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感悟 ⁽³⁰⁸⁾

我们一生中最好的朋友是时间。当我们伤痛时，它耐心地疗愈我们；当我迷惘时，它耐心地引导我们成长；当我们被全世界误解和质疑时，它仍然愿意耐心地支持我们，总有一天，它会让一切水落石出；当我们不能确定一份友情或爱情是否可靠时，它也会像试金石一样的帮我们鉴别出来。 即便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还有时间——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在，时间便还会属于我们。万一哪天我们离开了人世，时间会像帮助我们那样的去疗愈那些爱我们的人心中的伤痛，它会像对待我们一样的对待我们的亲朋好友。有时间这个朋友在，我们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 如果生活让我们烦躁不安，我们不妨静下心来想想如何向时间这个朋友求助。把现在处理不了的问题和完不成的任务交给时间，把无法驱逐的不良情绪也交给时间。时间是我们可以信赖一生的朋友，它总能不负所托的帮助我们解决那些我们眼前解决不了的问题和战胜那些我们眼前战胜不了的困难。 和时间做朋友，我们要和它一样有耐心。我们如何对待时间，时间便会如何对待我们。如果我们珍惜时间，时间就会珍惜我们，给我们丰厚的回馈；如果我们糟蹋时间，时间也会糟蹋我们，让我们过得狼狈不堪。 但整体来说，时间是个很厚道的朋友，不管人们如何对待它，它都不会记仇。一旦我们决定用最友好的态度善待它，无论以前我们如何浪费它，它都会不计前嫌的善待我们。 我喜欢观察一粒种子长成一株成熟的植物的整个过程，也喜欢和孩子一起共享他成长的快乐时光，这些让我非常清楚的感受到时间的作用——任何急于求成的心态都不能改变万物成长的历程，所有的生物都要经过时间的锤炼才能健康成长。 只要一想到此，我的心中便不会再有任何焦虑。如果我心中的愿望还没有实现，我便会把它交给时间。愿望就像种子，也要在时间的锤炼下才能茁壮成长。如果我的愿望是一粒坏种子，时间便会不知不觉地让它消失。因为对时间这个朋友充满了信任，所以我的内心无比安详，生活过得充实而又从容。 我们无法贪婪地占有无穷无尽的时间，我们所能掌握的全部时间就是我们的有生之年。不过这不要紧，有这一生已经足够了，无论它是长还是短，我们都可以在这一生的时间中去体验我们能体验到的一切美好事物。最愚蠢的事情莫过于把时间花费在令我们很不开心的事情上，这对时间来说是一种浪费和不尊重，我们所拥有的时间的有限性决定了我们不应该浪费它。 相信时间，和时间做朋友，你会发现喜悦会经常跃上你的眉梢，笑容会像花朵一样在你脸上绽放。当时间让你期待已久的愿望成真时，你便会知道什么叫欣喜若狂；当时间让你收获了最可靠的爱情和友谊时，你便会体会到完整的人生是什么样子的；当时间最终证明了你的选择是正确时，你便会知道坚持是一件多么有意义的事情。 时间真实不欺，公正厚道，相信这一点很重要。愿意与时间为友的人不会期待一夜暴富和一鸣惊人，也不会不切实际的期待身心病痛立即消失，他们只会耐心地在时间的长河中慢慢打磨自己。

今日凌晨，我的小侄子在深圳出生了。家兄中年得子，全家喜出望外，我一大早就给父亲打电话报喜，父亲开心得不行。说到请客庆贺，父亲表示疫情结束后再说，如果十年不能结束，那么十年都不必考虑请客的问题，不给亲戚们和社会添乱。我发自内心地感谢深圳市政府在这样的年代为市民们所做的一切，毗邻香港的深圳经受住了香港疫情带来的巨大冲击，保护住了市民。 如今有很多声音在批评我国的防疫政策，对这些批评者心中的不满我很理解，因为疫情的确影响到了大家的生存。但是我们家上有老，下有小，大嫂前段时间怀孕期间，我们全家都提心吊胆，担心疫情蔓延，医疗系统崩溃，会给她和我的小侄子带来风险。而且我的孩子也上高二了，再有一年就要高考，也是处在很关键的时刻。所以我们一家从自己的切身利益的角度来说是非常支持我国政府的防疫政策的。 这种防疫政策虽然不能惠及所有人，但是在瘟疫流行时期，也确实保护了像我们这样的家中有脆弱人口的家庭。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国目前实行的防疫政策是当之无愧的善政，值得赞扬。未能尽善尽美之处，可以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进一步去改善。 