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 ⁽³⁵⁶⁾

无论个人还是社会，常态下都是有病的状态，无病只是一种奇迹。我们人类一直与病原体处于共生的状态，每个人生来就携带着很多种病毒和细菌，随时可能会处于生病的状态之中。 社会也是这样，作为人类社会基本细胞的个人，天性中就有各种各样的缺陷——我们或无知或自私或贪婪，这些缺陷导致人类社会永远都无法达到十全十美的状态。套用一句医学术语，人类社会也不过是在带病生存而已。 中医强调“勿劳尔形，勿摇尔精，乃可以长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人的身体不过度疲劳，精神也不过度疲劳，才可以长寿。这是自古至今最好的养生之道，不但在现在不过时，即便在科学更发达的未来也不过时。 将来人类科学可能会比现在发达多了，但是人类的寿命的极限还是会与古人相差无几。我们人类寿命的极限也许就在120岁左右，古代的一些长寿老人也可以活到这个岁数。 这些人之所以能活满天年，一来是基因好，二来是不折腾自己。如果他们过分的折腾自己的身体和精神，有再好的基因也是长寿不了的。 社会要想长治久安，也需要各方不互相伤害太深。有些人太贪婪，占有社会太多的财富，贫民的生存空间就很狭窄。有些人太无知，头脑发热只知道暴力不尊重常识，也不讲道理，同样会导致自己和其他人死于非命。 如果我们对这一现实有深刻的认识，或许就不至于有那么多的牢骚和愤懑。当前社会上出现了很多极端的声音，我的家人也问我社会矛盾为什么一下子这么尖锐。我的回答是社会矛盾一直都很尖锐，只是眼下的状态是一种非正常状态，所以很多人能够感受到这种尖锐的矛盾而已。 对于一些敏锐的观察人士来说，早在发生瘟疫之前就已经察觉到我们的社会正处在一种矛盾很尖锐的状态之中。眼下我们医护人员很受称赞，但是我还记得去年屡次发生杀医案，每次都会有一大堆的人高声叫好。 这种令人痛心的状况的背后是社会贫富悬殊太大，财富积聚在少数精英手中，普罗大众对掌握着全社会大多数财富的精英阶层很不满。所以我们今天能看到很多令人意想不到的社会现象。 有些人说这些现象像极了文革，也有些人说很多人的表现像义和团，而另一些人则把公共知识分子视为叛国者。对垒的双方都希望对方倒霉，甚至恨不得从肉体上消灭了对方。…

天花曾经是席卷全球各国的一种流行病，一波又一波的天花大流行，造成了大量的人口死亡。 天花是由天花病毒引起的。天花在人类历史上存在了很久，从死于公元前1156年的法老拉美西斯五世的木乃伊上观察到，拉美西斯五世生前可能曾经感染过天花。 天花是一种烈性传染病，死亡率最高可达80-90%，在多次爆发天花疫情的地区，死亡率也可以高达15%-30%。公元2-3世纪，天花大流行导致罗马帝国衰亡。当欧洲人发现新大陆时，他们把天花病毒带到了美洲，美洲的原始部落因为对天花病毒毫无免疫力，在出现天花疫情后几乎引起了“灭族”之灾，这也是美洲原住民败给人数远少于他们的侵略者的重要原因。 天花大约是在公元1世纪左右传入中国的，当时中国与西域国家发生战争，来自西域的战俘把天花传染到中国，所以最初天花在中国又被称为“虏疮”。也有说天花是马援南征交趾时带入中国的。 在中国古代，天花又被称为“痘疹”或“痘疮”，中国宗教中甚至有“痘疹娘娘”和“痘神”，人们通过向神灵祈求来躲避天花。天花不但造成大量平民百姓死亡，同样也造成皇室贵族死亡，欧洲的一些君王死于天花，中国的康熙皇帝也曾患过天花。 中医有大量的治疗痘疹的专著，不过这些现在都派不上用场了，因为天花据信已经被彻底消灭。1980年5月，世卫组织宣布人类彻底战胜了天花。