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 ⁽³⁵⁵⁾

我在京郊租下了一块菜地，挖地，播种，浇水，开垦小菜园，一周多后，小菜园终于有了点菜园样子。菜秧欣欣向荣的生长着，韭菜已经割了几茬，吃进肚子里了，再过一二十天，生菜和油菜也可以上桌了。对一个在农村长大的人来说，种菜不是一件难事。但二十来年没种，多少有些生疏。好在旁边种了几年菜地的“邻居”们很热情，经他们指点几次后，这荒废多年的农艺算是捡回来了。只是这头次种下的菜地，多多少少有些不齐整。好在蔬菜们不挑剔，也不在乎我把它们种得齐整不齐整，只要有阳光，有空气和水，它们就长得很欢实。《三国演义》中，刘备落魄时归附曹操，也曾在许昌府邸的后院种菜，据说是为了韬光养晦，避免被曹操所忌。曹操终究还是慧眼识人，青梅煮酒论英雄，说出“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尔“这样的话，吓了刘备一大跳，生怕曹操宰了他，以绝后患。刘备吓得把杯子都掉到地上了，恰好一个雷打来，刘备借机解释自己连打雷都怕，纯属孬种，不是什么英雄，扯谎了事。我种菜就是种菜，不是为了韬光养晦避免为谁所忌。没有人忌惮卑微的我，我热爱的是田园生活，亲近了大地，就会倍感踏实。种下了菜苗，就盼望着早点儿丰收。大地不言，万物蕃秀。人类以人为中心，狭隘的心胸难以和宽广的大地相比，更难和浩瀚无垠的宇宙相比。亲近大地，或可以少沾染点人类的不良习气，不必在蝇营狗苟中，很不真实的活着。自给自足而又恬淡寡欲的人，有底气不为五斗米向任何人折腰——不管他是权贵还是平民。谁都只是宇宙中的一粒微尘，可惜的是，人们总自以为了不起，在人间制造了太多的身份和地位的识别符号。硬是把简简单单的人类社会，搞得无比复杂。把我们这本应轻松愉悦的生命，也折腾得乱七八糟。 季羡林老先生晚年的时候，返璞归真，力辞社会各界戴在他头上的种种高帽子。季老几乎每年寿辰都写一篇文章，大概是在季老九十多岁的时候（具体时间我记得不是太清楚），他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谈到自己力辞各种头衔后，无帽一身轻，身心愉悦。 我把季老写的《牛棚杂忆》读了好几遍，每次读完后都会对人性和社会认识更深刻一点。我非常欣赏季老在历尽风波后的那种淡然的心境，这心境是碰了很多次的壁，撞了很多次的南墙后磨练出来的。季老之避虚名虚利唯恐不及的态度，令我很钦佩。无独有偶，流沙河老先生写《庄子现代版》的时候，心境也和季老很相似。我在高中时代读过他写的《庄子现代版》后，就一直爱不释手，也是反复读了很多遍。流沙河心境也很淡定超然，文笔诙谐幽默，汪洋恣肆，和庄子本人很像。由经历了文革风波后的他来写《庄子现代版》，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我读流沙河先生的《庄子现代版》，想起大慧普觉禅师的一句话：“曾见郭象注庄子，识者云：‘却是庄子注郭象’”。流沙河和庄子，到底是谁来为谁作注释，我傻傻分不清。我没有二老那么有才华，但是也经历了人生的风风雨雨，如今马马虎虎也算得上是淡定超然了。总算是把人生的虚名虚利看透了，也放下了，知道了真正值得珍惜的东西是什么。所以读书和种菜虽然是如此微不足道的事情，也能令我其乐无穷。四十岁可能是人生的一个分水岭，孔夫子说“四十而不惑”，吃了四十年的饭，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了四十年后，有好多东西是可以看明白的，对是非之地的辨识能力也是已经足够了的。我不必辨明是非，辨明是非之地就行了。是非很难辨明，有时需要好几代人才能辨得清是非，但是是非之地却不那么难辨识。在绝大多数时候，踏足是非之地都是一种很不明智的行为。如果说四十岁之前的人生是感性大于理性的话，那么四十岁之后的人生就应该是理性大于感性。年过四十，要有控制自己涉足那些于人于己都毫无益处的是非之地的定力，不要再为外界所左右。一块菜地，几十平米而已，得之不难。