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医论 ⁽¹⁸⁵⁾

难治性疾病之所以难治，是因为其病因、病理错综复杂，很难用简单的思维去理解它，也无法用简单的方法去治疗它。但遗憾的是，目前我们人类医学仍然基本停留在用简单思维解决疾病问题的状态。所以我们治疗癌症、糖尿病、神经系统疾病这些难治性疾病时，总是不免顾此失彼，疗效很难令人满意。 我们很多药物的研制思路和治疗方法，都是针对某一方面的问题来设计的。比如某些药物的作用是抑制血管生成，另一些药物的作用是杀伤已经发生突变的细胞，还有一些药物是提升患者自身的免疫力。我们希望通过某种单方面的作用来控制病情，可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的许多功能都有至今仍然不为我们所了解的关联。 这就导致真正可以根治癌症、糖尿病和神经系统疾病这类难治性疾病的疗效很难取得。这类疾病不但病因复杂，在病理上也是复杂的。它们同时具备组织坏死、器官功能障碍、炎症反应、免疫反应、血液循环障碍、神经系统障碍等多种病理反应，病变所涉及的细胞内和细胞间质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 如果我们能够设计出一种可以同时囊括此类疾病所有的病理反应的治疗方案，理论上来说，是有希望取得更为理想的临床疗效，甚至治愈患者的。 以目前人类的医学水平，我们还没有能力彻底地找到难治性疾病的病因。不过，人类经过千万年的尝试，也找到了许多缓解某些病理性症状的办法，使得我们的身体处于一种功能基本正常的状态。 笔者正是基于这样的一种考虑，尝试着创立一套建立在整体论基础上的循证诊疗体系，提升难治性疾病的疗效。这样的诊疗体系需要我们首先把人体当作一个整体，把疾病也当作一个整体性的问题，而非单一的病理现象来解决。 这种思想来源于古老的中医的整体论，但传统中医在一些难治性疾病上的疗效也非常有限。所以，我们需要在前人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取其长而补其短。 医学的进步是有目共睹的，我们战胜了天花，战胜了肺结核，在肿瘤、糖尿病和神经系统疾病的治疗上，虽然还存在许多问题，但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这些进步都应该被纳入到这样的一套系统的诊疗体系之中。 但医学的局限也是客观存在的，迄今为止，我们对许多症状的解决仍然缺乏有效的手段。另一方面，一些传统的医疗方法虽然可以缓解某些症状，甚至逆转某些病理现象，但我们还无法研究明白其作用的机理，难以用科学的思维来诠释它。 所以在当下，创立这样一套理论体系，最现实的做法是重视实际疗效，将暂时未能用科学思维诠释的部分搁置，以待将来的科研人员做进一步的研究，解释其能够发挥疗效的原理。…

自从学习临床医学专业后，我几乎每周都需要进学校的实验室做各种各样的实验，观摩大体老师、用显微镜看组织切片、解剖实验动物、做药敏实验，做完实验还要写实验报告。西医的实验结果一目了然，非常有说服力，西医教育的这种眼见为实的精神，着实令人佩服。比起中医靠推理演绎的方法来指导临床用药，西医的这套方法显然更加科学，这是值得中医学习的。 但这并不代表中医药不具有实用价值，中国古人长期以来在人体上做的临床实验，得出的许多结论也是很宝贵的。只是古代文献的许多记载可靠性不够好，里面有太多的未经作者实践验证的文字，所以这导致我们在阅读中医文献的时候，很容易受到误导。 最近的一百多年，我国医学工作者也一直在尝试着用现代药理学的方法来研究中药的作用和副作用，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多成果，其中最为瞩目的成就是屠呦呦教授从中药青蒿中提炼出高效抗疟的青蒿素，她也因此而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 将现代科学应用到中医药的研究中去，本来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这却引起了剧烈的纷争，有些人认为对中医应该废医存药，另有一些人则认为现代科学的方法研究中医药是在胡扯淡，中医药就应该在传统中医理论的指导下使用。 