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 ⁽³⁵⁵⁾

服用了几袋麻黄汤和葛根汤，再休息了两天后，我的颈椎基本上算是完全康复了。但是我不打算再次用大量的工作把它压垮，所以从今天起，我将开启2021年的工作，但在新的一年，我会给自己安排出更多的休息时间。 我的微信公众号已经有52000多人关注，很多关注者期望我能够写作一些他们想看的内容，而每个人的期望又大不相同。我公布这个数字不是为了炫耀，只是为了告诉各位读者，我的精力有限，很难满足每个读者的期望，所以我只能根据我自己的想法来写作，无法根据读者们的想法来写作。 我的工作微信虽然在不断的删人，但是至今仍然有3100多人（如果一直没有删人的话，现在应该有一两万人）。其中大概有2000多人是我长期服务的对象，有约几十人属于需要密切关注的危重患者。美国一个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对象只有600人左右，但是他们已经叫苦不迭了，所以我们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医务人员确实都是在超负荷的工作。我们是骡马一样的学医人，可惜的是体谅中国医护人员的患者却并不是太多。 每天我需要回复的咨询超过100人次，需要重点照护的重病号也有二三十人，加上阅读和写作，我的工作量其实相当大。这也是我为什么要拒绝很多人加好友的原因，我不希望把自己的生活过得太累，希望各位朋友能够理解和体谅。 我打算在2021年一边写作新的科普文章，一边把以前写作的一些不成熟的文章修改一下，逐渐整理出一些可以结集出版的书来。但是我不打算在近几年出版，我想等到我的阅读量再大一些，理论基础再厚实一些，实践经验再丰富一些时，再出版自己的书。 网上有很多人剽窃我的文章，我已经多年不关注这个问题了，就让他们剽窃去吧！但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著作权，一些为将来出版书籍而进行的系统性写作的内容，我以后也不再发布在网络上。 我的公众号还会一如既往的尽可能每日都更新，公众号发布的主要还是为因应一些咨询者的需求去写作的文章。我最初写作医学类文章，就是为了因应病友和病友家属的需求。十多年前我在一些癌症患者交流群里与病友交流的时候（现在已经退出了所有的群，因为精力有限），很随性的就一些常见问题在群里义务回答群友的提问时写了一些东西，后来有些群友强烈建议我开设自己的博客，把我对癌症的一些见解发布在上面，供他们参考。我这才开始在网络上进行医学科普写作，并有了自己的网站和公众号。 所以过去我的写作呈现了网络博客作者写作的一些特点，写作的内容很随性，不成系统。有时候甚至忘记了前面已经写过某个主题，又因为咨询同样的问题的人太多，再就相关主题重复写作过一次或几次。 这样陆陆续续的写作了十多年，也积累下来了数百万字，现在是时候调整一下自己的写作方式了。 过去为回复咨询而进行的写作比较接地气，写的都是一些常见问题的解答，所以我的文章在关注癌症的患者和医生群体中可能有一定的阅读量。…

任何在肿瘤诊室中度过时光的人都明白，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一个非常压抑的地方。可能最显著的标志就是年轻的住院医师总对同事们说：“我不想当肿瘤专家，因为我们治疗的每个病人最后都死了。”这种想法是不正确的，照顾癌症患者是一项巨大的特权。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医生也要动用自己知识宝库中的一切法宝去帮助病人，包括情绪上的、心理上的、科学上的、流行病学上的各种各样的法宝。还得利用实验室科学、历史、临床试验和姑息治疗去帮助病人。总之，医学上的每一个方面都会涉及。一名肿瘤专家对一个人的生命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我们出现在一个人生命中最动荡、最恐惧的时期，在这个时期我们有能力帮助他们将是一种非常独特和强烈的人生体验。 ——摘自美国医生悉达多的《癌症传》 我是一个癌症患者的儿子，我学医的初心是为了照顾我自己罹患胃癌的母亲。我可能与大多数的医生不一样，我不会对任何一种医学存有偏见。只要对我母亲有利的——能够延长她的生命，缓解她的痛苦的医学知识，我都愿意去接受和学习。作为一个癌症患者的儿子，我不愿意被任何抱持某种偏执的医学理念的人洗脑，不愿意放弃任何一个能够帮助我母亲的机会。