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我国因慢性病导致的死亡占总死亡的85%,45%的慢性病患者死于70岁之前,造成的疾病负担占总疾病负担的70%。 据估计,我国2010年有超过2亿高血压患者,1.2亿肥胖患者,9700万糖尿病患者,3300万高胆固醇血症患者,其中65%以上为18-59岁的劳动人口,呈现患病人数多、医疗成本高、患病时间长、服务需求大等特点;47%的中国男性吸烟,80%的中国家庭人均食用盐和食用油摄入量超标,50%的居民蔬菜水果摄入不足,18岁以上成人经常参加身体锻炼的比例仅11.9%,这使得未来20-30年慢性病发病和死亡的形势更为严峻。 我国的慢性病患者正在呈快速发展的势头。2004年-2005年,我国恶性肿瘤粗死亡率较1973-1975年上升了83.13%,较1990-1992年上升了25.51%,肿瘤发病率呈现快速上升趋势,预计2030年肿瘤将成为我国第一位死亡原因。而美国则因为发动了全民防癌抗癌运动,2009年美国恶性肿瘤发病及死亡率较1991年的高峰下降了约20%(数据来源:李立明等《流行病学》第三版第三卷)。 世界卫生组织对慢性病的定义为“那些病程长,通常进展缓慢的疾病”,美国疾控中心对慢性病的定义为“长期持续的,不能自愈和很少能完全治愈的疾病”,按照这个定义,恶性肿瘤、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肥胖症、高血压症、精神疾患均属于慢性病。以上这些疾病,在我国,都在呈现迅猛发展的势头。尤其是恶性肿瘤和精神疾患。精神疾患所造成的经济负担已占全部疾病负担的1/4,在十种造成社会最沉重负担的疾病中,精神疾病占4种(数据来源:范俭雄、耿地勤等《精神病学》第2版)。 慢性病正在成为拖累中国社会和家庭的最大的负担,很多家庭因为慢性病陷入瘫痪或半瘫痪状态。尤其是那些贫困家庭,一旦有一个家庭成员遭遇慢性病,整个家庭的经济状况都会捉襟见肘。通常,中国的医患纠纷也多因慢性疾病引起。 多数慢性病是可以预防的,因为慢性病与生活方式、饮食习惯、教育和恶劣的环境关系密切。预防慢性病所需要花费的金钱远少于治疗慢性病所花费的金钱,而且对居民的健康状况改善的效果也远远大于治疗。 不过与治疗疾病的医疗机构相比,与预防医学息息相关的公共卫生机构所受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够。这些年我国的医院在迅猛地发展,医院的数量和院内的床位数增长的速度都很快,但是和疾病预防与控制有关的投入却远远跟不上时代的发展。 与从事临床工作相比,医学科普工作者的收入也要低很多。国家在预防医疗方面的投入占GDP的比重非常低,居民预防疾病的意识薄弱,我们甚至连癌症的早期筛查工作都仍然只是处在起步阶段。社会资本进入大健康产业,最感兴趣的领域是能产生高回报的临床治疗环节而非吃力不讨好的预防医学。 疾病的预防有时与政府的利益也会发生冲突,比如在我国,很多烟草企业属于国有企业,是地方财政的重要来源。从预防医学的角度来说,我们要限制乃至打击烟草行业的发展,但这会直接动到政府部门的利益,我们还看不到政府在这方面有壮士断腕的勇气。 全球各国都不肯在预防医学方面慷慨地投入,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可以说是全世界轻视预防医学的结果。公共卫生领域的专业人才普遍待遇偏低,而且各国政府还在不断地削减公共卫生领域的预算。如美国政府在新冠肺炎爆发前就在裁减美国疾控中心的工作职位,以减轻政府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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