我过去是依照传统医学师承模式加自学去学的中医，最早接触的是中医骨伤科，后来主要研究中医治疗恶性肿瘤和神经系统疾病。我学习中医也有将近二十年了，跟师实践的经验还算是比较丰富的，现在则是在医学院校接受正规、系统的西医教育。以我个人切身的体会，我对上述两种观点都不大赞成。 我认为中医应该欢迎现代医学的研究方法，但光有现代医学的研究方法，还不足以将中医药的价值完全发掘出来。现代药理学研究、动物实验、临床对照试验，成本都太高，目前还很难全面的开展中医的药物、方剂的动物和人体对照实验。 而且我学了这段时间的西医，也意识到了西医本身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不应该完全用西医的方法来研究中医。西医也应有器量学习一下中医的长处，弥补自身的不足。 我在学校学习期间，带我的老师，很多也是治疗不了自己的许多疾病，比如一些过敏性疾病和慢性病。我听到他们提到自己为这些疾病折磨了许多年却束手无策时，很感意外。因为这类疾病以前我用中医或者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治疗过，治好了不少。这可能会让部分学中医的朋友心中好受一点，因为以前我总是听一些中医朋友向我吐槽，说看不到他们的老师治病的疗效，这让他们学中医学得有些心灰意冷。 疾病本来就难治疗，“偶尔治愈，常常帮助，总是安慰”是医务工作者们共同的心声。医学的能力很有限，学医后治不好许多疾病是常态，不需要因此而对医学过度失落。 西医在研究单个的生物化学反应，并竭力用这样的一种思想来精准的治疗疾病，确实取得了许多伟大的成就，也攻克了一些曾经致死率很高的疾病。但这种思路在许多疾病上，不能取效。因为目前能被诊断出来的多数疾病，病因复杂，缺乏精准有效地治疗方法。…

中医基础理论存在了两千多年，在历史的发展中，又不断地改进和更新，逐渐变成了一个庞大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中既有精华，也有糟粕。 由于历史条件所限，绝大多数的中医理论都出于唯心的“臆测”或“内观”。唐代名医孙思邈说“医者意也，善于用意，即为良医”，重视“意”成为中医的一大特色。这种倾向逐渐发展为一种过度的唯心主义，以至于后来又出现了“医易不分家”的说法。将中医理论与《周易》所构建起来的中国古代朴素且错讹百出的逻辑思维体系挂钩，搞出了许多脱离临床实效的花架子。更有甚者，把这种花架子发展为文字游戏。遂使中医理论成为脱缰野马，不切实际。 直到现在，这些花架子还在中医界和民间有极大的影响力。我个人认为，这是阻碍中医发展的一大绊脚石。中医源自于民间的经验医学，还应回归到经验医学的本质中去。重视临床实践数据，不受中医基础理论束缚，用新思维和新方法研究中医药和针灸等传统治疗方法治病的真正原理，总结新经验，为临床实践提供更可靠的临证指南，使中医药理论体系能够朝着更精准、更有操作性的方向发展，这样才能使中医药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我遇到一些中医博士，他们在学了多年的中医后，对中医越来越绝望。因为他们学的理论听起来很雄辩，但到临床实践中，却发现不能获得理想的疗效。不但他们自己治病治不出疗效，他们所跟的导师也没有多好的疗效。有几个博士想跟我做临床，他们想看看中医治病究竟有没有疗效。 这种心情我很能理解，把博士学位读下来，付出的精力和心血都是非常多的。最后如果发现自己所学的知识在临床实践中不实用，这是一件令人极为沮丧的事情。我有时也会看看中医期刊杂志的论文，看这些论文时总是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中医论文大多既不像纯粹的学术论文，又不像传统中医的玄谈，而是把二者杂糅在一起后产生的一种怪胎。