鼠的神经细胞比可以随意进食的小鼠多50%。这个研究证明中国古人提倡的吃饭只吃七分饱的做法是很科学的。我们常常以为营养不良是件不好的事情，但实际上适度的营养不良非但不是坏事，反而能延长动物的寿命。在众多影响寿命的因素中，摄入的热量略偏低是最关键的，只有严重营养不良才会对身体造成损害。对大多数现代人来说，食物不是不足，而是太多了。现代人的饮食结构很成问题，动物来源的食物太多，食物中的糖分和脂肪太高。这导致我们大多数人都处于营养超标的状态，所以癌症、糖尿病和退行性疾病的发病率很高。那么这种状况是否可以逆转呢？答案是肯定的。只要我们能够停止过量摄入高热量食物，限制自己的饮食，我们的身体状况就能好转。生态学家发现，一些被严重污染的河流会失去自我净化的能力。但只要停止向其中排放污染物一段时间，河流的自我净化能力就会逐渐恢复过来。开始的时候恢复得很慢，但是随着河流中的微生物和藻类的增多，阳光投射进去后，恢复的速度就会越来越快。人类的血管像河流一样，我们摄入的食物过多，营养过于丰富，我们的血管就会被堵塞住，形成各种各样的斑块，这些斑块像河流中的垃圾一样，会在我们人体中诱发炎症反应、癌变等病变。过多的进食身体消化不了的食物，它们会转化为能量和斑块存储在我们的身体内，成为我们人体的污染物。限制饮食就像是停止向我们的身体排放污染物，持续限制饮食一段时间，我们身体的自我净化能力就能恢复。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像是开启了自我康复的一道门。所以定期节食者的一些慢性病能不治自愈，即便是癌症这样的疾病，如果能采取定期节食等措施，也是利大于弊的。所以如果我们罹患癌症或糖尿病等重大疾病，首先应该考虑的是限制饮食，而非加强营养。近代人经历了一个很长的饥寒交迫的历史时期，甚至有几次大饥荒造成了许多人饿死，比如1942年河南大饥荒就饿死了三百万多人。这在民间形成了生病后需要进补营养的观念，以至于直到现在，我们还有在探望生病的亲人时，给他们送营养品的习俗。不过这个观念已经过时了。我们当代人不是缺乏营养，而是营养过剩。只有晚期或终末期病人才会因为多器官衰竭，无法吸收营养而呈现营养不良的状况，但这种情况下其实进补已没有太大意义。我所见到的病人，90%以上都处于营养过剩的状态，但他们向我咨询得最多的竟然是他们应该服用何种营养品的问题。动物在自然界中进化亿万年，已经演化出了一整套的自我康复程序。当我们的身体因为营养过剩而出现问题时，只要我们停止进食或限制进食一段时间，我们的身体便能自我消化掉这些过剩的营养，清除身体内的垃圾。过多摄入食物会加快我们新陈代谢的速度，而过快的新陈代谢会加速细胞的老化。我们人体的细胞只能分裂50次左右，每代细胞的寿命最长只有2.5年。新陈代谢速度太快，细胞的寿命就会缩短，细胞分裂的速度会加快，这自然会影响到我们的寿命。所以我们老话说，人一辈子能吃的东西是有定数的，过早吃完，我们的寿命也就到头了。那些限制饮食，每顿只吃七分饱，食物营养价值也不高的人，看起来可能没有那种营养很好的人面色红润，但他们的寿命却更长，这种现象是符合自然规律的。

有个天津籍的胃印戒细胞癌患者，此前一年余一直在接受笔者的纯中医治疗。经治疗后，虽然正常的生活和工作着，此前在进行性下降的体重，也能稳定住不再下降了，但病情并没有完全控制住。因为天津的疫情原因，患者复查很不方便，一年多没有去医院复查。 今年，我心中也很不踏实，一直建议患者尽快去复查。而患者也出现了持续咳嗽，用药不能缓解的问题，于是就在本地医院复查了。复查结果显示病情有进展，本地西医建议采用化疗或靶向治疗。 但患者服用靶向药五天，胃大出血，入医院抢救无效死亡。这个患者的去世令我感到有些错愕，因为在服用靶向药之前，虽然患者的病情确实有进展，但是还是能正常的上班和工作。