我向很多医生求助过，对每个医生都执礼甚恭，在顽疾面前，他们同样束手无策，但他们尽力过，我对他们感激不尽。 我还需要在日常生活中照顾我饱受脑溢血后遗症和癌症双重折磨的母亲，她当时已经被疾病折磨得情绪抑郁。所以我在同时学习中医、西医、精神医学、心理学和宗教等各方面的知识，以缓解我母亲身心两方面的痛苦。 而且为了避免家族成员之间的争执对我母亲造成的情绪上的冲击，我还在想尽办法去调解我的亲族之间的矛盾。所以，我对医学教科书上所说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理念有切身的体会。一个人的痛苦不仅仅只有肉体上的，还有精神上的。而导致人痛苦的，除了疾病，还有周边的社会环境。作为儿子，我殷切的期盼能给我的母亲创造幸福快乐生活的一切条件。 作为一名患者家属，我也经历了令人痛彻肺腑的生离死别，看着我的母亲在自己的眼前与世长辞。在这个过程中，我体验到的不仅仅只是一个肿瘤学家作为旁观者的痛苦，还有一个儿子失去母亲时的那种强烈的哀恸。肿瘤家庭所经历过的一切挣扎和肿瘤医生经历过的种种精神洗礼，我都经历了。可以说这一切经历都是我不希望去体验，但是却又都很无奈的去体验了的。 我近日和人谈论人生时，说到宿命和个人奋斗对人都很重要。命运中有一些东西是我们无法改变的，另一些东西则可以通过我们的努力去改变。每个人都或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在接受不可改变的，同时尽力去改变可以改变的。我们大家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只有侧重点的不同而已。史铁生先生说在不可治愈的疾病面前，难有无神论者，或许他也是在表达这个意思吧。宿命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一种存在，任何人在主观上都不愿意遭遇癌症，但是厄运降临时才知道自己躲不过。坚强的人或能改变宿命，软弱的人总难免被宿命征服。 如今，我终于体会到了当医生的不易。我们需要学习的知识太多了——医学、生物、心理学、精神科学、社会学、哲学、宗教，总之一切与人的生命和心灵有关的知识，一切可以缓解患者身体和心灵上的痛苦的知识，原则上医生都应该学习。因为我们在与病人打交道时，我们被他们寄予了很高的期望，他们期待我们能够解除他们身体上和心灵上的痛苦。所以由于职业的关系，一个对自己有着尽善尽美的要求的医生，最终会成为一个学识渊博的学者。 我们所学的知识更新的速度非常快，医学教科书每隔几年就会更新一次，截止到我写这篇文章时，《实用内科学》这样的热门大部头已经更新到第15版了。与医学息息相关的生物学也是如此，大学生物学专业的教材不得不经常修改，因为随着现代生物学的发展，科学家不断发现原先认为正确的生物学观点很多是错误的。在生命科学领域，没有一成不变的真理，所有的正确都只是阶段性的。生命科学没有办法像物理和数学一样，可以靠逻辑推理来建构理论体系。研究生命科学，最重要的手段是观察和实验。我们在临床实践中摸索经验，又在临床实践中推翻以前以为是正确的结论，医学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不断进步的。只有思维懒惰的医生们才会迷信权威，不思进取。 社会大众对医学的认识和期望多少有些脱离实际，我们需要向他们解释医学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以获得他们的理解。倘若我们在这种科普与沟通的工作中失败了，我们将会遭致患者和患者家属的误解，有时这种误解会上升到严重冲突的程度，少数时候这种冲突甚至会危及医生的生命。我相信每个经验丰富的医生都会言辞谨慎，因为我们要考虑自己说出的每一句话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费孝通先生和许倬云先生都是令人尊敬的社会学学者。《江村经济》和《乡土中国》是费孝通先生的成名作，而许倬云的成名作可能要算《看美国》《看中国》和《万古江河》。这两位先生的著作我都读过，也都很喜欢。但是他们分别代表了不同的时代，而他们所描述的那两个不同的时代，我也都经历过。 我小时候的中国就是费孝通先生笔下的“乡土中国”，我们大多数人生活在农村，村里的人际关系也存在不少的矛盾，但是总体来说农村的家庭与家庭之间，人与人之间是紧密相连的，人与人之间很和谐。