作者在写作时，似乎觉得没有那些华而不实的中医行业的“漂亮话”，就不足以说服同行似的。 学生通常是没有实践经验的，老师在授课时讲什么就信什么。如果没有重大的变故，老师所教授的一套思维方法，也会在他们学术生涯中扎下根来。无论中医还是西医教育，都存在这个问题。西医授课老师和中医授课老师，许多都是做基础研究的，而非经验丰富的临床工作者。他们容易把一种理论理想化，忽视了临床实践的复杂性。凡是理想化的理论，本质上其实都是一种偏执而又有缺陷的认知。 举例来说，我学西医过程中，听到最多的话就是实在不行就手术，我只听过我的一个解剖实验老师在课堂上极力反对手术，他说人体的各器官是进化多年的产物，可不能随便切掉。其他的老师（无论是实践中接触到的还是在上网课时接触到的）都很容易将手术二字脱口而出。这显然是教学上形成的一种惰性思维，把手术过度理想化，忽视了手术能解决的问题也极为有限的现实。 而且手术带来的并发症和医患纠纷这种复杂的问题，专事教学的老师其实是不用面对的，一些教师直言不讳地说自己就是怕临床纠纷而选择教书育人。但一线临床医生就不得不面对，处理不好，甚至会酿成重大的医疗纠纷。如果各医学院校的老师们就是这样教学生，那现在基层医疗界动辄手术的现状就不难理解了。 所以我最近有时候听课会听得心灰意冷，怀疑这样的学习是否真的对我有帮助。毕竟我46岁了，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见过的手术制造的医源性创伤问题，恐怕比学校的老师多多了，对手术不像他们那样热心。 而中医学院的老师则过度理想化六经辨证、八纲辨证、阴阳五行、脏腑学说等理论，学生在学校接受的就是这一套。但其实一到临床实践，中医学生就会发现，没有几个病人是照着课本上描述的经典症状来生病的。问诊过程中，新医生自己脑子就已经凌乱了，这病人究竟是怎么回事？应该诊断为何种证型？该用哪种方剂作为基础方？似乎诊断为左也行，诊断为右也可以。…

周六，一个消化科医生为她孩子的病找我。她是学西医的，我过去学中医，现在也在学西医，不过只是刚刚开始。我们就医学问题攀谈了一会儿，她参加过西医学中医培训，但没有以中医为业。 干了多年的临床后，她对西医有点失望。用她的话说，太多疾病西医可以诊断得很准确，但是却治疗不了，反而是中医还有点办法。我学了这么多年的中医，现在在学西医，心情和她也有相似之处。老实说，我对中医也有点失望，在太多疾病面前，中医也是无能为力的。 但因为我有中医的基础，也有丰富的临床经验，所以我在听西医课时，也与纯粹学西医的心情不一样。我在学校上了一段时间的专业课后，有点理解为什么我们老家基层医院的那些医生们动不动就要求病人做手术。因为在医学院校里，老师讲课的时候就是老把手术挂在嘴边。不但我们老师讲课时是这样，我听网上那些来自全国各顶级医学院校的名师讲的课，感觉他们也是如此。 假如我没有学过中医，那么用手术来治疗这些疾病的理念就会根深蒂固地印在我的脑海中。但我学过中医，而且老师讲的许多疾病，我不但治疗过，还治疗了不少，基本都用中医保守治疗把病人治好了。所以我在听老师这样讲课时，脑子里就会打许多问号：“真的就只有手术可以解决问题吗？难道就不该想想手术会给病人带来多么痛苦的后遗症吗？” 我们学校的附属医院和我们学校只有一墙之隔，里面有一些医生是我们学校的毕业生。前几天，我们班有个女生牙痛，去校附属医院治疗。医生开了甲硝唑，女生服用后效果欠佳。最后呢，就有我校毕业的医生把这个女生的牙神经“切断”了。我的这位女同学和我说，自从牙神经切断后，她就不再牙痛了。这种治疗方法简单粗暴有效，但是我听后觉得很不对劲。 因为这种牙痛我也处理过不少，包括我自己之前也牙痛到难以忍受的地步。我按照中医的风火牙痛，用中西药结合治疗，外用中药冰片塞鼻止痛，内服牛黄甲硝唑、二至丸和知柏地黄丸，没有切断牙神经，牙痛也好了。我父亲今年春节也是牙痛，本地医生建议进行根管治疗，我断然反对，也用类似的方法治好了，到现在也没有复发过。 