此前患者家属一直不肯尝试西医治疗，但笔者用中医竭力为此患者治疗一年，未能控制住其病情的进展。所以觉得单独依靠笔者的治疗是很难成功的，于是强烈建议他们中西医结合。 但我万万没有想到，这个患者在服用靶向药后，会出现如此大的副作用，去世的速度这么快。按照患者服用靶向药之前的身体状况，这个患者在半年内是不应该有生命危险的。 笔者治疗的另一个淋巴瘤患者，从疫情前治疗到现在，熬过了五年。去年底病情有快速发展的迹象，笔者也建议她化疗和中药相结合。但是患者化疗了三次后，出现了严重的副作用，走路都费劲。于是患者坚决不肯再化疗，请求笔者用中医继续治疗。 中药治疗至今年五月份，患者体力基本恢复。因为今年天气太热等原因，患者决定仿效笔者治疗的四川宜宾某患者，采取吃吃停停的错策略吃药。于是自行先暂停各种药物，改善自己的生活状态和心情，结果此前不规律的例假意外正常了。例假正常后，患者的肿瘤在不用药的情况下，自行缩小了。想这个患者的淋巴瘤可能就像部分乳腺癌患者的乳腺肿瘤一样，受激素的影响很大。 这个患者现在生活状态挺好，此前如果继续化疗的话，她也可能因为过度严重的副作用而不在了。她对治疗副作用的接受度较差，但是恰恰是这种不接受救了她一命。 很多患者在用化疗、靶向药、免疫治疗时出现严重的副作用。有些患者和患者家属为了追求控制肿瘤，即便出现了严重副作用，依然硬着头皮往前走，这就极容易演变成过度治疗。 我在日常工作中，接触到许多找我来咨询患者的化疗药或靶向药要不要继续用下去这个问题的人。一般来说，他们都已经出现了中度或重度的不良反应，而且是他们的主治医师解决不了的。有些患者的副作用不一定致命，但是另一些患者的副作用就很致命。所以，这样的问题不好回答。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患者自己要量力而行，如果患者觉得副作用导致自己非常难受的时候，是不宜硬扛的。家属也不应该因为一些文献如何说，就逼着自己的亲人硬扛下去，因为这样坚持的结果很多时候都是悲剧——钱花了，患者的生命反而缩短了。

十多年前，我母亲在北京一家三级甲等医院治疗胃癌。主治医生是一位专门负责消化道肿瘤内科治疗的副主任医师，他是一个年龄约四十岁的医学博士。我母亲术后返院时，被安排住院检查，我父母在住院期间会看每日的费用清单。住院的第一周，还没开始治疗，每日花费就在五千元以上。 我母亲就问了一下主治医生花费怎么这么高，这个主治医生当时很不耐烦，又很不礼貌的回复我父母一句话：“你儿子预交的钱不是还没花完吗？需要你们着什么急？老老实实配合就是了。”我父母因为这医生的态度而勃然大怒，尤其我母亲，她觉得这医生讲话几乎毫无人性。 母亲心疼我赚钱不易，于是当日就不顾任何劝阻出院了，不肯再去医院检查和治疗。我很无奈，只好硬着头皮，自己给母亲做后续治疗。实际上像我母亲那样的还不是太严重的胃癌的治疗，中西医结合的效果会更好，但那个医生的沟通水平让我母亲直接对医疗失望到了极点，再不肯配合了。 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还专门查了一下我母亲当年的主治医师的情况，他如今已经成为主任医师和博士生导师了。我不知道这些年他与患者的沟通水平有没有提高，也不知道他带出来的学生在医患沟通方面会否继承他的衣钵。老实讲，他令我对医疗系统内的专家们的医患沟通能力很失望。 当然，他并非唯一的不太会与自己的患者沟通的医生，我带着我母亲在武汉的某三级甲等医院找了一个专门研究胃癌方面的院士看病，他的态度更恶劣。我母亲当时还只有出来了胃镜报告，他看后直接断言，这已经是很严重的胃癌了，活不了多久。我和我父母在他的诊室里希望得到更多的指导，被他以非常不耐烦的语言轰出来了。 如果我免费找他咨询，他是这种态度，我能理解，但我花了高价挂了特需专家号，已经表达了我对他的信任和尊重，他依然如此，这就令我颇为难受。