我知道许多人在目前的防疫政策下受了很大的损失，这也包括我自己，我的收入已经达不到疫情前的三分之一，而且还随时有可能继续下降。各地政府动辄封城（或美其名曰“静态管理”）的做法对民生和经济的冲击很大，也造成了许多悲剧。但相信经历了最近这段时间的折磨之后，我国各地会陆陆续续摸索出适合我国国情的与病毒共存的模式。我们很难做到零感染，但是有希望把感染率降到非常低的水平。科学防疫的策略一旦摸索出来，是有可能既防住病毒，又不影响经济和民生的。 我已经四十多岁了，儿子也快成年，侄子刚刚来到这世上。作为长辈，我总是在想我应该对这个社会的发展有所作为，我想让我家的后代们今后能生活在一个更美好的世界里。我相信天下绝大多数做父母的都是这样想，我们总是把希望寄托在孩子们的身上。尤其在过了中年以后，我们知道自己的人生已经进入下半场了，就更加希望孩子们能生活在一个更好的世界里。这种对未来的期望是我们前进的动力，也是我们在困难时期咬紧牙关坚持下去的动力。 我小时候生活在农村，跟随我父母去田地里干农活儿时，经常汗流浃背。父母总是不忘趁机在田间地头教育我们一定要认真读书，将来跳出农门，过上好日子，不必和他们一样面朝黄土背朝天。如今农村的农活儿比我小时候轻松多了，大多数重活儿都是机器在干，农民们不必再如从前一样吃那么多的苦。我们兄妹三个也都跳出农门了，父母的愿望实现了。 我们的后代是在物质丰裕的年代出生的，没有吃过我们小时候吃过的苦，但眼下的瘟疫和战争又让他们吃上了我们过去不曾吃过的苦。我的父母辈在挥汗如雨地为孩子们的未来打拼，造就了今天的中国。如今我们这些人也做了父母，理应也像父母辈们为我们所做的奋斗一样，为了我们的下一代去奋斗，这种连动物们都具备的保护下一代的本能正是促进社会发展的动力之源。 我岳母是个很有居安思危意识的人，疫情前我常常听她说，人没有百年的太平日子可过，你们这些孩子不要觉得自己这一生就会一直太太平平，说不定哪一天就会遇到大困难，如今我们所面临的就是她老人家常常念叨的大困难。生活阅历丰富的老人们的智慧是我们社会的重要财富之一，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人类正是依靠一代代的老人口传身授的生存经验繁衍至今的。 我的岳母经历了大饥荒时代，很惜福，如今仍然保留着晒干菜的习惯。菜园里种植的吃不完的蔬菜，她都晒成蔬菜干，等到菜荒的时候拿出来吃。今年她把自己晒的蔬菜干寄了很多给我，这些蔬菜干就像定心丸一样，让我在面临封控的危险时，知道即便北京城不幸被封，我们一家也不至于没菜吃。 小时候过的那些苦日子让我明白，这世上大多数坎儿是过得去的，困难来临的时候要学会忍耐。父母们言传身教，也让我们知道我们有义务像他们一样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为下一代遮风避雨，保护他们健康成长，为他们提供发展机会。只要人还在，就有机会打一场翻身仗。…

陶渊明为什么能这么豁达？他的一首诗给出了答案：“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很多人怕死，他不怕，他把死亡看着是天地之“大化”使然，死亡这件事情被他写得挺有诗意，“纵浪大化”就像是一个弄潮儿在弄潮一样。 这有点庄子的味道，庄子妻死，庄子鼓盆而歌，惠施看不过眼，批评庄子薄情寡义，老妻陪你一生，死了不哭也罢了，居然还鼓盆而歌，太过分。庄子回答说，刚开始时我何尝不痛苦，但是想一想人的肉身只是从大自然借来的躯壳而已，终究是要还给大自然的，死亡就像回家一样，何须痛苦？庄子将死，弟子们讨论如何埋葬他，庄子直接说往野外一扔，让秃鹫啄食了吧。你们辛辛苦苦给我弄具棺材，把我埋在土里，还不是被地里的蝼蚁吃了？这具臭皮囊总归是难逃被蝼蚁或秃鹫蚕食的命运，何必厚蝼蚁而薄秃鹫呢？ 他们对死亡的豁达态度，我都很喜欢，我也是这样看待死亡的。陆游说死去元知万事空，我同意他的这种说法，但是不像他那样老是“但悲不见九州同”。我没那么大的志向，也不觉得九州同是件多么好的事，读陆游的诗总怀疑他得了抑郁症。我只是个学医的，已签署遗体捐献志愿书，死了把这具臭皮囊捐给医学研究机构，他们爱怎么用就怎么用，物尽其用，不浪费就好。 唯有对死无所畏惧，才能尽情地去享受生的快乐。若是天天怕死，就难免要活得提心吊胆了。日本百岁老医生日野原重明在其临终前的遗著《活好》中表明了他的态度：随时可死，步步求生，我喜欢这种对待生和死的态度。