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感悟 ⁽³⁰⁸⁾

梁启超说自己“饮冰十年，难凉热血”，社会确实能磨平不少人的棱角，但是有一些人的棱角却是无论如何都磨平不了的。我自己也是棱角分明的一个人，不管经历了多少次的风吹浪打，我的棱角都无法被磨平，心中的那腔热血也无法凉下来，若任其澎湃，势必引火烧身。 性格如此的人，倘若不为自己寻找一条转移注意力的路，就很难逃脱“佼佼者易折”的命运。马致远的曲中有一句“自不合刚下山来惹是非，不如归去来兮”，如果要在“下山来惹是非”和“归去来兮”之间二选一的话，我还是选择“归去来兮”好了。 这段时间我骑着车，在北京郊区的山野里寻找好山好水，无意间看到郊区有些地方在出租小菜园。这些小菜园迷住了我，我也想租一块小菜园种菜。于是我一个地方接着一个地方的寻找，终于找到了一块离我家很近的菜园——从我家骑自行车半个多小时可以到达的北京西山脚下，有一大片农业用地被划成小块菜地对外出租。 找到合适的菜地后，我立即就把它租下来了。40平米左右的两畦菜地，年租金三千出头。因为是在香山和西山脚下，这个价钱不算太贵。把这两畦菜地平整好，种上时蔬，供一家三口人食用是没有问题的。 多年来我一直想过上亦耕亦读的生活，现在终于实现了。虽然不能像在老家那样，房前屋后就是菜园，但是在“居不易”的大北京城，能在离家不到10公里的地方有块菜地，也已经很不错了，更何况这菜园还是在风景秀丽的西山和香山脚下呢？我很知足。 我不看新闻已经有两个多月了，自己的文章也陆陆续续的清理掉了几十万字。不但把最近的时政类的文章都清理掉了，把过去的很多颇有点争鸣意味的文章也清理掉了。既然能力有限，改变不了什么，那就远离是非吧！一边埋头读书，研究中医抗癌；一边寄情山水和田园，自娱自乐。 韩愈在《柳子厚墓志铭》中评述柳宗元时有这样一段话：“然子厚（柳宗元字子厚）斥不久，穷不极，虽有出于人，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虽使子厚得所愿，为将相于一时，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辩之者。”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柳宗元虽然在政治上受到了排挤，但文学成就很高，如果他在政治上一帆风顺，文学成就达不到这么高。有得必有失，有失也必有得，失之东隅，收之桑榆，韩愈认为柳宗元得到的比失去的更有意义。 孔夫子说四十而不惑，陶渊明是在四十一岁的时候，归隐田园的。我今年恰好也四十一岁，刚过“不惑之年”，也选择了“不如归去来兮”。 我很喜欢吴敬梓在《儒林外史》的结尾写的那首词：“记得当时，我爱秦淮，偶离故乡。向梅根冶后，几番啸傲；杏花村里，几度徜徉。凤止高梧，虫吟小榭；也共时人较短长。今已矣！把衣冠蝉蜕，濯足沧浪。无聊且酌霞觞，唤几个新知醉一场。共百年易过，底须愁闷；千秋事大，还费商量！江左烟霞，淮南耆旧，写入残编总断肠。从今后，伴药炉经卷，自礼空王。”…

我喜欢爬山，每次爬到山顶上极目远眺时，远方的楼宇就像蝼蚁一样，而人则如一粒粒尘埃，根本看不见，人世间就好像在遥远的他方一样。这时候身边只有山中的石头，林间的风和天上的白云才是我看得见和感受得到的存在。它们悠然自得，丝毫不受人间影响。 每当这种时候，我就能体会到一种处于虚空寂静状态里的安详。何为文明？何为人类？何为国家？在这里来思考这些问题时，就会觉得这些概念都是人类用来作茧自缚的“茧”。人类制造出这些狭隘的概念，并为之大起纷争，亦因为这些纷争而痛苦不堪，殊不值得。 同样，荣耀与卑贱，诗歌与梦想，权力财富，头衔地位，也都是很可笑的东西。但是我们在茫茫人海之中，追逐的不正是这些东西吗？我虽然不是佛教徒，但是深深服膺佛陀的“四大皆空”和“缘起性空”的理念。 佛陀说“国土危脆，五阴无我，生灭变异，虚伪无主。