如果我父母不在家，我不用担心没有饭吃，我可以去我的伯父和叔父家吃饭，也可以去左邻右舍家吃饭。 我们劳动的时候，既辛苦也欢快。我父亲是一个很幽默的人，有一肚子的笑话，我们在田间地头干活儿的时候，旁边的田地里也有整家出来干活儿的，农村人嗓门大，一边干活儿，一边互相打趣，说各种各样的笑话——当然没有什么少儿不宜的笑话，因为每家每户的地里都有孩子。 当时我们的地要靠牛来耕，一家养一头牛的负担太大，于是就有好几家人共养一头牛，共养牛的家庭得按照各家的耕地面积来决定每个月轮流放牛的天数。在农村，人与人的合作是密切的，所以很少有人闹很大的矛盾。夫妻吵架，左邻右舍都会来劝架。德高望重的长辈们甚至还会出来批评没理的一方，用他们的威望让没理的一方认错道歉，所以很少有离婚。由于是集族而居，所以村子里亲人很多。姻亲大多也是附近村里的，碰上婚丧嫁娶这样的大事，亲朋好友和左邻右舍都会来帮忙和庆贺，酒席能摆上十来桌。 如今，这个乡土社会逐渐在衰退，年轻人大多离开了自己的家乡，甚至一些体力还好的中老年人也到异乡谋生去了。所以我们进入了许倬云先生笔下的那个新时代了，而不再是停留在费孝通先生笔下的乡土中国。 像我这样的四十岁的中年人对此感受可能最深切，我们离开农村，走向城市。我们脱离了自己熟悉的人际关系网，在大城市再也建立不起来如此庞大的社会支持体系。有一部分人很喜欢这种改变，因为他们更喜欢简单的人际关系，比如我自己。但是更多的人在这种改变中倍感失落，因为他们的内心不够强大，他们需要亲朋好友的陪伴和支持。 中国现在正在走许倬云先生笔下的美国在上世纪70-90年代曾经走过的路，人们变得越来越孤独，一些过去的“体面人”在巨大的社会变革中渐渐的落伍了，成了新的社会底层。人和小家庭都越来越孤立了，许多人需要靠网络来打发自己百无聊赖的人生。久而久之，即便在餐桌上，大家也是眼盯着手机，家人之间的交流都不多了。随着生产效率的提升，生活条件的改善，人均寿命在增长，人们空闲时间越来越多了，可是却不知如何打发才好。互联网的出现恰逢其时，吸引了许多人的眼球。 许倬云先生形容时下的社会正在成为孤岛社会，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90年代后出生的，可能从他们出生开始就已经是这样的一种状态。所以他们很难想象曾经有一段时间，他们的父辈生活在一个大家庭中的境况。80年代或之前出生的人则不太能接受90后的个人主义倾向，因为90后的个人主义在他们看来太自私，不懂得忍让和包容。 像我这种70年代末出生在农村，如今生活在一线城市的人，算是经历了两种人生。我们有回不去的家乡，也有正在逐渐适应的新家乡。春节的时候，我们还可以暂时性的回归到从前的生活圈子中去欢快几天。尽管实际上我们再回去的那个生活圈子也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但终归还是可以满足一下情感上的需要。 我以前没见过现在这么多的抑郁症患者，最近几年，抑郁症像火山爆发一样的增长。无论是乡下还是都市里，独居的年轻人和老年人都太多了，旧的社会支持系统崩塌了，新的社会支持系统却还建立不起来。00后的家长们在感慨自己的孩子太沉迷于网络，但是却意识不到他们是多么的孤独，倘若离开网络，他们就基本没有什么社交了。他们的同学不再和他们同住一个村或一个院，而是居住在各个不同的社区，放学后他们很难玩到一块儿去。…

傍晚，书桌上最后的一抹夕阳消失了的时候，我站起来伸展伸展身体，透过窗户看向远方。太阳虽然落山了，但是晚霞还在，远方的西山在金色晚霞的映照下，轮廓清晰可辨。附近的一处锅炉房的两个烟囱往外冒出的两缕白烟，不紧不慢的在空中形成了两条烟柱。 这平凡的一幕，让我的内心进入到了寂静与澄明之境。房间里只有我一个人，这个世界对我来说就像这个房间一样安静。此刻，我不需要对话的对象，我很享受这样的平静——就这样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说，眺望远方，任自己的思绪顺其自然的在这浩瀚的宇宙中飘忽不定。似乎在想什么，又似乎什么都没想，不管想没想，一会儿便会忘记自己刚才想的是什么。 我不需要一个为我量身定做的桃花源，也不需要出离这世间，我已经了无困惑，在任何地方都能如此安宁。以前我觉得这世界上有太多的纷争，如今我知道，对我自己来说，一切纷争都已结束。如果一定要我说还有什么遗憾的话，那么我唯一的遗憾是觉得自己以前还不够成熟和慈悲，未能以最平和的心态对待每一个有缘相识的众生。 但这一切也都已经过去，我对过去的事情不再耿耿于怀，对未来亦无任何企求。