对死亡无恐惧不是说要像莽夫一样找死，我们不用怕死但是也要热爱生命，能活着就活着。要尽可能的避开每一个可能导致我们死亡的风险，能多活一天是一天，活不下去的时候，随时坦然撒手而去。 佛教常说“生死事大，无常迅速”，无常即意料之外的事情，谁也无法预料自己的一生会遭遇什么样的意外。尤其是在这样一个人口密度过大，世界各国政治肮脏不堪，瘟疫和天灾人祸横行的年代，无常就更多了。所以对任何一个人来说，死亡都是随时可能会发生的事情，不管现在有无不治之症，也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 荷兰脑科学家施瓦伯说人的寿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的大脑，大脑发育正常且完好的人，会比大脑发育不正常或大脑不那么发达的人活得久一点。他甚至还提出了一种很有趣的观点，他认为体育锻炼并不能使人更长寿，但是锻炼大脑却能令人更长寿，生活质量也更高，人也更快乐。我在很大程度上同意他的观点的，但是不打算听他蛊惑，放弃体育锻炼。 我们常常说陶渊明和庄子这样的人豁达，在脑科学家看来，他们都属于大脑发育得比较好，心智成熟的人。当然，脑科学家会认为陶渊明这种嗜酒如命的人存在成瘾行为，认为他的大脑的某些部位也受到了一定的损伤，并不是整个大脑都完好无损。 庄子和陶渊明确实是很爱动脑的人，能把母语驾驭到庄子和陶渊明这种程度的人，古往今来没几个，这种本事是他们经常阅读和思考练出来的。他们喜欢思维的极限运动，喜欢思考一些常人不大思考的问题。思考多了，脑子发达了，心胸也开阔了，渐渐地就不再恐惧死亡——毕竟，死亡不过是人人都难逃脱的自然规律，是我们最终的归宿，有什么好怕的？亲人死亡了又有什么好悲伤的？在所爱的人坟前高歌一曲，回忆他们在世时的快乐时光，开心一笑，强过哭哭啼啼。 所以我们只有战胜恐惧和悲伤，才能不被恐惧和悲伤摧毁。小心提防是应该的，互相关爱也是应该的，好好活着更是应该的，怕死就大可不必了。

中国古代文人中，我最喜欢的人是苏东坡。他真实、豁达、适应能力强，能屈能伸，无论遭遇什么，他都能一如既往的豁达自在。孔夫子说四十而不惑，苏东坡在四十岁后的人生中的表现堪称完美。 有个关于苏东坡的故事说，有一次苏东坡洋洋自得地认为自己参悟佛法有成，达到了“八风吹不动”的境界，自己很得意的写了首诗：“稽首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还赶紧写在纸上，让书童把这诗送给他的好朋友佛印和尚看。他满以为佛印和尚会大加赞赏，没料到佛印和尚只回应了两个字：放屁。 苏东坡看到佛印给他的纸条，勃然大怒，气冲冲地过江找佛印理论。佛印不开门，只在门上贴了一联：“八风吹不动，一屁过江来。”苏东坡看到后恍然大悟，哈哈一笑，知道自己所谓的境界是说得到做不到的。 我因为这个故事而越发喜欢苏东坡，因为这才是真实的人性。唯大英雄者能本色，苏东坡是一个以本色示人的人。我害怕那种完美无缺的人，对他们总是敬而远之，现代媒体经常塑造完美无缺的偶像，我一概将这些人视为伪人。真实的人总是有点儿美中不足，或者说美中不足才是真正的美。 如果从脑科学的角度来说，一个人把自己驯化得一点情绪都没有，那这个人是非常可怕的，实际上这样的人是不存在的。我们大脑的边缘系统掌控着我们的情绪，正常的情绪反应是生物在自然界中生存必须具备的本能。苏东坡这样的既理性又感性，时不时有点情绪反应的人才是正常人。 苏东坡一生屡次被贬，到了人生最后的时刻，皇帝老子终于想要起复他，算是他晚年生活的一点亮色。他的政敌生怕苏东坡报复他，赶紧派人向他示好，苏东坡豁达大度，表示自己根本没放在心上。可惜的是苏东坡在回去的路上得了传染病，就此辞世，这次起复就此告终。倒霉吗？未必！人生百年如白驹过隙，苏东坡一生活得很精彩，犯不着在乎这些得失。 苏东坡的适应能力是很强的，他每次被贬没多久，便又在新地方和新生活中其乐融融，这种超强的适应能力让他写的诗词都特别可爱。人这一辈子在顺境中喜气洋洋不足为怪，在逆境中仍然其乐无穷就很了不起。苏东坡最多的时候要种十几亩地养家糊口，我在乡下种过地，知道按照原始方法种十几亩地是多么的辛劳。但苏东坡在这样的生活条件下依然乐观豁达，这尤其让人佩服。 我研究医学，把人类的瘟疫史也算是粗略了解了一下，知道眼下的灾难会持续很久，我在心中早已经接纳了它。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每当人类这个物种过度繁殖时，瘟疫和战争便不可避免。