心是恶源，形为罪薮。”人之有苦，皆因多欲。舍却欲望，以天地为家，白云为友，青山作伴，何苦之有？唯心无厌足者，一生多求，深堕苦海，五蕴炽盛，欲火焚身而不自知，直到临死前方后悔一生都在做无谓的折腾，亦足可叹。 我研究中医抗癌，接触到很多癌症患者。有少部分患者是因为家族遗传基因问题而患癌，大多数患者是可以不必得此绝症的。但是很多人一辈子或贪杯，或好色，或嗜好膏粱厚味，或急功近利，或七情过盛，最后得了个治不好的病，多数人倾尽所有也只能延缓一下有限的生命，真是很不值得。 今年的疫情把我的生活节奏减慢了，我也得以有大量的时间在山水间放松自己。《菜根谭》中有句话：“居卑而后知登高之为危，处晦而后知向明之太露，守静而后知好动之过劳，养默而后知多言之为躁。”我从繁忙的工作中闲下来后，也能意识到过去的生活很匆忙，并不好。 快节奏生活了这么多年，我们习惯了说“忙就好，忙得充实”这样的套话，但是却忘记了我们自己也是需要被善待的对象。似乎从步入校园开始，我们便一步步的接受了这样的理念：人这一生需要有个模式，有点追求才能有意义，很少有时间停下来想一想这样的理念是不是对的。 在我青年时代，如果有人接触佛教的那些虚无的理念，旁边总会有人说，这个人估计是受到了什么打击。那时候大家视虚无主义为洪水猛兽，生怕自己家里的某个人陷入虚无主义之中。不过貌似这些年佛系的人越来越多，很多人能够接受人生是一场虚空的事实。 我曾经接受过一段时间并不太严格的宗教训练，从六七岁开始便诵读佛经，自己大量的阅读和背诵了一些佛教的经典，对佛教的部分理念很认同。但是我这个人喜欢天马行空，愿意广泛的涉猎各种知识，所以很难成为佛教信徒。诚如佛陀所言：“博闻爱道，道必难会。守志奉道，其道甚大”，我这一生都不太可能“守志奉道”，只愿意博闻多听，还是别用信仰套自己好。 尽管如此，佛教的很多理念对我的影响还是很深刻，寺院里的晨钟暮鼓和梵贝之音时不时的会在我耳边响起，我的思绪也常从炙热的人间游离出去，跑到一个虚无寂静的世界里，自由自在的翱翔，内心清凉，一切无碍。…

我不知道是我这一代人独有，还是我们这几代的中国人普遍的一种现象，我们小时候在学校里读书的时候，被灌输了一种有朝一日我们能解放全世界劳苦大众的梦想。 我们在这种打了鸡血般的激情中成长着，长大后或多或少都会有点神经质似的狂妄自大，总以为我们自己战无不胜而别人则不堪一击。 我年轻时曾经为实现这个梦想，不知天高地厚的奋斗过，所以我那时特别有革命精神。总觉得来场革命，什么问题都能解决。然而现实是无情的，自己温饱问题都很难解决，解放全世界劳苦大众谈何容易。 年轻人都有股自己意识不到的傻气，只是有的人冒出来的傻气多点，有的人冒出来的傻气少点。我是个笨拙的人，所以年轻时傻里傻气的，天天说傻话，干傻事。 傻话说多了，傻事干多了，就连自己都会觉得自己活得像个笑话。人一旦意识到自己活得像个笑话，也就开始觉醒了。 当我意识到自己活得像个笑话时，我就开始反思为什么自己会这样。想来想去，我才明白自己从小被人灌输的梦想是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我现在有点过敏，一看到我儿子有这种傻里傻气的苗头，就赶紧给他泼冷水，不想让他被人煽动得跟个傻瓜似的。 活到四十多岁我才明白天地间的这个我是多么的渺小，我所从事的事业也微不足道，但这真实无比的微不足道的小事业才是我真正应该做好的。 这个小小的我，只要有耐心把我的微不足道的事业做好，也就不算虚度此生，用不着整天想着拯救全世界人民。 历史常识告诉我，绝大多数的革命都事与愿违。革命思想大多是单细胞思想，而现实世界是复杂的万花筒。那些马上得天下的革命家治天下的能力基本上都一塌糊涂，清洗政敌的手段倒是一流。 所以如今我只想过一种平凡的生活，干点务实的事业，说点靠谱的话，品味着朴实的幸福。我想在郊区租一块小菜地，种点蔬菜，供一家人吃，同时消耗一下自己过剩的精力——像我这种中思想之毒太深的人，不消耗掉过剩精力的话，脑子里的那种拯救天下劳苦大众的思想时不时的还会死灰复燃。…