目前全球仅在美国和俄罗斯的两家实验室里还存有供研究的天花病毒。 人类用来战胜天花病毒的武器是疫苗，也正是因为有天花疫苗，才出现了现代医学中的免疫学。 天花最早的疫苗出现在中国，那时候给普通人接种天花疫苗叫“种痘”，有专门的“种痘师”给人种痘。 有些学者认为早在唐代开元年间江南赵氏族就有种痘之法（董玉山《牛痘新书》，1884年刊）。还有学者记载了宋真宗时期宰相王旦的儿子王素小时候找过峨眉山的某个“神医”种过痘，后来终生没有患过天花（朱纯嘏《痘疹定论》1713年刊）。 但是以上的记载都属孤证，比较可靠的说法是在明代隆庆年间，宁国府太平县天花流行时，当地人采用种痘法来免疫。后来种痘师成为一种专门的职业，从事这种职业的以宁国人居多，晚清时期甚至有专门的痘师局。…

自古至今，瘟疫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危机都是极端思想的催化剂。医学史告诉我们，每当瘟疫流行，人们面临死亡的威胁时，沮丧、悲观乃至绝望的情绪都会出现且难以克服，此时人们不再那么相信自己的能力和理性。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今天我们社会上出现的一切鼓噪和所有的极端思想都不是孤立存在的现象，这些在历史上瘟疫流行期都曾反复发生。正如我们把一块大石头扔进一口里面全是鸭子的池塘，也会惊得满池塘的鸭子鼓噪不安一样。 瘟疫什么时候结束？这波瘟疫结束后会不会有新的瘟疫来袭？这些都是未知数。 但是有件事情可以肯定，新冠病毒以后会成为人类病原体之一长期存在。也许若干年后它不会再引爆一波又一波的疫情，但是这种病毒会成为我们人类病原体库中的长期成员却会是大概率事件。 自然界中的鼠疫在近几年也很活跃，一些地方的啮齿动物群中开始出现活跃的鼠疫杆菌甚至感染了少数人。流行病学家曾经预估上世纪末鼠疫会再次爆发，不过因为公共卫生事业的进步，我们控制住了鼠疫在上世纪末的大爆发。但鼠疫的爆发会不会延缓到本世纪？也是不得而知的。 欧洲最近又出现了不明原因的儿童全身性炎症，这种炎症是否与新冠肺炎存在关联还没有弄清楚，因为只有部分患儿新冠病毒阳性。所以欧洲的医生们也在猜测诱发这些患儿爆发炎症的或许是一种新的病原体。 目前因为人口密度太高，人类对大自然的侵犯太深入，很多病原体正在实现跨物种跳跃，所以新的流行病越来越多了。我们会迎来一个特殊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随着瘟疫的大流行，极端主义者会越来越多。 越是在这样的时代，越是需要冷静。我们要认识到社会上出现的所有的极端反应都属于非常时期的正常反应，没有必要浪费时间卷入这样的极端情绪之中去与人争辩，因为这样的争辩意义不大。 更有意义的做法是在这种特殊时期埋头学习以提高自己的能力，等到社会恢复正常时，我们学到的知识会大有用处，而那些把生命浪费在争辩之中的人，只不过是在虚度光阴。 眼下很多人被偏见和冲动束缚，没法心平气和的讲道理。社交媒体上每天都会因为新的主题吵成一锅粥，亲朋好友之间也出现了很大的意见分歧。…