唯有如此，才能保持物种间的生态平衡。所以这是大势所趋的自然规律，用不着对它有太多的情绪化的想法。灾难发生后，想尽各种办法减灾就行了，恐慌和愤怒无济于事。这场灾难会让所有人意识到人生就像在大海中遇难一样，每个人只能靠自己救自己。政府和社会的救济能力始终是有限的，自我未雨绸缪更重要。 我看到许多城市的居民在其他城市发生灾难后，自我感觉良好的认为自己的城市能做得更好。这是对公共卫生事件缺乏了解而产生的错觉，没有一个政府和城市可以在公共卫生事件中表现得令人满意，因为公共资源是有限的。 我没有参与北京城的这次大抢购，因为我提前已经做好了充足的预备，我甚至在此前的一篇文章中把北京城的这波疫情的具体日期都推算得差不多——我当时认为北京城5－7月份会面临很大的防疫压力，所以北京疫情迅猛发展在我意料之中，我没有一丝一毫的慌乱。…

笔记本电脑在用了五年半后，昨晚突然罢工。给客服打电话，客服让我今天去西直门的一个维修点检修一下。我想了想，一台笔记本电脑的寿命也只有这么长，于是作罢，不去检修了。家里还有台十年前买的联想台式机可以用，工作可以转到台式机上来完成，数据可以在u盘中备份，以后不必非得有台笔记本电脑不可。就这样把笔记本电脑和充电器一起打包，装进了储物柜。以后若有维修的必要时再去动用它，或者重新买一台，现在是懒得管它了。 桌子上的日用品少了一件，我没有感到失落，反而觉得轻松。说实话，人到了我这个年龄占有的东西已经挺多的了，太多的物质带给我们的并非完全都是舒适和方便，也有累赘和负担。 年轻时我也曾渴望得到，也曾锐意进取，很想当一个“有用”之人，心中对“无用”很恐惧。如今回过头一想，这些并非人的天性，都纯粹是教育使然，这教育让人把日子过得压力重重。从我们的天性来说，我们并没有想占有那么多，也没人从出生的那一刻开始就肩负重大使命，“有用”和“无用”的标签同样是人为添加的。有用未必光彩，无用未必耻辱。 中国古人造字是很有意思的，“人”和“为”两个字凑在一起叫“伪”。伪者假也，中国道家的终极目标是去伪存真，去掉人为的东西，保存真实的天性。中医中蕴含着深刻的道家思想，我喜欢道家的这种思想，它让我活得轻松自在。 韩国放开疫情管控措施后，只有1.2%的人愿意重新回公司上班，有些人说想着又要回到那整天挤车上下班和应酬不断地生活中去，就觉得毫无意义。疫情期间，他们在家上班，把工作也处理得井井有条。一场疫情让很多人认识到以前的生活中有太多没有价值的繁文缛节，这些繁文缛节都可以用一个“伪”字来形容。大家终于意识到我们多年来过的生活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是毫无意义的人为添加的东西，纯属虚耗光阴。 我如今也只想过万事从简的日子，甘当一个无用之人。失去了的就顺其自然的让它们失去，不去追回，得不到的也不再去追求，此刻拥有什么就拥抱什么。偶尔有老朋友问我最近过得如何，我的回答是一年365天的生活基本都差不多，没有什么大变化，也不再有大波动。 这样的问候我认为是多余的，真知我者当知道我的生活简单而稳定，多年来基本上都没啥变化，窃以为大多数人的生活也是如此。一个人若能忍受这种一成不变的枯燥，在简单中自得其乐，也就拥有了不易失去的幸福。人生令人兴奋的大时刻只有少数，多数时候我们得学会在简单和平淡中快乐。

人要有基本的共情能力，对他人的痛苦不要太冷漠，在别人遭遇巨大痛苦的时候幸灾乐祸或把丧事当喜事办都是很不得人心的事情。我们中国古人对此有深刻的认识，老祖宗留下来了一句经典名言：“若得其情，哀矜而勿喜。” 这话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对其他人的境况感同身受的话，就应当对他人的遭遇深表怜悯，而非在这种情况下采取一些失当的举止。比如，人家明明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还大开庆功宴歌舞升平，炫耀自己的功绩，并不允许其他人哀伤；再比如，战火烧了人家家园，我们不对他人的遭遇深表同情，还戏谑人家；或人家家中有丧事，我们在旁边嬉笑自若。这些行为都是极不妥当的。 不幸的是，以上这些行为充斥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流媒体和社交媒体中，这让一个有着正常思维和情感的普通人难以忍受，所以我个人选择了尽量远离各种信息。看多了人性丑陋的一面，没有人能够真正开心得起来。