我这位女同学刚满18岁，一生还很长。她的牙神经被处理掉后会有一系列的后遗症，她的牙齿会变脆，颜色会变暗，可能以后早早就要拔牙换牙。 我可以想见，这些单纯学西医的同学将来走向工作岗位的时候，遇到同样的问题时，也会用这种简单粗暴有效的方法来处理，至于后续会给病人带来什么样的后遗症，就管不了了。 我如果不是先学中医，再学西医，而是相反，那我可能接受不了中医的那一套。但现在，我就能以一种更全面的眼光来看待我眼前的各种教材。我这里不是说西医不如中医，或者西医就绝对的不好。如果西医没有可取之处，我不会花费心血，在这样的年纪来学西医。 我只是想表达这样一种想法：学医不应偏执，不应片面地只相信西医或只相信中医。如有条件，完全可以把二者都好好学一学。遇到具体的临床问题的时候，择其善者而用之。

这些年，经常有一些中医界的朋友和我探讨如何提高中医临床疗效。我根据我自己的个人经验，给出的答复是大量阅读医案。从古至今，许多医生留下了不少珍贵的医案，这些医案可以说是学习中医的最为宝贵的教材。但遗憾的是，很多人不读医案，他们更倾向于去琢磨各种各样的理论，希望找到捷径。 实践出真知，中医的生命力一直都在临床实效。理论再好，没有疗效，也是空谈。我们在学医初期，是不可能接触到大量病人的，尤其是患同一种病的病人。这就导致我们很难快速积累临床经验，但阅读其他医生的医案可以帮我们弥补这一不足。 我每天都阅读医案，这一习惯坚持了十多年。而且最近几年，我还喜欢写作医案赏析类文章。学完中医药的基础理论后，我们要将之运用到实践之中去，医案向我们展示了其他医生运用中医基础理论治病的全过程。就像学生刷题刷多了后解题思路会很丰富一样，我们学习医案多了后也会慢慢地形成良好的临证思维。 虽然跟师也能帮我们积累一些实际的临床经验，但是跟师抄方的一个最大的不足是效率低下。许多医师在临床实践中接诊的病人五花八门，刚刚出道的医学生跟师抄方容易学得云里雾里。而且现在的跟师方式很难完整地接触到单个病人完整的治疗历程，跟着跟着就因为工作调动，跟丢了。更不用说有些老师的临床水平有限，好多病人只看一诊就没有下文，治疗究竟有效还是无效，不容易搞清楚。 阅读医案就不存在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系统学习某个病种的大量医案，比如阅读《外科医案》这样的医案，我们可以集中学习中医师们是如何治疗外科疾病的。《古今医案按》这类著作则可以分门别类地将各种疾病的医案罗列在一起，有利于我们学习全科疾病的治疗思路。我们也可以系统地学习某个医生的所有有效医案，比如通过阅读《祝选施今墨医案》、《丁甘仁医案》或《谢映庐医案》这样的个人医案专著，我们就可以学习相应医生治疗多种疾病的临床经验。 传统的师承模式下，中医学徒是会全日制地跟着师父学习如何治病的，这种教学模式其实比现在的医学院校教育更有效。我自己是这种教育模式的受益者，我们师承出身的中医学徒从一开始就要接触临床，在接触临床的同时学习理论，将理论与临床相对照，学得就更有的放失了。 当代学院派的教学方式是大锅饭式教学，一大堆的学生跟着老师学理论，临床带教上弱了许多。到了规培阶段，又是各个科室快速轮转，学得有些走马观花，不如传统师承模式长期跟一个老师那么专注和深入。所以现在有种奇怪的现象，许多医学博士考完证五六年后，仍然缺乏临床实操的经验。他们自己给人治病的时候，治疗不出疗效来，就很容易灰心丧气，觉得自己所学的东西不实用。我遇到一些医学博士找老师，重走我们这些中医学徒的师承之路。这是很有勇气和魄力的事情，这样的博士假以时日，会成为好医生。 师承模式下，老师指导学生进行大量的实际操作，我们通常是三个月内就要实际操作。我刚开始跟师的时候，我师父要求我每天用厚厚一沓纸练习针灸，要求我们将针穿透这沓纸来练腕力和指力。我的另一个老师则是要求我买猪肉练习针灸。练习到一定的程度时，他们就安排我给自己扎针，扎着扎着就要求我们给科室里的病人扎针灸。这样一来二去，我们在老师的指导下就克服了恐惧心理。 给腰腿痛的病人扎一次委中穴，病人疼痛立竿见影的缓解后，“腰腿痛，委中求“这样的口诀不用背就能记住一辈子了。