从过年前到现在，受春节和疫情的影响，我的线下服务工作完全停止了，我的书房里已经有102天没有一个新访客。因为北京城的防控政策，我们整栋楼都在限制外人进入。这栋楼商住一体，很多人在这里办公，最近开始陆陆续续的有一些租户在撤退，他们撑不住了。 今天上楼时，在电梯口看到了一个看起来还不错的玻璃展柜，柜子上有张纸条上写着四个字：使用自取。这是我这层楼的某个租户离开时，家具搬不走，丢了觉得可惜，所以希望别人能拿去用起来。其他楼层也有一些家具被租户们这样扔在楼道里，供有需求的人搬回去使用。 我把柜子搬到了自己的工作室兼书房里，好好的擦洗一番后，把它利用起来了。但是我的房租也快要到期了，我的租金交到了6月9日，如果接下来还没有什么转机的话，我可能也不会继续租下去了。等我撤离时，估计我也会像这位邻居一样，把家具赠送给楼里的其他人。 北京城是个“居不易”的城市，我家在市中心，我租赁的这间工作室兼书房的租金不便宜。四年前我无法忍受医院里的工作模式，从医院离开时，我服务的一个患者兼朋友执意要为我租赁一间可以供我工作和学习的地方。 按照他的想法，他想给我租一套高端大气的房子供我使用，每月租金两万。我觉得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么高的租金会让我不得不对我服务的患者们收高额的服务费，这会增加患者的负担，也会给我带来压力。最后我选了这间便宜得多的房间，虽然在他看来寒碜了点，但是我已经心满意足了。 这四年的时间里，我在这里读书、写作、栽花种草、学琴，并在这里为患者提供服务，生活和工作都很开心。我所服务的新老患者们也都跟随着我到这里来找我。这里是我在这座水泥丛林的都市里的田园牧歌，我在这里把一堆的绿植打理得欣欣向荣，生机盎然。这里也是很多患者的希望所在，有我在这里安静的研究，很多人的生命得以延续。 如今一切都受到了疫情的影响。我不知道到了六月份情况是改善还是进一步恶化，经济形势不好，很多癌症家庭压力很大。我今年也在想办法减轻他们的负担，努力帮助一部分患者度过难关，毕竟有命在，比什么都强。 前几天有个市民在我们这附近的一座天桥上用一根绳子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我看到消防车过来把他的遗体取下来，这一幕令我很心痛，今年的艰难令少数人轻生了。我不希望看到任何人死亡，即便那人是与我有深仇大恨者——我其实也没有真正的恨过这世上的任何人，最多有些人和我道不同不相为谋，我躲避一下他们。 覆巢之下无完卵，经济形势恶化绝大多数人都会受到影响，少数经济上还过得去的患者希望我调高服务费，但是我自己想的却恰恰是降低服务费。在这样的年景，学医的人无法不为患者们的艰难所动。我再困难，也不至于活不下去，但是我服务的数千患者中是真的有人活不下去了。 所以今年也许我会为了节流，不得不放弃自己的这间舒适的书房。昨天有个阿姨来找我，因为进不了我们这栋楼，我们去附近的公园里见了面，我刚离开医院时有段时间就是这样为患者服务的。如果经济形势继续恶化下去的话，我或许会放弃续租这间书房，节省开支，与多年的病友们共度时艰。…

2020年4月25日，我送父亲离开北京，父亲在北京住了快四个月，这是他在北京住得最长的一次，也是住得最痛苦的一次，所以他执意不惜冒险也要回老家。 父亲在北京，因为新冠肺炎的影响，大多数时间禁足在家。一家四口挤在五十多平米的小蜗居里，实在很难捱。父亲只能在小客厅里搭张床，比起农村老家宽敞的住房和活动空间，这样的居住条件实在太差了。 送父亲到北京西站上车时，西站旅客寥寥无几，大多是无法再撑下去的北漂在返乡。我来北京二十年，从未见过西站如此冷清。这座城市是我的第二家乡，我虽然不爱凑热闹，但见它变成这样，心中也很痛。 加上父子俩这一别，也不知何时才能再相聚，甚至不知道今生是否还会有相聚之日，所以离开西站回家时，我的鼻子有些发酸。 我一直没有买车，也不会开车，以前总喜欢安步当车，过简单生活。在这种高危时刻，不能开车送父亲回去，心中忐忑不安。今年我挺后悔以前没有在北京车牌不紧张时买辆车，如果有辆车，现在就不用让父亲冒着在途中感染病毒的风险坐火车回家了。 