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急,不用急,不能急
作为一个民间中医,我一直想成为正式中医,为实现这个梦想,我已经等了十年,也付出了许多。但起码到现在,我的这个梦想还没能完全实现。疫情爆发后,我自觉很对不起那些信任我的老患者们,他们把生的希望交付给我,但是在严刑峻法下,我却不能再像以前一样为他们提供定期的复诊服务,因为万一因我而引爆疫情,我将锒铛入狱。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找到我之前,已经看过了许多医生,其中有一些是屡经多名业内顶级专家的治疗,效果欠佳,因为彼此的缘份,在我这里稍有疗效——这并非因为我的水平比那些专家高,而只是因为医疗存在普遍的不确定性,我相信我治疗无效的很多患者,在那些专家那里也许能取得很好的疗效。我也为自己能够延长他们的生命而感到欣慰,但如今也为未能像过去一样的照护他们而深感愧疚。 2012年,我按照国家卫健委的有关规定,办理了传统医学师承关系,但遗憾的是我所在的XX省中医药管理局玩忽职守,多年不给我们这些中医学徒安排考试,使得我们的转正遥遥无期。好不容易举办了一次中医专长医师考试——这次考试已经拖延了三年,让我们这些非科班出身的中医们有希望得到一个阉割版的专长医师资格证,但考试组织的水平又相当不理想。 作为考生,我只能用错愕来形容这次参考的感受,和其他省份相比,我们XX省的考试有待提高的地方太多了。所考的中药和方剂都靠考官临场发挥,很难做到对每个考生有针对性。我明显的感到我常用的部分方剂和药物,我的考官们闻所未闻,而他们所提的问题,又与我的专长没有太大的关系。现场考官问答时几乎是在闹专业上的笑话。他们有资格指正我的错误,我没有资格指正他们的错误,因为彼此的地位决定了。我相信如果易地而处,我是考官,他们是考生,我也会考得他们汗流浃背,窘迫得无地自容。 其它各省考中药时,都是考生提供自己常用的药物目录,考官从中抽选几种药物考察考生。我们XX省没有这道程序——尽管省卫健委的红头文件中也要求这么做,而是考官冷不丁的拿出五种中药,让我们辨识,考生平时用不用这些中药,这些中药与考生专业有关无关,概不重要。重要的只是他们要完成这场考试,对国家政策有个交代。 整个考试只能用牛头不对马嘴来形容。我在研究了北京市同类的考试程序后,意识到我们XX省组织的这场考试近同儿戏。国家选拔中医师承与专长人才的政策很好,我非常拥护。也正是因为国家有此政策,我相信政府,我才走了中医师承这条路,但各地执行的情况有太大的差距。北京市每年都会定期举办师承人员出师考试,我们XX省五年没举行一次。北京市的专长医师考试规则非常详细,在北京市中医药管理局官方网站上可以查到,考生和考官都有据可循,我们XX省的考试则没有这么规范。 这考试的不严谨其实与考官没有关系,考官也努力想公平公正的选拔人才,只不过省里组织一场这样漫无方向的考试,考官也无所适从。毕竟考官并非万能的,不能掌握每个考生所掌握的专业知识,而考官会考哪个考生,又是考试当天随机抽选的。只能说我们XX省中医药管理局组织考试的水平太低。 我们仍然只能被称为“中医实践人员”或“中医(专长)医师”,要想拿到正规的中医医师资格证,还不知道有多长的路要走。因为害怕被省中医药管理局报复,在考试时对我设卡,多年来我选择了忍气吞声。如今我意识到有罪的人不是我,而是那些玩忽职守的渎职者。非常希望国家有关部门能够重视我们这些“妾身未明”的中医学徒们的命运,在现实中,有太多的像我一样的中医学徒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我们不敢违法乱纪,但是执法机关敢玩忽职守,剥夺我们正常的考证权利。 2012年,当我选择中医师承这条路时,孩妈强烈建议我重新高考一次,上一所中医药大学,从正规的科班出身,不要走中医师承的路。如今实践证明她是对的,她是体制内的人,对体制内的拖沓作风比我有更深的了解。 2021年,在我办理了师承关系后的第十个年头,我重新拿起了高中课本,复习预备二次高考,准备上一所中医药大学,为拿到正规的中医医师资格证,再付出十年左右的时间。之前的十年时间,差不多相当于白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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