疫情汹涌，舆论沸腾，世界各国政客们甩锅的甩锅，说谎的说谎，自吹自擂的自吹自擂，新闻看得令人作呕。作为一个小老百姓对这一切无可奈何——我们空有不满之心，但是却又几乎什么都改变不了。我们只是这个时代里一个个渺小的众生，对这个世界的影响微不足道。 疫情和经济衰退给我个人带来的最大的好处是我终于有了更多的属于自己的空闲时间。为了远离令人生厌的政治新闻，我关了电视，也不怎么上网，经常骑着车往山里跑。 我住在离北京西山不远的地方，我家离海淀的香山、石景山的八大处和门头沟的群山都不远，无论是骑自行车还是骑电动车到这些地方都很方便。现在我的工作量较之前减少了差不多一半，一周能往山里跑两三次。 我以前特别想闲下来过过山民的生活，只是总没有那么多的时间，现在终于可以静下心来细细的品味这天高云淡的人生了。山外的是是非非离我越来越远，山里的清凉世界让我的心也安宁了许多。 我经常一个人骑行进某座山里，饱览一顿美景后，对着群山发发呆或看看书，甚为惬意。唯一的遗憾是少了个游伴，不像苏轼和张怀民一起夜游承天寺时，还能发出“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的感慨。 苏轼是个豁达的人，他笔下的生活令人神往。中国古代的文人墨客大多和苏轼一样喜欢寄情于山水，所以他们的田园诗写得很好，山水画也画得很好，这算是老天给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们的一种精神补偿。 几千年来，由于封建政府对知识分子的控制和打压，中国知识分子们活得很憋屈。大家空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为往圣继绝学”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宏大誓愿，却一个个受制于体制，很难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大多被迫无奈的成了体制内俯首听命的乖宝宝。偶尔有个把从体制内逃出来的文人——像嵇康和李贽这样桀骜不驯的风流才子，却也因为意识形态问题触怒了当权派而死于非命。真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要想逃脱皇帝和权臣们的监视，还真不容易。古代知识分子们命苦如此，若再不寄情山水，简直就了无生趣。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们阿Q式的自我安慰，隐遁山林的知识分子大多是一些不得志或不能适应体制内生活的人，皮里阳秋的庄子和“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渊明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倘若他们能够生活在一个可以“独立思考，自由表达”的社会里，不用“低眉折腰事权贵”，他们真的会选择隐遁山林吗？我个人是持怀疑态度的。 政治压迫也并非一无是处，受了政治压迫的中国先哲们在人文哲学上收获颇丰。中国先哲们对生命的终极思考充满了智慧，这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闪光的地方。中国哲人对人生和世界看得很通透，对生死很达观，达到了“物我无别，生死一如”的境界。中国人对境界的追求情有独钟，这是西方人难以理解的，在他们看来这种追求虚无缥缈，是属于神秘主义的。但是中国人知道，境界不同的人的生活质量是有天壤之别的。 陶渊明用“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不复独多虑“这样的诗句来表达自己对生死坦然的态度。这种态度很有代表性，从孔子以降，中国多数知识分子都是无神论者，中国哲人是无需借助宗教的力量来帮助自己战胜对死亡的恐惧的。因为他们对死亡根本就不恐惧，他们像庄子一样达观，视死亡为回归到大自然这个终极的家。…