2020年，整个地球上的绝大多数人都过得很艰难，不止我一家如此。我只恨自己能力有限，没有办法迅速结束这场瘟疫，不能让大家回到以前的幸福生活中去。 我打交道最多的是病人，前两个月还好点，到这个月越来越多的病人治不起病了。估计从五月份开始情况会更严重。一些患者因为无法及时就诊，只好拖着，就这么把病拖到了不治的程度。 也有一些患者或患者家属在治病中途反悔，我都很理解，这在以前是很少见的情况，但是今年这种情况多了起来。今年很多病人会因为经济问题扛不过去，我个人能力有限，帮不了几个人，实在也是爱莫能助。 身为学医的人，同时又是“既要养父母，又要养妻小”的中年男性，我对今年的不易体会很深刻。大萧条时期，谁都艰难。 流行病学认为最可怕的流行病是那种能杀死大批壮年人的流行病，因为对家庭来说，壮年人的死亡意味着毁灭性的打击。壮年人是娴熟的劳动力，失去壮年人，家庭和社会的根本就被摧毁了。…

我这段时间很安静，公众号也不像以前那样每天都更新，总有人为我担忧，发信息问我。我在这里想告诉大家一声，我很好，没有任何麻烦。 我只是不喜欢看新闻也不喜欢再参与任何热点问题的讨论。一切顺其自然吧，该来的自然会来，不该来的也来不了，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谁都挡不住。 新闻这玩意儿看多了会变傻，因为有些编造假新闻的人在把我们当傻子愚弄。不幸的是很多人没有阅读专业书籍的习惯，肯阅读大部头著作的人更不多。多数人喜欢快餐式阅读，所以这些人注定了要被各种假新闻欺骗。 我这段日子大多数时间在看书和学习，在啃一些大部头。不看新闻，不看朋友圈，也不发朋友圈，不写公众号。 我活得很好，我所求不多，所得已足。虽为灾年，但是过得自由自在，轻松得很。工作之余，多数时间在阅读一些我喜欢的专著，偶尔会和家人一起出去散散步。 读书最大的好处是可以启发人的深度思考，但是阅读快餐式新闻和朋友圈里煽情的文字，却只会把人搞成不会思考却又自以为是的白痴。 思考是一种颇为难得的能力，需要花很多时间去阅读和学习才能有真正意义上的思考。有很多人把自己浅薄的臆断当作思考，这实在是世上最荒唐的事情。我个人是不喜欢与这样的人交流的，人生苦短，把宝贵的生命浪费在废话上是罪过。 比如最近因为某些特殊原因，一些对医学几乎一窍不通的人，上来就跟我谈论他们对疾病的认识，并自以为他们自己比我懂得还多。这就让我很想结束谈话。我学了二十年的医，对医学领域的问题心中多少还是有点数的，违背基本医学常识的话让我深感恶心。 这些人都是被快餐式阅读煽动得既狂热又傻乎乎的不知如何去形容的家伙，愿时间能给他们正确的答案吧。 这世界虽然跌宕起伏，但是大的方向还是在向前进的。随着人们的见识和阅读的书籍的增多，愚昧和偏执的人会越来越少，我相信未来的日子里，理性的人会越来越多。至于当下，各自安好就行了。

今年是我母亲去世后，我唯一没有在清明节回去给她上坟的一年，我不能确定的是明年和后年我是否能够回去给她上坟。 有人跟我说，我们现在是劫后余生。我对这种说法很怀疑，我们真的走到“劫后”了？我国的疫情结束了？现在就可以说劫后余生了？ 如果劫难还没有停止，谁都不好说自己能不能有“余生”。我想全世界的病毒学家和流行病学家都不敢说疫情什么时候结束，也不肯定今年的晚些时候或明后年我们是否还会迎来一波又一波的新疫情。 如果信心喊话可以结束这场灾难的话，那是最容易的事情。可惜信心喊话解决不了多少问题。今天我看了印尼街头的新冠肺炎患者倒地抽搐的视频后，仿佛看到了两个月前的武汉。我也看到我国学者石正丽从武汉市的一群猫的身体中发现了新冠病毒存在的证据，这些让我对前景不乐观。 