有些人是为了政治利益或经济利益而罔顾基本的人性，另有一些人则是因为教育的失败而丧失了基本的人性，在互联网时代，这些缺乏人性的家伙都很活跃。 罗素先生说，知识分子最大的不幸是生活在不理性的时代，我看普通人最大的不幸是我们的身边总有一些丧失了基本人性的家伙存在。他们做不到“哀矜勿喜”，总是时不时地突破人性的底线，做出一些令人极为难受的事情来。 在这个灾难频发的年代，悲剧比往常多。天灾、瘟疫、战争、饥饿、贫困让很多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气候灾难让世界上的难民越来越多，饥饿人口不断攀升；一波又一波的疫情导致失业率上升，医疗资源挤兑，供应链断裂；由一些愚不可及而又贪恋权力的家伙发动的战争造成许多流离失所的难民和在炮火中丧生的不幸者。一个正常人生活在这样的年代，应有对受难者基本的同情之心，不参与到任何一场以他人的痛苦为养料的狂欢之中。 我活了四十多年，从未想到过人类在21世纪还有一天会普遍地遭遇眼前的困境，许多人家中居然没有足以裹腹的食物，病者得不到及时的医疗救治，受难的妇女和儿童成了人贩子狩猎的目标，与此同时，嘲讽落难者的言论还充塞了网络，人类自诩的文明之光黯淡了许多。 同情不只是人类基本的情感，动物也知道救助受难的同类或异类，这表明同情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天性之一。我极为不解的是，为什么一部分人丧失了这种与生俱来的天性，以至于他们能在其他人的苦难面前无动于衷，甚至嬉笑自若呢？稍稍令人欣慰的是能够在其他人的不幸面前哀矜勿喜的人还是占绝大多数，可惜的是在一些极端的时代，他们成了沉默的大多数。因为他们一旦发出自己的声音，就会被那少数为利益所驱动的人以及由这些人煽动的人威胁。 我很渺小，对这种丑陋的社会现象，我做不了什么去改变它，只能要求自己守住哀矜勿喜的底线，不参与到任何丧失人性的狂欢之中。

这段时间我每天都会读一会儿宋词，这显得有点不合时宜。因为大家都去关心疫情了，而我却沉迷在宋词之中，似乎有点麻木，不知人间疾苦。 其实从疫情还没大爆发开始，我便知道它会是一场不可避免的人道主义灾难，所以比大多数人提前预知了今天的局面，也就不再会为它产生太大的波澜。我是有资格说这样的话的，因为我在疫情之初写作了大量的文章，这些文章证实了我提前一段时间知道事态如何发展。所以现在我很少关注疫情，而是希望大家能平复心情，面对艰难局面，学会调适自己，不要被它压垮了。 生活中除了艰难，还有美好。人的天性是趋利避害的，我们应该在艰难的岁月中尽可能多地去享受我们还能享受到的美好。文学作品就是我们能够享受到的美好之一，我这段日子把每天阅读新闻的时间控制在十五分钟内，但是每天却会花费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去读宋词。 一般来说，晚上六点我就把手机扔到一边，早上七点才会打开手机，看看有没有什么需要处理的事情。从晚上六点到早上七点之间，我会阅读三类书，一类是医学，一类是宋词，还有一类是生物和化学。其中宋词是最令人轻松愉悦的读物，读宋词不用太费脑子。 我对与长江有关的词尤其感兴趣，我出生在长江边上，古诗词中有许多与长江有关的。比如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再比如唐后主李煜的《乌夜啼》：“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胭脂泪，相留醉，几时重， 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 假如我们站在长江边来读这些词，就会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滔滔逝水，一刻不停地向东奔流，江面宽阔，偶有船只经过。一个人短暂的一生，乃至一个民族全部的历史，可能都转瞬即逝，而大江东去的趋势却是不随岁月的改变而改变的。我不知道别人在长江边看着一江东逝水会作何感想，去年我回过一趟老家，特地去了长江边，看着小时候经常看到的长江水，真是百感交集。 多少风流人物在长江边酣战过，又有多少人曾如苏东坡一样在长江边即兴赋诗，更有无数的老百姓在长江上谋生活，但岁月没有为任何人留下痕迹。