师承模式是将理论与实际结合得很好的一种教学模式，所以我们国家法律规定，传统师承模式是合法的学医途径，我国允许中医学徒像中医类大学毕业生一样考医师资格证，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师承是可以学到真本事的，甚至师承的教学效果比院校教学效果更好，我国当代许多仍然活跃在医学界的中医泰斗，包括一些院士都是师承出身的，比如国医大师贺普仁教授。我们国家现在在职业教育领域大力推广学徒制，这也是因为教育界已经认识到了，现代的课堂教学在技能教育上不如传统师承教育有效。…

2025年7月2日，慈溪卫健局公众号发布了一篇《高考结束了，该劝人学医了》的贴文，这篇文章在网上火了。 该文写道：对不起，医学生，一本本医学教材誓要把你培养成文化达人；对不起，你以为的社交对象，其实是实验课上的大体老师；对不起，考试月让你重温高考，超越极限，性命攸关的专业，没有重点，却处处是重点；对不起，你可能还要面对来自病患的质疑和抱怨……但，这座医学之城，值得你负重前行！是的，我们想对你说声谢谢，你熬过的夜、流过的汗、背到哭泣的知识，会变成你最厉害的“武器”，成为一名从死神手里抢人的战士。对不起，医学生，我们毁了你的轻松大学梦，但谢谢你，让人类健康的城池永远固若金汤。 与此同时，慈溪市还发布了支持医学生的系列政策。慈溪市2023年就出台了《关于加强卫生人才培养和引进若干意见》，明确从这一年起，凡被“985”、“211”工程院校正式录取的前50名医学类紧缺专业慈溪籍学生，每人每年补助2万元政府助学金，对其他被“985”、“211”工程院校和其他院校第一批正式录取的前100名医学类专业慈溪籍学生，每人每年补助1.5万元助学金。 之所以会有这些，是因为慈溪市卫生口很缺人才。慈溪市卫健局表示，卫生技术人才缺乏，在国内各省、市、地都普遍存在。慈溪市也和其他地方一样，卫生人才缺口逐年加大，而且由于近年来慈溪市医疗机构基本建设力度加强、报考医学院校学生数量较少等各方面原因，致使该市卫技人才缺口有持续加大趋势。“人才紧缺”、“引进困难”已成制约该地卫生事业发展的两大瓶颈，慈溪市出台这一政策的背景，也是为了着力缓解这种两难状况。 看到这篇文章，我心中颇有感触。今年高考结束后，好几个家长向我咨询高考志愿填报的问题，因为他们孩子也在今年高考了。有几个孩子首先就提出，绝对不报医学类专业。去年我侄子高考出分后，家里人和他商量志愿填报的问题，我侄子也是非常肯定地对父母说，绝对不报医学专业。犬子是2023年高考，考了600多分，填报志愿时，他也一口回绝了任何医学相关专业。 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人恐惧学医，以至于卫生技术人才如此紧缺？慈溪市卫健局的这篇文章写得很有情怀，但现实其实挺残酷的。学医不但很累，当医生和护士还有很高的风险，而且这风险有愈演愈烈之势。患者和家属对医生绝对不只有质疑和抱怨，有的甚至还有仇恨和伤害。 这些年医患纠纷爆炸式增长，绝大多数的医患纠纷处理到最后，都被判定为患者和家属无理取闹，因为他们不了解医疗的不确定性，想法偏执，卫健委的司法鉴定并不支持这种偏执的想法。但这种判定并不代表纠纷的终结，其实医护人员最怕的不是患者和家属到卫健委或公安局去投诉与举报，我们怕的是患者和家属不断升级的情绪化，高度情绪化的结局可能就是人命案件。而国家机关的处理再怎么严厉，也不会付出生命的代价。 我有个师叔是这样的事件的亲历者，他遇到一个闹纠纷的患者家属，当时觉得自己到卫健委和公安局都有理，不害怕对方走流程。流程走完后，患者和家属未能达到心中预设的目的，更愤怒，遂采取了一系列疯狂的私人报复行为。后来两家仇恨越结越深，互相报复，最终的结果是两家人最后都付出了死伤的代价。 师叔一生就此毁了，我师门的所有师兄弟都以此为戒。我们现在处理医患纠纷的原则都是第一时间选择息事宁人，同时从此与患者及其家人保持绝对隔绝状态，避免再接触引发新的情绪化事件。因为疾病有时给一个家庭带来的是令人非常痛苦的折磨，部分人会在这种折磨中丧失理性，采取极端措施。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其结果也是很可怕的。 近几年新闻媒体报道的恶性伤医事件的每个当事人，可能都不止面临疾病一个人生困境，他们还面临家庭危机、经济危机、情感危机甚至司法危机等多种困境。人在多种困境夹击之下，心情恶劣到极点的时候，就会做困兽之斗。师叔给我们的告诫是，让三分，心平气和；退一步，海阔天空。当然他更希望我们干脆别学医，走别的路。…