病毒已经在全球蔓延开了，再加上人畜共染，病毒不断的进化，那么从科学的角度上来说，我们离最终解决这个问题之日遥遥无期。中国历史上的大型瘟疫都是一波接一波，一年接一年的发生，有的时候连续5-10年瘟疫都在持续不断的发生，直到很多地区人都死绝了才结束。 所以我不确定我什么时候可以回老家给我母亲上坟。 今年我家亲戚因为新冠肺炎的影响，去世了两个。他们都是因为湖北省出现医疗挤兑，导致无法及时就医去世的。如果我国驻法大使说的话靠谱的话，那么我国死于新冠肺炎导致无法就医的其他患者数字是死于新冠肺炎的3-5倍。 用我父亲的话说，这些人“就像死了一只狗一样”无声无息。他们死后，没有葬礼，没有人哀悼，去世后被迅速的埋葬。我的两个亲戚因为在乡下，所以是土葬而非火化，至亲之人安葬了他们。 在这样的灾难面前，生命变得非常廉价，眼泪也很廉价。有很多湖北人在盼望着有人向我们道歉，盼着我们的社会有反思。不过我们一次又一次的失落——并没有人真的在乎我们内心深处的感受。 我们的亲人在可以不死掉的情况下，无缘无故的死掉。我们自己觉得很不忿，但是在其他人看来，或许我们还应该感恩戴德，而不是哭哭啼啼。…

前外交部长李肇星先生说自己在赴任前曾去请他的老师季羡林先生赐教，季老赠给他一句话：“不说假话，真话不全说。” 季老是我很敬仰的一位国学大师，季老的文章我读了很多，但是季老私下教诲自己学生的这句话，短短九个字给我留下的印象却比他的那些长篇大论的文章深刻多了。 我以前是个畅所欲言的人，而且一直希望尽力做到客观，我认为坦诚是客观的基础。所以我曾经一度对季老的这九字真言不认可，觉得说话吞吞吐吐的不如不说。不过遗憾的是，跟这个社会打几个回合的交道后，我便不自觉的照着季老的九字真言来行动了。 不说假话是做人的底线——但并非每个人都守得住这条底线。有些人太坏了，从根子里就不想守住这条底线，只要有好处，什么假话都说得出口；有些人是被迫放弃这条底线。 真话不全说是我们生存在这个世界上最无可奈何的事情，谁不想畅所欲言？但是祸从口出的古训并不是白说的，不知道有多少人因为这条古训而命丧黄泉。 我们历来不缺举报自己老师的学生，也不缺陷害亲朋好友的败类，陌生人为自己的个人利益而去构陷另一个人更是毫无心理障碍。 有的人昧着良心专干构陷他人的勾当，我的读者中就有不少这样的人，所以一个人说话时是需要与这些人斗智斗勇的。 活在这个世界上，要学会不给人留把柄，同时也要学会从别人的只言片语和蛛丝马迹中去甄别他们的为人，并判断自己是否应该防范和屏蔽他们。活着活着，就不由自主地活成了林语堂先生所说的老滑的中国人了。 林语堂用老滑而不用老奸巨猾来形容中国人的这一面，大概是因为林语堂想把个体因为无奈而作出的这种选择中性化掉吧。毕竟对于渺小的个体而言，我们在担惊受怕中活着时采取的自保行为实属不得已。 只是时间一长，我听人说话，总是不免多了个心眼，怀疑别人话里有话。而自己说话，也总皮里阳秋，也是话里有话。这样的交谈实在让人难受，所以就越来越沉默了，凡有陌生人在场，我都习惯一言不发。…

我的父亲最近很抑郁，这个一辈子生活在湖北农村的老农民，现在虽然跟我一起住在北京城里，但是心心念念的是我们那个位于湖北黄冈的农村老家，心心念念的是他的亲友们今年的日子有多难过。 我安慰他说我准备近期想办法囤点谷子，亲戚家谁家没饭吃的时候，我们就支援他们。农村好歹能种点菜，有米有菜日子也不会太过不下去。 父亲说我四叔家一家七口人，现在只有六分地，四叔家的两个儿子，都是常年在外打工的建筑小工。四叔虽然六十多了，但是也是常年在外打工。过年回家后，到现在为止还出不来。四叔的孙辈有两个，加上一个儿媳妇，一家七口人，现在在家就这么坐吃山空。 三叔一家现在也困在家中，不过三叔家的两个堂弟还有固定工作，目前还没失业。