无论他们是如李煜一样伤感地悲叹：“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还是如苏东坡一样苍茫地感慨：“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他们都只能像东逝水一样，一去不复返。 苏东坡另有一首词《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也是在我老家湖北黄冈（宋代的黄州府）的长江边写的：“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苏东坡是在经历了“乌台诗案”风波，劫后余生的时候来到黄州的。曾经的天之骄子差点儿连命都没有了，43岁的苏东坡突然意识到生命无常，不再汲汲于名利，对平凡的生活产生了前所未有的亲近感，很想江海寄余生。…

上一秒在世间，下一秒在世外。或者，在世间时就像出世间，出世间时也像在世间。从世间到世外，总能出入自如。当需要在世间时即在世间，当需要在世外时即在世外。人活到这样的状态，或许也就可以既不辜负此生，亦不会为烦恼所纠缠。只是并非所有人都能把自己的心驾驭到这样妙不可言的状态。 纯粹理性的人生是存在缺陷的，因为我们的人生有尽头，我们生而并不希望如此。这为艺术和宗教创造了存在的空间，艺术和宗教为生命的无限延伸提供了想象空间——无限生命只可能存在于想象中，想象弥补了理性的不足，为我们提供了许多精神慰籍。 太过感性的人生同样存在缺陷，现实世界是理性世界，一切生存问题都需要理性应对。用感性方式去处理生存问题，往往会把事情搞得一塌糊涂。 所以理想的状态是我们的理性和感性都很丰满，我们既能理智的处理各种人生难题，又有丰富的想象力，可以驰骋于无限的精神世界中。 我个人认为中国古人所说的“红尘世间”对应的是一个理性而现实的世界，而所谓的“世外桃源”则是一个依靠想象力去丰满起来的精神世界。“世外桃源”是自古至今的中国人都非常向往的一个超然物外的精神家园，是我们为了超脱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琐碎而痛苦的烦心事而凭空创造出来的精神世界。 人应该活在两个世界中。现实世界是任何一个人都摆脱不了的，我们生老病死和吃喝拉撒都是现实的，很多时候也是无趣的。甚至只要一想到各种各样的烦心事和没完没了的任务，一想到死亡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还会不可避免的沮丧。由人类想象力创造出来的宗教或艺术则可以在这种时刻愉悦我们，我们凭空创造的那个精神世界可以让我们忘记生活中的烦恼和肉体上的痛苦。 我们应该在忙碌的生活中为自己的精神世界腾挪出一些时间来，哪怕每天只能腾挪出几分钟到几十分钟，都会对我们的身心大有裨益。精神世界是唯美的世界，人在这样一个唯美的想象出来的世界里，可以释放自己在生活中遭遇到的各种不快和压力。一直待在人世间只会让我们觉得窒息，偶尔从人世间脱离，游荡在自己的世外桃源中，我们内心的创伤可以得到及时的修复。这样当我们从自己的世外桃源中走出来，再次走进人世间时，我们又会充满了活力。 一个人习惯了在世间和世外不断切换的生活，在生离死别的时刻也会更超然。我在乡下看到的那些经常去庙里或祠堂中烧香的老人们对待生死的态度更淡然，他们相信死后会有另一个世界，相信还会有来生。所以此生得不到的健康和财富，他们也不急于马上获得，在他们看来，来生还可以大有作为。一个经常在理性和想象中切换的无神论者也可以如此淡然的对待生死，因为他们的精神世界也很丰满，他们相信自己的精神生命还会延续下去。 适度做些独处、静坐、发呆或冥想这些看似毫无价值的事情可以拉长我们的生命，舒缓我们的情绪，这些可以让我们的每一天变得更加漫长。这并不是说做这些事能让我们的一天比二十四个小时多一些时光，而是说它们会让我们感觉到自己的每一天都会是悠长而非匆匆而过的，因为它们把我们生活的节奏放慢了。当一个人凡事不再急躁时，就会感到岁月变得安静而美好。 如果一个人经过了长期的精神训练的话，那他（她）就很容易随时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选择“入世”或“出世”——当需要超脱时他（她）便会当下超脱，当需要投入时他（她）亦会当下投入。我们不可能找到一个完全脱离人世间的世外，世外只在我们可以控制的大脑之中。…