民间有句俗话，十胃九病。胃病是一种非常常见的疾病，几乎每个人在人生的不同阶段都会邂逅胃病。俗谚中的胃病，实际上还包括现代医学所言的食管疾病和肠道疾病。也就是常见的消化道疾病。 消化道疾病中，多数为慢性病。消化道疾病的治疗，无论是用中药还是用西药，效果都不怎么理想。一些顽固性的反流性食管炎、胃炎、浅表性胃炎、糜烂性胃炎、萎缩性胃炎和慢性肠炎等，往往还会越治越严重，究其原因，有一部分是吃药吃伤的。 已故老中医魏长春大夫提出胃病的二十四字养生决：“饮食有节，起居有常，外动内静，心情舒畅，劳逸得当，慎防药伤”，这个养生口诀堪谓字字珠玑，是慢性肠胃病患者自我疗养的宝典。 胃病康复的关键要靠养，但是部分胃病患者不用药是解决不了当前的痛苦的，那么在用药的时候就需要特别注意，不要以药伤胃。 如何才能避免伤胃呢？根据中医的理论，这种慢性病要缓治，宜用丸药缓慢调理，尽量少用汤药。汤者荡也，丸者缓也，丸药药力不像汤药那么峻猛，但是丸药对胃的损伤也不会像汤药那么厉害。所以丸药治胃病，看起来是慢，其疗效却很理想。 胃以通为补，以降为顺，治疗胃病，要以通降为目的。肠胃在五脏六腑中属腑，脏宜藏腑宜通，所以治疗胃病的关键要患者肠胃通顺，气机条达。 笔者自己治疗胃病时，一般都会劝说患者做好疗程较长的心理准备，吃药时尽量轻省。如果一天吃一顿药能够控制住症状就不要吃两顿药，吃一半的剂量能控制症状的话就只吃一半好了，而且吃药的时候要像退兵一样，徐徐而退，逐渐减少用药次数和用药量。 曾经有一个患者，胃病发展到极为严重的程度，吃任何药都会过敏。后来有位知名的老大夫给她开了资生片，不过不是按照一般的剂量吃，而是让患者从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剂量开始吃，等到脾胃稍微好点的时候，适度加量至一半的剂量，这样调理了半年后，患者多年的胃病终于好了。 治疗胃病有如古人所说的治大国如烹小鲜，一定要小心谨慎，否则吃药治病不但没治好病，反而把原本就很不好的胃治疗得更糟糕了，那就得不偿失了。

我经常听到许多人和我交流疾病的病因，讲来讲去，最后喜欢将他们遇到的疾病归因于情绪因素，认为如果患者心情好点，就不会得某种疾病。这种想法实在是太普遍了，以至于影响了很多人就医。 诚然，生病了的人在确诊某种疾病之前，可能存在一些情绪问题，但他们的情绪问题与他们所患的其他疾病（比如癌症、糖尿病、高血压等）并没有关系——不但无直接关系，也无间接关系。 甚至有部分人的情绪问题，本身就是他们的身体疾病导致的，而非他们的身体疾病是由他们的情绪问题所致。 安抚患者的情绪的确很重要，医生和家属都应重视患者的心理健康。患者受到疾病折磨，不可避免的会心情低落，给予患者安慰是人文关怀精神和爱的体现。 但简单地将癌症等难治性疾病归因于情绪问题所致，不但给患者增添了心理负担，让患者产生病耻感和负罪感，还可能影响到后续的治疗。 有一些信服了这一观点的人会试图通过调节情绪问题来控制他们的肿瘤，少数极端者甚至把这当做唯一的治疗手段。最终发现无论他们如何努力地控制自己的情绪，他们的肿瘤依旧在进展。 如果患者是出于经济角度考虑的话，尚可理解，但若单纯是从个人的信念出发这么做，无异于在自杀。 中医的三因学说将各种疾病的病因归于三种：内因、外因、不内外因，其中内因包含心理因素。这说明可能某些古代的医生意识到了人存在心理/精神疾病，但在历史上，不断有人把这一学说发展到一个错误的极端，他们习惯地将各种难治性疾病归因为纯粹的精神因素。 如今，随着生物医学的进步，我们知道，许多过去被认为是精神因素所致的疾病，其病因根本与心理或精神因素无关。 比如乳腺癌的病因可能是遗传的BRCA1基因所致，而绝大多数胃病的病因是因为幽门螺杆菌感染，高血压和脑卒中可能与高钠饮食和遗传有关。但既往的错误的认知仍然在人群中普遍存在，许多人仍然相信乳腺癌是气出来的，胃溃疡是精神压抑所致，脑卒中是因为患者性格暴躁所致。…