生命的河流在我眼前静静的流淌，再也不会泛起多大的波澜。 我也不再需要急躁的阅读和写作，我打算在今后的日子里有条不紊的按照自己的计划完成一些系统性的学习和写作任务。如果我不幸在中途离世，我也不会为未能完成计划而觉得遗憾。我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我未能完成的事业如果确有价值，自有其他人接着完成，无须我操心太甚；如果没有什么价值的话，那就让一切随风而去。 我既无意于做一个高尚的人，也无意于做一个卑鄙的人。我在天性的驱使下所做的任何无害于他人的事情，我都不会觉得可耻，哪怕有些事情是自私而非利他的。生而为人，我不想欺骗，也不想委屈我自己，尽管我也乐意帮助他人。我接受真实的自己，也接纳走进我的生命之中的真实的他人。 我不想与任何心存愤激之人走得太近，也不想接触那些自以为是的人。我愿意把我自己的这个安宁的世界保护好，尽管其实已经没有人能够破坏得了它。我知道我唯一要战胜的人是我自己，战胜了我自己，我就战胜了整个世界。如今，我战胜了我自己，也就不需要在意其他。 我不需要脱离亲朋友好友到森林中去悟道，我很享受与他们在一起的快乐，与他们也无争执。我以最平和的态度与他们相处，但是同时保持我自己的独立性。当一个人的内心不再有冲突时，他可以与自己的亲友们也没有冲突，与这个世界上任何其他人也不再有冲突。 所有的对我的嘲讽和谩骂我都会充耳不闻，如果嘲讽和谩骂我能让别人快乐一些，那就满足他们吧，我自己是听不见这些嘲讽和谩骂声的。如果我确实亏欠某人，我一定会做些什么弥补我的过失，以平衡他的内心。 我已经是一个很幸福的人，所以我也希望每一个人都幸福。如果因为我而造成某人不幸，我愿意尽我最大的努力去消除他（她）的不悦。我喜欢与人保持不远不近的距离，这样能最大程度的不对其他人造成伤害。虽然有许多人特别想接近我，但我总是客气的婉拒。我的人生阅历告诉我，适度的距离能避免纠纷的发生，人与人太过亲近会产生很多不必要的矛盾。而且我的社交对象已经足够，没有必要再增多。…

淘书的快乐，只有热爱淘书的人才能体会到。袁枚曾说书非借不能读也，照我看，对我们这些爱淘书的人来说，书也是非淘不能买也。多金的买书人进了书店，自然是不必考虑价钱，也不必考虑自家书房的容纳能力，一顿狂扫，速战速决，不假思索的买回一大堆书。 而我这样的抠门的淘书人，则更喜欢找一个大块的时间，走进一家书店，东逛逛，西逛逛。从琳琅满目的书架上挑出一本看着顺眼的书，翻阅一番，觉得这本书很合自己的心意，价格又承受得起的话，就先把它拿上，一会儿结账的时候再来个二次挑选。如果觉得某本书不是自己所喜欢的，就把它放回原处，继续寻找下一个目标。 这样淘着淘着，淘上大半天，就有了不少中意的目标。算一下总价格，往往是超出了预算的，这时候就免不了要忍痛割爱几本。于是在结账前又来个二次选择，选来选去，最后决定把选剩下来的买下。临到结账时，可能又有些后悔，觉得放弃的某本书或某几本书实在也很喜欢。内心挣扎一下，想一想这个月是不是可以在某项开支上省一省，把书买下来。这种挣扎往往要持续到在结账处排队结束，正在那里愣着的时候，收银员催促一声，也可能就咬咬牙，把几本本来打算砍下去的书都买下来。或者挑出几本放在收银台，表示不要，把其余的结账了。 有时一整天都没什么事，就会把这一天的时间都耗在书店里。选几本书，找个角落好好的读一读，读着读着就读入迷了。天下的书店几乎都差不多，快打烊时，就会送上一曲萨克斯演奏的《回家》。一听到这音乐，淘书客们便知道书店在催我们快点做决定，尽早买单走人了。 我小时候在乡下长大，村里没有书店，要想买书，就得走到镇上去，镇上有个小书店。我也没有多少钱，买不起很贵的书，买什么书自己也做不了主，因为我去书店，多半是和我哥哥一起去的。他看中了某本书后，就极力的想买，而我看中的书，他会批评一番后，觉得没有买的价值。最后往往是我听他的了，毕竟他比我大三岁。偶尔他也会照顾一下我的情绪，满足一下我的心愿。那时候我觉得有点吃亏，但是长大后才觉得这样买书实在是很有好处，有个比我心智更成熟点的哥哥带着我，我也能读点“上档次”的好书。我跟着我哥哥的脚步，读了不少精彩的文学名著。 到我上初中后，我才有了自己独立自主的淘书的权利。因为那时候我哥哥在县城上高中，我在镇上上初中。镇上的新华书店离我们学校并不远，有时间的时候我会去书店里淘几本想看的书。但是我不记得自己去淘过多少次书，初中时太贪玩了，课余时间大多耗在乒乓球台上——虽然球技实在不怎么样，但是却酷爱打乒乓球。 