送儿子上学的路上，我对儿子说，爸爸很抱歉，多年来和这社会上的大多数人一样懦弱和自私，对社会上的种种不公作壁上观，对社会制度的改进毫无建树，所以没能给他们这代人创造一个美好的社会环境，以至于让他们最宝贵的青春年华在惶恐不安中度过。 我鼓励他将来寻找一片他自己愿意去那里生活的乐土，我的职责是为他提供他需要的成长条件，哪里有他想要的幸福，哪里就是他的家乡。他是新时代的地球人，不是民族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要有开阔的心胸和眼界。 我是他的父亲，我坚决的保护他不被任何人和机构洗脑，不让他成为没有独立灵魂的工具。我保护他的方法就是培养他的独立思考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我要把他培养成一个既有自己灵魂又有生存智慧的人，有勇气也有谋略，而非一个很容易被人蛊惑的缺乏思考能力的人。 我希望他长大后能生活在一个大同世界里。 我对未来保持乐观的态度，我相信这世界会向着更美好的方向发展，我们今天还很不满意的世界会在不远的将来发生很大的改变——但这需要我们努力去推进社会的发展。 我们生活在一个伟大的时代，人类在历史上从未像现在这样的通过技术实现互联，技术的日新月异会让信息在这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人中自由流通。我们有自己的鉴别能力，任何人试图用谎言来欺骗我们都会是徒劳，我们会用自己的智慧去开创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未来的世界将不同于过去和现在的任何一种社会，人类的智慧和勇气会帮助我们战胜种种困难，我们终将生活在一个自由平等的社会里，不再会因为有些人的贪得无厌而不得不忍受不公和恐惧，也不再会因为愚昧和无知而充满暴力和偏见。 我们要好好的活着去享受这样的未来，我们也要努力而智慧的奋斗去创造这样的未来。人类从蛮荒时代走到今天，我们这个族群的生存史是一部艰苦卓绝的奋斗史。在这条奋斗的道路上，我们还没有取得最后的成功，还需要一代代人继续前赴后继的努力。 我相信这一天并不遥远，也许在我有生之年我是能够看到世界进入大同状态的。到那时我们的社会大众会有共同的价值观，并自愿而非被迫的在这种共同的价值观的指导下和谐相处。 我不会与这个社会上的不公合作，也不会向任何不义的力量屈服，终我一生，我都会对外发声。也许我不会激烈到要去抛头颅洒热血的牺牲自己，但是我不会对不公平的现象坐视不管，任由那些靠侵犯其他人的利益生存的人继续猖狂。…

上午我送孩子去上学，送完孩子后就想出去走走，于是骑着电动车往西山方向去了，乱转了一大圈后到了西山森林公园。由于防疫的需要，进公园要出示健康码和测体温，手续太繁琐，我就没有进去。我顺着公园外的一条无人的山道往上走，走着走着，无意间走进了西山骨灰林。 四野茫茫，风声猎猎，蓝天白云下，极目所望，皆无人烟。我站在西山骨灰林门口，心中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异样感。 人活着时有千万种想法，死去只有一把骨灰，埋在土里，做了山中植物的营养，成为草木的一部分，日夜与这蓝天白云和繁星明月为伴。是生而为人，尽享七情六欲好呢？还是化为泥土，守着这片山林好？还真不好说。 世人多贪恋生畏惧死，又太执着于“众生相”，总觉得“人”才是最好的存在方式，不能接受自己转换为另一种形式存在。所以一般人到骨灰林这种地方，心中多少有些发毛。但生亦何欢？死亦何苦？一具臭皮囊，终究要回归太虚。若能参透生死，无物我之区别，视生死为如一，顺其自然而生，顺其自然而死，又何足忧喜？ 