慢阻肺、心脑血管疾病、癌症、糖尿病、精神障碍等慢性疾病，从本质上来说，基本都是不可治愈的。这意外着，罹患这些疾病的患者中，只有少数人能够彻底康复，绝大多数的慢病患者要与其所患的慢性疾病共存一辈子。带病生存是人类的常态，无病生存反而是比较少见的现象。 我们人类是一个由几十亿细胞组成的多细胞生物，受遗传、环境和我们承受的各种压力、遭遇的各种意外的影响，我们身体内的细胞总有一些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偏差，部分出偏差的细胞可被修复，部分细胞的变化不可逆转，这就导致我们出现了古人所说的人吃五谷杂粮，不可避免的要生百病的情况。 与疾病共存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掌握的一项生存技能。一旦生病，尤其是难治的重大疾病，我们的心理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不可避免的会因此悲观、慌乱、愤怒、抑郁、焦虑等情绪。我们需要调适我们自己的心理，使之尽快重新平衡，同时了解疾病的一般规律。接受疾病，学会与疾病共存，学会慢病管理，可显著提升我们的生活质量，延长我们的寿命，并避免因为盲目求医而损失金钱。 我们需要了解慢性病，需要接受慢性病基本不可治愈的事实，树立慢病管理的理念。我在十五岁左右开始出现慢阻肺的症状，今年我46岁了，三十年过去了，我的慢阻肺并没有根治掉。最初，我曾到处求医问诊，甚至挂过几个院士的号，中西医都看过，但遗憾的是没有一个医生把我的病根治了。这种切身的经历让我知道，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它们的实际作用都与普罗大众的期望值相距甚远。 我渐渐地接纳了慢阻肺是不可治愈的现实，并且学会了与慢阻肺共存。因为慢阻肺的存在，我知道我自己不能过度劳累，不能汲汲于名利，透支自己的身心，做任何事情都不能无节制，需要规律作息，需要有充足的睡眠。到现在，我其实很感谢慢阻肺，它就像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我头顶上，它让我成了一个很自律的人。自律带来的不只有慢阻肺的被控制，还有许多其他的好处。所以，老子所说的祸兮福之所倚真是至理名言。 慢病虽然不可治愈，但是如果我们懂得如何预防它急性发作，它也不至于严重的影响我们的生活，很多罹患严重的慢性疾病（比如癌症）的患者都能活到很高寿。有些人带病生存的时间较长，是因为他们将医养防三结合，把慢病管理做得很好。 医疗可以帮助病人在疾病急性发作期缓解令人痛苦的症状，拯救生命，也能在病情缓解阶段发挥一定的治疗作用；养和防则是患者本人在生活中自我节制，不妄作劳，不去触发疾病发作的按钮。 我为自己的疾病求医问诊多年，自己又学了很多年的医去帮助别人解决他们的问题。无论是求医问诊，还是帮助其他病人，我都深切地感受到医疗的局限性。人类想一劳永逸地解决掉自身的慢性病，可能永远都只会是个幻想。因为人是生活在环境中的动物，不但受基因影响，也受环境影响，基因会不断地发生漂变，环境也会不断地发生变化，我们在生命长河中，完全不可能不受这二者的影响。这些影响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坏的一面就是我们的致病之因。 慢病管理是生物适应变化和适应环境的智慧，在没有医疗的年代，我们靠的正是这种与生俱来的智慧去与疾病共存。医学日益发达，给人类带来福音的同时，也出现了很多副作用。其中最大的副作用就是人类对医学的过度迷信，放弃了掌控自己的健康和命运的主动权，陷入过度依赖医疗的境地。 而医疗实际上并不像普罗大众所期待的那样能从根本上解决疾病的问题，一半以上的疾病医生们只能对症处理，无法根治。大多数医生会将这一真相告知患者或其家属，但总有一些人会利用患者或其家属急切的心理，从中谋取不正当的利益。患者和患者家属尽早认清现实，接受现实，更理智地去面对疾病，不但能避免受到损失和伤害，也能让患者获得更好的生活质量和更长的生存期。…