播下种子，顺应天时，就自有收获，这是多么自然而然的事情。百年人生，也是如白驹过隙，寡欲少求，甘于平凡，默默无闻的耕耘，或有收获，或无收获，浑不在意，何累之有？放下了心中的执着，也就无事可值愁与忧了。任这外界如何波涛诡谲，“我”只默然而行，几十年后，这世界不会再有“我”这个过客的影子。在宇宙无穷无尽的时空长河中，“我”就更加的微不足道了。杜甫有诗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江与河也有“俱灭”的时候，混沌自在的宇宙，又何曾把江河的生灭当回事过呢？人因有我而苦，苦而不自知。若能摆脱人类中心主义，摆脱自我中心主义，进入无我的状态，不把自我太当回事，谦卑一点，顺应自然，少点强求，也就没那么多的烦恼了。

今年的日子过得越来越简单了，眼下的我，生活的主题已经只剩读书、写作和种菜了。因为疫情的影响，已经快半年没怎么跟人面对面的接触。网上书店的电纸书倒是新买了不少，每天读书的时间比以前多了很多。除了四五个小时左右的活动和工作时间（其中一个多小时是在菜园子里干农活）和一日三餐外，其余时间基本上都是在读书和写作。 我的心情渐渐的调适过来了。这样的日子不知道还会过多久，上半年为老家湖北操心，下半年我现在所在的北京城形势紧张。大家连买个菜都要小心翼翼的，每个人的生活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要说完全淡定那是假话，但是这持久战一打，神经渐渐的就不再紧绷着了。除了出门时小心谨慎外，其余的都渐渐的在新常态下理顺了。 我最近除了读医学类书籍外，读得较多的是历史和古典文学。 读历史能让人心胸开阔，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其成名作《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们所在的地球围绕着太阳旋转，太阳只不过是我们银河系中上百亿颗恒星中的一颗，而银河系又只是整个宇宙几百万个星系中的一个……。地球在宇宙当中小得就像太平洋上的一粒尘埃。”把眼光放到漫无边际的时空去，我们再来看我们当下发生的一切，就会知道眼下的一切只不过是人类漫长的生存史上的一次很小的事件而已。类似的事件在历史上一次又一次的发生，实在是不足为怪。这是我们在这个星球上生存时，不可避免的要经历的挑战。 古典文学则给我打开了另一个富有美感的世界。张志和笔下的“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和柳宗元笔下的“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燃楚竹。 烟销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 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都充满了美感。这种美感不是大人物们才能享受到的美感，而是千千万万个像我这样的小人物也触手可及的美感。放眼宇宙，我们确实微不足道，但是我们自己这微不足道的一生，却也可以充满了诗情画意。 渔樵耕读是农耕社会里最普通的四种职业，在一个知足常乐的人的眼中，每种普通的职业都充满了美感和乐趣。我现在所过的生活，算得上是耕读生活。耕有耕的乐趣，看着自己种的菜一日日的成长，心中充满了喜悦；读有读的乐趣，读到了一本令自己相见恨晚的书，心中也充满了喜悦；写也有写的乐趣，写一篇还过得去的文章，自己看着也是满心的欢喜。 喜乐的心是摆脱忧愁的良药，与闷闷不乐相比，我更喜欢沉浸在自己热爱的生活中，享受生命。我记得我高中时代的数学老师曾经对我说：你有很好的适应能力，几乎可以适应一切环境，这是很难得的。我那时候还小，不太懂得老师跟我说的这句话的涵义。等到我长大了，经历了生活的风风雨雨后，才明白我的老师作为一个成年人，在和我讲这句话时的心情。 