上高中开始渐渐的爱上了淘书，那会儿生活费不多，自己没有能力大量的买书，所以在书店里淘书的时候，总是选了又选，结账时也少不了与老板磨磨嘴皮，让老板便宜几块钱。我看天下最有耐心的老板就是书店的老板们了，他们从不会嫌弃他们的顾客左挑右拣的，只要还没到打烊时间，也不会去催促顾客结账。有些顾客逛了一天，一本书都没买，他们也不会抱怨。 我的大学岁月是很悲摧的，家中两个孩子上大学，我父母实在是承担不起我们的学费和生活费，所以我买书更是慎之又慎。我那时候吃饭都成问题，多数时间是在学校里打二两饭或买一两个馒头，就着学校食堂里免费的汤，打发了自己的胃。所以有一次我看到新闻说厦门大学有个传统，免费给学生供应米饭时，有点儿热泪盈眶。后悔自己没有考到厦门大学去，考到厦门大学，好歹不会饿肚子。但是淘书这种习惯，一旦养成，就不太容易戒掉。所以那会儿我就自己找勤工俭学的机会，赚到了点钱的时候，会抽出一点时间去书店里过过瘾。虽然每次只能买一二本价格相对便宜的书，但是已经足慰我心了。 那会儿我已经对书店的质量有了鉴别能力，选择的是一些档次较高的书店——书店的档次高低不是说它的外表，而是书店老板对书店读者群的定位。有些小书店的老板就只是卖卖学生用书，或者卖点最大众的读物，比如各种武侠小说、言情小说之流。有些书店老板会卖一些有深度的专业性书籍，这类书店通常会在一个固定的读者群体中小有名气。到这样的书店里更容易找到我们喜欢的书。我常去的一家书店的老板，颇有文化，他家书店卖的书明显的比其他书店里的书有深度。而且老板人很温文尔雅，碰上老顾客在他们书店挑书时，还会奉上一杯热茶，就像是在招待老朋友。 学校图书馆弥补了钱少的不足，所以没事的时候我愿意在图书馆里泡着，用自己的借书证借书。只是学校图书馆的库存有限，更新速度也跟不上外面的书店。这些年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想必多数大学在这方面应该都有了很大的进步。…

林语堂在他的《生活的艺术》一书的开头写道：“中国的哲学家是睁着一只眼做梦的人，是一个用爱和讥评心理来观察人生的人，是一个自私主义和仁爱的宽容心混合起来的人，是一个有时从梦中醒来，有时又睡了过去，在梦中比在醒时更觉得富有生气，因而在他清醒时的生活中也含着梦意的人。他把一只眼睁着，一只眼闭着，看透了他四周所发生的事物和他自己的徒劳，而不过仅仅保留着充分的现实感去走完人生应走的道路。因此，他并没有虚幻的憧憬，所以无所谓醒悟；他从来没有怀着过度的奢望，所以无所谓失望。他的精神就是如此得了解放。观测了中国的文学和哲学之后，我得到一个结论：中国文化的最高理想人物，是一个对人生有一种建于明慧悟性上的达观者。这种达观产生的宽宏的怀抱，能使人带着温和的讥评心理度过一生，丢开功名利禄，乐观知命地过生活。这种达观也产生了自由意识，放荡不羁的爱好，傲骨和漠然的态度。一个人有了这种自由的意识及淡漠的态度，才能深切热烈的享受快乐的人生。” 林语堂先生的总结太到位了，所以我不惜大段的引用他的文字。西方人站在自己的视角上，总觉得中国人活得不够自由。但是西方人所谓的自由，在中国哲人的眼里，只不过是一种很肤浅的自由。真正的自由，乃是在看透了世间的一切后，根植于内心深处的豁达自在。这种自由使人可以放浪形骸之外，不受任何事物束缚。这也可以说是中国人的生活美学，活到极致潇洒的中国人，明白自己只不过是天地间的一个过客和寄居者，对世俗社会所在意的功名利禄，抱着一种嗤之以鼻的态度。这种态度使得他能够超然物外，不受任何束缚，来去自如。 林语堂先生的这段总结稍嫌啰嗦，倘若一个人在中国古典文学方面有点造诣的话，他可能更喜欢用布袋和尚的一首偈诗来表达这意思：“一钵千家饭，孤身万里游。青目睹人少，问路白云头。” 这首禅诗写得洒脱自在，布袋和尚对人生的感悟是如此的彻底——茫茫天地间，孤身一人，托钵行游。对这红尘世界的人情世故，统统不屑一顾，向白云尽头去寻路。这样超然物外的人生态度，正是林语堂先生所说的“带着温和的讥评心理度过一生，丢开功名利禄，乐观知命地过生活。” 中国人的生活美学于此可见一斑，中国哲学家是一种把人生的本质看得极为通透的达观主义者。他们甚至懒得长篇大论的讲道理，中国人喜欢写诗歌来表达自己对生命的感悟，这或多或少与中国人崇尚朴素简洁的美学观有关。长篇大论的著作让人看着觉得累，短小精辟的诗句却令人印象深刻。中国的诗人很喜欢用几句简单的诗词来表达深刻的哲理，让人分辨不出他们究竟是文学家还是哲学家。 中国的诗歌常常带有一种对现实世界的温和的嘲讽。