三叔去年把人家不种的地种了十多亩，产了些粮食，过年前倒是没卖，所以现在粮食是够吃的。 还有几个堂叔和堂伯家，也很令他牵挂，堂叔和堂伯家的青壮年劳动力都失业了。父亲总念叨自己的这些兄弟们今年家中日子难过，也念叨着我妹妹一家四口今年如何度日，念叨我哥哥的日子难过。念叨着谁家的地少，今年不一定能度过难关。念叨着城里的亲戚连地都没有，工作也没有，今年的日子更难过。 昨天我看到官方的统计数据显示六百万湖北人失业了，但是我的直觉告诉我可能还不止这么多。 看到湖北人在外被人到处撵的视频，我的父亲深切的悲伤。父亲对我说，以前浙江和安徽这些省份遭灾的时候，到湖北讨饭吃，湖北人都是收留他们的。从来没有像现在的一些地方人撵湖北人那样绝情——前段时间很多地方的人把湖北人撵到睡大街，那段时间我父亲看到各地大街上睡着一排排的湖北人的视频，眼泪止不住的流。 现在虽然没到这种程度，但是湖北人出了湖北省，并不受人欢迎。 用工单位怕病毒，不要湖北人，以至于中央都不得不下令要求不得歧视湖北省的农民工。但是下命令归下命令，湖北人出去还是不受人欢迎，用人单位不听中央的也没办法，所以光有政令也是一场空欢喜，高速的休息区都专门设湖北人专用厕所。 一些地方对湖北省的健康绿码不认可，不服从中央的法令，要湖北人自费隔离十四天——最起码直到今天我的小舅子在惠州还是处于自费隔离状态，隔离完后找工作还是被拒绝的多。…

如果问我现在最想待在哪里，我会说是农村老家。 我很想建议那些现在失业了且正在农村老家的青壮年这一两年就在自己家乡创业，别再出来算了。在农村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种粮和种植中药材都是很有价值的事情。 这两年城市里就业形势严峻，在老家种粮和种药，起码可以解决自己的温饱问题。活下来最重要，其余问题可以今后再去考虑。农村人口流动性有限，只要不与邻居们近距离接触，大多数农村人会比城里人安全很多。 我一直更喜欢农村的生活一些。去年和前年，我都曾抽出过一段时间在老家的一座小庙里读书。庙里再也没有以前那么香火旺盛了，我一个人在半山腰的小庙里读书的时候，感到天地间最幸福的事情莫过于此。 偶尔来个把香客，我就临时充当一下庙祝，敲敲钟。有时整天都不会有香客来。倒是庙里的一只流浪狗和我混熟了，每次看到我去的时候都特别的热情，直往我身上扑，跟着我从山脚下走到山腰。 天晴的时候，我会在庙门口晒着太阳看书，那只被人抛弃的小狗也会躺在我脚边和我一起晒太阳。天地茫茫，就剩一人一狗在这半山腰上，与松风和百鸟相伴，山脚下阡陌纵横，金灿灿的油菜花开得明艳耀眼。 那种时刻，我会感到从未有过的放松。前年的时候我整整过了一个月这样的生活，因为在山上小庙里待的时间太长了，山脚下大庙里的主持担心我在那里搞什么非法活动，曾经跑上去查问了。看到我安静的在那里看书，也就没再担心了。 山脚下有个较大的庙，住着四五个和尚，和尚们自己开辟了菜园种菜，也开辟了农田种粮，差不多做到了自给自足。有几次我与庙里的和尚攀谈，从口音中可以听出来几个和尚的籍贯都不一样，有山西的，也有湖南的。 庙里屋檐下有风铃，风吹过的时候，风铃发出悠扬的声音，很好听。我不太喜欢在仪式太多的大庙里体验出家人的生活，我就喜欢在这样的庙里自由自在的借庙读书。半山腰上是一座旧庙，山下庙里的和尚基本都不会上去。 山上到处都是中药材，麦冬、党参、蒲公英、地丁、金银花、天冬、半边莲等上百种常用的中药材都可以在后山上找到。有时候我就带着那只流浪狗，漫山遍野的寻找药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