生活无法一成不变，顺境和逆境随时都在转换，人只有具备适应环境的能力，才不至于“心随境转”。抱着怨天尤人的心态去生活，难受的只能是自己。我们无法改变外界，可是我们能够调整自己的心情。那就做我们能做的吧！把那些我们现在办不到的事情交给时间，交给历史。 脚踏实地地生活，也就不会再觉得日子那么难熬了。人生唯一不变的规律就是随时都会有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我们都只是大自然中的一分子，逃不脱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尽可能把“有生之年”过得长一点，过得自在随意一点，也就够了。

18岁以前，我生活在农村，这十八年的农村生活在我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说实话，农村除了辛苦点和穷点，其他的一切都还好，农民们的自由度也远远高于绝大多数的城市居民。我们不需要朝九晚五的工作，不需要每天急匆匆的赶班车或挤公交地铁，没有人管束我们。 如果不是疫情影响，每年我还会在湖北老家的农村待上一段时间。老家的变化虽然也很大，但是村子里还是比城市里安静很多，几乎无噪音。夜里坐在自己的阳台上或者院子里，抬头就能看见满天繁星。 我在村小上的学，是村里我那个年龄段最顽皮的孩子之一，农村生活不讲那么多的规矩，所以能养就我自由不羁的性情。在如今的我看来，这性情是上苍馈赠给我的最好的礼物。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我能够生活得比较自由，我认为唯一的答案就是我的性情从小就是自由不羁的，爱自由者得自由。我成长的环境允许我自由不羁，世上还没有一根绳子可以捆绑住真正自由不羁的人。一个人从小自由不羁惯了，又怎么可能被这社会的繁文缛节教化得循规蹈矩呢？如果我们一定要等待财务自由或儿女成人后才去过所谓的自由生活，那自由只能是遥遥无期，而且最终所获得的也不是什么高质量的自由生活。 农村生活给我的好处还不止于此，因为从小就与大自然密切接触，所以所有的烦恼和不悦给我带来的情绪上的问题，都可以很轻易的在大自然中被疗愈。无论我多么的郁闷，只要走近大自然，笼罩在心头的阴云瞬间就可以消散。而大自然是无处不在的，所以疗愈自己就成了一件极容易的事情。我们活在这世界上，是不可能不遭遇不悦的，只要能轻易的忘掉所有的不快，那我们就是一个阳光快乐的人。 我的母亲宽厚而勤劳，她对我的一生有很大的影响，我的性格几乎完全继承了她。小时候我在家，天刚亮，母亲便挑着一家人的衣裳去河里洗衣了。母亲洗完衣服回来，给一家人做饭，吃完早饭后她就下地去干农活。她是个手脚麻利的农村妇女，总是把一切都收拾得井井有条。 我从小也跟着母亲下地干农活，习惯了勤劳。直到现在，我都没有给自己放长假的习惯。如今我能坚持笔耕不辍，也是因为从小勤劳惯了。“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理念已经深入骨髓了，我不敢助长自己的惰性，哪一天如果不读书，不劳动，哪天就会觉得浑身不自在。 人来到这个世间，不是来做客的，没有人会款待我们一辈子，我们需要食物，需要衣服，这一切靠自己劳动获得才最踏实。在农村，我们种过各种农作物，知道只要肯耕耘，就会有收获。所以直到现在，我都足够勤劳，对生活也很有信心。我们真正需求的那点东西，只要自己努力去劳作，并不难获得，农村长大的孩子不太容易为生活而忧心忡忡。 我上初一的时候，我的父母因为要供三个孩子读书而去邻县的县城做点小生意，我被迫独立生活，而且还要照料父亲在家种的一些庄稼，并帮父亲销售他每年在家做的一批松花皮蛋。 我父亲那时候学了做松花皮蛋的技术，他到邻县去做松花皮蛋，同时在老家也做了一些。我每周末回家要把那些松花皮蛋送到附近各个村口的小卖部去，托他们代销，同时结算上次的账。我骑着一辆自行车，要跑很多小商店送货。我父母不舍得家里的地荒了，还在自家的地里种上了一些农作物，我也要帮着打理一些农活，当然农忙的时候父母会回来的。