比如明代的一位词人杨慎有首《临江仙 · 滚滚长江东逝水》，它是这样的嘲讽历史上的那些英雄人物（今天我们也称之为成功人士）：“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谈笑中。”类似的诗句还有元稹的《行宫》：“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 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这些诗句把大人物们写成了小人物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和笑柄。事实也确实如此，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得了中国人把风流人物当笑话看。 如果我们对中国的文言文有一定程度的了解的话，我们便会无法遏制的热爱这样的文字，热爱它的节律和意境之美，更热爱它所包含的深刻的人生哲理。 在这种并不尖锐的嘲讽中（敦厚的中国人即便是在嘲讽他人，也不喜欢用尖酸刻薄的言辞），中国的哲学家们把古往今来的那些风云人物的人生价值完全否定掉了，他们身上剩下来的那点东西也就丝毫不值得其他人羡慕了。中国唐代诗人杜甫写得更直白：“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我们常说中国的文人相轻，其实中国文人未必真的是相互轻视，他们只不过是从骨子里蔑视这世间的一切虚荣的东西——甚至蔑视自己年少轻狂时的精神追求。比如杜甫写这样的诗歌，他并非在傲慢的认为“王杨卢骆”们“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往古流”，他同样认为他自己也难逃这样的命运，他只不过是借着这种嘲讽来揭示这深刻的人生哲理罢了。…

我二十出头时，曾经做过一段时间的新型的国际贸易——与传统的国际贸易商不同，我们是通过互联网来寻找客户。那时候我对一位名叫谢家华的华人企业家很崇拜，他创办了zappos.com，这是一家专门卖鞋的网络平台。他把鞋子的网络零售事业做到了全互联网最大，这家企业后来被亚马逊收购了。 谢家华是一个很有个性的才子型企业家，在创办zappos之前，他搞了一个叫LinkExchange的互联网广告平台，后来这个平台被微软用2.65亿美金收购了。谢家华因此有了充足的资金来做他的新生意和实践他的人生理想。他博览群书，也热爱写作，2010年他还出版了一本名为《传递幸福》(Delivering Happiness)的书，这本书当时很畅销。 他对哲学和心理学不屑一顾，程序员出身的他相信人的快乐和幸福也可以像计算机程序一样，通过设定一系列的条件来实现。谢先生跟代码打交道太多了，所以满脑子的“if......, then.....”，他试图建立一个“if......, then.....”式的乌托邦来解决人的精神世界的问题。 谢家华说：“大多数关于幸福的框架都认为，幸福需要具备四件事：可感知的控制力，可感知的进步，与外界联系紧密（指人际关系的深度），以及成为比自己更重要的事物的一部分。”所以他认为幸福可以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他致力于在他的企业里让他的员工们实现幸福。我对他的这一看法一点都不愿意苟同——我认为如果幸福需要依赖什么来实现的话，寻找幸福者最后会竹篮打水一场空，连幸福的毛都摸不到一根。 但是我捍卫他坚持自己的主张的权利。谢家华先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我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虽然如果让我和谢家华在一起讨论问题，我们俩没准儿会因为意见分歧太大而大打出手，但是我却对他很崇拜——假如他了解我的话，也许他也会像我对他一样的对我充满了兴趣。他完全不像一个商人，他严肃认真的去实践自己的理念，经商只是他实践自己的理念的一个途径而已。 zappos的企业文化因此而特别另类，以至于亚马逊的老板贝索斯认为这是他见过的最奇特的企业文化。谢家华把zappos当作验证自己的理念的平台，他不肯以公司创始人身份自居，他和其他的同事们一样，在一个小小的格子间里办公，每年只拿3.6万美金的年薪，把平等理念贯彻得极为彻底。 亚马逊虽然收购了他的公司，但是几乎算是完全保留了zappos的企业文化和管理团队。谢家华得以依然故我的在为实践自己的理念而努力，很多员工不适应这种没有老板的企业文化，也并没有因为谢家华的“幸福科学”而感到幸福，因此离他而去。但是这位从哈佛大学计算机系毕业的程序员认为如果他“get”不出自己想得到的结果，那一定是因为他的“if”还不够完善，所以他依然故我的在探索他那“if.....,…