记得我母亲将要离世时，我小姨哭着问我：“外甥呀，这要怎么办才好啊？”那时我竟能平静的安慰她：“人死之前不知自己什么时候死，人死之后已经没有知觉，不知道自己死了，难过的只有一瞬间，不要太看重那一瞬间。活着的时候好好活，死了也就一了百了。” 虽然母亲去世后我也悲痛欲绝了一段时间，但是在她即将离开人世而我又知道医学对她无能为力时，我和母亲的心态都坦然了。 我是个无神论者，但是我的母亲是有神论者。我对生死的分野看得不是很重，能平静的接受死亡。而我母亲则因为宗教信仰的缘故，确信自己死后还可投胎，可以和她深爱的家人们再相逢，也没有恐惧和悲伤。所以站在人道主义立场上，不管信仰的是什么，只要对人的身心有益，都是好事。 我父亲与我和我母亲都不同，他是一个夹杂在无神论和有神论之间的疑神论者。有时他相信有鬼神，有时又不相信。他既不像我完全的不相信，也不像我母亲完全地相信。但他对传统的丧葬仪式有他的执念，如果死后没有一具棺材，他会觉得少了点什么。所以他这几年心心念念的就是想为自己备下一具棺材。 最近父亲回老家，回家之前总是念叨着他自己的棺材还没准备好。等他回家隔离了十四天后我们通电话时，我对父亲说，有空时去镇上的店里看看棺材，选一具符合自己心意的，让人送上门来，把这个心愿实现了，免得下次再出门时老惦记着这件事。然后父子俩讨论了棺材的价格，父亲和我的意思都是生前厚养，死后薄葬，棺材不必买太好的，够用就行。如果不是老家有需要棺材的传统，我大概是连棺材都不会给父亲买的。 并非我不爱我父母，他们在世时我都尽心尽力的去让他们活得开心一些，生活质量好一些。但是大限到了时，人力是挡不住的。再说人去世只不过是换了一种形式存在于天地间而已，人死后家人所做的一切都微不足道。顺其自然，适度的悲伤是不可避免的，我只做这不可避免之事，其余皆属不必要之累赘，省之可也。…

前段时间人心惶惶时，我收到了一份礼物——我的一个相交多年的患者给我送了一个“空灵鼓”，鼓上还刻了我的名字。 这是一种新乐器，声音空灵悦耳，很好听。疫情汹涌，她希望这个空灵鼓能给我带来一些欢乐。我很喜欢这个乐器，虽然没有耐心去认真学习，但是空灵鼓有个好处，闲下来时随便敲敲也能清心除烦。 几年前这个患者是个对西医很恐惧的中医粉，患了乳腺癌后，听信刮痧可以治疗乳腺癌，坚持了很久，但是肿瘤越刮越大。 我们相识后，我跟她做了很长时间的思想工作，让她放下对西医的偏见，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来治疗她的乳腺癌，不要排斥手术和化疗，因为她的肿瘤在我看来还是有手术机会的。 我的思想工作做得还不错，她改变了自己的想法，接受了我提出的方案，治疗效果令人鼓舞。之后即便是在西医治疗期间，她也会经常征求我的意见。这份信赖令我很感动，加上彼此年龄相差不大，有很多共同语言，我们日常交谈很轻松也很投缘，我有时有些图片需要处理作也会找她帮帮忙。相处几年，我们的关系就像老朋友一样。 所以这次疫情期间，她送给我这么一个消愁解闷的乐器，之前她也曾送给我一些别的礼物，我都用等值的药品回赠她。在与朋友相处时，我更喜欢给予，不喜欢受惠。当然这也是一个毛病，彼此相处得来的朋友赠送礼物，如果老是不乐意接受，也会让人不愉快。因为很多人都以给予为乐。 患难见真情，在这样困难的时期，彼此之间的关心爱护很能温暖人心。这段时间不止她一个人给予我这样的关心，总有患者担心我在疫情的冲击下撑不下去，在给我付费时主动多给一点。而我想得更多的是少收他们一点或不收费，因为和他们相比，我的压力小多了。 前两天我老家的一个长辈联系我，主动问我生活上有没有困难，如果需要他帮助就告诉他，他可以给我帮助。我忙不迭的说不存在任何困难，我生活上确实也不存在困难，即便是存在，我也从未想过去啃老。论辈分他是我师叔，我也一直把他当叔父，应该是我孝敬他而不是他帮助我。 上次我写了篇文章说今年我可能也会做些调整后，文章刚发便被我的一个多年老友看到，他马上就给我打电话，他同样担心这疫情会影响到我。 我其实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我更希望的是自己能在这种时候帮助别人，但令我想不到的是很多人向我伸出了援助之手。…