…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一切景语皆情语也”。人活在风景之中，心旷神怡，并不比谈恋爱的滋味差多少。生活变慢了，也就有了更多的欣赏自然风光的时间，过上了自得其乐的日子，各种俗虑渐渐远去，动荡不安的外界也就不再能影响当下的心情。 地球上生活着七十多亿人，尽管城市里繁荣昌盛，但总还有很多穷山僻壤里却是人烟稀少，景色宜人，野趣横生。 闲来无事时，或一人，或与家人一起结伴而行，带上干粮和水，到那少人光顾的山谷里坐上半天，找个阴凉处看看书。看累了便到处走走，欣赏一下那百看不厌的山水，和风景说说情话，心情也是愉悦欢畅的。 这样的慢生活，我从前很想去过，但是却总是没有时间。现在有的是时间，干脆就好好的享受一下。既然已经像陶渊明所说的“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那样对生死抱着顺其自然的态度，也就没什么好忧虑的了。 以前总有做不完的事情，也总觉得有尽不完的责任。臧克家先生有诗赞老黄牛曰：“块块荒田水和泥，深耕细作走东西。老牛亦解韶光贵，不待扬鞭自奋蹄“，我们这一代从农村出来的寒家子弟，很有老黄牛的精神。我们无依无靠的到城市里打拼，安家落户，结婚生子，为了家庭和事业，一直在过着“不待扬鞭自奋蹄”的生活。生活所迫，没有几个农二代真正的清闲过。 如今不同了，生活按下了暂停键，要恢复过来也会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我们反而因祸得福，能够清闲自在很长一段时间。调适好自己的心情后，在这样的新常态中，倒也能自得其乐。农二代不像市民们那样容易焦虑，我们干过多年的农活，深知只要这大地还能生长繁衍各种农作物，我们就没有绝路，大不了回家或找个地方开荒种地。 大地对我们来说，既是生命最基本的保障，也是最后的精神家园。任何一个地方，只要抱着喜乐的心态去欣赏，都是美景，一年四季的美景又各不相同。大自然馈赠给我们的礼物很丰厚：土地、天空、大气、食物和水，只要不任由自己的欲望泛滥成灾，我们总能在大自然中得到充分的满足。 炎炎夏日，外界风波不息，但是我的心却难得的还有一块清凉之地。《四十二章经》中说“睹境不动难”，人生在世，顺境逆境都是要去经历的。要做到顺境不喜，逆境不悲，睹境不动，确实有点难。但一旦看透了，放下了，也就不难了。 布袋和尚有诗云：“一钵千家饭，孤身万里游。青目睹人少，问路白云头”，这是何等逍遥放旷的人生！前几天我去游览大觉寺，在那古柏苍然的寺院里，想起他的这首禅诗，也拾古人之牙慧，拼凑了首古诗：“天下名山僧占尽，十方道场客自来。孤身一钵游万里，云水禅心无挂碍”，附庸风雅。 中国有句俗话，一个中医等于半个出家人，我虽然不是和尚和道士，但是这飘逸放达的心态，倒是与他们没有什么两样。…

天下名山僧占尽，十方道场客自来。 孤身一钵游万里，云水禅心无挂碍。

很多人在今天表白，我也俗气一点，在今天向我最想表白的人们表白一番：我爱您们，亲爱的患者们！ 今天有两个患者给我带来了好消息。 一个是一个濒临肝硬化的肝病患者，他的肝功能异常了很久，肝硬度达到了临界值，人也失眠了两年，他快被失眠和肝功异常折磨成了抑郁症，他的家人在两个月前请求我帮帮他。 这个患者的家族有多人因为身体问题向我求助过，最早来找我的是他们家族的一个患淋巴瘤的警察。在找我之前他经过了西医的治疗，效果欠佳。找我之后，他的情况有非常明显地改善。之后他的亲戚朋友就都纷纷的来找我，他的同学和同事也因为各种身体问题来找过我。 我一向是专注于中医抗癌的研究的，但是在他的家人中算是破了例，他哥哥的乙肝和他的一个长辈的脑梗后遗症都被我解决得还算比较理想。他的表妹是他们本地的一个西医，在接触我之前是排斥中医的，但在她的表哥和她的亲舅舅的病被我解决的较好后，相信了中医，与我成了好朋友。 这个濒临肝硬化的肝病患者是他的另一个表妹的亲戚，我很高兴的是只用了两种中成药“鳖甲软肝片”和“大黄蛰虫丸”就解决了他的肝功异常的问题，用了点甘麦大枣汤加味做的袋泡茶解决了他顽固的失眠问题。