中医开处方可不可以像做数学题一样，对同类方剂和药物就像合并同类项一样聚合在一起使用呢？答案是可以的。 自古至今，许多中医界的临床大家都在这样操作。只是每个医生的叫法不一样，比如刘渡舟管这叫古今接轨，焦树德则管这叫“合方”，如果我们翻阅临床医家的医案，我们会在医生们的处方中，找到大量的将多张功效相似或互补的名方合并在一张处方中使用的案例。甚至历史上一些经典名方，其自身就是合并使用其他体量较小的经典名方形成的。 合用类方类药，最大的作用是降低毒副作用，并提高疗效。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传统中医认为蜈蚣和全蝎都有止痉作用，所以止痉散这张方子就将蜈蚣和全蝎等量并用。张廷模教授提到，一些研究表明，0.5克的蜈蚣和0.5克的全蝎合用，其止痉的效果大于5克的蜈蚣或者5克的全蝎，而5克的蜈蚣或5克的全蝎的毒性又大于0.5克的蜈蚣加上0.5克的全蝎。所以这种合用就既起到了降低毒副作用，又提高疗效的作用。 我们可不可以将类药合用推广到类方合用呢？答案还是肯定的。比如，柴胡桂枝汤和荆防败毒散的功效很相似，我们将一份的柴胡桂枝汤和一份的荆防败毒散合并使用，其功效比单独用5-10分的柴胡桂枝汤或荆防败毒散更显著，而副作用则小很多。 笔者有这方面的实践经验，在新冠肆虐期间，笔者曾将柴胡桂枝汤和荆防败毒散、平胃丸、泻白散等合方使用，组合成柴桂解毒汤和柴桂解毒丸方剂（笔者以前的文章有几篇专门介绍过该组方），其疗效真可谓立竿见影。笔者以之治疗过许多普通的新冠患者，也以之抢救过多例新冠重症患者，临床疗效令人满意。 当然，笔者所创的柴桂解毒丸和柴桂解毒汤的方剂比上述简单的将类方和类药合并使用的思路要复杂一点，但也仅仅只是在此基础上，更进了一步而已。 柴胡桂枝汤和荆防败毒散的适应症主要是身体疼痛、恶寒、恶心等，但新冠的症状较此复杂，新冠患者还有嗅觉、味觉丧失，厌食、腹胀、皮肤过敏、咳嗽、胸腔积液等，所以笔者在组方时，将新冠的适应症分解成柴胡桂枝汤/荆防败毒散适应症、平胃丸适应症、泻白散适应症等几种适应症，然后将以上几种适应症对应的经典名方合并使用，故能对新冠发挥较好的疗效。这个方剂在新冠期间被笔者作为一种通方使用，治疗各种各样的新冠和新冠后遗症患者，大多数患者反馈效果很好。 这就是一种稍微复杂一点的合用类方类药的思路，但其实也不过是临床经验多了后，熟能生巧的操作而已。笔者的一个学生去年考上北京中医药大学，上大学后来见过笔者一次，当时她问我，学中医的核心是什么，我告诉她中医的核心是方证和药证——当然，这话不是我的原创，我最早是从胡希恕教授的著作中看到的，胡希恕教授说方证是辨证施治的最尖端。 中医的生命力在于疗效，中医的疗效又靠什么来保证呢？我想中医界最不具有争议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辨证论治或曰辨证施治。辨证施治的核心又是什么？其核心就是方证或药证，什么是方证或药证？通俗来讲，就是一个方剂或一种药物的适应症——这个方子或这种药能解决什么问题。 这些问题其实是可以具体化为患者的各种症状和体征的，比如桂枝汤的适应症是“自汗出、恶寒、身热、脉浮缓”等，葛根汤的一个鲜明的适应症是“项背强几几”（肩膀、背部僵硬不适），苏连饮的适应症是上吐下泻。如果我们记住了许多方证和药证，临床应用时就能迅速地找到对应的方剂。用对应的方剂治疗疾病，患者的症状迅速缓解，患者对医生就有了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