无论是社会、家庭还是个人，据说都难以避免的要经历三个阶段：探索阶段的激情澎湃、守成阶段的平淡以及繁华过后回归到生命深层的反省和沉淀。到最后这个阶段，我们便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宗教性，因为我们开始触摸自己的灵魂。 所以一个社会在经济富有和政治安定过后，文学往往就开始走向颓废，变得佛系，生活于繁华时代的人们开始为生命的内在而感伤。在物质缺乏的年代，人们只会为今天吃什么而发愁；在物质丰富的年代，人们开始思考活着究竟有什么意义。而且这样的思考最后大多要归于虚无主义——因为一个诚实的人是无法否定生命最终要归于虚幻的现实的，我们终究会死亡，生前所追求和拥有的一切最终都不过镜花水月一般虚幻而已。 出生于七十年代末期的我见证过我国从贫穷走向富强的过程，小时候我们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吃上一顿肉，如今大多数人已经无法再过粗茶淡饭的生活了，大家会觉得没有鱼肉蛋奶的生活难以忍受。只有少数像我这样从小习惯了粗茶淡饭或因为信仰而选择了素食的人，依然能坚持朴素的生活习惯。 我的年龄也到了步入人生第三个阶段的时候了，二十多岁时创业，三十多岁时守成，四十多岁后开始反思和沉淀，思考人生意义究竟何在。就在这时候，世界发生了剧变，一场疫情颠倒了整个世界。 二战后，人类社会在工业革命和信息革命推动下，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繁华。如今全球人类都从繁华的巅峰掉下来，我们迷离而癫狂的内心在遭遇一场接着一场的惊恐之后似乎无处安放。世界变得不那么确定，明天一早醒来，我们还会像今天这样安好吗？下一波疫情浪潮何时到来？我们在新闻中看到的那些因为染疫和隔离而生活艰难的同胞们的命运何时会降临到我们头上来？ 2012年，我母亲辞世后，有一次我从老家坐火车返回北京，在车厢里和同县的一个大叔聊天。我无限感伤的告诉他我刚刚经历丧母之痛，以后每年清明节都要回来给母亲扫墓。他安慰我说，年轻人，你经历的世事还太少，也就现在心情悲痛，才会想着每年清明节都回来，以后会因为种种原因而很少回来扫墓的。活人管活人，死人管死人，顾好自己的生活吧！你母亲在九泉之下也会这么想。我当时很不以为然，觉得他不能理解我对我母亲的感情有多深，我怎么可能放弃清明扫墓呢？ 十年后的今天，我坐在北京的家中，回顾这段往事，唏嘘不已。我已经三年清明节没有回家给母亲扫墓了，明年清明能给母亲扫墓吗？这是谁也说不清的。连我儿子学校的清明致祭先烈都改成了网络祭奠。千里之外，母亲的坟墓前想必已经绿草如茵了，只是我没法到她坟前一祭。 生命的结局不但是虚无的，生命的过程也充满了无奈。我们在繁华时节信心满满的以为自己能把控人生，殊不知冥冥之中，命运之神一直都在操弄着我们的生死，也在操弄着众生的悲欢。那些神采飞扬和信誓旦旦的时刻都只不过是“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之举罢了。 命运的不确定性让很多人瞬间陷入了事业的低谷，太多人已经顾不上去为“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感伤了，房贷、车贷、学费、生活费、医药费压垮了很多人。两年多前，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意气风发的想着如何把事业做得更好，现在能保住饭碗，让一家人吃喝不愁就已经不错了。疫情让我们多出了许多时间，而且也不由自主地开始思考起生命的终极意义这种过去无暇顾及的问题——因为也许瘟疫、死神、战争或贫困明天就会造访我们每个家庭。像我这样的中年人是家庭的中流砥柱，更加如履薄冰。 生命中一直都有忧伤的成分存在，无论何人都不可能不经历忧伤的时刻，偶尔忧伤的人生才是真实的人生。落花和梅雨之所以能引起我们的共情，是因为它们能勾起我们内心中那些忧伤的记忆。…