病人家属很开心，我也很开心。 另一个患者是一个跟随了我两年的卵巢癌患者，我曾一度帮她缩小了肿瘤，但是后来因为耐药的问题，她的病情反弹了。西医建议她放疗，但放疗的效果也不理想，她希望我能够继续帮她想办法。前段时间我给她调整了用药方案后，她的癌指标开始明显下降了，她终于又一次看到曙光了。 而她看到曙光的同时，也意味着我在中医抗癌的研究上又进了一步，为她调整的治疗方案正是我最新在研究的方向。我很高兴这点小小的突破能够被证实为有效，我将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把这种治疗思路向其他患者推广。 这样的消息总是让我有了继续坚持下去的勇气，与肝硬化和癌症这类被称为绝症的疾病作斗争，我们经常要面临精神打击，一再的失败让我感到沮丧，但也总有一些成功的时刻让我能振作起来，建立起对自己和对医学的信心。 所以我特别感谢这些信赖我的患者们，从十多年前我还只是一个二十多岁的毛头小伙子开始，就不断的有一些信赖我的患者希望我能解决他们的问题。到今年我四十一岁了，找我的患者多到了我的工作量始终是饱和的。我在帮助他们解决他们的问题的同时，也加深了对自己所学的医学知识的认识。不夸张地说，这些医学实践改变了我自己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生命于我而言，是一个痛苦和快乐并存的玩意儿。我之所以选择学医，并广泛的阅读人文领域的各种著作，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几乎可以算得上是百病缠身的一个人。我从小就被各种各样的疾病折磨着，没有过上几天痛快的日子，学医和阅读可以减轻我身体和心灵上的痛苦。 疾病并没有让我丧失对生命的兴趣，我以前觉得自己很难活过四十岁，但是现在不但活过了四十岁，而且还活得很快乐。目测我的身体比二十岁时还健康，一时半会儿还死不掉。 二十岁的时候，我在思考我想要的人生究竟是什么样子。可能很少有人会在这种年龄思考这个问题，我的身体不那么健康，心理也不那么健康，二十岁时我几乎算得上是一个精神病患者，所以我对佛教说的“生死迅疾，世事无常”有深刻的认识。如果我不想浪费自己宝贵而短暂的生命，我就要想一想哪些事情有意义，值得做，哪些事情没有意义，不值得做。 我当时思考的结果是按部就班的接受完高等教育后去找份工作不是我想要的人生，我想要自己有选择自己人生的自由，我想要以我自己喜欢的方式去享受我短暂的生命。我如何判断自己喜欢什么呢？我不知道，我只好只关注自己当下的感受，当下我喜欢什么就是什么，不去想太多。 有了这种想法后，我就不愿意再在大学里混日子，于是做出了自己的选择：放弃大学，喜欢干什么就干什么去，喜欢读什么书就读什么书去，不在意文凭。这在当时是一个大胆的决定，我几乎遭到了围剿式的反对。不过天生的倔强和当时一贫如洗的处境救了我，我最后如愿以偿的走上了自己选择的人生之路，到了国家图书馆读书二十年，一边读书一边以各种方式谋生。 现在很多人在讨论知识的价值，照这种流行的观点来看，可能是我学到的这些知识产生的价值让我能生存下来。不过我当初选择这么随性的阅读和学习时，却完全没有想过这些知识能给我创造收益，我当时就像佛教里说的“如救头燃”（这是佛教的一个比喻，意思是就像头上着了火，要救这燃头之火一样迫切）的渴望从知识中解救我自己。 众所周知，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烦恼很多，我当时意识到只有求知才能解我心中那种种困惑，也只有这些困惑解开了才能让我的心安宁下来。所以什么书能让我感兴趣，能解决我身心上的问题，能让我忘记忧愁和痛苦我就读什么书。 这么读着读着，不知不觉就过了二十年，二十年后我发现自己在这个过程中养成了一些根深蒂固的习惯：比如阅读和写作，比如经常反思自己。一日不思考，一日不阅读，一日不写作，我便浑身不自在，倒是把当初的烦恼抛到九霄云外去了。至于很多人因为我所学的知识对他们有益而愿意为之付费，实属我学习之副产品。