昨日花开满树红，今朝花落万枝空。滋荣实藉三春秀，变化虚随一夜风。物外光阴元自得，人间生灭有谁穷。百年大小荣枯事，过眼浑如一梦中。——丘处机《落花》写这首诗的丘处机道长是中国道教全真派的一位著名的思想家，在金庸的武侠小说中丘处机道长是一位武艺高强、侠肝义胆的武林高人。现实中的丘处机道长并非武学高手，但是却因为修为很高，受到了南宋、金朝、蒙古帝国统治者以及广大人民群众共同的敬重。丘处机道长74岁高龄时，为了拯救天下苍生，跋涉35000里，远赴西域劝说成吉思汗下达“止杀令”，结束了旷日持久的战争。当时正处在战乱频仍、瘟疫流行的乱世，连年的战乱和瘟疫导致人口锐减、十室九空，普通老百姓的生命很脆弱。丘处机所见所闻，比我们今天的所见所闻还要悲惨，所以他内心深处的感受想必是既无奈又悲凉的。作为一个著名的道教思想家，丘处机道长对生死看得很透，对世事无常也有深切的感悟。所以他的这首《落花》与佛家对世事无常的感叹颇有相似之处，丘处机道长对当时金国、蒙古和南宋之间的战争厌倦透顶。但是他的恻隐之心让他无法对生灵涂炭的现状熟视无睹，所以他不远万里的奔赴西域，去做成吉思汗的思想工作，既为缓解军队中的瘟疫出谋划策，也力劝成吉思汗体察上天的好生之德，不再屠戮苍生。“百年大小荣枯事，过眼浑如一梦中”，对成吉思汗和南宋的皇帝来说，帝位和权力很重要。但是对一个出世间的道士来说，这些都如过眼烟云一般的微不足道，真正重要的是天下百姓的生命。在金庸的小说中，丘处机是一个民族英雄，痛恨金人。但在真实的历史中，丘处机并不是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他对天下苍生一视同仁。他不希望南宋百姓死亡，也不希望蒙古战士死亡。丘处机努力以其医术救人的同时，也以其个人的道德感召力和思想魅力，说服当时最强悍的统治者放下屠刀。新冠肺炎发展到今天，已经是危及全人类的巨大危机，这是二战结束后人类面临的最大的一次世界危机，其影响绝不逊色于两次世界大战。到我写作这篇文章时，因为新冠肺炎而死亡的人数已经破万，最终死亡的数字肯定远远不止于此。不管死的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罹难的其实都是我们的同类和同胞。一个国家接着一个国家的沦陷，惨不忍睹的伤亡，这些对大多数人的冲击都很大。我相信普通老百姓中没有那么多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更多的是充满了恻隐之心的善良之人。不过打开我国的一些新闻app，在新闻评论区，我看到最多的是对其他国家沦陷的叫好声。这些叫好声的背后，是一个个心怀仇恨的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可悲的是，这些狭隘的民族主义者的认识水平很有限。他们不明白瘟疫不长眼睛，如果其他国家最终无法控制住疫情的话，瘟疫会像海啸般的倒灌中国。全球若有超过一亿人感染新冠肺炎，中国根本就无力阻挡疫情的倒灌。发展到那么严重，中国再次沦陷不可避免。今天幸灾乐祸者，来日会死不瞑目。欧美国家股市的狂跌对我们也不是好事，这意味着我国的经济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中国作为世界工厂，海外市场萎缩，我们的很多国民都要失业。不止中国网民如此。全球各国人民中都不乏心胸狭隘的民族主义者，有些政府首脑和外交官们也在发出鼓噪声，制造民族对立和仇恨情绪，转移视线。