孔子说自己“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他老人家的这句话我只信六七成。人到了七十，想从心所欲其实很难——身体不允许，很多时候只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不但七十岁的老人不能完全地从心所欲，就算是年富力强的青年人也很难从心所欲。心可以天马行空的想，但人要从心所欲那就累得很。况且，根据现代脑科学研究，人的自由意志其实少得可怜，我们大多数时间只不过是在本能和习惯的驱动下行事而已，哪有多少从心所欲之可能？但是我很认可他所提的“不逾矩”这个原则。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不管是不是自由分子，总是要遵守一些必须遵守的规矩的。这个规矩应该尽可能简单，如果太繁琐的话，既不好操作，又令人厌烦。我想将《论语》中的一句话略作修改来形容这个“矩”，那就是“人所不欲，勿施于人；己之不欲，告知于人”。孔子提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有点儿主观，我们所不欲的，别人未必不欲，别人所不欲的，我们可能未必能全部察觉。这就需要和人沟通，了解别人到底不想要什么，不触碰别人的底线，满足不了别人的需求的活儿不接。与此同时最好也把自己的底线亮出来，告诉人家自己不想要什么。这样才能避免不必要的纷争，一个人的生活若能减少纷争，烦恼就会少很多。人在避开了与其他人的纷争的前提下，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做任何无害于人的事情，都是无可厚非的。我个人追求的不是从心所欲，我对自己的心不是那么有把握，比方说我看到人家有个很好的别墅和花园，萌生了艳羡之情，我也不能逼着自己累死累活，去赚个这样的别墅和花园吧？欲望是无边无际的，有些欲望无害，有些欲望就很有害。这世上很多人正是心中的欲望太多，所以才活得很痛苦。所以控制心之所欲的能力很重要，控制住了心之所欲，使之处在一个我们可以承受，也能给我们带来愉悦的范围内，我们就能活得很快乐，而不是有压力。对自己在生活上的欲求，我个人是本着开源节流的原则的——在能力和自我意愿的范围内尽可能多工作创收，不赚钱靠人施舍的生活太被动，同时我也最大程度的节约，这样所得比所需多，内心就总是会很安宁。我自己追求的不是富裕，而是富余。这两个词有一字之差，但是其涵义却是迥然有异。富裕没有边际，富余却很容易做到。如果我每天的生活只需要一二十块钱——基本上我确实每天只用按照当下的购买力的一二十块钱过生活，而我有一百块钱，我就觉得自己非常富余。但是若是用富裕来做标准的话，那可能一个亿也只是小目标。实现这样的小目标足以把我压垮，一个亿压不垮的人是王健林，不是我。我虽然没有一个亿，但是有一百块，所以我也很知足。与从心所欲相比，我更喜欢自在这种生活状态。自在是个从佛教中借鉴而来的概念，佛教中有个菩萨叫观自在菩萨，《心经》就是观自在菩萨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的感悟。古往今来，无数的佛学大师和哲学大师都对观自在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我统统不去否定，也许人家说得都是对的。但尽管如此，我还是愿意自己也给我在本文中所要说的自在下一个定义：我所谓的自在，是指人的认知与人每个当下的生存状态高度协调一致，这样的自在状态会让一个人不存在自我冲突。人处在这样的状态之中，无论他的生活在旁人看来是穷困还是富裕，也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他自己都能安之若素，对生活很知足。自在的关键其实是人的适应能力，如果我们的生活状态发生了改变，我们对生活的期望也随之发生改变，我们就不存在欲求不满的痛苦。这样的自在看起来是一种高难的境界，但实际上却是人的本性，儿童大多处在这样的状态。之所以成人后发生了变化，主要是在成长的过程中与这种状态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偏离。也许偏离的角度很小，但是持续偏离的日子久了，就会出现很大的偏差。这就像从上海出发飞往北京的飞机，如果在航线上偏离了一点点，经过一段时间的飞行，最后就可能飞到了哈尔滨或乌鲁木齐。生活中绝大多数的因素都属于不可控因素，是我们改变不了的，唯一可以被我们改变的是我们的认知。只要肯学习和思考，我们可以从其他人那里学习到许多智慧，也可以自己感悟到许多智慧，并且把它们内化为我们的认知。认知不同于单纯的智慧，认知是指导我们生活的精神力量，有些认知处于显意识状态，有些认知处于潜意识状态。我们的一言一行，其内驱力都是我们的认知。人与人之间最大的不同，也就是认知上的不同。当一个人的认知足以驾驭各种不同的生活境况时，离自在也就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