直到现在我也不喜欢因为副产品而忘记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我的一个大学同学今天和我讨论人生的意义，讨论求知的问题，讨论阅历和见识的价值。他最近开始热爱学习，学习让他感知到了自己的无知。这有点苏格拉底的味道，苏格拉底说：“我知道自己一无所知”。只有态度诚恳的求知者才肯说这句话，多数真正无知的人是觉得自己无所不知的。 或许他觉得我的人生和他相比显得不那么循规蹈矩，有可供他借鉴的地方，所以他和我来讨论这些问题。他现在在澳大利亚有自己的企业，搞得也还可以。但是四十岁后他开始对赚钱越来越不感兴趣，而对以前看起来虚无缥缈的一些关于人生和宇宙的问题感兴趣了。…

俞平伯先生在《重过西园码头》一文中说：“从现在开始我们要仔仔细细的过日子了。”我们的一生中总会有一个点让我们突然发出同样的感慨。 无意间我发现自己的白发明显的多了，这才意识到自己真的人到中年了。再怎么装嫩，也挡不住头上的白发在增多。 人过中年，就能感到时光如白驹过隙，快得很。既往的岁月就像是一瞬间就过完了，未来的日子也不多了。 生命是宝贵的，要珍惜。 俞平伯先生在他的《人生不过如此》的序言中说人活着要做到四端：“一是自爱，我们站在爱人的立场上，有爱自己的理由。二是平和，至少要在我们（俞平伯的几个朋友）之间，这不是一个梦。三是前进，唯前进才有生命，要扩展生命，唯有更前进。四是闲适，‘勤靡余暇心有常闲’之谓。” 一个人到了中年，如果愿意静下来反省一下的话，是能体会到俞平伯先生所说的这一切的。一过中年，余生便很有限，怎么样在有限的余生中仔仔细细的过日子，俞平伯给出了他的答案：自爱，平和，前进和闲适。 我们在年轻时并不知道要爱自己，年轻人要奋斗，会为了奋斗而讨好别人，常常委屈了自己。到了中年后固然仍然需要奋斗，但是却已经没有必要再为了奋斗而不自爱了。我们不爱自己，就没人替我们来爱我们自己了。 中年人的心态是渐趋平淡的，人不轻狂枉少年，但是到了中年后，就不容易再轻狂了，“老夫聊发少年狂”只会是极偶尔的事。中年人的心态是以平和为主的，得不喜，失不悲。不卑不亢的活着，吃着不咸不淡的菜，遇事不慌不忙，无论遭遇了什么都波澜不惊。 中年人的智力和体力都处于较好的状态，我们还有二十年左右的旺盛期，所以中年人是可以沉下心来做点事情的，我们完全可以在平和的心态中做我们自己的事情。 “勤靡余暇心有常闲”则是对我们自己的犒劳，到山林里安享“半日闲”，或者于睡前读一篇“于我心有戚戚焉”的散文，都属于“勤靡余暇心有常闲”。生活不必安排得太匆忙，安排得太匆忙是对自己的一种苛刻。目标不必定得太高，定太高的目标是折磨自我。…

纪伯伦说，他是不会和那种总认为自己是对的人交朋友的，因为那样的人很无赖。是人都会犯错，把自我标榜为圣人的人，不能接纳其他人半句批评的人，无论他的社会地位多么崇高，其行为都不值得称赞。 相反，承认过错则是一种体面的绅士行为，毕竟人不能活得太无赖。一个人耍无赖，有错而不愿意承认，甚至找各种借口委过于人，最终就会失去朋友并且树敌如林。 一个团体若集体性的不承认过错，编造各种借口，歪曲事实，把自己的过错硬是掰扯成别人的过错，那不是成功，而是一种巨大的失败。因为这样的歪曲事实只会让其他人认为这个团体内所有的人都不体面，是个无赖团体，从此再不愿意与这个团体内的人打交道。 人不必在乎虚荣和面子，但是需要体面。体面与虚荣和面子不是一回事，虚荣和面子是假的，体面却是根植于诚实的文明素养。一个人若没有这份素养就是一个坏人，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不值得他人尊敬和信任。 这样的人无论是当农民还是当医生，抑或是经商或从政，都奸滑得很。一个社会里这样的人多了，这个社会就乌烟瘴气，世风很差。商人奸诈，医生贪婪，农民唯利是图，最后整个社会都缺乏安全感。我们买的商品和食物都可能会含毒，我们接受的服务也会变质，人们会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惜采取一切手段的去隐瞒事实，夸大自己。 