他们以邻为壑，互相攻讦和伤害，甚至罔顾人道主义精神，挥舞制裁的大棒，在最需要同舟共济的时候，表现出的却是最狂热和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精神。我为死难者伤怀的同时，也为我们人类陷入互相仇恨和对立的状态而难过。大疫临头，这么多人的死难仍然无法让人类化干戈为玉帛，同舟共济。试问，全球化时代谁能在瘟疫中独善其身？我们这个时代也没有一个像丘处机道长这样的德高望重的长者能够站出来化解各国之间的矛盾，制止人类的自相残杀。病毒在人类的混乱无序中趁虚而入，杀人如草不闻声。瘟疫造访千门万户，虽然暂时还没有达到曹植笔下的“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的状态，但是若继续发展下去，是有可能每家每户都会有人死亡的。一百年后，我们的后代如何看待我们今天的这种狂热和偏执？如何来评价我们今天各个国家的政治人物的一举一动？我们自己看得很重的“百年大小荣枯事”，在他们眼中也许只能用荒唐和可悲来形容。武汉的长春观是丘处机道长的道场之一，观名就是以丘处机的号“长春”为名的。刚刚结束不久的世界军人运动会是在武汉召开的，而这次疫情最初的爆发地也是在武汉。军运会快结束时，我正在武汉，也正好去了长春观。还写了一篇《长春观访道医不遇》的文章，发布在我的公众号里。那天，在武汉的某位大领导也正好在长春观方丈室里与方丈攀谈。我衷心的希望全球各国的政治领袖和老百姓能在长春真人丘处机的精神感召下冰释前嫌，共同抗疫——眼下，新冠肺炎病毒是全人类共同的敌人。如果我们四分五裂，最后败在病毒的手中，全球直接和间接死难者将会是一个极其恐怖的数字，而且会不会因此而发生战争还很难说。难道我们真的愿意看到这样悲惨的结局？真的愿意我们的亲人甚至我们自己也死于这场瘟疫之中？放下仇恨，共同抗疫，再不能拖延了，不要错过最后的遏制瘟疫的机会。丧钟会为我们每一个人而鸣。

孩妈这个月的工资下调了，公积金也迟迟没有发，我的收入也下降了一半以上，我们还有欠款和房贷要还，所已经济上也开始拮据了。新冠肺炎对普通家庭的影响，正在日渐显现。 但是我们不是最惨的，还有大量的失业的人，他们的日子更难过。 我在把家中各种以前买了后都不怎么用的家伙什都找出来，把本来准备扔掉的物件也都留下来，物尽其用，不再像去年一样的随心所欲的购物和买书。 弘一法师跟随印光法师学佛时，印光法师一言一行都足以为人师表。弘一法师对印光法师的节俭印象深刻，尤其是印光法师说的：“要惜福啊！”，更是令弘一法师感动。弘一法师出家后一粒米都不会浪费，毛巾和牙刷都是用到旧得不能再旧了仍然在用，一床被子补了又补。 我小时候过的生活也很节俭，一是因为家里穷，二是因为我祖母创导的家风就是节俭。我祖母是像印光法师和弘一法师那样惜福的人，一粥一饭都会很珍惜，从不肯浪费。 我不提倡像我祖母那样的基本不消费，在有能力的时候，还是应该消费。消费可以给其他人创造就业机会，为其他人解决养家糊口的问题，所以消费不是在挥霍，而是在积德。 但是如果我们确实没有能力再像过去一样消费，就要学会节俭着过日子，度过眼前的难关。世界经济萎缩已经是现实，萎缩多久还不好说。我比较关心的是我的亲朋好友中有哪家揭不开锅了，如果有人揭不开锅了我就会考虑把我的粮食分给他们一些。 周济亲朋好友就不只是个惜福的问题，而是还有惜缘的成分在。我比较喜欢独处，正常情况下不喜欢去打扰自己的亲友。更不喜欢去揩油蹭光，因为趋炎附势的巴结是一种我很讨厌的攀缘行为。但是在大灾大难时救济亲友就很有必要，灾难前救人一把是惜缘而非攀缘。 从社会学的角度上来说，人都不会是完全孤立的动物，即便是我这样喜欢独处的人，也绝不是孤立的。如果我真的没有任何亲朋好友的话，我的精神世界也会坍塌。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温情，需要爱，需要亲友的支撑。 有能力者周济亲朋好友是最有效的社会救济手段，各种机构赈灾都不可避免的存在效率和公正问题，但是赈济亲友却能避免这些问题。…