实际上，我母亲术后的大病理显示，这个院士徒有虚名，判断错得离谱。 我遇到的这两个医生都还在世，也都还在相关的医疗机构工作，我如今也从医，能够部分理解他们，但仍然无法苟同他们的做法。也许患者实在太多，他们也忙得焦头烂额，所以很难有耐心，但如此拙劣的医患沟通水平，说明他们实在很不称职，而他们高居院士和博士生导师之位，也让人对医学教育的前景堪忧。 我常怀有一种期待，就是我们的医护人员能对患者温和一些，多点人文关怀精神。我自己因此而弃商从医，一度受到了某个医疗机构负责人的青睐，蒙其看得起，让我担负起某个医疗机构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我当时之所以被吸引住，加盟该医疗机构，是因为我提出的“做有温度的医疗”的理念被该医疗机构负责人所认同。但实际上这样的认同只不过是叶公好龙而已，当我准备在那里实践我的理念的时候，我发现自己被忽悠了，所以后来我离开了那里。 昨天，我的一个多年的读者因为她的父亲患有肠癌而咨询我。她是上海人，她的父亲正在上海的一家三级甲等医院住院治疗。刚与我通上话她就泣不成声，她父亲的主治医师和她沟通的时候，就像我母亲的主治医师当年和我父母的沟通一样简单粗暴，这让她既无助、恐惧、焦虑，又愤怒和痛苦。…

一个大二学生，想跟我学中医，我因为自己才学尚浅，总觉得自己不配当人家的老师，于是婉言谢绝。但是谢绝了多次，人家还是非常诚恳的希望跟我学医，请我收了他。 于是我就随便与他聊了聊，想了解一下他的文化基础如何。我问他石灰的主要成分是什么，分子式怎么写，水的分子式又怎么写；孟德尔是谁，他发现的遗传学定律的主要内容是什么，达尔文的主要贡献是什么。这些他都回答不上来。问他唐宋八大家都有谁，他只说得出苏轼的名字。再问他集合与元素之间的关系，也说不出来，问他南北朝是中国的哪个时期说不出来。他说自己是文科生，高考考了535分。我就选择文科的历史问他，文景之治是哪个朝代的，说不出来；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分别是哪个皇帝治下的事情，说不出来。问他“房谋杜断”这个成语是什么意思，有什么典故，也说不出来。 他说他高考语文成绩最好，于是我考问他辛弃疾是谁，这倒是说得出来，让背上辛弃疾的经典作品，只背得出一句“少年不知愁滋味”，接着就无法再往下背了。他反问我，难道你还记得？我于是把这首词一字不差的背出来了。接着再谈其他作家的代表作，基本上全部答不上来。 我有些吃惊现在的大学生的文化功底为什么会这么薄弱，甚至怀疑他是不是真的大学生。他说上到大二，高中学的东西都忘个差不多了，而他们接受应试教育，化学和生物这些课程，他们文科生根本不会认真去学。 我就再问问我的几个在高中搞教育的朋友，问他们这种情况正常吗，结果告诉我正常的居然占多数。这个回答大出我的意料之外，二十多年前学过的这些东西，我都还记忆犹新，为什么现在的学生学的知识如此的不扎实？ 我不太客气的告诉他，文化基础如此薄弱，是学不好中医的。中医并不是什么人想学就能学。学医最后是要为病人治病的，没有过硬的文化基础，今后做临床，容易出医疗事故，出了医疗事故不只会害病人，也会害医生自己。 我一直觉得自己的水平不高，在自学中西医和从事临床实践的过程中，经常会感到力不从心。所以不敢懈怠，每天都读书做笔记，也向其他老师请教，不断提升自己。我好歹还有一点文化基础，能读懂古文，偶尔还能用文言文写作，写的东西还不算太离谱。如果我都感到学中医吃力，那跟我差距很大的，是很难学出特别好的水平来的。 诚然，过去也有读书不多的人学中医，但是时代不同了，随着科技的发展，人民群众对医疗质量的要求比以前高了许多。现在开始学中医的人，注定了是要面对未来的。未来大家对医疗质量的要求只会比现在更高，这可以理解，生病后，谁都希望能得到更安全和更有效地治疗，毕竟生命是宝贵的。