很多过错无法避免，也无法被追究责任，但是却需要人们能够坦诚的去直面它。直面它不但会赢得其他人的尊敬，而且还能避免自己再犯同样的错误。当我们与人坦诚相待时，人家还蛮不讲理的不饶人，那是别人的问题，不是我们自己的问题。但是若我们因为担心自己被人责怪而不承认自己的过错，甚至为了隐瞒自己的过错去威胁和恐吓别人，那就是我们自己的问题而不是别人的问题。最后不但被责怪了，还要被质疑和谩骂。 一个谎言要用无数个谎言去圆，人一旦为了逃避现实而选择了隐瞒自己的过错，就要制造无数个谎言去圆谎。还不如干脆利落的承认自己的过错，请求别人的原谅，以后好好的改正自己的过错。知过能改，善莫大焉，在现代文明社会里，有这种坦诚的态度会赢得绝大多数人的尊敬和体谅，而不是到处树敌。到处秀肌肉的人是很愚蠢的，因为再强大的人，如果敌人太多，也是会死得惨不忍睹的。 我们作为家长，在教育孩子时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要求孩子诚实，但是若我们自己就不诚实，那么我们就是口是心非。虽然绝对的诚实很难做到，但是人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还是要诚实的。诚实是信用的保证，人一旦不诚实，就会失去信用。而信用是一切人际关系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所有的人际关系都不牢固。 做一个体面人，不耍流氓和无赖，无论是对个人来说，还是对集体来说，都是性命攸关之事。短暂的打击并不是什么大事，但是暴露出不体面的本质，那就会长远的影响到我们自己了。

无论个人还是社会，常态下都是有病的状态，无病只是一种奇迹。我们人类一直与病原体处于共生的状态，每个人生来就携带着很多种病毒和细菌，随时可能会处于生病的状态之中。 社会也是这样，作为人类社会基本细胞的个人，天性中就有各种各样的缺陷——我们或无知或自私或贪婪，这些缺陷导致人类社会永远都无法达到十全十美的状态。套用一句医学术语，人类社会也不过是在带病生存而已。 中医强调“勿劳尔形，勿摇尔精，乃可以长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人的身体不过度疲劳，精神也不过度疲劳，才可以长寿。这是自古至今最好的养生之道，不但在现在不过时，即便在科学更发达的未来也不过时。 将来人类科学可能会比现在发达多了，但是人类的寿命的极限还是会与古人相差无几。我们人类寿命的极限也许就在120岁左右，古代的一些长寿老人也可以活到这个岁数。 这些人之所以能活满天年，一来是基因好，二来是不折腾自己。如果他们过分的折腾自己的身体和精神，有再好的基因也是长寿不了的。 社会要想长治久安，也需要各方不互相伤害太深。有些人太贪婪，占有社会太多的财富，贫民的生存空间就很狭窄。有些人太无知，头脑发热只知道暴力不尊重常识，也不讲道理，同样会导致自己和其他人死于非命。 如果我们对这一现实有深刻的认识，或许就不至于有那么多的牢骚和愤懑。当前社会上出现了很多极端的声音，我的家人也问我社会矛盾为什么一下子这么尖锐。我的回答是社会矛盾一直都很尖锐，只是眼下的状态是一种非正常状态，所以很多人能够感受到这种尖锐的矛盾而已。 对于一些敏锐的观察人士来说，早在发生瘟疫之前就已经察觉到我们的社会正处在一种矛盾很尖锐的状态之中。眼下我们医护人员很受称赞，但是我还记得去年屡次发生杀医案，每次都会有一大堆的人高声叫好。 这种令人痛心的状况的背后是社会贫富悬殊太大，财富积聚在少数精英手中，普罗大众对掌握着全社会大多数财富的精英阶层很不满。所以我们今天能看到很多令人意想不到的社会现象。 有些人说这些现象像极了文革，也有些人说很多人的表现像义和团，而另一些人则把公共知识分子视为叛国者。对垒的双方都希望对方倒霉，甚至恨不得从肉体上消灭了对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