史铁生的《我与地坛》的大名，我是早已经听说过了的，但是我一直没有去读。近来为孩子买书，买了他的散文集《我与地坛》。顺便把史铁生那篇著名的《我与地坛》读了读，读着读着，心中哀恸莫名，读到最后，或许是想起我的母亲也曾经像史铁生一样为疾病所折磨，忍不住热泪盈眶。 我虽然也曾遭遇过很多不幸，但是从未失去行走的能力，至今仍然矫健有力。史铁生在21岁那年，因为疾病的原因，永远的瘫痪了。瘫痪后的史铁生行动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便把自己大部分的时间耗在地坛公园里。他在那里度过了许多春夏秋冬，在那里思考人生，写作他的小说和文章。 他的母亲因为爱子痛失双腿而饱受煎熬，看着孩子痛苦，担心孩子想不开，却又什么都不好说，只好默默的关注着他。每次他在地坛公园待的时间太长了，他的母亲便会去地坛公园找他，有几次找不到他就无比的焦虑。这位慈爱的母亲只活到了49岁，便也因病与世长辞。 史铁生所感受到的人生与一般人所感受到的人生是截然不同的，我所面临的正是无数个史铁生——都是些命运被疾病改写了的人。命运对他们而言，是残酷无情的。 史铁生在他的另一篇文章《我二十一岁那年》里，讲述了他和他的病友们在友谊医院神经内科病房里住院的经历。这些经历对一个医生来说，简直太熟悉了。病房里的一切对我们来说，是日常工作和生活。但是对患者们来说，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他们遭遇疾病后的痛苦，真是难以用言语来描述。 读完史铁生的《我的地坛》和《我二十一岁那年》后，我突然心生惭愧。我在反省自己这些年的所作所为，在心中问自己：我是抱着什么样的愿望来学医的？或者说是什么原因激发我学医的？我有没有在学医和行医的过程中忘记自己的初心？我对病人是发自内心的关爱和同情么？我如今学医和行医的动力是什么？我是在名利的驱使下继续前行的么？ 这些问题问得我自己很不堪。首都的生活成本是很高的，教育儿子的花费也很高。如果说我现在的工作目的完全没有名利的因素，那是不诚实的。甚至，在部分患者的眼中，我还可以算得上是一个贪婪的医者。很多患者是属于史铁生笔下描述的那种每天被昂贵的医疗费压得抬不起头来的穷困人群，我曾矢志要为他们提供有温度的不贪婪的医疗服务，但是坦白的说，我做得没有我自己最初期望的那么好。 史铁生的文章使我觉得有点愧对自己的良知。与日俱增的知名度带来的巨大的无效的工作量，繁琐而疲劳的工作，解决不了患者的问题时的悲观和绝望，都在扭曲我的初心。我也曾对患者不耐烦过，甚至将部分行为失妥的患者拒于门外，对这些行为，我发自内心的忏悔。 疾病把史铁生这样一个二十一岁的小伙子折磨得苦不堪言，他在地坛公园打发着自己凄苦的岁月，在那里一次又一次的思考着死亡的问题，他抑郁而又深沉的在灵魂深处追问自己活下去有何意义。 我也常年在紫竹院公园散步，也在散步的过程中思考过生命的意义，但是从未体验过史铁生的那种抑郁而又深沉的心境。他把地坛公园当作自己的精神家园，我也把紫竹院公园——更确切的说是把与紫竹院公园仅有一墙之隔的国家图书馆当作我的精神家园，紫竹院公园在我心中只是和国家图书馆连接在一起的一个散步的地方而已。…

什么样的文章才是好文章？这个问题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我国著名的学者和翻译家资中筠提出过一种看法，她认为“深入浅出”是有学术含量的文章的高难境界。如果一个作者能把一篇专业性很强的文章，写得雅俗共赏，引人入胜，那么这个作者的功底非一般人可及。这有点像白居易写诗的味道，好的诗歌总是能让所有人都看得懂，也能引起大家的共鸣。 资中筠认为凡精美的文字，大多读来明白晓畅，看来朴素无华，修辞却极为考究，越是如此，要精确传神的译成别国文字就越加难乎其难。她所提倡的这种观点，和家师的看法很像。 我在开始学习写作的时候，曾经羡慕过许多作家能把文章写得很华丽，觉得他们文采很好。但是家师却不以为然，他认为华丽的文章未免略嫌花哨，真正的好文章应该平易近人，但是字里行间却又能透露出作者深厚的功底。所以他很花费了一些时间和心血，才把我一度走偏的文风纠正过来了。 季羡林老先生的文章写得朴实无华，读起来很好懂，但是季老的学术涵养之深，文字功底之厚，却不因为他的文章的朴实无华而受到丝毫的影响。