而要做到安全有效，医生就得学富五车。否则就要面临复杂的医患纠纷，承担不可预测的风险。我相信大多数临床医生现在都能切身感受到医生越来越难当了，因为病人的要求比过去高了许多。 最近有个江西籍的乳腺癌病人向我咨询，在找我之前，她找了好几个中医师，有开汤药的，有做针灸的，都信誓旦旦的告诉她，他们能治好她的病，并且恫吓她，如果她做手术了，后果将是多么的严重。吓得她根本不敢手术，连她母亲得了另一种妇科肿瘤也被吓得不敢手术。 但不幸的是，给她治病的几个中医师，无一例外的把她越治越差。她找我咨询的时候，告诉我一堆的症状和问题。我听完后认为她还是要首先考虑手术，术后再进行中医治疗，而且判断她的畏寒之类的症状与甲状腺功能减退有关，建议她去内分泌科找医生开甲功五项的检查单，排除一下再说。…

立秋后的第二天，我到阳台上，猛然发现我种的栀子花今年二度开花了。我在北京种植栀子花近二十年，这是我种的栀子花第一次在立秋过后二度开花。百度搜了一下，立秋过后栀子花二度开花并不奇怪，只要光照、温度和肥力均适合栀子花生长，立秋后的栀子树就能长出花苞，并且适时开花。 我以前在自己租赁的书房里养过一盆水培紫罗兰，那间书房是正南向，阳光很好，养的紫罗兰的颜色呈紫红色，鲜艳耀眼。后来我的书房退租了，我把这盆紫罗兰拿回家养了，放在一个采光并不好的地方。不久，紫罗兰的叶子变成了墨绿色，就像完全变成了另一种植物。 孟德尔做豌豆实验时，观察了豌豆在各种不同的生长条件下的各种形状，并据此研究出了遗传学的两个基本定律：分离定律和自由结合定律。同一棵植株结的不同种子，在不同环境下，长出来的许多形状不一致。遗传基因和环境共同作用，让植物得以呈现不同的形状。 环境对植物的影响是如此的显而易见，这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不只有植物容易受环境影响，人也一样。这几年，我见证了一个抑郁症患者更换了生活环境后，不用服用任何药物，症状大为减轻，几乎不再有抑郁症表现。但是当她再回到原来的环境生活时，抑郁症和暴食症的症状又非常明显。 人生活在一种存在毒性压力和污染的环境里，身心都很难健康。植物在缺乏阳光、水分和肥料的环境中，也很难正常生长。工作环境和家庭环境对人的身心健康的影响都很大，我们居住和工作的环境既应有良好的自然条件，也应有融洽的人际关系。不只有战争才需要“天时”、“地利”和“人和”，人活在这个世界上，要想健康，也需要这些。 过去，人们居住很讲究“风水”。“风水”中固然有迷信成分，但不可否认的是，“风水”也有一定的科学道理。房屋的周边环境、采光和通风条件对人的健康是有很大影响的。房子采光和通风条件如果不好，住在房子里的人就很容易生病。而一个家庭里的成员多病，整个家庭就不容易快乐起来。久而久之，家里就诸事不顺，所以人要择地而居。 人也要选择好配偶和朋友，好的配偶和朋友能让我们生活在愉快的心情中，不好的配偶和朋友则会让我们心境恶劣。人是一种群居动物，没有伴侣的人生寂寥得很，但是若选择的伴侣是一个处处让我们难受的人，我们的健康也会因此而大受影响。 很少有人能强大到完全不受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影响——我想那样的人应该是不存在的。自然环境中的致病菌和致癌物，社会环境中的冲突，都会对我们整个身体造成不良影响，这是医学承认的事实。 但遗憾的是目前医学为病人所做的事情很有限，医生无法改善患者的居住条件，也没有医生能为患者调整家庭关系。患者需要自己努力去改变自己的生存环境，离开有毒性压力的人群，离开存在污染和通风、采光条件不好的居住地，这些对身心的康复都很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