据说季老为人也是如此，当了北大的副校长，仍然常年穿着一套极为朴素的衣服和一双普通的布鞋。以至于有个北大的新生到北大报到时，误把季老当作学校的校工。那个学生当时要去办手续，一堆的行李没人照看，就嘱咐这位貌似校工的老人家帮忙照看一下，季老说了声“好”，就老老实实的待在那里帮学生照看行李。等到开学典礼，季老在讲台上讲话的时候，那个学生才知道原来这个朴实无华的老头儿就是大名鼎鼎的季羡林老先生。 费孝通先生的文章也是这样的，读起来一点都不费力。费老是著名的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的高足，在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享有盛誉。社会学是一门很枯燥的学问，但是在费老的笔下，却被展现得妙趣横生。费老的文字读起来让人感觉像在拉家常，他的《乡土中国》栩栩如生的把中国社会写活了，很多人喜欢看。 我国著名的清史专家戴逸先生写过一篇《资料、思想、文采、道德——对历史学家的四项要求》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说写文章要力求写得通顺流畅，文采斐然。他认为“写文章表达科研的成果，首先要写得明白易懂，要让大家容易理解你的研究成果，力求把深奥的道理浅显而又准确的讲出来。文章如果艰深晦涩，那么，你的研究成果就难以被人理解和接受。” 他举了一个例子说明他的观点：一个研究先秦史和甲骨文的先生，写了一篇论文向郭沫若请教，郭沫若说，我读了几遍你的大作，但这文章的意思，我没有读懂。如果一个历史学家写的文章连郭沫若这样的人都读不懂，那恐怕世界上不会有人能够读懂它。 我举这几位先生的例子不是为了掉书袋，而是想表达这样一个意思：在写文章方面，那些真正的大家们几乎都同意资中筠的这种观点。我们写作的目的是为了让人阅读，如果读者不知作者在说什么，读起来味同嚼蜡，那这样的文章只好留给作者孤芳自赏了，没有传播的价值。 我读一些好的医学和生物学科普类书籍时，入迷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读完一本后，恨不得把这个作者所有的著作都买下来读个遍。这不是因为我本人有多好学，而是因为作者写作的功底实在是太深厚了，这样的作者写的文章读起来既易懂，又有趣。一本书读完，读者丝毫不觉得累，不知不觉中还学到了许多知识。这样的作者我非常喜欢，也很感激他们。 高尔基说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对我这种智商一般的人来说，这个书籍前要加个定语——好懂的书籍是我进步的阶梯，不好懂的书籍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是让我堕落的悬崖，有些作者写的书让我怀疑自己是不是低能儿。…

何必为部分生活而哭泣？君不见全部人生都催人泪下。 ——哲学家塞内加 这篇文章的题目借用了资中筠为阿兰 · 德波顿翻译的一本书的书名，那本书的中译本书名就是《哲学的慰籍》。实际上这篇文章的内容与这本书的主题多少也有点关系，德波顿在《哲学的慰籍》一书中，选择了西方哲学史上六位哲学家为代表，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哲学对人生的慰籍作用。 《哲学的慰籍》一书值得读一读，作者阿兰 · 德波顿是个不折不扣的通才型作家，写的书妙趣横生。译者资中筠是我国最有名的翻译家之一，阅读她翻译的著作是一种享受，她的译文令我对王小波先生的中国最好的文学家大都是翻译家的说法深表认同。 周国平先生在为这本书写的序言中说的一句话很中肯，他说“人生中有种种不如意处，其中有一些是可改变的，有一些是不可改变的。对于那些不可改变的缺陷，哲学提供了一种视角，帮助我们坦然面对和接受，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哲学是一种慰籍。” 这也是我要在这篇文章中表达的主题。我是专门与不幸打交道的人，我所接触的大多数人都是癌症患者和他们的家属。罹患癌症这样的不幸，绝非轻描淡写的几句话可以安慰得了的。这属于周国平先生所说的不可改变的不如意处，即便一些患者有幸通过治疗，从癌魔的手中逃生成功，高昂的医疗费也要扒掉他们一层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